如果社会抚养比提高，劳动力的比例下降，代际支付的平衡就会被打破。

日本社会常常有“全民晚年总崩溃即将爆发”的担忧。

比如，日本社会工作者藤田孝典提出了一个极有洞察力的概念——“下游老人”。藤田孝典根据自己帮扶老人的工作经验，将三个“没有”作为衡量“下游”的指标：收入少到“没有”，“没有”充足的储蓄，“没有”可以依靠的人。

其中一些案例对我们今天中国的年轻人很有参考价值，因为，一些老人的“下游”更大程度上是他自己年轻时的决策失误造成的。比如，山口先生。

退休之前，山口先生在建筑公司做业务员，收入尚可，退休前年收入有5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31万元），工资之外还有奖金收入。山口先生终身未婚，没有养育小孩，所以他退休的时候留下了一笔还算可观的积蓄，大概有3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85万元）。

在山口先生看来，他将会有一个还过得去的晚年。但现实也有残酷一面，山口先生退休之后经历了两次心肌梗死，需要长期住院治疗，积蓄也飞速耗尽。

这很令人奇怪，因为日本有高额的医疗补助。当藤田孝典向山口先生提出这一疑惑后，山口先生回答说，当时哪里知道有这个制度呢？

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山口先生还没有参加养老保险。山口先生所在的公司没有参加厚生养老金制度，没有为员工缴纳养老金，对此，山口先生在工作时一直没有在意，毕竟工资收入也还比较丰裕，又是自己一个人生活，觉得参不参加都无所谓。不过，按照日本的规定，这种情况下，山口先生是领取不到厚生养老金的，只能领取到一点微薄的生活保障金。

悲剧的背后，成因令人深思。

针对藤田孝典在《下游老人》中为日本人提出的三个指标，我们也可以对应地提出三个问题：

为什么下游老人退休后没有收入？

为什么没有储蓄？

为什么没有亲人？

首先，为什么“下游老人”退休之后没有收入？

并不是一点收入都没有，而是微薄的退休收入与物价水平不匹配。

最简单粗暴的回答就是，要么是这些老人没有缴养老保险，要么是退休时没有投资，无法获取收益，要么就是年轻时没有积攒一些版权、专利之类的被动收入（请参考本书第二章提到的马旭的案例）。

2018年10月17日，日本东京涩谷区的一家药妆店内，一位老年工作者正在为顾客服务

但是这种回答显然无法让我们满意，我们应当思考的是：为什么“下游老人”会在日本社会普遍存在？为什么退休后收支不抵的退休老人越来越多？

其实，这是一道算术题。

1970年，日本进入老龄化社会，65岁以上的老人占比7.1%，略微超过了7%的老龄化标准线。当时的社会抚养比是0.43，也就是说，退休人口与劳动人口之比为0.43，换种说法，就是当时约2.5个的劳动力供养1个老人；到了2015年，抚养比成了0.63，即约1.5个的劳动力人口供养1个老人。

为什么老年人退休金发得越来越多，但是能购买到的服务和商品的质量越来越差？这就是原因所在。本质上，老人使用退休金购买商品和服务，只是把年轻时的储蓄积累起来，年老的时候取出，钱只是一种介质而已。这被称为“代际支付”。

如果社会抚养比提高，劳动力的比例下降，那么代际支付的平衡将会被打破。为老人提供商品和服务的是劳动人口，养老金只是表象。

其次，为什么没有储蓄？(www.daowen.com)

关于这一点，最被人经常提及的是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碎。

众所周知，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期，经历了泡沫经济时代。四五年中，大量投机性活动涌现，制造了虚假繁荣。

这种繁荣夸张到什么程度呢？有人狂妄地喊出了“东京的房产能买下整个美国”。

泡沫终归无法持久。1990年，日本发生大股灾，股市崩盘。与此同时，日元套利空间缩小，资本外逃，不动产市场塌陷，房价一泻千里。富士银行、东海银行等因为应对不良负债而大规模造假，被曝光后，日本银行业发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多家大银行相继倒闭。经济泡沫影响了日本整整一代人。许多人的投资化作泡影，余生都在偿还当时的债务。而这一部分老人现在已经步入退休年龄，这也是为何近几年日本所谓“下游老人”或“破产老人”被频繁提起的原因。

最后，为什么没有亲人？

在日本，有很多孤独的老人。《下游老人》这本书中列举的四个老人都是没有子女、没有伴侣的。

这种情况有一定的时代背景。在日本社会中，如果男人破产的话，可以通过离婚的方式为自己的妻子和子女保全财产。日本因为传统观念，当面对破产绝境时，或主动或被动，许多人都会做出离婚的决定。1991年日本经济泡沫破碎后，离婚率是正常水平的2.5倍。而30年前离婚的这一拨人如今也开始步入老年，形单影只，沦为“下游老人”。

抛开日本经济泡沫不谈，日本选择不婚不育的人也越来越多。不仅是日本，在整个东亚文化圈内，包括韩国、中国，晚年独居的社会趋势非常明显，传统的大家庭聚居正被小家庭散居所取代，小家庭中也出现了丁克家庭、单身家庭等变种，这是经济结构灵活调配人力资源、个体意识增强带来的必然结果，而小家庭的大量涌现也很可能带来大量的“下游老人”。

没有收入、没有储蓄、没有亲人的“下游老人”对日本社会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

在传统的亚洲农业社会，老人往往受人尊敬与爱护，这不仅因为老人是经验与知识的持有者，更因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对社会和家庭都做出了贡献。这种尊敬奠定了社会道德的基础：年轻人只有看到了老年之后的自己会受到尊敬、得到保障，才会在年轻的时候奉献自己。

如果老年人沦为被人嫌弃的“大件家具”，那么年轻人可能会为了应对这种风险而变得自利，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就此崩塌。

这种“自利”并非贬义词，而是人在特定条件下做出的最优选择。当许多年轻人见识到了“下游老人”的下场之后，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会在一些行为上做出改变。比如年轻人会为了积蓄而克制自己的消费，进而造成社会消费的低迷、经济发展的停滞，由此进入一种恶性循环；再比如，年轻人为了保障老年的生活，可能会考虑不生小孩，以避免在子女养育上的大量开支。

这种自利行为与老龄化之间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整个社会也可能因此而滑向深渊。已经在日本出现的“孤独死”现象，就是这个黑暗深渊的入口。

这种负面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对年青一代的压力。藤田孝典的另一本书《贫困世代》则关注了年轻人。

这本书开篇就提出：日本年轻人的处境越来越糟糕，简直就是如同监狱囚徒一样，基本看不到明天的路。“能存钱就不错了。根本不知道自己退休时能否领到退休金，未来也是一片愁云惨雾，因此不得不过着禁欲的生活。”

日本著名企业家稻盛和夫曾经说：“为获得真正的成功，必须首先全心投入自己的工作。”这种态度曾经鼓舞了无数日本职场奋斗者，但是，今天日本的一些年轻人已经不大接受这一套了。

在东京，一般住宅的租金已经超过一批租客收入的2/3，年轻人往往处于“为房东打工”的境地，很难存得下钱。中国有“三和大神”，日本则有“网咖难民”，即流连于通宵网吧的年轻人。更多的年轻人不得不继续与家人居住，在自立的路上不断经历挫败。因为无法独立生活，婚姻也就变得很困难，这不仅造成了日本“少子化”的现实，更促成了“宅文化”的丰厚土壤和一代人的禁欲主义。

为了解决养老问题，日本政府在财政上做了许多努力。但不管是哪种途径，都需要巨大的成本。资金从哪里来？最终还是要落在劳动人口上。于是税收增加、通胀水平提高都是可以预见的事情。当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悲观情绪就会在年轻群体中蔓延，“逃避虽可耻但有用”，于是许多年轻人选择了逃避。一些网络社区把那些整天宅在家里、不愿意社交和婚恋、缺乏事业心和奋斗欲望的年轻人称为“草食族”，而那些每天背负着沉重工作压力的人则经常自嘲为“社畜”。这类网络用语的流行也反映出日本年青一代的生存和心理状态。

2015年8月，一名32岁的无业男子手持菜刀冲入爱知县的一家便利店，劫持了一个店员。5个小时的对峙后，警察制服了嫌犯。为什么要“干这样一票大的”？这男子的答案是：“对自己的人生感到绝望，才打算做些大事。”

一个被网络时代的无数信息堆积出来的年轻人，他口中的“大事”，竟然只是去抢劫他家附近的便利店。藤田孝典也正是被这样一则新闻触动，才写作了《贫困世代》。

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的统计数据，从1985年开始，日本未婚率逐年升高。在1985年时，男性和女性50岁未婚率只有4%左右，到了2015年，男性50岁未婚率飙升到了23.4%，女性则达到了14.1%。日本知名调查公司博报堂株式会社推测，到2035年时，日本15岁以上的人口中有一半或将是单身者。而单身又是形成“下游老人”群体的重要因素。

我们常说老龄化是一头灰犀牛，但其实，青年困境也是一头灰犀牛。而这两者，又是那么地紧密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