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得到“长寿”这样一个前所未见的命运馈赠时，各个国家似乎并没有获得它的使用说明书。

“泡沫经济”时代之后，日本的年轻人就生活在高压之下。1989年时，日本的消费税税率还是3%，在2014年税率增加到8%。2015年日本政府又开始筹划涨税，声称要将消费税税率涨到10%，这一政策最终在2019年落实。时任安倍政府表示，这笔资金一方面要用来帮助低龄老年人就业，另一方面要用来支付养老金、医疗、看护费用和补贴。

我们可以将这个现象理解为老龄化背景下典型的代际财富转移——政府通过增加税收、延迟退休等方式吸纳了更多税收，减少了养老金开支的受益人数，从年轻人和一部分无法退休的“低龄老年人”那里拿走一部分钱，最后把这些钱支付给全社会年纪最大的一批人。

这些年，中国的网络上也出现了一些似是而非的“新税种”传言，其中影影绰绰的“游戏税”“电商税”“单身税”，让很多依赖网络社区的年轻人纷纷表示“躺枪”。

随着老年人在世界人口中的比例越来越高，每个年轻人的赡养压力将越来越大。

在日本，出现了一些异常现象，比如，“仇老”“憎老”情绪的出现。2016年，日本神奈川县川崎市的一位年轻护工将70岁的老人从4楼丢下；横滨的一位护士在老年人输液袋中加入消毒剂，承认用这种手段谋杀了20人。

这是多么令人难过的故事。

在得到“长寿”这样一个前所未见的命运馈赠时，各个国家似乎都没有获得与它匹配的使用说明书。

麻省理工学院年龄实验室创始人约瑟夫·F.科佛林曾预测说，单单美国一地，50岁以上的消费者掌控着83%的财富，未来数十年间，这群人将留下令人咋舌的财富给继承人，这将是史上规模最为庞大的财富转移。

与税收带来的年轻人的财富流向老年人不同，老年人的财富通过遗产又转移给了年轻人。

仓廪实而知礼节。经济快速发展、资源富足时，人们更倾向于做出文明友善的决定。而资源短缺，需要竞争时，一些人就会激发生存本能，变得更为功利自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充满了疏离与冷漠。比如，日本电影《楢山节考》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贫困的山村有这样一个习俗：老人一到70岁，就要被子女背到山中等死，名义是供奉山神。

我们不仅将目睹史上规模最为庞大、最为波澜壮阔的财富转移，也将目睹那些在夹缝中的“老龄”问题。

生活的真相，每每就在这两者之间。

“老龄化并不代表社会老化，反而是经济进步发达的表现。”在2018年10月底召开的第四届“银色经济”论坛中，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成员杨燕绥如是说，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结束后，伴随老龄化而来的将是以智能、健康产业为新经济增长点的“银色经济”。

杨燕绥说，中国有“两个红利”。第一个是针对工作一代的劳动人口红利。需要年轻人有好的身体和好的知识结构，提高人力资本，用科技推动经济。第二个红利是针对养老一代的老龄人口红利。老年人口越来越多，他们的消费就越来越重要，因此要提高老年人的购买力，用老人的消费拉动经济，为年轻人不断提高的人力资本买单。

“两个红利”和我国台湾地区此前提出的“银光经济”理念不谋而合。

2016年，在台北荣民总医院与《联合报》共同举办的论坛中首次提出“银光经济”的概念。在2018年10月出版的《银光经济》一书中，台北荣总高龄医学中心主任、阳明大学教授陈亮恭认为，“银光经济”有三重意义：

一是创造社会永续发展的动能，未来必须靠经济动力来推动，而非将服务公共化；

二是促进世代和谐，年轻世代必须花更多时间去理解长辈，才能做到生意，因而更能与长辈沟通；

三是促进实质的财富转移，让世代间的财富通过两相情愿的经济活动发生转移，避免造成剥夺感。

无论是海峡两岸，还是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都有人乐观地看到银色经济中的金色未来。

当然，看事情要看两面。

从反面看，如果65岁以上的老人占到14%，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其结果是2～3个劳动人口负责供养1个老人。一旦税费超过10%，年轻人的生活就要做减法。减什么呢？日常开支、养孩子、买房是年轻人工资的三个主要出处，一旦压力过大，日常开支和买房不容易减，养孩子的动机和能力就越来越弱。

如果以上推测成真，这将造成很大的社会问题。

中国面临的挑战太大了——未富先老，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老年人被要求开启“高消费模式”，一旦老年人选择拒绝消费，压力就将落在年轻人身上。

这会导致什么结果呢？

不妨看看日本的前车之鉴。日本80后被称为“厌消费世代”，顾名思义，就是拒绝消费的一代人。2015年，经济评论家大前研一出版了《低欲望社会》一书，描述了这代人的消费观——低欲望、低消费、失去上进心，与这几年在中国大陆流行的“佛系”“断舍离”“丧文化”等生活方式遥相呼应。从本质上说，它们都出于一种对未来不安和焦虑的心态，而这种焦虑与老龄化带来的经济压力有关。这本书的中译本的副书名便是“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危机与破解之道”。

2007年，东京电视台的记者久米宏和摄影师梅佳代曾走上东京街头，采访年轻人的消费观。结果，“不买车”“不喝酒”“不去外国旅游”是大家最普遍的回答。而就在20年前，夏天去海边冲浪、冬天去滑雪泡温泉是日本人最流行的生活方式。(www.daowen.com)

人们的消费观念一旦变得保守，最先受到冲击的是零售业。研究这一问题的首都经贸大学陈立平教授在山西财经大学演讲时指出，老龄化和少子化令日本零售业产生了快速分化。2010年，日本超级老龄社会来临后，日本百货店的销售额下降了27.9%，大型超市下降了20.1%，家居中心下降了28.9%，零售业整体销售额下降了20%。2016年，日本全国百货商场销售额首次在36年里跌破6兆日元（约3700亿人民币），传统百货店、大卖场不得不在海外市场寻找出路。

在中国，老龄化问题已经在一些地区显露。

比如东北三省。2017年，各省60岁以上人口占比为：辽宁省22.85%，吉林省19.33%，黑龙江省18%。2015年，三个省份的生育率分别是：辽宁省0.74%，吉林省0.76%，黑龙江省0.75%（同年，以低生育率闻名的另外两个东亚国家韩国和日本的生育率分别为1.24%、1.46%）。再看看这里的经济表现如何：2017年东三省GDP增速排名分别为倒数第四、五、六。全国工商联发布的《201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东北三省加起来一共只有9家，相比之下，浙江省上榜134家，江苏省上榜94家。2017年，黑龙江省人口净流出12.02万，辽宁省7万，吉林省16.33万。

东北三省承接了中国计划经济时代工业体系鼎盛时期的一批退休工人，这里的每一个成熟社区都在直面老龄化这头灰犀牛的横冲直撞。令人担忧的是，我们的认知体系并未随着现实的巨变而革新。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

但很奇怪，农村和城市都在说自己缺人。

在农村，“说村不是村，有院没有人，说地不是地，草有半人深”。留在农村的往往被戏称为“993861部队”：“99”是指老人、“38”是指妇女、“61”是指儿童。将来，谁为我们种地？

在城市，“用工荒”年复一年上演。比如，2018年7月，来自上海的媒体机构澎湃新闻报道说，浙江省义乌市的饶老板顶着酷暑在人力资源市场举牌，保底收入月薪4000元，半天过去了，一个工人也没有招到。市场外，一位招工人员怀中纸牌上写着：招夫妻工，月薪6000元。几个小时过去了，依然没有招到工人。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人才发展报告》说，2017年，我国高级技工缺口高达千万人。

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在2015年对上海民办养老机构做了调查，92%的民办养老机构面临找不到工人的问题。在湖南省邵阳市脑科医院，年龄最大的护工吕聘莲已经77岁，负责照顾和她同龄甚至比她还年轻的老人。年轻人不愿意做这样的工作。

2016年12月，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在首届国家发展论坛做出判断：自2012年以来，我国劳动适龄人口减少了1500万人，并且劳动人口每年都在减少。中国已经过了“刘易斯拐点”（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阿瑟·刘易斯提出，指劳动力从过剩状态转向短缺的转折点），进入劳动力短缺的状态。依据世界银行的报告，尽管中国全面放开二胎，到2040年中国的劳动力人口降幅依旧会超过10%，即减少9000万人。

《解放日报》曾针对“建筑工人老龄化”问题前往上海建工集团工地采访，以上海浦东机场卫星厅工程项目为例，4500位工人中，35岁以下的不足30%。建筑工人老去后，谁给我们盖房子呢？

医生群体也是如此。《柳叶刀》杂志在2017年公布了一项研究，依据2005～2015年的《中国卫生年鉴》分析，我国25～34岁医生从31.3%减至22.6%，而60岁以上的医生从2.5%增至11.6%。乡村医生50岁以上的为23%，30岁以下的年轻医生仅占7%。协和医科大学博士毕业后弃医从文、经商的冯唐，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和过去相比，小大夫更加穷困。小大夫熬到副教授，医院里同一科室的正教授还有40多人。一周轮不到一台手术，每次手术都是下午5点以后开始。”要知道，大部分医生的学历都是研究生或博士，老龄化时代，在医院这个论资排辈的地方，这些高智商、高学历年轻人的升职空间更小了。

医生老龄化会出现什么问题呢？首先是医生对疾病的治愈率可能会降低。2017年5月，英国医学杂志BMJ发表的一份研究显示，治疗同样程度的老年重症患者，60岁以上的医生与40岁以下的医生相比，患者入院30天内的死亡率要高12%。其次，患者的医疗开销也会增加。在英国，60岁以上医生所管理的病人的平均治疗开销比年轻医生高了7.1%。

可以预见，在医生老龄化的未来，看病可能更贵、风险更大，还更难排队。

虽然主要身份是携程网创始人，但梁建章先生似乎更偏爱于人口问题研究者的角色。他认为，老龄化的人口结构会让年轻人的创新能力受到限制。“这是一种阻塞效应，如果所有管理岗位都被50岁以上的人占据，企业在新技术投资方面往往倾向于做出保守决定。”在2019年1月出版的《人口创新力》一书中，梁建章又进一步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老龄化还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债务问题。

希腊在爆发债务危机前，一直以全欧洲福利最高的国家著称。希腊公务员的收入和福利丰厚，法定退休年龄也早，养老保障非常健全。然而，老龄化给了希腊致命一击。《国际金融研究》在2015年曾发表一篇名为《人口老龄化对政府债务风险的影响》的文章，当时希腊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了18.81%，公共养老金支出额占GDP的13.05%。

这个比例意味着什么？借用美国做个类比。美国一直以超高的军费开支著称，2018年美国军费预算接近7000亿美元，占GDP的4%。

2009年，希腊债务危机爆发，为了避免银行系统崩溃，6月底，希腊各大银行集体停业，民众只能从自动取款机中提取现金，每天限取60欧元（约415元人民币）。如果居民住在偏远小岛上，就必须坐两小时船，去附近的主岛取钱。与此同时，希腊掀起了一股疯狂购买奢侈品的风潮。48岁的希腊律师索菲亚害怕政府强制没收居民的存款，因此不断购买名牌手包，“这是踏踏实实的投资，是政府无法拿走的资产”。

一边节衣缩食，一边却抢购奢侈品，老龄化的黑色幽默让人唏嘘。

老龄化并不仅仅是老人的问题，更是一个关乎国家和社会未来的发展问题。“社会学之父”、法国著名哲学家孔德曾说：“人口是一个国家的命运。”

一个国家的人口结构不仅影响着该国的政治决策，还影响着这个国家不同年龄群体间的利益分配。从这个角度说，老龄化本质上是年轻人的问题。对我们每个人而言，了解老龄化、从老龄化的视角看世界，是一种前瞻性的思考方式。

人类从未像今天一样长寿。20世纪前，人类的平均寿命其实一直都不长。只是到了最近三五十年，因为科技的日益进步、物质的极大丰富和医疗卫生条件的不断改善，人类的平均寿命猛然提高到了70多岁。人类过往的所有社会制度，也都不是针对我们现在的平均寿命和人口结构来设定的。恐怕整个地球生态都没有预设过人类能拥有70年以上的平均寿命的可能性——肉体进化更为彻底的大型猫科动物，平均寿命也不过区区20年。

人类面临长寿的幸福，也面临长寿的危机，而社会制度要因此做出的变革压力之大，恐怕也是超出我们的想象。

老龄化并不是“我怎么养老”，而是涉及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会不会丢掉工作、每个月交多少税、生不生小孩、看病贵不贵、要不要存钱，等等。对于企业来说，老龄化就像是海面腾起的一波汹涌浪潮，企业该如何在海浪中调整航向，避免冲击？是否考虑增加生产线的机械化程度以解用工难题？是否考虑调整公司员工的年龄比例以保证创新实力？以及，如何抓住这一波历史性的财富机会？同样，一个优秀的城市管理者也许需要在各项财政支出面前寻找一个稳妥的平衡点，需要在政府债务和居民生活水平之间做出权衡。

尽管老龄化已是大势所趋，但我们并非对此束手无策。在本书中，我们将看到各国、各地在“人口老龄化高原”上努力摸索的身影，也能找到针对老年贫困问题的多种财务安排。如果把老龄化当作人类文明必须经历的一番“劫数”，那么，至少，当世界最终不可避免地老去时，我们已经开始为之做出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