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终这件事，那么难，那么简单。这个社会，远未对如何面对生命的终点达成共识，而且，年轻人没有老年人看得透彻。

一个周末，笔者访问了北京一家养老院，我挨个问老人们：您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得到的答案出乎意料，比如：

84岁的孟奶奶：

“现在我就想，有一天呐，我要漂漂亮亮地、高高兴兴地走，驾鹤远行！我这走的时候叫喜丧。我就要这么一个。我和金莲说了，有一天我真不行了，你抱着我，给我化上妆，美美的，你也笑，我也笑，多拍几张照片，给后代留着。我不喜欢哭哭咧咧的。”

88岁的罗大爷：

“我的愿望是三个原则：‘三睡、三饱、一了’。‘三睡’是早上吃完了睡好，中午吃完了睡好，晚上吃完了睡好；‘三饱’是早饭吃饱、午饭吃饱、晚饭吃饱；身体弄好了，最后得个疾病，一了，就好了。什么资历你都得死，你不死吗？我现在就不怕死，我怕躺在床上，本人受罪，大伙跟着受累，给国家浪费（资源）。就这三个原则，好好活着。”

孟奶奶

笔者人生中第一次走进养老院，一路上有点忐忑，猜想：这本是老人集中之地，和医院一样，感觉贴近死亡。在那里，大概会有很多哀伤吧？大概会有孤独吧？大概会很无力吧？

在生死问题上，中国有独特的文化传统。这个传统最典型地体现在《论语》中的这两句话，“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作为华夏文化精神坐标的确立者，孔子回避了死的问题，他说，生的事情都还没有安顿好呢，怎么知道死的事情呢？即便是祭祀，孔子也是“祭如在”。也就是说，就当鬼神是存在的那样去行礼，但却是一直远离的。

因为这个传统，中国人，未曾足够认真地面对死亡，活着的时候，觉得好像永远不会死。在社会的一般认知中，我们的前辈往往忌讳死亡这个话题，乃至字眼。

《红楼梦》“黛玉葬花”一节中，黛玉吟道：“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贾宝玉听了，恸倒在山坡上。黛玉葬花，宝玉恸倒，在这一刻，宝黛这两个年轻人忽然站在了死亡面前，也更加明了了对方的心。

这也是《红楼梦》为什么在中国文学中如此闪耀的原因——书中藏有对死亡的领悟。

当笔者直接和老人们交流，却完全是另一种感觉。

笔者去的养老院叫作北京千禾养老院。它谈不上知名，很普通，属于经济型养老机构，并非笔者后来探访过的那些高端型养老院。笔者选择这里，是因为联系便利。千禾养老院的CEO罗圣华原来是北京市委的干部，一直有饱满的公益热情，年近不惑辞职出来为老人服务，自有一番抱负和情怀。

千禾养老院在北京有六处分院，笔者按照距离最近原则，随机去了天通苑以北的平西府院。到门口一看，像一家经济型酒店。这是中午，很安静，门口有老人坐在轮椅上打盹儿，护工走得也很轻，没什么脚步声。墙上贴着最近的食谱。

孟奶奶曾经是一名女兵，罗大爷曾经是一位建筑师。两个老人都是主动谈到了死亡，而且，表情坦然，语气平和，是那种深思熟虑后的流露。对于老人如此出乎意料的答案，笔者毫无准备，用手机拍了两段视频，回来后还反复看。

他们那么朴实，那么通透，远胜于我们这些年轻人。显然，我们对养老院，对老人，对衰老和死亡，都有误解。

原来以为，活得久了，问题就来了。现在看来，反而是我们年轻人把问题想复杂了。

“为什么这样呢？难道死亡不是被忌讳的事情吗？”笔者问院长高金宝。他曾在昌平区民政局工作，和老人打交道的经验丰富，是位很有活力的年轻人。他说：“老人最怕的是什么？是不确定性，是未知。他们在养老院，看到大家是如何对待其他失能老人、失智老人的，细节都很熟悉，习惯了，所以，老人们知道自己最不济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知道没有意识的时候会怎样，身边人将怎样对待他。知道了，就安心多了。”(www.daowen.com)

从养老院回来，笔者看了一本书《最好的告别》，作者阿图·葛文德是一位医生，哈佛医学院教授，也是白宫最年轻的健康政策顾问。

他写了一段话，和大洋此岸的高金宝院长的答案恰有些类似：

“高龄老人告诉我，他们最害怕的并不是死亡，而是那之前的种种状况——丧失听力、记忆力，失去最好的朋友和固有的生活方式。”

笔者在养老院所看到的情况，可能恰好解决了这个问题。比如，访问孟奶奶的时候，她正和一位失能老人聊得不亦乐乎，84岁的她称96岁的他为“老祖宗”，说要向他学习。她重新构建了自己的朋友圈，大家形成了新的默契。

访问时，笔者会问一个问题：“多久回家一次？”大多数老人都认为我的问题并不正确，纠正说：“这里（养老院）就是家。”

他们迅速适应并改造了身边的环境。是啊，对于人而言，需要一个觉得是自己家的地方，就像鱼需要水一样。这里的老人刷新了笔者的认知：原来死亡并不是那么难以面对的事。在文明发达的今天，富有人生智慧的老人比年轻人拥有更从容的人生态度。

英国《经济学人》智库对全球80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调查后，发布了《2015年度死亡质量指数报告》，中国的排名并不靠前。

它在提示着我们，也许笔者在养老院所遇到的通达案例，并不普遍。

2017年，已经78岁的琼瑶女士，将丈夫平鑫涛生命最后一段时光分享了出来。其中包括写给儿女的信：“一、当我病危的时候，请不要把我送进加护病房，我不要任何管子和医疗器具来维持我的生命，更不要死在冰冷的加护病房里。二、所以，无论是气切、电击、插管、鼻胃管、导尿管……通通不要，让我走得清清爽爽。”

在《雪花飘落之前》新书发布会上，琼瑶说：“这本书就是他要我写的，告诉整个社会关于善终这件事。”书中记录了她与丈夫的子女如何就“要不要插鼻胃管维系生命”意见不合并最终妥协，以及与丈夫过往的美好点滴。

陈毅元帅的次子陈小鲁，晚年时组建“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努力推进“尊严死”，提倡尊重死亡的自然规律，给患者提供选择放弃过度治疗的可能。

2016年，陈小鲁的岳母去世，临终前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她当时就讲，你不要折腾我，我走的时候你别让我遭罪。”陈小鲁说。考虑到患者强烈的个人意愿，医院三次征询家属意见后，并没有采取常规的切开气管、使用呼吸机等抢救手段，而是采取缓和医疗，药物控制血压，控制疼痛，使患者平顺呼吸，最终平静离世。

其实大多数族群的文化都过不好临终这一关。

正如阿图·葛文德在《最好的告别》开篇所讲述的故事：

约瑟夫·拉扎罗夫，一位市政府的行政官，在60多岁时患了无法治愈的癌症——一种转移性的前列腺癌。他掉了50斤肉，腹部、阴囊、双腿积满液体，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胸椎，对脊椎造成压迫。这个时候，手术既治不好疾病，也不能纠正瘫痪，无论医生做什么，拉扎罗夫最多只能有几个月的存活机会，而且手术本身也有风险——要进入脊椎，打开胸腔，切除一根肋骨，拿掉一片肺叶，将会大量失血，还将引发各种并发症，导致重要器官衰竭的风险很高。阿图·葛文德说，这个手术根本不可能给患者任何他真正想要的东西：排便节制能力、体力，以及过去的生活方式，反而要冒着经受漫长而可怕的死亡风险（这恰恰是他最后的结局），追求的仅仅是一种幻想。

但是，在安宁缓和医疗和手术之间，拉扎罗夫选择了手术，他一下子坐起来：“别放弃我，只要还有任何机会，一定要让我尝试！”八个小时的手术很成功，但是并没有改变什么，病情继续恶化，阿图·葛文德最后不得不拿下呼吸管，把听诊器放在拉扎罗夫的胸口，听着他的心跳逐渐消失。

这个故事促使阿图·葛文德写作了《最好的告别》。这个社会远未对如何面对生命的终点达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