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将生态学理论引入信息、网络领域,探究信息生态、网络生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已受到国外学者的重视。然而,从国外现有文献资料来看,并无完整的“网络信息生态链”这种说法,比较接近或相关的说法有“信息生态”“信息生态系统”“信息系统生态”“网络生态”“知识生态”“网络社会生态”等。截至2012年1月30日,综合网上各类信息及外文数据库(Elsevier Science,Academic Source Premier,Springer,Science Citation Index等)的检索结果,与信息生态、网络信息生态等相关的书籍有20多部,论文有100余篇。
1.网络信息生态研究
1998年,美国商务部发表了一份名为《浮现中的数字经济》的研究报告。该报告较为宏观和系统地阐述了企业间电子商务、电子产品和服务的网络销售、实物产品和服务的网络零售以及数字时代的消费者和劳动者等问题,并针对每一问题预测其发展方向。全文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网络信息生态的概念,但是已经隐约折射出网络信息生态的雏形[1]。此后,国外学者开始从网络信息生态这一概念出发,研究了网络信息生态的一般理论,并对电子商务生态、电子政务生态以及其他一些特定的网络信息生态进行了研究。
(1)网络信息生态的一般理论研究
1999年,加拿大学者Brian Detlor深入研究了网络信息系统(例如内联网、外联网、万维网)及其促进组织内部知识工作的能力;通过实例探讨了网络信息系统的价值、用户的信息需求和使用以及信息生态的相关问题;总结了网络信息系统的三大功能,即培育信息生成、共享和使用的组织环境,满足员工信息需求和信息使用,提升信息对用户的潜在有用性[2]。
2001年,美国学者Bernardo A Huberman出版了《万维网定律——透视网络信息生态中的模式与机制》。作者认为网络是一个巨大的信息生态系统,能用来定量地评测人类行为和社会性互动作用;网络本身所隐含的规律支配网络的成长和结构的变化,其链接关系的形成可以使人们理解它所关联的用户之间的相互作用;网络的链接结构隐含着一些社区的存在,其成员可以分享在某些问题上的共鸣;探索网络上文档之间的链接结构可以揭示人与人及人与机构之间的一些基本关系;作者还探讨了网络中的小世界、网络拥堵、网络时代的社会注意力等问题[3]。
2004年,匈牙利学者Ferenc Jordán和István Scheuring发表了《网络生态:生态系统动力的拓扑约束》一文。作者认为对网络生态系统而言,重要的不是存在于网络中的各类主体,而是各种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作者从网络的拓扑结构出发,对比生物界的食物网,运用图形理论分析了网络生态模型[4]。
2006年,韩国学者Seonyoung Shim和Byangtae Lee撰写了《门户网站的演变和网络信息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一文,主要探讨了网络信息生态系统的稳定性问题。他提出,搜索门户正在随着网络社区搜索的发展而不断演变,研究网络社区搜索的演变对信息生态系统的影响需要从长远的角度来考虑[5]。
2017年,学者Mcauliffe E和Rothschild C撰写了名为《破除缅甸信息生态的隔离墙》的报告,该报告从缅甸MyPILAR这个平台的相关分析出发,探讨相关部门如何为民众提供有效和可靠的信息[6]。
(2)电子商务生态研究
加拿大学者Brian Detlor对加拿大一家企业的电子商务活动进行深入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电子商务信息生态系统模型。利用这个模型,他分析了信息生态系统中员工、政治和文化环境等组成因子之间的关系,然后讨论了信息生态对企业电子商务活动的影响以及信息生态因素对门户网站利用产生的影响。他认为,信息生态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组织中的员工、政治和文化环境之间的关系,还提出了用于解决电子商务生态问题的相应措施:成立民主指导委员会以监督电子商务的发展;争取上级管理层及市场的支持;培育电子商务领域的特殊人才[7]。
2005年,美国学者Javalgi R G等利用互联网生态系统中古典模型的组织生态动力学特点,提出并建立了一个基于当前全球电子商务环境的电子商务生态模型[8]。
2008年,美国学者Assadourian E通过对世界经济环境的分析,指出稳定的经济环境是支持电子商务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构成电子商务生态环境的条件之一就是国家的经济环境[9]。
2008年,沙特阿拉伯学者Sajed M Abukhader发表了《电子商务时代的生态效率——还是生态效益?》一文,运用内容分析和概念开发的方法,对比分析了效率和效益的区别,并且基于对电子商务生态效率的分析,深入探析并建立了利用生态效益对电子商务进行评价的模型。作者认为利用生态效益这一概念模型可以设计出适应特定环境的电子商务模式[10]。
2014年,Buxton M和Walton N在其著作中描述了“互联网是一个小型的电子商务生态”的相关内容,尝试从生态观的角度对网络电子商务进行理解,并且分析了互联网是如何在电子商务活动中起作用的[11]。
(3)电子政务生态研究
1996年,时任美国行政预算管理局信息监管事务办公室信息政策和技术部主管的Bruce W.Mcconnell发表了《旧瓶装新酒:网络世界中的美国政府信息》一文。作者认为电子信息改变了传统出版中各类元素的相互关系,网络创造了各种新的机遇和挑战,对信息的永久有效性而言更是如此。信息生态这种崭新的思维可以帮助人们应对各种挑战,例如信息的多样性、信息的互补性以及信息污染等。结合互联网的发展趋势及信息生态的研究现状,作者建议:为了使有价值的公共信息得到维护和扩充,政府信息传播机构应该实现自我职能转换[12]。
2005年,荷兰学者Victor Bekkers和Vincent Homburg整理出版了《电子政务信息生态:公共管理领域机构与技术创新的电子政务》一书。作者认可Nardi和O'Day分析的信息生态方法的优势,同时,基于对其劣势的分析,进一步优化了“信息生态”这一概念,并从网络信息生态的角度研究电子政务。该书收录的其他几位学者的文章也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电子政务网络信息生态的问题,比如电子政务的内部构成、技术对电子政务的意义、公共管理界限的改变和管理、技术环境和组织环境的协同进化等[13]。
2007年,希腊学者Vassilakis C、Lepouras G和Halatsis C发表了《以知识为基础开发多渠道电子政务服务》一文。文章指出目前多数电子政务系统仅仅是通过互联网提供服务,而很少利用其他渠道,例如无线上网(WAP)、移动上网(i-mode)、短讯服务(SMS)、电话中心等。该文探求以知识为基础开发电子政务服务的方法,以避免各类传播渠道可能导致的重复工作[14]。
2017年,Galdino等发表了《面向开放的政务生态系统:开放制度下电子参与的理论方法论分析》[15]一文。研究从政务生态系统的角度出发,针对政务系统的开放性和虚拟化方法进行分析,优先考虑开放政府精神背后的新型参与机制。
(4)其他专门网络信息生态研究
此外,国外学者对数字媒体生态、网络社交媒介生态、图书馆网络生态、网络教育生态等问题也有少量研究。
2008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Danah boyd在《社会媒体改变我们的信息生态》一文中认为,互联网和社会传媒逐渐建起了一个全新的社会网络信息生态系统,对信息生态系统的构建要从网络中立性、移动通信WAP业务和数字版权管理三个方面进行干预[16]。
2008年,美国学者Finin Tim,Joshi Anupam等发表了《社交媒介和在线团体的信息生态》一文。文章建立了一个基于博客圈的信息流、影响力和信任度的模型,试图利用这一模型探求网络中各类主体(包括个人、群体、观点、信仰、广告,甚至骗局等)的相互影响。随着网络的发展,人类作为其内容提供者和消费者,与网络的相互作用将会改变,相互交织的网络为我们从中获取信息和知识提供了新的机会和挑战[17]。
2009年,美国学者Jacquelyn Marie Erdman出版了《图书馆网络生态:网络设计协调者须知》一书。该书旨在为图书馆和信息科学领域的专业人士开发稳定、有用、高效的网站提供参考。涉及专题包括:管理网络团队、开发网络文化、制订战略规划、实施可用性研究、评估技术趋势、网站市场推广。尽管本书属于图书馆和信息科学领域,但其提供的网站开发流程同样适用于其他组织[18]。
2011年,伊朗学者Nader Naghshineha和Solmaz Zardaryb发表了《信息生态——一种实现教育社会网络再利用的思维工具》一文。该文基于Bonnie A Nardi和Vicki L O'Day关于信息生态和社会网络的概念,探讨了社会网络生态系统中的信息生态、社会网络作为信息产地的三大元素、社会网络中生态系统分支的种类、社会网络中的信息流和信息网以及教育社会网络的再利用[19]。
2012年,Eric Kansa对考古学信息生态系统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信息开放和数据获取得到了极大的推进,但是仍然面临一些障碍,有的人认为数据开发可能会带来威胁。他认为考古信息生态开放和开放数据并没有降低相关工作的质量,还及时提醒了一些可能会产生的问题[20]。
2017年,Elliot S等人撰写了《在城市中赢得可持续发展目标之战:综合信息生态系统如何为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贡献》一文,文章讨论了联合国通过的一项发展议程,该议程由十七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组成,并计划在2030年前达成。文章分析了一个模型,解释综合信息生态系统如何实现三个相互关联领域(行政、政治和可持续发展)之间的互动,以支持智能可持续城市的发展[21]。
国外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初步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信息生态学研究体系。国外学者对信息生态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信息生态的相关概念、信息生态学的相关理论、信息生态系统的构成要素与结构模型,并且注重对人、社会环境与信息技术之间的关系研究。国外学者从一般意义上对网络信息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作用和稳定性等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在专门网络信息生态研究方面,对电子商务生态、电子政务生态研究较多,对其他专门网络信息生态问题也有所涉及,但研究的系统性和深度都不够。迄今为止,国外尚未直接提出“网络信息生态链”这一概念,对专门的网络信息生态链的研究也很少。
2.价值管理研究
随着全球经济和技术的不断发展,企业之间的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如何使价值创造最大化以及维持价值创造的竞争优势成为企业所面临的最为重要的问题。理论界和企业界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相应理论及方法。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方一些学者在总结和分析企业经营管理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价值管理的思想。该思想一经提出,就迅速发展起来。
(1)价值管理
①价值管理的概念
最早提出价值管理概念的是美国学者Modigliani和Miller。他们在1959年发表了《资本成本、公司融资和投资理论》一文,提出以现金流量为基础构建价值评估体系,奠定了价值管理理论的发展基础。Modigliani和Miller认为,企业价值可以分为公司的股票市场价值和债务市场价值两部分,并提出了企业价值的计算模型。但这一模型仍然不完善,不能适用于较为复杂的实际环境。1963年,两人又针对企业价值发表了《股利政策、增长以及股票价值》和《公司所得税和资本成本:一个更正》两篇文章,对企业价值理论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并且提出了MM修正模型。这一修正模型适用于存在所得税条件的公司的价值。MM修正模型的产生标志着价值理论正式诞生并进入了实用阶段[22]。
企业价值概念的产生对理论界和企业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们开始思考如何更好地应用这一理论。一些咨询公司和企业尝试将价值理念融入企业的日常活动中,指导企业的各项决策管理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对价值管理理论的需求变得日益迫切。Rappapor是价值管理理论的先驱,他提出了股东价值的管理思想和实践程序,并从财务和经营两个视角对价值增长的过程进行了分析。Copeland以价值评估为基础构建了价值管理体系,并提出了扩大股东价值的方法和途径。这些研究开启了价值管理这一新的领域[23]。此后,许多学者都对价值管理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根据分析角度和重点不同,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从价值管理的目标或作用出发来进行定义。如Ronte认为“价值管理是一个管理框架”,并认为价值管理可以“用于计量业绩,控制公司业务,从而为股东创造出较高的长期价值,满足资本市场和产品市场的要求”[24]。Simms认为,从本质上来说价值管理是一种管理方法,其最基本的理念让收益超过资本成本,使股东的价值最大化[25]。Christopherand等人认为价值管理作为一种新的管理方法,其关注的重点是价值而不是账面利润。当公司的收入大于投资人的全部成本之后,公司才创造了真正的价值[26]。KPMG Consulting提出价值管理是一种管理方法,它以创造股东价值为公司的核心,使股东财富最大化这一理念引导着公司的战略、结构和程序,并决定了管理者的报酬方式和业绩的监控方法[27]。
第二类是根据价值管理的过程或方法进行定义。如Boulos等人认为,价值管理的本质是一种管理手段,还提出了价值管理的内容包括重新定义目标、重新设计结构和体系、更新战略和经营程序以及修补人力资源实践。他还指出,基于价值的管理不是一种能在短期内实现的速成方法,而是需要长时间的坚持和投入[28]。(www.daowen.com)
第三类是将上述两种方法进行综合,根据价值管理的目标、作用、方法和过程进行定义。如Amold认为价值管理作为一种管理方法,其根本目标是实现股东财富的最大化。公司的目标、结构、战略和文化等各个方面都要以股东财富最大化这一目标为中心而开展。Copeland等人认为价值管理是一种综合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的根本目的是价值增长,其基础在于价值评估[29]。
②价值驱动因素
研究价值驱动因素可以为企业找到当前绩效的原因,还能够为企业指明今后绩效的发展方向,因此是企业最主要的绩效指标。
拉帕波特从经营和财务两个角度提出了七大价值驱动因素:销售增长率、所得税税率、营业毛利率、公司价值增长期、资本成本、营运资本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前三者可以反映公司的经营决策水平,后三者可以反映公司的投融资决策水平,公司价值增长期是管理层所预测的公司投资收益大于资本成本的年限[30]。但是拉帕波特的价值驱动因素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他所提出的是公司一般性的驱动因素,与公司的具体经营活动缺乏联系。卡普兰等也指出“通用的价值驱动因素缺乏针对性,在公司的基层不能得到很好的应用”。
Fischer Black等人提出,一些公司在分析和利用驱动因素时,往往容易忽视整合创造和实现股东价值的风险限制,而只注重经济效益和经济增长这两个策略价值杠杆因素。Black等人将策略分为战略层、财务层和运营层,并且融入组织架构中,构建了从宏观到微观的分层价值驱动因素模型。该模型引入价格、市场资本及其资本支出等计算因子,通过计量经济学企业建模将宏观的价值驱动因素与具体业务活动联系起来,可以评估业务部门的绩效,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和实用性[31]。
③价值管理的模式
价值管理的模式主要包括拉帕波特价值管理模式和麦肯锡价值管理模式两种。拉帕波特对于企业价值的理解与Modigliani和Miller所提出的企业价值概念是一致的。拉帕波特以自由现金流为基础,把企业价值等同于未来的现金流折现。他还分析了企业价值的驱动因素以及各个驱动因素之间的关系,探讨了实现股东价值增长的最大化的方法和途径。拉帕波特价值管理模式的核心在于将股东价值作为中心,并以此来指导一系列决策活动以及制订战略计划、绩效评估。股东价值原则的具体内容是指:第一,价值受到长期的、风险调整后的现金流驱动,而不是受短期收益的驱动;第二,只是部分增长而不是所有增长能够创造价值;第三,如果“价值创造计划”是以损害价值为基础,将不能带来较好的回报。拉帕波特同时还提出,价值管理成功的关键在于,企业中的管理人员以及所有员工都能够自觉遵守股东价值的原则,并且付诸实践,将股东价值原则转换成价值创造活动。价值创造实践的具体内容是指:第一,不同的战略具有不同的价值创造能力,所创造的价值类型和价值量是存在差异的,在进行价值创造战略选择的过程中,要将股东价值最大化作为基础;第二,在投入资产的过程中,要以使其创造最高价值为标准选择资产的用途;第三,要将股东价值或其他长期价值指标作为绩效评估以及薪酬机制的基础;第四,当没有投资机会,无法进行价值创造的时候,要将现金返还给股东[32]。
卡普兰等人提出了麦肯锡价值管理模式。与前一种模式相同的是,麦肯锡价值管理模式同样也将股东价值放在最核心的地位,并且认为应当将股东价值法应用于价值战略和价值评估活动。简单概括来说,麦肯锡价值管理模式是指一种价值思维机制,在此模式下,将这种价值思维机制应用到整个经营管理实践活动中。这里所说的价值思维包括了两个方面:价值衡量标准和价值思想定位。在价值衡量的过程中,核心问题包括以下内容:第一,管理层是否真正了解公司是如何实现价值创造的以及股票市场对公司价值的评估结果如何;第二,管理层在进行绩效评估的时候,是只重视短期结果还是将长期和短期目标相结合;第三,管理层是否考虑了机会成本对价值创造衡量标准制订的影响,并且这种衡量标准的基础是会计结果还是经济结果。价值思想定位反映了管理层对价值创造的关心程度,这种关心主要体现在管理者思维和行为两个方面:第一,从认识水平来看,管理者把基于价值的管理看成一种需要长期坚持的行为,还是看作一种短期的活动项目;第二,从努力水平来看,管理者为了实现创造价值到底付出了多少。麦肯锡价值管理模式同样指出,公司除了以价值思维为基础,还必须采取相应的行为,突出股东价值的中心地位,这样才能使价值思维有效地转化为价值实践活动[33]。
(2)价值创造
①价值创造的作用和地位
对于价值创造的作用和地位,很多学者都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Coliis和Montgomery针对企业合作战略提出,价值创造活动是合作战略的基础和根本。迈克尔·波特针对企业竞争战略框架提出,价值创造活动处于竞争战略的中心地位。同时,他还提出,企业是通过寻找有利的战略定位来适应产业环境的一束战略活动[34](基于价值创造与分配的产业价值链研究)。
②价值创造的影响因素
Jayaram J、Kannan V R和Tan K C通过分析实例和理论推导,提出在供应链价值创造的过程中结构机制与行为机制是两个重要因素,价值实现阶段必须解决的事情是建立有效的机制。其中,结构机制反映了企业如何选择与自身能力匹配、有合作可能性的合作伙伴;而行为机制是指可以促进利益相关者合作发展的协调与激励等机制。
③价值创造的来源
对于价值创造的来源,国外的研究分为两种观点:一种是基于非资源的观点,另一种是基于资源的观点。
基于非资源的观点中,迈克尔·波特是代表人物。他提到企业通过绩效活动或者是通过环境采购获得资源。但是在企业绩效实现的过程中,资源只是起到了一个中间物的作用,其本身不能为企业产生绩效。不管是通过绩效活动还是通过环境采购的方式,有效的资源只是管理选择的需要,相关的管理选择都是与战略相关的选择。在这种思想下,战略实施的成功的重点不在于资源和技术,而在于能够成功地控制程序、组织管理和库存系统,价值活动是优先的。既然资源是依附于战略活动的,其本身是没有价值的;保存和增加资源只是为了执行战略活动的需要,资源最主要的作用只是在于其如何支持企业所追逐的战略[35]。
基于资源的观点与上述观点正好相反。其最大的特点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这种观点认为资源本身是有价值或者说可以创造价值的;其次,这种观点认为战略的本质表现为企业拥有独一无二的资源和能力,而且战略的选择也是受资源驱动的。基于资源的观点最初是Pertraf等人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但是却在随后的发展中一度停滞,直至80年代初期,Barney再次开始对基于资源的观点进行深入研究。Barney还通过实践获得了许多成果,并且在经济学中找到了支撑这一观点的理论基础,使这一观点逐渐发展成为主流的战略管理理论[36]。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包括了传统的资源学派与动态能力的观点。基于资源的观点指出,企业的本质是一束资源和能力的集合,而企业所控制的资源和能力决定了企业的可持续竞争优势,这些资源和能力是有价值的、稀有的、不能完全模仿的和不可替代的。基于资源的观点关注价值的创造,主要体现在关注租金的创造。
Rumelt认为可持续的绩效归功于租[37],而租的关键来源在于不确定性与独特机制的结合。Montgomery和Wernerfelt[38],Peteraf[39],Mahoney和Pandian[40],Winter[41]等人把租等同于由稀有性、所有权和有价值资源所获得的价值剩余。Lippman和Rumelt[42]分析了资源观点的微观基础,把资源看作价值创造的主体,提出以支付(payment)的观点代替传统的租、经济租或经济利润的观点,避免了RBV研究绩效和价值中存在的谬误。Lippman和Rumelt认为价值创造可能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发展复杂的“自生”资源,这些资源包括知识、技术诀窍(know-how)、社会资本和其他社会的复杂的、难于转化的资源;二是对资源进行联合、处置、合并、获取、合资等诸如此类的资源合作过程。
④价值创造的方法
大卫·格拉斯曼较为全面地提出了使用EVA方法进行企业价值创造。Brewer等人也认为EVA可以使企业实现价值创造。詹姆斯在其所著的《基于价值的经营》中给出了一套基于价值的企业管理方法。Earll Murman和Thomas Allen给出了企业创造价值的三个步骤:价值确定、价值主张与价值实现。著名咨询公司麦肯锡认为企业价值创造内容有选择价值、交付价值、沟通价值三方面。
(3)价值评估
①价值评估的理论研究
价值评估的理论研究的发展,主要包括Irving Fisher的资本预算理论、Modigliani和Miller的价值评估理论(MM理论)以及权衡价值评估理论。
Irving Fisher的资本预算理论。Irving Fisher的资本预算理论是价值评估理论的起源。Fisher认为收入是一系列的时间,人们每天感觉到的一系列实实在在的事件构成了每个人的最终收入。人们首先体会到的是享受收入(enjoyment income),即人们消费物品所带来的心理和精神感受。而享受收入是由实际收入(real income)带来的,实际收入又是由带给人们内在享受的一系列外在客观事件所构成的,它包括人们日常吃、住、用的一切物品。当人们的货币收入大于实际收入带来的享受时,就会产生储蓄或投资等行为。资本可以带来未来的一系列收入,所以资本价值实质上就等于未来一系列收入的折现值。任何财产或财富的价值均来源于这种能产生预期货币收入的权力,链接收入与资本的桥梁就是利息率,人们常常根据未来货币流量的净现值对财产或权力进行定价[43]。
Modigliani和Miller的价值评估理论。MM理论探索了不确定情况下的企业价值评估方法,回答了企业价值和企业资本结构的关系问题。不确定情况下,企业价值,在资本有效的条件下,指的是企业的市场价值,它等于企业的权益市场价值和债务市场价值之和。不考虑税收时,股票的价值是股东在未来所获剩余收益的现值,债权的价值等于其预期利息的现值加上最终票面价值的现值。把企业的债务和股东投资均看作资本,将未来预期收益的流量进行资本化率折现,之后所反映的现值就可以等同于企业的价值。企业的预期收益流量越大,企业对资金提供者的回报就越大,也就越有价值[44]。
权衡价值评估理论。权衡价值评估理论在MM理论基础上,考虑了现实生活中的两个重要因素:财务拮据成本和代理成本,因而使理论模型更符合实际。财务拮据是指公司在履行偿债义务方面遇到的极大困难,甚至无法履行债务的状况。公司财务拮据状况如果处理得好,可能度过危机,避免破产;如果处理不好,则可能无法走出困境,导致公司破产。财务拮据成本是由负债造成的,总体上讲,公司的负债率越高,财务风险越大,公司发生财务拮据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其财务拮据成本也就越大。代理问题是指由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利益不完全一致导致的。契约的不完善和信息的不对称,使委托人无法完全约束和监督代理人的各种行为,从而导致代理人可能会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损害委托人的利益。为了避免这种损害,委托人就需要花费一定的代理成本。
②价值评估的方法研究
价值评估的理念需要依靠技术方法来实现。传统的方法有重置成本法、折现的现金流法、经济利润法、乘数法与期权定价法。随着价值评估理念的不断发展,还出现了新的价值评估方法。
Mayers提出了评估价值的调整现值法,这种方法通过风险调整,确定了用折现现金流量的折现率[45]。一些学者针对传统现金流量法不能实时动态反映企业现金流量的问题,提出了以动态现金流量法进行价值评估,如Trigeogis等人证明了动态现金流量法可以得到与期权方法相同的结果[46]。目前广泛应用的基于Jensen自由现金流量理论的评估技术的应用是对折现的现金流量法的一个扩展[47]。
基于会计利润思想的经济增加值(EVA)概念的提出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兴趣[48]。
1973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Fischer Black与斯坦福大学教授Myron Scholes在二项式期权定价模型的基础上,运用无风险完全套期保值和模拟投资组合,提出了著名的Black-Scholes期权定价模型(option pricing model)[49]。
Copeland等人将价值评估的方法分为两大类:现金流量法和非现金流量法。在现金流量法中又分为折现的现金流量法、经济利润法、期权价值评估法等;在分析评估灵活性时,又将期权评估法与传统的净现值法以及决策树法进行了对比,得出净现值法低估了项目灵活性的价值,而决策树法往往会高估项目灵活性的价值的结论。而在非现金流量法中,他主要列举了四种评估方法:清算价值法、重置成本法、市盈率法、市值与账面比率法[50]。
(4)价值分配
Salnoer G A和Podolny J认为,一个企业不只是为了创造价值,更重要的是其能够得到它所创造的价值。传统理论关注企业成本,并且把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在产业价值链的上下游关系中,上游企业的收入就是下游企业的成本支出,上下游企业价值链关系中价值的分配问题涵盖了成本研究问题。在对组成供应链的上下游企业研究中,企业之间的中间产品定价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供应链各企业的价值利润的分配直接由中间产品的价格决定[51]。还有一些研究者,如慕银平、马永开[52]、唐小我[53]、张福利[54]等,研究一个公司内部各个上下游子公司间如何通过确定中间产品的转移价格来分配价值。
Makowski和Ostray[55]从分配的角度对社会效率进行了再认识,并以完美竞争作为微观基础,从而开辟了一个战略思维的崭新视角。他们以边际产出理论为基础,将其与商业战略相结合,提出完美竞争的关键并不在于价格的接受机制,而在于个体被完全分配其创造的价值。Brandenburge和Stuart从基于价值的角度对商业战略进行了分析,认为增加价值是参与方获取价值的必要条件。所有参与方在一个市场中的增加价值形成一个范围,其产品的价格产生于其间。在价值链上不同参与方的价值定位仍然需要依赖其他因素,如各参与方进行的讨价还价过程[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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