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九）》虽然只是对贪污罪做了从宽处罚的规定，但是，由于受贿罪是依照刑，可知这也是对受贿罪进行的规定，透过《刑（九）》中第383条第3款的规定可以发现，受贿罪从宽处罚的规定与自首、坦白和立功均有不同。由于现在入罪数额具有不确定性，所以，一些关系也随之产生了变化，其中就包括从宽处罚的范围。但是，一定要注意不能出现“从宽无底线”的现象，要将从宽这个“度”掌握好，由于该制度存在一些缺陷，故迫切需要对其进行完善，包括以下几个部分。首先，如果能够对受贿罪设立独立法定刑，那么也应当设立该罪本身的从宽处罚制度，其必要性可以举例说明：如贪污罪所侵害的被害人即行为人所在的单位，该行为人将贪污来的赃物退还给其所在单位，就可以认定为积极退还赃物，同样的情况对于受贿罪来说就不成立积极退赃，因为受贿罪中的退赃是特指在案件发生之后，受贿方将赃物上交至司法机关，这就证明了贪污罪与受贿罪两个罪适用从宽制度的条件是不同的，这就需要受贿罪应当具有针对其本身情况的从宽处罚制度。其次，从宽处罚制度的时间条件，即“提起公诉前”并不合理，应当取消。因为如果在“提起公诉前”行为人进行了供述，其可以构成“自首”或者“坦白”，何必又进行重复性规定？最后，从宽处罚制度并不存在于所有的受贿犯罪之中，只有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这个特殊身份，才可以适用这一制度，这难免有失公平。

在新时代形势之下，受贿罪的犯罪手段越发隐蔽、复杂，使司法机关一度陷入困境，因此，受贿罪的完善工作就必须提上日程。尽管目前有很多学者对受贿罪进行了大量研究，仍然存在许多分歧，对于我国来说，可以参考他国的先进之处，来弥补我国的不足，这样既可以少走弯路，又可以强化我国的综合国力，更能够改进受贿罪罪状方面的不足，进一步完善受贿罪法定刑配置以及优化受贿罪从宽处罚的规定。(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