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在1980年开始对安乐死这个问题进行研究与探讨，“汉中事件”是本次研究与探讨的重要标志。1986年，陕西汉中有一名医生叫蒲连升，他应患者儿女的要求为患者本人实施安乐死，结果被当地检察院以涉嫌故意杀人罪给批捕了。但是经过了六年，该医生最终被无罪释放。虽然这件事情已经完了，但是在当时引起了非常大的影响[5]。

“蒲连升”这件案子，在当时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反响。20世纪80年代末，医学会、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等各个相关协会，共同在北京进行了一场关于安乐死的学术讨论会。参加会议的部分代表认为，尽管在我国经常会遇到一些安乐死案例，但是就目前的国情而言并不具备为安乐死立法的条件。随着时间的不断推进，部分人士认为必须立刻为安乐死进行立法。到目前为止，中国人将再也不能逃避安乐死这个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了。

安乐死这样的事情经常会在广州、上海等地区出现，目前我国对于安乐死这个概念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依照现行刑法的相关规定，仍然以故意杀人罪处理。迄今为止，一共分为两方不同的观点：一方认为，安乐死虽然是遵从患者本人的意愿而实施，但它毕竟侵犯了人们的生命权，符合现行刑法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因此构成犯罪；然而另一方却认为，安乐死是医生听从病人安排，为病人着想的一种非常正常的医疗行为，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都不构成故意杀人罪。当今世界，虽然很多国家对安乐死进行了立法，甚至是将安乐死合法化，但我国仍然不存在安乐死这个概念，凡是实施安乐死的，都以犯罪论处。

1988年七届人大会议于北京召开，严仁英和胡亚美在会议上首次提出安乐死议案。严仁英认为：每个人都有生有死，与其让这个人痛苦地死亡，还不如让他快乐地离去。(www.daowen.com)

在1994年召开的全国人代会期间，广东省有32名代表在会议上提出了要尽快出台关于安乐死的议案。不久，4份关于安乐死立法的议案又一次在1995年的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出现。1996年，有人提出要在上海先行设立安乐死实施试点。之后，又有许多人在各种会议上支持尽快为安乐死立法，这样一来，安乐死立法自然而然地就刻不容缓。2003年3月，著名人士王忠诚认为应当率先在北京设立安乐死立法试点。但之后又有人提出来，对于安乐死的立法是有违宪法的原则和精神的。有关负责人说：“不管实行‘安乐死’是自愿与否，实际上是对生存权的剥夺，而生存权是宪法直接保护的权利。”[6]

安乐死这个问题实在是太复杂了，古今中外对于它的研究更是数不胜数，要想把安乐死这个问题研究得更加透彻、更有哲理性，作为一个法律人士，必须学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透过中国的具体现实情况，又要考虑到病人以及病人家属的个别情况，划定安乐死与犯罪行为之间清晰的边界，从而使安乐死的实施行为在现实生活中能够有法可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