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目前而言，死刑不引渡原则在我国的适用有了一些进展。从引渡立法，到引渡条约，再到引渡实践，我国都采取了一些灵活而有效的措施。但是我国仍然没有给予其立法上的地位，这导致我国在适用这一原则的时候，仍然面临多方面的压力，还存在许许多多的困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相关国家对我国人权保护的不信任

在了解了一些引渡实践之后，发现许多国家对于我国的人权状况仍然表示怀疑，其中不乏对我国有成见或者误解者。对此，我国通过种种努力，在人权保护方面已经取得很大进步，但同时我们也需要认识到，我国对人权的保护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这主要表现在：首先，宪法作为我国的根本大法，虽然以立法的形式规定了尊重和保护人权，并列举了一些受保护的基本人权，但是我国宪法对人权保护的规定太过笼统，并没有对人权保护的标准、程序等问题进行细化规定。其他下位法也没有相关的补充规定，这使得我国对人权的保护被束之高阁，从而妨碍我国人权保护工作的开展。其次，我国的刑事法律制度，从立法之初便强调打击犯罪，侧重于保护受害人一方，往往会使我们忘记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也是需要保护的，致使一些犯罪嫌疑人审讯时受到不公对待。最后，在实践中，受到工作人员的职业素养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往往处于弱势地位，我们对其权益的保护与国际标准还有一定的距离。基于以上情况，许多国家在不完全了解我国人权保护的真实状况的时候，往往对我国的人权保护制度不够信任，因此在涉及死刑问题时，它们往往不愿与我国订立引渡条约。面对这一问题，我们除了要对制度进行完善，还应该积极与各国交流，使其了解我国为保护人权所做出的种种努力，消除其对我国的误解，从而促进引渡条约的缔结。

2.与关键国家之间缺乏引渡条约(www.daowen.com)

我国的引渡条约，除了数量少之外，更重要的是与一些关键国家之间缺乏引渡条约。这些国家（如美国和加拿大）往往都是我国外逃罪犯所偏爱的“乐园”，而这样的国家往往很看重引渡条约，并且对死刑不引渡原则态度强硬，即使它们中仍然有保留死刑的。与这些国家之间缺乏条约，势必给我国罪犯外逃留下巨大漏洞，而这样的漏洞在我国确确实实存在。在与这样的国家进行引渡合作时，它们势必会对我国提出一些条件，尤其涉及死刑问题时，我国势必需要做出不予判处或者执行死刑的承诺，同时还要经过充分证明，多方磋商。长此以往，我国司法成本势必增加，对我国司法主权更是不小的挑战。这些国家之所以不愿意与我国签订引渡条约，除了个别对我国抱有成见之外，大概还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我国国情，因此对我国一些情况存在误解。但我们不能任由这样的情况发展下去，而应该积极采取措施，促成我国与这些关键国家之间引渡条约的缔结。

3.死刑罪名过多

我国是保留死刑的国家，死刑仍然是我国法定的基本刑罚制度之一，且法律规定的可能判处死刑的罪名数量不在少数。虽然自《刑（九）》出台以来，我国减少死刑罪名的工作初见成效，但相比其他国家，我国现存的死刑罪名仍然过多，并且在这些罪名中，有相当多的死刑罪名会涉及引渡的问题。这当然是我国无法正面回应死刑不引渡原则的根本原因，也是我国引渡实践发展困难的重要原因。总的来看，会涉及引渡的犯罪，一般都是比较重大的，比如经济类案件，犯罪数额极其巨大，严重侵害国家财产的，一般会涉及死刑，而这些犯罪分子往往具备逃匿境外的物质条件，一旦他们逃往境外，势必会给我国带来不少麻烦。除了经济类犯罪，一些严重的暴力类犯罪，在具备物质条件时，犯罪分子也会选择逃匿到境外，以规避我国的刑事处罚。而这些案件在达不到构成国际犯罪的要件时，也就无法依据普遍管辖权将其捉拿归案，而只能通过引渡的方式将其追讨回国。目前，死刑已经被部分国家所废止，即使没有完全废止，也大多进行严格限制，逐渐减少死刑罪名，或者干脆不再执行这一刑罚。当我国向这些国家提出引渡请求的时候，尤其在涉及死刑问题的时候，我国势必需要做出一定的妥协。有时不只需要承诺不予执行死刑，还需要承诺不予判处死刑，这对我国的司法主权是个不小的挑战。而假设我们能够减少一些这样的死刑罪名，这些问题将会迎刃而解。总之，我国死刑罪名过多的问题现实地存在着，也确实横亘在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因此，我们更应该不断探索，从国内立法出发，探索解决这一问题的更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