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死刑不引渡原则仍然算是一个新生事物。对这一原则，我国从立法、司法实践等多方面采取了许多的灵活措施，现阶段，其在我国适用的现实状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引渡立法的规避

我国关于引渡的立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这部2000年出台的法律，现行有效。我国的这次引渡立法虽然借鉴了国外相关的先进经验，但仍然存在不足之处，纵观法律全文，并没有出现死刑不引渡原则的条文。从其他国家的引渡立法来看，一般会将死刑规定为引渡的限制条件，而我国关于引渡的限制条件主要在第二章第一节，但这部分内容却并未提及死刑不引渡原则。虽然第8条中有关于酷刑的规定，也有观点认为死刑属于酷刑，因此此规定是我国对死刑不引渡原则的明确。笔者不同意这一观点，理由在于，各国受多种因素影响，对于如何界定酷刑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对此，各国往往有自己的立场，若一国已经废除了死刑，那当然是将其以酷刑对待。但在保留死刑的国家，情况往往复杂得多，他们往往还要考虑到执行方式。比如，我国现在死刑执行的方式越来越注重减轻罪犯痛苦，更加尊重人道主义精神，而且死刑作为我国主要的刑罚制度之一，有其存在的意义和现实条件，不能被视为酷刑。所以，第8条的规定并不是我国对死刑不引渡原则的明确，而恰恰是对其的一种规避态度。另外，我国《引渡法》第50条还规定了附条件的引渡，我国可以在恪守原则的基础上权衡利弊，灵活处理。但总体来看，我国立法对死刑不引渡问题态度还不明朗，没有直接规定。

2.引渡条约的灵活适用

除了对我国国内立法进行研究，我国也将眼光放远，开始寻求有利的外部条件，积极缔结引渡条约就是对此最好的印证。而在缔约时，我国更是懂得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灵活把握。比如，在与西班牙签订《中西引渡条约》时，对方对死刑不引渡原则态度强硬，当然，西班牙政府的这种态度并不只是针对中国，它在与其他国家签订相关的引渡条约时也是如此。对此，经过多方考量，同意将其写入条约中，这在我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为以后的类似情况提供了参考。果不其然，其后我国在与法国等缔约时都遇到了类似的情况，也都采取了类似的处理方式。与发达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与我国国情相近，更能对我国现实状况有所理解，因此与其缔约时的争执便会少很多。尤其是同样没有废除死刑制度的发展中国家，即使它们对死刑不引渡原则推崇备至，我国仍然有斡旋余地。可见，我国在引渡条约的问题上，既有原则，又有策略，非常懂得灵活应变。(www.daowen.com)

3.司法实践的不断探索

我国不仅在引渡条约的缔结中注重灵活把握死刑不引渡原则，在司法实践中更是就个别案例进行不断的探索，以寻求更加完善的方法。关于引渡实案，最为大家熟知的便是赖昌星引渡案，其基本案情如下：

赖昌星的公司，从1994年成立起就进行走私活动。赖昌星作为该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因犯走私、逃税及贪污罪，数额极其巨大，给国家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严重触犯了我国刑法。该案于1999年被我国纪检部门知晓，而后，赖昌星迅速逃匿至加拿大，开始了他漫长的逃亡生活。直到2011年，赖昌星才被遣返回国。对于此案，我国相关部门做出不少努力，想尽一切办法，历尽艰辛，但我国与加拿大之间没有双边引渡条约，导致在引渡赖昌星时困难不断。最后也是由我国进行保证，不判处赖昌星死刑，中加双方才达成此次引渡合作。可见，我国对死刑不引渡原则，在引渡实践中一直进行不懈的探索，即使困难重重，我们也从不放弃。同时，虽然加拿大是适用移民遣送程序将赖昌星遣送回国，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着其对我国信任度的提升。总之，这在我国是一次成功的引渡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