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美科技竞争的愈演愈烈，新时代我国科技人才政策所面临的关键挑战之一，就是需要探寻如何才能培养、吸引、凝聚能做出“从0到1”式科技创新的人才。既有规则反映了人们对于已经解决问题的经验，而颠覆性创新的价值就在于打破了旧有规则，“从0到1”式的引领型科技创新意味着“学我者生，似我者死”，跟踪掌握发达国家的现成技术路线只是基本要求，最关键的是独立自主地迈出未知的创新一步。创新经济学家们指出，后发大国的颠覆性创新与发达国家存在显著不同，往往出现于向本质出发、向边缘探究、寻找新市场需求的地方。美国硅谷顶尖创业家认为“中国同质化居多，多元化不足”，提醒我国，“从0到1”式的引领型“大发明”总是从已有技术中组合或集成而来，继承性和开放性内生于创新之中，我国对这种类型人才的需求将会变得越来越迫切，科技人才政策将如何应对？

近一两年来，随着美国“去中国化”战略及“印太产业链”战略的逐步推进，我们越来越明晰地看到，美国意图以印度为核心，以越南、印尼、墨西哥、日、韩等为辅助的印太产业链取代以中国为核心的、已经繁荣了20多年的亚太产业链。在渴望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逻辑驱使下，印度政府的施政思路与美国政府一致，希望印度能通过搭美国“便车”实现本国制造业升级，并在今后20～30年持续成为这一国际资本主义分工体系的最大获益者。印度及东南亚各国之间形成的产业链日益对我国形成包围和替代的趋势，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等学者早就定义了世界体系理论“核心国家—半边缘国家—边缘国家”之间有着动态调整进程。我国对尽快爬升至产业链、价值链的中高端环节的战略需求日益急迫，科技人才政策必须对此有所回应。(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