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内生需求的转变，这不禁使人想起一条曾经引发各方关切的消息：2020年7月，“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所属某研究单元90多人集体离职办企业”。中科院90多人集体离职办企业事件，其本质是一个科研秩序与科研成果产业化秩序的冲突问题，在喧闹沸扬的细节之下，隐藏着一种最本质的冲突——这就是“我国科研成果产业化秩序背后的秩序从何而来”。正是在这一底层问题上出现了分歧，才导致了两种不同看法：“科研人员集体离职办企业正当论者”（以下简称“正当论者”）认为我国科研成果产业化秩序应该彻彻底底地服从于自下而上的市场自发，其理由是科研人员利用知识资源办企业营利不仅无错，而且值得大为鼓励；而“科研人员集体离职办企业公司不正当论者”（以下简称“不正当论者”）则认为我国科研成果产业化秩序应该完完全全地维系于自上而下的国家之法，其理由是科研人员多年受国家培养，其技术知识的获取有赖于国家机构所提供的平台，是公共物品而并不是私人物品，因而成果转让之利为个人或企业独占不合理。

正当？抑或不正当？国家说了算？还是市场挑大梁？也许，冲突的答案恰恰并不是上述两者，而在两者之间。无论是“正当论者”太过于看重良好的科研成果产业化秩序形成中的自发秩序，还是“不正当论者”太过于执着良好的科研成果产业化秩序形成中的制度设计，这两种方案如果作为政策处理的思路，显然都少了一些弹性。持“正当论者”的政策思路，将缺乏利益边界明晰、管理机构权威地位和由公权力监管的公正环境；而持“不正当论者”的政策思路，将缺乏个体竞逐利益、社会认同度以及激励激发创新主体成就感的能力。科技创新具有连续性，新的发明创造总是从已有技术中组合或集成而来，继承性和开放性内生于任何一项科技创新之中，我们所能享受到的科技优势，是无数个体甚至是几代人共同探索的结果。自然，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作为一种后发的市场化行为，通常都无法绕开之前科技创新的产权瓶颈，因此合理的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秩序便不能只注重保护所有先前创新的利益所得，而是要注重激励后继的创新者，特别是激励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的科技企业家们——这一点在我国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甚至更需放大和强调。

在理解整体基础上去理解局部并避免刚性的对错之争，从未知的将来出发定位当代并让渡出弹性生长的空间，这似乎不太符合素习的“学术范式”，更不容易制定与执行人才政策或产业化政策。那么为什么要在崇尚科学问题、技术事实和工程论证的科技界提出和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呢？

因为这个问题切口很小，但纵深极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战略曾以“追赶”两字为旨归。然而，自上一次中长期科技规划以来，我国科技界参与主体的广泛性、科研项目组织管理的复杂性、科研战略目标任务的系统性以及多领域多学科的前沿性集成性都远超以往。因此，无论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我国科技战略决策进行纵向比较，还是与先后竞逐世界头号强国的英、德、美、日进行横向比较，中长期及“十四五”我国科技规划编制面临的环境、功能、挑战与难度均与以往有“质”的不同。

在环境方面。“十四五”及中长期我国科技规划编制的国际影响力将更大，这既体现在本次中长期科技规划将更具有对外部系统的影响力，也体现在我国科技战略决策汇聚和输出外部资源的迫切性。

在功能方面。科技创新不仅日益成为人类蓬勃创造力体现的最前沿，而且日益成为大国竞争的最前线。科技竞争特别是前沿尖端科技在大国竞争中的关键核心作用，不仅源于其“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的残酷挑战，更是源于“老大吃大肉、老二喝白汤”的利益分配压力。

在挑战方面。在我国科技实力迈向与国际水平贴近的情境下，参考或模仿欧美科技决策固然仍旧不可或缺，但欧美科技决策战略却越来越难以告诉我国：目标是什么、如何实现目标，更无法告诉我国目标应该是什么。原因有二。其一，当我国步入了科技自立自强的发展阶段，一般性的借鉴国外发展经验，用来处理我国现实问题时已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是因为国外发展经验凝练的是工业革命以来的少数国家在一定程度上的既有共识，其智识中的历史性成分远多于未来性成分，共识性成分远大于异质性成分，所启示的亦步亦趋成分远多于占据领先成分，故其更多地适用于跟跑追赶时代，而并非是对“科技自立自强”时代的引领。其二，发达国家经验对经济全球化的解释力和洞察力不足。经济全球化情境（包括历史趋势及其内生困境）是我国科技规划编制所需要考虑的最重要的一种因素与变量。也许有人对我国面临的全球化情境的动力源头、持续时长、特征演化等持有不同看法，但是我们必须理智地承认，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全球化席卷全球近30年来，其势能有增无减，导致市场关系逐渐支配和主宰了其他社会关系，跨国资本及其载体在全球市场的力量越发强大，形成了一股超主权、跨国界的强势力量，这一力量在全球规模调配要素资源，布局价值链，形成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未来的科技竞争将日益超越传统的国土疆域，更着重于在虚拟的互联网空间中开展、比特币对传统货币形成全新挑战、云端算力成为新的生产资料……(www.daowen.com)

作为社会变迁的源头，物质利益与人的思想观念到底谁占鳌头？这是社会理论家最古老的争辩话题之一。从卡尔·马克思到加里·贝克为代表的现代理性选择经济学家都认为，物质利益享有优先权，人的思想观念是外在因素，即思想是为了解释物质利益，它只是在事后建立的，并不是导致社会行为的独立因素。另一派学者则认为，相比于人们眼里的物质利益，人的思想观念更应受到重视。物质派学者未免忽略了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物质利益是通过持有思想观念的人对未来展望这一透镜来诠释的。由于历史发展道路不同，世界各国遵循着不同的科技传统和科技哲学，由此派生出自身独特的科技价值观和科技利益观，也由此派生出应对冲突事件的不同政策。就像技术创新可以放宽资源约束一样，思想观念的创新可以放宽政策选择面临的政治约束。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开启的一波波改革开放浪潮，不断表明“重要的改变并不是权力和利益结构的变化，而是当权者将新的思想观念付诸实施。改革不是发生在既得利益者受挫的时候，而是发生在他们运用不同策略追求利益的时候，或者他们的利益被重新界定的时候”［1］。两派学者一致认为，物质利益和人的思想观念是改革的一体两面，如果我们不敢在人的思想观念上有所突破，改革就不可能破冰前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科技自立自强”呼唤着科技界人士进一步激发好奇心、开拓新视野、启发独立思考，同时也期待着科技管理人士加深对复杂利益平衡、多元价值取向、自发自生秩序的宽容与理解。

一个生机勃勃、井然有序的科研成果产业化秩序更需要的是一种充满弹性的配合与协同，而不是一种刚性或僵化的秩序。无论是风险投资、技术融资信贷、新兴科技及产业化与金融体系深度绑定等金融市场对科技进步的支持，还是创意管理、技术孵化服务、高科技园区等创业制度对科技进步的支持，美国强大的市场经济体制对一般技术的进步及其产业化起了重要作用。而我国以短短4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国外市场经济体制上百年时间的发展历程，孕育于市场体制的科技与起源于计划体制的科技，两者之间的差距很大，仍需多年、多代的努力方可化解。

一个生机勃勃、井然有序的科研成果产业化秩序的形成绝非一条或纯市场或纯政府的单行道，而是需要同时借助自上而下的政府引导和自下而上的市场自发，但究竟如何结合？结合到何种程度才算恰到好处？这一切都需要我国实践的探索和回答。

一个生机勃勃、井然有序的科研成果产业化秩序，其中一部分必然是政府政策有意识的引导成果，而其中的另一部分又必然是众多积极投身市场化的科研人员在长时间产业化市场竞争环境中形成的自发结果。创新经济学家们指出，后发人口大国的颠覆性创新与先发发达国家存在着显著不同，往往出现于向本质出发、向边缘探究、寻找新市场需求的地方。美国硅谷顶尖创业家认为“中国同质化居多，多元化不足”，这正是对我国的善意提醒。比如说：科研人员逐利而行还是循义而为，其中的度在哪里？科研人员所负公职与所谋私利的平衡准则，又该如何界定？以前，这些差异一直被认为是不那么光鲜亮丽的“暗流涌动”，在“刚性决策”视角总被一带而过，从来没有得到深入讨论。但在“弹性决策”视角下，我们就能不局限于过往思维，而是摒除二元对立看法，为如何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提供更务实的一种解释。这种解释的本质为情境性的、场景性的，是一种从务实主义出发的因时因地制宜的“处方”；而绝非原则性、理念性的，即并不是基于一种抽象而恒定的“观念”。

虽然，对科研成果产业化的“鼓与呼”已经40多年了，但过去，因为忙着追赶，我国对“科研成果产业化的真正秩序是什么”的认知还比较封闭，还比较肤浅，甚至有时候还比较幼稚。现在，到了科技自立自强时代，应该有一些人去探究一下科技成果产业化的“道与术”了。如何建立准确到位的科研成果产业化秩序，对于未来一代中国科研人及中国企业家来说，强烈的期待已经呼之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