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约瑟夫·熊彼特以降的经典看法认为，科技创新是创造财富的最重要引擎，如美国竞逐世界头号强国期间的1901—1950年，高达87.5%的生产率提升都归因于科技进步，而美国政府的战略引领功不可没。诸多文献公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强大的战略设计与组织能力在实现国家意志、推动科技经济发展方面至关重要。

但问题在于，科技自立自强新时代，将对我国科技人才及科技人才政策提出什么根本要求？新的要求与以往要求之间，是否存在质的差别？这一质变对于我国科技人才研究者来说如何应对？诸如此类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迄今为止可能仍未破解。

无论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我国科技战略决策进行纵向比较，还是与先后竞逐世界头号强国的英、德、美、日进行横向比较，科技自立自强新时代的我国科技人才政策问题已具有相当的独特性。以往情境与未来情境下的我国科技人才政策，两者存在着质的不同；但至今尚未有文献专门针对两者的相异性、特别是前者向后者的演化展开研究。(www.daowen.com)

较之以往时期的科技人才政策，科技自立自强新时代，汇聚和输出我国科技人才资源的迫切性将更强。从对外部世界影响力的能动性角度来理解，以往我国科技人才政策更注重在国内活动，以消化吸收外部引进人才为主，至于国内是否具有与世界科技中心之一相匹配的国际科技人才资源吞吐能力、调取能力、释放能力、支配能力，则并未需要优先考虑。显然，这种自给自足型的思维方式，已日益无法满足新时代我国科技人才政策的新需求。在我国与主要发达国家科技实力差距不断减小的时代，我国科技人才政策的吞吐能力、调取能力、释放能力、支配能力势必将日益作为一个新的影响因素，进入决策层视野。

较之以往时期的科技人才政策，在科技自立自强的新时代，我国科技人才政策面临的挑战将更大。在我国科技实力与主要发达国家差距甚远时，我国科技人才政策的要旨在于追赶；在我国与主要发达国家科技竞争日趋激烈复杂时，我国科技政策的要旨已发生根本性转变，不仅在于短期内的着重“从1到N”的追赶功能，更在于中长期内的突破追赶，实现“从0到1”的引领功能。因而，较之以往的科技人才政策，新时代的科技人才政策研究人员更加需要提前谋划新的研究需求、预判新的研究内容，为我国科技实力步入“无人区” 时，培养、吸引、使用“从0到1”科技人才及相关配套人才政策打下能力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