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复旦人，“复旦教会了你什么”，他会半是自嘲、半是骄傲地说：“复旦给我以自由而无用的灵魂。”

“自由而无用的灵魂”，这句复旦的民间校训，也是串起我三年复导师课程的一条线索。

回想高一的复旦讲座，再去探讨内容几何，或是翻看当时记下的满满一本笔记，意义不大。与其说通识讲座教会了我具体的知识，不如说是给予了我对不同学科的兴趣和广泛的知识面。我喜欢的专业是生物学，也对其他自然科学以及语言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但只是一门心思地钻研生物学，对相关联的交叉学科，或是更广博的领域没有了解，很难在专业上有所建树。就拿人类的发声器官举例：原始的发声器官是怎么决定原始语言的音节，而语言的（社会性）发展又如何反作用于发声器官，不是单个学科能解决的问题。对于其他学科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一个人的眼光被局限，不能够融通见识，也很难成为所在领域的专才。复旦通识讲座能起到雁过留痕的效果，倒是最好的。

还有通识教育所传递的博雅精神。博雅精神孕育于通识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旨在脱离庸俗，以广博知识培养优美情感。高二，我选择了卢丽安教授的英语文学微课程。课堂上的英文诗歌赏析最让我印象深刻。诗歌是可以用来陶冶优美情感的吗？李泽厚在《美学四讲》写道：正因为我们日常生活的经验总是有限的，短暂的，甚至是残缺的……于是，人们更希望从艺术的幻想中得到想象的满足。艺术扩展了生活，加强了生命，实现了自己。自我规定、自我表现的建构是诗歌的形式，其超乎言语之上的韵律，无限延展了词语的意义。是的，正是让诗歌所独特的，也赋予了创作者和读者优美的情感。从古代说起，课堂上朗读的英译的《荷马史诗》，韵脚整齐、朗朗上口，有旋律萦绕。我读王小波的《我的精神家园》，看他写道“文字是用来读的，不是用来看的”。闻一多提出的格律诗“三美”中的“建筑美”指的是每一句的音尺数目一样多，而不是视觉上的字数格式。荷马，闻一多，王小波，这是一种跨越时代的共识，也是诗歌的本质所在。“史诗的创作，优先考虑的观众听力上的感受，而非视觉上的感受。”卢丽安教授循循善诱，领我们走进诗歌的殿堂。

来讲座的教授，骨子里都透露出自由、独立的气质。外显的第一个方面是教授的个性化：大谈佛学的宗教学教授，抽烟一根接一根的哲学教授。每一位都有自己的个性，是活生生的人。除了外在的表现，教授在学术研究上也体现出思辨精神。卢宝荣教授是我从高一开始的指导老师。高一，我在Office Hour中和卢教授讨论了农作物的转基因的生物学基础，以及对害虫产生BT蛋白耐药性的机理——在这个方面，转基因作物的抗虫性表现得与传统农药别无二致。此外，卢教授还引导我去思考转基因抗虫作物对非靶标昆虫的伤害。这是在技术层面进行的讨论，近年来转基因技术（包括更广义的基因编辑技术）的迅猛发展有目共睹，以CRISPER技术为例，它使得科学家能够在几乎最小的尺度上编辑生命蓝图。可以预见的是，在将来，转基因技术会继续以高速发展，并且尽力克服如基因漂移、伤害非靶标物种、靶标物种产生抗性等一系列问题。高二微课程的第一节课，看到卢教授打出的第一张幻灯片，竟然又是“转基因技术”。我心里嘀咕着，又要再听一遍吗？高二的微课程中，卢教授不止步于技术，从公众认知和技术伦理两个层面，对转基因作物这个话题进行了拓展。基于全世界的教育水平，公众对于转基因技术的判断还是停留在对于权威的信任上——不同的“权威”对于转基因生物技术有不同的态度，公众再在权威中选择站队。这样的公众认知环境肯定不利于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和推广。科普作者，乃至科学家都需要放下身段，以公众可以接受的话语体系耐心地给普罗大众进行科普。少用冷冰冰的数据，多用感性的体验；少见“风险”，多讲“危险”；少一些居高临下，多一点平易近人。我想，在基础教育实施更加成功的下一代，科普的阻力会得到显著缓解，转基因技术的利弊也会更加为人们了解。(www.daowen.com)

另一位让我印象深刻的教授是人类学博导李辉。“不会有人真的认为北京猿人（直立人）是我们中国人（智人）的祖先吧？”人类学微课程的第一节课，他就辛辣地反问我们，“要是有人真的愿意认他们做祖宗，我也没办法。”除却幽默风趣，李教授身体力行地给我们上了一堂课：学术知识和你的立场无关，只和真相有关。李教授专攻分子人类学，对基因层面的证据尤其重视。

以后有机会到复旦学习，还能更直观地领略复旦教授的风采吧。

（撰稿：2020届徐致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