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师制计划在这三年间，就像一名耐心的老师一般，一直陪伴着我们，教导着我们。它为我们——上海中学的学子，提供了拓宽视野，了解自己志趣的机会。

高一伊始，导师制计划为我们提供了每周一次的讲座。复旦大学造诣深厚的教授们精心准备了一系列讲座。他们用最简单直白的文字，一针见血的观点，最循循善诱的课程安排，让我们体会了各种专业的内涵、不同行业的概况，从而对于自己未来的发展有了更为具体的预想与计划。到了高二，导师制计划更是为每位同学安排了特定的教授进行小组讨论。学生们得以对教授提出自己不成熟的问题，同时能与教授关于自己感兴趣的专业进行深入的探讨。通过这些细化的、特化的交流，我们对于自己心仪的专业有了更深的了解，对于自己将来在大学的发展方式也多少有了一些认识以及预期。

以我自己为例，在高一的时候，我选择了生物与医学组。生物组的教授向我们详细介绍了生物学领域的最新进展，包括与韩春雨事件有关的相关知识背景；而医学组的教授则详细地从基础医学的角度，深入浅出地向我们传授了有关于传染病以及寄生虫等方面的知识；高二的讲座，我选择了化学与历史政治组。化学组的孙兴文教授以“分子社会”为主题，向没有高等化学基础的同学们提供了以更高的角度来审视各类有机反应的进行，课上也不忘稳扎稳打，书写机理的时候从不跳步，而是认认真真地标出每一根代表电子转移的箭头，来帮助同学们更好地理解反应；历史与政治方面的教授也同样细致地、严谨地、认真地向我们分享了他们自己的研究领域上的专业知识，开拓了我们的眼界。

高二至高三，我很有幸地进入了张丹维教授所指导的小组学习。我觉得张老师是和我很有缘的，因为她同时也是我在化学化工学会的有机化学老师，也是我曾参加的科创比赛的评委之一。张老师因此也对我比较熟悉。因为知道我是参加化学竞赛的学生，张老师时常给予我一些针对性的指导与帮助。这些指导包括热心地回答我在化学上的一些问题，帮我指出我书写的机理中的不合理之处，找一些适合我的水平的试题让我练手，等等。当然，除了这些知识性的东西以外，张老师也会给予我一定的心理疏导，缓解比赛前的心理压力。然而更多时候，特别是对于小组中的其他成员，张老师是喜欢“谈天说地”的。近至升学目标，远至人生理想，小至学校食堂，大至行业前景。在这些闲谈之中，张老师不断地给予我们精神层面上的鼓励与教导。

我从张老师的言谈中感到有一种精神，这或许就是复旦的精神。张老师一直鼓励我们找到自己的理想。这种理想不一定需要直接有益于社会团体或者个人，同时应该是来自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而非他人强加于我们的。因而，这种理想是富有个性的，是“自由”的，是“无用”的。追逐这种理想的灵魂，才不会是被琐事的枷锁束缚，是拥有诗和远方的。我想，这也许就是所谓的“自由而无用的灵魂”。但是，拥有“自由而无用的灵魂”，并不代表我们是无用的。张老师勉励我们坚持不懈地实现自己的理想，做到“不忘初心”。中国自汉朝以来独尊儒术，而儒家思想方法论的精髓，根据冯友兰先生的概括，便是“为而无所用”。这代表着，我们做一件事的目的不是其结果，而是追求结果的过程。在这种不忘初心地追求卓越的过程中，蕴含着人生的真谛。持有这种理念，可以避免我们掉入唯结果论的陷阱，成为一个彻底的功利主义者。“无用”是有大用的。如果社会的所有人都追求着当时所谓“有用”的东西，那么科学史将停滞不前，社会将会愈发激化，人类将原地踏步甚至缓慢后退。固然，如果所有人都能按照自己的兴趣选择志向，那么社会也会失去平衡，因为讨人厌或者显得低档次的专业必定没人从事，而能获得大量声名利禄的行业一定人头攒动，这样形成的倒三角形的社会结构一定是不稳定的。然而，这并不代表复旦大学的学子，以及上海中学的学生们应该完全地忽略自己的意愿。这是因为复旦与上中的学生，都是经过多次严格筛选，历经大量竞争的人才。相信在座的各位同学，将来一定能成为各个行业的领衔人才。倘若不追随自己的志趣，而一味改变自己来满足时代的需求，只会造成才能的埋没与人才的“自相残杀”。同时，如果光有理想而没有相应的行动，那也是做了言语上的君子，行动上的小人，是得不到自己期望之结果的。以上便是张老师的教导带给我的一些思考。(www.daowen.com)

现在想来，我必须感谢导师制计划给予我一个拓宽眼界的机会，一个与大学教授近距离接触的机会，一个深化自己知识层次的机会，一个受到复旦大学良好学术氛围熏陶的机会。是导师制计划让高中阶段那不仅知识面窄而且在大多学科上只是略知一二的我有了一个提升自我的机会。

同时，我在导师制计划中的收获远远不止知识上的补充，同时还有信念上的完善。导师制计划告诉了我不忘初心，并努力为之奋斗的重要性。这一点与复旦大学的校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不谋而合。我想，只有这样，才能在拥有一颗“自由而无用”的灵魂的同时，做一个真正有用的人。

（撰稿：2018届戚鉴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