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复旦大学读的是政治学，在上海中学所教的学科是政治，在导师制计划中参与的主要是哲学和政治学的讲座，并与课程方面复旦大学相关教授进行联系与安排工作。虽然与哲学学科不算严格意义上的门当户对，但我想起曾在一篇张汝伦教授的采访中读到他说：“一切哲学都是政治哲学”，所以借着这句话我还是能够壮着胆子把它们放在一起总结的。

在每一次的导师制活动中，无论是聆听复旦教授们的精彩讲课，还是课后与他们以及学生们的交流，我都会有一种非常奇妙的感受，我把它称之为“回到职业理想的起点”。因为我选择高中政治教师这一职业与在复旦受到的学术训练和人文关怀是密不可分的。对于一名在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学习了七年政治学的人而言，我能体认到，所谓政治学与教育学从源头上是不分家的，无论是柏拉图的《理想国》还是孔子的《论语》，这两部奠定了东西方文明基础的原典，都既是政治学名著又是教育学名著，好的政治学一定关注培养优秀公民，维护善的共同体。因此可以说：是复旦的专业学习塑造了我的职业与人生理想。所以每当我参与导师制项目活动，重温那令人回味无穷的哲学社会科学经典时，我都能想起当年立下的志愿，也由衷地为上中学生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分享这宝贵的一切感到高兴。

毕竟围绕在我们身边的上中学生是一群对知识充满渴望又有着强大学习能力的资优生。与外界常见的刻板印象不同，上中学生的优秀并不局限在理工科或者竞赛，在人文与社会科学方面，他们同样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较好的思维分析能力。我至今仍记得第一年在准备“社会主义民主”这一章节时，我额外加入了对“阿罗不可能定理”的介绍：依靠简单多数的投票原则，要在各种个人偏好中选择出一个合理的社会偏好顺序，是不可能的。我当时的想法只是让学生们体会一下社会科学的复杂性，出乎我意料的是课后竟有几位学生跑来跟我讨论他们对这一问题的初步解决思路，我惊奇地发现他们的思路与阿马蒂亚·森在20世纪70年代对阿罗不可能定理提出的解决方案基本一致！这一事件让我受到了极大的震撼，我真切地感受到眼前的这些学生有着不可限量的潜力。而仅仅依靠课堂教学的课时数量，要开掘并引导他们的潜能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当我得知复旦导师制计划后，内心是极其兴奋的，期待着学生们能够在项目中有多样的收获。

随着不断跟进导师制项目，在课上和课后，我都能观察到学生们的兴趣被点燃，思维被激发，对问题认识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了极大的延展。记得在朱教授的哲学课上，学生们在讨论男女性别差异与平权问题时，先是大多数人带着“政治正确”的视角“正确”地选择了平等，然后在朱老师批判、解构的过程中出现了动摇，又在进一步的讨论中对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和体悟。经历了一段完整的“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认知过程，而留下的话题在课后仍然会被反复讨论。在熊先生的政治学课上，学生们自认为极其熟悉的“阶级”概念受到了来自熊先生的挑战，当理论图景以尽可能完整的样式呈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的知识结构得到了更新；当熊先生提到了自己在农民工问题领域的研究发现和成果时，学生们的所谓“常识”又一次受到了冲击，从他们的窃窃私语中我能感受到他们的世界观在发生着改变。国务学院有一句人尽皆知的格言：精英意识，大众情怀。我想，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课程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课堂所讨论的话题看似宏大叙事，最后都会落脚到人和社会这一根基，对学生的引导也不仅仅局限在知性的层面，更是基于意义和价值的探讨，培养他们较全面的素质。他们中的多数人也许并不会在未来选择攻读哲学或社会科学，但经历了这一段学习过程，至少他们对人的价值是敬畏的，对社会的多样性是尊重的，对自我的反思是有能力的。换言之，他们向着优秀公民的方向比同龄人多迈进了一大步。作为一名政治学学生与政治学科教师，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能让我激动的了，既为学生的成长感到高兴，也不断鞭策自己要继续钻研回应学生的学习需求，因此由衷地感谢复旦的各位教授所付出的一切。(www.daowen.com)

我记得复旦百年校庆时有一首献礼的歌中的一句歌词是这样写的：“我带着你的芬芳离开，延续你啊圣洁的情怀”，各位老师们，你们虽然没有离开复旦，但是复旦的芬芳与情怀经由你们的口传心授已经在上海中学扩散开去，相信会有许多学生记住生命里的这一段相遇与影响，也相信今后会有更多的上中学子在这一芬芳与情怀中成长得更快更好。

（撰稿：王开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