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2008年发生全球金融危机这样的经济灾难也无法掩盖如下事实：今天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比过去要好得多。

一个世纪以前，全球人口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在我出生时，这个数字上升到60岁，而最近这个数字又增加到70多岁了。在全球生计最艰难的国家，如缅甸、海地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等，新生儿的存活率都要比1900年高。全世界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人口比例已经从200年前的95%下降到大约50年前的60%，如今再降到10%。

这些伟大的进步最终来自本书所阐述的科技创新。然而，我们不得不提的是，科技创新的故事很少是完全正面的。有些科技发明造成很大的伤害，如果我们能集思广益，有些发明还可以带来更多好处。

有理由推定未来的发明将会沿袭类似的模式：笼统地来说，这些发明将解决诸多问题，让我们丰衣足食、幸福健康，但获益会不均衡，其间会犯错误，还会失去一些机会。

推测未来会产生哪种发明是件很有趣的事，但历史又告诫我们不能一味地相信未来。50年前，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和安东尼·J.维纳（Anthony J.Wiener）发表了《2000年：对未来结构的思考》。他们以水晶球般犀利的透视眼光对信息和通信技术做出了许多准确的预测，比如他们预见到了彩色复印、多种用途激光器、“双向口袋手机”和自动化实时银行业务等，令人印象深刻。卡恩和维纳还预见到了海底殖民地、无声计程直升机和由人造月亮照明的城市。昨日的技术秀和科幻小说，今天看起来总感觉恍如隔世。

我们可以做出两个预测。其一，我们越激发人们的创造力，就越有可能产生好的结果。其二，出现任何新的发明，应当理智地问问自己，如何将好处最大化的同时又能降低相关的风险。

到目前为止，我们从49项发明中学到了什么？

要学好如何鼓励创造性这一大课程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社会上大多数人已经认识到，作为一半人口的女性，其才华被浪费是极不明智的。发明者大多是男性，没有人知道有多少才华横溢的女性（如克拉拉·伊梅瓦尔等），其事业上的雄心壮志被随意摧毁之后湮没在无声无息之中，对此我们已经见怪不怪。

教育问题——只需要看看利奥·贝克兰的妈妈或格雷丝·霍珀的爸爸就知道怎么做了。我们有理由更为乐观些，运用好技术这个工具，或许可以做出更多的事情来提高办学质量：实际上，这是为未来经济变革做出的合理可行的选项之一。的确，只要是连接上互联网，城市贫民窟中的任何孩子都要比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学图书馆获取知识更为便利。

其他教训似乎更容易健忘，这好比尊重睿智者钻研学识的好奇心，尽管他们不清楚这种钻研会把社会引向何方，但对钻研精神的尊重值得鼓励。要是在过去，这就意味着像利奥·贝克兰这样的富家子弟也在实验室苦苦钻研；而在刚刚过去的岁月，这就意味着政策资助基础研究，从而使史蒂夫·乔布斯及其团队研发出苹果手机。然而，基础研究本质上是不可预测的。任何人都可能要花几十年的时间才能把自己的学识付诸实践。这对私人投资者来说是一项艰难的任务，在财政吃紧时期也容易成为政府削减开支的目标。

有时，发明刚刚成型，但还没意识到有何特定用途——激光就是一个耳熟能详的例子，纸张最初也是用于包装而不是用来写字。但是我们遇到的许多发明都源自解决具体的问题，从卡里尔发明空调到琼斯发明冷藏卡车莫不是如此。这表明，如果想鼓励更多的好创意，可以集中精力做好这样一件事——给问题的解决者颁发奖励。可别忘了哈里森发明的非凡时钟不就是经度奖激励的结果吗？

近几十年来人们重新践行科技奖励的想法：例如，始于2004年的无人驾驶机器人挑战赛不断推动自动驾驶技术的进步；在经度奖诞生300周年之际，英国创新基金会NESTA为测试微生物对抗生素的耐药性设立了新“经度奖”；也许最大的奖项是“肺炎球菌疫苗预先市场承诺”，5个捐助国政府和盖茨基金会出资15亿美元设立了这个奖项，对研发出疫苗的人士给予高额的奖励。

丰厚的利润前景当然是研发者永恒的动力。我们已经看到知识产权是如何在规定期限内将垄断利益赋予成功的发明者，从而增加了获得丰厚回报的可信度。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这是一把双刃剑，尽管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知识产权已经超越了应有的保护力度，一定程度上扼杀了创新，但现实的趋势是知识产权享有的时间还在延长，保护范围还在扩大，这似乎又令人觉得不可思议。

从更广泛意义上说，现在很难回答应当制定什么样的法律法规来鼓励创新。官员们的错误在于让发明者自由行事，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模式的后果。对发明者的自由放任给我们带来了M-Pesa，但也给我们带来了含铅汽油这种缓慢袭来的灾难；还有一些发明值得政府去加以防范。不过苹果手机的产生过程却绝对不是自由放任的。(www.daowen.com)

一些研发的热点领域（比如医药）已经有成熟固化的治理结构，有时管制又过于谨慎。在其他领域，从太空到网络空间，监管机构正努力地提高管制水平。但是，过早或过度的监管均有可能减缓新兴技术的发展，所以令人矛盾的是，它们可以完全不受监管。如果你投资无人机，那么你希望市场能够保证不负责任的竞争对手无法将半成品推广上市，以免造成一大堆事故并遭到公众的抵制，进而导致政府完全禁止这项技术。

正如我们所运用的公共密钥加密技术一样，监管者的任务非常复杂，大多数发明被利用起来后既可能增进社会的福祉，也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如何管控“双面用途”技术的风险越来越成为棘手的难题：只有大国能够负担核导弹计划，但不久的将来几乎任何人都有能力营建一个家庭实验室，去开发基因工程细菌武器或研发新型药物。

除了以上挑战之外，一项发明的潜力通常只有与其他发明相结合时才能显现出来，比如电梯、空调和钢筋混凝土，这些结合造就了我们的摩天大楼。再想象一下另一结合的例子：一名爱好者的四轮无人机、脸部识别和地理定位软件、带有枪炮数字模板的3D打印机。把这些结合之后，嘿，你突然就有了一架自制的暗杀用无人机。未来各种发明可能以无数种方式结合，应该如何预测这种情形？要求政治家们做出正确的选择很容易——但是，只能幻想他们会这么做。

然而，新的创意往往会造就输家和赢家，这也许是未来发展给政府创设的最大挑战。通常，我们认为这只是不走运而已：留声机的发明导致二线专业音乐人士的创作枯竭，没有人为此大声疾呼给予这些音乐人士补偿；条形码和运输集装箱的诞生也没有给夫妻商店带来补贴，使它们能维持与沃尔玛相竞争的价格。

但是，当涉及的输家足够广泛的时候，这种影响可能会对社会和政治造成冲击。工业革命最终将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到超越18世纪民众理想的生活状态，这造成了军方对勒德分子的镇压，因为勒德分子准确地预见到机器大生产对他们生计的冲击是灾难性的。在2016年的选举中，从英国脱欧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内德·勒德（Ned Ludd）的做法又在反弹，我们并不感到奇怪。促成全球化的技术帮助中国成百上千万人口摆脱了贫困，中国在50年前还是地球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而现在已经稳居中等收入国家之列——但这使得西方后工业化国家的全体民众不得不苦苦寻求稳定的、高收入的就业新渠道。

虽然民粹主义者通过厉声指责移民和自由贸易来发泄胸中的愤懑，但长期更大的压力还是来自技术变革。如果自动驾驶的车辆取代350万的美国卡车司机，特朗普总统会做什么？他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也几乎没有政治家能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已经讨论了一种可能的办法：向全体公民发放全民基本收入。如果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真正达到了我们的期望值并且开始超越人类的各方面工作技能，那么我们或许真的需要实施这种激进的想法。像任何新想法一样，这也会引起新问题，最突出的是谁跟上了时代潮流，谁落后于时代潮流？福利国家和护照相互支撑——虽然全民基本收入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有吸引力的想法，但是与不可逾越的国家边界相结合时，它看起来不像是我们理想中的乌托邦。

无论如何，我对机器人工作的猜测是——人工被机器人取代的担忧是不成熟的。现在我们满脑子会产生这样的想法，但50项发明给我们最后的启示是，不要让最炙手可热的新事物冲昏了头脑。例如，2006年，聚友网超过了谷歌，成为美国访问量最大的网站；而现在聚友网的访问量连前1000名也排不上。在1967年出版的著作中，卡恩和维纳对传真机的未来做出了大胆的预言。他们也没有全错，但传真机很快就会被送进博物馆保存。

从耕地的犁开始，本书中所探讨的许多发明既不是最新的发明，也没有特别复杂之处：这些发明不再是我们现代文明的核心技术，设计变化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但它们仍然至关重要。这些古老的技术仍然有用，并且必不可少。

在此，我们仅仅尊重旧想法的价值还是不够的，部分原因是，来自半人马座阿尔法星的外星工程师可能会这样建议，如果我们对华而不实的新事物满怀热情，就像我们对安装S形弯管和浇筑更多混凝土倾注热情一样，会对我们大有裨益。

这也提醒我们，系统有其自身的惯性，这个看法是鲁道夫柴油发动机给我们的启示：一旦化石燃料的内燃机达到临界质量，花生燃油的普及或对蒸汽机改良的投资也就应运而生。有些系统（比如运输集装箱）的效能很棒，很难想象偏偏会有人想重新审视它们。但大多数人认定本应当做得更好的系统（如QWERTY键盘布局）也在变革中遭受强烈的抵制。

因此，糟糕的决定会投下很长的阴影，而正确决定所带来的利好可以持续很长时间。在此，本书中对一些发明所引发的意想不到的后果和令人反感的副作用也做了一些探讨，总体而言，它们给我们带来的利好远远多于弊端。

有时候，正如我们最后一个发明所显示的那样，它们已经显而易见地改善了我们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