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江苏无锡附近一处破败的养猪场门口，一名外国人下了出租车。外国人的光顾令这家农户异常惊讶，因为他们的小养猪场位于坑坑洼洼的农田小道的尽头，很少会有外国人打出租车来到这，要求借用一下他们的厕所。

这位陌生人的外国人叫菲利普·林伯里（Philip Lymbery），他领导着一个名为“世界关怀农业组织”的活动组织。尽管养猪场的状况很糟糕，尽管看到母猪难受地挤在养猪场的猪圈里，他来到这里并非是要严厉指责养殖户养猪的恶劣条件。养殖户的家庭条件也不尽如人意，林伯里发现她家的厕所只是房子和猪圈之间挖的一个洞。林伯里在这里主要调查猪粪是否污染了当地的水道。他试图去附近的大型商业农场采访，但他并不受商业农场的待见。所以他临时转到一个家庭农场来碰碰运气。

农户乐意与林伯里交流，也承认把废物倒进了河道里，尽管真不应该这么做。农户给地方官员送了一些钱，废物乱排放也就没有受到什么处罚。然后，林伯里还注意到了一些事情，他发现一堆针头，仔细一看，都是用于注射抗生素的针头。他问农户，购买这些抗生素是否需要兽医的处方，农户解释说不需要处方就可以购买抗生素。无论如何，请兽医的费用是昂贵的，而抗生素便宜，她还常常把抗生素喂给猪吃，希望它们不要生病。

给猪吃抗生素的远远不止她一个人。养殖场的牲畜过于拥挤，环境也污秽不堪，是多种疾病的滋生地，常规的低剂量抗生素可以帮助牲畜预防疾病。抗生素也能使养殖动物长膘。科学家正在对肠道微生物进行研究，以找到抗生素促进动物生长的线索；而农民不需要知道抗生素有这个功效，他们只是知道更肥的动物能卖到更多的钱。这也难怪有更多的抗生素没有给患病的牲畜注射，而是给健康牲畜注射。在快速发展的经济体内，肉类的需求随着收入的增长而逐年增长，20年来农用抗生素的使用量也翻了一番。

抗生素广泛地使用在并不是真正需要它的地方，农业并不是孤例。许多医生也难辞其咎——他们应该选择更明智的做法。那么允许人们在柜台上买抗生素的监管机构就没有责任吗？而细菌并不关心哪一方应当承担责任，只是忙着增强它们的抗药性，公共卫生专家担忧我们正在进入后抗生素时代。最近的一项评估显示，到2050年，有耐药性的虫子每年可能杀死1000万人，超过目前死于癌症的人数。如果抗生素丧失效用，则它的货币价值难以估量，但是我们仍然尝试着去评估。目前这个数字是100万亿美元。因此，你或许会认为我们将竭尽全力维护抗生素救命的效用。悲哀的是，你想错了。

抗生素始于一次意外的发现。一位名叫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的年轻船员在其叔叔去世后，得到了一笔丰厚的遗产。得了这笔钱后，他辞了职，报名去读伦敦圣玛丽医院医学院。他后来成为步枪俱乐部的一名重要成员。射击队队长想让弗莱明毕业后留下来，于是给他找了一份工作。弗莱明就这样成为一名细菌学家。

1928年，弗莱明在回苏格兰的家度假之前，懒得清理干净他的细菌培养皿。他回来后发现一个培养皿在他不在的时候发霉了，霉菌杀死了他在培养皿中培养的细菌。

弗莱明尝试制造更多霉菌做进一步研究；不过，他不是化学家，无法做到生产出足够多的霉菌。他对外发表了自己的研究结果，却无人理会。10年后，更偶然的事情出现了。牛津大学的恩斯特·钱恩（Ernst Chain）在翻阅医学期刊时偶然读到了弗莱明的旧文章。而钱恩是一位优秀的犹太化学家，二战前逃离了纳粹德国。

钱恩和他的同事霍华德·弗洛里（Howard Florey）想要分离和纯化足够的青霉素，以展开进一步的实验。这需要数百升的发霉液体。他们的同事诺曼·希特利（Norman Heatley）用牛奶搅拌器、浴缸、从当地的陶器公司定制的陶瓷床盆、橡胶管、饮料瓶和门铃组装了一个看起来很疯狂的装置。这个装置被称为复杂而不实用的系统（Heath Robinson system）。他们雇了六个女孩来操作这个装置。这六个女孩后来被称作“盘尼西林女孩”。(www.daowen.com)

第一个接受试验的病人是一名43岁的警察，他的脸颊在修剪玫瑰时被刮伤，引发了败血症。希特利的临时系统不能很快地生产青霉素，青霉素用量不够大，警察不治身亡。可是，到了1945年，第一批大量生产的抗生素，即青霉素正式投入生产。钱恩、弗洛里和弗莱明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奖。弗莱明在颁奖仪式上向世界发出了慎用抗生素的警告。弗莱明说：“实验条件下，微生物暴露在非致死剂量的抗生素下时，很容易就会产生耐药性。”弗莱明担心“无知者”用药不足，使体内微生物耐药性增强。然而，问题并不在于无知。我们清楚风险，但面对着这些利好时却忽视其风险。

假如我生病了，也许是病毒引起的，这意味着抗生素对我没用。即使是细菌引起的，我的身体也有可能最终消灭它们。但是，如果抗生素可能使我更快地康复，我自然倾向于使用抗生素。再比如，我经营着一家养猪场。为我的猪注射常规小剂量的抗生素是培育抗生素耐药菌的完美方法。不过，那不是我所担心的。我唯一关心的是注射抗生素能不能让我的猪长得更好，卖更多钱，让买药钱不白花。这是典型的公地悲剧，即每个人都理性地追求自身利益，最终造成集体灾难。

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科学家们不断地寻找新抗生素：当细菌对一种类型的抗生素产生抗性时，我们便可以引入另一种抗生素。不过，这口抗生素升级的油井很快就枯竭了。新的抗生素有可能会再次出现。比如，一些研究人员研发出了一种有望在土壤中发现抗菌化合物的新技术。然而，还是激励机制的问题。世界真正需要的是我们提供能在最紧急时刻使用的新型抗生素。但是，一种不常使用的产品对于制药公司来说并非摇钱树。我们需要制定更好的激励措施鼓励更多的研究。^[1]

我们需要更理性的规则来规制医生、农民如何使用抗生素。丹麦为世界各国做出了典范——这个以腌肉闻名全球的国家，对于国内生猪养殖过程中的抗生素使用有着严格的管理体系。其中一个关键做法就是改进其他法规，扩大农场动物的生活范围和提升其卫生程度。这就降低了疾病传播的概率。最近的研究表明，当动物在更好的条件下成长时，常规小剂量的抗生素对其生长的影响很小。

无锡的养猪场老板心地不坏。她显然不明白过度使用抗生素的后果。即使她明白，在相同的经济刺激下，恐怕她还是会过度使用抗生素。这种经济刺激，才是需要人们做出改变的地方。

【注释】

[1]一线光明：第32章讨论的有关时钟的创新奖，特别是由五个捐助国的政府和盖茨基金会资助的“肺炎球菌预先市场承诺”，目前已经大范围地推广肺炎球菌疫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