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95年左右，天才人物中的翘楚达·芬奇在他著名的笔记本之一中列述了其待办的一组事项。达·芬奇以倒写的方式记录其待办事项，并配有一些草图。这些待办事项件件都非同凡响，比如“找到一个水力学的专家，让他告诉你如何以伦巴第的方式修复一把锁、河道和磨坊”、“问佛罗伦萨商人贝内代托·波尔蒂纳里人们如何能在佛兰德的冰上行走”、“如何看似简单地勾画出米兰城”，等等。

该清单上的事项还包括向大师卢卡（即当今广为人知的卢卡·帕乔利）学习乘法的基本知识。帕乔利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物，以经商为职业，接受过系统的商业教育；他还是个魔术师、象棋大师、智力拼图爱好者、方济会修士和数学教授。但如今卢卡·帕乔利被誉为有史以来最著名的会计师。

尽管没有创造复式记账法，帕乔利还是经常被誉为复式记账法之父。复式记账系统——如今的威尼斯复式记账（Alla Veneziana），比达·芬奇那个时代还要早两个世纪（大约是公元1300年）就已经使用了。

威尼斯人放弃了不切实际的罗马数字表示法，进而采用阿拉伯数字。他们的复式记账想法也可能来自伊斯兰世界，甚至有可能来自印度，这两个地区都有复式记账法来源的线索，相关技巧可追溯数千年，吸引着我们去深入研究。不过复式记账法也可能是威尼斯当地的发明，为了商业目的而重新使用阿拉伯数学。

威尼斯式记账法产生之前，账目的记录方式还是比较原始。早期的中世纪商人只不过是游走各地的售货商。他们无须记账——只需要简单地检查他的钱包是鼓的还是空的就可以了。封建庄园主需要记录相关费用，但是当时的记账制度过于低级：需要他人管理特定的不动产时，需要向他人支付费用；而管理人会“口头记账”，即向庄园主汇报处理了什么事情以及为此支出了多少费用。这种“口头记账”需由证人（字面的意思是听到口头记账汇报的人）——“审计人”亲耳听到。在英语中，会计语言自然要回归到口头记录的传统。中国人有书面账户，但他们更多地关注官僚机构的运转而不是商业的运转——特别是他们不处理借贷问题。

但是，随着意大利城市的企业规模越来越大、业务越来越复杂，企业也越来越依赖贷款和货币交易等金融工具，也更需要精准的计算。普拉托（位于佛罗伦萨附近）商人弗朗切斯科·迪马尔科·达提尼（Francesco di Marco Datini）就对自己的业务做了非常出色的记录。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1366—1410），达提尼详细地记录了其业务收支情况。开始记账时账目粗糙得如同财务日记本，但是由于达提尼的业务变得越来越复杂，他不得不将账目精确化。

比如，1394年底，达提尼从西班牙海岸的马略卡岛收购羊毛。6个月后，羊毛已经剪下，几个月后，29袋羊毛途经巴塞罗那抵达比萨，随后，羊毛被卷成39捆。其中，21捆交给了佛罗伦萨的一个客户，其余18捆于下订单一年后（1396年）被送到达提尼的仓库。在仓库，这些羊毛由100名独立的分包商吹弹、润滑、梳理、纺织、起绒、染色、压实和折叠。最终产品——六条长羊毛面料——途经威尼斯又运回到马略卡岛，但羊毛面料没有在马略卡岛出售，而是被贩卖到瓦伦西亚和北非。该面料约在达提尼订购羊毛4年后（1398年）才出售完毕。

这也难怪达提尼对库存、资产和负债一直忧心忡忡，但始终保持坚定而又清晰的头脑。他责怪一名办事稀里糊涂的同事：“在满满的一碗牛奶里是看不到乌鸦的！”他还对另外一个人说：“从鼻子到嘴巴，你可能迷失自己！”但是对于手中的财务，达提尼自己并没有迷失方向，因为在订购羊毛的前10年，他已经开始使用最先进的威尼斯式系统。

那么一个世纪以后，备受推崇的卢卡·帕乔利又添加了什么记账知识呢？很简单，在1494年，他写了本书，名字叫《算术概论：几何形状、百分比和比例》。在615张篇幅巨大和密集排版的页面中，他对算术的一切有关知识做了详细的研究。在这本庞大的教科书中，帕乔利用27页的篇幅首次清晰、详细地记述了复式记账法，并附有很多例子，这27页的记述被许多人视为资本主义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作品。

对于几何和算术知识而言，它是一本非常实用的书。帕乔利提醒读者，他们正在安特卫普到巴塞罗那沿线一带做生意，但是每个城市都存在不同的风俗习惯。“如果不能成为一个好的会计，”他警告说，“像盲人一样摸索，可能会蒙受很大的损失。”(www.daowen.com)

帕乔利的书正通过一种新技术得以快速传播：在谷登堡发明活字印刷机半个世纪之后，威尼斯成为印刷行业的中心。帕乔利的书在欧洲印刷了2000册，他的书也被翻译成很多语言版本，并在欧洲全境被大量地传抄。复式记账法通行的速度较慢，因为技术要求很高，小本生意无须采用该种记账法。但是，在帕乔利逝世之后，复式记账法被认为是记账方式的顶峰。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帕乔利阐述的法则已经被证明是商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世界各地使用的会计制度实质是帕乔利阐述过的制度。

那么这个制度究竟是什么？实质上，帕乔利的制度有两个关键要素。首先，他叙述了登记库存的一种方法，即在日常交易结束时准备两本账本——一本粗略记述的备忘录和一本更整洁、系统性更强的分类账。其次，他还准备了第三本账本——总分类账——作为复式记账这一账务制度本身的基准。如果你用达克特（欧洲古代贸易专用货币）出售布料，你必须记下布料以及达克特的数量。复式记账制度有助于发现错误——因为每个条目应该与对应的账目相平衡。而这种平衡、这种对称性似乎是神圣的——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数学家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正是在工业革命期间，复式记账不仅仅被视为数学完美主义者的练习，而且被视为指导实际业务决策的工具。第一批看到这一点的人当中就有陶器企业家乔赛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起初，韦奇伍德因商业成功和丰厚的利润而忘乎所以，因此不愿意准备详细的账目。但在1772年，欧洲面临严重的经济衰退，市场几乎丧失了对韦奇伍德华丽陶器的需求。他的仓库开始堆满了未售出的存货，他的工人无事可干。他应该如何应对这场危机？

面对这场危机，韦奇伍德转而采用复式记账法，以便清楚地了解哪些业务产生了利润以及如何扩大利润。他意识到每件产品花费了多少钱——一个简单扼要的问题，并且计算出他应切实地扩大生产、降低价格以赢得新客户。此外，他还采用了其他的办法应对危机，因此“管理会计”学科也诞生了——它是一个不断增长的指标、基准和目标体系，使我们不可阻挡地迈向现代世界。

但是在现代世界，会计账目确实还扮演着另外一个角色。它不仅仅是为了确保基本义务的履行，也是债权和债务的清单。但会计账目不涉及威尼斯商人对其业务的掌握程序，也与陶器制品的巨头试图处理好其生产成本无关。它确保股东公平地获得业务中的利润——只有会计人员才能说出真正的利润是多少。

而近年来的记录却没有提振人们的信心。21世纪的一系列丑闻——安然、世通、帕玛拉特等事件，特别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告诉我们，经审计的账户并不能完全保护投资者。企业可能因欺诈或管理不善而处于崩溃的边缘。然而我们不能保证账目会给我们警示危险。

会计欺诈不是一个新游戏。铁路公司是最需要大量资本投资的公司之一，需要尽可能多地筹集大笔资金。不幸的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从这些远程投资中获得像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一样丰厚的收益。英国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经历了“铁路运动”。许多投机者将其储蓄投资到拟建的但或许不会带来可观收益的新铁路当中，或者在某些情形下这些铁路根本不会建造。当铁路公司无法偿付期望的股息时，它们简单地伪造账户使泡沫膨胀。作为实物投资，铁路是一场胜利，但作为一个财务平台，它们往往是一场灾难。到1850年，铁路股票和债券的泡沫在愚昧中破碎了。

铁路投资者应该阅读过杰弗里·乔叟的文章，乔叟是普拉托商人弗朗切斯科·达提尼同时代的作家。在乔叟的《水手的故事》中，一位富有的商人被记账的事缠住无法分神，甚至连牧师勾引自己的妻子都没注意到。那些账目也没有把他从胆大妄为的骗子那里拯救出来：牧师向商人借钱，把借来的钱又交给商人的妻子，这样等于用她丈夫的钱买她上床，之后牧师又告诉商人已经还清债务，只需问他妻子钱在哪里即可。

会计学是一项强大的金融技术，但它并不能保护我们免受所有的欺诈，并且能诱使我们骄傲自大。被冷落的妻子抱怨她富有的、整天就知道做账的丈夫：“魔鬼带来了所有这样的算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