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护照或警察监视，就不能从伦敦到水晶宫或从曼彻斯特到斯托克波特去，我们会说些什么呢？我敢说，我们根本不会感谢上帝给予我们国家的特权。”

这是19世纪中叶，在欧洲旅行的英国出版商约翰·加兹比（John Gadsby）的试想。那是现代护照体系之前的情况。对于现代护照体系，每一个跨越过国门的人都再熟悉不过：你站在队列中，将标准化的册子提供给一个穿制服的官员，她看着你的脸，然后再核对你照片上年轻、苗条的形象（看你那发型……当时在想什么呢？）。也许官员针对你的行程询问几个问题，同时电脑将你的名字与恐怖分子的监视名单进行核查。

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护照既非普遍存在，也非常规使用。护照本质上是一种威胁：手持一封权势人物的信件，就可以畅通无阻。护照作为一种保护的概念可追溯到《圣经》时代。保护是一种特权，而不是权利。像约翰·加兹比这样的英国绅士，在开始穿越英吉利海峡的冒险之前，都需要一本护照，以显示其与相关政府官员的个人社交联系。

正如约翰·加兹比所发现的那样，更热衷于官僚体制的大陆国家意识到了把护照作为社会和经济控制工具的潜力。即使是一个世纪以前，法国公民不仅是出国，就算是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也必须出示文书。如今，富裕国家的边界是为了将非熟练工人拒之门外，但历史上政府当局则是利用边境阻止技术工人离开。

随着19世纪的发展，铁路和轮船使旅行变得更便捷、更便宜。护照不受欢迎。法国总统拿破仑三世和加兹比一样，羡慕英国更宽松的做法。他将护照描述为“压迫性发明的……和平公民的尴尬和障碍”。他在1860年废除了护照。法国并不是唯一这么做的国家。至少在和平时期，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式放弃使用护照，或者停止强制要求。19世纪90年代没有护照可以访问美国，如果你是白人会更方便。在一些南美国家，宪法规定旅行无需护照。在中国和日本，外国人只有去内陆地区才需要护照。

到20世纪初，只有少数国家仍坚持护照入境或出境。当时看来护照可能很快就会完全消失。

如果它们消失了，今天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2015年9月一天清晨，阿卜杜拉·库尔迪（Abdullah Kurdi）和他的妻子以及两个年幼的儿子登上土耳其博德鲁姆的海滩的一个小帆船。他们希望跨过4公里的爱琴海到希腊的科斯岛（Kos）。但是大海波涛汹涌，帆船倾覆，阿卜杜拉设法抓住了船，但他的妻子和孩子淹死了。

他最小的孩子，三岁的艾伦的尸体被冲上土耳其的一个海滩上，一名土耳其驻地机构的记者拍摄到这一画面。艾伦·库尔迪（Alan Kurdi）的形象成了移民危机的象征，给欧洲带来的震撼持续了整个夏天。

库尔迪一家人并没有准备待在希腊。他们本希望最终能够在温哥华开始新的生活，阿卜杜拉的妹妹特玛（Teema）当时在那边当理发师。从土耳其去加拿大，除了先坐帆船到科斯岛，还有更容易的方法，而且阿卜杜拉有足够的钱——他支付了4000欧元给一个蛇头，而不是用这些钱给全家人买机票。至少，如果不是因为需要护照，他们本来是可以做到的。(www.daowen.com)

因为叙利亚政府拒绝给予库尔德人公民身份，库尔迪一家人没有护照。但即使有叙利亚护照，他们也不能登上飞往加拿大的飞机。如果他们有瑞典或斯洛伐克，新加坡或萨摩亚签发的护照，则不会出现这种结果。

护照上的国家名称决定了我们在何处旅行和工作——至少在法律上，这似乎是生活中自然而然的事实。但这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历史发展，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是奇怪的。大体上来说，我们获得的护照取决于出生地和父母的身份。（当然，假如你有250000美元，你可以从圣基茨和尼维斯联邦购买一个。）

在生活的诸多方面，我们希望政府和社会能帮助避免这些悲剧。许多国家为禁止雇主根据无法改变的特征歧视工人而感到自豪：无论我们是男是女、年轻还是年老、同性恋还是异性恋、黑人还是白人。说到你们的公民身份，我们希望政府能够保留，而不是抹去。护照是确保不同国籍的不同民族获得不同机会的重要工具。

不要以护照的颜色来评判人们，而是根据他们的内在品格来判断，对此没有公众会反对。在柏林墙倒塌后不到30年，移民控制又重新流行起来。唐纳德·特朗普承诺沿美国—墨西哥边界修建一堵墙。在移民危机的压力下，申根区出现分歧。欧洲领导人争先恐后地将难民与“经济移民”区分开来，假定有人不是逃避迫害——只是想要更好的工作，更好的生活——不应允许入境。政治上，限制移民的逻辑越来越难以争论清楚。然而经济逻辑却正好相反，在理论上，只要你允许生产要素跟随需求，产出就会上升。实际上，所有移民都会创造赢家和输家，但研究表明，赢家更多——在最富裕的国家，据估计，现在有5/6的人口由于移民的到来而生活得更好。

那么为什么这不会转化为对开放边界的普遍支持呢？移民管理不善既有现实的原因，也有文化的原因：比如公共服务不能快速升级以应对新来的人，或各种信仰文化难以协调。而且，失比得更容易让人注意到。假设一群墨西哥人到达美国，愿意以比美国人更低的报酬采摘水果。其好处——每个人买水果可以更便宜——太广泛和微不足道，难以引起关注，而代价——一些美国人失去工作——则会引起非议和不快。应该可以通过税收和公共开支来补偿遭受损失的人，但还没有出现这种趋势。

在不涉及国界的情况下，移民的经济逻辑似乎更具说服力。在20世纪80年代的英国，经济衰退对某些地区的影响比别的地区更大，就业部长诺曼·特比特（Norman Tebbit）暗示——或被视为暗示——失业者应该“骑自行车”去找工作。如果任何人都能骑自行车去任何地方工作，全球经济产出会上升多少？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它会翻倍。

这表明，如果护照在20世纪初消失，我们的世界将会变得更加富裕。没有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安全比旅行的便利更为重要，政府对人员流动严格把关，战争结束恢复和平后，他们仍不愿放弃手中的权力。1920年，新成立的国际联盟召开了“护照、海关手续和直通票国际会议”，这次会议有效确立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护照。会议规定，从1921年起，护照应长15.5厘米，宽10.5厘米，32页，硬壳装订，贴一张照片。这种格式自那时以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像约翰·加兹比一样，任何人如拥有合适颜色的护照，应为此感到庆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