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世界上最好的歌手？据《福布斯》报道，2015年最好的歌手可能是埃尔顿·约翰（Elton John）。他一年赚了一亿美元，虽然U2乐队的收入是他的两倍，但U2乐队有四位歌手，埃尔顿·约翰却只有一人。

如果在215年前问同样一个问题，其答案应该是：收入最高的歌手是比林顿夫人（Mrs.Billington）。有人说伊丽莎白·比林顿是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女高音。皇家艺术学院首任院长雷诺兹爵士曾经给她画过肖像：一头卷发，部分扎起，部分自然卷曲而下。手捧一本音乐书，聆听着天使唱诗班的歌声。作曲家约瑟夫·海登（Joseph Haydn）认为这幅肖像画有失公允，他说，应该是天使在聆听比林顿夫人唱歌。

舞台之外，伊丽莎白·比林顿也常引发轰动效应，有一本关于她的绯闻传记不到一天就被抢购一空。据说，这本书中收录了她的一些私人信件，信件来往的对象都是她的一些赫赫有名的情人，包括威尔士王子和后来的乔治四世。在意大利巡回演出过程中，她生病长达6周之后才得以康复，威尼斯歌剧院为此专门亮灯三天以示庆贺，其声誉之高可见一斑。

伊丽莎白·比林顿的演出成为竞相争夺的对象，这就是她的名气，当然也有人说是臭名昭著。当时伦敦有两家顶级的歌剧院，考文特花园歌剧院（Covent Garden）和特鲁里巷歌剧院（Drury Lane），两家剧院的经理们为了确保她能来自己的剧场演出，争得不可开交，最后她在两家剧院轮番演出，1801年一年赚得1万英镑。即便对她来说，这也是很大一笔钱，在当时更是引起轰动。放到今天来计算，也不过687000英镑，或约合100万美元——相当于埃尔顿·约翰收入的1%。

怎么解释这种差别？为什么一个埃尔顿·约翰值100个伊丽莎白·比林顿？

伊丽莎白·比林顿去世近60年后，伟大的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分析了电报的影响。在那时，电报将美国、英国、印度，甚至澳大利亚连接了起来。多亏了这些现代通信技术，他写道：“已经处于支配地位的人类，相比以往任何时候，能够将自己富有建设性、投机性的才能运用到更广泛的事业，延伸到广阔的领域。”那些世界顶级实业巨头发展速度更快，更为富有，他们和那些普通企业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当然，马歇尔说，不是每个行业最好、最聪明的人都能以同样的方式获取暴利。他选择歌唱艺术进行了对比，“一个人的歌声能够拥有的听众数量非常有限，因此，歌手们的获利能力也同样受限”。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写下这些话两年之后，在1877年圣诞前夜，托马斯·爱迪生申请了一项留声机专利。这是第一台既能储存，又能重新播放人类声音的机器。(www.daowen.com)

起初似乎没有人知道该如何运用这项技术。一位名叫爱德华-里昂·史考特·德马丁维尔（Édouard-Léon Scott de Martinville）的法国出版商已经发明一种叫声波振记器（phonoautograph）的东西，可以通过视觉图像记录人的声音，与地震仪记录地震有点类似。但是德马丁维尔先生似乎没有想到，有人会尝试把这种记录又转换成声音。

不久，新技术的应用变得很清楚：你可以将世界上最好歌手的声音录制下来，然后出售这些录音。起初，录制声音就像在打字机上打印一样，一次演唱只能同时在三到四台留声机上录制。在19世纪90年代，非洲裔美国歌手乔治·W.约翰逊（George W.Johnson）演唱的一首歌需求量极大。为了满足这种需求，他日复一日重复演唱同一首歌，直到声嘶力竭——一天唱50次也只能制作200张唱片。埃米尔·贝利纳（Emile Berliner）研制出蝶形唱片，取代爱迪生的蜡筒唱片，为批量生产开辟了道路，然后就有了广播和电影。卓别林的表演能够抵达全球市场，就像马歇尔描述的企业界情形一样。

对于卓别林和埃尔顿·约翰来说，新技术意味着更大的名声和更多的收入。但对于那些水平一般的歌手来说，却是一场灾难。在伊丽莎白·比林顿时代，许多普通歌手通过在音乐厅现场驻唱来谋生，毕竟比林顿夫人的歌声也不是随便哪里都能听到。如果坐在家里就能听到世界上一流歌星的歌声，谁还会去现场听普通歌手的演唱呢？爱迪生的留声机为演艺行业中赢者通吃效应开辟了道路。比林顿夫人、埃尔顿·约翰这样一些演艺明星们赚得盆满钵满。与此同时，普通歌手的收入则只能勉强度日，他们甚至要为了生计而挣扎：演唱水平上的微小差异导致收入上的巨大差距。在1981年，经济学家舍温·罗森（Sherwin Rosen）称这种现象为“巨星经济”。想象一下，他说，如果在1801年就有留声机，比林顿能赚得多少财富。

技术创新在其他行业也创造了超级巨星经济。例如，卫星电视之于足球运动员，正如留声机之于音乐家，或电报之于19世纪的工业家。如果几十年前你是世界上最好的足球运动员，每周能看到你踢足球的粉丝还坐不满一个足球场。而现在，你的一举一动在每个大陆都会有成千上万人关注。原因之一就是足球比赛可以转播，当然电视频道数量的日益增长也同样重要。相比广播公司，好的足球联赛更为稀少，因此广播公司之间的转播权争夺战变得更为疯狂。而随着足球市场规模的扩大，顶级球员和普通球员之间的薪酬差距也在增加。在20世纪80年代，同样效力于英国50强足球队，顶级球员的收入是三线球员收入的两倍。而现在，英超联赛球员的平均收入，是后两级联赛球员收入的25倍之多。

技术变革会给收益带来巨大变化，过程非常痛苦，因为它来得如此突然。相关人员的技能仍和以前一样，但一夜之间赚钱能力却大不相同。要想知道如何应对这种变化也非易事：如果不平等是由税法变更、公司合并或政府偏袒少数人利益引起的，至少你有一个仇恨的对象。但是我们几乎不可能为了保护报社记者的生计而禁止谷歌和脸谱网。

在整个20世纪，技术创新——磁带、CD（激光唱盘）、DVD（数字激光视盘）——都保持了留声机创造的经济模式。但是在20世纪末，MP3（音频文件）格式和高速互联网时代到来。一夜之间，你不再需要花20元通过塑料光盘聆听最喜欢的音乐——在网上可以下载，而且免费。2002年，戴维·鲍伊（David Bowie）警告音乐家，他们正面临一个截然不同的未来：“音乐本身会变得像流水或电一样，”他说，“你最好做好到处巡回演唱的准备，因为这真的是唯一能保留下来、无法复制的模式。”

鲍伊似乎是对的。艺术家已经停止使用演唱会门票作为出售专辑的方式，相反开始利用专辑出售音乐会门票。当然，我们并非要回到比林顿时代：体育场摇滚、全球巡回演出、推广、代言等，意味着最受钦佩的音乐家仍然可以从广大观众那里获利。不平等依然存在——最顶尖的1%的艺术家演唱会的收入是最底层95%的演唱者收入加起来的5倍之多。留声机或许已经过时，但技术改变赢家与输家的能力与我们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