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女杜拉斯

令人心碎的爱情总是在这里上演，前仆后继地让观众唏嘘。美国越战留下一个“西贡小姐”，法国殖民留下一个“情人”。

就是这个法国小姑娘，这个出生在西贡郊外的法国小姑娘，献给了世界一个最著名、最无畏的“情人”，她对世界说的第一句话是：“我已经老了。”

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几乎所有作品都会提及的热，在西贡，我的毛孔与皮肤全然感受到了。热，绵绵作响的吊扇，黄色的湄公河，都从她书的纸面上立起来，站在我眼前。麻风病人、疯子、湄公河上的渡轮……一个前来殖民地冒险却被一片盐碱地折磨得贫穷而绝望的母亲，她又爱又恨；一个游手好闲赌博吸鸦片的禽兽大哥，她想杀了他；一个受尽压迫的善良小哥哥，她想拯救他；一个温柔富有却懦弱的中国情人，在永别时她才发现了对他的爱情。这些事，这些人，她讲了一辈子，一辈子只讲了一个故事。

小说《情人》一上市即告售罄，加印再加印，美国《新闻周刊》史无前例地为一个法国作家献出整整一个版面，一向青睐青年人的龚古尔文学奖也向她抛来橄榄枝，70岁的玛格丽特的写作事业全线飘红。杜拉斯现象诞生了：人们学她说话，学她写字，学她原本邋遢却被追捧为时尚的穿衣法。她在中国也很火，借由王小波的推崇连带着把翻译家王道乾先生也给捧红了。

杜拉斯笔下的女人从来不拥有正常的情与爱，她们的爱情永远是禁忌而苦痛的。《情人》里白人少女爱上黄皮肤男子，遭亲人唾骂；《广岛之恋》里法国女人爱上“敌军”德国兵，被剃光了头关在地下室，双手在石壁上抓出血痕；《夏夜十点半》里的女人救了一个藏在雨夜旅馆屋顶的杀人犯……翻开杜拉斯的书是需要抵抗力的，你明知那不过是纸上的文字却感到害怕，害怕灵魂从此被带向某个悬崖不归路，在合上书页返回现实时，你变成了那个女人。而杜拉斯笔下的女人们，无一例外地都是“疯子”。她卖得最好的一个小疯子是《劳尔的劫持》，劳尔在舞会上劫持了一个男子，就像多年前在舞会上被劫持了一个男子，但是劳尔并未因此获得救赎，她想回到的永远是劫持之前的那个点，那个令她痛苦疯癫的点；好比《广岛之恋》中的法国女人邂逅了一位日本男子，这位为她着迷也令她快乐的男子无法解决她的失魂，因为她永远地站在了那一点上——德国情人被毙的时刻；好比杜拉斯自己永远站在18岁从印度支那回法国的渡轮上——在投向大海的乐声中，她发现了对于中国情人的爱情；好比杜拉斯的大哥曾说的一句话：“我再也不会像爱她那样，爱任何一个女人。”她与大哥也永远地站在了那一点上——他们可怜的母亲。所以，杜拉斯和她笔下的女人们的未来，其实早已经发生过了，被销毁了，我以为这也是杜拉斯劫持了我们的原因所在——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不少中国小资作家的杜拉斯情结几乎像这样：How I wish I were you.效仿恐怕只是徒劳，因为时代是无法拓印的，没有殖民、战争、贫穷与绝望，怎么会有杜拉斯？酗酒、放荡、激进，这些是天然传奇。DNA亦是难以移植的，法国自古盛产此类女性：独立，自由，果敢，能自己造就一个时代。

若附会一下符号学，她们都戴一顶——男帽。看看杜拉斯一生中的这个“绝对形象”吧：戴着一顶男帽，脚穿高跟鞋，倚在渡轮的栏杆上。当看到湄公河上黑色小汽车里的中国男人的那一刻，她就知道，他必将落入自己手中，不是美不美的问题，而是别的，比如说个性，“我写女人是为了写我，写那个贯穿在多少世纪中的我自己”。

戴男帽的女孩

《情人》

18世纪蓬巴杜夫人发明了一种发型，高耸入云，饰品繁复，制作费时，又重又热，但在宫廷十分流行，她的棺材很长，以便装下那个洛可可式的大发型。到了20世纪，香奈儿（Gabrielle Chanel）成为反贵族的旗手，她一把撕下礼服上的笼袖、裙赘，扯下一块白纱窗帘当围巾。香奈儿最具革命性的是，第一个戴上男帽，第一个穿上裤子与棉布衬衫。她精准地预言了威权时代向平民时代的转变，所以成功是必然的，因为她懂得如何表达她的时代。

1960年代，痛扁“老爸电影”的新浪潮运动解放了影像也解放了女性。特吕弗（Frailcois Truffaut）最杰出的作品《祖与占》（Jules et Jim），故事同样发生在20世纪初，凯瑟琳戴上男帽，画上小胡子，穿上大毛衣，装扮成男子和男友们赛跑，在大街上轻佻又俏皮地给陌生男子借火。这是电影史上一个难以磨灭的女性形象——崇拜拿破仑，梦想着与拿破仑在一起。她与她的先驱——9岁扬言、24岁终于做了路易十五情妇的蓬巴杜夫人一样，充满野心和占有欲。没人比让娜·莫罗（Jeanne Moreau）更胜任凯瑟琳这个角色了，她的招牌表情是：下巴轻扬，嘴角不羁。从大师布努艾尔、路易·马勒、特吕弗到坏小子法斯宾德，都请她做过自己电影的女神，而在《就这样爱了》Cet amour-là（2001）中，法国银幕女神让娜·莫罗扮演了法国文坛女神玛格丽特·杜拉斯。(www.daowen.com)

这些戴男帽的女人，无疑都是骄傲的。香奈儿12岁遭受母亲的去世和被父亲抛弃的打击，寄宿亲戚家时以挨饿来反击她们的冷漠；发现情人在承担她开店的亏空时发誓做到财务独立；两次婚约失败皆因出身贫寒，她立志不再依靠男人，终身未嫁；拒绝了富可敌国的威斯敏斯特公爵的求婚，因为寄生虫的生活没意思。这个从外省闯入巴黎的牧羊女，被孤独和贫穷练就了女王般的傲慢，“我就是自己的主人，我只依靠我自己”。杜拉斯4岁丧父，殖民地的苦难童年和母亲的绝望使她在浸着酒精的文字里才能获得救赎，加入共产党，支持无产者，更换情人，出言不逊，用小说版税买了一间乡村别墅，在里面写下一本又一本书。让·雅克·阿诺（Jean-Jacques Annaud）担任导演及编剧的《情人》Lover（1992）令她不满意，导致两人绝交。这也难怪，《情人》的电影比之小说平庸得多，杜拉斯站在70岁高处俯视人生而拥有的女王一般充满权威的绝望、痛楚和美，都消弭在梁家辉的屁股与法国女孩的细瘦身体里了。而她亲自编剧的《广岛之恋》Hiroshima Mon Amour（1959）已成为现代电影之发端。第一个镜头便震撼：男欢女爱，赤裸的皮肤摩挲，覆盖在上面的原子尘渐变成汗珠。这样一个女子免不了会这样评价那位“中国情人”：他的勇气是我，他的奴性是父亲的金钱。

1920年代的巴黎正流行“男装女孩”——短发、礼帽、平底鞋、叼烟嘴、骑脚踏车。她们将自身置于主体地位，爱与不爱，如何活着，取决于她而非他。同为激进的左派，社会主义的支持者的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拍裸照，与萨特的协议婚约更是誉满全球。

如果追溯得更早，19世纪时，巨匠云集的法国文坛，被雨果、巴尔扎克、福楼拜、大仲马等统治的雄性领地里忽然来了一个头戴灰色男帽，身穿男装背心和长裤、抽着雪茄的女子。乔治·桑（George Sand）在那个时代成为作家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女人了，却还扬言婚姻迟早被废除，拥有肖邦等一票情人，乃至“所有人都见识过她的屁股”……

2004年，乔治·桑诞辰200周年，法国政府定为“乔治·桑年”，发行乔治·桑纪念邮票首日封。

西贡餐馆的古朴路线

餐具颇有中国江南的清雅

一顶男帽不再是符号，而是独立自由的王冠。荡妇与先锋，是她们的两张脸。在西贡一间精致的服装小店里，我注意到墙上的一只玻璃框，里面是《情人》的电影海报。不过，这样的邂逅并不多，西贡并未如想象中那样大肆“利用”杜拉斯，而我来西贡多多少少是为了“朝圣”杜拉斯。对于婉约的西贡小姐或腼腆的西贡男孩来说，杜拉斯这样的女性像“法式大餐”那么奢侈，是不是有点消受不起呢？

说到餐食，我们特意选了一家LP推荐的餐馆，离河边有一条街的距离，在清凉安静的一隅，客人不多，环境不错，很多细节既随意又精心，或曰精心营造的随意。不过饭菜差强人意，我为了sea food而来，可那是怎样一套sea food啊——几只虾、几片青菜、一碗米饭、一碗汤，将近20美元。

这是一个不那么“法兰西”而比较“越南”的餐馆，大街上频频出现的一个人物肖像也暗示着这个城市不再叫西贡，今天它叫“胡志明”。不过我更喜欢“西贡”，发音里萦绕着某种低沉的旖旎。1930年，胡志明缔造了越南共产党，后被法国人逐出越南。1945年，法国结束对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并分裂了越南：胡志明在北方的河内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即北越；法国挟持皇帝在南方的西贡立国，后由吴廷琰于1955年发动政变建立了越南共和国，即南越。胡志明联合南方游击队，打败了南越政府和美帝，成为解放西贡的救星，因此这个城市用自己的方式来纪念他。

街头的胡志明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