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达里斯本的时间

我来里斯本，因为文德斯。

文德斯从未这么轻快、诙谐过。《里斯本的故事》Lisbon Story （1994），不同于《柏林苍穹下》（1987）的沉郁、《德州巴黎》（1984）的疏离。一位电影收音师，带着一只崴了的脚和一辆瘪了轮胎的车，狼狈地来到里斯本。为导演朋友已经拍好的胶片，捕捉着这个城市的声音：摩托车、有轨电车、孩童的跑叫、汽船的鸣笛、教堂的钟声、磨刀霍霍、喷泉流水……收音师住在一间墙皮剥落的古屋里，晚上有蚊子，雨天漏着雨。某夜突然传来缥缈之音，循声而去，撞上了惊艳迷魅的一幕：一束月光从天而降，一位着黑衣的妙龄女郎，歌如天籁。

国宝音乐Fado，堪称葡萄牙的蓝调。虽然葡萄牙的Fado与西班牙的弗拉门戈有相似之处，但前者是柔婉的、哀渺的、幽怨的，后者是痛苦的、激烈的、放旷的。Fado流行于小酒吧、小餐馆，据说在葡萄牙许多人上餐厅不是为了吃饭，而是为了听Fado。Fado歌手表演时均着黑衣，据说这个传统是为了纪念身着黑衣、第一个公开演唱Fado的女歌手玛莉亚·塞维拉，与一位斗牛士的爱情悲剧令她26岁香消玉殒，葡萄牙为其举行了国葬。

文德斯的音乐品位一贯好，拍过布鲁斯与U2，《乐士浮生录》（2000）将古巴老爵士乐队推向世人，《里斯本的故事》也使Fado享誉国际，年轻的圣母合唱团为影片定制原声并倾情出演。由于殖民历史，我在澳门也遇到Fado表演的广告以及邮局里纪念Fado音乐家的邮票。

《里斯本的故事》

Fado邮票

疏离的文德斯何以变诙谐了？脚打石膏的收音师去擦鞋：擦鞋匠淘气地将他一只脚上的皮鞋用黑油擦得锃亮，将另一只脚上的石膏用白粉擦得雪白。收音师向当地人打听朋友的下落，陌生男子主动请缨并严肃声称：这事麻烦，你得给钱。讨价还价一番，男子收钱离开。结果如你我他所料，从此消失！女歌手外出巡演，把钥匙留给收音师，于旅途中发来明信片。收音师吻着明信片，插上耳机听她的天籁之音，忽然女歌手站在面前，惊讶他真的没走，呆瓜亦有意趣时：为何要走？这个钥匙又打不开别的门。

《里斯本的故事》是献给电影百年之作，不可避免地触及了对电影本质的思考：什么是真实？如果摄影机能够捕捉某一瞬间，电影能够再现那一瞬间，那么证明那一瞬间的就是胶片吗？这是一场文德斯与文德斯之辩，片中导演厌倦了一切被污染的影像——经由人的眼睛选择与感知的。因此他把摄影机背在背上，“盲目”而即兴地拍了一部没有高低起伏的电影——所有的事情同等重要，他的选择就是不做选择。

海风、海鸟、铺满海岸的小鱼，令这座海洋之城湿湿咸咸。穿过漂亮的老拱门，踏上干净清幽的石板路，地标建筑当然是航海纪念塔。史前即有人类居住的里斯本，同样不乏外族统治史：公元前3世纪，罗马的恺撒大帝征服了这座城；8世纪又被信奉伊斯兰教的摩尔人夺取，在此兴建清真寺，市内因此居住着基督徒、穆斯林和犹太教徒。直到12世纪中叶，葡萄牙第一代国王阿方索一世击败摩尔人，里斯本重回基督徒手中，随即成为首都。彼时葡萄牙，还只是一个处于欧洲政治经济边缘以及文艺复兴外围的贫穷小国，眼睁睁地看着威尼斯、热那亚的东方财富滚滚而来。1453年君士坦丁堡之战后，奥斯曼帝国封堵了欧洲。葡萄牙若望一世立海洋为国策，甚至委任三个儿子从事海外探索，沿非洲海岸探索抵达东印度的海上路线，葡萄牙国王也成为第一个王室资本家。

鱼宴上的葡萄牙男人

英国历史学家罗杰·克劳利在《征服者》中生动讲述了葡萄牙帝国的崛起。中世纪欧洲落后无知，信奉托勒密地理观——印度洋是封闭的。在地理大发现的年代，达伽马由里斯本出发，肩负航海探险与宗教圣战的双重使命。15世纪威尼斯共和国垄断了欧洲的香料贸易，葡萄牙人试图开辟新航线，绕过非洲好望角和埃及的伊斯兰商人，直接与印度洋世界打交道。葡萄牙不仅打破了托勒密地理观，也威胁到威尼斯的生命线。远洋航海图成为绝密，一旦泄露，格杀勿论。

葡萄牙成为一个新时代的开创者，但是他们身上缺少现代性，充盈着落后于时代要求的简单的征服者思维，而好的征服者要懂得管理和同化。达伽马与其说是航海家，不如说是外交官。他的炮舰外交改变了世界秩序，“禁止别人在大海上航行”也被视为西方帝国主义开始的信号。欧洲人到来后，大海不再是自由的。印度洋被引入了一个陌生的概念——领海，一个由武装力量与葡萄牙主宰大海的野心共同控制的政治化的海洋空间。十字架的信仰者开始侵犯穆斯林的产业，并且大开杀戒。15世纪末，里斯本成为一座活力四射、五彩缤纷的城市，充满珍奇的外国货物——香料、奴隶、丝绸、珍珠。16世纪的里斯本富甲一方，在亚洲、非洲、美洲拥有广袤殖民地，大量黄金由殖民地运来，葡萄牙也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航海大帝国，开启了塑造当今世界的全球化力量，只是——付出了人道的代价。

里斯本拱门

航海纪念塔

不过，在里斯本逢着的一场“鱼宴”，却让我感受到人情味。这座被《孤独星球》注释为“没有被现代化侵蚀，保留了传统欧洲风貌”的城市，给我留下淳朴友善的初印象。走出航海纪念塔，沿着海边散步，在一艘轮船的背阴处，几个葡萄牙男人正搭起火炉烤鱼：一边从海里钓上鱼，一边用盐渍鱼，一边将浸过的鱼放上炉壁。看到我们，立刻热情地邀请加入。于是我学着他们将面包分成两半，将小鱼夹在中间，伴着葡萄酒和欢笑，享受了一顿新鲜海味。(www.daowen.com)

而在有钱人开着游艇来度假的小城法鲁，是另一番光景，男人的目光、口哨与搭讪会将你裹挟。一位头戴鸭舌帽、身穿花衬衫的葡萄牙男子不出意料地邀约喝一杯，但出乎意料地让我第一次碰触了“帝国情结”。看到我在吃汉堡，“来到葡萄牙，怎么可以吃麦当劳？！”听说我从西班牙来，“西班牙怎么有葡萄牙美？！”

如英国历史学家查尔斯·博克萨所言：“葡萄牙人什么都想“吃”，却又“消化”不了。”国力和人口的不足使葡萄牙难以对殖民地进行有效统治，亦未像英国、法国那样为殖民地带去新的生产方式与科学技术，简单粗暴的掠夺无法消解殖民地对其身份和文化的抵触。与此同时，它的东方贸易带动了欧洲其他国家如英国、荷兰的工业化，这些后来居上的海上强国用自己的舰队一点点接手了葡萄牙的远东殖民地，从此葡萄牙没落了。

1974年，一场由军人在枪管里插上康乃馨而得名的康乃馨革命，终止了萨拉查的独裁统治，也导致海外殖民地纷纷独立。尽管长达5个世纪的殖民历史终结，但帝国仍是“葡萄牙形象”的基石。自19世纪起“帝国”就在葡萄牙的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萨拉查主义曾利用“帝国”使其政权合法化，强调殖民主义令宗主国与殖民地均受益，这一时期的电影也大量展现了广袤的非洲家园；此后新政府亦为适应后殖民情境而承续了帝国遗产。

帝国风貌

最后一个非洲殖民地独立后，这个国家在殖民主义上经历了一段沉默，部分缘于流血的殖民战争——这是葡萄牙社会试图努力遗忘的伤疤。而后，奥利维拉等电影人的作品致力于打破殖民历史的禁忌，发起关于葡萄牙帝国遗产的讨论。尤其是1980年代大量非洲移民的涌入，使得后殖民情境清晰可见，“葡萄牙—非洲”亚文化响亮崛起，葡萄牙大学的后殖民研究甚至成为享有盛誉的学术领域。

当代葡萄牙文化的重要议题，即是处理帝国遗产与后殖民身份。“帝国”被建构为一种恋物崇拜——海外领土担当了“恋物”符号，因此遵循了由弗洛伊德所发展的恋物理论：被恋物的对象既代表了失落，也暗示了无法接受这一失落。当代葡萄牙电影对后殖民情境做出的美学回应，提供了这个国家面对“去殖民化心理”与“去恋物化形象”的不同情绪。

怀旧。在文化产品与公共话语中都可找到这一表达，一方面承认葡萄牙殖民主义犯下的罪恶：殖民地的国土被剥夺、人民被奴役，连葡萄牙人自己也被新政府驱使去打一场注定失败的殖民战争；另一方面对国家以殖民霸权获得昔日荣耀充满羞愧的怀旧。奥利维拉的《不，或者是指挥者的虚荣》（1990），既谴责了殖民战争——被与葡萄牙历史中其他军事失败相并置，也充满怀旧地重返殖民主义历史——直到今天都被视为这个国家的黄金时代。电影在一种爱国主义之光中表现葡萄牙殖民化，甚至陶醉于战争场面。比如祖先被西班牙人砍掉双手后仍将国旗屹立不倒，而后世的战争英雄成为正直与忠诚的理想化身，这些价值又被他们带去遥远的殖民地。

帝国风貌

今日里斯本

帝国遗产

前往北非殖民地镇压独立革命的葡萄牙士兵的话，可谓典型。“葡萄牙给殖民地黑人带来了利益，葡萄牙语为他们统一部落做出了贡献，为什么还要闹独立？”“武力征服没有意义，文化征服才值得荣耀；古希腊、古罗马衰落了，但是它们缔造的文明不死。”葡萄牙给予世界的礼物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在海外殖民地留下丰富的文化遗产。由是，葡萄牙文化取代了恋物崇拜的物质现实。

创伤。帝国终结对于整个葡萄牙社会而言是一个创伤，在当代文化产品中这一创伤意味着这个国家难以接受殖民统治的终结、难以在没有帝国崇拜的支撑下寻找立足点，个体与社会均生活在帝国幽灵中。特雷莎·维拉芙尔的电影Alex （1991）就刻画了承受着后殖民战争创伤的士兵，无法融入葡萄牙社会、无法处置战争记忆、无法与家人朋友建构有意义的情感纽带，以自杀告终。

忧郁。“帝国恋物”阻碍了葡萄牙社会从帝国失落中获得自由，乔·伯特洛的《葡萄牙式再见》（1986）就描绘了一个停滞的后殖民社会：死于非洲战场的战士，12年来他的父亲和妻子从未造访过他的墓，葡萄牙人在帝国终结的惊醒中过着失去活力的后半生。

追踪。佩德罗·科斯塔的《方泰尼亚》三部曲，试图考察帝国解体在葡萄牙城市的地理、人口、文化上打下的烙印。法国哲学家朗西埃极其推崇科斯塔，称他的电影包含一种克服“再现体制”与“表现体制”之间矛盾的美学政治。方泰尼亚是里斯本的贫民窟，住着非洲移民。移民身份决定了他们心存被接纳的渴望，即使认识到资本统治造成贫富分离，底层民众也会带伤游走、安身陋室。科斯塔不煽动，但是对殖民主义式“忧郁”做出批判——这一“忧郁”从公共话语中删除了帝国统治的负面性，将被升华了的帝国形象缝合进葡萄牙当代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