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莱多的建筑

以马德里为圆心，可以当日往返一些周边小城。在塞万提斯的故乡托莱多，并没有太多塞万提斯的足迹，它的美，是汇聚了穆斯林、犹太教、罗马式、哥特式各种风格的建筑。在这儿，我第一次造访欧洲的中餐馆。推门而入，还没有客人，一位男青年正扫地，看着他的华人面孔我便讲中文说“你好”，他面无表情，没有一丝我想象中的他乡遇乡音的开心和亲切。是因为有很多中国客人所以习以为常吗？一个腼腆的少年拿着菜单过来，比男青年好在有问有答，他刚从福建来这儿几个月，很多景点都没玩过。离开的时候，男青年依旧未打一声招呼。

在以巨大的罗马高架渠闻名的塞戈维亚，我又进了一家中餐馆，名叫香港酒楼。侍者是一位戴眼镜的中年男子，点菜时面无表情，结账时面无表情。他的气息里仿佛累积了多年的戾气，有一种对游玩到此的同胞的一点隐晦的回避，好像他们端盘子的不如意被窥到了；还有一种对自己的发展中国家同胞的莫名的轻蔑，他显然来欧洲时间不短，讲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回到马德里，一家小超市的收银员和服务员也是中国人，同样的冷淡和无动于衷。我不得不琢磨，这死水一潭是不是在海外底层服务业打拼的中国人的普遍表情？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不开心。

从马德里乘飞机到米兰，抵达时已是深夜，坐在黑黢黢的巴士里，忽然觉得冷，就请旁边的先生帮忙关一下头顶的空调。他非常认真地试过了每一个旋转头，但好像是中央空调，所以没办法。从他的认真以及温和有礼的态度看，应该是个受过良好教育、有着良好职业且是理工科背景的人。BINGO！这个来自浙江绍兴的中国男子，留学德国读到博士，念的是飞机动力专业，属于高精尖航空航天领域。毕业后留在柏林工作，当了12年大学教师，如今就职于一家大公司。为什么不再教书了？原来德国不同于英国、法国、美国，为了更换新鲜血液，德国大学任职的最长年限就是12年，期满所有人都要离开。在德国，教授职位属于公务员，没人退休就不会空出名额。

塞戈维亚的罗马高架渠

越聊越热络，他说欧洲城市里最喜欢罗马和布拉格，与我心中所爱相当一致。另一个相当一致的是：我们都不喜欢巴黎。所以，尽管我知道写一本关于城市与电影的书，如果不提电影之都巴黎是多么不周全、多么不正确，但是在我培养起对她的爱意之前，请允许我先保持沉默。这位“柏林先生”还是对我漫长的“流浪”游既惊奇又赞叹，我说好处是自由尽兴，坏处是操心劳神，比如本来要从塞维利亚转道巴塞罗那，后来才知没有直达的火车而飞机票又很贵，于是返回马德里转机。但他连连说值得，所有一切都是丰富的体验和经历。再次一致的是：我也这么想。下车后，我们愉快地挥手道别。不同于我在马德里、托莱多、塞戈维亚的中餐馆、超市或是威尼斯的中国商铺里遇到的那些面无表情的中国人，他已经跻身欧洲社会较为高层的位置，读高端专业，受高等教育，从事的职业令人尊敬。他的语气从容和悦，没有失败者的阴郁，也没有心智受限者的麻木。我懂所谓的际遇，可是，饭菜且不论，单凭欧洲餐馆里服务生的友善与开朗，我便百分百不愿再进中餐馆。

从THYSEN美术馆出来，在街角看到好玩的一幕。欧洲街头会有很多艺术家，弹琴唱歌是一种，为人画肖像画是一种，将自己涂抹包装成各种人物是一种。这位先生是少见的一种，如是姿势，在空气中凝固了好久，你可知他的玄机在哪儿？而我以为，人生的玄机无非就在他淘气的表情和创意里。

街头行为艺术

马约尔广场(www.daowen.com)

马德里的地铁里有我见过的最多的读书的人，几乎人手一本。在旅馆免费提供的演出宣传册子里，惊喜地发现了一个活动：布考斯基诗歌朗诵会。可惜时间不巧，那时我已离开马德里了。北京有这种活动吗？可能有，但肯定没人读过布考斯基。在北京即使买一本他的书都不可能，几年前请朋友在台北买到一本他的小说集。也许中国的出版商消受不了这位酒鬼诗人，他永远在酩酊大醉中吟出灿烂的下流诗歌：“关于妓女——我靠着树边呕吐，可爱的棕色眼睛的小鸟对着可爱的绿色眼睛的小鸟说，他可真是被操坏了。”但他也会写下这样的赤诚：“我一辈子顾虑我的灵魂，我永远一手拿着酒瓶，一面注视人生的曲折、打击与黑暗，等待死之最后到来。嗨！死亡，伙计，马上来吧，很高兴见到你。”同样来自底层，布考斯基没有无动于衷。

概因布努艾尔的成就在别处取得，以至在西班牙难觅他的踪迹。但是在索菲亚艺术中心，不期而遇了他的两部超现实主义奠基之作：《一条安达鲁的狗》和《黄金时代》。1930年代，佛朗哥上台、西班牙内战爆发，法西斯党、共产党、共和政府之间的混战，打破了布努艾尔对革命的梦想，而超现实主义者膜拜的正是革命。但是那些无政府主义者一旦掌权就忘了革命的目的，以革命之名花天酒地：赶走或处决房屋的主人然后据为己有；碰到有大学文凭的人不分青红皂白便杀；为了证明没有专家工人也能干好，将巴塞罗那一家炼铁厂的厂长和工程师全部杀掉，结果制造的坦克不堪一击。布努艾尔从此与超现实主义分道扬镳。

流亡美国，流亡墨西哥，布努艾尔在这个贫穷的第二故乡一待就是30年，拍了许多现实主义力作，比如让墨西哥人不爽的《死亡与河流》The River and Death （1954）。当地男子一旦出现异见或仇恨，定要拔枪决斗，死的一方被扔进河流，活的一方逃进大山，由家眷定期送给养，归期遥遥。布努艾尔对此种“阳刚”深恶痛绝，他认为迂腐的男子气和暴力将阻挠墨西哥的发展。他是个真正的硬骨头，三十多部作品三分之一被禁，却从不畏强权和金钱。晚年重返法国，时值巴黎五月风暴，新浪潮大导演们统统走上街头，路易·马勒还指挥布努艾尔的儿子去杀警察，唯有布努艾尔不上街，而是以《女仆日记》《白昼美人》《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等一系列“暧昧不明”的经典抵达了他电影成就的登峰造极之境。70多岁时，布努艾尔才回到故乡西班牙，拍了收山之作《欲望的隐晦目的》。

所谓暧昧不明，如《白昼美人》中那只著名的盒子——一位韩国嫖客带来的，打开后，吓得姑娘们花容失色。无数人提出这个问题：里面是什么？布努艾尔说：“我也不知道。”《女仆日记》Le journal d'une femme de chambre（1964）是他最令人困惑的一部电影，女仆为了查明奸杀小女孩的凶手就是那个法西斯分子兼车夫，假装爱上这个危险的男人，然而她又似乎真的爱上他，愿意嫁给他，最后她又伪造鞋印报告警局出卖了他，可是她在他逃脱法律诉讼后没有按原意回到巴黎，又突然嫁给了老将军。她的每一次抉择都令我们之前的推断撞了墙，因为布努艾尔的基本电影观就是：任何事情皆有基本暧昧不明之处。“我和妻子共同生活了40年，可有时候我却感到她好像是另一个人，一个女人有许多面孔”，于是诞生了最具颠覆性的《欲望的隐晦目的》，他让两个女演员饰一角，没有任何提示、没有任何说明、没有任何出场逻辑，一会是A，一会是B，起初你大乱，慢慢才习惯……

布努艾尔

尽管父亲是城中数一数二的富翁，他的第一部电影即由母亲资助，但除了很讲究地喝喝马蒂尼——先把酒杯、琴酒冻进冰箱，再将琴酒洒在冰块上，摇晃杯子，再倒入苦艾酒和柠檬水，布努埃尔一辈子都是讽刺资产阶级的旗手。《白昼美人》里的贵妇去妓院做妓女，布努艾尔特意将她漂亮精致的皮鞋与底层嫖客破了洞的袜子拍成特写，像是说：看，资产阶级有多空虚无聊。他还“钻进”贵妇的脑袋，窃出她的白日梦：幻想马车载着她和丈夫驶入森林，丈夫命令仆人将她拖去SM；当她的秘密被丈夫的朋友发现后，她幻想自己被绑在树上，看着两个男人为了她而相互残杀。影片获得威尼斯电影节大奖，趋之若鹜的观众无不是被“妓女”题材所吸引。事实上，这是一部高难度的电影，虽然高居情色电影前列，但绝不会激起你的情欲。

布努埃尔不是丁度·巴拉斯，他片中的性之所以不会激起你的情欲，是因为那些性从来不完成，总是被耽搁，不仅性，还有晚餐、故事……《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Le Charme Discret de la Bourgeoisie （1972）开始于一顿晚餐，结果要么记错了时间，要么餐馆老板突然离世，要么家宴闯进革命者，这顿晚餐终未吃成。《欲望的隐晦目的》Cet obscur objet du désir （1977）开始于火车上一位男人讲故事，他和一个女孩相爱，每到缠绵的关键时刻，女孩就会挣脱，男人果真不理她了，她又来哀求，一旦宽衣解带，她又不让，就这么令人发疯地反反复复。为什么永远不完成？我仿佛真切地看了这一幕：西班牙天主教所规定的性的罪恶感，站在布努艾尔的性快感面前，颐指气使，指手画脚。以至对他来说，如果银幕上的吻不是基于爱，他会感到恶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