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德里的街头

我以为那一次超现实主义梦境之后，不会再来马德里了，可人生就这样吊诡。

从巴黎到马德里，搭乘西班牙国铁RENFE。一等车厢，干净、整洁得赛过飞机，人极少，如同专列。列车员发来耳机和一盘餐点，有果汁、面包、酸奶、薯片。戴上耳机，里面播放着JAZZ和西班牙风格的歌曲。每天马不停蹄，怕旅途中一些有意思的地方和事情被新的地方和事情像涨潮的水一波波淹没，因此觉得有必要做些记录。问列车员有没有便笺纸，她送来一小沓很特别的纸，背面是绿色花纹，正面呈很暗的灰白色，与我们常见的不一样，想来是环保纸。

在阿图查火车站（ATOCHA）下车，两颗大光头娃娃脸的雕塑一下子逗笑了我，一个睁着眼，一个闭着眼，这样的迎接方式要比警车开道有趣多了。2004年，马德里包括阿图查在内的三大火车站都遭遇了特大爆炸案，基地组织声称对此负责，说是为了惩罚西班牙支持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如今，这里已经感受不到恐怖主义的紧张气氛，甚至没有像北京的地铁或火车站处处设置安检系统。旅馆就在附近，与上次所住那家是相似的格局，非常高的厅堂，老式电梯轰隆隆上下。马德里，这一次我可以好好看看你了。

戈雅的画《1808年5月3日的枪杀》

西班牙的面积略等于中国的一个省，却是世界第二旅游大国，它的诸多名人即是无形资产：毕加索、戈雅、塞万提斯、堂·吉诃德……与巴黎罗浮宫、伦敦大英博物馆并列为世界三大博物馆的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收藏有戈雅最多、最重要的画作。戈雅（Goya）有“画神”之称，拍过《莫扎特传》的大导演米洛斯·福尔曼（Milos Forman），率领好莱坞团队实地取景马德里皇宫，重建街道场景，拍摄了《戈雅之灵》Fantasmas de Goya（2006）。西班牙国宝级演员贾维尔·巴登出演男主角，美国新生代影星娜塔莉·波特曼（Natalie Portman）一人饰两角：美丽悲惨的模特和她的女儿。想必有西班牙人抱怨，戈雅是西班牙的民族偶像，而他们的英雄却被一名捷克导演和一名法国编剧塑造。但若不是好莱坞的影响力和大制作，或许也会沦为德国版《刺杀希特勒》般寂寂无名。

戈雅出生在西班牙东北部的萨拉戈萨，成名于马德里。一边做宫廷画师，为国王王后们画肖像；一边以黑色的笔触画他之所见——饥饿的人、被捕的人、可怜的人。在他著名的《着衣的玛哈》与《裸体的玛哈》前聚集着许多参观者，可能因为普拉多太大了，导游图体贴地列出了一个知名杰作的名单，按图索骥就是。我终于看到了《1808年5月3日的枪杀》，BBC纪录片《旷世杰作的秘密》讲过它的故事。18世纪末的西班牙，封建专制变本加厉，大批农民破产，全国百分之七十的土地落入贵族和教会手里。而此时推翻皇权的法国大革命刺激着西班牙国内的革命火花，戈雅虽为宫廷画师，却是法国大革命的推崇者，对拿破仑颇具好感。然而当法国军队入侵马德里，他的梦想破灭了。西班牙人民奋起反抗，1808年5月3日，西班牙的人民起义遭到法军镇压，戈雅画下了他目睹的一切。马德里的夜空黑暗不祥，一群枪手面对手无寸铁的平民，画面的光亮部分完全由起义者占据，杀人士兵全都低头埋首置于暗部。绝对主角——中间的白衣男子，神情也许惊恐也许愤怒，他张开双臂构成的体态，被艺术史学家解读为受难的耶稣基督。饕餮了太多“戈雅”之后，我发现画家对某一种面孔或眼神，其实有自己固定的偏好，这位呈受难耶稣姿势的无名英雄，他的高扬的眉毛和凝重的黑眼窝是戈雅画作里常见到的，如同波提切利笔下的女性都是《维纳斯的诞生》与《春》里极其柔美温婉的样子。

《戈雅之灵》的背景正是18世纪的黑暗西班牙，天主教会执掌大权，因法国大革命引发了西班牙的骚乱，天主教决定重新启用严酷的宗教裁判所来镇压并恐吓，影片的灵魂人物就是这场运动的领导者神父洛伦佐。基于这样阴暗恐怖的宗教气氛，戈雅画了许多版画，引起教会注意，但名气和宫廷画师的身份使戈雅保全了性命。不幸的是，他的一个模特伊内斯由于不吃猪肉的个人偏好被质疑为异端而治罪，戈雅向朋友洛伦佐求助，怎料洛伦佐强奸了伊内斯，并把她关进地牢。多年后，法国军队占领了西班牙，废除了宗教裁判所，犯人被释放，伊内斯的家人都在战乱中死去，她只好来找戈雅。戈雅请洛伦佐帮忙寻找伊内斯在狱中诞下的女儿，殊不知女儿逃出修道院后做了妓女。伊内斯曾经的青春貌美变成了不堪入目，扮演者娜塔莉很勇敢，不介意自己那么脏那么丑。我在威尼斯电影节开幕式上见到的她，可是个激起闪光灯尖叫的美人。

今日马德里(www.daowen.com)

贾维尔·巴登塑造了一个极有难度的人物。最初作为一个道貌岸然的神父，洛伦佐不顾与戈雅的友情强奸了年轻貌美的伊内斯。伊内斯的父亲是个富有商人，愤怒地揭穿洛伦佐行刑逼供的真相，洛伦佐被逐出西班牙教会。逃亡法国后，在伏尔泰、卢梭进步思想的感召下，洛伦佐摇身一变，成了一名反对过去的那个他的革命者，追随拿破仑，解放马德里，废除宗教裁判所，坐上高高的审判台，对曾将他逐出教会的主教宣判死刑。忽然英军入侵，法军溃败，洛伦佐成为阶下囚，主教再次坐上审判台，对他宣判死刑。洛伦佐曾担心被丑闻毁掉前程，于是把伊内斯送进疯人院，私生女送往美国，可是当主教要求他忏悔从而接受赦免时，他又无畏地选择了赴死。伊内斯疯了，一手抱着捡来的婴儿当女儿，一手握住死囚车上垂下来的洛伦佐的手，“三口之家”只能在这一刻，以这样的方式团聚……《戈雅之灵》延续了《莫扎特传》的福尔曼传统：主角仍不是主角。莫扎特的风头被善妒的庸才乐师抢走了；戈雅更失衡，不过是一个历史大风云的旁观者，而华彩全部属于洛伦佐，他的际遇起伏凝练出西班牙的乱世之象，洛伦佐的一生有多跌宕，历史就有多无常。

参观博物馆最累，普拉多如此大，两胯几乎酸痛了。晚上回旅馆，在隔壁的餐馆选了一种蔬菜和鸡肉的三明治，又清淡又好吃，于是定为御用餐吧。格外喜欢在天蒙蒙亮、街道空无一人、空气还正懵懂清新时，进来要一杯热咖啡和一块羊角面包，开始我的马德里一天。

另一个必去的博物馆是索菲亚艺术中心，镇馆之宝也是一幅重大题材的画作。戈雅画了革命，毕加索画了战争。有人问工作人员：“Where is the painting of Picasso……”还没说完，对方立刻接上：“Guernica？”想必他猜也猜得到，人们来这儿就是为着这幅传奇之作的。循着号码牌，一间展厅前围着许多参观者，一定是了，空荡荡一个展厅只有一幅画，旁边特别坐了两位工作人员看护，全然铅灰色的画作几乎占据了一面墙，毕加索的愤怒、哀伤甚至没有被光阴阻隔，扑面而来。

《格尔尼卡》，毕加索

1937年，正在巴黎的毕加索受到西班牙政府邀请，为巴黎世博会西班牙馆创作壁画。突然，西班牙风光旖旎的格尔尼卡被德国法西斯狂轰滥炸，战斗机在城市上空俯冲，并以机关枪扫射那些避难的市民，整个小城几乎被夷为平地。格尔尼卡是德意法西斯为了恐吓平民轰炸的第一个城市，事件震惊了世界，也震惊了毕加索，他便以“格尔尼卡”为题作了一幅画。二战期间，德国纳粹经常出入巴黎的毕加索艺术馆，有一次在出口处，毕加索发给每个德国军人一幅《格尔尼卡》的复制品。一位纳粹头目问：“这是您的杰作吗？”毕加索答：“不，这是你们的杰作！”画作并没有进入具体事件，没有炮弹、没有城市、没有能够指认出是格尔尼卡灾难的线索，只有毕加索想象中的无辜平民的痛苦，他把痛苦从历史背景中抽离出来，因此这个痛苦代言了任何时代所有战争的痛苦。除了这声长啸，他还画了哭泣的女人。

较之古典普拉多，索菲亚艺术中心偏爱现代艺术。除毕加索之外，还收有许多达利的作品，一些佛朗哥法西斯和西班牙共产党的革命画，以及大批叫不上名字的后现代作品——不知所谓的装置、不知所以的影像、不知要干吗的破烂，与巴黎蓬皮杜的观感一样：看不懂。后现代艺术所以无法比肩那些旷世杰作，可能就是由于距离现在太近，也可能由于走得太远。就像我们的古人把最豪放、最婉约、最幽艳的诗词早已写尽，绝望的今人只好不断实验，以期在经典林立的汪洋中尖叫着浮出水面，哪怕怪异到失去意义和观众也在所不惜，可失去了意义和观众，又怎么能成为经典？经典正是在口碑相传和世代阅读中形成，想做莎士比亚？还须维多利亚。

《CRYING HEAD》，毕加索

达利的雕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