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云端。从巴塞罗那到马德里的飞机上拍摄

我的第一次马德里之行，可用“惊骇”作结。

还是为了毕加索。抵达的当天，我精力充沛、兴致勃勃，去罢马德里皇宫又参观了军械库，原本要赶往西班牙广场和朋友会合，犹豫半晌，决定会合之前还是去一趟AZAC区。那里汇集着现代建筑群落，我这个建筑迷舍不得错过，何况其中一座叫——毕加索大厦。

马德里的夏天，几乎没有夜。晚上10点天才黑，12点依然车水马龙。我们童年时享受过的、长大后早已久违的午睡，在西班牙可是正经八百，因为这里长年热。堂·吉诃德为什么瘦骨嶙峋？他举着长矛鸣不平，尽是在光秃的草原上顶着烈日。商店中午2点关门，傍晚6点开门，马德里这才动起来。市政府更把周末的地铁运营时间延长至一天24小时，站在经济学的角度讲，或许有助于拉动内需。

跋涉至AZAC区。我正背着双肩包、举着相机在一座大厦的拐角平台上推拉焦距拍摄那些现代建筑，突然脖子被一只粗壮的手臂从背后勒住，身体被提起来，脚在空中晃荡挣扎，正当看到一个人救星般地向我的方向走来，想拼命朝他喊时，突然眼前一黑……等我睁开眼，发现自己正趴在地上，浑身空空如也，脖子上的相机不见了，肩膀上的背包不见了，钱包、墨镜、手机、现金、信用卡，everything……事情来得太快、太猛、太突然，比梦还要不真实，不得不相信：我遭遇了抢劫。

爬起来，惊恐无助地向四周喊着“help”。一位白领样子的西班牙女郎朝我走来，西装裙，白衬衣，她说是两个黑人干的，向某个方向跑了。我向她旁边的一位男士求助，但男士无动于衷，我忽然觉得他很像我看到的那个救星。他们习惯了坐视不管还是害怕黑人？白领女郎带我去找警察，我却急着希望有人去追那歹徒。她带着我在大厦、大桥之间来回穿梭，最后上了一辆警车，来到一个貌似警局的地方。坐在车上，她的意思是，那些东西不可能追回来了；她的另一个意思是，发生那一幕时有人看到，但是不会有人管的。这两层意思让我在炎热的马德里夏日感到了寒冷。

西班牙广场

在警局里，他们接好线路，让我与对方通话，是报案电话。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遭遇抢劫，更糟的是，身处异乡，语言不通，警察几乎全部说西班牙语……问我住在哪个旅馆，我不记得名字，只记得方位。后来他们商议的结果是，由一位女警官开车送我回旅馆。我郑重谢了那位好心带我来的白领女郎，跟着女警官上了车。正是马德里车水马龙的时分，外面的风景“应该”很美，马德里比巴塞罗那要新，据说像北京——20年间发生了巨变。警车开道、专车护送，待遇实在不低。瞧，这是马德里迎接我的方式。

到达旅馆，当我表示同伴还在西班牙广场等我，而我的手机丢了，因此能否送我过去时，女警官的话让我继续冷下去：“我的职责是送你回旅馆，现在我的职责完成了，请下车吧。”我下了车。或许马德里警察早已见怪不怪，否则为什么只有西班牙的旅馆可以存放护照，只有西班牙的信用卡要对照ID？白领女郎不是说了吗：“这种事在马德里很多，这里的警察很懒。”

马德里的街头(www.daowen.com)

马德里的街灯

旅馆服务台负责接待的中年妇女很和善，事实上，除了这一桩，除了两个让人扫兴的无良劫匪，除了例行公事的无感警官，一路上遇到的人都很好。中年妇女英文不好，但听懂了我的遭遇，她深深叹息，为我倒了一杯水。我不想回房间，独自待在里面会觉得lonely，起初她不懂，但很快举起手边的一本字典，示意不要紧，查过那个单词后，她同情地看着我说：“I see……”来了一对年轻的西班牙恋人，建议我先挂失信用卡，男孩用他的手机帮我联络，甚至体恤地接通了配有中文服务的银行专线。在烦琐的通话过程中，男孩和女孩始终耐心地等在一旁，不时亲吻着对方，那一刻，我竟然希望自己是那个女孩。

坐在旅馆外面的长椅上等待同伴，马德里的晚风轻柔地拂过的我的脸、手臂、身体，而我品味着“在异国他乡流落街头”这句话的真实况味。所以当你看到这样的warning，请相信并谨记那不是传说：外出最好结伴而行；最好将护照、机票复印，与正本分开存放；不要携带过多现金并分散携带，以免所有现金一次被抢；如遇抢匪，一般不要反抗，以免生命受到伤害；被抢后一定要报案，以便到使馆补办相关证件。

第二天赶紧去大使馆办理临时通行证，我们的行程，下一站和下下一站的机票和旅馆，早已安排好。前晚在马德里警局，警官抄给我一张纸条，上面是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的电话及地址。按图索骥找到，谁知又碰上不办公的日子。终于等来一位官员模样的中国男子开着一辆轿车驶入大使馆，看到我们，摇下车窗，我把情况大致讲了一下，他让我们等一会儿。随后另一位先生请我们进去，落座后，当他关切地问：“到底怎么回事？”我的眼泪差点掉下来。可能只有身在国外，才会懂得国家和同胞的意义，就像见了亲人。

使馆托付了办理通行证的机构，去那边，工作人员和蔼平静地让我填表，说明这样的事很寻常。忽又出了问题，昨天马德里警局只做了电话报案，没有给我开报警证明，但是必须出具报警证明大使馆才能给我办通行证。我只好赶往最近的一间警局，煞费口舌地从头到尾再讲一遍，开好证明回到大使馆，又发现警局开具的证明上我的名字被打错了！好吧，你们厉害，又懒，又吊儿郎当。在正午的大太阳下来来回回，我自嘲地说：“在马德里算是什么都经历过了：流落街头，几进警局。”

西班牙语国家最伟大的电影导演路易斯·布努艾尔（ Luis Buñuel），早年在马德里大学读哲学。1920年代，经历了一战和“上帝已死”的西方世界，兴起超现实主义。理性、道德、宗教囚禁了人的本能，唯有推翻它们，挥洒本能和梦境，人的精神才能真正解放。于是，布努艾尔与达利将各自的梦组合起来，拍了世界上第一部超现实主义电影《一条安达鲁的狗》Un chien andalou（1929），没有故事，只有影像：达利梦见一只爬满蚂蚁的手掌；布努艾尔梦见乌云遮住月亮，就像剃刀划过人的眼睛——看这一幕时，我觉得自己的眼睛正被剃刀划过，惊得不轻。它堪称电影史上最残酷的镜头，影片被选为最危险的电影。到了《白昼美人》Belle de jour （1967），布努艾尔更进一步，把现实与超现实缝合得炉火纯青，讲了一个中产贵妇做妓女的故事。但——开篇时马车上坐着中产夫妇，结尾时马车上是空的；爱上贵妇的流氓嫖客将贵妇的丈夫打成残疾，结尾时丈夫忽然从轮椅上站起来——这是否意味着中间的一切都是幻觉或想象？这一切究竟有没有发生？中产贵妇是幻想做了妓女，还是真的做了妓女？

傍晚来到马德里最大的普拉多公园，准备坐一坐，走一走，吃个晚饭，然后去机场。我躺在草地上，看着骑车、散步、慢跑的悠然市民，回想这两天的遭遇，像是发生过，像是没发生过，恍如一场布努艾尔的超现实主义梦境。

美丽倒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