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ot咖啡馆

另一件偶得的礼物，也是悠久的。维也纳是音乐之都，还是咖啡之城，若不享受音乐和咖啡，亦是荒废了维也纳。

王宫后面有一家著名的cafe center，等候的客人已经排到门口，我们只好放弃。但与百水屋距离几个街区的Acot足以弥补，有些显然是常客，白衬衣黑领结的侍者直接报出他的习惯。有一位老绅士，发丝不苟，面容整洁，西装考究，坐定后，打开当天的报纸翻看着。他就是维也纳，有种从容不迫的低调、优雅、内敛。

奥地利是德语国家，但维也纳市民能在德语与英语之间自如转换，因此交流起来很方便。维也纳的咖啡馆很安静，而维也纳的感觉是：社会发达到相当的程度，市民的整体素养都很高，文明、舒适，安静。以至不仅有耶利内克这样的先锋女权作家的小说被搬上银幕，还有一位出生在维也纳的哲学家也被拍了传记电影《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2005）。哲学家的电影最难拍，因为他的闪光之处无疑是思想，而那看不见摸不着的思想怎么拍呢？开头一段舞台剧味道的自白，奠定了这部电影的表现主义手法，戴着眼镜的小神童维特根斯坦像个老成的先知：有的时候，人们如果不做些愚蠢的事，就没什么有意义的事可做。

这位特立独行的哲学家，有一个可与洛克菲勒比肩的钢铁大王父亲。这个家族富有又怪异，母亲疯狂热爱音乐，把孩子们扔给保姆，自己去招待马勒和勃拉姆斯。兄弟五人，夭折了三个：一个离家出走而失踪；一个在战场上被俘后自杀；一个在酒吧喝下氰酸钾。唯一幸存的兄长还在战争中失去左臂，日后成了名噪一时的独臂钢琴家。有了这些哥哥做“榜样”，维特根斯坦的人生也平淡不了，也曾多次想自杀，也曾参军。这位于战俘营写下《逻辑哲学论》的逻辑学家却感叹着“逻辑即地狱”，他最著名的一句话是：“凡不可说的，应当沉默。”

Acot咖啡馆

舞台剧式的华丽《维特根斯坦》

然而，凡可说的，不当沉默。透过这座咖啡之都的优雅，触摸它的内里，会发现它的一些不堪历史。13世纪，瑞士的哈布斯堡家族夺取了权力，奥地利成为其子嗣的世袭封地。哈布斯堡王朝兴盛的时候，奥地利曾一度是德意志各国的领袖，后来被崛起的普鲁士取代，直到普奥战争又被逐出德意志。从此奥地利向东扩张，建立了奥匈帝国。一战战败被瓜分，还为原来的小国。二战时德国占领奥地利，将其并入自家版图，竟得到许多奥地利人的支持，奥地利人一夜间变成了德国人，民众为其效忠，军人加入党卫军。奥地利对纳粹的猖狂负有一定责任，事实上，希特勒最早接触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就是在维也纳。但是二战后，由于讨伐德国纳粹的声浪淹没了其仆从奥地利纳粹，奥地利也因此疏于反思。

奥地利萨尔茨堡的新秩序

另外，世人习惯了以简单二分法定义二战中的参战国：要么是邪恶轴心国，要么是同盟国。奥地利过往的被侵略史，往往使它位列反法西斯阵营，亦有许多奥地利人就以受害者自居。如同天皇至上的神道教国家日本，战后因美日利益交换使其天皇免于问罪，因此在日本人的普遍感情中，二战的历史教育只有原子弹受害国的概念，至今不肯认罪于南京大屠杀。到了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日本年轻的政治家对战争的记忆淡薄，更无法像德国人那样反省战争的责任。大导演黑泽明的《八月狂想曲》Hachigatsu no rapusod？（1991）即张扬着大和民族的受难心境：长崎县的一个老妈妈，与儿孙回忆起1945年8月的那个可怕日子，以至风雨交加、电闪雷鸣的夜里，老妈妈不知梦中惊醒还是被回忆击中，一边喊着“原子弹来了”，一边跑出门在风雨中狂奔的一幕，俨然已成影史经典。(www.daowen.com)

不过近年来，奥地利开始勇敢地面对自己国家的罪行，总统菲舍尔对一些文献里掩盖奥地利在二战中的不光彩历史做出谴责，称奥地利不仅是纳粹德国的受害者，也是同案犯。这两个国家其实很像，都有君主专制传统，都以德意志人为主，都比较严肃刻板。有年夏天，我乘大巴从威尼斯前往奥地利的萨尔茨堡——电影《音乐之声》的拍摄地，从车窗看出去，有德国式的大片绿，有许多大型方块建筑，有巨大的卡通画广告，还有巨大的梅赛德斯—奔驰店。起初新鲜，看多了便觉乏味，萨尔茨堡新城里千篇一律的方正“大厂房”，毫无老城的娇小灵动。到达已经很晚，按照HOSTEL附上的精确地址顺利找过去——朋友说这家旅店的道路指示是所有旅馆里最清晰的，连某处前方有个挡车板都提到了。一路上除了汽车再没半个人影，更别提意大利、西班牙那种活色生香的夜生活了。因为冷吗？萨尔茨堡已是秋天的温度，下车时居然看到有人穿着羽绒服。

HOSTEL不具备HOTEL的24小时服务，HOSTEL提供的早餐也不像HOTEL那么充足，第二天早上我坐下来吃早餐时，看到眼前一个碟子里有四个面包，先吃了一个，因昨晚没吃晚饭于是又把手伸向盘子，朋友遂指了指了桌牌，上面写着：每人只有一个面包，多吃一个付0.3欧元。这就是萨尔茨堡或奥地利的事事有序亦事事刻板的讨厌样子。

奥地利萨尔茨堡的老风貌

奥地利一直致力于摆脱曾经的纳粹阴影，而导演斯戴芬·卢佐维茨基（Stefan Ruzowitzky）的祖父就是一位亲纳粹者，因此他一直想拍一部纳粹题材的电影。他执导的《伪币制造者》Die Fälscher（2008）一举荣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讲的是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也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二战时，花天酒地的萨利被关进集中营，因他的独特才能，纳粹命令他和一组专家大量伪造外国货币，妄图以此来破坏英国的经济。斯戴芬的展示有些接近同为欧洲导演的波兰斯基，母亲死于纳粹集中营的波兰斯基拍出了受难者形象的《钢琴师》，小人物为了生存而挣扎的两难同样适用于《伪币制造者》。纳粹肆无忌惮地开枪，使得为纳粹打工的犹太假钞制造者如履薄冰，他们跪着打扫厕所并承受纳粹的尿液。那么，是苟且偷生还是坚持尊严道义？

人性拷问，是这两年奥地利电影的共性，概因“不洁”历史始终未得到“清洁”？继《伪币制造者》之后，再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的《维也纳复仇》Revanche（2009）是一个现代故事。维也纳的一个妓女，有一个在妓院工作的男友，为了过上幸福光明的生活，男友决定抢银行，不幸妓女被警察意外打死。妓女的男友回到维也纳郊外的父亲家，巧遇警察妻子，他在所有人都不知情的情况下，开始了复仇。因为流产，警察和妻子的婚姻蒙上一些阴影；又因为误杀妓女，警察陷入了烦恼自责并被解职处分，他常常酗酒不归。这给了妓女男友一个乘虚而入的机会，警察妻子把他请回家，男人“强暴”了她。但警察妻子因得不到丈夫的性满足，所以未能觉察出妓女男友对自己的行为里有暴力的成分。妓女男友携枪等待警察，警察的一番告白使他没有举起枪：警察原本瞄准的是轮胎不是妓女。就在警察妻子欣喜地告诉丈夫怀孕的消息时，她从照片上认出了这个给自己带来孩子的男人就是那个银行抢劫犯。

表面看来，这是一个复仇的故事，但其实是一个裹着复仇外衣的社会故事，多棱镜一样映出现实的很多面：妓院老板以更好的公寓和收入诱惑妓女，而公寓是为一些政界大佬准备的，他们不愿在妓院公开露面，这个妓女很有些平等观，她认为应当和其他夜莺一样站在街头，而非单独享受优待，因此拒绝了。妓女男友的父亲，鳏寡孤独，独自住在郊外，家里破败简陋。儿子沉默地回来避风头，每天用电锯锯木头，父亲拉起了多年废弃的手风琴，手风琴很破旧，但父亲的心情很好。同在一个地区，警察的家显然是一种富裕的中产生活，宽敞整洁，井井有条。处于底层的妓女男友，抢银行就是为了获得这样的生活，可是到头来又被这样的生活激起了愤怒。无法生育的警察夫妇获得了一个孩子，却是在荒谬的“被复仇”中获得了一个仇人的孩子。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出口呢？

因了不雅的历史与现实，维也纳的优雅在我眼里多了一层雾霾。

维也纳的两种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