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布兰登堡门，曾与柏林墙一起，隔开了东西德。我们乘了较长一段S-BAN（城铁），来到气象与西柏林颇有差异的东柏林，空旷、前工业——东柏林的初步印象。如今，柏林墙拆了不少，还有一段留在这边，涂鸦满布，辨不清历史和现在，它见证着分秒的政治变迁，隔绝—骚乱—统一。涂鸦是欧洲多见的城市景观，除了柏林墙，在西柏林的酒吧街就有两面巨大的涂鸦墙，作为市民自由表达的公共空间，索性也变成城市的野性装饰，释放着城市的激情与力比多。

1987年，里根吁求戈尔巴乔夫，“请推倒这堵墙吧”。这堵墙是苏联的“杰作”。二战后柏林成为冷战最大的争端焦点，社会主义苏联占据东柏林，资本主义美、英、法占据西柏林，由于生活所迫东柏林的人逃去西柏林，苏联不能容忍叛逃，一夜间筑起柏林墙。所以与柏林天然一体的电影题材，除了“二战”，还有“冷战”。这一年，德国新电影运动四杰的另一位——文德斯（Wim Wenders），创作了《柏林苍穹下》Der Himmel uber Berlin。这段涂鸦的柏林墙在片中反复出现，两位天使还穿墙而过。“肯尼迪，斯陶芬伯格，柏林变了。”这句台词在喃喃自语什么呢？1963年，美国肯尼迪总统（JOHN F. KENNEDY）站在柏林墙前发表了著名的演说：“两千年以前，最自豪的夸耀是‘Civitas Romanus sum’（我是一个罗马人），今天，最自豪的夸耀是‘Ich bin ein Berlner’（我是一个柏林人）……一切自由人，不论他们住在何方，皆是柏林市民。” 二十多年后，柏林墙被推倒。然而二战+“冷战”，使柏林变了。如同海报上站在城市之巅的俯瞰，片中两位天使一个冷眼旁观、一个悲天悯人。他们莫不是文德斯面对巨变的柏林的内心态度：一个声音在说，由它去吧；一个声音在说，不，我要拯救它。悲悯天使想感受一下脱掉鞋子光着脚的感觉，而冷眼天使认为还是独善其身、自持为好。即将倒闭的马戏团引来悲悯天使的同情，他爱上了扮演天使的演员，于是化为凡人，穿上花西装，戴上黑礼帽，享受着被铁皮砸伤而舔舐自己血的真实兴奋感。他的态度如同文德斯自己最终采取的态度，结束了八年的美利坚漂泊，停止遥远的旁观，回到创伤的故乡柏林，与同胞在一起。

《柏林苍穹下》

10年前，罗拉的快跑

不过，相比于施隆多夫（Volker Schlöndorff）的《铁皮鼓》Die Blechtrommel （1979），政治并非文德斯所爱。他更是一个城市风貌、城市体验的散文大师，那部收集了各种声音的《里斯本的故事》Lisbon Story（2004），令我冲动地跑去里斯本，摸一摸它充满海水味道和电车吱吱声的每一寸肌理。文德斯的主人公大抵都是孤独的，在人类被上帝一分为二的时刻，便如影随形着无法被拯救的终极孤独。而文德斯为孤独寻找到的家园总是爱：《柏林苍穹下》的天使、《里斯本的故事》的收音师都选择了为爱停留。《里斯本的故事》直接说出了这句话：就算有很深的信仰，没有爱的话，我等于不存在。

虽然东柏林更有东欧相对落后的气质，但拍摄于红桥的《罗拉快跑》Run Lola Run（1998）却是相当前卫，它甚至宣告了21世纪的到来。主人公惊心动魄的红发，开放式结局，电子游戏般的叙事逻辑，以及摇滚乐般的节奏感，如同让以往那些颇显沉闷和沉重的德国电影在一个愣头青面前打了个趔趄。

一对年轻恋人，男友某天闯了大祸，把走私来的10万马克弄丢了，而老大20分钟后就来拿钱。他只好向女友罗拉求救，只有20分钟，罗拉开始快跑…… 《罗拉快跑》是电子游戏的产物，使用了无限“从头再来”的逻辑。每次主人公遇险身亡时即又复活，罗拉就从头再跑一遍，随着每一次的情形变化，故事的结局也不同。第一次，罗拉找老板爸爸求救，但被赶出来，男友去抢超市，两人遭遇警察，罗拉被击中。第二次，罗拉用枪顶着爸爸搞来10万马克，男友迎上前时被车撞倒。第三次，罗拉错过了爸爸，她进了一家赌场赢来10万马克，而此时男友已追回钱，两人手拉手离开。(www.daowen.com)

10年后，我的快跑

红桥，因《罗拉快跑》而著名

相似的叙事革命同时现于另一部英国电影《滑动门》Sliding Doors（1998）里，一个女孩被炒鱿鱼，搭地铁回家，就在滑动门关闭的瞬间，两种命运反向运行了：一个是，女孩误了地铁，因此错过了男友偷情一幕，但随后因得知背叛而跌下楼梯导致流产；另一个是，女孩赶上了地铁，却撞见男友偷情，伤心欲绝分手告终，但开始了新恋情和新事业。伍迪·艾伦的《双生美莲达》Melinda and Melinda（2004）也模仿了这么一种假设叙事：穿着粉色衣服的乐观美莲达与穿着棕色衣服的悲观美莲达，各自拥有两样人生。也许正因为人生无法从头再来，人们才如此迷恋“重头再来”的叙事模式，咏叹人生的偶然性。《罗拉快跑》的前卫外表之下，有一颗认真的心：爱情是一种必然还是偶然？爱情是否值得全力以赴？罗拉不顾一切地奔跑找钱救男友，可是当她看到男友低三下四地巴结黑帮老大，而对她百般辛苦筹来的钱不闻不问时，这一切又值得吗？可是，如果不值得、不相信，人生又有什么意义和意思？是爱使我们更加孤独还是孤独才使我们一头栽入爱？这是电子游戏的逻辑所无法解答的。罗拉的跑，一次又一次，当她最终无言地被男友拉走时，我们和她一样，黯然神伤。

除了革命性的结构，《罗拉快跑》还玩了一些小花招——比如动画的介入，比如切割画面，比如向《铁皮鼓》致敬：小男孩奥斯卡，一旦对成人世界有所不满或不肯屈从，就会以大喊来反抗，高分贝震碎了玻璃窗，如同一种神奇的特异功能。而《罗拉快跑》中，当罗拉为了给男友筹钱而走进CASIO下注时也拼命大喊，于是乎，震碎了人们手里的酒杯，骰子也乖乖落在命中的位置。

很难想象，这部后现代电影居然出自以深沉著称的国度。但事实上，《罗拉快跑》一点也没有背离德意志民族的哲思气质，像文德斯在《柏林苍穹下》反复呓语着哲学意义上的追问：“为什么我是我而不是你？为什么我在这儿而不在那儿？时间的起点在哪儿？宇宙的尽头在哪儿？是否阳光下的勃勃生机不过是幻景？是否我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只是海市蜃楼般的表象？”一样，导演汤姆·提克威在开篇也设置了苍穹俯瞰下的众生，呓语了一串古老的哲学命题：Who are we？ Where do we come from？ Where are we going？ How do we know what we believe to know？ Why do we believe anything at 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