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谈东亚，尤其是东北亚，以及它引起世界人民羡慕的近半个世纪的经济大发展，就要首先从日本谈起。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其国家战略，一言以蔽之，就是如何追赶上西方大国，并成为其中一员。而这个目标，可以说在20世纪80年代基本实现了，但自从这个目标达到之后，日本社会的发展陷入了一个长期的停滞。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日本的金融泡沫在1990年初破裂之后，日本经济基本上没有什么增长，被称为失去的20年。而从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导致欧洲和美国的消费市场萎缩，就使得日本以出口为导向的主要工业部门，例如汽车和消费电子出现经营困难。连在传统汽车行业做到极致的企业丰田公司，都头一次出现亏损局面。

因此现在的情况自然是继续恶化。经济规模可能会出现萎缩，工业产出因为制造业受到打击，下降的比例会比较大，甚至因为过分依赖于对美国的消费品出口和对中国的设备出口，下降的比例在发达国家里面甚至是最高的。而在危机前已经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高点的失业率，自然会进一步上升。

其实看一看日本的经济奇迹期间，实际经济增长率在20世纪60年代平均是10%，20世纪70年代平均是5%，20世纪80年代平均是4%。把这30年和中国最近30年比较，还是有些不同，就是中国大概30年里面的总体经济，都以接近日本20世纪60年代那十年的速度增长。这个说明中国之前的基础虽然比日本要差，但由于人口、国土和整个国家的总体规模比较大，因此未来增长的空间自然就要大得多。

日本发展出现困境，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其经济模式的出口导向，现在出现对外国依赖不住的困局。日本以强大、精细的制造业为基础立国，但是自身的消费市场不足，必须依赖于大量出口到国际市场来拉动甚至保持其经济规模。这个模式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通过出口企业的大规模集成化，形成以银行为核心，以大企业为轴，中小企业环绕的体系而发展到了顶点，同时也形成了国内的高储蓄和高投资率，以及高素质的技术劳工群体。

在这个时候，因为日本出口工业竞争力的强劲和出口贸易的大幅顺差，导致了国际上对日元升值的呼声越发高涨。首先是1971年，美国的尼克松政府决定美元和黄金脱钩，结束了布雷顿森林协定，要求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尤其是日元和德国马克贬值。在当年年底签署的史密森协定(Smithsonian Agreement)中，日元从1949年的360日元兑换1美元的维持了20年的固定汇率，升值15%到308日元兑换1美元。

但是在美国的压力下固定汇率难以维持，日本从1973年开始了汇率调整，执行“央行干预下的在一定区间内有限浮动的汇率制度”。为了日本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日本需要不断进行干预来防止日元上升太快。而在政治上，因为日本没有什么筹码，又不太敢和美国叫板。所以一开始日元还是升值较快，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了271高点。

这段经历，和中国在2005年放弃人民币和美国固定汇率，而转向央行干预的有限浮动非常相似。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中国政府在国际上受到的压力，但是中国仍然有反驳的底气，那是日本没有的。

但是日本得到的外部因素的“帮助”，就是1973年开始的第一次石油危机。因为阿拉伯国家对西方进行石油禁运，导致油价大幅上涨，这样日本的进口外汇支出大量增加，出现贸易赤字，又把日元拉低到300左右。后来由于日本出口企业的结构调整，大量吸收、购买和模仿了西方的先进技术，又把自己产品的竞争力提高了上来，导致贸易顺差又起来了。当然因为日本产品竞争力会威胁美国产品，所以日本又被美国一顿大骂，日元只好再度大幅升值，居然在1979年，升到了200日元兑换1美元左右。

不过中东人又来救日本命了。那就是1979年发生的伊朗革命，这导致了第二次石油危机，就又把日元汇率给打下来了。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日本基本消化了购买的西方先进技术，通过自己的研发，实现了日本在半导体和消费电子产品上的崛起，又把出口贸易搞大了。

但是这一次(20世纪80年代早中期) ，日元却没有狂升，基本在230—270日元兑换1美元左右浮动。这是因为美国开始了里根的新经济政策，放松了对资金进入美国的管制，再加上日本的利率低，而美国要利用高利率来应付高通胀，这导致了日本企业到美国投资增加，用投资的流出来稳定净出口的流入，从而稳定了日元汇率。

但这个局面被1985年的广场协定改变了，日本政府被美国命令让日元升值，日元在几国政府的联手干预下上升了50%，从1985年初的250日元兑换1美元，一路上升到了1988年的125日元兑换1美元才停下来。日元升值使国内本来就开始恶化的投资回报率继续下降，大量在2%—4%基本利率下“借出来”的日本国内热钱，就开始跑到国内外的资产领域，一方面在美国横扫各类地产和标志性建筑，引发美国人的愤怒，一方面在日本国内，从1985—1986年起开始推高房地产和股市价格。

如果仔细探讨一下，日本在经济起飞的年代，通过高储蓄率的大量贷款，在带来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已经出现回报率降低的局面。相对于日本出口大企业的疯狂成长，日本的中小企业的经营其实不是太好。在这一轮的热钱冲击下，日本银行体系和企业的坏账大幅增加。这在高涨的股市和房市下还可以掩盖，可是等到1989年泡沫破裂后，这个问题就拖累了日本的下一个20年。

如果说日本人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那也不正确。日本人确实试图摆脱对出口的依赖，而希望开拓自己的内需市场。因为日元的升值，日本的进口确实也增加了。不过这些内需很多最后就被高涨的房市和股市消耗了，日本没有成功地解决经济结构的失衡问题。

估计大家看到日本在1985年的情形，就有点如坐针毡，觉得比较类似中国现在的情况了。

那么为什么日本自己的内需市场无法解决这个困境？其实要扩大内需，首先是要你的人民，尤其是中下层人民有钱花才行。而要让人民有钱花，你就必须把他们的工资提高。日本这个国家有个很奇怪的经济现象，就是它的大型企业，特别是制造业效率非常高，但是它的中小型企业，尤其是服务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效率特别低。因为生产效率没法提高，这些行业的工资水平就一直上不去。而这些企业，确实缺乏像美国那样的经营灵活性，缺乏在金融资源上的合理配置和调节，导致了这些服务行业是一潭死水，没有多少生机。这些服务业雇用的人士占日本总就业的80%，这就变成了影响内需市场增长的重要因素。

另一个因素，就是日本人通过出口顺差获得的大量资金和银行低利率环境下带来的贷款，让20世纪80年代日本城市的土地和房地产价格飞速上涨，许多日本人都加入到了这个房地产大游戏里面去了。大家也知道，房屋供款负担重影响购买力，而日本的人口密度带来的居住面积拥挤和美国人住大房子不一样，这就使得日本人对许多耐用消费品的需求量比较小。比如说美国郊外中产阶级的房子里，每个房间的椅子加在一起，放到日本或者香港，大概整个房子都摆不下。这样就变成其他的消费都被房价给压抑了。而在1989年，金融市场一崩溃，很多人就成了负资产。还有更多人的终身积蓄就打了水漂。这种情形下，大家如何花得出去钱呢。

最后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人口增长开始放缓，人口开始老化，由于生育率不高，日本人口已经无法增长，在2004年到了1亿2800万的顶，随后出现了负增长。据估计，日本到2055年，人口将下降到9000万。更重要的是日本就业年龄人口和老年人的比例，从1975年的8比1，下降到2005年的3比1(估计2055年是1. 3比1)。这些都是对内需增长的不利因素。从长远来看，它的老化的人口和人才凋零是一个根本性的制约。一个国家走到白发苍苍的地步，基本就是完蛋了。

那么日本社会是不是存在美国这样的收入极度不平均导致的内需不足的情况呢？这个倒不是。在1886—1938年日本第一次经济奇迹(也就是从明治维新到昭和初年)的时候，社会财富分配是极度不平均的，1%的最顶层占据了20%的全国收入(0. 1%的人占有9%的全国收入)。相信大家都看过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期间日本农村少女为了给家里谋几口饭或者还债，被批量卖到南洋当妓女的事情。因为社会不公导致的国内矛盾，再加上对海外，尤其是中国市场的渴望，日本就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希望通过军事力量赶走西方强权，让日本工业独霸亚洲市场。这就引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日本在战争中的经济和税收变化，以及战争期间的高通胀和大破坏，客观地将贫富两极分化问题解决了，二战结束的时候1 %的顶层人群，在全国收入中的占有量下降到了7 %(0.1 %的人群收入占比下降到2 %)。

有趣的是，这种变化不光在日本发生，在其他工业化国家，如美国、英国和法国都发生了。就是在资本家占主导地位的高速资本积累和快速工业化年代，收入分配是极度不平均的。但这种不平均导致了要么经济大衰退，要么爆发战争，这两种社会动荡，都将财富分配重新调整。

以欧美为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美国、英国和法国，占人口0.1%的最富人群大概占有全国收入的10%左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比例略微降下来一点。然后在战后的20世纪20年代，又慢慢地涨了上去。再通过1929年大萧条和随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又降了下来，大概都只占2%的全国收入。

日本的财阀没有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大萧条的冲击的应对措施主要是靠牺牲老百姓(不像美国，靠资本家破产和罗斯福的劫富济贫拉低贫富差距) ，所以贫富差距还拉大了，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内的收入公平问题最后也得到了解决。

更值得注意的是，战后的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最富有人群占国家财富的比重，大致都在这个水平。只是在开始走盎格鲁—撒克逊自由资本主义模式的美国和英国，在20世纪80年代后，收入不公平开始增大，美国0. 1%富裕人群占社会收入的比重，在2005年开始回到1929年大萧条前的水平。英国稍微好一点，回到5%的水平。而没有走这条路的法国和日本，仍然处于2%的水平。

而同样的盎格鲁—撒克逊系统的国家，比如说加拿大，和英国水平相仿，而澳大利亚就稍微低一点，在3%的水平。西北欧和北欧的一些国家，如荷兰、瑞典等等，就比日本还要公平一些。

这个似乎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是一个警示。就是说当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如果不能有效调整政府政策让收入分配更加公平，那么就不得不面对大问题。由于中低阶层人民收入不高，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就会发生经济大衰退，或者引发战争这样的社会动荡局面。

虽然笔者手头没有中国历代王朝兴衰更替历史的具体经济数据，不过大家都知道因为土地被地方豪强大肆兼并，导致无地农民大量增加从而引发的社会问题，从一次又一次末代王朝的农民起义里，可以看出这种原理。美国这一次的经济危机，也同样和现在穷者越穷，消费乏力的局面大有关联。中国要搞和谐社会，在收入上不和谐，那是基本不可能搞成的。

日本在1990年后，经济大泡沫慢慢开始破裂，日本政府大规模举债拯救经济和金融体系，整个经济基本上陷于停滞。后来想学习美国，进行了改革，开始了二十一世纪以来以女性偶像小泉纯一郎为代表的日本新自由主义改革。其中一条改革，就是打破企业大锅饭，导致了合同用工和外包工的激增，这些没有太多福利的临时工占了总就业人口的三分之一。这个政策没有增加日本企业的活力，反而降低了人们的工资收入，当然最后就没有达到预想的激活经济的效果。

小泉纯一郎在2001年4月上台之后，本来号称是要靠改革来解决日本的经济低迷问题的。他的改革主要是三个方面，一个是继续20世纪90年代后的日本金融系统的修复工作，解决银行的坏账问题。第二个是减少政府的财政支出，希望改革自民党自身，将自民党的主要票源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而降低政府对以农村为基地的大型建筑集团的财政补贴。第三个，也是很有争议的经济政策，就是日本邮政公社私有化。日本的邮政公社本来是政府企业，向人民提供包裹递送服务，以及主要对农村人口提供的保险和银行服务。作为日本政府手里的最大的企业，大概三分之一的日本公务员(超过40万人)在这里工作。这个邮政公社也可以说是全球最大的私人存款银行，大概有价值21000亿美元的存款放在储蓄账户里，折合12000亿美元的款项在保险账户里，这占了全日本的四分之一的存款。从资产方面看，日本邮政拥有140万亿日元的日本国债，占日本国债总量的五分之一。

虽然小泉打的旗号，是通过私有化改善国有企业的经营问题，提高效率，比如废除日本邮局里面的老朽制度:邮局局长世袭制。不过反对者怀疑，小泉的真正目的在于打破这个全日本最大的储蓄基金的保守的投资管理方式，希望将里面的钱赶一部分进日本股市来创造业绩。而美国各大金融机构，也对这块比日本所有私营金融机构的总存款额加起来还要多的大肥肉垂涎欲滴，美国整个政界对小泉政府青睐有加，纷纷盛赞他是日本的希望。

在某些方面，比如终结邮局局长的儿子还是局长这方面，小泉政府确实取得了一些成功。但因为他在外交和政治上的其他动作，包括修改日本和平宪法，鼓励日本自卫队出海参加军事行动，参拜靖国神社等等，导致日本和其他东亚国家的关系恶化。这些行为恰恰和日本希望依赖亚洲周边国家带动日本经济走出困境的目标背道而驰。因此小泉呆了5年就下台了，而今天(2009年)日本民主党就要开始声讨小泉和布什这么多年来对日本社会的损害了。

在日本社会里有两个现象。一个叫飞特族(Freeter，自由身人士) ，飞特族在日本指的是年龄在35岁以下，但没有工作或者只做零工的人士(不包括家庭妇女和学生) ，他们的特点是，在高中或者大学毕业后，不是去找份全职工作做，而是赖在父母家里，随便做些低技能和低收入工作，反正吃老爸老妈的，随随便便赚点零花钱，然后有空凑点钱就去海外比如东南亚、印度玩。这一人群在日本增加得很快，2002年是200万，占日本总就业人数的3%，而预计到2014年，这个人群会增加到1000万，占大概六分之一的劳动人口。这个人群的增长引起了日本社会的担忧，认为他们会对日本的未来产生不利的影响。

那么这些人做的都是些什么工作呢？大概就是服务业中的便利店、超级市场、餐馆和快餐店营业员之类的工作。这些工作要求的技术低，报酬也低，很多工作没有医疗保险和退休基金。当这些飞特族到了三十多岁的时候，基本上不可能再找到一份全职的专业工作，当然更没有财力组织家庭。

除了飞特族以外，还有更恐怖的一类尼特族(NEET) ，大概有近百万人。所谓尼特，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日本宅男宅女，或者说就是废人。这些人连飞特族那种挣到手花到光，到穷国玩乐的心情都没有，完全窝在家里，和社会接触很少。这里面有些人是比较反感日本文化里面那种等级森严的气氛，让年轻人工作环境充满压抑，希望能够在年轻时候自由享乐，不愿过早加入职业丛林搏杀。但更多的人却是因为日本就业环境在1990年后非常不理想，没有其他选择。

日本人居住条件相对恶劣，一个住房单位里很难容纳两个独立家庭，所以和父母同住的如果年龄大了是没办法结婚组织家庭的。当这一代人成长到中年的时候，对日本社会将会带来一个较大的冲击。

日本出现的另一个现象，就是日本人，尤其是家庭主妇，在日本中央银行零利率宽松环境下，利用低价信用贷款，用套利交易的方式，转换成外币收取外币的高利息。

其实在日本的宽松货币政策下，银行本身坏账太多，而且还要继续扔钱去挺住那些“大到不能垮”的大企业。而中小企业本来就依赖于消费者的需求，这一块的低迷，使他们本来就难以拿到贷款的情况更加恶化。

而家庭主妇投资团的出现，使得日本对海外投资的金额变得非常庞大，这也是这几年全球资金泛滥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样一来，本来应该用于刺激日本内需增长的钱，就完全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今天如果有人在日本谈“内需”二字，大家都会用很奇怪的眼神看着你。可是出口已经明显不是一个方向，日本的走出困境之路到底在哪里？

这里笔者就要谈到一个新的概念—“准内需”。什么叫做准内需？其实说穿了，就是在日本身边那个庞大的中国市场，不能当作传统意义的外国出口市场，而需要把中国和日本整合成一个接近统一的市场，形成所谓“准”内需市场。

在欧洲，这个市场就叫做欧洲共同体或者是欧盟，那么在日本人的想法里，就是要有一个东亚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往小里说，就是东北亚，包括中国、南北韩、俄罗斯远东和日本。更大一点，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加上东南亚的东盟十国，甚至再包括南边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当然如果往大里说，可以把东亚共同体扩展到亚洲共同体，包括印度等一系列南亚国家，再加上中亚和西亚。但这个东亚共同体的出现，其中的关键在于中日关系的处理。就姑且不提在历史上，日本在亚洲尤其是中国的侵略战争造成的破坏，以及后来的日本精英阶层缺乏深刻反省和忏悔，导致中日关系一直坎坷不平的这些因素。即使没有这些事情，问题仍然是:日本在中日关系定位上，在这一关系在东亚共同体中所起作用的设定上，一直不是很清楚。

准内需对于日本未来命运之重要，标志着日本人长期坚持的“脱亚入欧，做荣誉白人”的战略彻底划上了句号。日本人不要再梦想做欧洲人，以后日本的流行漫画中的长期流行的金头发和蓝眼睛，得乖乖变回黑头发和黑眼睛。

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国力如日中天的时候，曾经考虑在亚洲扮演领导者的角色。当时的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经济实力相对薄弱，因此日本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是亚洲领袖。当时日本设计的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叫做雁行模式。

这个模式，是由日本早期的经济学家赤松要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来的。但是在1960年以后才获得了广泛的影响力——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日本国内媒体也成天唠唠叨叨，不相信日本奇迹的存在。这个雁行模式的基本想法，是一个以西方国家为主要市场的出口导向的亚洲经济区内部的产业分工布局。这个布局，就是要保持日本在亚洲的经济中心地位，利用技术能力的等级差异，由日本担任亚洲经济起飞的领头雁，后面第二梯队跟着亚洲“新兴四小龙”即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第三梯队是东南亚发展比较快的“四小虎”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尼。最后是其他东南亚国家，比如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等等。当然以当时日本对中国的看法，中国只可以排在最后一行了。

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日本考虑的就是把中国排斥在这个模式之外。因为那时候的中国，已经加入了美国的反苏同盟，开始开放改革，要把自己融入以欧美为核心的西方的经济体系，似乎和日本规划的亚洲体系在方向上有所不同。

结果20世纪80年代的情况，就是来自于四小龙中间的香港的资金和技术，开始向中国的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深圳)转移，并没有去日本设计好的第三梯队——东南亚四小虎等国家。这样，中国的珠三角一下到了第三梯队。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陷入萧条，领导能力大受怀疑，而中国的东南沿海和长三角加入竞争，不光成为韩国、台湾和新加坡的技术转移目的地，还吸引了日本、美国和欧洲的企业来投资，到21世纪初，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了。

特别是经过1994年的汇率制度改革，中国一下子成为东南亚四小虎的主要竞争者，而随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东南亚国家受到沉重打击，中国又彻底取代了这些东南亚的竞争者。这一下将日本人等级森严的雁行模式彻底打破，反倒在几年之后出现了一个万佛朝宗的模式，就是中国成为亚洲地区出口经济的产业集散地，负责向西方国家的市场直接出口。其他东亚国家，不管你的技术是高还是低，只能在这个体系内去找自己的位置，你送你的原料过来，他送他的半成品过来，在这里生产、加工、组装，然后装箱出海。

不过日本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对自己的经济地位还有一些幻想，那时按照名义汇率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差不多是日本的四分之一。大多数日本人没有想到仅过了10年，中国经济规模在名义GDP上就会超过日本(平价GDP则更早，可能在21世纪初就已经超过日本)。而随着日本经济在困境中难以自拔，中国经济继续按照7%—8%的速度增长，那么到2020年，中国经济就比日本要大得多，日本在亚洲经济领导者的地位肯定就没有了。

所以在今天(2009年) ，日本考虑什么东亚地区的领导地位，在明眼人看来是很可笑的。日本需要的其实是救亡运动，是考虑如何通过和亚洲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为日本陷入困境的经济发展找到出路。通过这个合作，日本人重新当亚洲人，在政治外交上，让自己不再简单地跟着美国全球战略走，做美国战略特别是亚洲政策的附庸，而是开始为亚洲和自己的利益着想。

所以在日本关于新的东亚共同体的设计中，肯定会抛弃雁行模式下狂妄自大的自我肯定，而以一种新的模式来整合东亚共同市场。

如果这个“东亚共同体”可以做成功，日本就可以将“国内”市场一下子扩大很多，就像欧盟的德国一样，享受到内部市场的优先权益，可以让日本的“内需”出现，并为日本资金提供优先的“国内”市场。

但这个市场的关键问题，就是如何界定中日关系——中日关系不是说外交关系，而是两国相互的地位关系。这个界定如果做得成功，那么就算只有中日两国之间整合，不需要其他国家，都可以达到目的。而如果这个关系界定弄得不好，那么什么东亚经济整合，亚洲经济整合都是空话，日本人的命运就只有等死而已。

一谈到东亚共同体，人们就会很容易想起一个臭名昭著的名词，叫做“大东亚共荣圈”。其实这是历史的波折带来的干扰。东亚共同体——无论是经济共同体还是政治共同体，早在古代就存在，那就是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朝鲜、琉球、越南、日本还有更远的暹罗，都是这个共同体的成员。只不过这个东亚体系，受到了近代以来西方强权国家的干扰而瓦解。而日本作为其中学习西方最勤奋的国家，则借用了西方的民族主义并发挥到极致，强加于东亚体系上，弄出了所谓大东亚共荣圈。

大东亚共荣圈这个概念，是日本外务大臣有田八郎的首创，展现了日本人自明治维新以来想成为亚洲盟主的野心。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日本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富国强兵，以自己的能力成立一个东亚同盟，将西方侵略势力赶出亚洲，或者逼着西方国家必须和东方人平等地打交道，同时让其他国家的利益得到保障，大家也不介意你做个亚洲的武林盟主。

可是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们，想的却是利用武力建立起一个大日本帝国，对亚洲邻国或直接进行殖民，或建立傀儡政府，搞一个东亚的大英帝国，把帝国里面的非日本本土部分，搞成原材料和产品倾销市场。然后再在金融上形成一个日元圈，和英美势力对抗。因此这个所谓共荣，只是日本人自己荣而已，给其他国家人民带来的其实是苦难。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日本军队在东南亚一些地方的军事行动，在早期确实得到了那些国家要求民族独立的人民的配合。比如说在缅甸、马来西亚和印尼等等，当地人在这个时候看到了西方殖民力量，尤其是大英帝国和法国的色厉内荏，看到西方是可以被击败的。这些在客观上导致了当地独立武装自信心增强，队伍发展壮大。

因此在1943年11月5日到6日在东京开的大东亚会议，不光是中国的汉奸代表汪精卫和伪满洲国的张景惠跑出来应景，印度流亡政府首脑波色、缅甸首脑巴莫、菲律宾总统劳莱尔，泰国王子瓦泰雅共等等，都来给日本首相东条英机捧场。

但是在后来，这些东南亚人民很快就发现了东北亚人民早就知道的事实，那就是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只不过是用来打击西方殖民国家的一个宣传口号，日本考虑的只是如何保护和开拓自己的势力。

其实日本一开始的主要战略，就是如何从英美殖民帝国手中抢夺中国市场。

在甲午战争中，日本打败了清朝政府，通过《马关条约》占据了朝鲜和台湾。然后在东北的日俄战争中打败俄国，并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扶持了伪满州国。之后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发起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国汉奸们的帮助下，实现了“华北自治”，把中国北方的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山东、北京和天津纳入日本势力圈。但日本人在争夺中国市场的时候，因为军队杀入了本为美国和英国的势力范围的长江南部，这就导致了和美英翻脸的太平洋战争。当然，在日本人在广岛和长崎挨了两颗原子弹而向同盟国投降之后，这个名不符实的“大东亚共荣圈”，就成了黄粱一梦而烟消云散了。

那么今天咱们回过头来假设一下，如果当年日本不是由军国主义分子把持，而是真诚地相信，亚洲尤其是东亚，应该是“亚洲人的亚洲”，从而真正努力地把西方殖民势力打出局，那么这个东亚共荣是不是有可能做到？也就是说，如果大东亚共荣圈，不是大日本帝国的马甲，而是用经济整合的方式进行，不是通过日本皇军的刺刀，而是通过投资、贸易、共同市场或者共同货币进行塑造——就是现在欧盟玩的那一套，是不是有成功的可能？

现在日本有些政治势力，一方面说希望东亚合作，一方面又忙着参拜供奉着十一个军国主义战犯的靖国神社。那些亡灵本来就是为你日本大和民族的自身狭隘利益，出去杀人放火的，与东亚其他国家人民的“共荣”毫无关联，而你又要转过身来信誓旦旦，说你现在可以在东亚共同体里担任领导角色，为其他东亚人民的再次“共荣”谋福利？太笑话了吧!

而且当年日本在表面上还在东南亚做个样子，帮当地人推翻一下西方殖民政权，可是今天日本的整个国家外交政策，都是建立在美国军事保护的美日安保条约下面的。也就是说你整个日本的外交政策都没有独立的地位，还必须跟着美国的指挥棒转，你还有什么资格领导东亚人民的独立自主？

其实整个世界大势非常清楚，东亚确实需要发展自己更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东亚共同体，从而确立东亚经济在世界上的核心地位，并通过这个发展，一方面为东亚人民争取更好的生活环境，另一方面为东亚国家圈获得国际事务的更多话语权。

而中国因为其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最大地代表了东亚地区的利益，又因为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分量和强大的军事实力和核大国的身份，有实力保护这个区域的诸多国家的利益。

更重要的是，中国作为中华文化圈的核心，是受到大部分东亚国家认可的东亚文明的主要载体，可以整合本来就是传统儒家文化圈的中国、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而且由于儒家文化主体中本身具有的包容性，对其他文化如伊斯兰文化、小乘佛教文化等等，可以做到和而不同地平等相处，对东南亚的文化整合也相对容易做到。

当然日本已经明白，在东亚共同体中中国的领导地位是不可否认的。日本所希望的就是，是否可以考虑向欧盟中的德法关系一样，出现一个由中日共同领导的“并肩王”的现象。

如果看一下德国和法国的相对地位，和目前中国和日本的相对地位，会发现有一点不同，就是德国经济和人口规模都要大于法国，但是法国的联合国安理会位置和核武器，正好和德国的经济和工业能力相辅相成。

在2000年，日本虽然人口和土地大大小于中国，但在经济规模上是中国的4倍(名义GDP) ，因此要求一个并肩王的身份还是合理的。可是经过这十年的变化，中国经济和日本经济的发展完全不可同日而误，中国经济可以不需要日本的配合而继续快速发展，而日本经济离开了中国的配合就是死路一条。在这种情况下，还要要求并肩王的待遇，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考虑到中国2008年的经济总量大概是30万亿人民币，而环渤海区(京津辽鲁冀)大概是占20—25%，其他地方比如说长三角区(沪苏浙皖) ，还有东南区(珠三角的粤港澳、海峡区的闽台)也会占这个比例。那么中国在2020—2030年期间赶上美国经济总量的话，大概也会是目前美国这样，经济总量比日本大3—4倍吧。就是说将来的“日本区”，占整个大中华经济区的总量，估计就是比环渤海、长三角和东南区大一点点。做个排名第一的诸侯也许可以，可是要做杨秀清就比较难了。(www.daowen.com)

这里笔者提出一个新的名词，供大家讨论一下。2008年哈佛大学的英国佬弗格森提出了“中美国”的概念，来描述中国和美国的内在经济依存关系(好像弗老兄最近发表文章，又要匆匆终结这个概念)。那么笔者就提出一个“中日国”概念，可以用来描述一下中日共同市场的合作会带来的情况。

这个概念，就是利用日本现在仍然具有的技术优势，和中国具有的完整产业链的成本优势，在世界上搞出来一个“日本质量”和“中国价格”的完美结合，解决目前因为“日本制造”在性能和质量在世界上虽无可匹敌，但是却受到价格过于高昂的限制，解决“中国制造”的价格和产能在世界上横扫千军，但是却受到质量问题和技术水平含量过低的困扰的问题。

日本和中国的关系模式还有其他的观点，例如英法模式，也就是英国加入欧盟，但是其实是美国的特洛伊木马的模式。不过因为英国有美国这个强援，但面对的是一个分裂的欧洲大陆，而日本虽也有美国撑腰，但面对的是一个统一的东亚大陆，自然无法套用此模式。要想做到这一点，恐怕得大量发动中国的“有识之士”们把中国先分裂成七大块，在中国华北搞出一个东亚的德国，在中国华东搞出一个东亚法国，然后在中国华南再搞出一个东亚意大利，也许才有机会。

另外的一种模式，就是日本人最不愿意看到的，那就是北美洲的“美国—加拿大”模式。加拿大彻底成为美国在产业上的附庸(比如加拿大的汽车零配件产业，就是为美国汽车产业服务) ，毫无话语权。不过如果日本走不出目前的困境，以笔者的看法，那还真是若干年后日本的结局。

因此发展“中日国”应该是日本目前唯一能从困境中破局的选择。要让这个“中日国”变成现实，日本要放弃对德法模式这个一字并肩王格局的幻想，要安于做现在的“八千岁”和未来的“第一侯”。

日本在经济上必须将技术转移到中国，而中国保证其知识产权受到保护。在经济布局上，日本的高端产业，比如说高品质农业，可以通过中国的富裕阶层的增长来获得发展，而日本农业企业，又可以通过在中国的农业开发和合作(比如在东北和四川已经出现) ，将这些相对便宜但是质量得到保证的农产品输回去，满足日本中下社会阶层的需要。

日本未来是很难实现大幅度的工薪阶层的收入增长的，因此最好的选择就是降低日本中下层人民的消费支出，让来自中国的价廉物美的产品保住甚至提高这些阶层的实际生活水平。而中国得到的好处，主要是通过对日本在一些方面领先技术的充分吸收，从目前的大步向前进的发展，变成坐高速列车，比较快地实现世界经济第一强国的梦想。而中国的西部和乡镇农村，可以利用日本的投资而快速发展起来，缩小东西部差距，带动人民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

在安全体系上，目前的日美安保条约已经从以前冷战时期针对前苏联变成了针对中国。这个战略安排显然已经不切实际了。在中日之间搞政冷经热，主要伤害的是日本自身的利益。因为目前日本夹在中美力量博弈中间，如果中美之间争斗，日本只有无条件地站在美国一边，而美国最终却会以牺牲日本利益来换取中美妥协。就像当年美苏导弹对抗危机，是以苏联牺牲古巴利益，美国牺牲土耳其利益来达到平衡。而如果中美和好，日本就变成了局外人，地位会被进一步弱化。

因此日本自身的利益在于发展更紧密的中日关系，同时淡化美日关系，使日本可以在中美之间搞平衡。然后等着中国和美国之间发生地位的交替变化，最后从今天的美日安保协定，转化成未来的中日安保协定，或者像欧盟那种东亚共同体集体安保协定，并清除本地以外的军事势力。

在过渡阶段中，可以先仿效俄罗斯和北约的合作机制，建立中国和美日的安全会议。然后逐渐从美日一方，中国一方的双边安全对话，变成中美日三方平等，共同保持东亚安全。最后就是在美国势力衰落，美国力量逐渐淡出东亚的大势下，由中国和日本合作的中日安保协定替代，直到最后创建中国为主的亚洲安全体系。

当然在中日间需要解决的钓鱼岛主权之争和东海划界问题，应该用和平和协商的办法解决。笔者在这里再提出一个主权共享的概念(co-sovereignty) ，就是在钓鱼岛上，可以采取中日共同拥有主权的方法来解决领土之争和附近资源的抢夺。而在东海的资源分享，可以考虑不同的利益分享方案。

以现在的发展趋势来看，中国可以通过和日本的合作，来打垮韩国和台湾的经济竞争力，也可以通过和韩国或者台湾的合作，来挑战日本的竞争力。更可以通过和美国、欧洲以及这些地方的华裔科学家的合作，来克制日本、韩国和台湾。因此中国不需要很着急地选择自己的合作伙伴，倒是日本越早谈定和中国的合作，对日本的条件越有利。如果日本继续拖下去，那么谈判的条件就越来越差。

以现在的国际金融体系为例，中国和日本本来都是美元体系的一部分，但随着中国的人民币作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的兴起，美元在国际贸易中的独大地位当然会减弱。而作为美元附属的日元，其地位就更加微弱。

对日本来说，尽快进行中日国的建设，可以通过中日元(或者叫亚元)的方式，通过大家的GDP比例——现在是一人一半——的原则来形成一个相当于欧洲共同体统一货币(即单一欧元前身)的篮子，为未来逐渐过渡到单一货币打下基础。

日本前几年对海外市场的投资，主要靠的是自己的零利率宽松政策和其他国家如澳大利亚的高利率政策才得以实现，而现在全世界都开始宽松，使这种利用息差的投资难以实现(似乎美国的印度裔人士开始用美元兑换印度卢比来做同样的事情)。如果日元地位下降，那么希望通过投资获利来代替出口获利的企图，就难以实现了。

在最近日本的大选中(2009年日本选举) ，自民党结束了长期执政的地位，民主党上台，历来有外星人绰号的新首相鸠山由纪夫敢于发表震撼观点，还曾是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这不光是宣布了日本的新保守主义政策的终结，而且表达了日本民间求变的情绪。

不久前，鸠山由纪夫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大肆批判美国推销的新自由主义，认为这种思想是抹杀人的尊严的主义，他转而倡导友爱的社会关系。他的文章中，关于日本“脱欧入亚”的想法，以及对亚洲共同货币和安全体系的鼓吹，都令美国政界和学界一片哗然。

但是以现在民主党在日本两院的优势地位，加上日本民间对他颇高的期望值，鸠山政府至少有4年的时间可以操作。如果他可以和中国达到某种程度的合作，从而令日本的经济开始出现一点点生机，那么以转向快速闻名的日本人是会很快跳上他的东亚共同体大船的。

中国内部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民间强烈的反日情绪，也就是“只有死的日本人才是好的日本人(借用一句德国人关于犹太人的评论)”，和“鼓吹中日友好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已经给毙掉的汉奸，另一种是将被拉去枪毙的汉奸”的极端情绪。

如果带着这种情绪，那么当年的朱元璋就不可能善待已经在中国扎根的蒙古族人(现在他们的后裔已经是汉族的一部分) ，民国政府就不可能善待满族人，因为扬州和嘉定屠杀就会被算在这些后人的头上。

对今天的日本人也是一样，不能把南京的血案算在他们身上，我们需要的是儒家的态度，就是以德正报怨。如果今天的日本人确实是忏悔其祖先70年前的罪孽，把发展和中国人的友好关系作为其目标，自然要欢迎。但是如果今天的日本人还是要以中国人为敌，那么对不起，我可是老账新账清楚账糊涂账都要一笔一笔和你算清楚。

现在日本最主要的工业拳头产品，在消费方面，就是消费电子产品和汽车。消费电子产品其实国际上竞争很激烈，比如说日本手机的质量并不低，但在高端完全抵御不住美国的iPhone的横扫，在低端很早就被诺基亚、三星赶回日本本土了，更不要说和现在中国的山寨机竞争。在其他产品上，例如液晶电视，来自韩国的、台湾的和中国大陆的产品，都给日本产品带来严峻的挑战。

而中国开始铺开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在日本国内被看作是当年前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的人造卫星计划，被认为有在科技领域一举赶超世界其他发达国家的气势。如果中国的比亚迪领军的电动汽车能够打破日本在这个领域的控制(比如说中国的科技部保持公平，不帮日本汽车拉偏架) ，就会打垮日本经济的另一大支柱产业——金融危机以后，日本产业界能抓的最重要稻草，就是新能源汽车了。

中国政府在稀土资源上的控制政策连续出台，也都是可以作为对付日本高科技行业的好牌，迫使日本企业寻求同中国的技术合作。

笔者可以想象的是，一旦日本企业和中国合作，那么韩国和台湾的相关行业就要面临一个大洗牌的局面。说实在话，笔者看厌了韩国整天宇宙第一大国的嘴脸，看烦了台湾那些得了你好处，还要恶心你一把的人的德性，因此是不介意看到这些人捶胸顿足，如丧考妣的。

在宣布东亚传统的出口模式已经到了一个混不下去的大结局的时候，让我们看一看韩国是怎样继续这个模式的。亚洲的主要货币中，日元对美元有较大幅度的升值，人民币有小幅度升值，其他都是贬值，而以韩国的跌势最盛。典型的出口导向经济在危机时候的应对策略就是当你出口有问题的时候，那就大幅贬值货币，通过贬值来增加你的竞争力。而韩国这次算是幸运，因为出于对全球危机的担忧，美国联储局、日本中央银行和中国人民银行，都和韩国中央银行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免得韩国金融崩溃。而在今年(2009年)稍早存货出尽了之后，韩国靠近几年来最低的兑换率，抢下了一些补充存货的单子，经济开始有所恢复。

韩国2009年以来经济有些反弹，主要推动力是在液晶面板和液晶电视整机、手机和汽车方面，利用了中国市场的强劲和自己在亚洲货币里的最大贬值幅度，刺激了出口。本来韩国电子企业，对台湾企业的紧紧追随比较担忧，但这次巧妙地利用了贬值机会，踩着台湾人的肩膀上了位。

不过这次的反弹还是以补充库存为主，是不是可以持续存在一定的疑问。但这个情况得到了欧洲经济学界的关注，认为东亚模式，就是靠自己狂贬货币来达到抢夺出口市场，以求成功地走出经济危机。

问题的关键在于，任何外贸活动，取决于两个国家之间的经济和外交关系。在货币上的大幅度贬值，必须得到你主要出口国家的认同。比如说中国若要大幅降低人民币币值，没有美国和欧盟的点头，估计是行不通的。

这种降低币值来推动出口，其实就是以邻为壑的手法。一个国家做，其他人不跟进，自然不是问题。但如果各个国家都看到这一点，大家一起玩，这个手法就没有什么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曾经经历过这种阶段。现在的玩法，还包括你降币值，我就提高关税的方法来抵消你的竞争优势。

大幅降低币值，自然增加你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但你自己的工人——不是那些得益的老板——就要承受生活水平降低的恶果(如果有一些关键产品例如能源是依靠进口，则汇率贬值会使得这些物品的国内价格升高)。要做到这一点，一个行业必须要被垄断的大型企业集团控制，才可以采取这样的政策。

而韩国经济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命脉是被数十家土生土长并且规模庞大的企业集团控制的。就像韩国流行的电视肥皂剧里面那样，韩国民众向往的都是那些大家族企业里的少东家之类。

这些大企业财团，比如说三星、大宇、现代和LG等等，在韩国被称为财阀，基本上就代表了整个韩国经济，用的是“小国家，大企业”的战略——就是倾全国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压制住大家的其他需求和机会，来搞出几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

如果你只是为了搞几个大企业出去和人家争夺世界市场，也无可厚非，但是为了保证这些企业的竞争能力，要在研发上进行大量投入，这些是无法靠这些企业在世界市场的盈利来支撑的。而应对方法，就是把整个韩国经济的方方面面全部交给这些财阀们来垄断，所以说三星这样的企业，国内的很多行业的垄断利润都要去吸取，好用来支持其在海外市场的竞争。

这些财阀在韩国社会中是无孔不入，甚至连政府的内阁，大多数都是由企业集团的高管出任。比如说现在的韩国总统李明博，就是在现代集团的管理层中走出来的。而现代韩国人有句俗语，就是你人生有三件事是无法逃避的，那就是死亡、税收和三星。

由财阀控制的韩国政治，自然在资源倾斜上，要保证财阀集团的利益，以全国之力来保证财阀们的财富。其实靠韩国的国内市场，如果在中小企业上下一点功夫，是可以让国内民众的实际生活水平提高很多的，也不至于将整个国家的经济全部绑在几个企业集团的战车上。虽然有几个集团变成有世界性竞争能力的企业，但要明白，树大招风，船大难调头，万一这些大企业因为机构臃肿，对市场变化反应缓慢，那么它们所起的负面作用也是惊人的。

现在国家之间的技术之争趋于白热化。光靠在国内的垄断地位，吸取其他国民的血液来和外国企业竞争，来保持自己的技术领先，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以美国为例，当年的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 BM是很厉害，后来就让位给英特尔和微软的Wintel联盟了，而今天日趋保守和固执的微软，又受到了以谷歌为代表的互联网力量的强大竞争。而随后又跟出了facebook、youtube等web2.0的网站社区模式以及维基这种“社区生产”的新事物，还有亚马逊等的云计算的新IT服务模式、苹果的App Store以及谷歌进军通讯业的Android等移动互联网产业。

在这种不断由创新企业带来的小型和中型企业的发展的模式，要么这些企业自己发展壮大，最后打垮那些大型企业，要么被大型企业并购，将这些新技术和新产品发扬光大，都可以保持科技领先和竞争力优势(Android就是一个例子)。只有通过在自己的市场上实验、失败、再实验，残酷斗争而最终胜出的竞争者，才可能和世界上的竞争对手们搏杀。

中国现在的央企颇有向韩国财阀靠拢的趋势，就是希望靠国家赋予的垄断力量，将脚爪踩到几乎所有可以涉及的领域，比如说金融和房地产业等等，搞多元经营，养肥自己。但中国政府必须明白，在市场上必须给自己的中小企业预留一定的空间，以中国的市场之大，中国是可以走美国道路的，不要走韩国道路。否则，创新的力量就可能被庞大、保守的垄断央企巨头们窒息而死。

对韩国来说，知道自己的位置很重要。本来韩国的位置是一个小强国，相当于欧洲的荷兰、瑞士和瑞典之类的地位，但是由于韩国人口已经接近5000万，如果加上北韩的2300万人口，就是7000多万，比德国少一点，比法国多一点。因此韩国的目标就是做一个向德国看齐的中等强国。但和德国的地缘环境不一样，德国是欧盟国家的技术和产业首脑，而且德国人，以及其周边的具有同等民族性格的瑞士人和荷兰人，还可以靠其他欧洲国家的内部市场来支撑自己的产业。比如西班牙和德国之间就可以形成一种互补。

相比之下，韩国在地缘上面临的是日本这样比自己强而且在同一个市场上竞争的强国，以及中国这样的未来超级大国。在技术上，韩国敌不过日本这样的技术大国，又受到中国这个经济大国的赶超。韩国生存在竞争对手的夹缝之中，处境是相当的艰难的。

其实韩国1997年的经济危机，大财阀的过度投资就有很大的责任。这些大财阀大举借外债(国外银行提供的利息比国内低) ，投在当时火热的项目尤其是半导体芯片上，危机后半导体芯片方面的巨额投资大批成了坏账，加剧了债务危机。

当时韩国经济最要命的问题是有太多短期外债，同时外汇储存不够。一旦金融出问题，有一些风吹草动，外国投机者借机大量借入韩元后再卖出，发动金融攻击。韩元对美元大跌，负债个体(如大企业)的外债负担加重，而同时外资逃走，又加剧外汇储备的减少，更无法抵御冲击。然后外汇储备见底，无法满足兑换的要求，系统崩溃。其实韩国在2008年，面临了几乎同样的问题——当时虽然有看起来似乎还挺多的 24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同时又有大量的外债，其中短期债务比重过高，而又以日元债务为大。而日元又是金融危机大爆发之后币值相对上升最多的货币，韩国的债务压力有如金刚山压顶。如果这次不是日本、美国和中国几大央行的共同援手，实行货币互换，向韩国保证外币(也就是他们自己国家的货币如日元、美元)的供应，韩国金融体系可能已经崩溃了。

韩国的麻烦起始于1994年开始的金融管制放松政策，这导致了财阀的企业贷款要么直接向外国借外币，要么从韩国的银行走一道，代为借钱(即韩国银行向外国银行贷款，然后再转贷给韩国财阀企业) ，以急剧扩大企业投资。

当这些财阀贷款令韩国外债达到了GDP的25%的时候，以韩国当时的经济增长潜力，已经到了无法维持下去的水平。而同时短期外债的比例急速增加，很快引发债务到期难以滚动的问题。到了1996年外债总额达到了1000亿美元，其中短期外债已经占到了总外债的58%(如果加上在韩国的外资银行的短期债，以及外国公司在韩国分支的短期债，这个数字是80%) ，而韩国的外汇储蓄相对不够，基本上就是在悬崖上走钢丝了。

而除了整个韩国的外债，尤其是短期外债过高，韩国大财阀企业的债务杠杆(算企业的“外债加内债”)也是非常高，也就是这些财阀企业对突发金融事件缺乏一个安全阀门。

那么为什么韩国的财阀们会在投资上乱来呢？很简单，就是我在上面谈到的韩国发展道路，是通过财阀控制的政府进行的集中国家财力的扶持政策。在这种政府和财阀的紧密关系下，很多大财团搞的项目是政府主导，因此政府就对这些项目给予了完全担保。而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后，虽然政府和财阀之间的关系并不像朴正熙老哥时候那么铁，但是财阀已经强如国家，说一不二。而财阀之间，也陷入了互相攀比的竞赛，走上了大而全的道路。例如现代有现代汽车，那么三星也要做三星牌汽车，反之，三星搞半导体的内存芯片，那么现代也一样要搞半导体内存芯片。

因为这种“小国家、大企业”思路根深蒂固，韩国社会就接受了大企业是韩国模式的经济道路的根基，无论如何不会让这些大企业倒闭。这就成了这些企业胡来的资本，好像有点像美国的金融大企业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的作为。

一个企业要扩大投资，可以像现在的德国企业那样，靠自己赚来的利润扩大再生产。而德国人的脚踏实地的保守方法，自然不被性格张扬、喜欢大吹大擂的韩国企业所接受，因为这样扩大生产规模的速度比较慢。另一个方法就是美国的方法，就是在股市上通过出让自己企业的股权(增发股票，稀释自己的股权比例)来获取资金。但是韩国企业也不愿意走这条道路。韩国的财阀要的是政府保证的利率低的贷款，反正出了事情，靠政府政策来解决就行了。

因此韩国的财阀们在扩张的时候，主要考虑倒不是能不能赚钱，而是是不是可以做大，变成一个行业里的庞然大物。这样一来，在1997年底，韩国企业的负债和自有资本的比例超过400%，而最大的30家大财团，这个数字平均到了518%。这里面有大批外债。这个数字是墨西哥企业在1994年金融危机前的2倍，是1997年泰国企业的4倍。当初墨西哥和泰国都没有能力逃过金融危机，你韩国人岂是大喊几声口号就可以躲过去的？

果然，韩国外贸在1996年出现问题，其中有日本和欧洲国家陷入衰退带来的出口市场萎缩，也有由于半导体芯片、汽车、轮船等价格下降的因素。这一下就让韩国的一些大财团，比如起亚汽车、韩宝钢铁等破产了。众多财阀的企业贷款出现坏账，这就打击了金融系统。而金融系统为了自保，就收紧了贷款。银行贷款收紧造成了资金紧张，又导致了更多的企业倒闭。

而企业坏账和金融系统不良，引发了韩国在海外的借款信用危机，外债滚动不下去了，这就使得韩元能否保持自由兑换的兑付能力被质疑，这又引发了外资的大量逃离，这个逃离又将韩国规模不大的外汇储备迅速缩小。这一下就成了全面的金融危机，只好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里去喊救命了。但那时候韩国的家庭储蓄率还是颇高，算是靠忽悠了韩国人民的爱国情操，大家捐金捐银，好歹帮政府度过了难关。

可是进入21世纪以后，受到美国经济思潮的影响，韩国也开始了鼓励居民贷款消费的做法，靠低利息贷款来促进内需市场。这样韩国的经济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虽然韩国企业结构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比如说大财团下的子公司孙公司开始实现财务独立，变成真正自主的经济实体，但韩国企业高负债运行的坏毛病并没有改变。所以在2008年这次金融危机，我们又看到了这些企业的资金链出现问题，还有那些中小企业，比如在山东的韩国老板跑路的现象。好在这次韩国银行的情况没有上次那么严重，而且来自国际的救助以及韩国国内放松银根，进行大幅度经济刺激政策，使韩国避免了灭顶之灾。另一方面，韩国政府推行的消费贷款政策，让韩国民众借钱来花，借以顺带控制工资收入增长(美其名曰增强韩国国际竞争力) ，导致韩国人负债的增长大大快于工资收入的增长，结果是负债比例大幅度提高。以2009年1季度为例，韩国家庭月平均收入比5年前增加25%，但家庭贷款存量却增加了51%。韩国家庭为了子女教育，借钱请家教、课外辅导、英语培训，为自己享乐买汽车、穿名牌衣服和皮鞋、去海外旅游，还有最厉害的就是贷款买房子，去追赶韩国暴涨的房价。

在这种政策的影响下，韩国人的储蓄率在2009年下降到5. 1%，预计明年(2010年)会跌到3. 2%。而一直胡乱花钱的美国家庭，2009年的储蓄率已经回升到4. 4%，2010年将达到6. 5%，是韩国人的2倍。

这一切都为韩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打上了大大的问号。

在2008年1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经对韩国家庭的负债情况进行了分析和压力测试。当时韩国家庭负债和可支配收入比是148%，要大大高于美国家庭的负债程度(不过台湾家庭的负债情况更恐怖，无怪乎卡奴问题逼死人，不知为啥“台独”分子们认为他们有本钱恶心大陆)。因此在当前情况下，失业率高企，家庭工资收入难以增长，一方面导致家庭负债率不可能下降，另一方面韩国的内需市场难以启动，必须完全靠政府财政的刺激政策。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测验，如果韩国的利率上升100—300个基本点，那么韩国家庭的负债压力会增加8—17个百分点。而如果韩国的房地产价格下跌10—30%，韩国家庭的负债压力会增加4—5个百分点。而这次韩国的房地产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调整，根据网上的调查，汉城的出租物业的价格租金比已经是全世界最高(不知道有没有比北京高) ，房地产靠政府政策可以支撑几年，以后迟早决定韩国经济的命运。

看一看韩国这些年的经济发展，对中国政府在经济政策上的取舍是一个警示。

一个是政府政策在推高房地产价格的同时，放松了对房屋贷款的限制，在低利率的条件下，导致大量普通平民，以增加家庭负债率来应对或追逐不断高涨的房价。当这个行为成为普遍的玩法时，其他的内需反而受到了压制，房价高涨吸收了大量形成内需的货币资源，而家庭负债会不断高企。比如说同样一个房子，在50万的时候，我付了20%就是10万的首付款，然后在银行借了40万。可是你把它炒成了100万，我就得付20万的首付款，然后去借80万。当然其他地方的消费就少了10万，我的负债就多了40万，而以后每期因为还款，还会压缩掉大批的本可以形成内需购买力的现金流。如果中国现在玩同样的游戏，咱们在日本和韩国看到的这些发生过的情况就会在中国发生。如果进一步，允许人们以房价的升值部分抵押贷款，那走的就是美国之路了。

另一个就是在内需增长的时候，必须考虑这些增长的内需，是来源于工资收入的增长，还是贷款的增长。正确的做法是提高老百姓的收入而不是鼓励借债消费。日本和韩国在处于中国目前的人均收入水平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依赖于工资增长的。如果现在中国的相关政府部门在搞消费贷款上大下功夫，而在促进工资增长上面虚与委蛇，那么真正的健康的内需是搞不出来的。

前面谈到了韩国的地缘政治情况，就不得不讨论朝鲜半岛的现状和未来。

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朝鲜半岛，地缘态势是通过一条38度线来划开的。就是说，以意识形态作为主要考虑，这条线把北方的三方——朝鲜、中国和苏联(后来的俄罗斯)划在一边，把南方的三方——韩国、美国和日本划在另一边。但是这个平衡因为苏联解体和中国开放而改变，导致了处于前线的韩国和中国、俄罗斯的关系正常化，而朝鲜和美国、日本的关系仍然不正常。

朝鲜和日本的关系，虽然受到过去的人质事件的影响，但长期无法正常化的核心原因在于朝鲜和美国的关系尚未突破。朝美关系要先突破，然后才可能实现朝日关系正常化。要令朝鲜和美国关系正常化，朝鲜是没有多少牌可以打的。过去朝鲜通过向中东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泄漏中程导弹技术，以威胁以色列而达到拉美国过来谈判的策略并没有达到效果，于是只好祭出核武器的杀手锏，希望用“核武器向中东扩散”的可能性把美国逼上谈判台。

而对中国来说，自身并不受到这些它国外交战略太大的影响，朝鲜和美国关系正常化的路程还比较坎坷。而韩国曾经很自以为是地认为，可以用自己强大的经济实力来消化和统一朝鲜——这在经济上已经走不通了。笔者看到中国有些人士担忧可能出现朝鲜以出卖中国的利益来讨好美国的情况，或者担忧未来的两韩统一后，韩国得寸进尺，对中国延边心怀鬼胎。笔者倒觉得这些忧虑是多余的。

朝鲜半岛在近现代基本上是中国、日本和俄罗斯的博弈之地，在二战之后，又加入了美国。中国在这个半岛上的经济和战略利益和在这里的影响力主要取决于中国自身的实力。在中国自己衰弱的时候，不仅朝鲜半岛不保，连东北都丢掉了，甚至连自己的腹地华北都被占领。而新中国建立后，通过朝鲜战争，中国成功地划出了38度线以北的缓冲区，不允许在此区域内存在敌视中国的力量。而随着中国的影响力继续增长，慢慢连38度线以南的地方，外国军事实力都必须退出。要做到这一点，其实靠的是真正的实力。

韩国对自己的恰当定位，笔者认为是争取以自己在东北亚地缘上的特殊性，在几个大国之间发挥积极的影响，通过加强文化上的建设，对这些国家施加影响，从而带动整个形势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但是在经济上，韩国必须杀出一条血路，避免成为日本的技术殖民地，又要同时避免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分包工厂。韩国目前的经济前景看起来并不是那么令人乐观，这几年韩国经济的走势，将决定韩国在外交和战略上如何取舍。

而两韩的统一现在还言之过早。即使两韩统一了，笔者认为最可能出现的情况，是这个统一国家不管在经济上和还是外交方面，在强手环绕，旁边还有一个超级大国的情况下中，并没有多么强大的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