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难忘而困惑的一年。难忘是因为各类大事件接踵而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困惑是突然中国人，尤其是新一代的知识人士，发现原来西方社会，至少在媒体上和政治上，对中国是如此的充满恶意和敌视。于是国内有某些势力就跑出来为西方的行为打圆场，说其实人家西方人是为了我们中国人好，希望我们可以享受他们的“先进文明制度”，其实不是对中国人有敌意，充其量也只是对中国政府有些敌意(言下之意，我们这些中国老百姓无关紧要)。而且据他们说，就算西方人对中国政府有敌意，也只是对政府的意识形态不满而已，只要中国政府把旗帜换了，把枪缴了，人家西方大爷们还是很欢迎你的。

这个说辞就是胡说八道。西方和中国的冲突，不仅是美国保守派冷战分子们鼓吹的是一种意识形态之争，也不仅包括亨廷顿老哥标榜的不同文化和文明之争(当然，有一些脑子有点“贵”恙的人士，一直认为只要中国做西方300年殖民地，大家就有好日子过了) ，而且是对有限的地球资源之争，这是目前最直接最重要的交锋焦点。

目前而言，那种把资源之争进行文化或者意识形态上的包装，从而导致事态向对西方有利的方向发展，都是一种扯虎皮的行为。看清楚这一点，就明白其实美国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部分地区的军事行动，只不过是以反恐的马甲来控制中亚的能源和地缘资源，遏制中国经济发展的能源水龙头，并限制中国通过巴基斯坦走廊对自己的能源和贸易生命线进行守护。看清楚这一点，就明白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对伊朗、叙利亚、黎巴嫩、也门的虎视眈眈的真实目的了:只不过是以民主人权的马甲，来控制世界的核心能源和地缘中转站，达到掌控世界的目的。看清楚这一点，就知道美国在缅甸的颜色革命，希望通过昂山素季的反对党上台，其实是要把美国势力插入其实力薄弱的印度洋，控制马六甲通道的另一个出口，好像当年的匈奴一样，彻底控制汉朝的丝绸之路咽喉。看清楚这一点，就知道美国和西欧(尤其是法国)在苏丹达尔富尔的操作，企图把达尔富尔变成非洲的科索沃，其实是让西方国家可从乍得伸手进来，利用世界银行主导的乍得—喀麦隆管道抢夺苏丹的能源。看清楚这一点，就知道为啥美国要在索马里用兵，防止该国伊斯兰势力的崛起，从而控制亚丁湾这个红海和印度洋的咽喉点。看清楚这一点，就知道美国在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动作，其实是要在俄罗斯的刀插不进、水泼不入的能源控制网上，试图扯开一个缺口。看清楚这一点，就知道当中国和安哥拉合作开采石油时，西方媒体对安哥拉的口诛笔伐，全力打压，其实是为了让美国成功地压迫安哥拉将能源对半分给美国。

原因很简单，美国和西欧人非常满意他们享受的高人一等的生活，可是当世界上的其他穷人都想过上这种令人羡慕的生活，问题就大了。因为大概需要三四个地球才可以支撑全世界人民过这种生活。

现在的发达国家，25%的世界人口要消耗75%的世界资源，你想抢人家的饭碗里的大肉，还指望人家和你客客气气？发梦啊!

所以发展中国家的模式必须得到控制和引导才行。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就是印度模式，也就是1亿人口的国家里，分化出1000万富人、2000万中产阶级和7000万穷人。

马上就有人说，老哥你是不是写错了，印度不是1亿人，是11亿人。不是，笔者没有写错，印度是1亿人——因为印度只有1亿人口是被当作人看待的，其他10亿有一张嘴和两条腿的东西，在印度是不被当作人看的。

联合国说，这10来年世界贫困人口的减少，基本上都是在中国发生的，而中国政府的一个破历史记录的功绩，是领导数亿人民走出了贫困。而相比中国，印度大概有7亿多的人口是生活在联合国的贫困线1/3的标准以下的，这个水平的生活，是美国的猫和狗都不会过的。

带动中国人走出贫困，走向富裕，就是中国政府在西方人眼里最大的原罪。道理很简单，越多的中国人富裕了，就有越多西方人独享的世界资源被中国人拿去了。中国的人口太大，占世界的1/5，要让这样多的人口向西方消费水平靠拢，必然会使西方人的生活水平降低。

这是中国和西方冲突的根本原因。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有人建议让中国拉美化，也就是让沿海大城市特别是一线都市中的少数人口向西方生活水平靠拢，而大部分人则继续保持贫困。要这么做，就要打破中国政府现阶段保障政治稳定，发展经济的既定方针，一味美化自由市场的作用，推动进一步的贫富分化，或者引入绝对否定市场作用的看法，形成破坏性的发泄声潮。

中国最好的选择，是将主要的力量花在把社会财富这个大饼做得更大上，同时把大饼的分配向穷人、向老百姓的方向移动，这样启动内需循环，让大众在大饼的绝对值和相对值的分配上，都有较大的改善。

有一些读者对笔者的这个看法表示异议，认为笔者过于丑化了西方这个道德神圣的世界。笔者只好举一个例子，给大伙儿开开眼。

话说在2008年3月29日，在德国莱比锡开了一个国际运输论坛会议，东道主国家的总理，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那位成天把人权挂在嘴上的前东德异议人士默克尔女士。默女士应邀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作为欧洲最大的生物燃料制造国家，就是在如何把人吃的东西转化成给汽车吃的东西这方面有很大贡献的国家的首脑，默女士针对一些人士批评生物燃料导致世界食物短缺和价格高涨的问题，发表了一通反驳的看法。

默女士抱怨的问题，是那帮印度人居然开始讨论一天要吃两顿饭的议题——在她看来，这才是导致世界粮食紧缺的大问题。她让大家想一想，只要印度人的1/3开始每天吃第二餐，那可是接近欧盟人口七成的3亿5千万人口啊!至于中国人，居然开始喝牛奶，这些牛奶的生产会不会消耗大量的粮食(她可能不清楚中国的奶牛不是像欧洲的那样吃肉骨粉、吃豆粉的) ，会不会发生饲料争抢，影响欧洲人的生活？

可是你有什么办法让人家印度人不吃第二顿饭呢？当然最好就是让他们自己乐天知命。印度人不太争气，把国家搞得乱七八糟，所以暂时对西方威胁不大。可是中国人却不会善罢干休，他们要全心全意发财下去，那可是不太好对付的。直接战争成本太大，出师无名;靠台湾议题发挥，现在又掌控不了;介入周边国家也没有明显效果。对西方国家来讲，这确实是一个让人焦头烂额的问题。

而且这几年，大家还指望中国做冤大头，为世界经济危机付账，好把各位发达国家从泥坑里拖出来，因此要公开摊牌，或者是军事上的摊牌，估计还是一个中期的展望。但是从短期来说，西方也不是没有工具。其中一个比较好用的，就是碳排放和相关的贸易上的新花样。

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众议院议长——也是美国排号第三位的实权人物——佩洛西女士带队的美国议员访华团来和中国谈全球气候和合作问题，会比谈她比较拿手的这个独那个独，这个权那个权更有看头。

再来细看碳排放的问题，首先是其立足点非常高，可以占据道德的珠穆朗玛峰。拯救世界，拯救全人类，那可不是假的啊，很普世的(不过印度人民被要求一天只吃一顿饭，不知道算不算普世精神)。因此在这个议题上玩花花，搞道德优势，你是很容易中套，没有权利抗拒的。

大家都知道，要想减低碳排放，就是要收拾一下那些放碳大户。何谓放碳大户？从企业的角度讲，就是那些技术上比较落后，财力上比较薄弱，能源利用效率上水平比较低的企业。从国家的角度讲，如果你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你的主要强项是在制造业上，那么你是放碳大户的可能就比较大。而且如果你的最大的能源又是煤炭这个碳排放大户，那么碳排放政策出来是对付谁，不用问也可以知道答案了。

2006年，中国已经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碳排放第一大户了。而由于油价和经济放缓等原因，美国2008年的碳排放下降了2. 8%，因此如果碳排放成为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参与因素，中国受到的影响应该最大。

中国在碳排放方面的最大问题是不得不依赖大量的煤炭来发电。在中国的煤炭使用中，好的煤要用于炼焦、冶金、煤化工和一些民用取暖，差的煤才拿来发电。这些差的煤，又不是那么容易清洁化和液体化。要降低煤的比重，就要靠提高核电、水电、天然气发电、风电、地热能发电和太阳能发电等新发电模式的比重。

对中国而言，最大的自有资源就是煤，从山西、内蒙到新疆，挖都挖不完，最便宜的也是煤。天然气来之不易，当然要首先考虑城市的燃气需求。石油来得更困难，而且贵得很，当然也烧不起。而水电和核电，前者投资庞大，后者不光是投资大，而且中国还没有关键技术，只能任法国、日本和美国三家痛宰。要搞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则缺乏一个整体的规划，而且间歇式能源对于电网接入也是一个问题，要快速把煤电用量拉下来恐怕比较难。

因此一旦西方利用国际舆论把碳排放拎出来说事，中国需要有好的应对方法。碳排放的操作，就是所谓的“放个上限，然后在这个限制下交易”(Cap and Trade)。这本来是来自于经济自由主义的想法，认为物理上封一个界限，然后让自由市场去调节(主要是金融符号比如碳汇的交易) ，就能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在这里面，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和伦敦的碳汇交易市场是最大的利益方，无怪乎其中国代理人上蹿下跳得非常厉害，已经和中石油搞成了协定，预设了天津气候交易所。

而Cap and Trade从国际的角度来讲，就是全世界的各个国家，大家商量一个目标，然后每个国家谈定一个排放量并每年递减。那么这个排放量怎么定呢？是按国家的土地定，还是按人口定，还是按经济总规模定？经济规模是按名义GDP计算，还是平价GDP计算？要是按土地算，那么地大人少的国家自然好处大，比如说俄罗斯、加拿大;要是按人口，那么中国和印度就比较划算。从人均来说，全世界的平均碳排放量是4吨一年。中国现在大概是3吨，德国是11吨，美国是20吨。要是按经济总规模算，中国也划不来，对比美国，人口是人家的4倍，可是经济总规模人家是你的4倍。而最主要的是，中国是一个高速发展的经济体，排放量很快就会碰顶。而且一些国家技术先进，在减排上比你有优势(当然，以中国这块产业发展的势头，笔者不排除未来会发生逆转)。

所谓交易，就是如果你达不到减排量，那么就得花钱到排放指标多，但排得少的国家去买份额——碳汇。也就是说，一个国家，比如印度，人口不少，土地也不小，经济总量还可以，因此分得的份额可能比较大，加上它不发展制造工业，老老实实做软件外包和电话接听这样的所谓“清洁工业”，那么就可以把多出来的碳排放额卖给拼命发展经济和拼命干活的中国。

不干活就有钱收，多好啊。咱们发展中国家，其中人口多的，不如就这样活好了。结果变成哪些国家一旦要发展国力，变成西方国家的挑战者，就让哪些国家多出血。如果你选择不迈出发展的第一步工业化，不排放，那就好，相安无事。什么？我当年就是靠污染大家起家的？对，可那是历史，你没办法追回去，现在是大家都要活，你还是认栽吧。

除了靠这个Cap and Trade来实现碳勒索，另一个办法就是将各种产品加一个碳排放税。生产一个汽车，在美国要排放若干碳，折算成钱，那就是1000块。在中国，你要多排放一倍，那就多了1000块，因此中国出产的汽车卖到美国，美国就收这个碳排放税差额。美国新任能源部长朱棣文已经说可能会收进口商品的碳排放税了。

民主党的雄心，要一统美国天下40年

当然不是说中国没有好的理由来为自己申张，中国可以说得冠冕堂皇，又是把历史因素放进去，又是把人均因素放进去，又是我们生产的产品是给你用的。可人家只说一句话，好，我在自己的国家加一个碳排放税，又不是收你的钱，如何？这个你可是管不了啊。

而在碳排放之争中，美国民主党还用这个借口打击共和党的政治势力，试图建立一个“四十年”的一党专政。而欧洲则是用这个借口，希望打破在能源上要么被俄罗斯在中亚、被美国在中东卡脖子，要么被中美两强在自己所谓后院非洲抢地盘的窘境。

欧洲人的计划，就是在2008年底建立地中海联盟的框架下，把北非建成欧洲的一个主要能源中心，打造欧洲能源一体化，从而在能源战略上异军突起，摆脱控制，然后抢夺世界经济和政治的主导权，打破逐渐成形的中美两强格局。

欧洲罗马俱乐部支持的欧洲—中东—北非新能源计划(DESERTE-CEUMENA)

这个计划，就是在中东和北非的撒哈拉沙漠里建立起一连串的太阳热能电场，并沿着北非、欧洲的海岸线，建立一系列风电场和几个太阳能光伏电场、生物能以及地热能电站，与现存的水电站尤其是挪威的水电站连成一张大网。这样，这些水电站平时作为储能设备可以适应这些间歇式新能源的特点。

这个计划的重点在于利用北非和中东沙漠地区的太阳能，通过太阳光热发电技术，解决发电和海水淡化问题，以满足北非和中东的电力和淡水供应，并通过高压输电，将电送到整个欧洲。

这个计划是一箭数雕。首先为欧洲稳定地生产能源，可以让欧洲人不再年年为俄罗斯在冬天搞的天然气开关游戏而头疼，也不再需要当喽啰出兵到处支持美国在中东和中亚抢能源的战争。而这个计划是以新能源为主，又将减少欧洲人的碳排放总量，从而在道德上相对于中国和美国占据高位，主导国际贸易争端、环保合作等国际议题，摇身一变成为世界盟主。而对北非来说，通过这个计划让这些国家得到发展，减少北非的穆斯林向欧洲偷渡的浪潮，减少他们在欧洲国家渗透带来的文化冲突。发展北非和中东，也可以让穆斯林宗教极端势力失去吸引力，减少恐怖活动，对欧洲的安全也起正面作用。在技术层面上，太阳光热发电技术主要靠机械制造能力支撑，这自然是德国人的强项，相对于美国人靠几十年积累的半导体技术和经验推广晶体硅太阳能光伏的做法，算是两强相遇，不相上下。太阳光热发电的原理非常简单，就是用镜子将太阳光反射到一个焦点或者一条线上面，然后将这里面的工质加热，通过热交换传导推动机轮来发电，和煤电、核电原理类似。用于传递电力到欧洲的高压传输，大概会消耗掉15%的电能，但因为中东和北非的日晒比南欧要强两倍，可以补充这个路耗的损失。如果这个设想实现，欧洲的电价大概可以从现在的22欧分一度，降低到4—5欧分一度。

抛物线型的镜子

其实笔者认为这个新能源计划的技术完全不是问题，资金也不是问题。虽然说因为油价和天然气价格前一阵大跌，会降低风险资金对它的兴趣，但是欧洲各国要出这笔钱还不是难事。真正的问题出在政治上。现在这个计划的主要支持者是德国人和约旦的王子，而法国则因为在核能电站上的技术优势，不愿意看到大家过于热心光热发电而忘记核能发电。

另外的阻碍因素就是牵涉到的国家太多，而欧洲自身又没有一个军队在这里保护自己的能源利益。任何美国或者以色列在中东和北非的捣乱动作，都可以把这个计划搞黄了。不过最新的消息(2009年6月)是，德国人决定独断孤行，准备实施这个计划。据德国《南德意志报》报道，德国20家大企业和银行准备联手投资4000亿欧元，在北非开始修太阳热能电站，估计10年完工，届时可以供应欧洲总用电量的15%。德国佬的这一大手笔估计是想强行拖其他欧洲国家下水，抢占新能源科技的高地。

平面镜子太阳热能

但是欧洲人自己也承认，这套类似的计划在政治统一的国家，比如说美国、印度、澳洲和中国，施行起来更容易一些。因为这个计划有两个软肋，一个是欧洲自己一帮大嘴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主见，搞到最后大家都没了主见。另一个是因为要“借用”的地方不是自己的领土。要在这些领土上为所欲为，就要把欧洲在非洲的殖民主义历史重新启动，保持欧洲对非洲这个后院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和文化影响力。而德国人要想成功，那就肯定离不开法国人了。

法国在非洲的势力前线是在利比亚和苏丹的达尔富尔。法国在非洲大陆上有三个永久性的军事基地，一个是在亚丁湾和红海要冲的曼德海峡的吉布提，一个是在西非大西洋海岸线上的塞内加尔，一个是在中部的加蓬。法国另外三个非永久性的基地是在象牙海岸和法国的非洲“前线”乍得和中非，后者是法国势力向苏丹的达尔富尔和南部苏丹渗透的踏脚石。但自从萨科奇总统上台以来，法国的海外势力有朝东方呈弧线移动的趋势。在控制了地中海和曼德海峡之后，法国在波斯湾的阿联酋的阿布扎比开设了一个新的基地。这就基本上保持了法国在中东、印度洋西线和地中海的能源通道畅通，然后通过在埃及和黎巴嫩的影响力，部分地制约以色列和美国在中东的行为。

而在北非，法国的主要目标是要争取和利比亚的和解，以打通地中海联盟的整个架构，但这个努力受到了美国的一定的遏制。在更南部的苏丹，法国在乍得的驻军一方面要防止苏丹支持的乍得反政府军推翻亲法政府，另一方面要将西方的财力和武器支持源源不断地送入达尔富尔的叛军手里，以便在这个地区搞科索沃模式，再加上2011年即将到来的南部苏丹可能的独立公投，算是既能抢夺苏丹的主要石油资源，同时又限制中国的经济势力南下刚果接通安哥拉。

法国势力在非洲向南和向东扩展需要扫清几个大国的障碍。除了上面提到的利比亚，南非作为一个新崛起的国家也是一个主要的阻力。而中国在苏丹的影响力、美国在埃塞俄比亚的利益、中美两国在安哥拉的经济利益对法国及其代表的欧洲势力都是巨大的挑战。

中国在亚丁湾的巡航，如果可以发展成在也门亚丁港的某种形式的军事影响力，加上伊斯兰势力在索马里和美国的角力，都使得非洲的东部形成了一个博弈的格局。

法国在印度洋暂时没有突破，因此在阿富汗和美国合作用兵，在2008年的缅甸风灾中他高调表演，说是联合国救援杀入缅甸，都是在这个方向上的企图。如果法国可以在这些地方尤其是缅甸站稳脚跟，重新发展从前在印度支那的殖民地的关系，争取返回越南重建军事基地，从而完成自己的这个弧形海外布局，也是完全可能的。

法国和美国在杀入苏丹这件事上是合作伙伴关系。1979年，当时的苏丹总统尼迈里(Jaafar Nimeiry)和苏联翻脸，邀请了美国的雪佛龙进来。而当时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是石油大亨出身的老布什，他亲口告诉了尼迈里美国卫星照片上显示的苏丹石油储藏情况。于是美国人开始在苏丹南部开采石油，这些财富的出现后来引发了美国支持的苏丹南北内战，而雪佛龙的开采员工也不断遭到袭击，直到1992年决定从苏丹撤退。而雪佛龙一直没有撤退得太远，只是在乍得附近驻扎，希望有机会可以杀个回马枪。而这个回马枪在美国政府那里，得到了出身雪佛龙，后来出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的赖斯女士的支持。雪佛龙和埃克森，加上法国的道达尔是苏丹达尔富尔地区叛乱背后的推手。而由法国支持和控制的乍得的“终身”总统代比(Idriss Deby)则是台面上的推手。由他支持的达尔富尔一些部落对苏丹政府首先开火，苏丹政府不是吃素的，自然狠狠地杀回来报复，从而引发了达尔富尔的人道惨剧。

美国控制的世界银行为了石油公司的利益，出钱修了乍得到喀麦隆的石油管道线路。如果控制了达尔富尔，就可以抢夺中石油手上的南部达尔富尔石油开采权，从而一举抢占南部苏丹的油田资源，和中国建造的苏丹石油管道争食。

苏丹达尔富尔地区各个部落(农业部落、定居游牧部落和迁移游牧部落)之间的冲突有历史和文化的因素，但是各部落之间关系的恶化，主要是因为非洲撒哈拉沙漠的南移和干旱化造成的资源之争。加上当年美国中情局和利比亚的卡扎菲之间的角斗，导致了大量武器流入达尔富尔，并将传统的地方势力内斗发展成了国际势力的代理人斗争。

而在乍得—喀麦隆石油管道开始输油后的2003年，达尔富尔的族群内斗就在欧洲和美国的放大下突然变成了种族屠杀。虽然由意大利法官领导的联合国小组经过了几个月的详细调查，认定达尔富尔冲突和种族屠杀沾不上边，并且不排除如下可能:美欧企图通过对这个内战的“种族屠杀”的定位，达致由北约为主的联合国军队的武力干预而一举控制达尔富尔这个要冲，进而达到控制整个几内亚湾地区的能源的目的。

由于在联合国受到中国和俄罗斯的抵制，阿拉伯联盟和非洲联盟也不合作，欧美的这个企图无法得逞。不过以所谓民间组织马甲出现的达尔富尔关注组织，在两个美国犹太人组织的背后推动下，发动了一系列的好莱坞名人以北京奥运会作为要挟的抗议活动，企图迫使中国让步，让出部分苏丹油田给美国。

当然在整个过程中，各方力量消长此起彼伏。其中有乍得的代比对石油分赃的份额不满，从而和中国套近乎，引发了沃尔福维茨掌控的世界银行的不满;又有沙特阿拉伯在苏丹和乍得之间的斡旋，还有苏丹支持的乍得叛军打进乍得首都，法国威胁军事干预。而在苏丹和美国的角力中，则有美国外交官(情报官员)在苏丹首都被人干掉，又有反苏丹政府的武装企图偷袭首都。

不过北京奥运会之后，美国似乎由于金融危机需要中国的帮助，因而在达尔富尔的事情上有所妥协。其标志性的动作，就是世界银行在2008年9月9号宣布停止支持乍得—喀麦隆石油管道。而在苏丹局势的操作上，欧洲人开始掌握主动，由欧洲人主导的、中国和美国都不认可的国际刑事法庭突然对苏丹总统巴希尔发出逮捕令，希望通过这个压力来逼迫苏丹让步。

法国在非洲的势力圈，已经从当年法兰西殖民帝国(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打造，到20世纪初成型)赤裸裸的直接殖民主义，变成颇有中国过去在东亚体系内的“宗主国—附属国”味道的非洲法语圈。这个关系在法文中有一个专门名词，叫做Françafrique。(www.daowen.com)

这个词所描述的，就是法国政界和商界的利益集团控制了法国的非洲政策，通过扶植那些支持、保护法国在非利益的非洲国家强人出任国家元首，来达到法国相关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在这种思维指导下，法国人既没有中国外交思想中的韬光养晦，也没有一些人士对“友邦惊诧”的恐惧。当中国还在考虑是否应该为自己的商船护航来防止索马里海盗的劫持，国内就有一帮人开始担忧这种护航行为是否会令某些国家不爽的时候，这些法国佬已经在曼德海峡附近的军事基地里开香槟开到手软了。对法国人来讲，法国的国家利益(更确切地说，当权的政商利益集团的利益)是第一位的，至于其他友邦惊诧不惊诧，会不会大喊法国威胁论是无关紧要的。法国在阿布扎比的新军事基地也是这样。这种敢做敢为的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值得中国人学习，可惜的是，太多的中国人因为自己的无能，于是整天大喊韬光养晦要再实行100年，要多装100年的孙子，不知中国近代史上那些前仆后继为国家强大和民族尊严而牺牲的前辈们见到这套道理会有怎样的感慨。

这些人不明白的是，装孙子时间长了，就习惯成自然了，真变成了人家的孙子。邓小平同志当年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是因为对河底的情况还不熟悉，要慢慢实验，保持低调。今天中国已经到了河对岸了，前面是一马平川，还有人要抱着教条，继续在草地上弯腰摸石头，简直就是脑子出了毛病了。

法国人虽然已经是衰落了60年的老帝国，但在“任命”非洲元首的时候，还是挺理直气壮的，有点像明朝的永乐大帝朱棣。不过对非洲人来讲，听不听你高卢佬的话，还要看能不能给我们带来好处。作为世界未来希望的中国，在非洲人的心目中就如初生的太阳。尼日利亚的总统说过一句话，中国就是咱们的领头大哥，你说往哪走，咱们就往哪走，你说上月球，咱们就跟着你上月球。如果中国的回答是，别别，让我问一下奥巴马老弟该往哪走——那岂不是让大伙儿很泄气？

所以说德国人要强行在北非上太阳能电场，如果法国人的跟进不到位，基本上就无法实现。今天的德国，已不再有隆美尔这样的枭雄到北非去叱咤风云。现在的德国人，似乎已经被半个世纪来美国的压制和欧洲一些后现代流行因素给阉割了(例如高官公开同性恋) ，德军在阿富汗战场上的窝囊表现就是一个例子。说得难听点，今天的德军碰到加拿大军队都不一定打得过。

不过法国的“法属非洲”的画圈圈做法不是没有遭到批评和挑战。法国在象牙海岸的基地也许要关闭，以应对军事力量东移的调整。而且法国与前殖民地国家的双边军事同盟协议以及法国驻军的大量支出，并没有在经济和贸易上给当地国家带来巨额收入。最重要的是，中国在非洲的经贸活动越来越降低法国的影响力。有两个法国佬在法国驻华大使馆的资助下写了一本书，名字仿造Françafrique，起名叫La Chinafrique。

法国的海外援助部长波克尔(Jean-Marie Bockel)在这种岌岌可危 的形势下，错误地发表了“结束法属非洲行为”的演讲，这下算是捅了马 蜂窝，这位老兄很快就被调离了。而推他下水的一个强人，就是非洲加 蓬前不久刚刚去世的总统邦戈(Omar Bongo Ondimba)。根据邦戈的法 国律师波尔吉(Robert Bourgi)对法国著名杂志《观点》(Le Pointe)的说法，邦戈认为这位官员在非洲事务上“懂个球”，强烈要求炒了他。

当然，对中国人来讲，如果德国人可以在非洲成事，倒不是一件坏事。因为非洲经济发展起来，对中国经济的推动是一个正面的力量。但是如果中国人不在非洲做好布局，不从苏丹港到亚丁湾，到斯里兰卡，到缅甸做好准备，保护自己的海上贸易线的畅通，不想办法减少马六甲海峡的运输风险，那么将来非洲发展起来的大饼，可不是那么好分的。

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自然应该降低对海外资源的依赖。不过，在制成品市场上，这条线路对中国也是至关紧要。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从过重依赖出口的现状，向内需和出口均衡的方向调整的时候，在产品市场的单方向依赖上尚没有能源和原材料市场那么重。所以在考虑这个问题时，在新能源的开发上如何不落后于德国应提上日程。笔者认为应当扶持新能源，形成中国在新能源上的领先地位，反过来用这一领先地位压迫欧盟和美国，主导国际经济贸易游戏。

那么让我们看一下中国的太阳能和风能资源的地理分布，有什么启发呢？

从这两张图来看，中国的太阳能和风能分布和人口密度的分布完全不同。风能是在西藏中部、新疆、内蒙和东北一线最丰富，太阳能在西藏西南部、新疆南部、内蒙和东北的部分地区以及华北地区丰富。和现在传统能源(例如煤炭的产出日益北移，依赖于内蒙，未来新疆煤是潜在的开发对象)的布局几乎重叠。而中国人口最密集的地方，例如华东和华南，都离资源中心较远。就是说，不论中国是依赖传统的能源，比如说燃煤发电，还是走新能源的道路，对长途电力传输的要求是同样的。改变现在的北煤南运和西煤东运的情况，变成北电南输和西电东送，连接国网和目前的区域独立电网(如新疆) ，加大内蒙、东北电网向南输送的能力是努力的方向。

不过笔者上面所说的风能资源分布，还没有包括中国的海上风能资源。中国的大片风能资源在三北地带(东北、华北、西北) ，就是在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甘肃、青海、新疆一线，一条长长的，约200公里宽的风带，风的功率密度，每平方米有200—300瓦，高的到了500瓦，搞好了可以弄出2亿千瓦(200GW)风电出来。而其他内陆地区，比如说江西的鄱阳湖附近、安徽的黄山、河南的嵩山、山西的五台山、湖北的九宫山、湖南的衡山和云南的太华山等地，都有比较强的小面积风能资源可以开发。福建、浙江、江苏一线的沿海地区，整个海岸线和沿海岛屿都是好的风能开发区。

风能在开发上不是没有缺点，生态学家所说的缺点是风叶的转动可能会对迁徙的鸟类造成影响，要么就是风叶把笨鸟打成碎片，要么就是聪明的鸟因为风车噪音而改变迁徙路线，影响生态。另一个缺点就是噪音干扰，这会对沿海的居民造成影响(对新疆、西藏、青海和内蒙等人口少的地方则好一些)。另外一个因素是风机的运作可能会使传统雷达无法辨别这到底是风机在转动还是敌人飞机的偷袭，就要求军队开发出可以辨别风机和飞机的新雷达体系(已经有一家英国公司解决了这个问题)。最后一个和风机本身有关，就是风机叶片生产过程中的玻璃纤维污染问题，以及使用年限到达后，这些固体庞然大物处置的问题。

而在海上风能的开发上，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就是不要搞近海开发，而要搞远海开发。现在的近海风能技术只能在近海40米深的海域立风机。由于海上树立风机的成本要比陆地贵50%，近海的风速不到远海的一半，远海的发电能力要比近海多5倍，因此近海风能发电经济上并不划算。

远海浮动风能和石油海上平台的对照

现在在远海风能技术上领先的是一家挪威的公司和一家荷兰的公司，基本上可以做到以近海的成本把风机安装在离岸20公里的110—150米水深的海上。其实这些公司运用的技术并不是很新颖，基本上是利用海上钻油平台方法，将其简化，把一个支持架放在风机的周围，然后用铁链将这个架子安装在海底。

笔者先对最近(2009年7月初)美国众议院通过的碳排放法案谈几点看法。这个法案虽然在碳排放许可证上给了排放大户电力生产商不少好处，但也为美国在今年底(2009年底)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抢占了政策和话语权的先机。比如奥巴马总统宣布，能源部长朱棣文老哥专门去白宫检查，把所有的传统的白炽电灯全部改成了新型的发光二极管(LED)电灯。欧洲的计划是在2012年彻底将传统电灯淘汰，换成节能灯(CFL) ，美国是在2014年完成淘汰白炽灯的工作的，不过普及LED这种第三代照明技术还有段路程。

如果以LED灯全面替换传统的白炽灯，可以节省70%—75%的电能消耗，这当然是能源消耗的降低，也可以减少碳排放。不过问题是，LED电灯目前的成本和价格太高，比如说飞利浦出产的灯泡，要卖50美元左右一支，日本东芝的7瓦LED灯泡，还专门配个调色小遥控器，价格在4000—8000日元一只。不过对工商业企业来说还是可以承受的，因为相对于传统电灯1000小时的寿命，LED灯可以做到45000小时的寿命，这样可以少换45次，就节约了请人换灯泡的成本。据说，沃尔玛就打算把超市里的日光灯换成LED灯。可是对家庭用户来说，这就太贵了。那么怎么办呢？似乎只有政府补贴一途。

问题是，以中国13亿人口，有多少灯要换呢？现在的计划是，在“十一五”期间推广1. 5亿只灯——这是用节能灯来替代白炽灯。笔者假设进入了LED时代(这几年生产节能灯的汞中毒事件大家已经听得不少了，笔者认为迟早会出大问题) ，1. 5亿灯如果是LED灯，50美元一支，补贴50%，那就是每支25美元国家补贴，总量就是37. 5亿美元。如果中国要达到全部替换15亿支，那么就是375亿美元啊。

可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整个LED灯行业分成四个部分，就是从上游的外延片(晶圆) ，到LED芯片，到灯的封装，到最下游的灯饰四个环节。其中前两个环节的利润占了总利润的70%。而上游的技术中国并不掌握或掌握的不好。优秀的技术由欧美、日本的企业控制。而中国的所有杀得你死我活的企业，都是在下游。那么说白了，中国的财政补贴的大部分，都是去了这些国外的外延片和芯片企业。而想想看，在碳排放上的操作，就是要保证这些钱可以跑到人家欧美的手里，不然人家这么起劲干嘛呢。

中国要保护自己的利益，固然可以用历史因素作为一个筹码，用人均排放作为另一个筹码，还可以把中国政府近年来在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上，在新能源的投入上的成绩拿出来大大宣传，这些都不错，但不要忘记最终也要订立一个LED的替代时间表。

那么更好的对策，就是通过直接切入最高端的技术，一举抢占这个领域的技术制高点。笔者本人对LED技术略有一些了解，希望能够将中国人自己搞出来的技术推荐给自己的国家。这就是LED外延片表面纳米线技术。这个技术，可以将LED的发光效率提高，每瓦功率的成本大幅度降低，让这个70%的利润可以留在中国自己的企业里。解决了技术和产权自有的问题，中国就可以转守为攻，争取与欧美同时甚至在它之前先实现LED的全面替代。

新墨西哥州大学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无催化剂生长出来的干净漂亮的氮化镓纳米晶柱(可用于LED发光效率的提高，同样的晶体生长方法可用于激光武器强化等)

笔者认为，中国的大把美元资金，与其继续向摩根斯坦利这样搅起金融危机祸水的公司倾泻，反过来吃中国的利益，仅有的好处就是外管局或者中投报表里有限的账面收益数字(假设大摩股价反弹了的话) ，不如拿出个零头，买下一些原创的专利，同时吸引人才定居，把中国的新能源高科技地位给奠定下来。

中国的整个能源战略计划，应该是这样一个情景:从中国的东部沿海开始，在稍远一些的远海有远海风能，然后到近海的潮汐能，再在海岸地区有部分的核能(我国核能为燃料运输方便均在沿海) ，部分天然气发电。接下来是来自新疆的风能、太阳能，加上内蒙和东北的风能、太阳能，以及贵州、云南、四川和湖北的水电站。当然如果情况允许的话，山西和内蒙可以开发成清洁煤发电基地，再加上零星分布的地热电站和生物燃料电站，通过未来的智能电网，把全中国联系在一起。

在电网管理方面，实施智能电网管理，将传统能源和新能源进行互补。而在用电方面，大力推广节能的LED电灯，城际和城内交通主要通过电动的高速铁路、城市地铁、电动/混合动力巴士、电动/plug-in混合动力汽车和自行车来实现。而居民的用电，可以通过房子上的非集中太阳能来补充。

将能源问题解决之后，中国的发展道路就被打开了。中国不会因为他人在中东打仗就被掐住了能源脖子，也不会被西方利用碳排放抓住软肋而发展受限。和美国不同，中国的传统能源利益集团羽翼尚不丰满，还没法绑架中国政府，而且大家对杀进新能源这个大金矿还是摩拳擦掌。和欧洲也不同，中国政治制度具有集体行动的优势，可以比欧洲更早进行能源结构的转变。

要抢占这个历史先机，就必须高瞻远瞩，行动快捷。传统能源的发展上，中国的技术优势和储藏优势并不明显，而在新能源的原材料来源上，例如一些稀有金属，包括稀土资源之类，中国可比石油时代的沙特阿拉伯。

既然世界人民都想搞新能源，中国似乎应该比世界其他人民还更热情一些。

谈到新能源和新材料，就不得不对令中国头痛的铁矿石问题说几句。

中国钢铁行业的混乱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可以说自从宝钢上马以后，中国在钢铁行业的发展上，就从来没有一个清晰的方向。钢铁行业问题成堆，主要在于产业集成化程度低，产能过剩，中小钢厂各自为政，而大钢厂也挟长单为王。在海外资源上，先是进取精神不够，再是进取能力不高。最后加上内部人士被挖角、被策反的太多。结果，空有一个庞大的需求量，却被三大铁矿石公司玩弄于股掌之上，真是没有出息。

在人事上，关键部门几乎全部被人买通了。其实非常简单，只需要对中国的大型钢铁企业和政府相关官员简单规定，不能为三大矿山工作即可。如果出现你此前负责和三大矿山(澳洲必和必拓、力拓、巴西淡水河谷)谈判，谈下来的结果对中国不太理想，而几年后你又去这些公司里做在华高管，那么就是很明显的利益输送了。

当然中国自己搞出来的长期协议价和现货价的双轨制度也是一个问题。部分国有大钢企利用手上的权力，将长协矿石倒卖到现货市场上，从中谋取暴利。因此对这些企业来说，长协价钱不是问题，矿石配额是问题。只要拿到足够配额，反正成本不影响自己的盈利，那么只要三大矿配合一下，把矿石现货价抬上去，这些企业就发了。当然三大矿也发了，倒霉的是中国的中小钢企，这样一来，成本就转嫁给中国的中小钢铁企业和其他下游企业了。而这些承受压力的企业，则可以通过给政府施压，获得能源和环境上的价格优惠，还可以压制农民工兄弟的血汗工资以控制成本。

有人叹息道，人家三大矿山控制70%的货源啊，我们怎么办呢？笔者也要一声叹息:欧佩克掌握多少石油货源啊，人家美国佬还不是想炒就炒上去，想压就压下来!

其实笔者这里倒有一计。首先打击从长协矿向现货市场的倒卖行为。建立一个全国性的跟踪系统，拿长协矿石的企业如果向现货市场转卖的话，国家征收转卖税，把转卖税设定为你交易的价格差，也就是杜绝你的倒卖空间。

然后继续调查力拓间谍案，这帮家伙，不信就找不到你的破绽。力拓不服气，大家就停止矿石谈判。笔者也不相信必和必拓和淡水河谷没有问题。好办，在打击力拓的同时，中国可以和淡水河谷做一个交易，就是你接受中国的谈判条件，中国就不抓你的间谍。如果价格合适，中国可以加大合同购买额。

最后，宣布力拓公司在中国从事违法活动，将其列入黑名单，停止在华销售权利若干年，看你还敢不敢折腾。

要是三大矿不服气，来个共同进退，如何应对？也不难。钢铁工业是个夕阳工业，本来就必须减少产能。这个污染行业如何可以得到重视绿色工业，追求环保的中国政府的亲睐？中国政府应该将替代材料作为未来发展的重点。例如碳纤维，质量轻，硬度高，可以考虑用来在部分领域替代钢铁，现在很多的飞机机翼都是用碳纤维制造的。

笔者的想法，不是着眼于一时的谈判策略，而是从长远出发。这个思路就是中国的能源和原材料的供应必须多样化，不能受到一两个企业或一两个国家的控制——除非这个国家允许中国对其资源有一定程度的控制，这样可以做到互利互惠，那才值得建立长久的合作关系。中国应该把自己依赖的原材料整个梳理一遍，把这些情况理清。不然的话，铁矿石导致的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发展困境，就会一直是中国人头痛的事情。

对于碳纤维的应用前景，很多朋友认为不太现实，笔者就自己有限的所知，这里多花一点笔墨在这个领域。

先让我们来看一看主要用碳纤维制造的美国波音787客机Dream-liner。该飞机从用材总量来看，复合材料在体积上占飞机的80%，其中包括23吨碳纤维(制造成35吨碳纤维增强聚合物)。按照重量来计算，复合材料占总重量的50%，其他包括20%的铝、15%的钛，钢只占了10%，还有其他5%的材料。因为碳纤维等复合材料不需要螺丝钉就可以用构件咬合，所以波音787的机体上只有10000个钻孔，而波音747的机体(金属为主)有100万个钻孔。那么碳纤维在波音787上用在哪些方面呢？它在飞机的机身、机翼、机尾、舱门和内部都有应用。铝是用在机翼和机尾的边缘部分，钛主要是用在引擎等核心部件上。

波音787 Dreamliner

这个材料可不可以用在汽车上呢？因为如果可以用碳纤维来替代钢铁，汽车的重量会降到原来的1 /5。而根据美国的一些实验室的数据，汽车的重量每降低10 %，其燃料使用效率就会增加7 %，波音787飞机就是因为燃料使用优化而占了竞争优势——大概是节省了20 %的燃料消耗。

而碳纤维因为强度比较高，已经成为一级方程式赛车的车身用材。碳纤维的缺点是太贵，大概是每磅40美元，必须降低到3—5美元才可以和钢材竞争。如果这个方面可以取得技术突破，那么在汽车行业里，钢材被大幅度替代的局面就会发生了。

2006年，美国三大汽车集团中唯一还在干活的福特公司，将波音公司主管787的副总裁穆拉利(Alan Mulally)挖过来做福特的总裁。老穆的首要问题就是解决美国汽车业不重视燃油效率的问题。他搞出来的波音787重视复合材料，让飞机的重量更轻，路程更长，更结实，更省油，更容易维修。这个机型省油20%，维修费用比747等机型低10%。福特在新材料方面的研发，有望形成汽车行业发展的下一个潮流。

中国的汽车行业和钢铁行业如果不能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估计将来又会遇上新一轮的产业淘汰潮，而现在已经产能过剩的钢铁行业，在下一个发展循环中更会受到打击。考虑到本来铁矿石就是中国缺乏的主要原材料，进口的依赖度达到了50%以上，鼓励复合新材料的发展，也是增加中国经济安全的一个好方法。如果中国政府对这个情况不正视，无法未雨绸缪，只是在现在的利益集团格局里扯来扯去，无所作为，那么在原材料进口货源上被人掐住脖子，欲取欲求，当然就是自作自受，咎由自取了。

笔者在这个系列里谈到的主要是中国应该如何在未来的碳排放国际斗争中抢占话语权和道德高地。考虑到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需要大规模地工业化和城市化，人民生活水平也需要大幅度提高，如果简单遵循他人碳排放的游戏规则，必然比西方发达国家要承受更大的压力。

而由于中国是主要的出口大国，非常容易被人以这个借口进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攻击。笔者估计从2009年底的世界气候合作大会开始到明年(2010年) ，美国和西欧的主要诉求就是争取在全球订立各个国家的碳排放减排标准。而那些不愿意订立目标，或者订出的目标让人家觉得不满意的国家，就要开始被征收碳排放进口税，届时看这些国家的进口货如何竞争。

这个方法比现在各种名目的贸易保护方法都要好用。例如过去那种以指责对方倾销作为借口提起的贸易诉讼多是针对某个产品。而指责政府进行补贴多用以攻击一个行业。自2008年以来，美国政府在AIG、两房、三大汽车和其他金融机构等等方面做的政府补贴，估计比中国政府做的还要多，自然没法用这个借口来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了。

现在用碳排放这个道德工具，如果中国的碳排放目标不被接受，那么整个国家的产品都会受到打击。其结果就是打击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增加中国制造的成本，从而达到牵制中国经济发展的目的，阻碍中华民族的复兴。

中国在应对上只有十年的时间。笔者的想法是变被动为主动，利用中国的后发优势，在能源和原材料开发上直接跳过传统的方法，抢占最先进的技术高地。本来中国缺乏铁矿石，就应该在钢材替代品上下比别人更多的功夫。中国缺乏石油，就要开拓以电力、电池为主的交通工具。中国需要更多电力，就靠新能源来解决问题。而在其他方面，比如说中国在焦炭的出口上面，就应该把环境保护费用提高，从而推高其他国家的钢铁业成本，一方面保护自己的环境和减少碳排放，另一方面把日本和韩国这些国家的成本推高，以增加自己的机械设备成品的竞争力。

其实要做到这些并不是太难，尤其是在全球经济危机和衰退的现状下，中国政府手里的资金充裕，正好就是开展这些运作的最好时机。只要中国政府能下这个决心，从每个月购买美国国债的钱里拿出一个零头来，找到一帮头脑清楚的专业人才，对这些关键技术开发的开发，收购的收购，是有机会突破这个西方阻碍中国发展的陷阱的。

我们就要看中国政府有没有决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