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困局，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会。如何把握这个机会，在危机中破茧而出，一举成为世界经济的龙头，关键在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应对策略。看清楚历史趋势，世界大局，做出最有效的政策应对，是对中国人从上到下，从领导人到普通人民，都必须面对的问题，是这一代人对民族和国家应尽的责任。

笔者曾经把中国今天的局势和美国经济大萧条进行了类比，发现有很多情况非常相似。但是有一个情况，笔者当时没有提出来，就是美国那时在世界各大工业国中，处于科技领先的地位。而今天的中国在科技能力上，和发达工业国家尚有一些差距。

当时美国在经济萧条打击之下，反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跃成为世界超级强国，从英国人手里夺走了世界霸主的地位。而今天的中国，就像当年的美国一样，已经摆出了很明显的坐二望一的姿态，但笔者必须多问一句，中国的科技能力准备好了吗？

有人也许会说，你必须有强大的军事实力才可以为你的世界强国地位保驾护航。这话说得不错，但是中国的情况是，在外交纵横捭阖上，在军事战略战术上，在所有的这些软实力上，中国拿捏得还是不错的，而且有越来越好的趋势。但由于20多年前的历史原因，军事设备的硬实力上还是有所欠缺，而这个欠缺，主要在于中国科技能力的虚弱。

因此笔者对中国下一个十年的建议的总括，就是在软实力上，进行中华文化复兴。即在重新认识我们深厚的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当然精华和糟粕都很深厚) ，再努力吸取其他文明的优势进行复兴工作，产生出符合现在国际新形势、社会新结构、人类新要求的“新儒家”、“新法家”。让我们将老祖宗的尘封已久的坛坛罐罐搬出来，擦擦洗洗，清理干净，然后将我们自酿的，根据历史旧方子改进的新酒装进去。

而在硬实力上，就要进行有目的、有重点的科技发展投入，利用现在手头上购买力还没有贬值的大量美元和中国分布在海外的大批人才(包括来自于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的高级科技留学生，其他国家的华裔人才，以及和中国文化有各种关系的外国人才) ，一起推动中国在下一个十年跻身世界科技强国之列，和美国、欧洲、日本平起平坐。

看一下下面这个图表，我们就知道问题在哪里了:

从这个图表看得出来，中国的主要出口产品是低技术和非常小的一部分中低技术含量的，而主要进口产品是大部分中高技术和一部分高技术含量的。而中国的下一步发展，就是要在中高技术和高技术方面实现进口替代。这个可以通过技术购买和自主研发解决。然后在自己市场站稳的前提下，开始抢占中高技术和高技术的世界市场。

在机械制造方面，中国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日本和德国。在IT通信领域，中国的主要竞争对手是美国、欧洲以及其他如韩国等国家。在互联网领域，则需要仔细考察美国经验，采取适合中国的政策。在新能源领域，中国有希望从欧洲吸取技术，再加上本土的几个著名企业如比亚迪等，最终实现反超。

为什么笔者一直在积极宣传中国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大力支持广东汪洋书记的腾笼换鸟政策？就是因为中国整体相对落后的科技能力(不少研究室还是很不错的，但应用到产业上的还不是很多) ，已经与中国当前的国际地位不相称，已经成为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阻碍。不解决这个问题，中国是没有资格和人家玩大国游戏的。

经合组织提供的进出口技术分布图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利用中国原有的一些科技基础和产业布局，例如西部的西安、四川、重庆(“西三角”) ，东北原来的制造业基地，来实现制造业为主的进口技术替代，并以其中的优势产品如电力设备等进行下一步的出口扩张。而重工业在2004—2006年突飞猛进，甚至可以说基本完成传统重化工业化的山东、江苏乃至浙江，则要考虑向新的产业，例如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扩张。至于广东、福建等地，则应当鼓励有着一批代表企业的深圳科技创新模式，取代原有的简单的出口加工业。

笔者心目中的计划，就是要利用现在的全球经济危机这个百年一遇的机会，在今后的十年内，争取实现中国真正的科技进步，希望在十年后，中国可以在机械制造等传统领域和德国、日本三分天下，在IT通信上超越欧洲，在新能源、轨道交通领域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在半导体、互联网产业上则找到适合自己的模式，可以挑战美国，至少成为坐二望一的高科技大国。

在笔者的思考里还有一条很重要，那就是科学进步不能带来对社会的冲击。科技进步固然重要，但是如果科技进步带来的是对人力的迅速替代，从而给中国带来更大的就业压力，这显然不是很好的科技进步。因此既要实现技术进步，又要带来多样化的就业机会，是一个必须优先考虑的问题。

科技进步应该是增加就业机会和保障民生的一个工具，而不应该扩大失业，或者让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下降。否则，这种科技进步带来的只是少数资本家的暴利，变成社会发展的一种恶势力。

谈到中国人民的生活负担，在中国现在面临的民生压力中，被称为三座大山的看病问题、住房问题和上学问题，应该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这三个问题不解决，科技人才也难以安下心来发展科技。

从医疗保健上，中国政府刚刚推出改革方案，算是承认了美国式的市场化道路是行不通的。而要想运作一个成功的、以国家保健为主，私人保健为辅，公共医疗和私人护理并行的制度，就必须有效地降低医疗成本，令整个系统在财务上具有可操作性。

在美国，长期医疗成本费用居高不下是两个因素导致的。一个是美国毫无节制的医疗事故诉讼，造就了一大帮把自己变成千万富翁的医疗事故索赔大律师，这直接导致医疗事故保险费特高，以及各种不需要的额外身体检查(防止医生被病人告)。当然羊毛出在羊身上，医生的收费和各种检查费就特别贵，这些钱最后都会转嫁到病人的医疗费用上。另一个因素是医生形成利益集团，通过严格控制认证程序来限制执业医师总数，导致了医生人才的严重稀缺。这就造成美国中小城市里极度缺乏医疗人才。而集中在大城市的医生也门庭若市，保证了收费水平居高不下。

美国有3亿人口，医生总数是70万，大概是每千人有2. 3个医生。而公立医疗制度比较完善的古巴，人口1100万，有7万医生，每千人7个医生。所以古巴人不光可以得到比美国人多3倍的医生看护，还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口医疗服务。而古巴人的身体情况如何？每次在美洲运动会上，古巴人的奖牌都会是排在美国之后，是美洲的老二——美洲的体育老二既不是巴西，也不是墨西哥!

那么我们再对比一下中国的数据。在2008年底，中国共有执业医生205万，大概是每千人1. 55个医生。要达到美国的水平，中国需要有医生300万，就是比现在的数字增加100万人。而要达到古巴的水平，中国需要900万医生，必须增加700万人。再加上护士、医疗助手、操作各种设备的医疗技工(比如说X光、心电图、磁力图像等等)等其他医疗保健相关的专业人士，中国在这个领域里最起码可以增加就业1000万人。把这个问题想清楚，就会觉得700万大学毕业生的工作问题不是那么头疼了。

中国不应该担忧医疗专业人才太多。我们不光是有13亿这个庞大的人口基数，还有一些人口众多的近邻，如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东南亚的一系列国家，这些国家医疗条件都比较差，将来都可以考虑输出医疗服务，到这些国家开医院。

在中国的医疗改革中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如何让病人可以快速、方便和便宜地解决小病的问题，而不是搞得大家全部挤到大医院排队——笔者了解到目前中国80%的大医院门诊和急诊，都是在小诊所里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这就令笔者想起了中国过去的一个体制，叫做“赤脚医生”。以前说起赤脚医生，大家会条件反射地想到小姑娘春苗和小伙子红雨——他们背着个药箱，走在乡村的田埂上，给大伙儿擦点红药水紫药水，贴片狗皮膏药……不要小看了这些动作，这个叫做预防胜于治疗，平时的小病治好了，身体检查做了，各种严重疾病早期诊断出来了，对整体医疗费用降低的贡献可不小啊。

拿美国另一个例子作类比，据美国的一个数据，以前你到加油站加油，必须是全套服务。也就是加油站有工作人员在那里，帮你加油，然后帮你检查一下机油、车胎之类。后来加油站觉得这些平常岗位麻烦，又“增加成本”，所以推出更便宜的自助加油服务，这些检查汽车的工作就必须你自己做了。而大部分人又懒惰又无知，几乎没有人再搞这些简单而有效的检查，结果就是汽车出问题而要大修的情况上升，反而增加了整个国家汽车维修的费用。

医疗也是这样，如果预防做得好，就会减少治疗的费用。而新形势下的赤脚医生，就是开设在超级市场，药房和社区中的连锁诊所。这种诊所的主要目的，就是解决那种动不动有个小病就要到大医院排队的问题。将普通内科和家庭医生的门诊工作，释放到这些小诊所里。这个工作在美国已经开始，前AOL的创设人Steve Case就在搞这个，已经弄了100来个诊所了。

当然要解决大家的一个心理问题，就是大家可能不信任这些诊所，一定要到大医院见大医生才觉得放心。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是让实力比较雄厚的医院系统开这些连锁诊所。另外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防止出现误诊的情况，也就是病人其实有大病，来你诊所，却因为你的本事不行，设备不齐备没有看出来，结果耽搁了病人的治疗。

这里就要用上科技更新策略了。一个可以解决的办法就是利用互联网实现远程诊断。比如说如果四川要建立这些小诊所，就可以通过固定网络把诊所里的X光仪器，心电图机器，磁力震动器(可以考虑将这些机器拆解成信息采集设备和信息处理设备，信息采集设备分布在各个终端诊所，而信息处理设备集中在医院，中间用互联网相连，根据笔者了解的信息，制造这些“山寨”医疗设备并不难)等等连上网，由成都中心医院的当班专科医生看图诊断。对山区和边远藏区等地方，就可以通过卫星传讯远程诊断。

可以想象一下，这些小诊所里，对各类医疗人员的需要将会很大。现在的大学毕业生，经过短期的培训，应该可以胜任各种医疗仪器的操作工作，而中国医学院校应该扩大招生，最好是一两年的课程，就可以把各类理工科毕业生转行到医生行业来。老像现在协和医学院每年培养几十个精英医疗人才，每个人才花九年时间慢慢培养，肯定是不能满足中国医疗需要的，只会推生出贵族医疗来。

在中国古代，救世为怀的良医通常是采取价格双轨制。就是对穷人或付不起诊费和药费的病人，就赠医施药。而对于有钱的达官贵人，就收取高额的酬谢金。这种双轨方法，在美国这样的商业社会，反倒变成了非法行为——因为你不能将同样的服务和产品，根据人的不同收入水平来收费。不过在美国，同样的法律体系，却又可以根据不同地区的生活水平来定价。总之，只要有利于富人，法律是可以随便扭曲的。

中国要防止出现同样的情况，可以通过以私补公的方法进行扶持。就是在国家主导的医疗保险的廉价体系上，也让医疗系统可以开设高价服务的私人付费医院，为国家医疗系统增加收入。另一个办法，就是发展一下欧美盛行的“医疗旅游”产业，以外国病人补国内病人。美国的医疗费用高企，逼得医疗保险公司将病人送到外国进行治疗，同样的医疗服务质量，但就可以节省80%—85%的费用。欧洲人则是无法容忍长时间的等待，也跑到费用低的外国比如古巴接受手术。

现在光美国一年就有大概200万病人跑出去，预计在2011年会增加到1000万人，算下来有1600亿美元的生意。目前主要跑的国家是印度的孟买和泰国的曼谷。而中国的上海、北京和广州，在城市建设和各个方面都要比这些地方强。尤其是安全上，不会在上海见到孟买街头上的恐怖分子城市巷战，也不会在广州街头碰到曼谷街上的红衫军或者黄衫军围困，让你在酒店里坐牢几个星期。如果好好经营，中国在这方面应该有非常大的商机。而这些外国人的医疗收费，正好可以用来贴补中国国民的医疗支出。

谈完了看病难而贵这个大山，下一个就是城市里的买房难问题。要谈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和房价问题，先要说一下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势。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按照历史上各国现代化的规律，下一步中国经济的发展，应当是城市化和中产化。就是说中国还有差不多4亿农村人口要迁移进入大城市和广大中小城市。

无论这个过程是采用现有城市继续扩张的“集中增长模式”，还是走积极发展中小城镇的“就地城市化”模式，城市化都是不可回避的道路。而可持续的城市化所需要的全民普遍中产，必然是沿着“农民—城市低收入中产阶层—城市中收入中产阶层—城市高收入中产阶层”这样一个逐级上升的阶梯迁移。换句话说，农民变成城市的低中产阶级，“低中产”再上升到“中中产”，“中中产”人群中的一部分再上升到“高中产”。最后“中中产”日益庞大成为主流，形成一个稳定的“枣核型”社会结构。

这个人口有多大呢？大概近2000万，就是每年中国要搞一个纽约市，或者是半个重庆市出来。从这个角度来讲，为这些进入城市的人口提供住房是中国社会的一大任务，也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关键支柱。而中国人历来以家为重，所以这些人的确存在着定居安家的需要。不过这个需要，和现在中国的房地产行业没有啥关系。因为现在的中国房地产行业，不是为广大普通阶层(也就是从农民到“中中产”乃至“高中产”)的人民提供服务的，而是为少量的高收入中产阶层和富有阶层服务的。

按照大家的常识，一个房屋的价格，差不多是你家庭年收入的5年总和。也就是房价收入比，比较恰当的比例是5。而中国现在(2009年4月)的情况则是不可理喻的。以北京为例，根据北京社科院最近完成的调查，北京平均房价为15300多元每平方米，以90平方米计算，超过北京家庭平均年可支配收入的23倍。国际公认可接受的房价/家庭收入比为3—8倍，一般为5倍。美国2006年底该比例达到8倍，英国、西班牙等部分西欧国家达到10倍。澳大利亚达到7倍，就已经被认为是超过正常水平一倍的大泡沫了。

如果像北京那样，是23年收入的总和，那这个房子和这些想买房子的家庭是没有太大关系的。因此这些房子，就像某些大嘴巴地产商说的那样——只是为有钱人盖的，不是给普通老百姓盖的(但是从外观上看，好像又是只能给普通阶层居住，算不上什么“豪宅”，或者有什么特殊艺术价值的建筑品)。有钱人买这些房子，要么自己住，要么买来出租。和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中产阶级是没有关系的。这两个层级即使有实际生活需要，也无力购买。

现在这种矛盾的结果，就是想买房子的人买不起。而房子盖出来了，或者卖出去空着当鬼楼，或者始终卖不出去，最后导致各种相关的产业开工不足，带来就业压力。而各个地方政府，尤其是几个大城市(比如典型的北京)又过多依赖土地收入作为财政收入的主力，还在想方设法去保住房市。而各个利益团体，则会利用房地产相关的上游产业在房地产(价格)“不振”下会开工不足，向中央政府逼宫，逼迫政府把这个以残民害国为己任的房地产业，搞成国家支持的行业，纳入到“振兴计划”里面去。

这两个想买房而不得的阶层，其总人口经过数年的累积，已经达到上亿，是高中产人群的十余倍。而在未来的5—10年，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大学等机构里的各级毕业生陆续毕业，这一人群的人数还会快速上升。这个人群，相比于目前尚无定居城市“奢望”的农民工群体，具有更强的社会口号创造力和思考力，如果矛盾长期得不到解决，未来数年，中国的城市不稳定因素，将主要来源于这两个层级。

考虑到目前房价和当地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现象，已经蔓延到全国各类城市(尤其是东部，即使三线城市，如浙江的县级市，也因为本地的资本脱离生产而进入投机领域的原因，搞得住房市场鸡犬不宁)。这个潜在问题，是中国各级政府官员，迟早都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谁能够较为妥当地尽早化解潜在矛盾，谁就能得到社会主流群体、民间舆论的广泛支持，作为全国的表率，获得有力的支持，提供成功经验给其他地区参考。

而笔者所联系的国内的一个群体，探讨、发展出了一个专门针对这个问题的方案，叫做“人民之家”，用的口号叫做“人人有房住”(笔者给起了个英文标语Every body HaSa Home) ，从机制上遏制住房投机的动机，变住房为长期消费品，解决威胁中国未来社会稳定的定时炸弹问题。

这群才俊提出的概念，就是Ha S，Home as Service，是把房屋建设当作一种提供给社会的商品服务，而不是现在的房地产那种作为投资增值和投机炒作的工具。

这种住房供应制度，并不需要完全取代现有的以富人和高收入中产阶层为对象的房地产业，而只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现在的房地产市场，面向被社会忽视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城市中产阶层，但从制度上保证居住质量并不低(不会出现像香港公屋制那样自我堕落的情况)。这个模式的立足点是把这批人群的住房供应，从受到投机资金冲击的商品房运作中剥离出来，将房屋变成居住服务，并在这个基础上重建社区文化。

那么这个制度的核心，就在于房子不可二次买卖，在确实需要搬离居住地的时候，只可以通过以原来购买价打相当的折扣回售的方式得到返款。整个系统由一个可以不断提供、购回房屋的“核心”机构或企业经营——这个机构或企业就像一个吞吐粮食的粮仓一样，可谓“房仓”。这样一来，房屋的财富形态完全消灭，变成了长期消费品。而居住者为“居住服务”(所以这里就很难说得上是“房地产”，因为“产”的增值概念消失，只有“房地服务”)所付出的钱，其实相当于他住进时支付的总价和离开时取回的回购款之间的价差。这种模式既满足了消费者长期的居住需要和对“家的名分”的需要(只要自己愿意住下去就可以住下去，并且可以实现家庭代际转移) ，同时又消灭了以房屋作为保值增值工具的欲求(每户符合定义的家庭只允许拥有此套住房，不允许拥有其他住房，而此套住房对于居住者来说只会贬值折旧，不会增值)。从而让人们的基本生存条件——住房(至少是老百姓的住房)与投机领域得以切割。

当然，这套制度的执行，必须有几个前提条件，包括法律关系的细分，金融机构贷款安排的对接，这种住房的产权含义的厘清，资金的提供和土地的供应等等。

这个模式，基本上可以杜绝把房屋当作财富性商品而进行炒作，防止现有局面下一方面无法提供合理价位住房给需要的人们居住，一方面又把大量社会流动资金捆在空闲的房子里的社会低效率局面。

将房屋居住作为一个服务提供以后，现有部分城市那种工期短，在质量上不过关，样式丑陋，大规模制造毛坯房而不考虑社会文化的地产运营方式，自然会形成冲击。新的房屋提供的竞争重点，会落到个性化服务设计、绿色建筑理念(把节能设计进去，让未来能源使用变成房价的一部分)以及社区管理和相关服务上，甚至将住房提供、设计服务、社区管理整体打包，一体化，让购房者可以真正地享受到合适品质的住房生活。

在价格上要让人们可以负担得起，应当以平均年收入的5—7倍作为一个基准线。以北京为例子，如果一个家庭的夫妇收入为每月5500元，那么年收入就是66000元，对应的一套90平方米住房，是33—46万，就是大概3600—5100元一平米。当然，在较低收入的城市，就需要向下调整。

这个价格目标可不可以达到？在房屋费用中，基本是三大块，一个是土地费用，一个是建筑费用，一个是各类税收。在中国建筑费用还是占小头，因此只要政府给予一定的土地优惠、税收优惠和政策扶持，以“经商为民”的民间资金为种子，调动社会力量，这个模式就能成为一种稳定无风险，又能够可持续发展的利润适当的行业。它比目前政府主导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制度更加灵活，在制度创新上反应比较灵敏。

有一种说法，认为房地产业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牵涉了上游的钢铁、水泥、建材行业。如果房地产业“崩溃”，这些产业就会受到影响，因此房价不能跌。这种说法，在笔者看来简直就是胡扯。难道大规模启动低价的住房供应模式(比如上面的HaS)就不购买钢铁、水泥等建材了？房地产业成本中，只是一小部分流向了这些提供材料的行业，而低价住房行业一样能够做到。中国政府是有能力通过国内需求来带动经济发展的。但是要解决的就是如何恢复建筑业的活力，因为农民工失业的一半是来源于建筑行业。

在目前的情况下，要让大家开始大量买房，你要么让大家突然收入增加(当然减税、减贷款利息也可以帮助) ，要么房地产价格大幅下降才可以做到。很显然，前一个方法在当前有难处，而后一个方法，就是让房地产商降价，难度也比较大。前一段时间(2008年下半年) ，房地产商们手上资金紧张的时候，这些人就鼓噪要政府支持，把房地产业列入国家支柱行业。而现在(2009年春) ，银行贷款量大幅度上升，带动了房地产商的资金松动，人家自然就有更多的时间来扛住这个价格。

结果就是中国的房地产价格稳定下来并迅速攀高，对普通人而言越来越遥不可及。可是这种不降低价格增加销量的局面，使得中国的建筑和相关上游行业受到了更大的冲击。

HaS的模式，就是为了打破这个僵局，为需要的居民提供房屋产品，又同时帮助中国的建筑和上游相关行业提供发展的契机。而这个模式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创造出一个以房屋和室内设计为主的中游行业，为这方面的需求提供各种就业机会。而立足于社区管理，提供老人看护等等，就会为下游产业同样创造机会。因此这个项目的启动，真的是一石数鸟，可以为中国社会下一步发展面临的各类社会不稳定，就业压力等等问题，提供一个可行的方案。

也许有人把这个方案误解为提供一个装修好的廉价房屋，其实不然。这个计划首先要求的是地方政府的配合，考验我们中国的地方一级政府是否真正的“为人民服务”。

对中央政府来讲，通过这个计划提供房屋，带动的新房开工量，可以带动一连串的相关产业开工，对减少失业和稳定社会有大利。但是对地方政府，尤其是城市政府，他们关心的不是新房开工量，而是房价是不是高企，是否能够带来高额的土地转让金，为地方财政带来实打实的收入。

因此在这个关系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问题上，有两种态度:一方面是中央政府和各类上游相关行业，希望房屋开工量上去，实现一石二鸟，低价而量多。另一方面是地方政府和各大房地产商人，希望房地产价格可以扛住，而且不断往上托，因此就在2008年底和2009年初，以各级政府的税收减免刺激计划，来鼓动大家买高价房，减少房地产商们手上的库存，让他们摆脱2008年下半年的困境。

而最后就是中国城市里想买房子的人，他们的行为，可以决定这个博弈的结果。如果他们现在意志不坚定，被地方政府的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帮助地产商们稳住了价格，那这个计划的实现就比较难了。

最好的情况，就是地产商们手上的空房继续空在那里，而从银行套来的贷款慢慢越拖越重，导致地方政府手上的空地卖不出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由地方政府把地免费或者低价转让出来，虽然不可能在经济上大发一笔，但是好歹可以把官老爷们的亲民政绩搞上去，也不是一个亏本的买卖。

这个HaS计划一旦实现，就会给城市里的中下阶层提供用来自住的房屋，通过不许出租，不许二手买卖，只许回售给住房供应者(HaS这个法人)等制度，保障这些房屋可以房尽其用，让这些住房不卷入二手市场，消灭投机的目的，打破房价高企、地价高企、捂盘、囤地等的恶性循环。高收入家庭尽可以去跟地产商斗法，低收入家庭可以在我们这里有瓦遮头。

而HaS计划中通过住户参与社区管理这种制度创新，还能解决目前高度紧张的现代生活下，忽视家居生活质量，公共生活萎缩，家庭各自为政等现代都市社区的通病，打造和谐城市，建设有效灵活的和谐社区。

中国的城市，不能学习短视和贪婪的香港政府，而要学习新加坡政府。在房屋政策上不应以赚钱为目的，而是以满足居民的需要做为主要出发点。老百姓在住房上省下来的钱，不是进李嘉诚这样的人的口袋里，而是通过余钱的消费，转一个圈，带动更多的产品消费，刺激更多产业扩大，再通过税收，进入你这个政府的钱袋。

简要谈完医疗保险、房屋这两座大山，剩下来的就是教育这个第三座大山。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有利有弊。利就是大学生成倍增长。弊就是教育费用上去了，教育质量下降了，专业结构不匹配了，搞得大学毕业后找工作难了。

其实好好想一下，高等教育这个东西，对中国来说起步也比较晚，要是在教育质量上也能超过英美等国家，那才叫做奇迹呢。当然，你可以像香港科技大学那样，一篇论文100万港元地“买”高等教育的名分，砸钱搞教育名声大跃进，不过笔者认为港科大的那种教育速成，对于国家实力的真实提高，对科技和产业的实际对接没有任何意义。笔者的观察，中国的高等教育，特别是理工类的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并不差。国家土产的10个博士，和欧美的一个博士竞争，拿3个硕士和你欧美一个硕士竞争，看结果如何!如果不行，为何有那么多医药公司，芯片设计公司在上海、江苏、武汉一带安家落户？笔者认为差距并没有某些媒体鼓噪的那么大。

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崛起是个大奇迹，但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因为在历史上，中国经济从来就是世界上最强的，占了世界经济总量的20%—30%，只是在近百年来落后了，尤其是在1900—1950年掉入了低谷。而现在的经济总量占世界大约7%左右，大概是回到了19世纪70年代的水平。

中国经济的奇迹，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农民工在劳动力密集行业的贡献。现在的情况是，太多的行业还死守在劳动密集领域，于是很多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大学毕业生，要被迫去做农民工的工作，以至于有所谓良心学者大喊，中国的大学生太多，而农民工不足。其实随着中国平均教育水平的提高，正好是发展需要高等教育人群的产业的时候，借机将中国的各类产业升级，开发出新的知识和智能含量比较高的服务业，比如上面提到的HaS计划能够带出来的设计行业，就是一个例子。

中国要走的道路，就是从初中高中文化的劳动密集产业，升级到高等教育的工程师密集产业，再升级到硕士和博士毕业的人才主导的高技术密集产业，这才可以把中国的人力资源这个大金矿挖出来。

而教育费用上要降低，可以走的是两条路。一个就是利用电脑技术和互联网，实现教科书的数字化，降低学生负担的书本杂费。另一个就是学习美国的社区大学系统，把高等教育“山寨”化，将上学和拿学分的程序简化，可以让大部分学生在不离开家或所在城市的情况下，修完大学前两年的课程，而让现有的大学集中精力在后两年的教育上。在社区大学上课，除了一个报名费和每个学分几块钱的费用，根本连学费都不要交，运用统一的课程，保证这些学分的质量。

中国的大学生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比如说医学院的学生就少得可怜。现在大家抱怨的大学生不值钱，主要在于中国经济模式的落后，还有就是社会对大学毕业生代表的能力有不切实际的期待。其实大学生所接受的教育，将来就是每一个中国国民都应该接受的教育，是一个基本的普及的水平。而每一个人自身在社会上的发展，不在于是否读过一个名牌的大学，而是在于自己可否把大学里学到的普通知识，通过自己的才智和努力，在社会实践中发挥出来。

把规模经济发展起来，利用新技术把教学的费用降下去，应该是中国政府可以做的事情，而且不是太难的事情。

谈到中国的科技进步，其中一个关键是如何创造出一个有利于科技创新和高新科技产业化的投资、融资和收益兑现的环境。

一说到这个，我就不能不提到世界的高新科技创业之都，美国加州的硅谷地区。而对中国的很多地方政府而言，创造出自己的硅谷，是一个非常刺激和令人心动的梦想。而全世界的其他国家和美国的其他地区，在这方面都非常热心，全力要搞出自己的硅森林(Silicon Forest，指美国西北的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到华盛顿州南部的高科技地区，微软的总部和谷歌的很多互联网数据中心就部署在这里)、硅草原( Silicon Prairie，指美国德州的达拉斯一带，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一带和怀俄明州)、硅峡谷( Silicon Glen，指英国的苏格兰从敦提(Dundee)、因弗克莱德(Inverclyde)到爱丁堡( Edinburgh)一带的高科技地区)等等。

为什么大家对硅XX这么感兴趣？其实很简单，就是高新技术行业的形成，可以提供一批高收入的工作机会，造就一批高收益的企业，为社区带来较高的整体经济效益。还能带动所有衣食住行等服务行业，而且能够形成长期的人才培养储备，对一个城市和地区的全球声誉的提高，以及对当地旅游业的刺激都有好处，这就是成为新硅谷的好处。

要成为新硅谷，需要在四个方面有特别的优势:(www.daowen.com)

首先是政府的配套政策。中国各地方政府开设的高新技术开发区算是不少，也不能说这些政府在各种优惠政策上，比如说土地优惠、税收免除等做得不够——有很多已经是够好的了。但是有一种趋势，是把这些地方搞成了一个简单的外国企业的加工区，而且这些加工出来的产品又是往国外市场出口，似乎和自己的社会和生活方式没有太大的联系。比如苏州的高新区就有这个特点。你要想变成一个高新技术区，必须是你对这些技术有自己的激情。比如说，你要搞新能源，自然是因为你自己的地方和人民都对新能源有同样的认识，而不是因为海外对你的太阳能电池有需求，你可以赚到钱，所以就可以用污染自己环境的方法，来生产保护环境的产品。

用这种唯利是图的方法来搞高新科技，就会让大家跟着市场上的浮躁空气瞎跑。听说太阳能多晶硅板赚钱，大家就一起上下游项目，结果就让生产原材料的上游海外厂家大赚特赚，自己的下游产品价格杀到成本价边缘，而各地又疯狂地不顾实际技术水平支撑，大举进入上游产业，结果导致一大堆多余的产能，以至于一大堆工厂，厂房刚完工，设备刚安装，就可以倒闭了。

问题在哪里？就是自己也没有对这种产业的真正认识。比如说很多搞环保能源的地区，自己的环保就搞得一塌糊涂，心里想的老是如何到海外市场卖个好价钱。你要去卖好价钱，自然就要人家已经有这么个市场，自然就是在其他国家已经做得比较红火的时候，来抢最后那一口残羹剩饭——当然最好吃的鲍鱼你是没有份的了。在这种指导思想之下，要想搞世界水平的创新，当然是白日做梦了。

其次就是融资制度。中国现在是不差钱，也不差能人，更不差市场，可就是差一个可以把研究发明，产品创新和市场行销一体化的制度。我是相信中国政府的领导人们是非常明白技术自主的迫切性的，也知道必须有一个好的创新机制，通过中央政府的种子资金，带动各级政府的和民间的资金参与，把一个行业做起来。可是现在的情况是，中央的任何产业意图，通过部委衙门的自身利益的重组，就在衙门里，特别是一些相对钱少但权不小的衙门里变了味了。

比如说在电动汽车的发展方向上，从最近(2009年上半年)的情况看，科技部的领导就在产业政策倾斜上掺入了过多的技术偏见，对于燃料电池比较热衷，定为最高层次的方向。又比如说，从与日产合作的东风起家的工信部副部长苗圩老兄，就比较热衷于推销日产公司的电动车标准，而相对忽视中国的比亚迪在这方面的实力。

而中国政府目前的一些领导人，则犯了过于迷信科技专家的错误。在经济政策上，如果经济学家们胡说八道的话，至少我们的领导人可以通过自身经验领会到那些政策不可行。可是科学上隔行如隔山，科技部门一些大博士或者大“海龟”提供的意见，如果混入了个人的科技意见，或者个人的、部门的商业私利，并由他们来决定中国科技发展的方向，那问题就大了。

因为这些科技政策和行业政策的决策，决定了中国未来的经济和科技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是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核心国力，可谓极其重要。一个国家如果在这方面不够慎重，那么要迈入国际科技先进国行列，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而中国当前体制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在旧的格局下，很容易回到课题组的旧模式，就是以前计划经济那种“苏维埃”科技体制。唯一的进步，就是以国有企业的课题组，替代了过去研究所和大学的课题组。这一层级的机构效率不是太高，导致产业发展得不是太理想。

还有就是因为对海外的各种新技术的发展不是太熟悉，因此有时候在技术赶超上还是以硬碰硬为主，不是用巧力，找到最新技术的切入点，和技术先进国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而是在人家的强项上硬撞，其效果自然不佳。其实一个聪明的做法，就是尽量将中国内部的标准向最新科技的要求上靠拢，以此抵消外国企业在行业里形成的技术壁垒，为中国企业创造出一个公平的起点。

而要在产业上形成一个好的创新体制，就要放弃由国务院的衙门拍板做决定的模式，而形成一个好的创新资金和风险基金体制，完善创新企业的上市渠道，形成一个奖励成功，宽容失败的企业创新风气。笔者观察的江苏无锡在这方面的进展就很不错，是有中国特色的政府带动创业的激励体制。

中国未来面临的一个比能源问题更巨大的挑战，那就是水资源短缺。

当然水资源短缺不光是中国的大问题，也是全人类的大问题。联合国2009年5月发布的一份关于水资源的报告(Water in a Changing World)估计，到2030年，全球大概一半的人口会面临缺水问题。其实笔者倒是认为，恐怕这个危机在2020年，也就是大概10年后就会到来。那时候全世界面临用水问题的人口，就会从现在的大概25%上升到35%—40%。以后全球的资源争夺，就会从今天的抢石油变成未来的抢水。到那个时候，我们今天看到的在苏丹达尔富尔地区因为水问题引发的内战，中东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战争，都会蔓延到其他地方。

中国的水资源算是世界上比较差的。其实中国的淡水资源总量并不差，是28000亿立方米，占全球水资源的6%，名列世界第四位，只排在巴西、俄罗斯和加拿大之后。但是因为中国的人口数量多一些，占世界人口的20%，导致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有2300立方米，在世界153个国家中，名列121名，是世界平均水资源占有量的25%。

中国的大半地区严重干旱缺水，再加上在人口增长、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对水的要求，尤其是城市的需求剧增，这就造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瓶颈。中国目前大约有7000万人饮水困难，而这个局面会继续恶化。

除了平均降水量不够之外，中国的降水在季节分布上也不理想，因为是大陆性季风气候，往往是夏天雨涝，冬天干旱，导致平衡水资源的难度比较高，需要大规模修建水库来调节。虽然中国在建国以后大量投资兴建水库，但由于需要大量的投资，而收益不一定就在眼前，这就导致水库工程在最近二三十年相对滞后，中部和西部的缺水和这个关系颇大。

另外中国的水资源在地域上分布也不合理。长江流域和以南地区有四个水系——长江、珠江、西南诸河和东南诸河，占了中国水资源的84%，但这些地区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54%。北方的五大水系—黄河、淮河、海河、辽河、松花江和其他的内陆河，只占水资源的16%，但要负担46%的人口。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北方，尤其是华北和西北，主要是水量的缺乏。在南方，尤其是东南和华南，并不缺少水，但被水质所困——因为近30年的经济大发展，工业企业兴起导致了对水源一定程度的污染;而城市大量发展，又对城市废水处理不够，导致各种河流和地下水污染严重。

其实在改革开放之前，地处江南水乡的上海，人们已经是在喝漂白粉冲剂了。在改革开放之后，临近的江浙和南部的粤闽，都加入了“水很多却没法喝”的行列。前一阵中国的主要淡水湖太湖的污染，搞得江南水乡的无锡没有水喝。

太湖的污染，和中国其他地方的污染一样，例如华东的山东、江苏、安徽和浙江，西南的四川和云南，华南的广东和福建，都是类似的情况，就是大量的不受管制的化工企业和养殖行业大量排污，毒害了各主要河流和沿海水域。

这些地方，尤其是江南水乡，大干快上的乡镇化工企业，只要拿出决心来，花大钱在治理上面，防止新的污染源出现，还是可以解决问题，不走断绝子孙后代生路的道路的。虽然说污染企业、地方政府、当地环保部门可能狼狈为奸，不顾当地人民的死活，但民间的呼声，也有向激烈的抗争方式发展的趋向。

当年在山东阳谷和肥城、安徽宿州、江苏盐城、阜宁、常州和无锡，以及浙江萧山等地，因为化工产业不进行污水处理，导致“癌症村”大量出现，村民们还是采取了和平的抗争，通过上访、投诉、告状等法子，但这些做法并没有使事情得到解决，甚至还有抗议的农民，包括身为中共党员的村干部被人反制，用“诬告”的罪名给判了刑坐牢。

记得在贵州瓮安出现群体事件之后，笔者就在《大国游戏》里提出，应该立法禁止当地警力处理群体事件，不能让土皇帝们长期漠视民众的诉求，而一旦老百姓抗争，就马上动用暴力来镇压。笔者的建议是，地方群体事件处理权在武警，而武警的调动权在中央，看你们这帮官老爷，还如何敢漠视群众呼声，高高在上。

令人欣慰的是，2009年9月份，中央出台的武警管理新政策，确实在这方面走出了一步。这个政策表明，在民生和地方官政绩的取舍上，中央政府选择了民生。在保护地方民众利益上面，中央政府不再一味地容忍地方官吏们胡作非为。

最近在福建龙岩出现的儿童铅中毒事件中，民众的反应比当年那些癌症村的村民有进步，但也可以看到地方政府继续捂盖子的包庇行为。在全民环保意识提高的情况下，如果通过上访和告状都解决不了问题，笔者倒是不反对大家为了子孙后代的福祉，操起家伙打断地方上少数几个害群之马的马腿。

和中国南方的水资源污染问题相比较，北方的情况就更严重了。不光是水资源极度缺乏，而且这些匮乏的水资源还污染严重，再加上地下水以每年1. 5米的速度下降。因此除了要提倡节约用水，搞好废水和污水回收处理循环再用之外，现在的另一个做法，就是南水北调这个大水利工程。

但是这个工程当初的设计，就是为了保障北京和天津的用水而起，在今天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这并非是一个最好的选择。而中国华北的水资源缺乏，其中一大罪魁祸首，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那么北京是不是真的是个好的定都之地呢？

关于迁都的建议，各方已经讨论得比较久了。

赞成迁都的人，基本上就是从资源的匮乏，尤其是水资源的困境入手，认为北京作为一个中心城市，本地资源已经无法支撑大北京的发展，而且北京对附近的河北造成了资源掠夺，产生了一个环北京贫困带。这种观点有一个看法没有错，就是北京加上天津两个大都市，对周边地区的水资源确实造成很大的压力。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定建都在北京以后，整个城市的主要水源，依靠的是西部的永定河和东北部的潮白河。但后来永定河水量不足，北京用水主要依赖于东部，于是在1958年建立了密云水库，积蓄北方潮河和白河之水，作为北京的主要水源。天津的水源，原先主要依赖于各水系之下游的海河，但由于上游的水流不足，也要靠从密云水库借水。但在1981年，北京水源也同样紧张，导致天津用水极度缺乏，因此当年开始进行“引滦入津”工程，从河北滦河的潘家口和大黑汀两个水库，引水南下。

因此后来兴建的南水北调工程，主要就是为了弥补北京和天津用水的不足。从2002年底开建的东线，是从江苏的扬州取长江水，然后沿着京杭大运河入高邮湖、洪泽湖和洛马湖，再入山东南部的微山湖、昭阳湖、独山湖和南阳湖这四个湖，然后入东平湖。因为东平湖的海拔最高，从这里沿水路北上，从位山过黄河后，可以自行流入天津，但其南部需要13个梯级抽水。从东平湖分流的西水东送，则利用现有水渠东去烟台和威海。

南水北调路线图

这条线路建设上比较容易，但主要问题就是运河水质不好，等水到了天津，不经过特殊处理无法饮用。其实当年上马这个项目时，海水淡化的技术革新还不够。但到了今天，以最新的技术来开发海水，应该成为天津、烟台和威海这些海滨城市的首选。如果这个改变可以实现的话，那么东线引上来的水，就应该向西边进河北的缺水地区。

从2003年底开建的中线工程，则是从河南淅川的丹江口水库引水，沿着河南的唐白河流域和黄淮海平原西部渠道，从方城的垭口北上，然后过宝丰、禹州和新郑，在郑州西边的荥阳的孤柏嘴过黄河。在黄河以北，则沿着太行山东麓平原和京广线以西到保定，然后过拒马河进北京，经永定河最后到玉渊潭。在保定的徐水，则向东分一条线去天津。这条线路的水质比较好，但牵涉的征地和移民比较麻烦。

其实主张迁都的人士，一个主要理由就是你花这么大功夫，把水从丹江口水库运上来，还不如把首都从北京搬出去，比如说搬到丹江口附近的湖北襄樊，或者是与葛洲坝比较近的荆门，就可以避免这些麻烦。

当然从地缘、经济和文化上看中国应该在哪里定都，也是迁都和反迁都两方面意见的主要争执点。

从地缘政治看，从元代开始，到明朝和清朝，选择定都北京，自然是因为这个地方是当时中国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分界线，处在著名的“胡焕庸线”(即黑龙江的黑河到云南的腾冲，在地理和文明上的分界)附近。事实上明朝朱棣迁都北京，正是因为北京在地理上，一方面可对西北和蒙古高原起制衡作用，另一方面又通过山海关来控制东北。

在明军大败于土木堡之后，蒙古部落瓦刺的大军兵临北京城下，于是引起了迁都之争。当时的于谦力主坚守北京，而避免像周朝那样放弃镐京(西安)的平王东迁，或北宋那样放弃汴梁的南迁临安导致王朝衰落。

而清朝定都北京，是因为本身发祥地就是东北，又要依靠对漠南和漠北蒙古各部族的控制来稳定局面。当然，清朝选择定都这里也就要面临来自新疆的准葛尔部的挑战。同时，因为是定都北京，历史上三次外敌入侵朝鲜半岛，明朝、清朝和人民共和国都做出了反应，而在北洋军阀时期(北京政府) ，也会有动力出兵保卫外蒙古的主权。可以想象的是，如果首都是定在南京的话，那么这种对抗外敌的反应动机就会微弱得多，正如国民政府的表现一样。

当然反对者认为，当年明清定都北京的条件已经改变，在中国北方不再面临强敌的情况下，中国首都应该向西部和南部移动，一方面可以和经济富裕的南方更近，另一方面促使国家更重视西部的发展。

其实看胡焕庸线，中国历代的都市西安、洛阳和开封，都差不多在这条线上，加上前方堡垒张家口、大同和太原，其威慑姿态非常明显。因此不难理解，中国历史上，建都南京或者杭州的政权，都无法持久——具体来说，就是在于无法护卫华北平原和两湖，而只靠长江天险，一旦入侵者攻破襄阳，就能控制淮河流域，然后坐镇合肥，南过九江，南方小王朝就灰飞烟灭了。因此当年蒋介石选南京为都，对日本在东北的动作自然就没有切肤之痛，而后对日本人借口卢沟桥事变而占据华北平原还不闻不问，岂有不败之理。

笔者的看法，倒是觉得不应该迁都，这是从两个角度看未来的原因。一个角度，笔者看到的是穆斯林文化兴起，这个颇为类似历史上儒家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在唐朝时候双雄并列的态势。另外一个角度，则要考虑到东亚各国之间的整合。

从这个大角度来看，北京确实是在东亚的中心。如果只是简单地以中国大陆版图作为坐标，自然比较容易得出西安是中国心脏的结论。不过如果不是用国土，而是以文化和地理作为坐标，那么以北京为中心，西部到乌鲁木齐的距离，大致等同于东部到日本东京的距离。而从北京到中国南海领土的南沙群岛，大致和从大陆上，从北京到柬埔寨金边和越南胡志明市的距离相类似。而把这个距离从北京向北量，那就是俄罗斯远东的安巴奇克，在北冰洋的东西伯利亚海岸上——这些才是北京作为心脏地区的真正含义。

考虑到这个大格局，北京首都的地位是不能改变的。东边的日本，应该是东亚儒家文化圈和西方文化圈的边缘。而西边的乌鲁木齐，则是中华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交界，这也是为啥我一直建议将乌鲁木齐上升为直辖市的一个主要原因。而南部的柬埔寨一线，则是东亚大小乘佛教文化和东南亚伊斯兰文化的交界。北部开阔的远东区，也会在东北亚经济圈里发挥一定的作用。

但是笔者不赞成北京迁都，并不等于我不赞成北京“缩都”。所谓缩都，就是降低北京作为首都的综合性城市功能，将北京的作用简单化，只是定义在政治、军事和外交方面。

北京的交通枢纽中心，应该向天津和保定转移，来减少北京面临的交通压力。金融中心则应该搬到上海，除了中央银行仍然设立在北京之外，其他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两大政策性银行、三大金融监管机构和几大保险公司，都应该移到上海，形成类似于美国的华盛顿—纽约的结构，使上海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当然，要防止出现上海和海外穿一条裤子，胳膊向外拐的情况。

而其他的国有大企业，比如说石油天然气行业，就应该搬到乌鲁木齐，建造中国的休斯顿。电力行业，就应该搬到西安—宜昌—株洲一线，电信行业，可以在武汉、西安、南京、深圳等地多点开花，航天放在兰州，航空放在沈阳、西安、上海郊外等地，减少核心部门在北京的集中，可以降低人口增长对北京的压力。

对比美国，高等教育主要是在东北的波士顿附近，那里集中了美国一流的哈佛、耶鲁和麻省理工等等大学。因此中国是没有必要把北京又搞成一个大学中心的，除了招牌学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之外，其他的比如说电影、音乐、戏曲、舞蹈、民族、外语、石化等等，都没有必要因为计划经济时代的历史原因继续扎堆在北京。

如果可以做到把政治、军事和外交以外的其他中心散布到中国的各个区域，北京自己在海水淡化上有所进展，那么从丹江口调上来的水，就可以更多地留在河北，解决华北的干旱问题，还可以向山西输水，解决那里的环境恶化问题。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而要把北京建立成一个无所不包的高大全城市，样样都要争全国第一，争抢周边的所有环境资源，北京这个首都就会变成摧毁中国华北平原的罪魁祸首。

以河北为例，省会石家庄的生活、工业用水，附近华北平原近300万亩农田灌溉，全靠滹沱河上面的两座河北最大的水库——岗南水库和黄壁庄水库供应。但是由于连年干旱，汛期雨量大减，年年都是枯水期很长。在1960年以前，河北整天面对的是洪水漫天，几乎是河道年年水满，现在50年下来，流量几乎减成了零，许多河流差不多干枯了。

河北的问题，就是地理范围内有两个巨无霸大城市北京和天津，成为两个水牛，把水喝得差不多了。在京津北面的所有河流，基本上就是进官厅水库、密云水库和滦河，来供应这两个超级大都市。

京津南部的水也集中了起来，要供应石家庄、保定、邯郸等七大都市。而石家庄的岗南水库和黄壁庄水库，和北面保定的王快水库和西大洋水库，则还要帮北京过日子，从自己的乞丐碗里，分食给北京这个大胖子。

那么那些大城市之外的小县城和大片农村怎么办？只有一条路，抽取地下水。因为人口庞大，地上水不够，于是打深井就是唯一选择，而现在普遍的水井深度已经打到了150米了。华北平原开始出现黄土高原的情景，就是几千人的村庄，只能守着一口深水井过日子，别说发展经济，将来可不可以保住温饱都会成为大问题。

令河北雪上加霜的不光是北京和天津的水需求，还有就是上游的山西开始截水，要减少一半进入河北的水量。山西和河北的水争能一直打到中央。河北的两条主要河流，北边的滹沱河和南边的漳河都是发源于山西。山西希望在漳河上游修建吴家庄水库，在滹沱河上游修建坪上水库，以解决自己的缺水问题。山西的这个想法当然令河北人心惊胆颤，告御状的结果是一个折中方案，山西人上不了水库，但是可以搞一个引水工程，从滹沱河的支流清水河引水来解决忻州的用水问题。

和河北人比起来，山西人面临的干旱更为严重。山西人均用水量比河北还差，只有180立方米，是全国各省区排名倒数第一。因此对水资源极度缺乏的山西，所有的主政者想要解决的就是喝水问题。在1917年，山西军阀阎锡山就开始了引黄河水入太原盆地的工程设计。这个计划是把山西和陕西交界的黄河水，提上500多米的上岗，然后在群山百岭之中，通过渠道走300多公里。终于在技术成熟的今天，这个工程难度颇高的引黄入晋计划实现了，从山西和内蒙边界的偏关县万家寨黄河峡谷中，引水进了太原。可是这个工程效果欠佳，设计能力是每年供水3亿立方米，实际只可以做到8000万立方米，而且引来的黄河水，水质太差，价钱太贵。因为黄河上游的一连串工业城市，银川、兰州、鄂尔多斯、包头和呼和浩特等等，排污处理不够，水到了万家寨已经是惨不忍睹，还经常遭遇黄河断流，因此完全满足不了山西人的饮水需要。

于是山西人也走河北人的路子，就是打深水井，而且比河北人打得还要深，因为山西地下水资源破坏得比河北还要厉害，其中主要是煤炭开采的无节制，造成了水在地下的流失，破坏了地下水系。越是缺水，越要做更多破坏水资源的行业，山西的小煤矿和河北农村的小造纸厂，都是破坏地下水的元凶。

因此从2006年开始，山西人的水利建设不再是从黄河取水，而是如何想办法把流到河北的地面水进行截流。山西和河北两位丐帮里的难兄难弟之间的水战，基本上是无解的。而现在各方都翘首以待的，就是来自丹江口的水。

山西万家寨水利枢纽工程

南水北调中线的第一期，河北据称可以分到每年35亿立方米，这样的话，山西就可以很爽快地在上游建水库截流了。可是河北目前缺水，却变成了中国主要的农业区，而水源充足的中国南方，又大规模工业化而导致耕地流失。当然大量普及农业滴灌技术是一个方法，但是如何做好国家产业布局，使农业在华北的比重降低，而更依赖水源比较充足的南方和东北，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发展方向。

其实如果中国可以花大力气把海水淡化的成本降下来，比如说利用正向渗透方式(Forward Osmosis) ，与再生能源生产结合，便可以通过在渤海和黄海取水淡化，解决京津地区和胶东地区的干旱问题。这样的话，从南方调上来的水，就可以主要解决华北平原的用水问题。

除了河北和山西，缺水比较厉害的还有西北的陕西、宁夏、内蒙和甘肃。陕西的情况，是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缺水最严重，其次是黄土高原上的陕北，而陕南水资源就相对好一点。甘肃的情况，也是长江水系不错，但是黄河水系情况就比较差。这些地区的水源不足，也许只有靠南水北调西线方案，即从长江源头的通天河、雅砻江和大渡河过巴颜喀拉山调水才可以解决。

中国西北的经济发展，基本上是从陕西的西安，到甘肃的天水这一条线。这一地区在甘肃的部分，包括平凉和天水，在陕西的部分，包括西安、咸阳、渭南、铜川、商洛和宝鸡，是渭河流域的冲积平原。北部是陕北的黄土高原，南部是汉中的秦岭和大巴山，因为这块土地比较富庶，号称八百里秦川。这块土地也是中国早期王朝的建基之地，从西周、秦、汉和唐，都是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

之所以称为关中，是因为这个地域由四座雄关把守，易守难攻。其西南部宝鸡的大散关，扼守通往汉中的陈仓古道，当年韩信从这里暗渡，诸葛亮也是走这条路;其南部商洛丹凤的武关，是通往湖北的要道，当年楚怀王在此被扣，刘邦由此入关;其东部位于渭南的潼关，和对面河南灵宝的函谷关相望，则是连接中原的通道;其北部位于宁夏固原的萧关，在六盘山麓，是通往北方和河西走廊的要道，当年成吉思汗征西夏在这里整兵，是一代天骄陨落之地，也是后来另一位天骄毛泽东率领红军长征到达吴起镇的最后一个险地。

关中这块宝地，陕西部分的2200万人口，加上甘肃部分的550万人口(天水和平凉) ，曾经是中国最早的天府之国。而现在经济发展最大的瓶颈，就是水资源极度缺乏，人均用水只有323立方米，相当于中国人均的1/6，因此任何开发这个地区的计划，如果不解决水的问题，都是空口白话。

解决水的问题，在北部的黄土高原上，靠的是开窖聚水和找地下水来满足高原上的需求，因此各种依赖北部的河流工程来供水，并不足够。而南部的汉水、嘉陵江需过秦岭引水，工程量颇大。因此南水北调的西线能不能成功，对这个地区的发展非常重要。

其实整个南水北调工程，意义最重大的就是西线工程。以现在的工程规划，就是以雅砻江枢纽工程为第一期，在四川石渠的长须干马乡兴建175米围坝以抬高水位，然后在巴颜喀拉山上打通隧洞，让水自流入黄河的支流恰给弄，这里调水是50亿立方米。然后第二期是从青海玉树的同加处的长江上游通天河建设水坝，然后开隧道将水引到雅砻江枢纽工程。工程设计是通天河引水100亿立方米，雅砻江引水50亿立方米。第三期工程则是从大渡河引水50亿立方米，从四川阿坝马尔康的上游脚木足河，通过28公里隧道，引到黄河支流贾曲。

这个工程投资巨大，难度很高，但都不是最头痛的问题。现在这个工程有被搁置的危险，主要是来自于四川的反对。四川反对的原因，就是上游水被调走之后，四川在中下游的各级电站，发电效益将会受到影响。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四川本身的西水东调计划，希望将大渡河和雅砻江水调到东边的岷江流域，来解决成都平原的用水问题。

当然人家在明面上，不能说是因为我赚钱不能少了，你北方黄河流域的甘肃、宁夏、内蒙、陕西和山西的兄弟姐妹们，就只好喝黄泥，舔嘴唇了。人家四川的专家们一定要把环保问题提出来，把原生态文化和天人合一哲学观拿出来说事，反正中国不缺乏想出名的环境保护活动人士，正好有项目可以忙活了。

如果这个西线工程无法实现，关中地区能做到的就是自保，而无法发展。从兰州往西北去的河西走廊，则面临着更为严重的威胁。由于祁连山气温每年升高0. 04度，带来冰川缩减，冰川融冰导致地下水泛滥，因此这个地区在短中期会有洪水之患，但是在长期，则会面临冰川消失之后的干旱。这个地方的水库建设，和新疆天山、昆仑山和阿尔泰山的上游的水库一样，应该学习新疆的坎儿井的做法，尽量把水库修在地下，减少地面上开放型水库和渠道的蒸发。

而在经济发展上，这个地区必须向低水耗经济转型，将严重耗水的重工业和粗放农业淘汰，通过本地节水和外地调水的方法，保证可以支撑一定的人口发展。不然这个地区的沙漠化，不光会造成沙尘暴席卷华北大地，弄不好会彻底切断内地和新疆的联系。

在水资源上，中国现在的投入还是不够。全球的水市场，将成为电力和石油之后的第三大市场，现在大概是4000亿美元。对中国来讲，在水上面好好下功夫，是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生存的大事情。

如果中国可以在这个事情上未雨绸缪，解决好从兰州到库尔勒的水问题，就可以将这里的绿洲扩大，可以通过低碳和低耗水经济的发展，来支撑更多的人口。解决这个问题后，河西走廊的人口可以保持在现有水平，但是在哈密、吐鲁番和库尔勒，则可以支撑更多的人口，从现有的各城市的50多万人口，可争取发展到200多万左右，进而可以为新疆的稳定和发展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