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翘首以待的美国19家大型银行的压力测试终于出来了，简单归纳就是一句话: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于是华尔街的股市开始新一轮猛涨，河水清清已见底，春江水暖鸭先知。按照大家都同意的说法，股市通常会“领先经济6个月反弹”，以此推理，那么现在的股市大涨，自然就是说美国经济在今年(2009年)的11—12月会恢复了。

好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人都是傻子，做人好像CNN，听到了风就是雨。美国的银行要是真的那么好，我们还有什么金融危机呢!先看一下这个压力测试是如何来忽悠我们这些傻瓜的。

本来大家预料的结果备选项是三个，一个就是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一个就是银行大部分破产，最后一个就是银行不死不活，靠纳税人的钱输血为生。其实大家都知道真实的情况——大概就是最后一个选项，只不过美国政府给我们已经事先打好圈，把这个测试过程搞成走过场，也就是先知道结论，然后再做一个过程出来。

对银行来说，其健康情况如何，要看银行有没有足够的资本来应对风险和未来的损失。一个通常的惯例是用你的第一级核心资产(First Tier Core Capital) ，比如说你的通用股票啊，准备金啊等等，和你的风险加权资产(risk-weighte dassets)的比例。根据国际通行的巴塞尔协议II(BaselII) ，大概是8%。胡作非为的IMF也建议6%—9%。但在经济状况不好的时候，就是说银行风险系数增大的情况下，那就应该在10%—15%，才可以保证银行可以安然度过风险(当然，这说的是商业银行在经济周期时候的自发判断标准，因为坏账的概率增大，政府干预的反危机措施是要放松这个标准的)。

那么现在欧洲的银行状况如何呢？不怎么样，大概在7%。但美国的金融系统摇摇欲坠的去年年底，这19家大银行的比例是非常可怜的5%。经过了政府的大力援救，不管是TARP计划从财政部注资，还是通过后门，偷偷地从美联储的各种谁也说不清的借款机构(Lending Fa-cility)借款，或者是联邦保险计划FDIC的担保信用，我们银行的比例是不是大幅上涨了？结果，这个比例现在(2009年5月)是4%。就是说其实这19家银行的核心资金，大概是整个风险资产的2.7%。也就是说其实美国的19家银行，在没有政府担保的情况下，现在的情况比去年底要差。

不是说这个压力测试要测出美国19大银行在没有政府的担保下可不可以撑得住吗？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和财政部长盖特纳说，可以。大家放心投资这些银行吧。可是这个数据确实在说“不可以”。咱们政府要继续输血。这时候财政部说，这些银行如果自己可以搞出750亿美金的资金的话，那么咱们就可以安枕无忧了。结果马上有6个银行增发新股票，融资190亿美金。当然，买这些股票的人也不是傻子，他们大概知道有两个非常有利的因素。一个就是美国政府暂时不会将银行国有化，因此自己的投资不会打水漂。第二个就是银行一有问题，政府就会继续输血。看起来是个只赚不赔的买卖。

但在这之后的美国银行和摩根斯坦利，发行的没有美国政府担保的债券就没有忽悠到大家，结果不得不以高于美国国债利息4%—5%的高利率卖出。而号称最健康的大摩银行，也要付高于国债利率3%的利息。从这个角度看来，美国金融系统的恢复，其实就是一个胳膊窝夹着两只拐杖的病人，勉勉强强地做治疗。而美国政府就是治疗师，小心翼翼地在这个步履蹒跚的病人身边看护着，一旦有状况发生，病人要倒下的时候，就赶紧伸手扶住胳膊。大家还指望这个银行系统可以带动实体经济反弹呢。

当然，笔者最喜欢的还是美联储中的御用学者们的想法。以前笔者曾经说过，过去读美联储的东西，好像是在看小说(fiction) ，觉得宛如神仙说话，离老百姓现实生活太远。可是去年以来，笔者读起来觉得是进了一步，像是看神话(Myth)。

美联储的学者和官员们最近又在玩什么神话创作呢？据著名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曼昆(Greg Mankiw)透露，美联储的内部会议分析，根据著名的泰勒原则(Taylor Rule) ，美国现在的利息应该是负的5%。什么是泰勒原则？就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家泰勒(John Taylor)在1993年搞出来的一个决定中央银行利率的方程式，简单说就是根据系统的价格分析和就业情况，得出关于基准利率的结论。这位曼昆老兄可不是一般人，干过小布什的经济顾问。按照他的说法(在《纽约时报》的撰文) ，美国联储局确实应该搞一个负利率。说到这里，大家就有些糊涂了，搞负利率？如何搞？我们借给你100块钱，负5%，你还给我们95块。那还不如我把钱塞在地毯下呢。曼昆回答说，哈佛的一个研究生研究的一个妙计，就是美联储宣布，明年将有某一个数字结尾的钞票作废，但不知道是哪一个。因为你有10个数字，所以十分之一的钞票将作废，就等同于负的10%的利率。如果你借钱出去(或者说存银行) ，是负的5%，那还是赚了5%利率嘛。

这个哈佛经济学高材生的思路就是，因为你把钱放在地毯下面不用，你的利润率就是0%，当然不肯存钱去拿负的5%的利润率了。可是如果人为地把你藏钱的结果搞成每年缩水10%，那么存钱所得到的利率负的5%，似乎还是“保值”得更多一点。

曼昆和类似的拿着终身教职的经济学家，对人民的生活痛苦是没有什么感觉的。他们的想法就是，如果这么一干，大家就会想:反正拿着钱就要贬值，不如拿去买东西好了，买房子，买地，买汽车。这样一来，不就解决了需求不足的问题吗？对美国人民来说，要是听到你要把他们的钞票作废1/10，也许有些人会赶紧出去买东西，但也许也会有些人就会把柜子打开，把收藏了十来年的AK47半自动步枪拿出来，把弄把弄，上些机油，练习练习瞄准。

其实一个更高明的做法，就是由中央银行实行主动的通货膨胀政策。这个就要求美联储采取基础货币投放量加大(现在是2.2万亿美元)的方法，通过联储局自己印钞票，来购买美国政府发行的国债，以满足越来越大的政府赤字，并且购买美国政府拥有的两房等房贷企业债券，来遏制住私人房屋市场的跌势，同时减缓商业房产市场崩盘带来的冲击。而要获得一个目标值的通货膨胀，美联储似乎还有好几万亿美元的钱要印出来。

那么这个政策对美国人民的生活直接影响是什么？其实和2007年危机时美联储政策比较相似，就是美国实体经济中的企业投资基本上停滞。普通人民则债务负担过重(所以才有奥巴马的打杀信用卡公司的行为，避免信用卡坏账危机爆发) ，又没有东西可以抵押，同时又要担忧失业率的高企(美联储在5月把失业率预期调高到10%) ，以及银行对危机的担忧而自动减缩信用账户和额度，抑制消费。那么，美国的实体经济应该会继续萧条，并伴随着漫长的民生困苦。

而同时，美联储大量投放的货币，则会大量跑入短期的股市、汇市和商品期货市场，来推动石油(回到60美元这个关键点)、黄金和各种矿产品、农产品等价格向高处走。结果就是2007年时候的涨价现象部分回归，只不过届时全世界人民的腰包已经比2007年要瘪了许多，而大家的裤腰带就要多勒紧点。

这种股市和期货市场的繁荣，就是没有基本面的繁荣。除了让我们小老百姓在给汽车加油的时候多付点钱之外，这个通胀政策的好处是一点都没有的，不存在那种在经济比较有潜力的情况下，通过轻微通货膨胀拉动经济复苏的机理。

回想当年，在美国的20世纪70年代，高通货膨胀率到了15%，但至少美国人民还可以从银行里拿点贷款出来，买些实在的东西。现在银行借钱又难，还要看着各种民生物品涨价，难怪大伙儿现在开始在后院里种菜了。

许多人都把美国现在面临的金融和经济危机，看成一个暂时的“路障”，认为只要美国从危机里恢复过来，就会更加强大，至少是和以前差不多。其实这些人不知道，美国的好日子在20世纪90年代的最后一个互联网高科技革命后就玩完了。就是在高科技革命中，美国的GDP“增长”中也只有小部分是因为科技进步，大部分是金融业披了件高科技的马甲，玩的金融庞氏局“虚涨”。而从2000年开始的金融衍生品的繁荣，则是金融业用房地产的马甲搞出来的。

因此笔者认为美国的真实GDP在20世纪90年代——也就是大概9万亿—10万亿美元之间——就差不多到顶了。之后的高到13万亿的泡沫，一大部分都是靠金融业(占美国企业盈利的50%以上)制造出来的。可是任何庞氏局，都要有下家来接手，等你的下家没有了，你的游戏就结束了。

《经济学人》杂志最近发了一篇短文，关注了一下美国的“潜在增长率”以及这次经济危机对其的影响。“潜在增长率”是用来预测一个国家的GDP增长中，不计算失业率和通胀率因素后的真实的“实力增长”趋势，其考虑的主要是两个因素，一个是劳动力供应的增加速度，另一个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

不幸的是，在这次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美国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已经在互联网热潮(1999—2001)的时候差不多用完了。而美国劳动力的增加，则因为人口年龄老化，女性参加工作已经饱和等等因素而大幅减少。按照美国国会预算局(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的预测，美国自1991年以来，劳动力年增长率是1.1 %，以后的10年，则减少到0.6 %。

根据西北大学的增长率学者高登(Robert Gordon)的估算，美国的潜在增长率趋势在2008年是2.5%，大大低于几年前的3%—3.5%。不考虑金融危机的因素，他对未来几年的预测是2.35%。这已经是比较差的未来情况了，如果再加上金融和经济危机造成的投资减少，从而导致技术创新疲软;政府财政赤字飞涨，导致未来的高企利率;政府需要加税来降低赤字，带来的投资和工作意愿降低;因为高失业率带来的长期失业，导致劳动力技术和经验退化;最后因为这次金融危机的因素，带来更严格的金融行业管制，原来“金融创新”的把戏也会受到影响。这些因素都会导致美国未来经济的前景黯淡，不是靠金融庞氏局的大游戏可以解决的。

在2008年9月的时候，也就是美国的金融市场面临着崩盘危险的时候，救市方法大概有几个选择。笔者的一位朋友，把这几个方法归纳成“直接救市”、“间接救市”和“马后炮救市”。

所谓“直接救市”，就是找个接盘人比如咱中国的中投，去直接“接盘”问题企业。摩根斯坦利那次游说中投增持其股票到49%，而因为中投受到头一次投资扔进去50亿美元打了一个大水漂的打击而受到影响，没有让大摩成功。那次最后是日本最大的银行三菱日联银行冲了进去，结果抄底抄到了半山腰上。而那时去救高盛的主要是巴菲特。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直接救市不是太成功。

第二个方法属于“间接救市”。在接盘人和被救人之间插一个美国政府。比如通过政府的救市方案TARP，由财政部向这些银行注资。可是财政部的钱哪里来？靠卖国债。不过这个国债，要靠中国这些政府的中央银行来买(其实和中投的钱差不了太多)。看中国政府手上持有的美国国债，是难以分清楚哪些国债是美国政府的常规饭票，哪些是TARP救命钱的。所以，“直接救市”是美国政府信用不参与其中，而由私人企业相互达成协议的方式进行。而“间接救市”，就是通过政府左手从外国拿钱，右手转给这些银行。这在当时看起来，也不是特别成功。

第三个方法也属于“间接救市”。但不是政府通过卖国债从外国的政府或者私人那里筹资来救。而是由美联储直接印钱，来买政府的救市债券。或者由美联储和FDIC开信用借钱给银行来救。这就是前文谈到的通货膨胀政策。这个政策靠的是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增加金融体系的资金流动量。

那么现在美国的实际利率是多少呢？其实是负的2%。通常考虑实际利率，就是要看这样一个简单的公式:实际利率=名义利率-通胀率。如果你的通货膨胀率是2%，而名义利率是0%，正如美国这样，那么你的实际利率就是负的2%。

美国的物价最近(2009年4—5月)其实涨得挺厉害，笔者大概是最先用了经济堰塞湖这个概念来描绘美国经济的现状的。那么，现在就是美联储不断地注水到这个湖里，导致湖的水位越来越高。这个水一旦破堤而出，那就是恶性的通货膨胀。当然，我当时也说过，这个决堤的快慢，在于银行贷款那个大闸开得多快。不过因为这些大行的资金除了贷款给企业投资扩张，或者贷款给私人消费这两个领域之外，还有银行把资金拿来炒股票、外汇等等资本市场，和大宗商品现货和期货市场，比如金、银、铜等金属，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米、麦、玉米、食用油等食物，化肥、饲料等民生相关等重要物资。这都是这些洪水可以泛滥的地方。

而这些领域内的恶性通货膨胀，直接打击的就是民生和实体经济。其结果就是经济发展的二元化和社会割裂，表现的形式，就是一方面，金融企业的业绩一片红火，大家高高兴兴地发百万美元红包，股票市场恢复活力。而另一方面，更多的企业倒闭，或者紧缩规模。更多的人失去工作，失业率冲破10%，导致大量的人口失业。

笔者的朋友提到的“马后炮救市”，其实就是指美国的金融机构在拿了美联储印的钱稳住了阵脚后，就开始向外国政府筹钱还美联储。比如说现在(2009年6月)摩根斯坦利发行22亿美元新股，中国的中投欣欣然地投了12亿美元进来，那么摩根斯坦利就偷偷地在美联储那里销账12亿，来个李代桃僵。

其实这种做法并没有错，反正是中投在买单。如果美国经济果然如现在的“文革好派”(当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主张“现在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为好派，反对派“革命形势好个屁”为屁派)鼓吹的那样，在2009年底2010年初复苏，那么就是皆大欢喜。美联储曲线救国成功，中投抄到了底。可是如果“屁派”的看法正确，那么这个救市就会失败，中投赌了个水漂回家，我们大家在美国享受经济滞涨。

在这里，虚拟经济对于经济复苏的危害性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果资本市场的容量很大，那么对各种股市创新高的希望和信心越高，就会导致这个虚拟市场对流动资金的需求越大。咱们知道美国现在大部分的对冲基金，价格已经在保本线以下，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深水潜水员了。如果只是拿着现金，早晚也是一个死字，还不如现在狠狠地搏杀一下，也许可以杀出一条血路。反正大家都觉得自己只要不是最后一个逃离犯罪现场的主，不被金融风暴打倒，就可以全身而退。整个市场上就充满了这样的末世心态。

如果资本市场的规模没有这么大，吸纳不了太多的资金，反而会逼着这些现金向实体经济流动，以创造出真正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来带动经济的恢复，不让经济被对冲基金们玩弄。其实奥巴马政府自然也看出了这个问题，所以对对冲基金的监管已经提上了日程。不过，不服管教的基金们似乎已经找到了自己的陈仓暗渡之道。香港恒生指数从12000点到19000点的疯涨，有70%的资金来源于欧美，而中国在G20上为香港的权力争取(指2009年4月中国力争避免香港进入全球申讨的“金融离岸地”黑名单) ，使香港成为了国际游资光顾的首选。

为啥欧美游资要向香港跑？基本上是两个原因，一个是如果美国人投资在英国维尔京群岛(BVI)或者开曼群岛，按照最新的纠偏措施，你的所得就得按照美国本土的40%税率交。这就是开完了G20后，大家列出来一个名单的目的——为了打击欧美国家富人资金外逃来避税;香港因为中国的掩护，没放到这个名单上，本来又有个股市，有得炒，自然就来;另一个原因就是中国是将来世界经济唯一的亮点，海外资金希望以香港为基地而抢滩入大陆。

由于这次美国被金融危机杀得很惨，奥巴马政府有意对各种基金加强管制，甚至蔓延到了和投机并无直接关系的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在美国主要支持科技企业建立、创新的投资) ，引发了硅谷的风险投资界的严正抗议。其实对奥巴马政府来说这确实是一个棘手问题。因为他真正想管教处理的不是为美国高科技发展立下相当功劳的风险投资基金，而是对冲基金(炒股票炒期货炒货币)和私募股权基金(搞兼并收购裁员)。但是在公司组织法上面，这些投资基金之间并没有法律上的太大差别，如果奥巴马只是监管这些公司，人家就可以披上一件风险投资基金的马甲，来逃避你的监督。

在谈到美国的金融业的祸害之前，先要讲一个天主教的笑话。话说有一个女教士对上帝的一个说法有非常正确的意见，可是却遭到了她的三位男同事的反对。经过N多次的争论，她都没有办法说服他们。于是她万念俱灰，对着天喊道:“仁慈万能的主啊!让你的大能告诉他们，我是对的，是他们错了!”结果天上一阵电闪雷鸣，从上面传来了上帝断断续续的声音:“她……是……对……的……”女教士破涕为笑，对三个男教士得意地说:“看看，上帝都说了，我是对的!”三个教士不以为然，嗤之以鼻:“那也不过是2票对3票而已，还是我们对。”

笔者要说的这个一女战三男的故事，就发生在1998年的美国。那位看法正确的女教士叫做波恩(Brooksley Born) ，当时出任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主席。她的责任就是监管美国的大宗商品的期货和权证交易。而她要挑战的三男，就是美国联储局主席格林斯潘、美国财政部长鲁宾(以及其副手萨默斯)和美国证监会(SEC)主席利维。

波恩女士出生在美国最开放的大城市旧金山，毕业于斯坦福大学，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在她的职业生涯中，经常是作为唯一的女性，坐在一屋子自信心爆棚的成功男人中间舌战群雄。经过多年的律师生涯，她获得了男性同僚们的尊敬，是一位名符其实的女强人，她不会被男人们任意驱使，用英语来说，就是do not like being push around .可是在1998年4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开的这个总统财经工作组的小会议上，她被人推得很厉害。原因就是她对快速增长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出了警告。因为波恩女士管辖的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有一个中央交易所，可以相对比较容易地进行监管。而新兴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却是在两眼一抹黑的私人交易。那时已经有数百万张的交易合同在华尔街的金融大鳄中间签订，而没有一个结算中心为合同进行结算(如果合同出问题的话，没有抵押财产来解决问题) ，并且也没有一个透明的记录说明是什么人在交易。

波恩女士看出来这个市场潜在的危险，希望在这个黑市中能点上一盏明灯。当时她并没有一个具体的计划，只不过她看出了这个金融衍生品市场如果不开始监管的话，很可能会发展成为摧毁美国金融体系的魔鬼。当时波恩女士最担心的是根据外汇和利率变动而衍生出来的金融合同，她觉得这些合同在联邦监管部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其交易的金额，不光可能把美国的金融系统拖垮，而且很可能摧毁美国整体的经济。所以这位女士开始了大声疾呼，希望在美国政府里发出一些声音，从而引起对这个问题的争论。这样，大家多少可以吵出一个结果来，这样该不该监管，如果监管如何管，也就可以顺势而下了。

今天我们可以明确地说，波恩女士确实是真理在手，理直气壮，算是上帝也投了她一票。可惜的是，她加上上帝，才得了2票，而美国政府财经界的三位大佬，要否决她的意见，而4月份在美国财政部开的这个会，就是3位大佬让她彻底闭嘴的。

这三位大佬法理上的依据是，这些金融衍生品合同，或者说称为掉期(Swap)的合约，不是期货的一种，因此你没有职权说三道四，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当然，三大教士私下里说明了，他们怕一旦开始监管这个市场，就会把生意从美国给吓出去，到那些国际离岸金融中心开展去了，这就让咱们美国大佬们没有肉吃，只有喝汤的份了。因此，对波恩女士给出的结论就是:“你，歇着吧，站一边去!”

可是这位女教士的辞海里，“知难而退”词条的那一页早就被撕去了，因此不知道什么叫做善罢甘休。开完会后的1998年5月7号，即两个星期后，波恩女士揭竿而起，用她的委员会的名义，发布了一个关于公开征求金融衍生品风险的意见稿。

这一下小妮子可捅了大马蜂窝了。在这个征求意见稿发布后的几小时内，格林斯潘、鲁宾和利维发布了罕见的联合声明，对这件事表示了“严重关切”。而华尔街也开始了破口大骂，号称价值几十亿美元的合同面临打水漂的风险。

华尔街赶紧紧急动员，派了大员，时任摩根斯坦利的常务董事，也是国际掉期和衍生品联合会主席的布瑞克奥(Mark Brickell)在纽约和华盛顿之间来回奔走，企图在国会游说制止波恩女士的“胡来”。而当时作为鲁宾的副手的萨默斯，则在国会作证时抱怨波恩女士是在一个生机勃勃的新兴市场里搅局。

结果1998年6月，在美国国会众议院银行委员会，以及7月份在参议院农业委员会的两次调解会议中，波恩和她的对手格林斯潘、利维和鲁宾的对抗陷入了胶着状态，大家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而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倒闭案，一时间引发了全球金融震荡。

两天后，波恩女士用了这个例子警告了国会，说这是一个对美国的惊醒警告(wake-up call) ，表明了场外交易( over-the-counter)金融衍生品市场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风险，对美国经济和全球的金融稳定都有不可低估的潜在危害。当然，代表着华尔街利益的国会，是不会理睬这个警告的。到1999年5月，波恩女士终于认输而辞去了她的职务。于是美国最后一个试图控制金融衍生品发展的努力失败了，最终发展成为2007—2009年的金融危机。

这里，笔者要探讨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那么喜欢推金融账户开放，搞全球股市自由进出，要把金融衍生产品模式——不管是期权期货指数还是债务包装出来的MBS、CDO、CDS推销到世界各地？在本书的第三卷《梦幻泡影》里，对金融和货币原理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探讨，算是弥补了这个方面在现有经济学理论中的欠缺，而这里就主要谈论国际金融学这个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当金融国际化和全球化趋势出现以来，一直没有亮出来说的领域。

先介绍一下“正统主流”的国际金融学领域里面的一个著名的“不可能三角(或三位一体，Impossible Trinity)”概念。因为笔者确信，在中国今天准备进行“人民币国际化”努力的时候，一些来自金融口的专家们，肯定会把这个三角形拿给领导人看，用来论证“让人民币自由兑换是中国必须采取的政策”。

笔者就在这里说明白，为啥那是一个大忽悠。不可能三角，就是自由资本流动、固定汇率和独立货币政策三个“事情”。“欧元之父”蒙代尔的说法，任何国家只可能做到其中的两个。就是说一个国家，你不可能同时具有固定的兑换率，独立的货币政策和自由的资本流动——你只能得到其中的两样。

大家听得耳朵起了老茧的几个例子，就是中国为了控制货币兑换率(就是人民币汇率稳定) ，又要保持自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就是可以随意地不受美联储影响地变动利率) ，就只能控制资本流动。而英国就为了让资本自由流动(伦敦金融城的饭碗嘛) ，央行英格兰银行又想要自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那么只有让其货币英镑兑换率自由浮动。又如阿根廷为了保证资本流动自由(20世纪90年代搞的) ，又要考虑维持货币兑换率的稳定(就是整个20世纪90年代阿根廷搞的比索盯住美元，类似香港的联席汇率制度) ，就只好放弃独立的央行货币政策，而随便让经济通胀或者萎缩，放弃调整银行利率来影响经济，等等。

这个概念是20世纪60年代“欧元之父”——加拿大经济学家蒙代尔和当年在IMF任职的弗莱明一起提出来的。这个理论的学术形态，主要是建立在自诩是凯恩斯传人的汉森的“IS-LM”宏观经济模型上，再加上所谓的“开放经济”环境。笔者在这里主要先不说理论机理(这个理论其实也是有问题的，因为汉森被认为是曲解了凯恩斯的理论) ，而是从这个理论的整个提出背景和蒙代尔当年的思路来做一个梳理。

蒙代尔提出这个理论的时候，全世界都还是在固定汇率的布雷顿森林协定下面。因为资本的流动受到管制，因此大部分国家都可以保持自己独立的货币政策，同时保持比较稳定的货币汇率。首先看一下资本全球化之前的世界——在布雷顿森林协定下，资金从一个国家流动到另一个国家是需要管制的。就是说，你要到另一个国家投资，或者说个人去另一个国家旅行要换取一定的外汇，都需要申请以获得批准。而这个时候，大部分国家的兑换率也是固定的，大家的货币政策也是独立的。

但当时的加拿大有所不同，因为和美国的经济联系比较密切，工业整合度比较高，边境线非常长，事实上要在美国和加拿大之间，在资本流动上进行彻底管制是做不到的。因此对加拿大政府来说，其货币政策只能要么保持货币兑换率的稳定，要么控制住通胀。因此当时蒙代尔的建议是，加拿大应该选择采纳浮动汇率，来对冲资本的流动，这样，就能保证加拿大政府的货币政策独立性。

北美自由贸易区标志

当然，蒙代尔更想看到的是一个北美共同货币，比如说后来出现的北美三国自由贸易区(NAFTA) ，以及有人对所谓北美币(Amero)的鼓吹，都是从这里而来。只不过蒙代尔的理想，倒是在欧州先实现了。

蒙代尔的这个理论从此就成了经济学特别是国际金融学里的“经典内容”，不过笔者还是要提出一些异议:蒙代尔的这个不可能三角原理，说“三不可全得，只能取二”，这句话有点类似于“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意思。鱼和熊掌都是美味，那么这样说，蒙代尔就是把这三个东西:独立的货币政策、固定的兑换汇率和自由的资本流动，都带上了一点“好东西”的色彩。那么咱们就检查检查这三个东西“好”在哪里，然后就可以看出来为啥笔者不同意这个说法。

第一个是独立的货币政策，咱们都知道，一个主权国家，或者像中国香港那样具有独立地位的金融体系，最好要有独立的货币政策来解决自己国家(或者管辖区)的经济发展问题。因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你是不应当完全跟随人家的货币政策的。特别是当人家离你十万八千里，八竿子打不着的时候。举一个例子，就是香港在货币上挂钩了美元，但是其经济和中国大陆联系更为紧密，因此更适合和中国的货币政策保持一致而不是和美国的，所以其挂钩美元的货币制度，就束缚了香港政府的手脚。

第二个是固定汇率，就是将你自己的货币和主要外币挂钩，比如说港元挂美元或人民币，在一个规定的范围内变动，都可以大致算在此类。这样做的主要好处，就是把从事进出口贸易企业的汇率风险取消。

没有汇率的浮动，就没有汇率变化带来的风险。而一旦汇率变动了，企业就增加风险了。因为风险增加了，你就要买保险，付保险费了。也就是说外贸企业的交易费用增加了，也可以说是从事外贸进出口的制造业和贸易商，要交一笔外汇变化税，而这笔税就被为你提供保险的银行收去了。

这里就牵涉到以外汇兑换率变化而产生的一系列金融衍生品了。为啥这个东西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其实很简单，它起源于里根政府开始推行的新自由经济政策，就是取消资本管制，导致了资本的全球化趋势。那为啥里根时代经济学家们全部在这上面折腾？

这就要看当时的国际经济大环境，那个时代美国在贸易上赤字大幅度提升，美国的传统制造业完全不敌来自德国和日本的巨大挑战。因此如何将他国制造业的成本提高，利用制度变革，强迫强势的日本和德国制造业，向金融比较发达的美国(和次发达的英国)交一笔制度税就成了需要考虑的问题。所以，就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资本主义黄金时代”对固定汇率制度的鼓吹，一下子“头脑风暴”造出了20世纪70年代的“自由浮动汇率能带来最高效率”的新观念。蒙代尔是在头脑风暴前提出自己的理论的，所以还把固定汇率当成“好东西”。(www.daowen.com)

而现在中国的制造业起来了，那么向中国企业收这笔税金，当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且据称美国和欧洲的银行在中国赚取的大部分利润，都是来自于金融衍生品合同。咱们知道的中信泰富在2008年一年就亏损了19亿美元，就是赌汇率的金融衍生品。而中国国航2008年在石油价格的衍生品合同上亏损了11亿美元。加上其他国企通过中介做的衍生品合同，大概至少交了数十亿美元的制度税。因此有中国学者把这个金融衍生品比喻成西方送来的新型鸦片是非常形象的。在笔者看来，这还是在中国的外汇管制和人民币篮子兑换之下出现的“小”问题。

现在更可怕的情况，是中国的经济金融接轨派们，打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旗号，把本来应该进行人民币结算的国际贸易方面的国际化——也就是利用人民币结算，来打造中国经济脱离美元的一个身外循环系统，以促进中国和其他贸易国进行一个“资源—生产”的以商品为主的实体经济循环——偷梁换柱，要搞成一个开放资本项目管制之下的自由兑换。看来，等到人民币汇率放开后，中国大大小小的外贸企业们就是好好交金融衍生品税收的好时候了。

第三个就是资金自由流动。这里是笔者批评蒙代尔这个理论体系的一个关键点，就是为啥资金自由流动能占有这样的“重要地位”而成了“好东西”，以至于可以同固定汇率和独立货币政策相提并论？而且他所有的两难处境，都是因为要解决资金自由流动这个问题？难道资金自由流动，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那么重要吗？

蒙代尔的依据，源自经济学家的一个“自由传说”——也就是几乎所有的主流经济学家都是这样想当然。这个传说的意思，是“资本”在全世界自由流动(无国界随时出入) ，因为资本的掌控者们都很聪明，就能带来“资本”“最有效率的配置”。

这个理论依据是很有问题的，是错上加错，比如说，这里的“资本”到底是指国际货币呢？当地货币呢？工厂(生产资本)呢？还是股票等有价证券(虚拟资本) ？不考虑这个过程，简单地谈论“资本”，其实是脱离现代经济的生产循环的一种闲扯。

通常来说，自由流动当然是资金(尤其是国际通行货币)的自由流动、汇入汇出。回到蒙代尔的理论背景——加拿大和美国之间资金流动的问题。如果资金从美国流入加拿大和资金从加拿大流入美国是平衡的，那么对固定汇率不会造成太大影响，因为你是进出相等。那么只有在资金流动不平衡，就是说从美国的资金大量流进加拿大，会冲击加元和美元的固定汇率，导致加拿大央行要干预，从而失去了干预通胀的独立货币政策的功能。因此蒙代尔的建议，就是加拿大政府应该实行浮动兑换率，来保证自己独立的货币政策。那么，笔者想质疑，到底加拿大政府采取独立于美国货币政策的机率有多大？

以加拿大和美国经济的紧密程度，加拿大政府本来采取独立货币政策的机会就不大。以美国经济的强势地位，美国经济过热，同时加拿大经济也必然比较热，而美国经济衰退，加拿大经济差不多也要跟着衰退。因此，加拿大的货币政策相对美国货币政策并没有什么太大的独立性可言。因此美元和加元的汇率，在两国的经贸中是固定还是浮动并不太重要。只不过如果采用浮动汇率的话，可以给金融界的外汇交易员们多一点炒作机会而已，加拿大也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货币政策。

其实笔者觉得大部分西方的经济学家所说的“独立货币政策”，还不是完全的一个国家应该有的独立货币政策。他们对货币政策的理解，就是中央银行对利率的操控，可在经济发展缓慢或衰退时用低利率刺激，而当经济过热尤其是通胀起来时，用高利率来控制。

但这种看法没考虑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是用自己的货币来发展经济，还是用外国货币来发展经济。以加拿大为例，笔者之所以说加拿大其实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是指加拿大的投资机会，现在要靠来自于美国的美元进来换成加拿大元来投资，而不是加拿大自己主动投放的货币来推动。那么为什么加拿大人自己会看不到那些投资机会，反要靠美国人拿钱来投？或者说为啥美国的公司在加拿大投资，不通过加拿大银行来融资，反而要自己从美国银行融资，然后带去加拿大？

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加拿大中央银行的所谓独立货币政策，其利率比美国的要高，使得借美元投资成本要低于加元。这样就不光是想在加拿大投资的美国人要借美元了，而且加拿大人都要从外国借钱再拿回去了。

那么为什么加拿大央行会采取比美联储更高利率的货币政策呢？通常的情况下，就是经济过热了，通胀抬头了，所以要提高利率来压缩银行贷款。这就是蒙代尔心目中的独立货币政策，据说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可以达到。可实际能做得到吗？不能，因为你资本自由流动了，大家就全部到美国借钱了，然后兑换成加元。而这样一兑换，可以想象在浮动汇率的情况下，加元就走高了，结果就是拿加元的人赚了，而且因为加元利率本身就比美元高，所以还有利息差可以吃，就是套息交易(Carry Trade)的路数。其结果，就是更多的资金流入了加拿大，导致热钱更多，经济更热，通胀更高。于是加拿大央行用更高的利率来压制，结果反而导致更多的资金自由流入。

笔者说的这个可不是编出来的例子，前两年，也就是危机前的2005—2007年，澳洲和日本的货币之间就出现了这个情况，一边是日本差不多接近于零的利率，一边是澳洲高达8%的高利率，结果就出现了这种疯狂套息的局面。而澳大利亚国内的通胀率是越来越高，伴随着全世界原材料上涨，可谓火热一片。也就是说，你中央银行的利率政策是没有用的。

为什么蒙代尔说在浮动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下仍然能够有利率政策的控制权，而笔者这里反倒从理论和现实中都发现没有呢？因为在蒙代尔的理论里，钱是给定的，不是可创造、可变化的。而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贷款创造，人们有动机去创造贷款为自己牟利。而加拿大央行或其他高息货币的央行控制不了钱的产生——贷款是在你没有主权控制力的境外的商业银行发生的，而由于你执行资本自由进出，也就是货币自由兑换，那么就只能被动接受。可以改变这个钱的流向的，要么是实行资金控制，也就是不实行资本自由流动，要么是反向操作，抵制汇率的变化趋势并加以逆转，让逆向走势(比如高息货币反而在贬值)冲销海外借钱的优势。后面这个反向操作方法，就是中央银行干预汇率。

第二种可能，也就是发生在发展中国家那种，认为人家外国的钱才是真正的钱，自己国家的货币不是钱。比如说，韩国经济学界就一直抱有这种想法，认为人家外面来的美元才叫硬通货。所以才有号称韩国经济学之父的学者，号召韩国要以出口顺差为立国之本，拼了命出口。

持这种想法的人，比如说咱们中国的不少地方官，觉得只有外资才叫投资，自己国家的人民币投资就矮人一截。那么那些西方经济学家们自然顺着提议，你们这些发展中国家要吸引外资，当然要提高利率，才可以把人家吸引过来啊。

这样实际效果就是上面讲的那样。如果看一下全世界，好多国家，包括东欧各国、俄罗斯，还有韩国，中的都是同样一招。大量的投资是自己人和外国人在外面借的债，然后换成本国货币进来的。等问题一出来，这些外资一定会跑得飞快。在你不再担忧太多热钱流进来，而是担忧钱(外汇存底)不够的时候，我们外资反而一定要跑出去。

看到这里就明白了，资本的自由流动，其实不是什么好东西。一个国家是否有独立的货币政策，不在于你可不可以用降息来刺激经济，或者升息来压制通胀，而是在于你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不是以你自己的货币为主。

如果国家的经济发展主要是靠自己的货币，即自己的银行贷款来实现，那么具体从事这些经济活动的是外国企业，还是你本国企业，可能还不是很重要。如果国家的经济发展，主要是靠外币，通过外资来投入，那么就算是从事这些经济活动的是你本国企业(依靠直接向外国银行借款) ，你中央银行其实已经没有独立货币政策的可能，因为你根本就调控不了这些贷款行为。

当然，这不是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就一概不需要接受外资，而是主次应该搞清楚，要以自己的货币和银行系统贷款的资金为主，以来自外面的资金为辅，不要人为地用不同的利率政策，导致本币借贷成本过高，然后又放开资金流动管制，把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资金投放交给自己央行没有管辖权的外国银行，那样还谈什么独立货币政策呢。

从这里可以看出来，西方经济学界，以某某国家吸收了最多的外国投资等等来作为一项评价指标，好像是一件很值得肯定的行为，其实是一种忽悠。而我们国家里，有时候一些政府很光荣、很兴奋、很幸福地说，我今年又吸引了多少外资进来云云，其实是被忽悠晕头了。

资金自由流动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是可以接受的，甚至可以鼓励的，就是流动到国际上为大家所依赖的货币，是你自己的本币。就是说，像美国那样，流进来的钱是美元，不需要美国联储局去维持兑换率。而在伦敦的美元，没有兑换率的考虑，这些资金流动，也容易受到你的货币政策的控制。因为欧洲美元的借贷行为，虽然发生在美国之外的国家，但你的借贷利率，是受到美国联储局的货币政策影响的。

当然如果你的外贸企业进出口都以本币来计算，也可以规避兑换率变动的风险和降低成本。这样就要求你的本币要成为国际市场上可以用来计价和结算的货币，让对你影响大的主要原材料和能源现货和期货，都用你的本币来计价。这才是真正合理的国际化方向。

搞清楚金融衍生品在历史上出现的来龙去脉，就会明白为什么美国的政治、金融和经济人士，要拼命保护这个行业。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还出现了一个将主要对冲基金和投资银行，和美国国防部成立共同管理小组的提议，以协调在什么情况下，必须运用美军的军事能力来保护美元的地位。

美国金融界，现在的金融衍生品，除了传统的大宗商品交易上开发出来的新品种之外，大部分是建立在外汇兑换率和不同货币的利率变化上的。前一阵搞出大祸的以美元利率变化为基础，以房地产次贷债券为载体的信用违约掉期合同，其实只是50—60万亿美元的等级，而兑换率和不同利率风险的掉期合同，可是400—500万亿美元的水平。

在掉期合同的金融衍生品发展上，最主要的是需要发现一个载体，然后大家就在这个载体上进行风险掉期博弈。而最关键的是你的风险掉期博弈合同的金额量，合同加在一起的总量，是和你风险博弈所依赖的载体无关的。这就是为啥几千亿的房地产次贷买卖金额，最后会掉期掉出来几十万亿的原因。

为了让大家搞清楚这个玩法，笔者在这里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想象一下你可以给一个汽车买保险，但是这个汽车既不属于你，也不需要你开。想象一下，假设这辆你替之买了保险的车是你邻居的。而你的邻居的儿子刚刚拿到驾驶执照，将去开这辆车。你还知道你的邻居的儿子是一个胡作非为的小霸王。

现在想象一下，你可以用金融掉期(Swap)的形式，去买N次这个车的保险。只要你可以付得起保险费，那么你想买多少金额都可以。最后结果是小霸王果然把车给撞烂了。那么按照你签订的那些保险合同，就会得到几百万，甚至几十亿的保险赔偿。而真正买了车险的邻居得到的赔偿，就是蓝皮书上的几万块市场价而已。

笔者这个比喻其实就是说，一笔基底的资产，通过反复的包装，先变成ABS，再变成CDO，然后再变成CDO基础上搞出来的CDO，每包装一次就有一次证券化，而你就是众多买下这些ABS、CDO的人，这些人(往往又是转手商也就是不断再打包的人，比如高盛)每次都为CDO买了保险，这样一来，同样一个基底资产(好比汽车)就给保险了好几轮。这样，CDS涉及的名义保额就大得吓人了。而AIG就是在这种虚幻的投保下，不断收取保费。而一旦CDO违约，那么AIG就要按膨胀出来的数额进行赔付(虽然如果理清前后关系的话，这种夸大可以被消灭——但问题在于CDO的打包非常交错复杂，根本分不清楚)。所以你掉期合同的总金额，和作为合同基础的实际财产是没有什么关联的。而更大的问题是，收取保险费的庄家，也并没有足够的财产来保证所有合同的交割可以实现。而这个情况就是AIG面临的问题。

这也是笔者称美国金融界和其主要产品金融衍生品是一个庞氏局的原因。因为把所有的金融掉期合同加在一起，一旦履行，你其实得到的是零和。不过所有参与的从业人员，都会把自己的抽头拿去，那么这个抽头造成的空缺总得有人来填嘛。本来的想法，就是要拿那些老实干活的实体经济来填。中国国有企业在2008年，吐出来几十亿美元，就是用来填这个10%的衍生品从业人员的抽佣的一部分。要保证美国金融业的继续蓬勃发展，就必须考虑到要保证金融合同的交投量必须达到一定规模，不然大家怎么抽得了这个回佣呢？

现在房地产贷款债券化这一个赌桌把名声玩臭了。私人信用卡贷款债券化的游戏也玩完了。下面还可以玩什么？也许美国人的人寿保险和将来的医疗保险还可以玩一把。就是将人寿保险和医疗保险的保障额打包出售，然后把大家每月交的保险费，作为债券利息的一部分付给买包的投资者。然后大家在这个上面可以建立起信用违约掉期。

不过考虑到外汇兑换率和不同币值利息才是最大的赌台，而这个赌台里，还有一个最大的潜在客户没有被正式拉下水，只能偷偷以小数字赌一赌外围。如果可以把这个大客户拉进赌场，美国的金融界就永远有饭吃，有佣抽了。

这个大客，就是世界经济排名不久就会变成第二位的中国。要把中国拉进金融衍生品的赌台，就需要把中国金融大门的两个大闸打开。这两个大闸，一个是资本账户管制，一个是央行干预下的货币兑换上下限。用一句话来说，就是要实现人民币“在资本账户无管制下的自由浮动”。

这就是金融界一些官员为未来三年开出来的改革目标，就是要在三年内，实现中国金融门户大开，维持美国金融界的利润来源，好帮助他们在中国的实体经济上吸血。这也是“人民币国际化”在某些人心目中的真实意义。

当然有人会说，如果我们自己搞一个金融业，让我们自己实体经济的血，让自己的大金融银行去喝不就行了？岂不知现在的中国的银行中有多少外资参股其间，一些中型银行甚至被控股。难道金融改革的自由化思路，会让中国自己的(哪怕是外资金融界已经让木马进来)金融业独吃？看人家不在WTO告死你。

就算是中国自己的金融业独吞，那对中国整个经济发展有什么好处呢？左手钱转移到右手，没有增加任何社会财富，就是在规则上玩一把花招。除非是中国自己也变成一个金融吸血经济，然后让实体经济外流，搞产业空心化，让人家越南等等东南亚国家去搞实体生产，我们学习美国，将来只吸血。

这个看起来不太可能，因为吸血鬼只能是一小撮，被吸血的倒霉蛋，不光是数目要多，还要块头够大。而中国内部争抢这个位置的竞争，就是上海看着香港这个吸血鬼，也整天想着恢复1949年以前扮演的角色。既然香港吸着大陆这个大块头之后，来不及抹干嘴唇上的血，就开始忙着骂大陆怎么怎么落后，那么上海就借香港惹人心烦惹人嫌的时候，趁机取而代之。

被格林斯潘、鲁宾、萨默斯等人一手扶持起来的美国金融衍生品产业，其实就是世界经济的一个庞氏局而已，是美国精英们为美国经济寻找的出路。但是这个局至少在2008年，把美国和世界经济都打得满地找牙，按照巴菲特的说法，就是大家挨了一颗“金融原子弹”。中国虽然没有独善其身，因为世界经济一损俱损，制造业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但好歹因为自己的防空洞做得还不错，算是没有被原子弹给摧毁。不过在“人民币国际化”的大旗下，如何把这个防空洞给撤了，倒是一些人心里面的主要考虑。

这里我们先看一下全球以利率和外汇为基础的衍生品合同标的额:

可以看出来，从2004年之后，这些合同的增长速度有多快。按照国际掉期和衍生品联会(International Swaps and Derivatives Association)在2009年9月15日的数据，2009年上半年的信用违约合同，从年初的38.6万亿美元下降到31.2万亿美元，降幅是19%。而如果我们从2008年中的54.6万亿美元算起，那么一年就是跌了43%，差不多消失了一半。

全球利息和外汇金融衍生品合同标的额

上面那张图里的利息和兑换率为基础的金融衍生品合同，去年中到了历史高峰的464.7万亿美元，但在金融危机打击下，年初跌到了403.1万亿美元，但2009年上半年增加了3%到414.1万亿美元，涨了11万亿。可以想象一下，当中国完全放开人民币自由兑换，那些必须用人民币支付内部成本，但不用人民币结算出口国际市场的厂家，就要考虑对冲汇率风险，向金融机构交保护费了。而这些收你保护费的金融机构，自己又是外汇市场上冲击外汇合同的黑手，总之你那些钱基本算是白送的。这个还是出口这一拨，没有加上进口那一拨，因为要用美元从外面进口原材料和能源等资源，一样要考虑外汇风险。

即使人民币在这以后的三年成为部分国际贸易的结算货币，但还是有相当一部分贸易会以美元和欧元来结算。那么作为一个主要的制造业大国的中国，在放开人民币自由兑换后，自然就要成为大部分的金融衍生品合同的“服务”对象了。

如果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改革方案，放开资本账户管制，那么中国的企业就开始有机会到海外融资，就是说，可以到任何比中国国内贷款利息低的国家，比如说美国、欧盟和日本等等，去借钱拿回中国了。

从中国金融界的主要思路来看，是很愿意保持人民币基准利率比美国联储局、欧洲中央银行和日本中央银行高几个百分点的。那么很显然，在开放条件下，如果中国企业在海外借钱的成本要比在国内借钱的成本低，这些企业自然就会到外面借钱了。

又因为中国经济估计是世界上比较少的几个亮点，当然就有更多的热钱进来。热钱多了，自然自由兑换下的人民币就要往上跑了，国内的通货膨胀压力就会大了，而咱们国家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好学生们，和2008年以前一样，自然说要提高利率，控制热钱了。利率更高了，我们的企业就更要跑到海外借钱了，然后拿回来的钱就把兑换率推得更高，所以外汇套息交易也加进来凑热闹，于是央行就再提高利率，如此反复，直到崩溃。其实，2008年有好多国家，比如说冰岛就是这样给玩死的。冰岛中央银行将基准利率最高提到了15.5%，和人家日本的接近0%一比，导致了大量外汇套息热钱流了进来。

当然以中国经济规模之大，不会像冰岛那样这么快就会被人洗劫干净的。只不过要是中国的大部分企业都参与了不同货币的借贷行为，那么跨货币(Cross-currency)利息风险自然就跟着来了。这一大群中国企业个个都去买货币利息掉期合同，华尔街金融业就不愁掉期合同交易量不够养家糊口了。当然，除了这些建基在利息和外汇兑换率上的金融衍生品之外，去年的大宗商品衍生品也斩杀了不少实体企业，而在2008年受到打击最大的实体经济是航空业。当石油价格被炒到147美元的高点，为了保证不会用200美元的更高价去买油，许多航空公司，包括中国航空、香港国泰航空、雷诺航空、法国航空和美国西南航空等等，都买了不少对掉合同来保护自己。

结果人家金融业收了这些钱之后，马上让油价掉头向下，把国际油价干到30多美元。这样的情况下，每家航空公司的损失都是以10亿美元计的，给本来就维生艰难的航空业带来更大打击。

为了保证实体企业向银行买这些风险保险，借贷政策就是如果你没有买这些掉期合同的话，我就不借钱给你，因为你风险太高。是不是你买了这些掉期合同，出了问题你就安全了？不完全是，雷曼兄弟卖了不少掉期合同给企业，结果这些企业纸面上赚的钱或者冲抵风险损失的钱，就因为雷曼兄弟倒闭而美国财政部不救，全部化为乌有了。

当然如果你不是在雷曼买，而是在AIG买，就没事。可是人家实体企业怎么知道你美国财政部愿意救AIG而不愿意救雷曼呢？除非人家只买高盛出售的合同，或者那些美国财政部认为“太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就是那些如果倒了会给高盛带来太大损失的机构。

那么如果中国的企业不想向西方交这笔制度税，就是说，不想靠自己那些来自于中部和西部的农民工，靠辛辛苦苦加班加点赚到的那点钱，来养活欧洲和美国的金融衍生品集团，那应该怎么做才可以最大化中国自己的利益呢？

其实很简单，如果你进行资本账户管制，不允许中国国内企业到海外的银行进行较低利率的外币融资，就可以不让这些企业承担外币的利率风险。另外，中国中央的利率要和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利率大致相当，不能将自己的货币变成人家搞不劳而获的套息交易的工具。

而中国的经济发展也要改变模式，从主要依赖外部资金带动经济发展，变成主要依赖内部资金，外加吸取外部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模式。对于汇率风险，其实就是运用现有的挂靠一个货币篮子的政策，对主要货币之间的每日交易规定一个上下限，并随时利用中国强大的外汇储备，击退前来踢馆子的金融强盗。

最后就是对中国并不具备国际定价权的大宗商品，如石油和其他重要原材料，应该制定国家计划，成立以国企为主的超大型主权基金，联合主要的利益相关者，对期货市场价格进行有利于国家利益的操作。

对现在中国金融界的某些有影响力的人士来说，如何打破中国金融体系的防护机制，来一个开门揖盗，为西方金融寄生行业奠定继续繁荣20年的基础，恐怕是他们的毕生梦想。这些人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偷换概念，和他们企图达到的目标，应该令全中国各阶层人民，尤其是实体经济中有影响力的企业界管理阶层们，擦亮双眼。

我们需要防范的，不光是西方要么是心怀叵测的经济“砖家”，要么是象牙塔里的学究，还要留意那些海外中国人经济专家们，批着一张“建立世界一流的中国金融业”的虎皮，打着“打造中国的能够取代纽约和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大旗，干的却是为西方金融业大佬们谋福利的事情。

这样的人，不要以为他们出生在中国，在拿了个耶鲁大学或者哈佛大学的学位后，现在或者在这些学院任教授，或者在某些大投行比如说高盛之流做亚太总裁，就会因为血缘关系去为中国利益考虑。

要想建立起中国的一流的金融业，就要立足于这个金融业会怎样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实体经济，怎样更好地调节中国实体经济中的资源配置，怎样更好地提供金融服务给中国的创新企业，怎样更好地提供消费金融来推动中国消费的合理成长，怎样发展农村信贷系统，为中国广大农村的城市化和非农业经济发展提供优质的服务。

除了这些对内的服务功能，在对外贸易上，如何帮助中国企业走向海外，建立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东南亚、非洲和南美洲的实体经济体外循环系统，都是很大的课题。

总之，要想建立中国自己的国际一流的金融体系，答案不是在西方的那些“砖家”那里，而是在你金融系统要服务的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那里。笔者还没听说过哈佛大学开设了中国农村金融系统的课程。要想知道怎样建立起这个系统，是不是该去问一下那些潜在的顾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