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阵子，CNN的节目GPS(环球广场节目)里，主持人扎卡里亚问了哈佛大学经济史教授，那位提出“中美国”( Chinamerica)概念的英国人弗格森，美国怎样可以避免日本式“失落的十年”。弗格森老兄说道:不要以为日本那是个坏局面，十几年没有任何经济增长，其实是不错了。想想在大萧条的时候，美国和德国等国家，那可是几年内经济规模缩减了1/3。

这话说得虽然冷血，但不是没有道理。日本当初经济停滞的时候，全世界的经济还在增长，算是帮日本人形成了一个气垫，尤其是到2000年后中国对日本机器品的进口(当然还有美国人借债消费对于日本汽车的进口)算是给当时的日本产品找到了出路。现在美国面临的恐怕是只有中国一个亮点的世界经济，没有什么缓冲可用。

有朋友希望笔者把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的旧事写一写，看看和美国的现状有没有可比之处，看一看美国的政策应对会不会重蹈覆辙，以及对其他国家的影响。笔者这里就以自己的微薄之力，勉为其难，期望能够引出一些真正的行家出来。笔者同意这些朋友的看法，即了解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之前的社会状况，以及大萧条后的应对方式，不仅对看清楚美国政府现在进行的救亡方案对世界各国有什么影响有帮助，还可以让中国人正视自己国内的问题，避免陷入美国式的困境。

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这个词，其实最早起源于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美国物价长期下跌。但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衰退史无前例，于是篡了这个名号。许多人对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开始还是知道的，就是1929年10月29日的“黑色星期二”，纽约股市暴跌。但不太明白大萧条的结束是什么时候。当然，在这个问题上众说纷纭，主要原因是对于摆脱萧条的机理有争论。从宏观数字来看，罗斯福总统1933年上任后进行的新政(New Deal)很快就收到了奇效，但美国社会的动荡和斗争并没有结束。“新政”确实是从最低谷走出来的转折点，但到新政实施后的1937年，美国又经历了一个衰退(争论就在这里，认为新政有效的人认为，1937年的衰退是罗斯福听信了传统派的谗言，想搞保守财政，放弃了新政弄出来的。而想批倒新政的人说，1937年的衰退，是罗斯福的新政效力差，浪费钱财，没有作用的最后表现)。但后来很快就进入了战争阶段，从1939年至1940年开始的对欧军品出口，到1941年正式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进入战时经济，至此美国明确走出了萧条。

另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叫萧条(Depression) ？萧条和衰退(Reces-sion)有什么区别？这并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通常大家的感觉就是衰退太厉害的就是萧条，而萧条太厉害的就是大萧条。新科诺贝尔奖得主克鲁格曼的笑话就是，凡是格林斯潘可以处理的就是衰退，搞不定的就是萧条。

按照一些经济学家的看法，萧条也不是什么新问题。大家本来认为在经济循环过程中，因为供给和需求的动态不平衡。萧条一下，本来就是经济自身的调整和修复机制(这种观点在以放任自由为传统的经济学界并不罕见，甚至在很长时间里是占绝对统治地位的说法)。但一个“正常”的衰退如何演变成了大萧条，却莫衷一是。当然，对于大萧条的外在表现，大家的观点还是比较一致的——那就是在财产(包括股票、债券之类的动产和房屋之类的不动产)价格、原材料价格的大幅下降，消费物价的下降，需求和信用上的大幅下降，国际贸易中断，大规模的贫困和失业等等。而对造成大萧条的原因，则是众说纷纭，有点像盲人摸象。就连大萧条和股市暴跌有没有关系，或者谁是因谁是果，或者股市暴跌是不是引发萧条的主要原因，大家都没有一个统一意见。

似乎有一点是所有人都同意的，那就是“信心危机”，也反映了温总理的“信心贵于黄金”是至理名言。失去了对经济系统运作的信心，就算回到黄金本位(其实所谓“回到金本位”，在大萧条时代里是最愚蠢的办法，更加加重危机) ，仍然不可能走出危机。

因为学者们对大萧条的成因意见不一，开出来的药方自然就大不相同。所以你就不知道美国政府该走哪条路。让咱们先看一看各派学者对大萧条的成因看法的基本思路，笔者勉为其难，将其归为三大流派。

第一大流派，我们可以称之为“正统经济学派”。这个学派也有三大流派，就是新古典主义学派、货币主义学派和奥地利学派。严格说来笔者要去掉一派，即新古典主义学派，虽然这一派山门庞大，人头众多，但却对大萧条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因为这派理论里面，经济“自然而然就会走向均衡”，也就是经济无论发生什么山崩地裂的事情，这派学者都稳坐钓鱼台，认为经济“没事”或者“会自然调整”——这派逍遥自在的态度让当年的凯恩斯实在看不下去，写了本《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单挑群雄，时势造英雄，这就有了所谓“经济学思想的革命”和新一代经济学精神领袖。

奥地利学派和新古典学派同岁，但早年主要活跃于奥地利，最著名的领军人物就是中国一些大牌教授常挂在嘴边的哈耶克。他的萧条理论(或者叫经济周期理论)主要是从投资项目的完工与资金不足入手，得出结论认为人为的干预(主要指中央银行利率的调整)会使得投资人轻率上项目结果导致烂尾工程，形成萧条。那么怎么样才能避免这种萧条呢？哈耶克的意思就是要从源头抓起，他认为坚持自由放任的金科玉律，对于市场利率的上下波动，就是变成高利贷也不能管。除此之外，他还发明了一个100%金条或者金币储备金的货币理论，主张所有的银行都储存金币。如果你有一元金币，你就可以发行一元自己银行的纸币，然后让各家银行的纸币在市场上自由流通。据说这样就能收到奇效——理由是市场的竞争能够保证所有银行都不敢越雷池一步来发行无金币储备的纸币。哈耶克为“自由经济”辩护而造出来的这套理论让人相当费解。所以后来这个学派在美国的传人就剩下了孤家寡人罗斯巴德(2007年至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中国有些知识分子，可能为了防止自己不喜欢的凯恩斯思想重新流行，急不可耐地翻译了罗斯巴德的《大萧条》，这算是及时提醒咱们中国老百姓要“三思”，要向哈耶克继续致敬——虽然没几个老百姓看得懂其用意)。

比较晚诞生的是货币主义学派，领军人物就是国内所说的“佛老”弗里德曼。佛老在萧条30年后，即1960年写了本著作叫《美国货币史》，主要谈的是宏观经济中的货币供应，大萧条之前各种金本位货币的黄金供应问题。按照佛老在此书中的看法，美联储没有及时充分地进行货币扩张，是大萧条的罪魁祸首。这个理论与佛老的其他理论似乎没有什么逻辑上的联系，好像是半路上杀出来一个程咬金。

第二大流派，我们可以称之为“结构”学派。这个学派主要是凯恩斯学派和美国制度经济学派(不要和最近十年在国内非常流行的所谓“新制度经济学”混在一起)。这一派中，美国制度经济学学派与19世纪晚期美国平民党(也有翻译为民粹主义的)、激进党等中下阶层的思想和政治要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他们主要从老百姓的切身感受出发，批判在当时美国经济生活中的结构失衡。他们的批评主要是广大中下阶层的消费不足和私人投资的过度狂热，外加一些道德性的批判。比如银行系统和工业系统丧失公德心，以及政府的不干预和不作为，都是他们抨击的对象。而凯恩斯及后来经过改良，使用其名的凯恩斯学派，主要关注的是信心问题。凯恩斯本人关注资本家、投资家“动物精神”的上升和退潮带来经济的波动，因此鼓吹国家对这种血性冲动支配的社会投资的波峰和波谷进行调整。他认为至少要填平波谷，避免萧条，在私人信心不足的时候承担创造就业的重任。这套说法后来被美国的“凯恩斯学派”有选择性地继承，就成了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当政时期的“凯恩斯主义”，主张财政政策(财政支出)和货币政策(中央银行利率调整)一起保持经常性的操作来熨平经济波动。

第三大流派，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马克思经济学学派。马克思经济学讨论的重点是资本主义制度在追逐利润上的毫无节制，不均衡的财富积累，导致资本过度积累，不得不经历经济危机来进行循环性的资本贬值，这样周而复始。马克思经济学学派认为衰退和萧条是自由资本主义无法医治的顽疾，只会一次比一次更剧烈地重演，当剧烈到一定程度时，便爆发革命(最初的设想是世界革命特别是最发达的国家爆发革命) ，进入社会主义，通过符合“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投资和消费安排来消除经济危机。

在这些不同的流派和观点中，凯恩斯，严格地说是部分自称凯恩斯真传弟子们创立的“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最后成为美国及其他国家经济政策的理论指导。在他的大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里，凯恩斯对新古典经济学派的逻辑进行了批驳。在新古典经济学派的思维推理中，在衰退到来的时候，人们开始减少消费去储蓄，然后储蓄就会“导致利率降低”，而“低利率导致投资支出增加”，所以“需求就回来了”。凯恩斯认为这套思维非常混乱，含糊其辞，张冠李戴。他认为，就算退一步，承认萧条期间人们会多储蓄，从而真“能够降低市场利率”，但投资却不一定会因为利率降低而自动增加。

因为企业投资的原因在于利润预期，因此如果消费下降变成了一个长期的认知的话，企业将得出对未来销售和利润的预期下降的结论。在这种预期下，企业根本不会增加投资，甚至可能会压缩投资，包括存货的挤压和生产的压缩，结果是加剧了人们购买力的萎缩，所以经济就会陷入停滞。更何况其实在萧条的时候，人们谨小慎微，钱都储蓄起来，但也不会有什么低利率，相反，银行贷款利率可能非常高——因为企业破产违约的概率很高，而银行的存款利率，由于危机时银行的大量破产，也不会怎么让人放心地去“储蓄”。

其实，凯恩斯的大萧条解读就是说了一个简单的道理，社会不是个人，不是说你不消费的部分就能形成个人的投资。消费和投资的此消彼长关系只有在小农经济里，一个农民收获的粮食，要么做口粮要么做种子这种简单个体经济里才成立，在其他地方都不成立。在非小农经济里，往往消费和投资同向波动。你的消费低迷，自然市场销售就差，市场销售差，企业生产的前景就暗淡，自然就不愿意去投资。所以消费少，投资也少，投资少，企业收入也很差，大家的收入上不去，消费自然也就更少，恶性循环下去，往往长期难以走出萧条。

凯恩斯认为，要解决这个鸡生蛋蛋生鸡的走出萧条问题，私人企业是靠不住的。所以他的建议，就是政府必须担负起创造需求的责任，哪怕是赤字累累。当时这个观点在西方居然算是革命性的。其实在中国两千多年前管仲就已经提出了类似的主张，看来西方听过《管子》的人估计是没有。但由于美国罗斯福上台，自己通过实践也走了类似的道路，很有效，就被普遍接受了。

据说罗斯福直到1936年才遇上凯恩斯，而且还没有完全从理论上理解凯恩斯。因为当时凯恩斯已经主张政府的债务是不必偿还的，财政赤字是社会的客观需要，永远不可能消除。而当时的罗斯福，尚认为自己的赤字政策只是过度之举，过一阵是要偿还的。这个理论是容易被解释成通胀和失业不会同时并存的，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出现高失业和高通胀同时并行的情况，这个理论才出现了动摇。

据说对凯恩斯的解读提出挑战的，是弗里德曼领军的货币主义学派。笔者已经说过，笔者在这套说法上历来搞不清楚弗里德曼卖的是什么药。因此只能勉为其难，在这里介绍一下佛老的观点。佛老在《美国货币史: 1867—1960》里，认为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失误是大萧条的最主要成因。具体说来，指的是联储局政策不当，导致衰退变成了大萧条。

佛老的主要论据来自于美国前两次的金融危机的教训，一次是1893年，一次是1907年，这两次危机的时候美国都还没有中央银行(美国曾经在19世纪上半叶想引入中央银行，但被将军总统杰克逊——今天20美元钞票上的那位——给废除了，理由是银行家是魔鬼，所以中央银行家也是魔鬼)。佛老据此认为:彼时是没有中央银行，所以大家惊慌失措，1929年则是有了中央银行却不得力，手上拿了武器却没有正确使用，这才是教训。

《美国货币史》的作者:弗里德曼(左)和施瓦茨(右)

1893年那次金融危机让人除了叹息就是摇头，为什么这样说呢？ 19世纪80年代是美国经济大扩张的时期，不过，很多的扩张是靠投机资金炒起来的。要想象当时的情形，只要想一想20世纪90年代末的高科技泡沫就行了，可以说完全是同样的炒作路子，只不过当时炒的对象不是高科技，而是铁路业。纵观南北战争后的美国经济史，除了罗斯福时代和肯尼迪时代，给人的感觉就是美国从来都是危机不断，危机后总是没有长进，继续前赴后继，重蹈覆辙。

当时美国铁路的大发展带动了矿业开采。西部挖出了大量的银子，流进了市场。以铁路开发和矿产开发为噱头，许多公司为了赚快钱，开始了各种购买兼并的活动。而这些活动大多是靠举债(银行贷款和发行债券)融资来玩的，玩了几年就会出现问题，于是就开始有公司破产。第一个信号，是1893年2月的费城—瑞丁铁路(Philadelphia and Reading Railway)破产，这引起了人们对经济的担忧，于是大家就开始从银行里挤提存款，而外国(欧洲)投资者只接受黄金，而美国自19世纪70年代已经采用了金本位制，这就影响了金本位制下的美元。这一轮挤兑使得美国的黄金储备降到了最低限度，于是银行便拒绝进行兑付，这一来更加剧了人们的恐慌。这个危机导致了500家银行和15000家企业破产，失业率上升到了19%。由于许多人用积蓄买了铁路债券，结果自然是毕生的积蓄化为乌有，大量的所谓中产阶级变为赤贫，只得从刚圆了美国梦的体面的维多利亚式中产阶级房子里搬出去。所以那时及随后几年，美国到处都是空房子，里面是残壁蛛网，这便成了后来好莱坞鬼屋故事的创作来源。当时，由于大量的失业，美国各地不断发生小规模的抗议，但最后都被美国军队镇压了下去。后来还是金融大亨老J.P.摩根出手，帮助美国财政部稳定了局势(当时美国没有中央银行，财政部的国库起到很有限的“中央银行”的作用，所以兑付都是找财政部兑付)。

至于1907年的金融危机则更加荒唐。笔者希望大家读完之后，能够对现在发生在美国的事情不再感到惊奇，而对未来中国的道路能多一些思考。

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是一个小伙子。这个小伙子叫做奥图·海因茨(Otto Heinze) ，他的哥哥叫做奥古斯都(Augustus Heinze)。海因茨家因为在蒙大拿州(美国西北部的苦寒之地，当时是探矿的宝地之一)开矿发了大财，也算一个相当于中国的山西煤老大的铜老大。这位铜老大后来搬到了纽约，交了些金融界的朋友，一起炒了几支股票，结果便控制了六家国民银行、十家州级银行、五家投资信托基金和四家保险公司。

当时海因茨家族控制了大量的联合铜业公司的股票，但同时又有大部分股票被人借出去做空。奥图就计划筹集一大笔资金，来一个卖空挤压(Short Squeeze)。这个计划是用筹措的资金购买所有在市场上的联合铜业的股票，把股价炒上去，逼得所有的空头不得不在高位平仓，高价向海因茨家族买入股票偿还给海因茨。

街边交易，是美国证券交易所(Amex)的前身

海因茨两兄弟和他们的银行家莫尔斯(Charles Morse)三人去见了当时纽约第三大信托基金公司尼科巴克信托公司的总裁巴尼(Charles Barney)。巴尼曾经提供资金给几位哥们攻城拔寨过，但听了这次的计划后，他觉得哥仨的资金远远不够，决定不参加这个大战。但奥图还是决定干一票。在10月14号星期一，小伙子开始出手，一天之内就把铜业公司的股价从39美元炒到52美元。第二天，他就开始要求借股票的空头平仓，逼着空方买货，结果把股价炒到了60美元。但是奥图错误判断了市场——空方想尽办法从海因茨家族控制不到的地方找到了该股票的货源。结果在纽约交易市场外面的人行道上，大家交易联合铜业的股票热火朝天，奥图要维持价格就得买入，这下他的资金就全部被吸空了，第二天的收场是联合铜业的股价跌到30美元。

第三天，联合铜业股价跌到了10美元，由于奥图是借钱来玩股票的，这价格猛跌，就把奥图打破产了。因为这哥仨的胡来，交易所停止了奥图的交易牌照。而他老哥奥古斯都的一间银行因被牵连而倒闭，这就使得存款人开始对他和莫尔斯控制的所有银行进行挤提。这个挤提一开始本来是针对这哥仨的，只是搬钱到其他银行而已，但很快就因为巴尼和他们的伙伴关系，让尼科巴克信托基金公司受到了挤提。

老摩根救了美国两次

这一下影响就大了。大家就不敢再借钱给这些玩股票的信托基金公司，于是纽约股市因为资金不足，整个市场开始狂泻。这又启动了大家对所有信托基金公司的挤提，并再次蔓延到了其他的银行。这是一个恐慌的正反馈过程。而当时纽约的金融大亨们又不在城里，只好又把老摩根从弗吉尼亚州搬过来，利用他的超级财富和影响力，把局面稳定下来。而正是在摩根老大的鼓动下，美联储这种中央银行机构的设想才变成了现实。拿今天的情况和当时的情况相比，银行老大的道德水平好像又下降了一些，不再有摩大佬来拯救国家。倒是小老鼠们大大的多了、更恶劣了。而那小奥图又怎能和今天的梅多夫相比。

而弗里德曼老先生的意思就是，老摩根大爷的两次出手，算是积极地干预了金融秩序，起到了一个事实上的中央银行的作用，才把两次危机消灭在了萌芽状态。而在1929年的金融危机还没有演变成经济危机的时候，美国联储局应对失误，造成衰退扩大化，变成了大萧条。

佛老的这个观念得到了美联储现任主席伯南克的完全赞同。他在2002年佛老的90岁生日大寿上，以美联储董事(2006年当的主席)的身份说，老爷子，您真是太对了，是我们美联储当年掉了链子，害得大家受了苦，这边我就给大伙儿赔罪了。不过，正是因为您老人家仙人指路，我们变乖巧了——我们不会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了。

笔者在这里该先冷笑一下，小伯子，你可不要把话说得太满了，最起码你现在的几招，并没有起到停止本轮危机的作用。以后也不要学佛老的马后炮，事后找借口说“如果我不这么做，可能结局会更怎样怎样。”

这佛老先生领军的货币学派的看法，主要是在大萧条时，美联储的“货币供应”下降，结果使得股市没了相互接盘的资金而暴跌，这就让股市1/3的纸面财富不见了。佛老先生称为“大收缩”，也就是因为货币收缩导致的股票价格、人们的收入、物价和就业的全盘收缩。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想拢在手上，藏在枕头下面的钱，比联储局放出来的要多，流通的钱少了就不得不减少消费。又由于“价格没办法弹性地下降”，结果就是产出和就业受到了打击(这里佛老先生的“价格弹性下跌”，由于他的本色理念，首先指的是人民群众的工资“弹性”地下降——他和很多正统派经济学家一样，认为经济危机要以人民群众收入的大幅度缩水作为解决办法)。

那么当时的美国货币供应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呢？咱们看一下当年的一些数据。

表2.1 美国1926—1942年的货币供应量和消费物价指数

(单位:十亿美元)

在1930年这个危机的第一个完整年份(1929年10月底爆发股市暴跌) ，货币总量是减少了。M1减少了3%，M2减少近2%，物价指数跌了2.6%。但是其中有意思的是，在银行系统外的现金流量并没有增加，而是减少了。为什么会减少？一个可能就是联储局在卖政府债券，导致大家手上的钱给收回去了，就是说美联储在用紧缩货币的政策。

咱们再看看那几年的纽约联储局的贴现窗口利率:

表2.2 美国纽约联储局贴现率

可以看出，美国联储局大概从1928年起，才开始试图收紧货币来刺穿当时股市上的投机泡沫。这个政策到1929年危机爆发的时候基本就不需要了，但联储局慢了一拍，到1930年发觉风头不对，立即一百八十度转向，改为宽松政策。这像不像中国人民银行在2008年干的事？ (中国人民银行在2006至2008年一直以抑制通货膨胀为理由提高商业银行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到2008年9月面对现实情况来了个掉头向下，惊慌失措之心暴露无遗。)

不过，佛老先生责怪美联储货币供应不足，其实也不完全对。笔者曾经提过，货币是多层结构，包括基层币(现金)和表层币(商业银行存款等等)。美联储只能控制基层币，但控制不了表层币，除非它采取非常措施。而表层币——银行存款的消失又有两种可能:一个是银行破产，存款消亡，总的造币机能体系受损;二是银行惜贷，不肯向外贷款，只有老贷款收回来，没有新贷款放出去，这样自然存款(企业的存款)就少了。

从当时的数字来看，美国的银行在股市崩盘前到崩盘早期基本上是每年消失1000家，1926年是28350家，1927年是27255家，1928年是26401家，1929年是25568家，到1930年是24273家，不过这1000多家可能是被兼并收购了(火热时期搞银行并购很正常)。但到后面三年，消失速度加速，实际上是大规模倒闭，说明危机已经开始大规模扩散到日常生活中，1931年银行数字是22242家，1932年19317家，到1933年只剩下14771家了。其实从长期趋势看，美国从1921年开始银行就以这个速度递减，不是很特别，而且银行的总资产反而从1929年的98亿美元增加到了1930年的104亿美元，总存款额从583亿美元增加到了604亿美元，所以此前还主要是兼并收购的模式。银行受到打击是后面的事情。很显然银行是处于不肯借钱与经济恶化这种恶性循环里的。

银行要么拼命捂住现金过冬，因为对未来的预期比较差，怕放出去的贷款有去无回，要么是大家不敢从事经营，贷款的需求规模自然随之减少。这次危机，小伯子也确实采取了很积极的宽松货币政策，把利率降低到了接近于零(之所以是0.25，因为零利率无法计算债券收益) ，而且通过各种新创方式(英文叫New Facility) ，如贷款或收购各种债券(不再限于短期美国国债)等，把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扩张到了2万亿美元以上[雷曼倒台前是8000亿美元，可以认为是基础货币(基层币)扩张了3倍]。但如果银行还是不肯贷款，或者还是没有贷款的市场需求，佛老爷子的后人有什么回天之术吗？可否让商业银行来贷款，美联储代借款人付商业银行利息呢？

这里就又回到笔者说的那个银行(至少是有一部分骨干银行)到底应该是“经济人”还是“社会人”的概念。作为纯粹“经济人个体”的银行，自然不会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放贷。作为“社会人”的银行，就会接受政府派下来的社会任务，进行放贷——当然，这种危机中的放贷，就是克服小我的恐惧，一起出击，起到“一人出击无用，群体出击有用”的克服囚徒困境的功用。克服危机后，这些项目自然转变成了正常项目，也不是说要你单纯付出的。当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平时就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些“社会人”银行进行财政政策扶持，不然的话，国家有难的时候谁来帮你。

当然，也不能所有银行都是社会人。最好的办法是保持五六家大型的国有银行作为中流砥柱，政府平时不干预银行的经济运作。同时保有很多的私有的区域银行，给经济增加活力。而一旦有经济困难，需要政府干预经济，这些国有银行就可以行使社会人的职责，起中坚作用，作为示范稳定局势后，私人银行也会自然跟进。这个过程，完全可以通过明确的立法来实现。

除了佛老先生的货币主义流派之外，笔者再谈谈哈耶克和其美国徒孙罗思巴德为主的奥地利学派。这派人用自己较为独特的“商业循环理论”对大萧条进行了解释。他们认为，造成大萧条的主要原因是美国自1920年后的货币供应增长，导致了一个“不可以维持的信用扩张”(大家是不是听起来很耳熟呢) ，而这个“信用扩张”迟早要崩盘。在哈大爷和他的徒子徒孙的眼里，美联储确实是罪人，但不是佛老先生所说的“在衰退来的时候，货币不够松，小病给玩成了大病”，而是从1913年美联储成立以后，货币政策就“太松”，造成了“喧嚣奔腾的20年代(Roaring Twenties)”的高扩张和“通胀”阶段，到1928年才开始紧缩政策，“其时太晚”，“还是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大萧条”。

总之，这一派非常推崇西方自19世纪以来的传统的自由主义和自由市场意识形态，上文表述的这套说辞，反而把罪责安在了美联储“当初就‘人为干预’市场形成低利率”上，然后又认为在大危机中胡佛政府的“干预”破坏了市场的自我恢复机能，导致了大萧条结束的困难(说实在话，说胡佛政府有什么认真的“干预”，实在是冤枉了胡老弟这个自由市场信徒)。在笔者看来，奥地利学派关于危机前过低的利率引发信用过分扩张不假，但奥地利学派混淆了实际的投资建设和在股票市场上的投机炒作，正是因为混淆了这一点，所以奥地利学派的学者们才会对“自由市场”情有独钟，因为他们以为“自由市场”能够“理性”地评估项目投资的价值，从而“作出合理的决定”。其实，在投机炒作下，恰恰是毫无约束的“自由市场”才会把人的贪婪本性发挥到极致，上演大起大落的悲喜剧。

哈耶克(左)和罗斯巴德(右)

其他的正统学派则从两个角度去重新研究大萧条。一个就是把矛头对准当时世界经济中的金本位制(其实是一战后重新建立的金汇兑本位制，并不是严格的金本位制) ，尤其是英国财长丘吉尔在1925年4月恢复英镑金本位制的做法。这种流行的金本位制(或准金本位制)导致各国的中央银行在危机的时候无法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从而使萧条蔓延，持这种看法的人中包括伯南克。

哈耶克的看法中提到了在大萧条之前是货币扩张过度，过于宽松，这个倒是和今天这场金融危机在2007年之前的情形很相似——就是相对不高的利率，在证券、虚拟资产的投机狂潮下带来的“表层货币”大增，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如果伯南克相信在危机的时候货币要宽松才可以制止萧条，而且也亲身实践，一手降低利率，一手注入基础货币，如果说在危机之前货币政策太紧缩了，现在当然要多出点票子，无可厚非。可是如果之前的货币政策导致了货币满天飞(相对于生产能力已经是过多) ，那么再不顾后果地继续出票子又会是什么结果？现在没有金本位作为限制，唯一的可能就是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放弃作为价值储备的美元，伯南克如何应对这个问题？

正统派新古典经济学学者的另一个比较学究一点的研究，是说美国工业中的卡特尔“有意识地压制就业人数”，说这也是导致大萧条持续时间较长的一个原因。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在笔者看来，可能不是根本性的原因，有把鸡毛蒜皮的细枝末节当成金条的味道。

而美国制度学派(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平民党人、进步党人及律师康芒斯等人为代表，不是中国国内炒作的芝加哥大学的科斯等的新制度经济学者)的关注重点主要放在了过度生产和消费不足这个经济失衡矛盾上。而这个失衡的主要原因，就是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工人工资增长速度缓慢，在生产率快速提高的时候，大部分的财富变成了企业利润。企业在扩张过程中，生产能力过剩，使得生产出来的产品高于有效需求。而有效需求低，主要是消费者的正常收入不够，正是这个财富的不平均分配的矛盾导致了大萧条。

美国制度学派学者:凡布伦(左)、康芒斯(右)

这个观点认为，在生产率提高的过程中，美国工人阶级的实际工资其实在降低。企业得到了大部分的利润，就拿了一部分扔进了股票市场玩，而没有增加消费购买能力。由于企业不断地投资扩大生产规模，同时当时的美国总统柯立芝非常亲商，和商界一起施压给美联储，让它保持较低利率，这就导致经济扩张过度，最后在1929年就无法继续支持下去了。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20世纪20年代的鼓动消费借贷和炒股贷款的问题，这可能是直接的导火索，笔者在下文中会谈到。

对美国制度学派的分析，笔者倒是赞同其中一大部分。如果探讨深层的原因的话，笔者倒是觉得20世纪20年代的社会财富分配的极度不平均是大萧条的真正祸根。这一点倒是和今天世界的局面有非常相似之处。当时的财富分配不均是三个方面:美国的富人和中产阶级及更穷的蓝领工人阶层之间的财富不均;美国的工业和农业之间的价格剪刀差;美国和打完一战的欧洲之间的财富不平衡。

以这三大不均来对比今天的美国，就美国国内来说，第一点还在，第二点已经没有了。再看中国，则是前两点都有，再加上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当时美国出现这样的财富不均衡，自然就会带来经济的不稳定。中产阶级以下的工人大众、农民大众因为缺乏财富，自然就消费乏力。而少数的富人拥有大量的财富，自然就会导致在资产市场上——当时主要是股票——发生大规模投机行为。很多中产阶级也希望能够暴富，那么自然就会想办法参与这个有钱人的游戏。由于他们资产不够，自然就要向银行举债。银行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息收入，自然门洞大开，满足需求(其实借款炒股一直是美国股市的特色，只不过到20世纪20年代更加普遍化了，很多普通人都参与了进来)。这就导致了在1929年前的六年时间里，纽约股市暴涨了五倍。

这种股市暴涨在美国也不是一次两次了。离今天危机最近的，除了2006—2007年这一次，还有就是20世纪90年代末的高科技泡沫那次。这种大规模投机的结果就是股市的泡沫破裂。不过这一次穷人的行为和上一次有所不同。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穷人是真的没有钱去支持消费，只有中产阶级去搞消费者贷款买新奇流行的产品。现在的美国穷人，在2003—2007年，用美联储政策吹大的房屋膨胀价值来支撑消费。其实结果都是一样，就是消费在信心不足的情况下突然崩溃了，但比上次多出来了一个房地产危机和范围更大的穷人的债务危机。

如果看一下当年美国的情况，就会发现和今天的中国有一定的可比性。当时的美国经济可谓飞速增长，1923年全国的收入是743亿美元，到了1929年就涨到了890亿美元。但是这个增长的分配有问题，按照布鲁金斯基金的研究报告，1929年，最有钱的0.1%的美国富人的收入，等于底层42%的穷人的总收入。这部分富人控制了34%的储蓄，而当时有80%的美国人基本上是一点储蓄都没有。要看一下当时的贫富差距，可以用汽车大亨福特的年收入(1400万美元)和美国的人均年收入(750美元)比一比。如果拿2006年的数据来等比计算，美国25岁以上的个人平均年收入为32000美元，那么福特的收入差不多就是6亿美元一年。不过这个6亿美元，在这几年的华尔街还不算什么大数。

20年代的小福特和墨西哥画家里维拉献给福特的描绘工人大众艰苦生活的《底特律城》

以税后的可支配收入增长来看，人均收入的增长是9%，可是1%最富有美国人的增幅是75%。造成这个贫富不均扩大的第一个原因，是生产力的提高速度大大超过了人民收入的提高速度。从1923年到 1929年，每个制造工人的产出率增加了32%，但工人的工资只增加了8%，大概是生产率提高幅度的四分之一。由于制造成本的快速下降，工资增长较慢，而价格没有什么变化，结果就是大部分的生产剩余变成了企业的利润。从1923年到1929年，美国企业的利润涨了62%，企业分红涨了65%。

收入差距过大的另一个因素是当时的美国政府过于亲商，不光是行政部门，立法部门更是如此。美国国会几次通过税收法案，对有钱人为主缴纳的联邦收入税和遗产税进行减免。减完税后，对一个年收入100万美元的富人来说，原来要交60万的税收就减到了20万。美国的最高法院，看到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打破头抢着向富人送钱，也不甘落后，在1923年的一个案例中，宣判最低工资制度违反美国宪法。

笔者这里说的还不是美国当年的富人和真正的穷人的贫富差距，而是美国的富人和白人“中产阶级”的贫富差距，这还不包括更穷的白人(比如各类新的欧洲移民)和几乎所有的少数族裔。这个财富不平衡的结果，就是美国3 /4的中下层人民家庭年收入在2500美元以下，支出基本上都花在了基本生活必须品如食品、衣物等等上面。这部分人的总收入不到美国总收入的45 %，那么就需要剩下的1 /4占有收入55 %的中上层人口来消费多生产出来的产品。这1 /4的中上层，包括了富人和中产阶级。

你当然不可能让这些富人们一天吃100顿大餐，或者是买100双皮鞋(好像世界上只有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先生的夫人干过)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各界精英一拍脑袋，心生一计。

一个计谋就是让富人花钱在高档消费品上(有点类似笔者所说的忽悠经济，那个时候奢华的标志是游艇和豪宅) ，以及让他们用这些钱来投资(包括股票投资)。另一个就是发明消费信用，让“穷人”们(主要是中产阶级如白领职员——收入一般是一线工人的1.5—3倍)借钱来买资本家过度生产的产品。

让收入不够的中产阶级们借钱买东西，就是让“现在买来用，以后再付钱”这个及时行乐的思潮在美国正式登场了。这个提法当时确实受到了大家热烈的响应。在1929年的时候，美国的新鲜玩意儿——汽车中的 60 %的销售，收音机的80 %的销售，都是用分期付款完成交易的。从1925年到1929年，美国人的信用消费欠债从13.8亿美金上升到了30亿美金。这种透支消费的生活方式，也是今天美国人面临的困境的原因之一。

当时美国人的信用是建立在未来的工资收入上的。这种今天花明天钱的做法，虽然在表面上弥补了有效需求因为工资收入增长慢而显不足的问题，但却为未来的经济崩溃埋下了定时炸弹。因为这套制度的实现，如果是不断购买新的东西，那么必须要以收入的稳定增长为前提——因为最后支付的钱肯定比原来的售价要多(利息的原因)。如果是一次性购买大件物品，那么因为人们已经把未来的购买提前实现了，从物质生活上来讲，除了基本的日常吃用，已经没有购买新物品的必要。而从工资的角度来讲，因为积累的债务越来越高，大部分的工资是用来还债，可以支出用来消费的额度已经很小了。这就导致了消费的突然大幅度下跌，那么充满泡沫的股票市场对公司未来业绩的预期就落空了(比如美国无线电公司，大家都不再购买收音机的时候，它的业绩故事自然也就讲不下去了)。

和今天的情况相比，当时受益于这些信贷产生的购买力(也就是钱)的人，是美国提供产品的资本家和提供消费贷款的银行家，不管怎么说，还是“肉烂在自己的锅里”。而今天这个危机，是美国大量的产业空心化，导致了普通工人工作职位的流失，而消费品又大量来自于进口，提前消费的钱被外国人“赚走了”(当然，美国的中间商盘剥了80%—90%，不过实打实还有一些流到国外，且美国的就业大成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的一条，就是提前消费的信用贷款不能没有未来还款的保证。不过我们的精英们不是老老实实回归正路，而是又从所谓的“财富效应”出发，想出了一条抄近路的“解决办法”。这条近路就是“房地产价值增值提款机”——Home Equity Loans:你房产增值多少，就可以随时把这个增值部分向银行抵押提款出来花。而从整个国家来看，又因为消费购买的钱(美元)通过贸易逆差流到了外国，又通过发行新的国债来吸收这些钱实现“回流”，靠向外国人借债来维持政府的支出。

而富人花钱到“忽悠产业”和投资这条路，也会因为金融危机的蔓延使得富人开始囤积现金而走不通。这样一来，穷人没钱可以花，富人有钱不愿花，中产阶级没工作不敢花，整个经济就开始严重紧缩，走向了大萧条。

中国政府从这里需要吸收教训。以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我们对宏观经济的理解，不像西方人这样狭隘和教条。有《管子》和《盐铁论》这样的经验可以依赖，我们应当不至于像美国那样整天绞尽脑汁，想着用什么办法让银行系统恢复生机，搞得又是要注资，又是要剔除坏账，又是要监督银行是不是愿意放贷。咱们可以通过国家对国有银行的控制，要求国有银行在危机时刻暂时放弃经济人的角色，带上社会人的帽子，行使社会责任。当然，这个放贷的方向，要注意不能流入股市、房市这些投机领域，如果能够找到一个监督管理的办法，那就善莫大焉了。

笔者认为，中国人要认识到，这里描述的1929年之前的美国社会分配不均衡的现象，在美国最近这几十年——特别是1980—1990年，以及1995—2008年，几乎是重现了。中国如果想要避免陷入同样的困境，那么所花的力气，就应该着力在如何通过税收政策缩小贫富差距上，在全民医保、免费教育和廉价住房上面，帮助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起基本的社会安全网，扫除妨碍《劳动合同法》执行的种种制度障碍，保障劳动者权益。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和生产的扩张同步提高，让人民群众把生活质量提高的希望放在诚实劳动而不是股市暴富的基础上，这些才是避免经济危机的正道。

美国今天如果不能解决这个根源问题，而是继续把精力花在如何“恢复银行机能”上面，那么这一次想要避免大萧条估计是有一定难度的。从伯南克的思路上看，其基本思路大概还不会立即走到银行国有化这一步上，应该还会在“坏账银行”这个路子上继续磨蹭。也许要通过下一波的经济打击才会让他和其他的美国精英们开始从新的角度思考吧。

除了以上各派的分析之外，还有两个讨论大萧条成因的方向也值得注意。

一个方向就是笔者在“美国经济堰塞湖”一篇里提到的由美国经济学家费雪(Irving Fisher)在1933年提出的“债务通缩(Debt Deflation)”概念。这个概念的主要看法是:原先是由于货币政策太松，导致借款太容易，就形成了泡沫。而当债务压力太大时，人们自然就会开始减缩债务，如通过抛售资产来偿还债务等，这种卖的人比买的人多的局面，就导致对动产和不动产的价格压力，而这又加剧了抛售。而抛售带来的资产和财富缩水又引发了购买力萎缩，于是企业销售收缩，停止投资，开始裁员。同时消费者开始为减少债务而减少消费，又因为减少消费而导致企业萎缩，进一步又由于企业萎缩裁员而抑制消费。

这个收缩的力度，主要看你之前的泡沫有多大。相比于20世纪20年代的消费者信用贷款，估计今天的“金融创新”和服务于它的计算机系统已经把泡沫吹得比天还要大了。各种盛行的金融衍生品，估计是把本来银行系统创造表层货币的简单货币乘数，变成了由多层次的银行系统和影子银行系统(如各类表外实体，SPV——特殊目的投资工具等等)的放大器，放大出来各种名目的货币。再加上计算机技术在交易上的大量运用，自动交易方法的流行，使得这个缩减过程比80年前尚用纸带传输信息的年代来就形同海啸了。

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社会通常用的退税方法是基本上没有太大帮助的。每个家庭几百块钱，对美国家庭的几万块负债实在是杯水车薪，对美国急速下滑的消费没有任何帮助。所以，2008年上半年小布什总统急匆匆推出来的退税方案想刺激消费，却像一个水漂影都不见一个。

另一个被普遍认定的大萧条的成因，至少是加重大萧条的原因是贸易保护主义。在美国，就是指1930年6月通过的贸易保护主义法案《史默特哈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这个法案被一些经济学家视为导致大萧条的祸首之一。

俄勒冈州共和党众议员哈利(左)和犹他州共和党参议员史沫特(右) ，是贸易保护主义者的领军人物

为什么这个法案在当时盛行呢？主要是国内和国际的两个因素。先看美国国内因素，就是美国生产从1920年就开始过剩，要靠消费信用来平衡，而同时由于欧洲逐渐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恢复，开始对从美国进口的产品进行自我生产替代。而1929年下半年危机爆发后，有些国家通过货币贬值搞倾销，使美国相关行业雪上加霜。因此这个关税法案是为了保护美国自己的产业的。

在国际上，则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把欧洲打得稀巴烂，为了缓解战争导致的物资短缺和恶性通胀，当时大家一致想的是用货币紧缩政策来遏制通胀。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恢复金本位制。那时这些人都不知道通缩比通胀更可怕，会摧毁很多产业，反倒是看到德国魏玛初期的超级通胀，个个心惊胆颤。当时的凯恩斯看不过眼，忧心忡忡，拿着他的万言书来见英国的首脑，结果被大家一阵痛骂打将出去。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已经回到金本位的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萧条的打击，英国是在1931年最早废除金本位的，日子才好过一点。而当时搞银本位(通用银元自由铸造)的中国，反而在大萧条中受损不大(虽然当时美国日常也用一些银币，但是美国的银币是辅币，不能自由铸造，而中国的银元如袁大头、孙大头等，可以说是自由铸造，有银就造，是主币，所以中国的银元的价值，是以银子本身价值来计算的，结果1个美国和平银元的汇率，在20世纪30年代初等于3个中国袁大头)。

这个金本位货币政策，在欧洲带来的结果就是通缩，导致工资和原材料的价格下跌，而且对经济的恢复有较大的阻碍作用，使得很多产业没有发展起来，消费水平同样下降。所以，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是投机阶层大肆借贷炒股票的狂欢年代，可在欧洲特别是英国，却是经济极其萧条，社会动荡不安的十年。而当时欧洲各国尤其是英法，因为一战中向美国借款进口美国武器，欠美国的钱很多，这下又来通缩，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商品又价格暴跌，债务负担就更为严重了。所以各国都在恳请美国豁免其债务，但被美国政府拒绝。不过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银行界，趁机向欧洲各国提供贷款(比如鼓动他们发行债券，然后由美国的投资银行们拿到美国去销售，也算美国证券市场投机的一个品种) ，帮他们缓解了一下困难。

美国1922年建立在金本位上的金币票(100元)和辅币“和平银元”(1元)

大概是因为有过这个十分痛苦的经验，再加上后来接受了凯恩斯主义，所以此后几十年，欧洲国家一碰到经济危机，就会采取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这几乎成了自然的选择。比如说1992年，瑞典面临类似的金融危机，立即采取了这套标准的松财政松货币的应对方法，从而走出了困境。但对于其他国家就不是如此了，1997年的亚洲经济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马上变脸开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几乎类似于一战后的被证明失败的经济药方，把那些亚洲小龙小虎们都给一锅端了。(www.daowen.com)

在20世纪20年代的国际金融方面，打了败仗的德国和解体后的奥匈帝国中的奥地利、匈牙利，要向盟国如英国和法国等支付战争赔款。而打了胜仗的英国和法国，则要向美国这个盟国偿还战争借款。赔款是按照金币算账的，战争借款是按照美元(此时也是金本位货币)标价的，所以大家都要靠向别的国家出口来获得金币或金本位货币美元来还债，这就使得一些国家采取了竞相降低汇率促进出口以获取黄金的恶性竞争。其中最先这样干的是法国，这段经历，也是当时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原因。

对英国和法国来讲，如果靠出口赚钱不够的话，自然就是催促德国给钱，然后转手还给美国。而德国又没有足够的投资来支持产出以获得销售收入，最后就只有靠华尔街的银行出手，帮助德国“再工业化”，好用产品出口赚来的钱(通过征税)来还债和还赔款，这个钱然后从法国和英国回到了美国。这个贸易保护主义法案，当时有1028个经济学家签名反对。汽车大亨福特甚至到白宫呆了一晚，试图说服美国总统胡佛否决这个法案。而摩根银行总裁拉蒙特，差不多是要跪下来求了。

法国在20世纪20年代大幅贬值本国货币法郎以促进出口示意图

这个法案的后果，就是其他国家对美国采取了同样的贸易保护政策，使1929年至1934年间世界贸易减少了2/3。当然，不能把所有的减少都算到关税的变动上来，因为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在萧条中萎缩了。但不可否认，这个法案在当时的情况下，对大萧条的蔓延，从广度到深度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美国自己的数字来看，1929年美国进口13.34亿美元，出口23.41亿美元，到了1932年，进口降到了3.9亿，出口降到了7.84亿。进出口两头都少了2/3，自然对工作机会打击很大。而国家贸易的急剧减少，自然就会打击大家的出口行业。

左为1921年法国政府在美国发行的面值100美元的20年期金币债券(年息7. 5%) ，右为德国莱茵电力公司1927年在美国发行的1000美元金币债券(年息5%) ，融资用于“再工业化”

今天的美国似乎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倾向。在2009年初奥巴马公布的经济刺激计划中有关于“只买美国货”的条款，再加上国会议员要求微软等大企业裁员应当优先裁员外国国籍或身份者，都预示了这种倾向。这条道路对美国可能是一条不归路。原因倒也简单，一方面，美国人习惯了这十几年的低物价(现在美国很多消费品的价格，比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都低不少) ;另一方面，以美国工人现在的收入水准去生产简单消费品，在世界上是没有竞争力的。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方法来保证这些就业机会，自然需要有高价的产品销售来配合，而如果普遍采用该法，美国日常消费品立刻恢复到当年的高价，会造成美国人生活水平的降低。

政府在危机时刻的不同应对方式，往往会带来不同的政治后果。当年德国的魏玛共和国政府，在应付1929年大萧条的时候，面对德国出口量减少，人民失业率到了20%，同时还要负担沉重的战争赔款和外债滚动，居然采用了“无为而治”的做法，这就让魏玛共和国政府的信用在德国老百姓的心目中彻底破产。

当初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争赔款，步履蹒跚的德国经济在一战结束后那几年不堪重负，最后德国魏玛政府在1923年宣布无力履行凡尔赛和约的赔款责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政府破产”)。于是恼羞成怒的法国和比利时便出兵占领了德国的煤炭和工业基地鲁尔区以作为报复。针对这个行为，德国人对法军进行消极抵抗，整个鲁尔区罢工，政府包下整个鲁尔区工人的工资发放(靠的是印马克钞票)。这样整个德国实际工业生产停转，而货币发行量剧增，等于是进一步打击了德国经济，并成为1923年德国发生超级通货膨胀的主因。

1923年德国超级通货膨胀:上: 1920年100马克和1922年1万马克纸币下: 1923年11月人们用100万马克的纸币(来不及印两面只单面印刷)当记账本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由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比利时各派了两名代表，合计10人，在美国银行家道威斯(Charles Dawes)的领导下，签订了一个计划，名为“道威斯计划”(Dawes Plan)。这个计划的主要功绩，就是实现了由美国借钱给德国，让德国经济发展起来，然后获得出口收入，一部分作为偿债给英国和法国，英国和法国再作为偿还战时贷款还给美国，另一部分直接连本带利还给美国。这个计划虽然在1925年让道威斯双喜临门，不光当上了美国副总统，还拿到了“炸药”和平奖，德国经济也暂时缓了口气，经历了一个短暂的繁荣，但是即便如此，政府仍然难以偿付沉重的债务负担，而老百姓的生活也很艰苦。1929年金融危机爆发，德国还债的局势突然更加严峻，所以国际战争赔款委员会又在1929年起用了一个新的“杨格计划(Young Plan)”，不过那时德国已经被大萧条拖累，还是还不起，只好在1932年暂停还款。

1924年和1929年围绕德国赔款问题的两类债券:道威斯和道威斯债券(上) ;扬格和扬格债券(下) ;后者的债券贷款条件(利率5. 5%)要比前者(利率7%)更优惠

只是这时的德国魏玛政府已经破产，新的选举在1932年7月进行，由于大批的工人、失业人士、农民和中产阶级的支持，纳粹党在大选中赢得了37.2%的选票，为希特勒在次年出任德国总理打下了基础。纳粹党当时的政治纲领非常吸引人，就是强势政府、社会和平、政府干预经济和重建国家尊严。相对于魏玛政府的无所作为，纳粹党的经济干预政策自然对普通人非常有吸引力。而洗刷凡尔赛协定和魏玛时代的丧权辱国的外交行为带来的耻辱感，也使大部分德国人转向支持希特勒。

在经济政策上，纳粹党面临的第一个难题是高达30%的失业率。如何降低这个失业率是德国政府的第一要务。当时全权处理经济问题的是经济部长沙赫特(Hjalmar Schacht)。这位沙老兄曾出任德国中央银行——帝国银行的行长，是说服美国金融界在20世纪20年代支持德国“恢复工业化”的主要人物，也是对德国一战后赔款过重提出批评的主要干将。

老沙的做法，其实和凯恩斯的看法是一条路数。他的方法，就是先取消金本位，然后实行了低利率的货币宽松政策，利用低税收来支持企业，同时进行高的财政支出，用大量政府公共工程来带动就业。在基础建设方面，德国高速公路(Autobahn)就是那时建成的。结果，在希特勒上台后的短短数年内，德国失业率快速下降，成为当时全世界失业率下降最快的国家(严格地说来，沙赫特并没有直接支持纳粹党的经济复苏计划，而是带有很浓的正统英美放任经济色彩，是在希特勒本人督战的压力下，被迫推动经济复苏计划的)。

自希特勒在1933年1月30号出任德国总理后，德国工人群体的失业率从1933年的43.8%，下降到1934年的36.2%、1935年的16.2%、1936年的12%和1938年的3.2%。这个财政刺激政策应该算是成功的。

因为后来德国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国内和欧洲到处屠杀犹太人，希特勒自然是永世不得翻身，所以大家一提到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就只听过“罗斯福新政”，而没有听说过“希特勒新政”。对于德国在二战中同法国、英国和俄国(苏联)的争霸恩怨，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无关紧要的，我们应该做的是分析研究各种经济现象，为自身的发展提供参考。

沙赫特和德国高速公路(1936年)

相对于希特勒，罗斯福是在1933年3月上任的。在他的“100天新政”下，失业率得到了缓解，从1932年的23.6%，轻微上升到1933年的24.9%。接下来是1934年下降到21.7%，1935年20.1%、1936年16.9%、1937年14.3%。可是到了1938年回到了19%，因为美国当时经历了所谓“1937年萧条”。

为什么会这样呢？关于这个萧条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就是认为罗斯福被国会里的经济保守派忽悠了，要偿还过去几年累积的国债，所以终止了很多新政的机构比如护林巡逻队什么的，结果使得这些公共部门的小伙子又没活干了，这确实是有据可查的;另一方面，也是笔者要说一说的，就是对今天完全迷信政府财政刺激的专家们，特别是中国政府的一些智囊们提个醒，那就是政府的刺激最好要优化结构，否则光靠政府财政刺激，重复投资基建品种或重化工业，投资刺激经济的方案是有局限性的，并不利于长远的进步和良性发展。

比如说中国今天进行的基建计划，确实为经济发展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平台，但这个平台的运行成功带来经济的最终发展，还有赖于民间经济活动的蓬勃兴盛。光有政府搭台没有民间唱戏是有缺陷的，迟早会出问题。

从大萧条中德国和美国的经济刺激政策的效果来看，这两个政策同样在1933年开始，但大约在1936年同时碰壁，难以继续推动经济发展。在美国，表现为开始了一个新的衰退(当然成因确实有争议，所以笔者在这里暂时保留) ，而在德国，希特勒用了另一个替代方法，那就是发展军备工业，利用军工产品的需求来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

所以说，沙老兄就在1936年的9月份下台了，由纳粹头子戈林(Hermann Goering)来代替经济部长一职。这个办法就是所谓的“军事凯恩斯主义”，重整军备。一方面通过国防预算的投资，可以带动工业生产。另一方面增加军队规模，把大批年轻的男性，尤其是教育水平低、缺乏专业技术能力找工作比较困难的失业人士圈了起来，免得在社会上生事。

这个法子，在现在的世界金融危机中，恐怕也是一个脱困之道。

德国的军费开支占总GNP的比例，从1933年的3.2%、1934年的4.4%、1935年的8.9%，增加到1936年的11.4%，再在1937年达到14.4%，1938年到了28.2%，几乎完全军事化了，然后便在1939年攻入了波兰。英国作为德国在欧洲的主要对手之一，军费也开始从1936年的7.1%涨到了1937年的9.4%和1938年的12.8%。应该说当时欧洲的重整军备，准备打仗，对国外的军工产品的需求，是美国最后在1939年彻底走出大萧条的主要原因。

回头看一下，当年的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在1930年6月通过了《史默特哈利关税法》以后，达到了全新的高度。尤其是对制造类工业产品，进口关税平均是40%—50%，常常超过60%。相比于美国上一次的高关税时期(1891—1894年) ，还高出5个百分点。结果是全世界各国报复美国的高关税，在1931年底之前，有25个国家提高了对美国产品的关税，使得新一轮的保护主义在世界蔓延。

军事订货是彻底将美国拉出萧条的重要原因。图为美国国家图书馆资料:为军事工业工作的妇女

而当时因为世界贸易保护主义兴起，德国的工业产品价格受压(因为高关税的原因) ，而要进口的原材料价格不断上升，这就让德国工业受到两头夹击，因此德国提出了自力更生的口号，希望不依赖于远洋国际贸易，而通过周边经济圈来保证自己的经济发展。但是德国因为资源缺乏(可以说只有点贫瘠的褐煤) ，所以不得不有选择地建立起自己的国际贸易体系，这个体系就是尽可能地在德国的势力范围内，由贸易体系里的伙伴国向德国提供原材料，而德国则向他们提供工业产品。

德国建立的这个体系里的首批国家(也基本就只在这些国家取得大范围成功) ，大部分是南欧和东南欧国家，例如当时的南斯拉夫王国、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希腊，而这种排他的经济体制，最后自然会和英法同盟形成势力范围的争夺。经济危机时期，德国在法理上还背负着沉重的战争赔款责任，原定总值是1320亿金马克，在1932年暂停支付的时候，已经付了1/8，还有7/8要赔，现在国家工业化了，军备重整了，当然希望来一场战争，就可以翻盘了。

看一下今天中国的现状，这段历史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中国也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地区形成了自己的经济圈，最近又走出了国门，到也门的亚丁湾捍卫自己的经济利益。如果今后数年中国的经济趋于稳定或较快发展，并同时带动经济圈内的稳定和发展，而美国和西欧仍然在经济停滞甚至萎缩中挣扎，那么中国就必须做好心理准备，这些国家可能会以军事实力作为后盾，以“普世价值”作为虎皮，向中国兴师问罪。

因此，如果中国今天在军备上加一把力，不光是解决军队建设欠了那么多年的旧账问题，不光是帮助应付今天的经济和就业危机，同时也可以为将来可能出现的任何国际形势变化，为保护中国的经济成果和国家的海外利益，提供一个安全的保障。当年大清王朝经济强盛但军事懦弱的下场，是每个中国人都应当永远牢记的惨痛历史教训。

而美国今天却没有这个军备投资的机会。因为在小布什执政的8年时间里，美国的军备开支已经是高企不下，没有太大的扩大空间来为经济提供助力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美国今天的社会和经济情况已经和罗斯福当年大不相同，没有办法运用罗斯福的老办法。

从经济结构来讲，当年美国的工业是由托拉斯那样的大型垄断企业当道，因此罗斯福可以比较容易地和少量的产业大亨们谈定政策，不像今天的奥巴马，还要在国会里艰难地和反对党议员对抗。当时的德国，则采取了过激的方法，把凡是反对希特勒新政的反对派直接一车送进了集中营去劳动改造。而在美国，罗斯福则是采取了强调集权的重要性的办法，镇住那些说三道四的家伙。

今天人们一谈到罗斯福，多半会想起他在上任之初发表的演讲里的一句话:“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is fear itself .”翻译过来就是:唯一令我们恐惧的事情，是恐惧自身。说得多棒啊……现代的历史学家们说，正是罗斯福这句“充满自信”的话，和他后来的“炉边谈话”，稳定了美国的民心，从而带领人民重建信心，走出萧条。

对这种二战后马后炮式造出来的说法，笔者就是一句评论:胡扯蛋。按照当时的媒体报道，大家对罗斯福记忆最深刻的一句话，不是这一句，而是另一句:“broad executive power to wage a war against the emergency as great as the power that would be given to me if we were in fact invaded by a foreign foe.”笔者翻译一下:我要被赋予无上的行政权力来向这个危机宣战!这个权力要大到就像我们国家被外敌入侵一样。第二天，美国各大报纸发表的文章，是支持罗斯福权力集中的呼吁，报纸的标题是:“如果需要的话，进行独裁”(Dictatorship If Needed)。

罗斯福明白的道理，希特勒明白，丘吉尔也明白。就是今天的奥巴马也明白:这就是当一个国家和民族面对极大的困难和危险的时候，必须团结一致，停止内斗，万众一心，才有可能群策群力，度过难关。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政治体制就显示出了其优势的一面。温总理在达沃斯论坛上说到的“上下齐心”和胡主席所说的“不折腾”，都是当前度过危机的最有力保证。在这种全球危机的状况下，如果中国还有人要大喊修改宪法，搞“分权”，搞“自决”，削弱社会和政府的整体行动能力，在笔者看来是不合适的。

中国的古籍《管子》一书，在论证国家政治的《立政》篇中，提到了四个国家危亡的因素，那就是:

故曰卿相不得众，国之危也;大臣不和同，国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国之危也;民不怀其产，国之危也。

看一看今天的美国，奥巴马替代了布什，算是解决了“卿相不得众”的问题。但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中的共和民主两党内斗，则有加剧的趋势。美国的军事威慑力经历伊拉克一战大大受损。华尔街金融实力几乎在贪婪中全军覆没。华盛顿共识下的美式民主自由体制，现在是臭名昭著。而在经济危机下，民不聊生越来越严重。

美国不面临危亡的关头，那才叫奇怪了。

罗斯福在1933年上任的时候，正好赶上美国的银行挤提风潮。当时各州的州长已经下命令关闭了所有的银行，冻结了所有的银行账户，没有人可以获得任何银行贷款，或者兑现支票，或者从储蓄账户里提款。全国的平均失业率，几乎达到25%的水平，而在主要的工业区和矿区如五大湖地区则还要更高。美国的农业人口当时还占全国人口的1/4，农村的情形比工业地区更差。

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土尘暴(1935年得克萨斯州)

当年的美国，因为19世纪后期开放西部土地的自由占有(先占先得，理论上是谁都可以去占，结果往往是铁路公司先圈地然后转卖给大篷车移民) ，胡乱开垦，中西部很多本来不适合欧洲农业经营方式的大草原，在20世纪20年代的高速发展中，地表上的草皮便被彻底破坏。加上从1932年开始的大干旱，中西部就开始不断地刮起了“土尘暴”。1932年有记录的土尘暴是14个，到1933年变成38个。1934年，大概有1亿英亩的耕地完全失去或大部分失去表层土壤。而到了1935年的4月，土尘暴一刮就刮了几个星期。

这种自然灾害对美国农业和农民的打击是不小的。许多失去了耕地的农民只好全家向加州等西海岸州迁移，希望能够进城找到工作。可是他们在城市里看到的却是大批城市的失业居民没有钱养活自己。

罗斯福的新政就是在这个困境下上马的。他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在民主党彻底掌控的国会里，和议员们面对面地工作了100天，通过了他的每一个新政法案。一般来说，罗斯福新政出台主要分为两大批，第一时期主要是1933—1934年，即第一个任期的头一年多的时间，第二批为1935—1938年。主要密集的出招是1933—1934年。这些政策，有的当时就受到了保守派、共和党、最高法院的阻挠，有的执行了几十年，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思潮反转的时期被废除了，还有一些留存到了今天。

罗老爷子的第一招，就是破口大骂银行家和那些不负责任的企业家(你敢裁员!)。然后在上任后的3月5号，宣布4天的银行假期，让所有的银行关门。在4天后的3月9号，他向国会提出了基本上在胡佛任内就起草好的《银行紧急法案》(Emergency Banking Act) ，当天通过成为法律。这个法案让联邦调查员在4天里对所有的银行审查一遍，对资不抵债的银行，立即关闭进入收购重组，那些尚可以生存的银行，改组后重新开门营业。同时，国会通过法律增补，在《对敌贸易法案》(Trading with the Enemy Act)中附加一条，授权美国政府收缴美国人民手中的黄金。1933年4月5号，罗斯福签署了第6102号总统令(后来被称为缴金令) ，要求所有人必须在5月1号之前，把手里的所有金币，金条和金票交给美联储。如果敢抗命，代价是1万美元的罚款(相当于2008年16.64万美元)加蹲10年大牢。通过这个政策，美国政府强行用20.67美元一盎司的官价，让人民“自愿”地出售，在美国民间收走了500吨黄金。7个月后，在1934年1月30号通过的《黄金储备法案》(Gold Reserve Act)里，美国政府将黄金价格从每盎司20.67美元上调到35美元，这个价格一直保持到尼克松在1971年让美元和黄金彻底脱钩。

为什么老罗要这么做呢？当时老罗本身也没怎么搞清楚经济原理，只是简单地认为，1930年后，美国处于严重的通缩状态，如果我调整货币和贵金属的比价，是将美元相比于黄金实际贬值了41%，这样留下了“未来通过通胀抗衡通缩”的空间。当然，为了防止人民持金不均衡引发社会不公，所以必须要全面收缴黄金(当然可以想象，私藏黄金最多的都是富人阶层)。客观上，罗斯福的这套收缴黄金行动扫清了使用财政政策的阻力，而1934年的相对于贵金属的一次性贬值，实际上是让美国脱离了当时金本位的桎梏，获得了极大的灵活空间。

当然，罗斯福的收缴黄金行动得罪了一大批人，特别是有钱人，所以几十年后，总有一些人耿耿于怀，说罗斯福从美国人民手头“抢走了2亿5300万美金的财产”。把这个法案说成是抢劫人民的财富(其实主要是富人的财富) ，并进一步成为流行的阴谋论故事的一部分，在美国民间流传。

罗斯福的银行法案在1933年底使4004个小的地方银行歇业，这些银行要么完全关掉，要么并入了大银行。这些银行的存款人运气还不错，最终取回了85%的存款，只损失了15%的身家。其中最有意义的一个改革是在6月成立了今天仍在运作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 ，对5000美元以下的存款由政府担保(后来担保额度上升到了10万美元，而现在则是20万美元)。这个改革最终恢复了信心，解决了美国银行被挤提的问题。

“百日新政”主要是恢复信心，发挥了奇效，美国的工业总产值从1933年的3月到7月，4个月里居然涨了57%。核心原因是解决了流通和信心问题，企业生产迅速恢复。百日新政之后，罗斯福就开始动用财政政策，一批一批地在农业和工业上推出各种政府干预的新政。不过，罗斯福本人对于政府财政的经济原理有一个认识过程。其实在他的第一任期乃至第二任期的大部分时间里，罗斯福自己对于财政的理解，也是不明就里的，并不是像后来人们认为的那样，一开始就和凯恩斯站在一条战壕里。罗斯福本人的理解，其实仍然是传统经济学的财政收支平衡观——即这里多支出那么其他地方就是少支出，或者“临时支出观”——今天多支出，靠的是发行国债，明天就要用更多的钱来还本付息。所以他在1933年3月14号通过的《经济法》(Economy Act)中，把政府预算分成“正常预算”和“救急预算”。所谓“正常预算”，就跟当时大部分政府官员的认识一样，按照财政收支平衡的原则来运作，收多少支多少。“救急预算”则允许出现赤字，但“暂时的紧急状态”一过，仍然要恢复平衡。而且罗斯福开始总是想搞总预算平衡，但是发现实现不了。他的预算主管——保守派路易斯·道格拉斯后来因此挂冠而去，就是对罗斯福这种“暂时赤字”的做法都不能同意(后来道格拉斯成为攻击新政的主要干将)。

“救急预算”的用途，是支持罗斯福的各种公共工程和以工代赈计划，不能平衡也无法平衡。所以在这一时期仍然想努力达到财政平衡的罗斯福，就在“正常预算”方面裁减了政府费用支出的25%，政府官员减薪水与退伍军人砍退伍金各15%，为政府省下了10亿美元。不过，一战退伍军人可不干了，在当时的另一个政治明星休伊·朗(此人当时被认为很可能超越罗斯福成为全美领袖，后来不幸去世)的压力下，罗斯福在1936年选举前夕通过了《老兵补偿奖金法》，给400万老兵发了15亿美元。

在农业政策上，罗斯福心里很清楚，如果农村经济搞不好，就不会有真正的复苏。他的方法就是通过减少农业产出和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来稳定农村，走出谷贱伤农的困境，顺便可以休养生息，扭转美国农村地区土地过度开发的环境问题。1933年通过的《农业调整法案》(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ct)创建了“农业调整局”(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dministration) ，让农民参与政策的制定，在美国各地区对各类农产品如米、麦、玉米、牛奶、猪肉、烟草、棉花等等设定产出配额和收购价格。美国政府还增加了针对食品加工业的新税收来补贴农民，让农民们休耕一部分农地。

这些措施的目的是将农产品价格抬高到1910—1912年的水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一千万亩的棉花地被销毁，成熟的棉花在地里腐烂，六百万小猪被屠宰掩埋。这种方法确实提高了农民的收入，但遭到城市居民反对，因为农产品价格在1933—1935年这三年里涨得厉害。不过，农业调整局从此开创了美国政府干预农业的传统。从此美国农业不再是一个自由的市场，而是接受美国政府指导的市场。

田纳西谷地管理局的成就:田纳西农村地区饮用水和安居工程(左，1936年) ，创造就业机会的大坝修建(右，1942年)

在美国非常贫穷的东南部，老罗在1933年创立了“田纳西谷地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在受大萧条影响严重的田纳西谷地修建水坝，提供航运、调洪和发电等功能，在当地建立了化肥制造业和其他工业发展项目。这个机构带动了南部贫穷州的经济发展，受益的地区包括田纳西州的大部、阿拉巴马州、密西西比州和肯塔基州的部分地区，以及佐治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和弗吉尼亚州的小部分地区。

除了农业生产上的干预和地区性的公共工程，罗斯福又在1935年成立了“安置局”(Resettlement Administration) ，由美国政府出钱，在南部的阿拉巴马州、中部的威斯康星州、俄亥俄州和东部的弗吉尼亚州、马里兰州和新泽西州等地，建立了200多个小城镇，来安置大城市和边远农村的穷人。

俄克拉何马州迁移前的土尘暴中的农民和罗斯福政府号召大家重新安置的海报

这个重新安置机构在1936年由于被保守派攻击得太厉害，于是改换门庭，改组成“农村安全局(Farm Security Administration)”，就是政府出钱购买农地，然后将分散的贫困农民，尤其是受土尘暴影响的家庭，搬迁过来组织成为“集体农庄”。在这些政府拥有的大型集体农庄里，农民们在农业专家的指导下，用先进的农业机械进行高效率的耕作。不过，这个做法因为一方面难以满足美国农民对拥有土地的渴望，又在政治上遭到了保守派的攻击，到1942年左右就解散了。

另外一个配套的农村新政，大概中国人都看得明白，就是成立了“农村电气局”(Rural Electrification Administration) ，将电网建到乡下，送电下乡。不要以为美国从来就很发达，在新政之前的1930年美国农村只有10%的人口用得上电，经过老罗的一番努力，用电人口上升到了90%。

有意思的是，罗斯福的农村新政还专门拿出了一些钱，请了一批当时的年轻摄影师、电影工作者和音乐家，分别以照片、电影、民歌的方式，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社会状况。

除了这些政策，其他的政府部门也做了在农村建立新的学校，在边远地区修公路，退耕还林，扩大国家森林保护区等等工作。这些新农村政策，是美国历史上头一次以国家主导的模式，来规划美国的整个农业生产。由于这些政策提高了农民的收入，但让城市消费者负担了部分成本，所以并不受城市居民的欢迎。1936年，美国保守派控制的最高法院开始掀起反新政的浪潮，宣布“农业调整局”是违反宪法的机构，必须废除，想迫使罗斯福放弃这些政策。老罗的替代方案就是不再通过政府补贴让农民休耕，而是用政府补贴，鼓励农民耕种对保护土壤有益的农作物，以保护耕力。这个政策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美国安置计划兴建的社区马里兰州格林贝尔特(今景)和当年农村电力局给大家修电线的情景

可以看出来，罗斯福的这些新农村政策对今天农业已经实现现代化(当然，是建立在石油基础上的石油农业，这点不正常) ，已经生产过剩的美国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对今天的中国意义重大。中国政府现在的很多新农村政策，与罗斯福的措施有一定程度上的异曲同工之妙。同时，罗斯福重视国家计划和集体互助农业的做法，也值得中国人好好反思一下。因为我们有过人民公社和“一大二公”之类的惨痛历史教训，所以就走了另一个极端，似乎有些矫枉过正，忽略了集体经济对农业经济效率提高的作用，也相对忽视了农业水利工程以及对农田地力的保护。

在城市和工业这一领域，主要是防止物价继续螺旋式下降和扩大就业。价格方面，罗斯福的第一批政策主要是1933年6月成立的“国家恢复局”(National Recovery Administration)。这个新政允许各类工业通过协商“公平竞争法则”来减少恶性竞争，防止通缩加重。该机构帮助工人们制定最小工资额和最高工时限制，因此得到了工人群众的热烈拥护。同时该机构也允许各行业设定最低价格来保护企业利益。

罗斯福的摄影师纪录的美国走出大萧条期间的人生百态:多子女的移民母亲、乡下妇女和佃农

这个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设定一个防止通缩的价格底线，不允许任何企业将产品价格和工资降低到底线以下。该局的官员则是每天和各行业的资本家们、工会的工人代表们开会讨论各种细节，比如说每小时20—45美分是最低工资，每星期最多工作35—45小时，放弃雇佣童工等。

这个政策刚实行的时候，效果似乎很不好。美国工业总产值6个月后跌了25%。有经济学家怪罪这个法案增加了企业40%的成本。但是到了两年后，即1935年的5月，工业总产值比1933年5月增加了22%。可是，1935年5月27日，保守派控制的美国最高法院宣布这个法案违反美国宪法。此时美国崇尚自由经济，反对政府干预的人士兴高采烈，高声叫好，认为高等法院阻止了美国变成一个计划经济国家。而当时本不是经济自由放任派，但是图谋美国总统宝座的政治明星路易斯安那州州长休伊·朗(Huey Long)也踏上一只脚，“向高等法院举手致敬”，说法官们防止了美国变成法西斯国家。

当年在这个计划下受益的工人达到2300万。不过运行期间，有不少违反法案的事情出现。比如说有一些政治觉悟不高的工人，就是要以低于最低工资40美分的35美分的报酬工作。对盲目信仰自由经济的美国人来说，这些变化恐怕是难于接受的。

促进就业方面，当时最早的政策是1933年年初的“国民保护队”(Civil Conservation Corps) ，主要是组织闲散人士(主要是小伙子)修自然保护区，修公路。年底成立“国民工程局”(Civil Works Administra-tion)。后者在保守派预算主管道格拉斯的干预下比较短命，在1934年春天就停了下来。国民工程局当时雇了400万人，每人每月50美元工资，“修了1200万英尺的灌溉管道、修整了25.5万英里的道路，盖了40000所学校、3700个操场以及1000个机场，25万套农村住房”。可以说是罕见的成就，难怪今天美国老百姓怀念罗斯福的同时责怪奥巴马行动太慢，整出的计划要2年才能完成当年老罗2个月就干成的事。而国民保护队倒是各派人士都很喜欢的，可能原因是它的准军事色彩符合了共和党中的军人鹰派的口味(麦克阿瑟是负责组织的长官)。国民保护队队员都穿发的制服，住在集体营房里面，进行准军事化训练，直到二战爆发后要抽调人员参战才逐渐停止。此外，还有一个“公共工程局”(Publics Works Administration) ，预算33亿美元，持续到1943年。

宣传国家恢复局的“蓝老鹰”标志和好莱坞表忠心的纪录片片头

说完了老罗的第一波新政，下面就谈谈在1935年到1938年施行的第二波新政。第二波新政中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建立“工作促进局”(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这个机构的建立还经历了波折。该机构是包含在《紧急援助法》(Emergency Relief Appropriation Act)里的，可是这个法案虽然于1935年4月8日在众议院通过，但是在参议院却未能通过。所以工作促进局还得靠罗斯福的总统行政命令来建立。

这个政策的早期雏形，是前任胡佛政府1932年提出的“重建财政公司”(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只不过重建财政公司是间接创造工作，等于还要受制于私人金融机构——通过提供20亿美金给予各州和地方政府，贷款给银行、铁路公司、农村信用社和其他企业来帮助他们在大萧条中生存，所以不如工作促进局那么直接。这个机构的主要工作就是创造就业机会，在1935年到1943年的8年之间，提供了800万个就业机会。这个政策算是美国的“以工代赈”，雇佣失业人士来建造公共建筑、公共工程、道路和桥梁，而且还支持文化、艺术、戏剧和新闻事业，并提供托儿所看护、分配食品衣物、提供居住等福利工作。这个政策在1936—1939年的三年间，就花掉了70亿美元(此前的“国民工程局”项目比较短命，大概花了不到5亿美元) ，几乎是在每个社区都盖了学校、公园和桥梁。

公共工程局(左)和国民保护队(右)

由于这个计划是以穷人为主，基本上只要你想工作，就会有工作给你。所以这个计划对最下层的贫民帮助极大。比如说在所有受益的家庭中，妇女当家(守寡家庭和单亲家庭)的占了15%，黑人家庭也是主要的受益者。这些家庭都是美国社会的经济最底层。当时这引起了一些有钱阶层的抱怨。因为美国在大萧条前是有富裕家庭雇佣佣人、保姆的传统的，等到这个计划一出台，佣人、保姆们谢别主人，个个成了“公务员”，丧失了身份优越感的富裕家庭气得直打哆嗦:为什么穷腿子也能工作、读书？从此以后美国社会的佣人群体基本消失，直到20世纪90年代贫富重新剧烈分化的时候才又出现。

工作促进局的标志(“工作计划”)和其中修路架桥的情景，以及培养群众上夜校补文化

另外一个新政，就是今天仍然存在的“社会安全局”(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第一次建立系统性的社会保障系统。还有就是针对美国最高法院的反扑(宣布各类新政政策妨碍自由，违反宪法) ，把那些为农村的佃户和流动的农民工提供保障的政策、最低工资政策等等换了一个马甲，又重新推出来。

罗老爷子的很多政策，因为在很多人看来带有太多的社会主义倾向，所以在二战中被保守派们给干掉了(当时借的是二战军需刺激，经济旺盛，有些政策“已经没有必要”的理由)。今天仍然生存下来的，有联邦储蓄保险公司(FDIC)、联邦住房局(FHA，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田纳西谷地管理局(TVA)、社会安全局(SSA)、专门监视金融界的证监会(SEC，Security and Exchange Commission)和这次出了大名的房利美(Fannie Mae)。可是里根老兄上台后开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1980—1990年间，把大部分对金融家胡作非为的实质管制内容都取消了，金融方面基本上倒退回了大萧条以前的状态，于是我们就又见证了一次大萧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