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上，还可以考虑另一个办法，就是用比较优惠的条件，吸引他们走向中部和西部，走向中小城市，以改变人才过度向沿海大城市集中的现状。俺在以前的文章里，曾谈到过把大学毕业生和回乡农民结合起来，在中部和西部，建立起面向内需和本地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设想。

另外一个值得探索的途径，就是大量吸引大学生进入军队，为军队的高科技化提供人才保障，继续提高军队的待遇，补上中国过去二十几年的军事建设欠账。对于退伍的军人，中国似乎应该考虑一下，成立一些各类所有制的实体，以类似于黑水公司的模式，运用咱们祖宗屯田的经验，以“团结之队”(Army of Solitaritary)的方式大批派出去，甚至长期安顿下来，为中国在海外的企业提供安全服务。

对回乡的农民，应该要理解，很多新一代年轻的农民工，已经习惯于城市的生活，难以回到乡下去重操农活。更何况本来城市化的进程就是要总体上减少农村人口的比例，把农村人口成功转型为城市人口。目前中国的困境在于，一方面是农村经营农业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量在技术进步下逐渐减少;另一方面，农民进城打工高度集中在国内个别城市群，形成来源地与工作地的交通运输紧张(如春运) ，而这些城市群的住房价格居高不下，城市十之七八的人口都买不起房，更何况农民工兄弟？整个人口的就业、安居、安定问题，都十分脆弱。这就从很大程度上，把中国社会系在外国人的消费挥霍上。

因此，如何加快内地省区的中小城市建设，搞好城乡统筹发展，让这些劳动力可以在原地的城市里就地工作和生活，就显得十分重要。如果成功，中国就可以避免大量人潮前往东部各大城市寻找工作，减少对社会稳定和城市治安可能造成的压力。

中国应当利用这次国际经济大危机的机会，将经济发展的注意力集中到民生上来，努力发展国内的内需市场，缩小改革30年来造成的贫富分化，以提高中下层民众的收入水平作为主要政策，改变看病贵、上学贵、住房贵的现象，把“中国之马歇尔”计划做下去。如果这些都能做到，就可以为下一步的发展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从这个基础上，便可以把这个“马歇尔计划”推广到边界之外，弄一个“中国—亚非拉大建设”，彻底改变世界的格局。所谓“中国—亚非拉大建设”，就是建立起一个以中国市场为基础，以东北亚、中亚、南亚和东南亚为外延，以四条发展线为触角，建立在人民币结算上的贸易体系，然后再以这个体系和世界三大经济体(欧盟、美国和日本)对接，形成一个广义的大中华世界经济圈。

以中国自身为核心、“四亚”为外延的经济圈，可以由四部分构成:在北方，应该是环渤海的京津唐、辽东和胶东、山西、内蒙，外蒙、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和远东的能源和原材料基地，以及辽宁、吉林、黑龙江和俄罗斯、朝鲜、韩国以边贸为主的东北亚经济区;在中部，则是以上海为中心的泛长江三角区，连接浙江、江苏、安徽、河南、湖北，直至重庆和四川形成一个中国中部的经济区;在西北，则是连接甘肃、新疆、中亚的阿富汗、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形成的“西部—中亚”经济区。在西南，则是连接新疆、西藏、青海、四川和南亚的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尼泊尔的“西南—南亚”经济区。在南部，则是以泛珠江三角洲为主体，以香港、澳门、广州、深圳为中心，联系福建、台湾、江西、湖南、广西、海南、贵州、重庆和四川，以云南、广西为大门，通过贸易与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和越南连接，以广东和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的航线相连，用这些经济网络建立的“南部—东南亚”经济区。

这些地区的经贸联系对中国的下一步发展非常重要。笔者在以前的文章里已经预测过，全球化贸易出现问题，WTO功能逐渐失效，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和欧盟的地区保护主义不可避免将迅速抬头，会导致经历了20年的经济全球化趋势，转向经济合作的“地区化”、“双边化”和“经济圈化”。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以人民币为主体，以中国的政治地位(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经济地位(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不远的将来可能是世界最大经济体)、军事地位(世界五大核武器国家)来为这个整合的市场保驾护航，运用中国海外一些仍然心系中国的华人的经济力量，打造一个完整的经济圈，在整个经济圈中形成合理的分工布局，让每个地区和行业里的人民，都可以不分国界地享受到经济发展的好处，实现平等互利的经济发展效果。这是中国的最佳选择。

这个基础建设落实的同时，笔者在《大国游戏》第一卷和第二卷中提到的中东、非洲，也需要根据情况进行整合。

用四条线可以建立起与上述地区的连接。第一条线是中东的能源线，除了长途海运过马六甲的传统航路或斯里兰卡等中途站建设外，可以考虑在中巴、中缅的交通及管道建设之后，落实从巴基斯坦、缅甸发起的短途海运，以及通过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乃至接上伊朗的陆地管道。第二条线是非洲的能源和原材料线，以苏丹港为主要出海口，需要在也门的亚丁湾，以及沙特相关人士建议的“亚非跨海大桥”方面加强经营。第三条线是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一系列的太平洋岛屿国家的原材料线。第四条线是跨太平洋，和北方的加拿大、南方的墨西哥、委内瑞拉、古巴、秘鲁、巴西等拉丁美洲国家连接的能源和原材料线。不过，后面大洋洲和美洲的两条线，都需要在美国的支持下才可以保证航路的安全，不可避免地需要和美国进行某种合作和妥协。除此之外，可以考虑和俄罗斯、印度建立长期的经贸合作，稳定与这两个“次大国”的利益格局

然后就是恰当重构与美国、欧盟和日本这世界三大发达经济体的接口。目前，中国应当注意与发达经济体在技术吸收上的事宜。一方面利用目前的有利形势，大量从对中国没有恶意的国家，如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挪威、瑞典、丹麦，以及西北欧的荷兰、瑞士等地，引进可以发扬光大的技术，另一方面以大规模开办研究所的方式，开展自己的科技研发，并保持与国外的接触和对接。

从经济架构来看，中国与周边国家组成的“四亚”区域，以及四条线中的非洲、大洋洲，乃至委内瑞拉等拉丁美洲部分区域，都可以发展成为人民币的贸易圈，而在中东，可以考虑以人民币或者是海湾统一货币的形式进行贸易结算。在这种安排下，中国可以通过与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合作，建立起一个外延的内循环系统，就会使中国经济摆脱对发达国家的危险金融业的依附，从中抽出身来，建立一个以大中华为核心、亚非拉一体的实体经济，在这个实体经济上，以香港、上海和天津为主要城市，构建服务于这个大实体的金融服务业。

在这方面，人民币的普遍推广会有一个过程，这就涉及到笔者前面讨论外汇储备使用方向时，提出来的“买”(战略储备物资)、“投”(高科技企业，买入高新技术、人才)、“贷”三个方向中的“贷”的方向。即以现有的外汇储备为基础，设立“影子外汇中央银行”，或者“离岸中央银行”(off shore central bank，当然这个离岸可不是现在臭名昭著的离岸中心的离岸，而是仅仅从货币循环地点不在境内的角度来作分类) ，为中国企业或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资企业在海外的拓展运行提供目前的国际货币——美元的资金支持;或者也可以当一个二传手，不直接出面，但通过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这些已经有丰富经验的发展型金融机构来实现，影子外汇银行在背后给这些金融机构塞货币弹药，使得国家开发银行等也不再需要服从市场利率，从市场上引资了。这真可谓皆大欢喜。

而随着这个中国—亚非拉经济圈循环的逐渐生成，一旦经济生产增长速度超过外汇储备的“影子中央银行”的外汇量增长速度，那么这其中的差额就正好塞入人民币，借机推广人民币在生产中的流转，以及与生产有关的国际贷款领域的国际化流转。这样的金融服务业，应该对中国是有百益而无害的，至少比拿外汇储备送去喂黑石，最终损兵折将要强得多。

因此，未来中国及经济圈的金融服务业，必须禁止出现美国和英国的金融泡沫化趋势，不能让它变成一个对经济的摧毁力量，而必须装备成一个为大中华亚非拉经济圈服务的车轮。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

看一看这次的危机中香港的监管部门交上来的不及格答卷，就知道咱们中国在这个方面，恐怕不能依靠现有的香港的一些金融精英们——无论他长的是黄皮肤还是大鼻子。在雷曼兄弟迷你债券案件上，香港监管部门和金融企业之间沆瀣一气，蛇鼠一窝，罔顾香港小投资人的福利和金融服务业的信用声誉，使笔者对其在人民币国际化中所需担当的重要角色产生了不少担忧。中央政府未雨绸缪地对香港金融业的监管现状进行整顿和改革，是“经济圈计划”成功的一大条件。

从法理上来说，中央政府向香港金融监管局派遣来自财政部或中央银行的监管人员，并不违反基本法上的港人治港和“一国两制”方针。因为香港的金融业从事美元为主的各种衍生品交易时，必须受到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的监管，而既然香港金融业已经开始进行人民币的各种投资和融资活动，受到中央政府的直接监管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笔者曾就如何看待香港金融业的监管机构一事，和许多业内人士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金融企业及从业人员的社会责任感、价值导向问题。以雷曼迷你债事件为例，为啥一个连美国和欧洲的金融界都不愿意做的事，到了亚洲，居然在香港、台湾和新加坡都流行起来？是不是亚洲的，尤其是以华人为主体经营者的金融家们，比他们的欧美以及日本的同行，都更要卑鄙无耻，极端下流，人格低劣？温总理说过，三鹿奶粉及其同盟业主，是黑了良心，那么俺们怎样保证中国经济最发达的香港，不同样出现黑了良心的高级无赖，给俺们制造金融三鹿产品系列呢？如何防止这样的人钻进来，把人民币的“经济圈国际化”一巴掌打死，危害到中国发展的核心利益？

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国政府何以相信这些以“非中国化”为荣的西化华人、香蕉华人，在中国和西方发生经济利益博弈和冲突的时候不是胳膊肘向外？把中国经济复兴过程中的重要一环，绑在梁司长或者胡经济学家这样的大班买办身上，是不是会让俺们的人民币信用跳起水来很好看？现在中国已经开始了港澳地区与珠三角、长三角的人民币结算业务，估计将来其他的人民币金融业务也会很快上马。那么这个问题就是一个迫在眉睫的事情了。

所以笔者和业内人士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为啥亚洲的这些浑蛋们比美国和欧洲的还要浑，美国和欧洲又是试图用什么方法来制约和监督这帮混球。当然，最近爆出了纳斯达克前主席麦道夫的世界级超级老鼠会案件，表明了美国的监管到今天也是水上打漂而已。而似乎现在全球金融监管的改进工作，却正是由这个金融自由港香港的证监会行政总监大鼻子“港人”韦奕礼领军。笔者真是一声叹息，美国的金融救火队长保尔森，当年就是放火队的大哥高盛的带头人，而全球关于解决世界各地米仓被老鼠偷吃的防范方案，也由老鼠们来制定。

其实，回顾数百年世界金融历史，相当一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银行家们、券商们(主要指那些东海岸的贵族和犹太出身的) ，基本上没有一个好鸟，算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只不过可能你的黑底上是白花，俺的黑底上是黄花而已。看一看当年美国建立证监会的时候，那些美国的伪君子们，和今天香港的混混们并无本质区别。

如果看得更远一点，从整个资本家阶层逐利的贪婪本性来看，东西方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只不过当资本家们身上披上一层不同的马甲，就会使他们逐利的行为受到文化、道德和宗教的约束，而不会那么自我放任，让贪欲完全支配自己，最终导致形形色色的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让自我和社会毁灭。

首先第一个要区分的是实业资本家，或者说是产业集团领袖、“发展银行家”，这类资本家企业家和华尔街黑心金融家有所不同。19世纪欧洲的这个阶层就有自身迷上工业技术、工业成就的倾向，以完成宏伟的工程为荣——所以法国的第二帝国时期(1852—1871) ，资本家、工业家和信奉工业进步的空想社会主义圣西门主义者紧密结合的例子，可以说是颇为典型。这些以实业为主体的人，包括美国的盖茨、乔布斯，日本的松下幸之助，法国100多年前的皮埃尔兄弟，台湾的王永庆，大陆的任正非等，在事业上都是充满了雄心和梦想，以建立企业，推出产品，服务顾客，拓展市场，最终发展出一个行业和独特的企业文化为人生主要目标。他们的快乐建立在实业之上，这和现在华尔街金融银行业的人士有很大不同。

金融行业资本家贪欲受到几重制约，主要是自身“贵族阶级”的自我荣誉感带来的行为约束，各种政府设立监管机构来监督的客观体制安排，以及社会舆论即来自大众的文化和价值取舍。

从欧美的金融历史来看，过去没有来自下层的约束，即监管机构和社会舆论的约束。19世纪欧洲股票和各类期货投机市场的天翻地覆、地震海啸，美国从19世纪后半期到1929年大萧条时的金融市场过山车和神仙跳，都是今天的香港市场望尘莫及的。而欧洲社会里由过去封建社会传承下来的贵族自我约束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作为其变体的19世纪上层阶级的道德感，也常常在投机狂潮中失效，让人们失去心智和理性，把股市债市不动产市搞成不负责任的狂欢派对。大浪淘沙之后，自然有人羞愧自尽，就像这次麦道夫老鼠会破灭后几位亿万富翁那样;或者就是社会上一阵口诛笔伐，开文革批斗大会，好像这次愤怒的美国民众要清算雷曼老板、二房总裁、三大掌柜(指三大美国汽车制造企业的CEO)等;或者就是自己捶胸顿足，闭门思过，“洗心革面”，忏悔完了，罪孽自我洗刷完毕，又等下一波世纪圣餐的时候，再开怀畅饮、狂吃四方。

美国则是在大萧条后，建立了一整套的法规和制度，例如证监会等等，来对付像纽约交易所前主席理查德·惠特尼这种出身于美国豪门，但仍然到处坑蒙拐骗的人渣。当然，这些制度上的约束，近半个世纪后，又随着里根主义和撒切尔主义的风行，慢慢被取消。在自由至上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指导下，算是基本放弃了对金融业的监管。而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号称，“依靠CEO们对自身企业和股东的自我关注”就能很好地实现上市公司的“自我监管”，这也就导致了后面这两条约束方式——监管机构和舆论约束的失灵，最后送给全球人民一个经济大危机。

而香港以及新加坡这些地方的金融业，恐怕就要更加糟糕。第一个原因是这些地方的支柱产业是金融业，或者如香港这样依赖金融的地产业，其结构是一种离岸性质(新加坡和香港原本一度主业都是航运业、转口业，新加坡还发展了相当多的科技产业，但是这些和金融业比起来，在本地资本市场上都已经没有什么很重要的地位)。在这种离岸金融中心里，资金流进来，走出去，都是大进大出，没有什么自己国家腹地的大产业可进行依存和服务。说白了，港、新本地只不过是个交易的地盘，而当地人比如本地券商，最多只是扮演个中介的经纪，或者如餐厅酒店服务员那样跟在国际人才后面吃点清汤。这样的经济体，因为缺乏实体企业和实业资本家，导致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和行为取向，也以短期和浮躁为主，样样以快钱为宗旨，缺乏长远和非利的其他社会目标。再加上在这种离岸地兴风作浪的，都是外来的券商和各类基金，报纸媒体整天都在讨论这些人的行为、观点和价值观，产生崇拜一夜暴富的心态，这就更了不得了。

其实，不是所有的小地方或者小国家，都一定要走这条离岸金融中心的死路。一个例子就是欧洲的荷兰，产业以贸易和物流为主，制造业又兼有传统和高新科技部门，既有大公司也有小作坊，国际名牌也不少，金融旅游、材料通讯、渔业农业都还不错。香港过去几年不是没有想过搞科技港、中药港等花样，可惜最后都变成了地产工程项目。

所以，香港经济下一步发展方向的选取，不光对香港人民自身生活的取向有重大意义，而且还是其作为中国经济中的一个龙头，成为带动整个经济下一轮发展的驱动轮，推动建立中国—发展中国家经济圈的一个重要条件。

现在中央政府关于粤港澳经济一体化的新政策出笼，可以说是给香港指出了一条康庄大道。通过深圳和香港、广州和佛山、珠海和澳门这样一一搭配的同城化，再利用高速铁路，把整个小珠江三角洲联系成一个一小时城市圈，调整内部的资金流、服务流、人才流、物资流，打破诸侯经济的束缚，这就不光是把门窗撤了，还要把墙壁和篱笆推倒，最后形成一个统一的、一体的行政区域。这样，就会使香港的经济可以真正融入内地，不再靠离岸这条他人的吸血拐杖来苟延残喘。

笔者在《大国游戏》系列前两卷里提到过，香港应该在开发高档消费品上下下功夫。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自己的国家有热爱之心，对自己的文化有自豪之感，对自己的岭南风格有欣赏之意。现在香港的消费文化，还是对西方的法国、意大利过于崇拜，并开始对东方的日本有亦步亦趋之势(当然比起台湾的媚态还远远不及)。殊不知这些所谓文化产品的高档只不过是商业炒作的资金砸出来的。如果香港特区政府、企业和团体，不知道自己这方面的优势，不好好在商业运作上下功夫，不去及时利用自身中西交融的文化优势，发展些高档消费品出来，以后就怪不得自己没有饭吃了。

而这个问题，其实和上面提到的香港金融业里，包括本地出身的华人金融圈里，缺乏欧美传统的自我约束性是同一个问题。如果那些有文化传统的欧美金融家都会在金钱游戏里迷失，那么香港这些没有文化传统的人们结果自然好不到哪里去。现在香港的精英阶层，基本上可以算是所谓西化华人，就是所谓华裔的世界公民，所谓Global Citizen。这个词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俺虽然长着一个中国人模样的脸，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国家，中国人作为一个族群，其利益和俺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俺是所谓的“世界人”了啊。这个“世界公民”中的“世界”，即Global的含义，恰恰和经济上的离岸金融业，以及其依赖的全球资本自由流动是暗合一体的，可以看作是这些自由流动的金融资本全球扩张、唯利是图、无情无义的人格化表现，是在这些精英的人格自我定位上打下的胎记。

这个所谓全球化，最好的例子就是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全球化的战士最听钱的话，哪里有血哪里去，哪里有利哪安家。那么这个和过去封建贵族传给19世纪的金融贵族们的理念有什么区别呢？过去的贵族，如俺们周人的古公亶父、犹太人的摩西，都要有责任心，对自己的属地和属民起保护的责任。就算只是小商人的弦高，也要牺牲自己的牛肉来保护自己的同胞。这种对自己人民(或“属地”、族群)的自豪感和荣誉感，是不可能在全球化的新贵族身上看到的。这些新贵族的荣誉和自豪，不是建立在这种责任感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和其他人的收入差距、享受差距上，比如可不可以开一辆比别人的房子还要贵N倍的欧洲兰博基尼跑车，可不可以拿着所谓巴黎最新限量版、全香港只有一个的手提袋，去追逐刚刚出炉的二流港姐。

而在最后一条约束要素——监管上，香港也有问题。在美国，虽然从业者中老鼠遍布，一些金融背景的犹太人在政府里渗透得很厉害，常常占据着财政部的高位，但国会参众议员没有完全被金融业控制，还是可以有一点点自主性(当然你也可以说是讨好选民，但多少引入了本地老百姓的意见)。例如关于送钱给银行过冬的计划(保尔森7000亿TART计划) ，虽然最后通过了，还是被人杯葛一阵。美国平民历来讨厌券商，有一种敌对情绪，通过国会这条管道，多少能够起一些作用，还有一些出身贵族但还有点良知的精英，插在法院等各类机构里面起制衡作用(如美国纽约州前州长斯皮策老兄，此前就曾经当过检察长，给华尔街添了不少麻烦)。而香港从港英时代到回归之后，基本上还是一个商人政府，在很多经济领域上，是被金融和房地产里的利益集团控制。而在社会的文化取向上，无论是亲政府的商界，还是反政府的反对派，都是以西方思维和英文作为社会地位高人一等的象征，对西方的来客常常持逢迎态度。在法制上，自然是将西方的治理法典搬过来;如果这西方宝典中有些当年罗斯福、凯恩斯弟子插入的限制性条款，就马上向西方的老板们，比如说基金和大银行的掌门人们躬亲请教。洋大爷需要如何做？哦，这条不好，要改要松？好好好，俺们香港马上改，保您一百个满意。

而这种逢迎态度，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北边的珠三角要增强国际竞争力？按照这些人的看法，不就是把农民工工资压低到在全球范围内具备“国际竞争力”，把环保要求摁低到在全球都有“国际竞争力”吗？那么香港的国际竞争力，自然就是把监管制度松得如同妓女的裤腰带。所以香港的股票市场，一天要坐好几轮坐山车，诸如大海上漂过来的对冲基金的操盘，无良大股东李泽楷之流在电讯盈科上的动作，操作手法可是和山西的黑砖窑老板差不多黑啊。

那么香港的小股民们呢？这些可怜的小市民又带有俺们广东人好赌的特性，个个似乎是嘴里含着炒勺出世的，见了任何队都要排，碰见任何股都要炒，这就为这个大赌场提供了外围的最后一层或倒数第二层炮灰(如果大陆一些更傻更疯的QDI I和散户也做敢死队来凑热闹的话)。

结果就是股市运作黑幕重重，而监管上，却因为“怕”损害股市参与者的积极性，会损害“效率”，降低“国际竞争力”，因此技术上可以做到的信息公开有意不做，导致香港股市成为世界上波动最大的股市之一。

中国政府要想让自己的人民币走向世界，把其作为建构中国经济和大中华经济圈的基石，就不能把这些“自利至上的无民族无国界资本公民”当成自己可依靠的力量，不能直把冤家当亲家。印度和中国在经济发展上存有区别，就是因为印度的政府和商业精英里，差不多全是这种人，其特点是以外来的文化作为自己自豪和荣誉的来源，对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尤其是尚还比较贫穷的百姓同胞、族人国人没有责任感。而中国的政府和商业精英里，还是多少有儒家的传统因素在里面的。

要解决这个问题，中央必须派出与香港本地利益集团没有利益瓜葛的独立人士，再加上香港本地代表小股民的人士，共同进行监督，以保证人民币金融的稳定。

在如何建构这个大中华经济圈或中国—发展中国家经济圈的问题上，现在国内有人提出来一种叫作PRC的模式(这里可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英文简称) ，这个东西中文名叫作“生产者和资源供应者循环”(Producer & Resource-Supplier Cycle)。顾名思义，就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实体经济生产国，和其他亚非拉的资源国(当然可以加进澳洲和加拿大) ，建立一个互动循环系统，依靠大家各自的经济结构，形成一个全球性的经济圈。当然，这个PRC要真心实意为发展中国家服务，避免口惠而实不至，走19世纪末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老路。

这种思维方法，其实就是对西方经济所依赖的用信用扩张带动负债消费，把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打入供养者的地位来促进消费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判了个死刑。由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这十来年，建立了基于内部社会分化基础上的过度消费模式，带来了巨大债务负担，这种模式濒临崩溃，导致了美国经济作为世界火车头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时代结束，并将成为美国世纪完结的先声。

由于这个原因，西方发达经济体未来将出现长期的停滞(如果没有负增长的话) ，即使有些增长，也会是非常缓慢。在过去十几年，中国依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经济体市场，来出口产品，消化产能，吸收就业，赚取美元，然后再转手用美元去买资源，从而把货币转到资源型的国家手里。现在当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开始长期停滞或萎缩时，中国就应当以人民币为基础，通过由中国发起的发展，来取代美国的火车头功用。

本来中国经济发展有两个要解决的问题，一个是资源不足，一个是产能过剩。当中国集中发展自己的内需，加上西方经济的衰退，那种“替代性资源消耗”减少了，可以缓解部分的资源不足问题，而中国内需的发展，又可以消化部分的产能过剩。

如果中国可以成功地通过大量的双边贸易关系，和像秘鲁这样的亚非拉国家建立紧密的唇齿相依关系，或者通过地区性的多边合作，比如借参加美洲开发银行(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一下子积极建立或推动与28个拉美国家的经贸关系，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由于西方发达经济体经济萧条和保护主义上升而失去的市场份额。当然，建立机制桥梁很重要，拿美洲开发银行这个例子来说，不是跑到这个平台上当个观察员或者普通会员就可以了——不管怎么说，这个美洲开发银行也是建在华盛顿的，那是美国的后院地盘，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个平台上再搭建专向平台，从而为中国和拉美国家牵线搭桥。

中国应和这些资源国在矿业和能源行业上合作，避免走欧洲殖民主义的那种只是将原材料和原油悉数拿走的老路，而是应该在这些国家发展初级到中级的产业链。像中国在苏丹的投资，为该国带来了从原油勘探、开采到炼油化工，以及成品油销售的整个产业链，使苏丹本国不光可以消费自己生产的汽油，还可以向周边国家出口(与半个世纪前英国在伊朗的原油开发相对比，我们可以看到，伊朗炼油生产都是由那个较有雄心的本国国王自己主导建设起来的)。(www.daowen.com)

这些初级到中级的资源产品，可以提供给中国的制造业，生产出最终的消费品，供应中国和这些资源国家的市场。同时，中国可以在港口、公路、铁路、电信、交通、电力、城市供水、污水处理等基础建设上，利用中国企业的成熟技术和丰富经验，以及合理的价格，帮助这些落后的资源国发展民生。

另外可以合作的一个重要方向是高新技术的农业。由于中国的耕地面积太少，人口压力过大，而拉美和非洲很多地方耕地多，农业技术低，并由于历史的原因，在非洲一些国家出现白人农场主和黑人农民的利益之争，导致农业技术长期停滞、落后，甚至出现黑人农民、独立运动老战士为了讨一个公道，把白人农场主的土地抢过来，但因为自己不会耕种，白白荒废，给西方国家留下极大的攻击口实的状况。引进中国的农业技术，输出中国的农民顾问，都可以帮助这些国家实现农业上的自给自足，并可以把多余的粮食向中国出口，给中国的粮食安全添砖加瓦。

在具体的产业操作上，胡主席、温总理等中国国家领导人，都非常清楚的明白这个方向，也不断地在政治和外交上频繁出击，不断地攻城拔寨。而现在的世界形势对中国也极其有利，正如尼日利亚总统所说，中国是未来的世界领头羊，它往哪里指，俺们就往哪里走。如果中国要上月球，这些国家就会一声不吭地跟着上月球。但是由于缺乏笔者在《大国游戏》第一卷中所说的经济“军机处”，中国经济的各个部门、各大国企和各类私人企业，还是各自乱战，缺乏协调，几乎是一盘散沙。看来，中国的智囊机构有必要研究一下当年大英帝国运作的历史，看一看在协调方面，有哪些东西可以学习。

这里笔者带大家看一下中兴通讯和国家开发银行或进出口银行配合，向埃塞俄比亚出口电信设备的一个操作方法，这种方法可以称为“资源抵押买方融资”业务，算是一个现有的推动外汇储备利用，进行生产(扩张性的境外经济圈)循环，最后建立人民币圈的典型例子。有意思的是，这种操作是国开行无意中实现的，并没有成为中国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可以说尚处于“自发”阶段，没有变成“自觉”的行动。

这个贸易的程序是这样的:埃塞俄比亚想从中国进口电信设备，比如无线通讯设备、光通信设备，但是看看自己的美元弹药库，恐怕今年遭灾，粮食进口都有问题，所以“暂时无能力进行支付”，便要求中兴通讯给予贷款——说白了，就是你先把东西给我，我以后再把钱(现在主要是美元)给你。

中兴通讯是个非金融企业，自然没办法自己来包揽埃塞俄比亚的这些“非份要求”。所以需要有人来接盘，这样的事情，目前在中国，主要是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或者国家开发银行向埃塞俄比亚进行贷款，这笔款项(可以是人民币，也可以是美元)就作为中兴通讯销售设备的收入，直接从进出口银行在国内银行的账户，打到了中兴通讯在国内银行的账户上。

不过，像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这样的发展银行金融机构，因为目前没有存款业务，所以为了这笔贷款就进行了融资——主要是发行债券，得到现金后，存款到其他银行。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进出口银行和国开行多少就受到了限制。

进出口行或国开行的这笔贷款，往往绑定埃塞俄比亚的一个资源可开发项目(埃塞俄比亚的特有资源是金矿资源)。这样，就可以安排国内一家矿业公司来购买这个债权，再以债转股的形式成为该公司拥有的中埃合资项目公司的股份。

看起来，埃塞俄比亚—中兴通讯—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某矿业公司，就成了一条线穿起来的蚱蜢。可是，这个穿线搭桥好处却是大大的有。第一，从实际效果上看，客观上完成了一个金矿合作项目的部分股权换电信工程的过程。这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其实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没有银行机构在里面牵线搭桥，是很难完成的。中兴通讯不可能兼顾金矿，而矿业公司不可能兼顾电信，让中国公司各个单独出击，各自为阵，面对埃塞俄比亚这种低度开发的国家，走不了多远就会碰壁，回旋的余地极小，更不要说完成这种“物物交换”的复杂过程(金矿采矿权对于主攻通讯科技的中兴通讯来说，没有什么用处)。但是经过进出口银行在其中的周转以后，却可以实现融通，做成生意，让埃塞俄比亚开发出自己发展的潜力，人民一夜步入3G时代，岂不妙哉。

其二，更为重要的是，发展经济学上有一个所谓的“大发展协同效应”，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往往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如果不进行一个启动式的推动，永远都是原地踏步，恶性循环。建设了电信，又随即开采了金矿，那么电信其实更有了用武之地，而金矿也因为电信的发展而更加方便开采(当然，把上面的电信换成公路交通这个协同效应会更明显)。这实际上是克服了发展过程中“蛋孵出鸡、鸡生出蛋”的困难。

最后，进出口银行这种贷款利息极低，其实每年贷款利息是1%—2%左右。如果进行自觉的操作，进出口银行的这种模式其实可以起到新增货币管道的功能，特别适合作为经济圈扩大增长相匹配的货币增长实现途径。

如果要把这种模式发扬光大，不光是要有笔者说的经济“军机处”，还要对中国进出口银行这些机构的功能做重新界定。现在中国的一些管理部门，主要侧重金融口的改革方向，离中国建设经济圈的发展需要有很大偏差。盲目受到美式资本市场化思维的干扰，没有想明白经济圈的货币原理，不仅不加以辅助，连进出口银行和开发行这类政策性国家金融工具，都要搞国际银行准则。如果进出口银行和国开行搞成上市公司，受到上市的资本市场要求，即遭到公布靓丽报表的约束，就必须遵从会计上账面主营业务盈利的原则，那么这样关联到货币注入的业务还能开展吗？有些管理部门简直就是脑袋进水。有时他们不仅是脑子进水，而且还身体力行，屡次赤裸裸地威胁国开行不准向华为技术公司进行实质上的贷款操作。

中国进出口银行目前的具体做法是，每年向国务院报告“亏损”，由财政部补贴“贴息”。这种办法虽然客观上完成了货币注入的最后一环，算是起到了经济圈建设的作用(但没有完全意识到整个机理) ，却仍然有不足。这个不足表现在，其一，说到底，如果财政部的补贴贴息还仅来源于国债，那么就是用国债基础货币制度去对付扩大型经济，即将进出口银行的货币“净流出”，通过一轮财政部的送钱“补亏损”，就变成用更多的国债存量，从中央银行“换出”更多的新人民币来弥补。其二，如果需要进出口银行每年先去非洲“猎食”一番，然后再回来打批条要钱，那么将颇为被动。也就是每年被动增加贷款存量，进出口银行的规模也不容易扩大(因为往往每年贴息补贴，仅仅是“恢复”年初的规模——是财政部给你的一种恩赐，而不是一种要主动大力发展的业务;而进出口银行的规模，本来就大大小于国开行的规模，不及后者的1/10，更不能和四大商业银行相比)。最后，由于深受西方经济学熏陶，一些中国最高货币机构里的人，以及监管部门的人，根本不明白货币在宏观上是如何扩大规模的，这些年来天天找进出口银行的茬，指手画脚，今天你这里违规明天你那里不准放贷，平添了非常多的麻烦，阻碍了中国各类有利于发展的创新金融业务的推进。

目前，以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身份，它是一个“非企业、非政府、非事业单位、非群众团体”的特殊法人实体(国家开发银行过去也是这样一个“四不像”) ，且无存款业务。因此，笔者在这里建议进出口银行应当获取支持，开设国内特殊存款业务(面向有业务往来的本国企业、外国企业，做本国和外国政府的美元和人民币存款)。如果能够实现，将为中国的海外发展打开金融大门。例如对于埃塞俄比亚等的贷款，就可让收款人(如埃塞俄比亚电信)存在进出口银行的非洲分行(似乎坐落在内罗毕)里面，这样该国电信或政府和中兴通讯的往来，就只需要在进出口行内部划账解决。而对于进出口银行的资本金，则进行每年的人为修改(对应的资产方，即进出口行在央行的账户数字，则每年进行对应的调升修改)。在业务的币种上，如果是人民币的贷款，则可以让人民币在对方国家里支取使用或存在进出口银行分行账户上(有利于扩大人民币经济圈) ，如果是美元的，则给予一定的限制，尽可能让交易双方以进出口银行为平台进行清算，让这条支付线尽可能保持在进出口银行的平台里(有利于掌控)。

笔者上面举这个例子，其实就是在谈人民币国际化的恰当方向——人民币国际化，在中国走向海外、建设经济圈的过程中，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在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上，必须明确区分两种“人民币国际化”。俺们中国人民，要的不是让香港、上海和天津变成开曼群岛、巴哈马、伦敦、塞浦路斯那种离岸金融中心，人民币变成资本账户可自由兑换，金融国门对国际强盗门洞大开的那种国际化，而是要最终服务于人民币经济圈建设的国际化。估计这一个目标，显然不符合主管中国金融界的一些话事人的梦想，甚至连中央银行、财政部、国务院和发改委，都没有比较清晰的认识。

中国在这次的国际金融危机上，受到的直接打击比较小。所谓直接打击比较小，就是相对东欧、韩国那些金融机构都已经成为附庸的国家，或者像印度这种股市完全开放的国家而言。这其中关键点就是坚持了实体经济这条正路。现在要发展新兴的人民币来代替日渐衰落的美元，要依赖的也还是这条全球实体经济圈的道路，而不是简单地从美国和欧洲受到打击的金融衍生品行业里抢饭吃。其实，没有中国为主体的实体经济支持，西方的金融业，别说是盖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恐怕是两层楼都盖不起。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国家开发银行未来发展方向的问题。国家开发银行作为金融大行，按道理应该继续保有其“政策性开发银行”的身份(类似于法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工业化经济起飞时期的那些开发银行) ，这样可以充分地配合参与到对外经济圈的建设中去。其实，对国开行和华为的“创新型合作”略加修改，就可以成为构造人民币经济圈的一个途径。这套业务线，其实和上面的中兴通讯与进出口银行之间的出口贷款颇为类似，只是形式上略有不同(看起来中华这两家冤家对头、难兄难弟，终归在走捷径，发明创造上还是殊途同归)。目前这条创新业务，基本走的是债权交易的外在形式，以替代表面上的贷款。基本也是“华为对发展中国家赊销——国开行收购华为应收账款债权”的路子。其实应当和国家战略相搭配，在这个链条后面，补上“国家用国债与国开行的非洲应收账款债权互换——国家对非洲国家免除债务(或债转股成为当地中非合资企业的股份)——国债收购入中央银行，转化为‘商誉票’资产”这样一条线，把整个人民币圈的扩大事宜编织得天衣无缝。

现在看来，国开行也是雄心勃勃，试图在全世界所有国家开设常设代表处乃至分行，撸起袖子大干特干之前和华为合作的那种创新业务，好好为中国企业服务一把。但这里目前存在两个困难，一个是国开行已经正式改制为商业银行公司，按照央行的规定，要全面遵守由央行制定的向西方银行管理理论条例看齐的新管理办法，所以像国开行与华为等的合作，很可能将被定义为违规，不准继续进行。这对于中国和国开行都是不利的。按照目前的情况，应对国开行等银行另开特许，而不是一刀切，统统卷入向西方主流看齐的金融改革大潮中。可惜的是，目前仍然按危机前的接轨既定方针继续发展。

另一个问题，就是国家开发银行自身的追求目标似乎颇为矛盾。从目前来看，国开行的行事风格、发展方向颇为多元，似乎只有用“追求新颖”来勉强概括。可以说世界金融里最新潮的、被发现可以开发的项目，国家开发银行都会统统上马。这就导致国开行有各种创新支持性融资项目，又有学习华尔街新奇衍生品的倾向。前一阵中信泰富巨亏，其实其对赌的13家对手中，有12家是外资银行或投资银行，但也有1家本土银行——即国开行。只不过对于这一点，国内媒体多数没有披露。如何强化国开行在产业基金和支持性金融方面的角色，弱化其师法华尔街的倾向，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课题。自2007年中国一些金融机构“扬帆出海，呛水上岸”以来，国开行也是国内民间舆论扣盆子的对象之一。而扣盆子的理由，也多和国开行的这个倾向有关，如2007年夏天购买巴克莱银行股权巨亏，以及2007年11月试图购买花旗股权等。其实这些举动，让笔者说句心里话，都和发展政策不搭界。

谈到建立一个外围延伸的大中华经济圈，还要谈到执政者本身的偏差。拿一个内政的例子来说，中央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考察里，常常有一条是要求你拉多少外资进来。作为一个评比标准，这即使不是一种典型的愚蠢指标，也是一种过时的安排(20世纪80年代缺乏技术的时候，用外汇买技术还情有可原)。这种对外资的盲目照顾，结果不仅是让外资过来占便宜，而且还令许多民营内资，也有动力跑出去换个马甲，变成假外资。最后就是一些老实巴交的内资、国资，无法享受到好处，在竞争中被挤垮，导致整个国家人心涣散。

除此之外，国内在一些投资方面存有莫名其妙的一刀切规定，比如对于公司中技术入股的上限比例，大大制约了高科技人才来华创立起步企业的动机，逼得这些本来有志于为中国人民带来最先进前沿科技的青年才俊，不得不跑到香港设立公司(香港对于科技入股的比例没有限制) ，然后再以香港公司出资的身份，在内地设立“外商独资公司”来经营。这又使得一些国内比较容易出现民族情绪激动的青年，与归国才俊之间，产生了不必要的误解，更是在日后的各类商务案件和扯皮过程中，给一些有心人士留下了暗中操作舆论的空间。

在对外关系上，这种情况也非常突出。笔者有一个不好的感受，就是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当每种政策到落实执行层面的时候，部分中国人就会极端发挥，字面理解，机械操办，小心翼翼，生怕越雷池半步。比如外交上，因为盲目强调“不要出头”这个本来很正确的外交大政方针，结果就造成了大方针的机械化，执行下去变了味，像驻外使馆，本来应当向海外国民给予理所应当的服务，但目前看来很多是无所作为或极少作为。除了胡主席和温总理出访的时候，忙得不亦乐乎，平时就对我中华侨民、在外工人、企业家、旅行者不管不问，碰到问题也是摆一下官腔，拉一副冷面孔。只有出了大事，侨民被人绑架了或者屠杀了，引起了中央关注，这帮老爷们才开始打一巴掌，就挪一寸屁股。

现在的这个对外体系里，也充满了脸色难看、事情难办，把自己本国国民赶出门的官僚衙门陋习，整出一副“只为官家服务，不为草民烦心”的姿态，大部分在国外生活过的中国公民，不论是企业家、工人群众，还是出来旅游的，没有不深受其害的(据说最近在某些国家有所好转，这还是托了一些在外闯荡的企业，特别是高科技企业，如华为、中兴的福)。这种从思想上看不起自己的国民，认为他们没有资格出国(不如俺外交官这么高贵) ，在组织架构层面，也没有为民服务的理念意识，造成了海外奋斗的中国人必须付出很大的代价才可以自保的局面。

这种对外机构没有作为，上面缺乏统一的部署，下面缺乏官民的协作，导致的结果就是到外国去谋生的民间小贩们，缺乏教育和培训，素质上是良莠不齐，行为上是一盘散沙，没组织没力量。反过来，既然小贩们得不到中国政府的强力后援撑腰，就只好大量向当地的外国贪官、警察们行贿，转过手来，体外损失体内补，通过残酷压榨当地工人群众来弥补利润。又因为不团结，造成中国人之间的内讧，并出现恶性竞争，依靠低劣质量的产品来骗人，这就给中国人的形象大笔抹黑。

以非洲为例，中国商人的这种既贪婪又软弱的表现，差不多把毛泽东时代靠无私援助在非洲建立的形象老本快折腾光了。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不考虑劳工群众的权益——不光是对当地的黑人，而且对中国自己派出的民工群众也是如此。普遍都不注重施工安全，没有劳动约束。到现在，这一点已经被嗅觉灵敏的西方国家记者挖掘出来，成为西方用来攻击中国在非洲不当投资的主要口实和火力点。刚果(金)就是典型的例子，西方的保守派财经媒体，一反其历来大力反对劳动保护和社会福利的姿态，专门拨出十几页的专栏，刊登《刚果(金)炼铜炼钴工人现状调查》，把中国浙江商人和中国大使馆，抹黑成贪婪成性、毫无人性的无良商人和敷衍塞责的无情官僚。看来，这已经成为西方与中国在非洲能源资源争夺战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为此中国政府必须尽快通过《中国海外投资劳动保护法》、《向亚非拉市场出口产品质量法》，将中国向西方市场出口的那种产品质量，推广到所有地区(当然包括咱们本国) ，不然中国的形象，以及中国产品特别是消费产品，前途恐怕会短得很。另外一个要打击的就是黑社会组织的海外卖淫活动，要妥善安排这些不幸群体的就业问题，不能把一个大国的脸丢到天涯海角。

中国主管外交方面的一些机构，也似乎开始染上了世袭的通病，玩起血统论那套东东了。结果是养了一大批外交元老的纨绔子弟们，让他们在这里混饭吃。这些二世和三世的公子姐儿们，从小又被崇尚西方绅士贵族风尚的父母送到正中下怀的英国和美国贵族学校里去栽培。笔者看来，这些弟子们早上睡觉没有全醒的时候，也许还以为自己是美国人或英国人呢。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这次奥运会火炬的闹剧，因为触犯到了中国人的底线，海外的中国留学生、侨胞，甚至是很多已在国外落叶生根的华裔人士，都全部自发地站出来，为中国的利益和公理公义而抗争，俺们的个别驻外人员，反而还是一副很同情西方人士的嘴脸，居然还想阻止留学生出来。这也难怪中国的主渠道媒体，在宣传战中败得这么难看，最后居然还是靠着草民的力量，掀起Anti-CNN的大旗，打得西方媒体满地找牙。

当然随着中国一些比较出色的大公司，比如说中兴、华为和一些建设公司，到外面去接业务和进行投资，在此过程中，用良好的企业行为提高了产品质量、员工待遇，受到了当地国家的称赞。而这些公司的后台比较硬，开始带动中国驻外使馆也对自己国家企业加大了关心。前文笔者说到了大英帝国的经验，其实今天的日本和韩国，同样对走出去的企业给予了很多关注。笔者在《大国游戏》第一卷开篇里，就提到当年日本的石原慎太郎建议由日本进取精神十足的企业家，代替没有屁用的外交家，来应付对外工作，这似乎对今天的中国也有所参考。

中国人的海外经营急需改变目前这种“国强民弱”的局面，要想办法让在外面开拓的子民们日子好过一点。而中国作为新兴国家的强势，似乎也没有表现在外交系统的思维上，倒是俺们的人民子弟兵开始明确提出，不光要保护国家的实际边界，还要突破领土、领空和领海的限制，保护俺们国家的“利益边界”，包括在太空、公海和其他地区的国家利益。解放军的大嗓门不是盖的，马上就有了实际的亚丁湾护航，不需要俺们振华公司的海员们，用啤酒瓶子燃烧弹来对付海盗的机关枪火箭筒了。

当然，在有些国家里，比如说中亚这类前苏联国家，外国企业受到当地权贵的骚扰是非常常见的。笔者就亲自看到过一位在哈萨克斯坦的美国商人，因为得罪了总统的女婿，而被扔进监狱的事情。而目前中国商人还没“上层次”到和这些大人物谈分饼的地步，受到的气通常来自一名小警察，但就是这种小人物，往往能耍得中国商人直犯哆嗦。要改变这个局面，需要政府的统一出面，建立起各地的侨民组织，使得有专门的政府机构来协调服务。

这些民间的华人社团，可以模仿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路子，走一次政府搭台，民间唱戏。大企业如中兴、华为等领头，政府派个专员驻扎使馆，作为联络员，大家定期联谊，交流信息。一方面提高自己本身的素质，减少恶性竞争，另一方面，也注意不要搞成自我封闭系统，要和当地的群众融合，形成良性的互动，提高中国的形象。驻外部门要改变现在的为民无所作为的状况，积极地为提升当地的中国影响力而耕耘。中国的民间团体，还可以在国家的支持下，配备自己的由退伍解放军组成的保安机构，为自己的侨民提供保护。

前一阵，笔者看到了一个关于“保定村”的故事。这东西是中国国内民间或半官方报刊多次报道的一个“事迹”，说的是一帮河北的农民，走到了非洲，靠自己的农业技术，帮助非洲国家发展了农业，自己也赚了大钱。这个故事掀起了很多质疑，现在看来也许是个民间骗子的忽悠，而且还是一个在国外闯荡的中国农村骗子。但是换个角度来看，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不正恰恰是因为中国政府机构和民间严重缺乏互动吗？如果这个人能够把声势搞得这么大，包括乌干达什么自由贸易区也让他做副会长，说明他肯定是个有能力的“牛人”，至少是巧舌如簧，善于推销自己，组织能力估计也不是盖的。要给个条件，没准能成为一代商业精英或中国的开路先锋。之所以会被人骂骗子，无非是其背后没有资源——在现在这种状况下，个人在异国他乡一盘散沙中，要想组织起各类资源是不可能的。中国应该收编这种奇才，正式假戏真做，弄假成真，堂堂正正地搞“保定村”。

中国的官方，还应当每年从中资机构长期驻外人员中，选拔聘任其中有意向的、有多年经验的、富有热情的个人作为专职的中国驻某国某地的“开发联络人”。每个地方组织这样一批人作为本地中国项目、中国利益的代表人，就能改变过去那种被动局面，让使馆从过去只有中国公民出事或发生纠纷时，才出面应答转变为主动地牵线搭桥、组织运作。总的来说，这就算是“引民入官”，就好比当年英国商人与大英帝国之间的关系，从商人变成官方的触角。

现成的一个资源就是，在华为、中兴等典型企业的驻外机构中，部分员工希望在企业之外有更大的发展，中国可以招聘此类人才。笔者了解到，这里面有不少年轻人在外多年，志向远大，怀有一肚子热情，又有人生历练，经常能组织团队独当一面，是极好的候选人。如果他们有意向在企业之外获得发展，就应当敞开大门，欢迎吸收这些企业学校里毕业的高材生。这样，就不需要通过每年从外交、外语专业的毕业学生中精挑细选，在外交系统熬到不知猴年马月，慢慢等待了——这种“等待体制”、“排队体制”，在笔者看来，恐怕也难以打造出热情的人才，更可能等到的是灰心丧气、棱角全无、八面玲珑，只为官不为民的“专才”了。当然，作为配套，另一方面也可以“引官入民”，即在世界各地的中国协会搭好后，派使馆一人常驻本地中国协会办事处，作为长期联系人。

当然，对于这些肩负重任的高材，无论来自于民间，还是出自官方，都要给予较高的报酬，而其在为企业牵线搭桥时，也应当采取灵活机制，给予应有的牵线人服务报偿，切不可受制于公务员的各种条条框框规定。如果是纳入准官方人事安排，在体制上可能都需要另设一套。当然，这些执行具体事务的人才，也必须具有大局观，了解整个大的战略图景。

最近中国政府的一项人才培养计划引起了笔者的注意，这个计划就是在大学生里招募农村的村官。这个计划大概是俺看到的中国当代最优秀的一个人才培训计划。通过把经过了现代化知识教育过的大学毕业生，投放到中国的基层，让他们可以学习和实践他们的所学，积累基层工作经验，然后从中间录用公务员，并为未来的中国官僚系统提供一个比较庞大和优良的后备队伍。这个计划既包含中国历史上从唐朝以降的科举制度下的生员选拔机制，又含有汉朝时通过对实际工作的能力考察形成的举孝廉制度，远远强于现在的以组织工作为主的共青团后备制度，将带来中国基层管理人才素质的普遍提高，从而带动政府行政效率的提高。

现在要做的就是解决配套机制和激励机制。一是要建立各种基于互联网的气氛宽松自由的村官联谊会，由各方面的专家们向这些年轻人提供各种专业意见，让有经验的官员们对他们进行传帮带。另外就是激励问题，当然这个问题的根源还是中国的城乡对立差距太大，连农村的年轻人都死活要出来，现在要让大学生作为村官立足，恐怕也有挑战，如果仅仅变成一个给简历上“增光”的暂时性“镀金”，那么就失去了本意。笔者的建议是把诸多权力，比如组织农社、农村扶植的资金拨付(比如农村图书馆什么的)等，交给这些村官来支配。让这些年轻人担负起当家的责任，在组织农村集约型的经济发展、搞现代化农业、进行企业式经营管理、搞城乡统筹一体化的基层对接等方面，尽情发挥才能。在这方面，具有理想热情的年轻人，比已经老于世故的中年人，要做得好得多。

此外，离校不离学，在这些人才的培养方面，还要注意不光让他们提升操作具体事务的能力，还要培养他们开阔的大局观和全球观，所以建立基于互联网的开放而自由的村官同盟就很重要。如果没有这样一支人才队伍的建立，无论胡主席、温总理有什么样的雄才大略和发展计划，因为没有匹配的人才予以执行，最后可能都会变成空中楼阁。

而在大中华—亚非拉经济圈的建立方面，一个关键而不可缺乏的环节就是文化价值的输出。而这是中国目前最最缺乏的。笔者在《大国游戏》系列里，每次在收尾处都要一再提到这个关键点。中国经济走向世界前茅不是太难的一件事，因为中国的历史上一直就是名列世界第一的经济体，只是最近的150年衰落了。中国的军事发展也不是一个问题。俺们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做为后盾，有一大批科研和制造力量作为保障，还有上百万舍我其谁，不取千金财，不惜千金躯，敢于为这个民族牺牲的仁人志士在军队里。可是在文化建设上，说实话，确实没有太大的建树，以至于那些“全盘西化派”，换了个“普世价值”的马甲，就张牙舞爪，继续对中国的文化传承进行攻击。

中国现在到处建立的孔子学院是一个好的载体，可是就笔者了解到的某些情况，在不少国家里，变成了只是学习中国语言、了解诸如JackyChan(成龙)等电影明星以及西方好莱坞制造出来的“定势思维的中国文化”(如武术、太极拳)等的地方。这当然也不是坏事，但还远远不能匹配和满足中国未来的发展需要。笔者的设想是，要把孔子学院变成一个宣传中国有别于西方的新思维的地方。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可以做很多事，比如说要总结出真正的“北京共识”，把它在产业发展、金融扶持等方面的主张，和华盛顿共识作一个比较，写成一个很通俗的教材。同时可以将中国政府自身的经济发展实践、中国的各种少数民族政策、中国如何兼顾市场和政府干预的平衡，以及中国在全球自由化思潮下金融海啸和经济危机中的经验也搞出来。也可以找马来西亚的前总理马哈蒂尔一起合作，总结经验，共同开发。或者把“大中华—亚非拉经济圈”这个实体经济合作的运作思考都变成材料，翻译成各种文字，向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推销。

当然，所有这些都有赖于整个中国文化的重建，而俺们的文化现状确实是一个自我摧残和阉割的侏儒。在人类的历史上，中国文化代表的乌托邦理想，曾是西方启蒙时代一些著名思想家的主要思想源泉。由儒家思想和科举制度建立的中立官僚精英政治，代表着从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延伸出来的哲人王思想，从理性变成了事实。而东方文化的实践，也是西方现代文明崛起的主要因素。只不过从黑格尔开始的西方中心主义，开始罔顾历史事实，全面歪曲和否定中国文化，并把中国文明断定为不能现代化的“失败文明”，得出中国人只有彻底抛弃自己的文化，“脱亚入欧”才可以实现现代化的荒谬结论。

而今天的中国，所谓“全面西化派”(或者是胡适那种“充分西化派”)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说他们是自由主义，在笔者看来其实玷污了自由主义的名声) ，控制着主要媒体，拥有充足的话语权，仍然试图在制度和文化上彻底摧毁中国的传统，建立并维持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天下一统。而中国人的责任，就是如何坚守自己的文化传统，做好自己的文化建设，不光是在器物上，还要在制度和思想上完成民族的伟大复兴。

本卷最后，笔者引用《公羊春秋》中的一句话做为结束语:重建中华文化，“拨其乱，反其正”，吾辈有其责，当仁不需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