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的是，现在中国大城市里的房地产，和全球其他国家一样，在跳水而不是做俯卧撑，这就将很多地方政府走香港之路的美梦给打破了。虽说各地纷纷出台各种救市措施，可是这个全球通货紧缩的大势，岂是你一个小小芝麻市长可以扭转过来的？不过，考虑到很多地方刮地皮刮了好几年，吸毒上瘾，现在刮地皮收入已经超过其地方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那么这些政府如何应对这个财政挑战呢？

下一招估计是要求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地方公债，以此作为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当然，笔者预计发行地方债券的地方政府，主要会是中西部的政府，也许和那些把房价炒得漫天飞的政府并不完全重叠。

所谓地方债券，不论是以省政府名义发行的普通债券，还是省政府下面一个部门发行的债券，或者特定产业系统主管部门发行的债券，例如铁路局发行的铁路建设专门债券，以及市、县政府发行的债券，和中央发行的国家主权债券其实是一样的。其基本的规律表现在要么以增加税收逐年还债，要么以债滚债，以新增债还旧债。

美国的地方政府都是发债的高手，所以在今天这个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几乎个个政府处在破产边缘，包括那个号称“世界经济第六”的加州政府，需要联邦政府的注资(即印钱)。中国的地方政府由于在利改税之后的财权和事权不对应，需要支出的项目太多，包括众多的建设项目，但缺乏足够的财力，所以不得不绞尽脑汁来想方法。这是应当给予理解和想办法支持的。

从中央政府的角度看，诸侯们这种热情，就形成了中观(地方)和宏观(全国)之间的经济博弈。因为每个诸侯都觉得本地区应该大力发展，而中央又成天想调控，就产生央地博弈这个必须解决的矛盾。在以前统收统支的年代，计划经济里的博弈主要表现为，所有省里的诸侯拿着自己的宏伟经济发展计划(因为大家都觉得自己要以“最快最好的速度发展生产”，没人会说“俺们山东省人民自愿今年经济不发展，生产不增加”)到中央计委开会。一开会，把各个省长的计划加在一起，就是5万亿，那个时候大批技术可能都要进口引进，国家外汇又是个宝不能乱花，引进设备不好上马，人民币又不好乱印，所以接下来就是总理向大家说明一番国家的总体经济情况，哭一哭穷，意思是也不是中央不想山东乡亲父老可以每年生产总值增长20%，赶紧奔小康的好日子去啊!你们真的是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啊!不信？财政部长同志，把所有的储钱罐端过来，让大家打烂了，算一算。

结果就是诸侯们当然要体谅总理和国家的难处，不定发展20%的目标了，俺就发展12%吧。于是所有的宏图大略都是见人一刀，从膝盖开斩。而俺们的诸侯们，没一个是省油的灯，事先就料到了这一点，所以就做好准备，学踩高跷，在赴国家计委讨论之前，早已经在头顶上戴了一顶像金茂大厦那样高的高帽准备让你斩。正所谓“头戴三尺帽，不怕砍三刀”。

现在的情况自然不同了，刀斧手中央计委的衙门改了个匾额，叫发改委了，不再砍工程预算了(以前地方对付中央计委的方法就是搞尾巴工程，自己先投资，投资到一半了报上去，地方预算用完了，不加就是浪费国家宝贵的建设资金，看你中央加不加) ，而是砍整个工程。那么地方政府的“高帽”对策就是多报一些工程，砍来砍去，砍到刀斧手脚软手乏，没有力气再砍，最后还是会留下个赵氏孤儿。而被砍的工程暂时放在柜子底，下次一有机会，就再次递进去。

可不？这个好机会就来了。中央刺激计划说是要上4万亿，大家把抽屉里的旧货色一拎出来，就变成了20万亿。现在是实行宽松的财政政策(就是赤字财政)和积极的货币政策(就是银根放松)的东风时候，如果中央的投资和银行的贷款不到位，那么发行地方债券也不失一个好的方法。

发行地方债券，对于很多缺乏建设的地区来说，操作得当，和中央国债对接，应该说是好事。不过发行地方债券，应该有哪些限制，这都是要考虑的。譬如如何确定偿债能力风险，让地方政府在能力允许范围内发债而不要过度发债，以免陷入偿债危机(当然因为社会稳定问题，中央政府肯定会来擦屁股)。另外这个聚宝盆到手，会不会出现不计后果的盲目发展，如何控制投资过度的冲动也需要考虑。当然对官员来说，改善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多了钱，自己有了政绩，可能私下里还能收点好处，所以不能不为之。

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金融界、银行界搞贷款的通病一样适用于债券发行。那就是你钱越多，人家银行就越愿意借钱给你。发地方债券也是一样，富裕的地方自然举债能力强，贫困的地方则可能被市场套上高利息，都难以借钱，借到钱也是高利贷，搞不好就会使贫富地区发展的两极分化越演越烈。

不过无论如何，用地方债券的方法来支持地方财政支出，比用香港式的刮土地方法要好得多。有时笔者真要感谢上苍，一个金融危机就逼得中国城市的政府们不得不转向，让俺国家的败家子们想做坏人的机会都没有，让这些家伙想在城市里搞高地价下的两极分化，发展贫民窟的梦想破灭。

笔者认为，地方债券如果发行，如要防止出现地方政府被迫靠借债进行一些事权(责任)上的支出而中央又不管，结果导致地方政府深陷债务泥坑的局面，那么目前的财权和事权不对称就要好好考虑考虑改良，即要么中央财政让更多利给地方财政(或者是进行更多的财政转移支付) ，要么由中央财政支付地方的非商业公共支出(比如全民统一的国家医疗保健系统等非商业的东西)——后一个方法是一个比较好的可行方法。

关于限制地方过度发债的具体办法，可以用总债务占本地GDP的比重和年度债务占财政总预算的比重这两个数字来限制。这个方法其实和国债类似，就是令地方政府(没有发钞权的非主权政府)可以负责任地运用这个财政融资方法。

如何解决地方的不平衡问题？有一个新颖的方法就是鼓励富裕地方向落后地方贷款，比如说发行一种由上海政府担保，针对甘肃政府的专项债券，同时可以享受免税的利息收入优惠。

笔者在前面的文章中谈到了三个词汇。一个是罗斯福新政，其实就是今天中国政府施行的宽松财政和积极货币政策，通过民生和基础设施的货币投入，以推动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笔者是20年前在中国对外开放开始搞“沿海国际经济大循环”的时代，少有的喊出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拉大隐患的人。而今天在全球经济危机里逼出来的新政，恐怕是改革这么多年里，让笔者最为开心的一刻。

中国今天的特点，经济发展中国有企业的影响力、政府功能的完善，以及制造业的强大，这些都可以和罗斯福时代的美国相提并论，因此比今天的美国更有机会实行这个新政。笔者可以预料的是，通过大规模的新交通、新能源和新农村建设，以及医疗、教育和廉价房的投入，中国的普通民众应该可以真正开始享受30年改革的经济成果，和谐社会的理想开始得以真正施行。

笔者要积极推动的第二个词汇，就是中国的马歇尔计划(第三个词汇是亚非拉经济圈，这个笔者要专门放到最后一章来说明)。那么何为马歇尔计划？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一片废墟，需要重建，而美国那边生产能力强大，有大把的钱，但由于战争结束了，庞大的产能靠国内需求无法消化，工厂要停产和关门，工人要失业。当时的美国政府决定对欧洲国家进行贷款(开始还想着还的，后来就变成了无偿援助) ，让欧洲人买美国生产的货物，使美国的经济继续发展。

那么这个计划对今天的中国有什么启发呢？

先看一下现在广东的情况。广东颇有点类似当年的美国，一方面很有钱(中央银行那里的很多美元储备是由广东的工业赚回来的，广东拿这些美元换了人民币拿在自己手里) ，一方面生产力又很庞大，你下多少订单，俺就交多少货到你手上。现在的情况同样是西方国家的需求少了，工厂要关门，工人要失业(虽然很多开厂的是俺们香港和台湾的同胞，干活的是湖南和四川的同胞) ，经济有困境了。

可是，是不是之前的需求就是真正的需求呢？不是。因为美国来广东买产品的钱，不是美国人自己的钱，而是广东人(以中国中央银行买美国债券的名义)借给美国的。用自己的钱借给消费者，再来买自己的东西，好像很傻，其实不然，正如一位专才所言，货币是在流通中才起作用，不流通放在地毯底下，既不会“增值”，对于社会也没有意义，不会带动生产、经济发展。

广东人的慷慨，使一个扩张型的经济活动产生了。结果是所有参与了这个经济活动的人们，广东的香港和台湾老板，广东的湖南和四川工人，广东的本地居民和广东的官员，当然还有美国的消费者们，都在不同程度上获得了这个经济增长的好处。

那么，如果现在把这句话里的“美国”改成“贵州”，又如何呢？

立即有读者抗议说，为啥只是贵州呢？不如把美国改成整个中国的西部，比如“川陕云贵蒙疆藏”。其实性质都是一样的，还可以加进去“甘宁滇桂湘青赣”。不过为了把问题说得清楚一些，就让笔者这个万分拥护中华统一的死硬分子，把中土分裂半个钟头，讲解完毕后，又像始皇帝一样，重新统一。

话说这个南越国很有钱，生产能力极高，被人称为世界工厂。但是大多数的产品都是生产给海外花旗国、欧罗巴等地的红毛外蕃用。有一天，花旗红毛说，俺们囊中羞涩，不如借给俺点钱，然后拿来买你的东西。你借给俺的钱，马上就回流到你的手里，俺这边还给你付利息呢!岂不是两赚!于是南越国手上的闲钱就转起来了，货如轮转，钱出钱进，花旗人买的货也是愈来愈多，自然欠的债也是愈来愈高了。可是终于有一天，花旗红毛们不敢再来借钱，因为堆在南越国手中的欠条越来越多，那债务欠条的存量，高到自己把自己吓出心肌梗塞了。这一下可坏了，南越国的外部需求没了，世界工厂要歇火了，公司关门打烊，工人被炒鱿鱼，老板做了范跑跑，大家的收入全部炖了冬菇，要开始喝白果粥了。

这时发现，在西边千里之遥有一个黔中国，原来南越国的一位移民居然做了国王，也算是兄弟之邦。大家灵机一动，何不借钱给黔中的蛮子，把花旗红毛的勾当再玩一把？当然最容易的做法，就是南越政府借一笔外债给黔中政府，大家一股脑拿着钱就回南越买东西。不过，黔中国里有明白人摇晃脑袋，不好不好。山里的蛮子不如海边的蛮子手脚勤快。海边蛮子遇上台风，你不跑快就兜进南海龙宫了，个个跑得千里神腿，麻利得很，山里的蛮子，爬山倒是伶俐，但是不够勤快，你要是把黔中政府借来的钱，白给这些山中蛮子，他们一白吃白拿就养得更懒了。既然如此，反正山里缺路，交通不便，不如用这些黔中政府借来的钱，僱本地山人修路，然后让他们拿了工资去南越进货，这样的话，南越的工厂兴旺了，黔中的交通也发达了，也就可以让南越的产品顺畅地进来了。

不过南越国的大臣们心里却起了疙瘩:人家红毛外蕃虽然囊中羞涩，但好歹还是大款，借钱的信用至少前些年表面上看起来还是不错。可是这黔中国却是亚非拉第三世界，不知钱借出去会不会泥牛入海，一去不回。另一个问题就是黔中国穷，自然基础设施和软体建设都太差，南越国企业出货过去，不知道会不会被山中土匪一车拉，不知可不可以收钱回来。

于是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发现原来黔中国里有大量的煤炭可以开发出来作为抵押，就解决了头一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不是没有先例，原来南越国为了得到生产的原材料，已经和遥远的阿非利加(非洲)的众酋长们签定了以矿产为抵押的建设贷款合同。于是这套阿非利加经验，就转身在黔中国这里用了。而当初向阿非利加黑毛出口建设服务，以及向西洋红毛出口货物时，也是担忧收不到钱，需要双方政府签订合同，成立进出口银行来保证出货和接货的厂家不会陷入三角连环债，也就是通过政府银行结算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一下洋为中用，真是皆大欢喜，南越国的生产机器又开起来了，大家都有钱赚了，多出来的货币流转得很快，就变成了利滚利。黔中国的交通也发达了，山里的蛮子们有鞋子穿了。后来蛮子们也变得勤快了，可以生产鞋子了，南越的企业主们一高兴，就把鞋厂搬了过去。

好了，胡扯完了，现在咱们又重新统一中国。政府居然发觉在一个国家里面，反而糊涂，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其实笔者提到的解决方法，就是用中国向美国贷款的方法，改向自己的西部地区贷款，以及用中国开发非洲的方法，来开发西部的地区。

于是有人要问，为啥不用国家的拨款方式？其实也是可以的，但是国家财政的余钱从账面上看并不太多。既然社会上的货币并不少，只是囤积闲置，在信心的恐惧下阻断了流通，没有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简单印刷更多钞票，搞高能货币，还不是最好办法。能够先不创造新货币，而是把闲置的货币和白条置换，调用这些闲置的购买力，让所有社会上的余钱，包括地方政府和民间的货币，可以流动起来，是一个更好的办法。

可不可以让人们用大肆消费的方式来带动内需呢？当然可以，但是中国的问题在于货币财富的分配并不均匀，穷的草民们没有余钱可以花，而富的大款们却钱太多花不掉。最为理想的方法，就是让花不掉的人，把钱给没有钱花的人，这就可以促进消费了。

于是有人会说笔者在鼓吹劫富济贫，要把富人的钱抢了，去救济穷人，这是打土豪分浮财，做现代的罗宾汉。其实最近20年，世界上大部分社会的贫富差距，都出现了扩大乃至过大的情况。笔者掌握的相关资料是，美国近30余年来，扣除通胀因素，全民的平均工资从20世纪70年代的时薪18美元，降低到现在的10美元。而企业高管和普通员工的差距反倒从40比1飞涨到350比1，两相对比，普通工人群众的工资其实更低，下降幅度更厉害。这样的社会经济不陷入危机，社会不产生乱局，那才叫奇怪呢。

而中国面临的不光是贫富差距的增大，还包括先富起来的那些大款们，其财富的来源大多是灰的灰，黑的黑，不太好意思拿到阳光下来晒晒。有一个数据说的是，在身家过亿的大财主中， 2/3的恐怕都是朝中有官好发财。这些社会发展中的不公平，恐怕不是像某些要求政治改革的势力希望的那样，轻易可以放过。这些势力希望中国彻底实行绝对的私有制、美国式自由经济制度，以及富人选举上台控制政府的政治制度，通过立法来合法化这些灰金黑银。大喊几声“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就希望像前苏联和东欧诸国一样，轻而易举地通过一个说得光鲜无比、充满希望的“私有化”，把国家的好东西，妙手空空地倒到自己的兜里。进而大喊和国际接轨，开放资本市场，把国有的值钱货，比如说大银行的股份，送出去了，让外国财团们可以在两三年内，像变魔术一样，以一亿的投资取得十亿的套现。

中国的经济发展，应该是在国家有限干预的市场运作下，让所有人可以发挥其才干，把生产效率搞上去。然后再通过国家的递进税收政策，实现多赚钱，多交税，少赚钱，少交税，做到分配公平。最后通过对弱势团体的福利，来做到社会关怀。中国不能走欧洲式的福利国家之路，搞得全民好吃懒做，每年三个月假期，在泰国海滩上晒太阳，缺乏生产效率，在世界经济竞赛场中没有足够竞争力;也不能学美国的分配不公，用对冲基金杀人越货的索罗斯们，年入10亿，享受15%的税率，而年入三四万的水管工乔伊们倒要交28%的税;更不能学印度和巴西，让富人们盖悬空楼阁、私人庄园，而穷人们挤在大城市的贫民窟里，即使倒毙在路边都没有人收尸。

中国的新富豪们确实有太多不干净的东东，可是要是说让咱们把那些在灰色地带发财的人通过法律关到笼子里，把他们的不义之财给分了，倒也不是最好的办法。因为一个国家要发展，还是要有些头脑灵光、胆大敢闯的人，而且将来要出去和外敌对抗，你也不能靠遵纪守法、循规蹈矩的绵羊出去迎战，还是要靠一些豺狼虎豹才行。不是说很多企业家有原罪吗？那么咱们也不要你接受法律惩罚，而是根据你原罪的大小，开张赎罪券。俺们就拿着你赎罪的钱，该干什么社会关怀都可以，帮你积一些阴德。而后希望你继续搞你的企业，在自己国家里不要再犯法，但在出去为中华民族利益而斗争的时候，该耍流氓就耍流氓，一定要心狠手辣。不要搞得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砍自己家人是猛龙过江，见外面虎狼是死蛇翻肚。

那么如何将遵纪守法的有钱人用不掉的钱，客观上均贫富地平均给没钱的穷人，来提高内需呢？一个办法就是发行由国家担保、地方政府发行的债券。比如说，现在在广东、浙江等沿海一带的省份，有很多余钱消费不了。可是大家还是希望钱生钱，有个好的收益。俺们就可以发行一个5%收益的贵广高速铁路的30年债券(当然人民银行先得把存款利率降到3%，从而显示出这个收益的“优越性”，不过美国存款利率已经差不多是零了)。然后通过高速铁路的营运模式，通过铁路沿线的商业专卖权(车站里的商业租金和地方政府分成)、客运票价和货运收费，保证债券的利息支付。债券本金的“偿还”，如同笔者在前面所提到的，可能需要国家出面采取办法变通。比如在公开市场上允许这些债券买卖，然后由国家逐步收购，或者置换成国债。还可以附上高铁公司券换股选择权，实现债转股(比较方便的是国家收购完以后转股，然后再以此上市，发行公众股份)。

这个方法就是一个有效的过程，用可以“赚钱”的理由，把有钱人的余钱从因无法消费而无法流通的死结中解放出来，拿出来使用。下一步，自然就是通过在贵州当地雇用劳动力的方式，把这些钱以劳动收入的方式，交到了没有钱来消费的穷人手里。

在考虑促进消费的时候，一定要想到是什么原因导致人们不愿意消费。大家都觉得，用雇工的方式让人民可以获得工资收入，要比直接把现金交到他们手上要好，因为怕把人给养懒了。

还有人就担心，如果中国的内需方案只是着重于基本建设，岂不是令那些所有回乡的农民工，都改行变成了建筑工人，这样似乎不是人尽其用。其实，只要一部分资金在基建中用起来，使得这些建筑工人的工资比较合理，那么他们对各种产品的需求，就把其他行业带动起来了。原本在广东生产鞋子、帽子和衣服的工人，就可以重操旧业了。

如果不明白人们的心理状态，就算政府把钱递给大家，可能对经济发展仍旧没有什么真正的刺激效用。人们现在不肯消费，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有很大的后顾之忧，没有工作的人自然不敢乱花钱，有工作的人又担心会失业，个个都准备储粮过冬。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即使手上有余钱可以花，但因为对未来有通缩的预期，觉得将来东西会更便宜。在这些心理预期下，即使被房地产商雇佣的伪经济学家出来大喊什么“买房子就是爱国”的歪理，老百姓也不会吃你这一套。

因此，美国搞退税刺激经济的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基本上不会有效果。发钱给大家，大伙儿要么用来还债，减轻债务负担;要么存起来，应付不时之需。欧元之父蒙代尔提议中国政府发购物券给人民，这是一个方法，但不是最好的办法。因为人们担心的是医疗费用，为医疗存钱，不敢花钱。所以其实可以采用发放专用医疗劵(可以用于治病、买药、付手术费等，但不能用来买其他东西)的方法，来解决人们的担忧，使其可以用现钱消费。购物券和医疗劵的不同在于，前者是肯定会用出去的钱，后者是不一定会用出去的钱，但相同点在于均可以促进同样的消费。这使得政府手上可以储备更多的货币弹药，为进一步刺激经济留下空间。

现在实行的电器下乡是一个好的尝试。政府补贴的13%恰恰就是外贸的出口退税额，考虑到现在出口没有过去出口多，所以实际上是把本来要花在促进出口上的钱，放在了促进下乡上面，其实没有让政府增加任何多余的支出。如果可以把这个退税额向所有的消费产品扩大，就事实上把出口的商品转为了内销，把政府退税的那部分补贴了消费者，应该对内需也有促进作用。

在通货紧缩预期下，人们自然不敢花钱。在新闻舆论方面应该警惕某些利益集团掌控的媒体枪手，特别是香港媒体，以“唱衰”和夸大经济困境的方法，一方面恐吓政府，另一方面企图挑起基层人们的不满，制造中国的社会不稳定。中国政府应该向全体人民通报真实的经济情况。尤其是在美国、欧洲和日本大量进行低利率、“定量”的货币注入的情况下，笔者预期在未来的日子里，比如2009年底和2010年，不排除再次出现全球性的物资原材料大通胀情形。如果中国错过了这个机会，不趁着2008年12月底全球原材料价格低廉的好机会，赶紧吸纳和储存，国民不趁机花钱提高自己生活水平的话，恐怕以后同样的存款买到的东西就会缩水，要为西方国家的金融危机交费。

上次笔者已经对中央政府4万亿刺激计划提出点看法，表示其实应该可以更多一点，不妨在8万亿和12万亿之间选择一个数字(比如说10万亿)。根据笔者最近掌握的情况，看来这4万亿还不是中央出。中央政府原本的想法就是想在煮酱油鸡的时候，自己只出1万亿的“酱油”，倒想让各地方政府和部门出3万亿的“鸡”，自己老是出小头，然后就期盼着有个阿基米德支点，小头敲动大头。这个想法在正常的经济状况下，不失一个好的方法，但在这次全球经济面临崩溃的超大危机时，就不是太管用了。

而中国的中央银行在这次危机前后的举动，给笔者的感觉似乎总是慢两拍。在2007年到2008年上半年，全球物资在炒家助推下通货膨胀，带动国内一些基本食品价格上升的时候，中央银行就认定是国内经济过热，不知道照抄哪条新古典经济学宝典，硬是要调高利率，让人民币加速升值，来“平息过热的经济”。结果调高利率和人民币加速升值这两招，就让不少进口国外原料的中国企业雪上加霜，哀鸿遍野。而在美联储的基本利率已经降至零的时候，中国的一年期贷款利率还是5. 31%，真的是怕中国的企业死得不够快，尤其是那些负担很大的中小企业。

以美国为例，从2008年初开始，美联储总共降息五次，分别是75基点、50基点、75基点、50基点和75—100基点，共下降325—350基点，直到现在的零利率。而自从中国人民银行2007年12月份最后一次上调利率后，一年期贷款利率到了7. 47%(当时很多小企业拿不到贷款，流动资金奇缺，民间非法贷款暴涨到了40%) ，和美国当时的3. 5%相差了几乎397个基本点。当然有人会夸大这两个利率之间的区别，说什么没有可比性，为自己辩护。而2008年中国人民银行在领导的催促下，连续下调四次利率，分别是27基点、27基点、108基点，以及最近一次的27基点，共189基点，使一年期贷款利率降到了5. 31%，同等比较的差距倒是到了531个基点。所以说在经济危机爆发后的今天，相对于美国，中国的货币政策比爆发之前还要紧。

当然，现在企业的主要矛盾，已经从2008年上半年的资金偏紧，转换成了现在的没有需求了(拜慢两拍的金融人士所赐)。现在进一步降低利率，主要能起辅助作用，倒未必能再有灵丹妙药的功效。但笔者就要问一问，美国是全年在降，中国是下半年才开始降，前者下降的幅度大于后者。本来相比出现产业空心化的美国，中国的基础要好一些，回转的空间也应该会充足一些，如果反应灵活，不至于陷入被动局面，可是为什么关联如此紧密的两个经济体，货币政策搞得差距这么大？

再看一下，欧洲中央银行的利率是2%，和美国的差距就是200点。而日本已经是多年的低利率，现在的利率也是0. 1%。难道中国的经济现在还在过热吗？这里就要好好思考下中国的货币政策。(www.daowen.com)

首先咱们要看一下一些国际金融多边机构的历来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货币政策上，从来都是建议发展中国家采取负责任的紧缩货币政策。可是反过来看，西方发达国家在1980年以来，自己经常采取的却是货币宽松政策，至少是一危机就宽松。当然那些“砖”家们有很多理论可以劈下来，说得你哑口无言，可是以俺们老百姓最简单的脑袋和最“无知”的思想来看，却是非常清楚的。

当一个发展中国家开始发展，自然其经济增长速度会比发达国家成熟的经济体要快一些，自然需要大量的资金。如果这时这个国家自己采取货币紧缩政策，使得国家发展百业待兴，需要大量资金的时候，却贷款贷不到，怎么办？当然就是吸收外资了。这些外资哪里来？自然就是那些西方国家了。而发展中国家，虽然有比较高的储蓄率，但由于其政府采取紧缩政策，自然出现资金不足的现象，很多项目无法上马。各地官员不得不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地想办法吸收外资，不惜在各种政策和资源优惠上做出让步。笔者本人在20年前，因为认识几个外商，居然就有俺们一省诸侯，希望笔者帮他的省牵线引资。当时笔者的感受是非常难过，以俺们的诸侯之尊贵，却不得不靠外资来发展当地经济。

而相对于这些“资金”缺乏的发展中国家，储蓄率极低的发达国家却可以毫不犹豫地以宽松的货币政策，让企业以低息贷款及各类杠杆收购，到发展中国家投资和扫货，来享受这些国家较高经济发展速度带来的好处。当然不是所有的这些投资都是获利的，在东亚、东南亚和中国的投资可以说是成功的，但是当年在拉丁美洲的投资就不是太理想。

不过咱们还是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掌握经济理论主导权可以给发达国家带来不小的经济好处。当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明明那些东南亚国家的储蓄率仍然较高，应该采取政府干预的政策，管制资本流出和汇率变化来稳定金融，并进行政府宽松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发展。可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威胁下(因为这些国家是小国，生产链条必须用到国外的物资，要用美元购买，可是那个时候资本门洞大开，美元被掠夺干净，缺美元，所以不得不就范) ，这些国家的政府不能对经济进行宽松式干预，反倒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胁迫下，要提高利率“保障本国货币在自由资本市场上的吸引力”，要削减财政支出保证“财政盈余”(笔者经常想不通本币的支出和本币兑外币的汇率之间有啥因果关系)。结果是高利率憋死企业，财政支出削减激发社会动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经济建设成果毁于一旦，真是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其中有一个不服的马来汉子马哈蒂尔，因为不服气，骂了两句黑手党，搞了一次外汇管制，就被我们的托马斯·弗里德曼记者大爷，当成典型反面教材，写进大作《世界是平的》，供全世界吐口水。

可是当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这些发达国家马上进行政府干预，财政刺激，货币更宽松，甚至是零利率。这些措施都是当年东南亚国家想干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坚决反对的事情。所以亲临其境的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最近写文章，对西方政府和国家货币基金组织口诛笔伐，算是在嘴上出了口恶气。

因此，中国政府虽然不应该学习西方发达国家“以发展中国家为壑”的不负责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建议，但是中国至少也不应该采取过于强硬的货币紧缩政策，而是应当保持一个与西方国家相似的合适利率。参照现在美联储的零利率，中国的利率水平似乎还是太高。西方国家的市场利率，比如说伦敦银行间市场利率(Libor)一年期的利率大概是2%，因此中国的一年期贷款利率似乎至少应该降低到3%—4%之间。

当然，中国央行的想法可能有好多个拐弯，想留一个后手，以求在2009年情况更加恶化的时候，可以再调。这种看法其实是很愚蠢的。一是明年1月后的几个月，日子可能是最难熬的，现在做好调整，可以正好在那个时候起作用。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现在银行体系还没有受到大损害，企业和消费者的信心还存在，你的利率调整、准备金比例缩小和贷款额增大，还有运作的空间。等你再拖几个月，把企业拖垮了，把小老百姓吓怕了，那时候，你就是来个零利率，恐怕也没有人敢借钱来消费和生产了，反倒可能进入一些投机资产领域，比如炒股什么的，让这些东西虚涨，那就把局势更加复杂化了，如果再配上个人民币资本账户自由兑换，那就变成日本那种助纣为虐的国际炒家货币弹药库了。美国现在的例子，以及日本前几年的情况，就是教训。

2008年中国央行在危机主要时期内的降息动作

说句实在话，笔者有一个感觉，中国一些政策制定机构的宏观经济政策，有的时候是小媳妇，婆婆妈妈，有的时候则是惊慌失措，乱了章法。该断不断，必会自乱。非常之时当用非常之策，笔者的建议是将贷款利率调低到3. 5%，中央政府加大经济刺激的力度，不是宣布了4万亿吗？就直接由中央出4万亿，暂时不要在乎地方应该怎么拿出更多的资金和你配套。

也许有人会批评笔者的建议太过激进，比如说如果中央直接出4万亿，那么地方一起上，可不是要超过10万亿？会不会通货膨胀？持这种看法的人，有很多是因为全盘接受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教条(其实新古典经济学里对于货币理论并无研究，都是东凑一点、西挖一些的拼凑“理论”) ，完全不明白，一个像中国这样生产力和产品制造力超强的国家，如果不是外来的能源和原材料这些瓶颈卡脖子，那么可以生产足够的产品，供应整个欧盟、美国和日本，这三个地区的人口总和估计和中国全部人口差不多了吧。而这些国家总人口的商品需求量，估计比中国人的总和要高吧。中国既然可以满足这个量的需求，就不会出现生产力缺位的问题，而生产力不缺位，哪里会有什么通胀危险？

那么中国会不会遭遇今年年中那种原材料和能源价格疯涨的局面？笔者的看法是，现在的西方国家因为银行系统瘫痪，虽然各国政府扔进了巨额的高能基底货币，例如美国已经扔了差不多3万亿美元，但是由于银行系统的问题，表层货币的创造、扩张、循环功能无法恢复，因此暂时会对世界原材料和能源市场造成价格飞跌的下挫压力，比如原来在这些商品市场上的对冲基金们，纷纷在主动或被动地偿还债务，而为了偿债就形成了原来持有的资产的抛售压力。中国要是能够抓住这个大好机会，赶紧把今后数年的原材料和能源锁定，在西方经济堰塞湖大坝跨掉之前布好局，那是大有好处的。

笔者的另外一个建议就是，财政政策要实行“非常支出”。中国由于过去几年靠着外贸出口的外币流入，通过企业所得税、高速公路收费等，中央和地方政府是收钱收得盆钵满盈。这次比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多穿了大棉袄过冬。但是在这个西方世界百年未见的大变局下，非常时期需行非常政策。目前，在世界大部分国家里，企业、项目的微观经济盈利能力已经被忽略，所有的政府都介入经济活动，注资给银行和各个行业，以求保住就业率。因此财政上的“收支平衡”思维也需要改变(笔者也一再强调，本币支撑发展的国家不可能实现政府财政收支平衡) ，不能再以过去领悟的规则来处理危机下的局面。

其中一个办法可以是，专门成立专项的经济救援和转型基金，把这次经济危机需要花的钱，和平时运作的财政预算区分开来。首先可以考虑一下农民工的情况。在中国的1. 2亿农民工中，如果有一半的人必须回乡，那就是6000万人可能会失业。大概有人会抗议俺把问题看得过于严重，认为现在的失业率只是7%—8%，即800—900万左右。笔者的原则是，最好把情况考虑得坏一点，以最坏的情形来做准备，为最好的局面的出现去奋斗。

如果以农民工的月平均工资1000元人民币作为一个基本标准，一个农民工一年就需要1. 2万元。那么6000万人，就需要一年7200亿。再加上今年的600万大学毕业生，如果以每个月3000元人民币的工资收入计算，一年就是3. 6万元，计2160亿，两个相加才不到1万亿，所以看来8万亿是完全可以保证这个就业的，当然这是以最坏的打算来考虑2009年的事情。

中国的经济困境基本上问题在于出口企业导向，这里有三个特点:一是企业运营中很多是外来资金;二是本地工人长期低工资;三是内需不旺，过度依赖海外市场。而中国经济的转型，也是针对这三个方面一一解决。

一是自我创造出内部的本国货币资金，用来代替海外的投资。这个想法说得玄乎一些，显得专业一些，就是前一阵归国的国民党元老后代、经济学家廖子光老爷子的主张，即不是以财政支出，而是所谓“主权信用”(Sovereign Credit) ，即以国家支出的形式，来替代来自海外的外国投资，支持以就业为主要目的的企业，至少以此作为危机时候的过渡措施。

第二就是用自己的内需市场来替代(最起码是部分替代)海外的需求市场，这当然是需要条件的。第三条，也就是第二条的条件，也是这个计划的关键，就是以本地工人的工资增长，来支持内部的需求增长。如果这个做不到的话，只是让工人以现在或者更低的工资水平来维持局面，增加内需恐怕只是空谈了。

那么这些投入的国债又如何还呢？如果经济发展起来，税收有所增加，也可以解决一大批，剩下的则转化成经济规模扩大的必要货币，让中央银行逐笔买入转“商誉”了事。一个更迫切的问题则是，如何让工人的工资增加起来。如果你还是让这些工人做同样的低技术活，恐怕加他们的工资，也不可能加多少，毕竟人那么多，如果你周围的人不涨，你自己要涨，也好像是脚底下粘了块橡皮泥，跳也跳不起来。说白了，必须有“充足”的理由来推动人民群众的收入提高。

这里就牵连上另外一个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经济要转型，光靠投资和市场还不行，还必须有一支技术水准高的队伍，没有这样一支队伍，中国的经济转型只有一个字，难!

前一阵子，笔者听说有个海归回来的清华大学教授大放厥词，说什么中国的大学生太多，就业市场无法消化，其实中国最需要的是农民工。这位仁兄简直就是胡言乱语，口不择言。中国的大学生确实大幅度增多了，但问题不是在数量，而是在专业分布上。中国的农民工也不是中国最需要的——教育水平低，缺乏专业技术，导致他们不得不集中在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力密集行业，又因为长期工作繁忙，没有人引导和有意识地培养，使得人力资本积累比较缓慢(可能其中某些精英积累较快，但还远远不够，还没有实现整体人群的进步)。而中国现在最缺乏的是技术工人，尤其是高级技工。

培养技术工人的学校，就是以前的中专、技校，和以培养技术员为主的大专(大学培养的过去不叫工人，而叫工程师，算干部了) ，随着中国的改革，大部分的大专变成了本科，而中专、技校慢慢就势微了。那么搞了那么多年，现在这个技工到底缺乏到怎样的程度呢？

据2008年7月的数据，在中国技术水平比较高的长三角地区，技工非常短缺，在16个城市中，高级技工缺口占总需求的70%以上。以江苏省无锡市为例，数控机床、热处理、机械检查等专业高级技师以上的岗位，求职人数只达到岗位需求的三成。

由于2008年以来，广州等南方城市的制造企业内迁或者外迁，导致许多技术工人流动到了长三角，部分缓解了技工荒，但是上海等地，由于技工尤其是高级技工的极度缺乏，已经对产业的升级造成了很大的困扰。现在一些企业对高级技工求贤若渴，在上海的模具制造业，如果你看得懂图纸又懂操作，而且有几年经验，那么待遇真是随便你开个价。技术年薪20万不是什么大事。其实这些职位的收入，比部分白领职位，如外语翻译什么的高得多。

从全国来看，总数7000多万的技术工人中，高级人才只占4%多一点，中级工是36%，初级工是60%，和德国、日本等制造业大国对比一下，人家学徒和初级工的比例只有大概15%，中级达到50%，高级是35%甚至达到40%。国内即使是领先于全国的上海，高级工也大概只是19%，而学徒和初级工是46%，离世界水平差一大截。

如果克服不了这个弱点，中国的制造业工艺水平上不去，整体水平恐怕就会卡在这个关口，要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估计很难。这种局面是如何造成的呢？很简单，看一看上海就知道。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的时候，上海有500多所技术学校。改革25年后的2003年，只剩下了83所。不光是学校少了，而且学生也少了，师资流失严重，以前是一个老师教7个学生，后来变成了1个带30个。

这些问题的出现，是由2000年中国对教育的盲目改革造成的。大幅度改革大学招生制度，导致大学生招生人数快速增长，从而抢夺了原来大专、中专和技校的生源。而由于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和改革后对白领工作地位的吹捧，导致原来愿意和希望进入技术领域的学生，削尖了脑袋，钻进了大学的校门，而且还要钻其中的热门院系，比如金融、外语、法律等。这些专业的热门，和学习美国这十几年的教育趋向有关系，可是人家是美国，站在全球金字塔的顶端，前几年泡沫正足的时候，那些专业的学生毕业以后，可以去华尔街做吸血的投资银行家，去麦肯锡指手画脚，或者去做狗腿子律师。但你中国自己把自己先定位成了底端，又培养一批与美国同方向的所谓人才，让他们上哪里就业去？

结果这个空出来的各层技术空档，又没有被更低一级的农村人口所补充，结果就造成了农民工大多数中学毕业，在低水平的劳动密集型岗位上工作，而增加出来的大学生们，又面临僧多粥少的就业形势，大家打破头去抢未能跟上时代发展的白领工作岗位，而高端制造业倒是工作机会大把，却找不到人才。

解决这个情况，自然是首先发动一部分愿意做高级技工的非名牌工科大学毕业生，向这个职业流动，另外就是开始对农民工里的部分人才进行职业培训，将这部分人的技能升级。据了解，很多城市看到了技工短缺的现象，这一两年也有动作，比如说上海开展了和企业合作的定向招生和专门培训计划，希望能够在2010年把高级技工的比例提升到25%。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在全国举行的数控技术大赛，也是为了激发工人们的积极性，来填补这方面的职位需求，比如说人才短缺的60万个操作机床的职位。

中国政府可以做到的就是，不要把眼光只局限在“有形的、看得到”的投资上，光顾着发展和建设基础环境的硬件工程，而且还要增加技校和专科这种软件基础工程的花钱投资。一个好办法就是在各类工科院校里开设短期的技校，为职位需要补充的企业量身定制人才，尽快建立起一个优质的技工队伍乃至工程师队伍，为下一步中国经济的转型打下坚实的基础。

接下去的几年，对所有的国家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哪个国家撑不住，自己就乱了阵脚。比如说希腊和一些东欧国家，因为没有什么内核实力，上不上下不下，可能就会先倒下去。而能够撑下来的国家，并不仅仅在于其经济层面比其他国家好多少，而是在于这个国家和民族有没有决心，在困难的时候可以同舟共济，咬紧牙关，用一个“挺”字诀，硬顶过去。

中国在这个“挺”字上，还是比其他国家占有一些优势——经过了2008年的洗礼，中国的基层民众算是明白了很多道理，不会被内部和外部趁火打劫的势力忽悠出来当枪使。如果中国的各阶层人士不明白这个问题，在危机四伏的2009年，不以大局为重，反而响应海内外的各种忽悠，把中国的社会和经济秩序搞乱，那么就算你有2万亿美金的外汇储备，甚至是20万亿美金，都对中国度过这个难关毫无用处。

就中国现在面临的挑战来说，任何数字上的游戏，比如说2009年的GDP增长率能否达到9%什么的，都不是最重要的事情。笔者一直认为，导致美国今天处境的最根本原因，既不是华尔街的贪婪，也不是华盛顿的腐败，而是美国制度已经不再为普通民众的根本利益服务。1980年以来的近30年里，基层老百姓的收入一直呈下降趋势，不得不靠金融创新这些新骗人把戏来维持生活水平。因此对中国来说，只要中国政府的施政重点真正做到以民为本，切实把基层民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放在首位，以全民医保和社会安全网作为突破点，发挥好政府的税收、金融、财政和货币政策，集合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以及民间的力量，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并对暂时失业的人士提供适当的社会保障，度过这个百年一遇的难关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

在就业问题上，处置好毕业的600万大学生应该是一个着重点。除了温总理提到的增加留校学生做研究和教学助理外，笔者之前提到的作为增加国家货币注入口的研究所也是一个出路。这个做法的好处就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来减轻国内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科研和技术开发上的负担，利用国家的科研力，提升整个国家在行业上的国际竞争力，争夺在国际上的科技优势和领先地位。

这种政府搭台、行业协同的做法，是当年日本“产经联”的玩法。对这种玩法，俺们的主流经济学家们自然是大力反对的，因为这种做法不符合“市场换技术”的原则——笔者要是坚持向这些“学者”问询，到底中国有没有成功地以市场换到技术的产业，恐怕没有人敢给一个肯定的答案。在绝对的“市场换技术”思想的主导下，中国的企业要想搞自己的技术革新，可谓是难上加难。本来中国新兴的企业，在和全球已经称霸几十年的大公司竞争时，在财力和技术能力上都处于劣势，再加上中国很多行业对外开放度过高，到处都是外资和合资的影子，外国资本加上他们的中国买办代理，伙同利益攸关的政府官员，很容易就把这些企图创新的中国公司给干掉。

另外一个问题是，科研和技术的基础研发没有赚钱的。你要是以利润要求来考量这些机构，那就是赔钱，如果你靠一个以利润和市场为主导的思维来考虑，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些技术研发会把一个企业拖垮。

但是日本的经济学家，至少在1980年以前，即没有被新自由主义思想洗脑之前，是不会太在乎这些问题的。因为产经联代表的是一个工业国家的最核心竞争力，是一个餐馆里的大厨。没有这个大厨在那里顶着，一个国家就没有真正的实力。依靠外来的技术，变成一个世界工厂和装配车间，只不过是把人家大厨炒出来的菜，最快速、最便宜地端给客人享受，或者最快速、最便宜地把客人吃完菜的盘子洗刷干净。一旦人家大厨往东南亚一走，去找一些更便宜的端盘子、洗盘子的人，那你那个餐馆就只好关门大吉了。

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中国这30年的经济发展，恐怕就会停留在端盘子和洗盘子的“成就”上，靠外资投一下，或者靠房价涨一下，搞一点泡沫GDP。如果没有自己脚踏实地的工业基础，那么中国的GDP与美国靠律师打亿万官司造出的GDP以及靠金融衍生品花出来的GDP，是基本相似的，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其实产经联的玩法并不复杂，就是用三大块来建构一个国家的工业科技基础。一块就是政府，通过退税、投资、政府采购专门产品等方式，帮助基础工业板块的行业来做到收支平衡，账面不赔。一个常见的例子就是美国的军需品采购。正是美国政府大方的采购，才会从军队的实验室里，搞出来互联网这样的新科技。政府的这个行为，其实和中国过去的计划经济是同一条路子，通过长期战略和国家发展的思考，具体体现在对科技发展的大战略上，不受所谓的市场经济的即时利益追求任意支配。

第二块就是工业基础的产业，为其他产业提供主要的原材料和初级产品。这一方面要考虑的就是如何通过专利保护，为自己国家的中下游产业提供先进但价格低廉的商品和技术，保证这些企业可以在国际上具有强大的竞争力。在对这些商品和技术的运用上，必须做到内外有别，比如通过不平等的对内和对外价格，来保证自己国家的企业的优势。也可以通过各种技术出口管制来控制，美国多如牛毛的国家安全出口限制等，都是为了这个目的。

第三块就是由政府和各个行业组织支持的研究院。不同于现在大学那些以搞学术研究为主的研究所，这些研究院应该更接近中国过去各工业部下属的研究院，专门为定点行业提供针对性强的攻关项目，为需求定制研究。

在当前的形势下，第三块应该作为当前大学生就业问题的主要出路之一。就是在各个基础行业里，由国家大量成立研究所，在纳米技术、新工业和建筑材料、新能源电池、太阳能等领域进行投资研发。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对中国所有需要进口解决的各项中间产品，列出一个清单，搞一个100个顶级产品“进口替代”的项目，让这些研究所成立专门课题组，绕过外国专利和技术，不断提高中国的自主研发能力。

大家也不要以为这些研究都是“赔钱”的(虽然笔者之前把它们定性为“货币注入口”，也是赤字的概念)。在这些技术的支持下，中国的中下游产业在全球赚回来的利润，通过国家的税收，就补回到这些投资上去了。以美国为例，由国防购买带动的高新技术发展，以及对美国工业的贡献，可不是那点投资可以衡量的。

最近美国的14家电池和新兴材料公司组建了国家交通先进电池制造联盟，希望以美国政府和行业协同的方式，来抢夺新交通工具电动汽车里的锂离子电池的技术领先地位。这14家公司分别是3M、Acta-Cell、All Cell Technologies、Altair Nanotechnologies、Dontech Global、EaglePicher Corporation、EnerSys、Envia Systems、FMC、MicroSun Technologies、Mobius Power、SiLyte、Superior Graphite和Townsend Advanced Energy。这个联盟的宗旨是成立行业共享的研发和模型中心，开发出来的技术和产品可以让大家一起享用。该联盟决定在以后的5年内，会投资10—20亿美金，而大部分的资金都将来源于联邦政府。

这个计划非常类似于美国在1987年建立的半导体制造技术联盟(SEMATECH，即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当时，美国半导体制造业眼看着就要被日本超过，需要政府和行业的合力来夺回武林盟主的宝座。美国政府通过国防部，五年内投资了5亿美元，和14个美国大公司，包括英特尔(Intel)、惠普(HP)、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等，建立了伙伴关系，终于为美国半导体工业抢回了竞争优势。这个关系一直延续到了1996年，算是为美国在这之后的高科技革命创造了硬件上的基础。

从这个发展趋势来看，中国的企业，比如说比亚迪等公司，要想在竞争中单打独斗，来应付人家整个国家和行业之力，前景真是堪忧。不过比亚迪的电动车方向，从来就没有受到中国政府专管新能源汽车项目的科技部的支持，是靠了美国大亨巴菲特的资金才有机会出来玩一大把。据说这里面有一些技术之争等原因。当然，的确不能只支持一家，否则国内企业自己也成了垄断大老爷也不好。笔者的建议是多建几家，至少两家，维持一个竞争的样子，刺激技术进步。但是对于比较现成的平台，如果一点都不支持，是真的说不过去的。

如果按照现有这个方向走下去，看来比亚迪最后被美国公司买下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不被收购，那么在中国这个缺乏整合的行业中，互相内斗一下，然后科技部的专家们再以技术门派、毕业门户、意气和利益的分歧，打压一下，恐怕要再撑下去，就会比较难了。当然，我们的一些经济专家们，可以在等美国人抢回新电池的国际霸权时，又继续高歌“市场换技术”，让中国继续为外商和外资们洗盘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