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大家整天谈论的就是如何将中国沿海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迁到中西部人口密集的地区，如四川、陕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等省，以及如何在沿海地区，将产业升级换代，从简单的代工(OEM) ，走进设计加工(ODM) ，并进一步走进品牌加工(OBM) ，变成高附加值的品牌生产。

而所有为这方面所作的努力，到笔者写此文为止，成效都不是太大。西部和中部的省份，派出了各种招工团，希望将沿海民工中自己输出的家乡父老，尤其是做了技术领工和从事比较高技术工作的人才挖回来的时候，这些人才又因为沿海当地前一阵的劳工缺位，导致自己成为香饽饽而不肯回乡。而沿海地区，虽然大谈特谈腾笼换鸟，可是在具体处理方法上，似乎都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直到来了新凤凰，才想着怎么踢走老母鸡。

现在好了，金融危机带来了严峻的国外市场环境，中小企业或者经营不善的企业开始倒闭了。大量的农民工开始凤回巢了，整个局面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大家希望发生的转型，现在被强制的经济规律逼上了台面，看来不改就是一个死字。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如何做到成功转型，重新整合外贸加工业，并在国际市场上抢夺品牌，就需要一个国家级的机构来进行运作。

20年前，当广东沿海地区兴起“三来一补”，以国际贸易为目的参与“国际大循环”的外向型经济时，笔者就很鲜明地提出，要注意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当然，笔者当时赞成沿海发展外向型经济，但是相信中西部经济的发展不平衡，不是一头发展外贸经济就可以解决的。笔者当时认为，只有把外贸经济当成一个过渡时期的工具，才可以保证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和政治统一。

而中国改革到了今天，自然取得了经济的长足发展，但是也创造出了一个依赖于继续维持这个经济发展模式的强大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的主要诉求就是维持这个发展模式，继续在不利于中国整体利益的情况下，满足自己在政治和经济中的现有利益诉求。如果中国继续被这些利益集团挟持，那么走下去的道路就是拉美化。

这个集团在政治上要打的旗号就是把“改革开放”搬出来，修修补补，为己所用。光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谈之后在邓小平理想中的“共同富裕”和“小康社会”。其主要要求是继续外贸企业的出口换汇，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工群众，满足于在世界体系中垂直分工的低端地位。在这种思考方式下，自然就是反对《劳动合同法》对工人权益的保障，赞成国家竭力加大出口退税、贷款优惠的倾斜政策。

而在舆论上，就是以香港报纸为基地，竭力夸大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难度，用不准确的流言和报道，来干扰中央政府的决策。以夸大大规模企业倒闭、经济发展大跳水等严重后果，来吓唬政府和人民。而一些对真实情况比较了解的报告，只可以在网上流传，却无法登上该上的媒体。这终于惹恼了俺们广东的汪洋书记，汪洋书记坚定地出来大声说，对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不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倒闭企业，就是要让他们倒，不要救。

其实汪洋书记的底气之足是有原因的。因为由中央政府推动的出口企业转型，使中国产品中的机器设备和运输产品的比重大幅增加，而低附加值的玩具和鞋类占中国总出口量低于5%。要不是因为中国这几年增加自己的技术研发投资，有意识地对产业进行区别扶持，这种局面恐怕还是不可能做到的。在现在这个大好的大浪淘沙的情况下，对外贸企业的退税和扶持，要区别对待，适可而止，不要又救了一些需要被淘汰的不良企业。

在制订中国的开放政策时，一定要明白，开放的目的是要对中国有利，而不是为了开放而开放。尤其是针对中国未来在世界的定位问题方面，不要被一些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其实就是上面讲的那些既得利益集团的枪手)忽悠，继续采用以“市场换技术”的方式，把国家各种重要或利润丰厚的行业向外资开放而又不思进取。更不能让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和国外一些利益集团勾结，一起分享高价产品带来的厚利，并以所谓“国际接轨”和“国际市场分工”的口号，扼杀中国企业自主研发创新技术的生存空间，迫使中国的工业只停留在技术的最底层，只为国际工业分工提供廉价人力、土地和环境资源。

在中国改革的政策上，这些所谓经济学家则以新土地改革为幌子，希望中国放弃那些在欧洲、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都有一定成效的做法，譬如以保护农民权益为基本考虑的农业合作产业化和农民协会，号召土地搞原子式家庭个体的私有化，再美化美国式的大吃小的农业集中化道路，希望为近10年发展起来的利益集团主控的城市资本到农村圈地提供条件，并企图实现农村的大规模土地兼并，迫使农民流浪进城市，为他们的外贸型经济提供源源不断的廉价工人。

在这些利益集团的眼里，中国经济的发展还是应该让中西部人民和农村的农民“多穷几十年”，这样才可以对中国的整体发展更有利。不信的话，你可以查一查那些反对《劳动合同法》的经济学家们的“宏论”，看看笔者有没有说错。

因此，在新土地改革、农村改革的看法上，笔者这类人希望切实保护农民利益，希望农民可以通过产业发展、土地发挥有效功能而升值致富，但那些人希望看到的是中国向拉美化的方向前进。比如说菲律宾农村的例子，和拉丁美洲的很多国家一样，就是创造出庞大的城市贫民窟，来保证源源不断的低价劳工。笔者觉得中国城市发展的底线，就是不允许创造出这样一批城市流民。但很奇怪，中国居然就有所谓的学者，跳出来要求中国建立城市贫民窟，还号称是什么“自由”，不知道这位学者是否享受过孟买贫民窟里的生存“自由”。

好在中国还有很多为农民利益而思考的学者，不论是在朝的还是在野的，如陈锡文、李昌平、温铁军、曹锦清等人，不像上面那些“学者”，整天呆在书斋里，用一知半解的新古典经济学去“推理”农村改革应该怎么做，而是能深入基层，深入田间，把自己弄成半个泥棍子去了解实际情况。这些学者的存在，也令中国的农村改革不会被利益集团分子绑架。而且，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信息传递的快捷，农民们在保护自己的利益不被城市土地资本集团侵袭方面，也增加了手段。笔者认为，这些学者对三农问题的研究，算是直追晏阳初、梁漱溟等前辈大师，为中国农村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政策选择空间。

而利益集团在金融上的主张，就在2008年9月到11月美国金融危机救市期间进行大肆鼓吹。说什么因为美国人实在没有钱了，中国就必须借钱给美国，买美国国债，这样美国人又可以大手花钱，好让这些外贸工业的得益者，又可以继续玩下去。那么，既然你要借钱给那些美国人来消费，中国国内是不是也能借钱给那些穷百姓来促进内需呢？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看法是可以，但这些贫穷的中国百姓必须先搬到美国，才能借到这些钱。

不过真是人算不如天算。现在是美国人民给吓怕了。你就是硬想把钱借给他们，他们也不敢借了。美联储的目标利率是1%，但实际交易的银行间拆借利率大概是0. 25%，可是美国的“二级货币量”(M2，可以衡量美国贷款恢复情况的一个指标) ，还是在持续下跌——钱都在国债市场里面打转，银行系统业务还萎缩着呢。美国人前几年的乱花钱，也有一个好处——经济表象好的时候，通货膨胀不太高，借贷消费火热的时候，几乎各种实物消费品在家里堆积如山，时不时要捐给救世军去帮穷人，现在手里还是有不少积累下来的消费品(一台电视好歹也可以看10年，一个iPod好歹可以用3年，就是一双耐克鞋，过去脏了就扔，现在洗洗再穿，应付个两三年不成问题)。所以美国人民只要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就算是被赶出住房，我也可以安家。已经有美国人开始在户外的公共土地上建设临时帐篷城市了。这样的话，两年内都要节衣缩食，你中国的那些外贸商人们还想着重温旧梦，那就继续做梦好了。这下就算中国政府里有人想走拉美道路，都没有机会可以走了，实在是中国人民和国家的大好事情。

而这个被逼出来的经济转型，是关系中国人民未来福祉的大事情，需要沿海和内地省市的通力配合才能做好。下面笔者就针对这个转变的几个步骤，提出一些看法。

首先，在应对当前这个形势的时候，千万不能有侥幸心理，以为只是这个年关难过，以为如果政府各种应急抱佛脚的救援措施“得当”，比如什么《劳动合同法》取消或缓行，取消最低工资制度，不断调高出口退税，放水银行信贷等，顶一顶过去就行了。笔者发现最近有些香港报纸连将人民币再度贬值的口号都喊出来了。这些办法也许可以救急，但不能救穷，最多可能救一时，不可能救长久。

为啥这么说呢？因为真正的经济衰退还没有开始。笔者上次说过，因为相对于德国和日本，中国的产品主要还是在低端和常用品市场，相比这两个国家的高端产品市场，受到全球需求萎缩的打击要迟一些，大概要迟3—6个月吧。而中国在2008年10月之前面临的经济速度急速下滑，并不是因为受到了金融危机的直接影响，而是俺们中央银行在2008年秋天以前一直重手调控，经过一系列的增加准备金，提高利率造成的，使得不少企业经营很困难。随着2008年11月国外需求的大幅度削减，这些问题开始初步显露出来。

现在的欧洲，尤其是全球主要出口国德国，以及亚洲的主要出口国日本，都已经步入了衰退期，而中国出口的主要标志之一，美国各地的沃尔玛商场的销售情况还马马虎虎，可以说保住了一个底盘。但随着美国和欧洲开始大规模的企业倒闭和工人失业，熬过这个西方世界的圣诞节假日销售季节后，零售业就要开始大量裁员。到2009年初的1—2月，会出现中国外贸加工业的大衰退。

美国在那个时候，应该有一个退税刺激经济计划。但是以俺的估计，按照“债务通缩”的推断，这些退税刺激估计会大部分用于减低美国家庭的所欠债务，不会用来增加消费，对中国的出口贸易不会有太大的帮助。

基本上，不论想不想转型，中国可能都没有选择。因为中国一些政府部门的犹犹豫豫，不能料敌之先，在《劳动合同法》和《环境保护法》上拖拖拉拉，耽误了几年，已经错过了转型的最好时机。现在危机当前，转型的社会风险和经济代价就要高很多。不过人类的一个通病就是得过且过，不被逼急了就不会屁股挪个窝，不被打痛了就不会主动变革。在要么转型、要么死亡的两难选择下，大概还是会走转型之路的。只不过现在转得越快，将来的问题越小些，再用各种扭扭捏捏的方法，左拖一下，右拉一下，半年后这些企业一样生存不下去，还是一样要面对为新失业的工人群众创造就业机会的问题。

现在与其浪费财政资源，还不如尽快安排企业的内迁。最好的办法是，通过成立一个国务院转型办公室来领导和协调这个工作。在沿海的广东和浙江等地，首先看紧问题企业，防止不良企业主卷款外逃。根据各行业的企业运作情况，有计划地实行关停并转的工作，可以在剩下来的整合后的企业中，进行各种金融扶持的帮助政策，协助这些企业度过难关。而在民工回潮的主要省份，可以将他们现有的技能为首选方向，实行资金投资制度，在这些地方的农村兴办工厂，以国家扶助的方式实行补贴政策，让这些新企业可以做到盈亏平衡。同时通过国家协助，建设销售网，扶持民间自办各类商业企业，在中国的中西部省份寻找销路，或者是以扶贫的方式，将这些生活必须品发放到扶贫的地区，或者以中国外援的形式，将这些消费品运到非洲和拉丁美洲去，帮助当地的穷苦百姓——比如说，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援助、无息贷款，其中一大部分的金额可以考虑采取中国货的方法结算。

在企业的内迁方面，如何把倒闭的中小企业的工人，根据其回流的省份，整合成大型企业，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课题。通过整合，建立起一个产业链，才可以真正完成中国的这个产业转型，使内地省市成为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心。

而在广东和浙江沿海的企业，就可以用来保住萎缩的海外市场，并争取开拓中东的新市场。其中一个方法就是留意美国和欧洲的消费品国际品牌，一旦这些品牌出现困难的时候，趁机以低价吃进来，然后争取将其设备和设计人才全部搬回来。因为广东和江浙一带，生活水平和综合素质比较高，又有两个国际大都市香港和上海可以为这些人才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然后以这些设计人才为技术领导，带上一帮江浙和南粤本地的心灵手巧、脑袋灵光的设计人才，尽快把这些软实力建立起来，为将来占领消费品的全球高端市场打下基础。

一旦将品牌的设计和营销中心建立起来之后，沿海地区就没有必要继续进行实际的生产，可以将下属的工厂搬到中西部去，利用中国这几年发展起来的地区高速铁路来解决运货问题，本地的人才则集中发展“设计密集”、“艺术密集”的服务链条环节。

这种方法对沿海和内地双方的好处都很大。当沿海地区成功建立起高收入的品牌设计和行销中心后，由于创造的工作职位属于附加值极高的高端职业，就会自然而然地带动整个地区的地租价格，进而带动整个地区的土地价格，形成财富效应。而内地制造产业的兴起，同样会带来当地土地价值的增长。一个例子是北京的首钢，首钢搬出首都的石景山区，到唐山的曹妃甸，对前者来讲，原工业园用地将变成价值更高的城市商业和办公用地，造成地价大涨，形成级差地租。而对后者来讲，新工业园区则将原来的荒岛沙土地变成了更高价值的工业用地，也造成地价的上涨。因此，根据需要，将产业分布地域进行合理化，对中国的整体以及内部的各个地区都会是皆赢的结果。

以广东的情况为例，现在已经开始建设贵阳—广州高速铁路和南宁—广州高速铁路。以这两条铁路为出发点，通过南宁—昆明高速铁路、贵阳—六盘水—昆明高速铁路、贵阳—重庆高速铁路和贵阳—成都高速铁路，就把整个大西南和华南联系在一起，通过珠江三角洲的龙头作用，可以把一盘棋完全走活。通过整个产业链的分工，尽量让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靠近劳动力密集的地区，而让对市场观念、国际贸易、世界风潮都比较了解的沿海地区，与世界各国争夺高科技发展、新产业开发和高消费品品牌等软活，使中国自己内部的产业分工趋于合理化。

其实很多人不明白，中国的沿海地区相对于内地地区的富裕，和美国的东西海岸相对于中部内陆地区的富裕，原因是差不多的。除了地理优势之外，主要在于这些地方的人民思想比较开放，见识比较广，行为比较敏捷，这些是其中决定性的因素。如何利用这个现实存在的地区差异，加强中国产业的整体竞争力，让各地区都可以吃到应得的那份蛋糕，并在未来发展中，缩小地区的差距，需要在这次的经济大调整中有一次全面的思考。中央的政策不能过于短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被眼前的困境吓破了胆。如果政策的出台过分慌乱，毫无章法，惊慌失措，将无法有效解决未来的发展问题。

笔者本来和大多数人一样，对中国GDP的计算方法不甚了解，和大部分的专家一样，常常套用西方GDP的算法，试图来解析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后来经过这方面的一些专才的解释，才算弄明白以前的一些看法是错把冯京当马凉，分析出来的结果自然是鸡同鸭讲，隔靴搔痒。

这里俺不想在具体的计算方法上多花费时间，比如说美国统计GDP主要用的是“支出法”，中国主要用的是“生产法”和“收入法”，这些方法有何异同就不用去深究了。把这些专家的说法照抄过来，只是想说世界上任何国家的GDP其实都有忽悠的成分在里面。而中国和美国的不同在于，美国是往大的方向忽悠了，中国是往小的方向忽悠了。

当然， GDP的具体数字是不是准确倒不重要，关键还是看这些数字的相对变化百分比，从而可以得出一个对整体经济形势的把握。比如说，一个在中国似乎被广泛接受了的看法是，中国经济的年增长速度至少要达到8%，如果达不到这个水平，中国就不能创造出足够的工作机会，中国政府就会面临社会不稳定的局面。其实在笔者看来，这个对经济的基本判断本身似乎就不是很正确。

这个8%，好像听起来很明白，但是它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呢？其实这个数字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弄出来的，而且原先的数字是7%。在此之前好像有一阵子，笔者听到的是9%，还常常听到要保10%，现在才开始听到保8%。当时提出这个数字的时候，中国要解决三大人群的就业问题:首先是大规模下岗的国营企业职工，然后是每年城镇里新增的适龄劳动力，再就是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

其实把农村跑到沿海地区打工的劳动力称为“剩余劳动力”，本身就是一个荒谬的叫法。这些劳动力背井离乡地跑出去打工，并不是家里没有农活，而是国家确定的农产品收购价格太低，使得农产品整个市场价格很低，导致务农收入太少，“种地不赚钱，肥料花费都比不上”。再加上中国的农村投资太少，基础建设中的水利、电力和交通太过落后，这样又吓跑了很多银行，农村的金融投放量极度贫乏，使得农村的各种轻工业、商业和服务业极度滞后。中国政府近年来在免除农业税收方面的政策值得称赞，但还是要投入更多的资金来发展农村的这些产业。可是从GDP的角度来讲，这些产业中的大部分属于自产自销，为自己服务，都没有计入GDP，所以各地官员也就没有什么动力。很显然，和十几年前相比，中国今天要为农村人口在沿海创造就业机会的压力显然低得多。

第二个就是中国今天是否面临着十年前大量国有企业员工下岗的问题，相信大家在生活中都可以获知答案:除了资源枯竭型城市，其他城市在这方面没有承受类似十年前那样严重的压力。

第三个就是今天开始走进劳动力市场的人口，这大约是计划生育实行后，出生在1988年前后(如果用20岁来划界)的年轻人群。那么这个就业新增人口压力，是不是比人口高峰期出生的前10年，要小一些呢？

如果这些答案都是对的话，也许中国GDP增长率并不需要这么高。而根据中国现有的经济情况，在没有任何政府财政刺激的情况下，消费、投资和外贸保持良好增长，估计能推动GDP增长5%—6%，和1998—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情况比较相似。

那么是不是中国就不需要这个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呢？当然不是，在全球经济萧条的时候，中国需要的不仅是加快国家建设，快速提高中西部人民生活水平，还要趁着自己手上拿了一大把美元，在全球原材料、能源、技术、设备和人才等都比较便宜的时候，赶紧大购买，在美元还没有变废纸之前大量储货。搞石油战略储备，进而做好中国各地方现代化所需要的原材料储存，解决诸如柴米油盐等民生性物质生产的短缺软肋，买了存起来，免得再在国际市场的大起大落中，像2007—2008年这样哭爹喊娘。

在美国现在需要帮助的时候，不要去买更多的美国国债来增加自己的废纸储备，而是要买一些对中国有好处的技术(可以向美国施压) ，比如说高端医疗器材技术和公司，搬回中国消化和制造，将生产成本降下来，然后制造出处于技术高端的医疗设备，建立起涵盖全国城市乡村的基础医疗设施，降低中国全民医疗保健的开支。

还有就是，买断美国或者德国的煤炭开采技术、设备以及清洁煤等工艺，将中国煤矿开采业变成一个清洁安全的绿色工业。可以通过国家控制的大型国有企业购买，然后以低价的方法收取一点技术使用费，或者免费让中国的其他企业使用。在这些问题上，中国政府要用一个国家的战略眼光看问题，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企业。让中国的煤矿工业少出事故，让煤矿工人不死于非命，让山西等地方可以有个干净的天空，让中国医疗系统不用花费大钱去治疗肺癌。这些比在美国的国债上赚几个利息，要实在得多，不要把自己变成一个眼睛只盯着几个铜板、几个电子账户账面数字的守财奴。

在农村建设上，现在有一个误区，好像农民如果不去沿海地区打工，就不算拥有一个职业。按这种标准，那么中国的8亿农民可不是一大半都在失业？问题的实质是，只要政府的农业政策对头，农产品价格收购合理，其他综合性的产业发展起来，农民的实际收入提高，生活水平好了，农民群众是不是一定要在工厂里打工并不重要。当然，现在的农村年轻人，不愿意在农村呆着，在笔者看来，还是因为城乡差距过大，这不能成为走老路的理由，而应当变为一种鞭策，要加速缩小城乡差距。

中国农村发展的最大误区，就是本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太重。本来农业经营的模式，分干有分干的利弊，集体有集体的优劣，应该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因地制宜。比如说，南方水稻田的插秧工作，不管你是当年的人民公社，还是今天的包产到户，都需要村里的人们互相协作，才可以完成。当年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公社忽略了私人收益对劳动积极性的刺激，但在邓小平时代进行的包干到户，搞到后来又似乎走了另一个极端，开始忽略集体协作对农村公共工程的重要性。今天农村的生产能力得到释放，和当年集体模式下开展的农田水利等基础工作是分不开的，而这些工程由于长期不被重视和修缮，似乎有折旧被耗光的情况。可是，今天大家一谈到这一点，好像马上就有要拔改革开放红旗的嫌疑，这就使得农业发展的思路被自己今天一头明天一端的意识形态框框限制住了。

笔者说了这一大堆，意思就是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不应该以保住GDP增长为基点，似乎某个数字没有达到，大家就是一脸的花容失色，面如土灰。本来GDP(曾有网络高人把其翻译成“鸡的屁”，真是话粗理不粗)那个数字，就是大家用自己拿手的功夫，像按摩一样搓出来的。中国的就是气功推拿，欧洲的是瑞典按摩，美国的是牛仔撒野，不要那么当真。如果你像津巴布韦那样按本币计算， GDP增长可以达到百分之几千，但人民不还是一样双脚齐跳？如果中国的经济刺激能够为全体人民提供低价高质的医疗保险，让大家享受低廉的教育费用，开辟了许多高质量的第三产业，那么即使因为统计的口径原因，这些东西都没有算在GDP里面，明年GDP增长是零，大家还不是一样一笑了之，毫无抱怨地过日子。(www.daowen.com)

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建立廉价住房，让全国人民尤其是低收入的家庭做到居者有其屋，这就是一个好的刺激政策。如果这个刺激可以带动钢材、水泥等其他的中游产业，增加了GDP，当然很好，但不能让其喧宾夺主。如果为了数字上的GDP增长，去托着、保住现在某些大城市里已经高得惊人的商品房价格，继续鼓励没有出息的各地方政府学习香港在殖民地时期搞出来的土地政策，用短视的手法，收刮普通人民的财富，抬高土地出让价格，跟完成任务似的来实现GDP增长的两个百分点，那这就是坏的经济刺激政策。

在建设上，也不是说就只能建设4万亿那么多量。如果有可能的话，投资8万亿，甚至是12万亿都不为过。关键是要明白笔者一直试图说清楚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经济扩张，需要的是生产能力和货币投放的一个同步过程。而前十几年，危机爆发前中国的货币投放，似乎还是建立在一种对美元迷信的自卑心态上，仿佛只有美元是钱而人民币就是一张纸。其实这两种货币(包括所有的现代货币)都是一张条子而已，美元是绿条子，人民币是红条子。倒底谁是真的硬通货，谁是一张破纸，在于是否有人接受其作为一个易物的符号。今天全世界似乎越来越多人对人民币的爱好和信心要逐渐高于美元。当然，中国那帮糊涂蛋经济学家、被糊涂蛋忽悠的政府官员，以及某些心怀叵测的利益集团除外。

笔者在《大国游戏》系列第一卷中说过，如果沙特的王爷决定停止以美元作为唯一的石油交易货币，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就会崩溃，美国就会变成一个“破产”的国家(即可能对持有美国国债的外国债权人违约) ，今天尤其如此。中国要做的是，停止单一地依赖出口贸易顺差换取绿条美元的行为，以此作为中国自身货币的机会，而开始直接进行人民币扩张。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多于平时兑换需要的美元都是废纸一张。美元的背后不仅没有黄金，可是连什么支持物都没有。而人民币的背后，却是庞大的生产能力，可以让持有人民币的国家换来任何的生活必需品，换来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的建设，换来港口、医院和大学，你说你愿不愿意要人民币？

当然，那帮金融界的经济忽悠们，马上就会搬出什么韩国、印尼啊，来说明美元硬通货的“硬度”。这帮人忘记了世界人民不接受韩元和印尼盾，因为这些是中小国家的货币，有用性有限，常常要跑到他们国家才能买点东西，但世界人民接受人民币这样的大国硬货。这些人无非就是制造混淆是非的舆论，在这次美国这艘千疮百孔的经济泰坦尼克号向下沉的时候，不是鼓励中国政府赶紧和美国进行经济切割，而是要中国再多绑几条铁链，将中国经济这个大船连着美国一起，被拖到海底。

相对于中国对美国国债的增持，在中国买进660亿美元国债的同时，日本减持了128亿美元，这样就把美国国债第一债权人的大帽子拱手转让给了中国。同时，美国的各位大佬们，从索罗斯、罗杰斯到巴菲特，都在逐渐将手中美元脱手。事实上， 2004年到2007年，在美国平均每年新增的5000—6000亿美元的国债中，卖给公众投资人(即不是由联储等美国自家机构来认购)的金额中，接近75%的买家是外国投资人(外国中央银行、外国企业和私人投资者)。

根据日本人的估计，除去美国金融救市的7000亿美金之外，美国政府必须再增发1万亿美元的国债，才可以勉强过日子。而整个市场对美元汇率的期待是，当美国的投资从世界新兴市场回流美国而带来的美元猛涨完成后，美元的跌势就又会开始，通过美元跌价来减轻债务负担，就是美国政府的唯一法宝。

前几年从日本借日元到新兴市场投机的套息交易目前正在大量中止，使得日元从2008年以来对美元猛涨了15 %(对欧元升值了33 %，对英镑升值了53 %) ，客观上使得日本的出口型经济愈加困难。日本政府估计不得不在日元90点的价位上进行干预。日本预期会不断减持对美国国债的持有量，其中一个方法是，日本作为喽啰，必须要“帮助”美国应付法德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的挑战，所以已经拿了1000亿美元出去给IMF，使得日本银行手上的美元现金很少了(外汇储备大部分是各类债券)。所以日本的经济学家们建议，如果美国需要向日本借钱，可以仿照1978年的经验——当时美国卡特政府发行了以德国马克和瑞士法郎为标价货币的“卡特债劵”(Carter Bond) ，在2009年可以发行以日元计价的“奥巴马债劵”(Obama Bond)。这样不管美元如何贬值，日本都可以高枕无忧了。

当然，作为喽啰跟班的日本，自家的难处在于，美国如果一定要借，即使自己手上的美元现金并不丰裕，流入也并不快，也得乖乖认购美国新国债，不敢不借——人家的航母军舰就在你港口里摆着。但从咱们中国金融接轨派的表态来看，日本这个担忧是多余的，这些接轨的同志们觉得自己手上有着大把的美元，即使在那信用违约市场上，美国长期国债的点数已经是40多点，都统统照买不误，而且要加大力气买，不买对不起洋老师对自己的教诲似的。

所以在笔者看来，中国人在经济上存在的一个最大误区就是对美元的过度迷信。以为只有拿货真价实的商品去换人家鬼画符的绿条子，这种“钱”才可以支持自己国内的经济扩张;不明白一个世界经济大国其实是可以用自己的本币来支持经济扩张的。

假设我们处于金本位下，就会发现一个现象:由于大自然中开采出黄金是很偶然的，发现大金矿是可遇不可求的。所以如果不能开采出足够的新增黄金，当一个经济体的生产力规模随着技术进步或者体量扩张而膨胀的时候，就会发现货币投放量不足，无法支持整个经济的运作，更不要谈经济的扩张。

因此，从原理上看，为了支持经济发展，大自然就要不断地向人类社会贡献黄金，以满足经济规模扩大的需要。如果俺们把大自然看作一个“法人”实体的话，那么在它的账面上，就必须不断增加赤字，吐出货币——黄金，才可以保证经济的正常发展。如果老天爷开始玩收支平衡，比如说全世界金矿挖完了，那么货币量就恒定了，经济规模就扩张不下去了。要是老天爷大自然开始玩“账户盈余”——这盈余其实就是一船装满黄金的货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德国潜艇给炸沉了，船上的这些黄金全部沉到大洋底，没得捞，“还给”了大自然，那么世界的货币量就少了，经济规模就得降了——当然这种降法，大家都会觉得很冤枉，很没有必要，这就是你采用金属货币时得服从的“暴政”。

从这个原理来看，发行货币的那个实体就必须不断保持一种赤字的状态，也就是净流出的状态。偏偏贵金属本位在这方面很不靠谱。人们如果选取了金本位——不管是使用金币还是使用与金币之间强行严格对应的纸币，都会受限于大自然的金产量和存世的金存量，服从于大自然的“暴政”。从历史上看， 19世纪特别是19世纪后半期，是世界一些主要国家皈依金本位的时代。而这些国家无一例外都在采纳金本位后进入了萧条期。比如英国的1821年，美国的“1873年金币暴政”，日本1898年因甲午赔款萧条等。

纸币的出现(包括通用的现钞、支票、银行汇票等) ，今天的“塑料电子”货币(信用卡、银行卡、现金卡、礼物卡等) ，以及银行中的电子币(银行账户中的电脑记录等) ，让当下和之前的各种贵金属货币社会相比，有着一定的进步之处，主要在于它能够服从社会需要的不断增加。而要实现货币的不断增加，推动经济实体规模的扩大，你所有货币的来源——中央银行就必须像老天爷一样，保持一个赤字的资金账户，不然的话，货币的源泉就无从谈起。

当然，在现实操作中，中央银行还是披上银行的外表，钞票发出去一般来说都要有对应的物进来——如果这个对应的物是国债，就是中央银行买了国债，用专业的话叫“公开市场操作上买入国债，放出货币”;如果这个对应的物是黄金，比如南非金矿产的金，那就是中央银行买了黄金，放出纸币或电子记帐;如果这个对应的物是从外国来的外币，那么就是中央银行收兑了外币，放出(或“卖出”)本国货币。这样一来，表面上看，中央银行“保持赤字”的资金账户是不存在了，其实它只不过被乾坤大挪移了，一般来说这个赤字账户被挪移到了政府下面。但中央银行和政府一般说来都是分开谈的，虽然中央银行实质上都属于政府性质的机构。

所以在布雷顿森林协定后，美国的国债会不断上升，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美元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作为唯一被大家普遍接受的国际货币，要不断增长才能保证全球经济扩张的需要。所以要保证政府有一个赤字状态，诞生出新货币(国债从而上升) ，然后再通过一个国际收支的赤字状态，投放到全世界去。

当然那句老话还是有道理的，实体经济的发展必须要和你的货币投放量匹配，不然如果超量货币蔓延到生产消费领域，就是通货膨胀。而作为享有国际货币地位的老大国，虽然你的国际收支可以是赤字(或者说必须是赤字) ，你的政府收支也几乎应当是赤字，但是必须要保持一个吸引他人(持有自己的货币)的地方——最具有吸引力的就是自己领先的生产能力，并且最好没有可以相提并论的挑战者。美国在过去十几年，就是投放量远远超出了对应的规模特别是本国的生产规模，变成了政府和百姓一起搞赤字，只不过一方面膨胀的泡沫资产领域吸收了一大批这种货币在里面循环流转，过去几年没有溢出，另一方面大批沉淀到了亚洲国家和产油国的外汇储备里面。在这个失衡的安排下，除非全世界只有美元一种货币，不然的话，如果大家有美元以外的其他选择，那么由于过度消费他国资源导致的美国持续国际收支赤字，会使得持有人的持币信心受损，进而远离美元而选择其他货币，并将在中长期内导致美元相对其他货币的币值贬值。

当然，社会的货币不仅是中央银行放出来的狭义货币(基层币) ，还包括笔者前面所提出来的表层货币、广义货币、账户货币——这些货币是由私人和商业银行之间的借贷行为形成的。而俺们也知道，中央银行日常调节最后的货币总量，可以通过调节准备金率来影响货币乘数，也可以靠利率调节来影响消费者的借贷行为，还可以通过日常公开市场操作，购买国债，从而把手中的货币发给银行——这是一般学经济的学生，还有他们的老师在当学生的时候，从教科书上学到的东西。

但是，无论是美国那个在法律意义上属于私人拥有的美联储把资金注入私人拥有的商业银行，还是中国属于国家拥有的人民银行把资金注入国家拥有的商业银行，作为货币创造最终端的央行，其行为就和黄金本位的老天爷一样，必须有一个不断增加的赤字账户，才可以推动经济规模的扩张。这是一般西方正规的洋老师都不怎么说的——为什么？因为大部分学者在这个问题上，想的并不是很明白，所以才会留下大批真空空间，让民间的各种金龟子大行其道，鼓吹回到金本位，不亦乐乎。

如笔者所说，现代世界上的这个赤字账户，基本上就是靠国债来实现的。你可以把国债理解成类似于你存在商业银行里的存款户头，就是把钱存到了终极的货币发行机构——政府那里，然后你就每年拿你的记账利息。而作为政府，其支付你的利息的这部分钱，其实也是一种新的“货币购买力的间接创造、投放”(国债可看成是一种“冷冻了的货币”)。当然，这里政府面临的潜在问题或风险，也和商业银行类似。商业银行如果运行不良，所有的存款人就会去挤兑，导致这个银行出现资金链断裂，不得不倒闭。一个国家的国债也建立在信心基础上，必须运用得当，通过不断借新债还旧债和利息，从而实现债务的滚动，而不会导致大家来“挤提”你的国债。当然，国债不到期的话，国债持有人的确不能向你“提”钱，所以平时无所谓挤提，但是会表现为你的新国债没人买，或者许以很高的折扣(对应很高的利息率) ，才会有人购买，这就会让国债的滚动停止或卡壳，乃至于导致政府的倒台。

笔者说清楚了货币投放原理，那么很显然，中国利用政府赤字作为手段投放货币，就是必须走的道路。这也是笔者在前面时不时提到央行销账的意思，具体的办法就是央行定期购国债，特别是长期国债，然后一笔购销，这个资产就会消失或者转换成永久性的“商誉票”，这已不同于普通的公开市场买卖国债操作。

但是，仅仅弄明白货币的来源还不够，如果是央行购买国债并逐渐购销，等于将新发的货币放在了政府手里，政府必须选择最有效的货币投放方法才好。所谓最有效的货币投放，一是能取得满足货币增长客观需要之外的其他收获(比如科技进步等) ，二是不能扰乱社会经济活动中正常的逐利机制。中国放弃依托美元储备扩大的方法，而采用本币注入来推动自己的经济扩张，这一步是绕不过去的，笔者把它称为“货币注入口”问题。

现代市场经济的机制，说白了还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之所以为财死，那是因为钱来得不易，所以大家就要努力工作挣钱，以备自己生活和未来之需。你赚了钱，就可以去买商品消费;你有了钱，才可以进行生产投资，创造出更多的商品。所以从逻辑优先来说，钱先于商品存在，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增发的货币总量，就不可能有增大的经济规模。但是，货币的增发不能乱发，不能让钱变得“不珍贵”，让人觉得钱不是钱——否则，你发行的货币可能就是又一个金圆券或者津巴布韦元了。

就货币注入口来说，笔者在和几个专家的讨论中，得到的想法基本上是这两条:

台湾高铁债务黑洞

一个是中国高速铁路的建设口。从目前情况来看，中国的高速铁路对整个经济的推动最大，带来的社会、环境效益最为可观，应该成为一个主要的切入口。但是中国现行的运作，是过度把铁路建设企业化，试图依赖企业(铁道部)自身融资、地方政府的财政投入(虽然地方政府不具有货币发行权，但笔者下面会提到，通过地方政府债务和中央政府担保及后继国债发行，可以实现变通) ，以及私人投资的合作，这事实上可能会把建设高速铁路的时间拖慢。比如说青藏铁路的建设，对国家发展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将为青海和西藏两个省区带来巨大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效益，所以评价这条铁路，不可以简单的用这条铁路是否可以收回财务成本、自负盈亏这样的企业眼光来看待。如果这样的工程也要用简单的商业投资回报率来评价，就会走日本新干线的老路，陷入征收高票价但仍然难以自拔的困境，使一个能对国家经济带来巨大推动作用的基础项目成为商业负债经营。这种做法是非常短视的。但因为不理解经济增长需要货币扩张的原理，而产生啼笑皆非结果的案例不是没有，笔者所了解的台湾高铁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教训。

另一个货币投放口，就是以国家名义成立各种研究所，接受各种企业的要求，进行科技创新。创新出来的科技由中国国家所有，但让所有的国内企业来挑选使用，只需要缴纳低廉的使用费。这个办法的主要目的是，在中国现有大批企业还无法大量投入科研开发费用来和国外的大公司进行竞争时，以国家力量对关键性行业进行支持，减少企业的运营费用，使得整体行业可以和外面竞争。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科技的特殊性，笔者在这方面主张两条路并举，一条路是纳入货币投放口系统的研究所—企业系统，另一条路则是学习硅谷模式，搞风险投资体系(但对失败的容忍度要高一些)。这主要是防止科技研究又走回到过去那种苏联研究所般的模式，即研究只为了发表论文而不顾产业化。

这两种货币投放的方法，都是既做到了增加社会的货币投放量以驱动经济扩张，又使其切入口对整个社会的总体综合效益最大化，还没有破坏微观经济唯利是图的规律，这个方法值得中国政府认真思考。在高速铁路建设上，比较富裕的省份，比如说京沪高铁中间的北京、上海、江苏和山东等，可以多出一点，而河北和安徽既然还相对比较穷，就没有必要刮他们这个份子了。中央政府可以用国家贷款的名义，把资金注入铁道部，然后基本上不需要还款。而铁路运行的收费，就可以考虑控制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以可以满足铁路的维修、护理、运作以及铁道部门的员工收入发放为标准。多赚的部分，则可以用来补贴有困难的铁路，比如说青藏铁路等。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要有非货币的检测指标，防止有人借建设投入资金的空子，搞宽预算、软预算，对于这种行为要坚决查处。

最近看到《纽约时报》对中国未来之路的评论，笔者的看法是，西方媒体关于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观点，虽然表面上有合理之处，但经常暗度陈仓，塞进他们的私货。他们开出来的药方，中国人需要擦亮眼睛来看待。

中国应该理所应当地扩大内需，增大消费的比例。但不应当效仿美国这十几年使用的模式，产生高昂的教育支出、沉重的房屋压力，以及不堪支付的医疗费用，即所谓“增加消费的GDP”。中国的扩大内需，必须着眼于提高中国中西部人民的基本生活水平，着眼于电力系统(太阳能、风能、智能电网)、水利系统、取暖系统(城市的天然气、地热，以及农村的沼气等) ，着眼于农村和城镇之间的公路建设，着眼于推广节能和实效的电力单车和摩托车，着眼于修通5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间的高速铁路，着眼于信息高速公路和电信建设。而后在这些设施之上，发展出四通八达的物流网、人流网(通过各种客、货运交通设施)、资金流网(通过各种银行、信用社的建立)和信息流(三网合一、无线移动互联网) ，把孤立的东中西部地区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加快发展中西部的大中城市，将产业合理分布。此外，还有医院、卫生所、心理辅导诊所、老人看护中心、托儿所、各种技术培训中心等的建设，也可以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带动内需。上述这些都可以带动经济发展。

推动内需最忌讳的方法，就是以美国式的借贷方式，鼓励人们去追逐价格越来越高的房屋(美其名曰房地产投资) ，或者提供永无止境的贷款诱惑，依靠城市里的小部分中产阶级，去消费高端奢侈品。前些年，上至中央，下至各地方省份，各级政府都试图把房地产业、传统汽车工业和金融业作为未来的中国支柱产业，笔者认为不是太明智。中国还有很大的商业空间，尤其是中西部，可以去发展价廉物美的“山寨版”的基本生活用品。在住房、看病和教育上，不要把价格抬到让普通大众高不可企的水平。只有把基本民生的水、电、暖气和食品都保障了，人民才可以有余钱去花。至于把内需不旺扯到什么外汇管理上面，借机鼓吹让中国打开资本项目大门，把老百姓的血汗钱往华尔街塞的说客，就更不必说，应当扫进垃圾堆了。

中国政府的这个4万亿，从表面和大局来看，至少算是用对了地方。如果可以完成8%的GDP拉动，解决上千万的就业问题，减轻外贸工业所受的打击，中央政府一定会很高兴。而各大企业部门、各省市之间，为这块大肥肉而下筷子，再加上地方的投资蜂拥而上，各级官员自然容光焕发，利益均沾。对普通的贫民百姓来讲，多了就业机会，钱包里可以鼓一点，自然不会反对。一旦经济发展势头继续持续下去，就是皆大欢喜。如果中央政府在这时候再加强吏治，把六路按察使派出来四处监督一下，让前些年赚得脑满肠肥的利益集团们发挥一定的共产主义先人后己精神;让前些年没有拿到好处或者拿得少的弱势阶层们，也放开肚子，吃上一次饱饭，那么和谐社会的路子就算是有个开头了。

中国经济的地区性发展，其中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就是地区之间的博弈。通常国外有一些人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动不动就说什么大一统、集权政治、一刀切之类的空话，不明白中国幅员辽阔，每个地区的情况不同，经济发展有差异，颇有点像世界各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在中国的各地区之间，存在着相当的竞争(不仅仅指那种地方政府争相提供廉价土地和税收政策的竞争)。目前的竞争，似乎还上升到省份特别是省会之间的竞争，以及对各种中央政策扶持的竞争。比如华南的香港、华东的上海和华北的天津之间，最近产生争相成为世界级金融中心的争论。而省会之间，乃至于省内各个城市，在交通要道路线修建方面的竞争，也颇为引人注目。

这些竞争，自然是有利有弊。笔者先点评其中的正面部分。这些竞争中的一大部分，在某种意义上，正是造成中国经济欣欣向荣、充满生机的一个主要原因。由于大家都希望在经济发展和地区整合上占据重要地位，导致各个地区的政府官员蛇有蛇道、鼠有鼠道，往上是向中央施加压力，往下是向基层凝聚合力，中间是在各级政府组织中拉关系、走后门，居然个个不甘人后，想将当地的经济发展起来。这使得针对地方发展的研究增加了很多精彩的内容。

这里笔者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就大着胆子，把俺家乡的一段事拿出来和各位分享一下。

话说笔者的家乡是中国西南的贵州，算是中国最穷的地方了。那里九山一水、风景如画，可惜是耕作艰难，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称号。当然这种地方也有好处，比如说俺们山里人肺活量大，行山路如履平地，疾步如飞。在城市里那几十级地铁的出口，当人们还站在移动电梯上挤成山，俺这山人也就是一路小跑，嘴里哼着小调，面不红气不喘，就冲上去了。而缺乏日晒的结果，就是皮肤居然比所有的白人同事还要白，就落下了一个“白佬(White Man)”的外号。穷地方出来的人，另一个好处就是不论以后做什么工作，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就少了那一份贪财之心。

贵州还有另外一个“三不”，就是“不沾海，不沾江，不沾边”。和邻近的其他各省相比，四川和重庆有条长江，可以“轻舟已过万重山”;云南有一大堆外国可以搞边贸;广西有一个北部湾海岸线，交通往来很方便。贵州虽然是骑在长江、珠江这两大中国水系上，具有各种天然资源，却苦于交通落后。但转眼四处一看，身边的“大款”就有中国的华南大省广东。如果可以解决贵州到广东的交通，就可以和香港、广州、深圳和澳门等大都市扯上亲戚关系了。

可是谈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从贵阳到广州，要绕两条线，一条是往东的湘黔线，经湖南株洲，然后转京广线，南下广州，全长1566公里，要跑21个小时。另一条是向南的黔桂线，经广西柳州，然后在广西绕来绕去，从广东茂名去广州，全长1430公里，却要走上27个小时。

贵州土老冒们看到了问题，解决方法就是去求广西，虽然这老哥也是个穷邻居，但相比贵州的百步潦倒，也算是五十步穷了，略好一点。这就看广西是否可以来一个贵阳——柳州线提速建设，然后开一条柳肇线，从柳州到肇庆，从而把贵阳连接到广州。其实这要求也不过分，而且柳肇线还在2004年上了国家的中期规划，由国家投资建设。

可是广西南宁的领导们心中打着自己的一个小算盘，就是不想让大西南的人流、物流跑到广东那里去，而是希望以搞自己为龙头的北部湾大开发为主，以湘桂线、黔桂线和滇桂线为牵线，把西南部全部转向北海出海。因此对贵州小老弟采取了阳奉阴违、能拖就拖的方法。

这一下搞得贵州老倌们双脚跳，但是毫无办法，只能干瞪眼。这一切到了2006年7月突然有了转机，一位眼光敏锐、行事老辣的岭南高才，时任广州市委书记的林树森，来到了贵州出任省长，一下子就把满盘皆输的棋局扭转了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