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美国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已经向日本政府施压。按照施压的计划，日本要负责大约10万北约大军在阿富汗的费用。现在在阿富汗的北约盟军大约是5万人，显然该计划盘算的是从伊拉克转一些美军过来，加上北约各国增兵，让驻阿部队达到10—11万左右。美国的想法是，如果日本不愿出兵，那么就出钱好了。这笔钱的名义是用来发展阿富汗军队，金额至少是170亿美元。虽然美国名义上是向所有没有出兵的盟国收费，但在这个人人自危的情况下，可以出得起钱的大概只有日本一家了。

日本到底有没有答应，还不知道。但最近日本媒体大吵大闹，对美国不照顾日本人的感受，在朝鲜尚未解决被绑架的日本公民回国这一争端之前，就将朝鲜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黑名单上除名的做法，进行了抗议。当然，日本还是要等到美国的新总统上任，才可以在很多方面进行讨价还价。

在接下来的G 20峰会上，估计大家碰到一起，除了各自表明立场之外，美国会要求全世界“一起努力解决问题”，根据现在的情况，估计喽啰日本要继续跟风、表忠心，要支持维护当前体系，欧盟要做出一副马上进行大规模改革的姿态，中国就可能会重申自己一贯的立场，“搞好自己就是帮了大家”，而其他的小喽罗们，就鼓噪一阵，看看方向，在会议期间连续见风使舵，保证自己能够捞到几根稻草，同时又不得罪任何一位大佬。其结果估计就是和上次的G8+5会议差不多，还是美国人和欧洲人自说自话，但世界媒体就老围着胡锦涛主席转，想探探中国的口风。

奥巴马的新内阁里的财政部长一职，共和党人也建议留任保尔森。而除了保尔森以外的潜在替代人选，除了上面说的美联储老主席沃尔克之外，克林顿政府的第二任财长，后出任过哈佛大学校长的萨默斯也是一个选择。和奥巴马同岁，年轻的美联储纽约分局主席盖特纳也是一个可能的人选。

这里笔者顺便介绍一下犹太人在美国金融界的影响。美国过去的三任美联储主席:沃尔克、格林斯潘和伯南克，都是犹太人——虽然沃尔克属于犹太人的另类，不是那么爱钱如命。而在克林顿政府任内的两位财政部长，鲁宾和萨默斯也是犹太人。盖特纳本人不是犹太人，但他出道以来，先是在基辛格的公司任职，然后进入一直盛传由犹太人精英控制的美国思想库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hip， CFR)工作，接下来在鲁宾和萨默斯手下任亚洲司的副手。这位仁兄在亚洲的大部分地方生活过，据说会一些中文和日文，这次也是美国金融危机领导小组的三人帮成员(和保尔森、伯南克一起)。如果这次是他上台，作为一个中国通，估计会和中国的金融接轨派关系融洽，将继续忽悠中国的政策保持不变或者搞人民币升值。

要想明白犹太人在美国的影响力，一个指标就是美国《名利场》杂志每年列出来的100位美国社会各界的精英人物。在五年前，犹太人占据了30位，而在2007年，犹太人已经占了51位，即超过了半数。要成为美国社会公认的有影响力的精英，不是那么容易的。你必须“有钱”，即有资金，必须“有势”，即在组织和同业里得到很多的支持，还必须“有声”，即在大众媒体上树立你这个“雷锋”榜样，才可以杀出条路来。犹太人在这五年里的影响力大增，自然和其在金融界背后的巨大财力扶持休戚相关。

看了这次选举，笔者的另一个感受就是美式民主制度的一个缺陷——谁最能制造狂热的支持狂欢派对，谁就能上台。谁是美国最优秀的管理者？笔者认为帕内塔(Leon Panetta)应该算一位大才，这位仁兄曾出任过克林顿的白宫幕僚长，是克林顿时期后期的美国政府预算达到平衡甚至有盈余的“主要功臣”，按照美国媒体的说法，也算是里根后美国政府里难得的政绩了(当然，我们了解国债原理之后，就会明白这种表面上的功绩不一定符合经济原理)。这位仁兄，用中国人的话说就属于“具有总理之才”，可以举重若轻。这样的大才，如果在中国，估计也是主席、总理的职位，可是在玩嘴皮子的美国选举政治体系下，居然没有人会知道，加州邻居里就有一位在家赋闲的“诸葛孔明”。

之所以他不可能在选举政治中锥处囊中，脱颖而出，是因为美国的民主政治比的是基督教会牧师的精彩演讲，比的是法院公堂上律师的机智答辩，比的是好莱坞娱乐文化的华丽包装。至于是不是真的有治国的大才，倒不是那么紧要了。所以像帕老兄这样的经世治国之才，只能做个大内总管(白宫幕僚长大体就是中央办公厅主任)的位置。即使是奥巴马再次将他请出来，令其担当大任(他现在是奥巴马的政府交接班子主席) ，也还是可惜了一位人才。

说完奥巴马当选后的局情预测，笔者再续着原先的思路谈论经济问题，前面讲到日本中央银行搞零利率搞了许多年，并没有造成物价的上涨，带动日本走出通缩，至少在后期(2000年以后) ，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日本零利率下刺激出来的贷款，或者说投放出来的多余货币量，都没有流入实际的经济网络中去刺激国内的生产、投资和消费，而是“漏”到了国外。这就和业内一直有所谓著名的日本“师奶太太炒汇团”有关。简要来说，就是以家庭妇女师奶太太们为典型代表的日本各阶层老百姓，拿着储蓄资金和进一步贷款造出来的日元资金，或者亲自上阵，或者把钱交给那些提供些许回报承诺的外国基金，然后跑到外国做套息交易去了。

这个局面的出现和这些年国际间资金流动的完全开放、日元的完全自由兑换有关。日本银行存款利息太低，过去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日本人也没有什么选择，只好一个劲继续储蓄以备家用。当时几个大银行的破产给日本人带来的心理震荡很大，所以只好再节衣缩食多存点钱——当然这又抑制了日本的内需，也是日本经济走不出低迷困境的一大原因。一不小心还把日本邮政储蓄给撑成了世界第一大存款机构。进入新世纪后日本金融搞改革，总体的思路就是开放国际金融，自由资金出入，银行搞各种产品创新——这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提供给那些无所事事的家庭妇女们的新型理财产品，说白了就是为普通老百姓放开大门，到国际汇市上去冒险赚钱，这自然比零存款利率要吸引人;另一类则是给日本国内退休基金等各种基金做对接，导致美国、英国的各类对冲基金上阵，替日本基金理财，而这些对冲基金收了别人的钱财，又反过来向日本的银行申请接近零利率的低息借款，撮合成巨量火药库，拿到国际汇市、股市上去肆意驰聘。

当这些对冲基金从日本人那里拿到理财本金，又以零利率的方式，从日本的银行借到日元，他们不是将其用来支持日本国内的生产和消费，带动日本经济发展，而是将其换成美元、欧元、英镑、澳元和新西兰元，到这些高利率的国家，去稳稳当当地赚利息。这种赚钱方式说来简单:向日本的银行借钱，付一个贷款利息，比如说1%，然后换成澳洲元，去赚澳洲银行存款6%的利率，这就净赚5%。而当大批这类投机者蜂拥而至的时候，由于日元持续被抛压，澳元持续被抢着兑入，那么就发生了自我实现:这些高利率的货币对日元就不断升值。伴随着大量资金的流入，银行存款多了，提供贷款的能力也增强了，这些流入国往往资产价格不断上升(如澳洲房地产) ，消费信贷也很火热(如澳新两国) ，再加上当时全世界弥漫着原材料上涨将推动通货膨胀的观念，流入国也有通货膨胀的压力。于是澳洲、新西兰等国家的中央银行不得不进行干预，不断地再调高利率，来遏制经济过热。可是利率越高，这些套利交易的利润就会越高，这就导致大家借贷更多的日元来换成澳元、新元。结果就是早期投入的日元，每天可以凭借着极高的杠杆赚巨额利息，比如2005年用1000美元价值的日元做本金，可以借到价值10万美元的日元资金，换成英镑，一天的利息差不多是30美元左右，同时享受着汇率升值带来的好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只是这类套息交易中最保险的两个国家，其实这种交易回报最吓人的是，当时冰岛、挪威、印度、泰国等小国或发展中国家，都是典型的资金流入国。当时借入日元，买入冰岛克朗，一年期计算下来可以有46 %的收益(利差大概是10 %，冰岛克朗兑日元升值30 %以上) ，这还没算杠杆，假设投机者是用十倍杠杆，比如本金1亿日元，借入9亿日元，年本金收益率为460 %。

那么这些食利机构将靠投机贷款平白造出来的日元不断抛售，当然一方面导致了日本币值的下跌，增加了日本出口工业的竞争力——丰田汽车的确也在2005年至2008年间，以此为优势把福特和通用打得一败涂地。但是这也无助于日本国内的消费，该国国内的消费始终没有起色。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各国中央银行开始降息，导致这些套利交易利润开始收缩。但最可怕的是，打算收手离场的人一增加，汇率就会开始逆向加速下滑，这样就又“自我实现”了投资风险，加速让这些套息者作鸟兽散，导致日元的猛涨。其中跑得太慢的人，可能会因为汇率的变动过大，把几年套来的利润通通还回去。

这种利用自由货币汇率和自由资金流动规则的做法，虽然为对冲基金找到了一个发财方法(经常要打着为日本人民、日本退休基金着想的好听旗号) ，但未能发展出日本内部的经济发动机。而这个套息交易能够实现，还在于世界其他地区热点多多，有可以爆炒的题材、故事，比如澳洲的铁矿石暴涨所以铁矿巨头的股票很有投资价值啦，迪拜一夜之间变天堂所以地产和房地产公司的股票变成金条啦。一旦这些地区的经济出现低迷(这往往也是“自我实现”的) ，大家全部撤杆，热钱逃回国内，就导致日元汇率大幅上涨，经济发展却没有起色，日本政府的经济刺激政策失效，大家又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下一步的通缩危机了。

这就是笔者反对外汇随意自由兑换的一大原因，因为这种国际货币的自由流动，导致了各个国家宏观政策调控的失灵，使想刺激经济的国家刺激不了，而想为经济降温的国家降不下来。结果就是缩者越缩，涨者越涨。

这里笔者顺便谈一下对外汇市场的理解和看法。虽然俺对很多方面都发表了不少粗浅之论，但从来不敢自称专家，只是在外汇上面，敢自夸一句算是比较懂行。现在的外汇市场大概是所有金融市场中风险最大的市场，笔者一位朋友玩了20年股票和商品期货， 10年指数期货和期权，但在玩了一个月的外汇以后，吓出了一身冷汗，他的说法是，外汇市场上一天的变动凶险，等于股市里一个月的波动风险。

2005年，两位投资界的大佬，一位是巴菲特，一位是索罗斯，大炒美元要跌。结果就在欧盟宪法被法国和荷兰否决之后，被外汇市场里的群狼们一轮轮搏杀，输到连裤子都没有了，并成了市场行家们的笑料。自那之后老巴就退出了外汇市场，老老实实回到他那实业投资的强项中去。而这一轮的美元大涨，估计炒美元跌的索罗斯和罗杰斯都讨不了多少好。

因此中信泰富的荣小妹想到外汇市场里搏杀一下，便踏入陷阱，被人拔毛剥皮，杀得体无完肤，毫不令人意外。本来，如果中信泰富的实际业务需要用到一定的澳元，那可以做货币掉期(Currency Swap) ，或者做货币远期(Currency Forward) ，但荣小妹的选择却是玩一种叫“积累(Accumulator)”的两年对赌合同，以美元兑换利率0. 87计(在0. 95高位时入场)。合同是每日和每月结算，所以澳元跌多少，中信泰富就赔多少。其实本来这个合同也不可怕，买个澳元下跌的期权，就把风险保住了。不过既然这种香港人谐音叫做“I kill you later”(来日斩你)的东西都会买，中信泰富的投资智商就不值得评论了。

当然，荣毅仁老爷子那一辈可是一代豪杰，第二代的荣智健也算是猛龙过江，到了第三代就让人无语问苍天了。中国“富不过三代”的俗语就是对这种带有家族色彩的企业经营的最佳写照。

这次在外汇市场的失手，表明中国公司在这方面的知识还是比较缺乏，对现代国际金融的了解还是太少。这里笔者把自己浅薄的一些知识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近代的19世纪，货币是可以自由兑换的，但是到了大萧条之后，各国开始货币战，采取贸易保护，货币也自然中止了自由兑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定固定汇率，但是在国际货币流动、兑换问题上还是限制得很严的——主要是因为欧洲重建需要当时的国际硬通货美元，不能随便换走。欧洲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贸易上的相互货币自由兑换。欧、美、日三大经济体之间的货币自由兑换，特别是非贸易的资本项目兑换就更慢了。现代货币的自由兑换是在1971年布雷顿协定破产之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在这之前货币管制得很严，比如说你欧洲人到美国度假，只可以按每日规定的金额兑换外汇。而那时到外国直接投资股票的成本很高，国际间金融来往的主要方式是跨国银行贷款，轮不到什么投资基金(当然投资基金本身也还规模不大)。所以当时美国很多的投资基金(主要是共同基金) ，尤其是最大的退休基金，基本上就是在自己的国内投资。

而一旦货币开始自由兑换，进出口企业就面临一个要对冲货币汇率变动的风险，因为其成本结算和收入结算通常是两种不同货币，比如中国的出口企业成本是人民币计，但收入是以美元结算。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你如果是以现在的价格和你的对家签订下一年的合同，那么人民币涨上去，你的那些合同可能就全是赔本的了。这大概就是2008年上半年人民币急速升值的时候，中国很多出口企业面临的一个问题。

当然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前瞻性规划相对容易做——这里说的是预期方向基本一致，因为这几年人民币对美元一直是不断升值的。而对其他许多国家的企业而言，货币汇率运动方向是两种可能，那这个就更蒙了。一种可能是币值向对你有益的方向变化，你当然什么都不用做。另一种就是币值向对你不利的方向变化，你就需要买一个保险，来保障自己的利益。

举一个例子，你在澳洲出口铁矿石，在1澳元合0. 7美元的价位上出了货。假设你的总额是70万美元，那么如果按现有的货币兑换率，你的收入是100万澳元。如果你给买家的信用是3个月(即3个月后你的顾客才向你支付70万美元) ，而在这3个月中，汇率变了。如果澳元跌到了1澳元合0. 6美元，那么你的利润就变成了116万。如果澳元升值，变成1澳元合0. 8美元，那么你的利润就变成了87万了，亏了13万。第一种澳元贬值的情况下，你不需要做任何事，第二种情况下你就需要买一个保险，来保证你可以通过保险赔偿来弥补自己的汇率损失。那么怎么做呢？通常就是由专业的外汇投资公司帮你计算，你可以买一个澳元兑美元升值的期权(在1澳元兑0. 7美元的汇率位置，买入100万澳元的期权) ，保证你即使在澳元涨到0. 8美元的时候，还可以补回来不见了的13万。

正是借着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的这种企业需求，一个叫梅拉迈德(Leo Melamed)的芝加哥律师在芝加哥商品市场上开创了货币期货交易。这是一个在现代国际金融中划时代的事件，本来期货只是在大宗商品中使用，主要来保证农产品的交易价格稳定，使农民可以不受到“多收了三五斗”的价格伤害。那么这个货币期货交易，看起来名声也很好，因为它的出发点好像是服务企业，为企业稳定收入的价值。

这种以金融变量(汇率)进行期货交易的发展结果是，出现越来越多的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产品。可以说，各类期权类衍生产品，特别是所谓结构化、对赌式的合约，全部以这里为起点发展而成。当时这件事情在芝加哥发生，并不是偶然，而是因为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师、犹太裔的米尔顿·弗里德曼领军的芝加哥学派，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成气候。

弗老爷子当年对美国1970年经济进行了分析，认为美国自罗斯福时代起一直施行的凯恩斯主义政策方针，过于着重政府干预，忽视了古典主义的自由市场在“资本配置”上的作用。他认为自由市场在“资本配置”上能发挥的作用要远远强于政府官员的决定。他借机抨击20世纪70年代卡特政府下伯恩斯(一位凯恩斯主义者，后来被沃尔克取代)领军的美联储在通货膨胀中无所作为，提议放弃对基本利率的控制，转而限制初生货币的发行总量，比如说制定3%的年增加速度，从而让市场自己去决定最后的利率应该是多少。他的这个主张被美联储主席沃尔克接受，成为最终控制住美国20世纪70年代长期通货膨胀的法宝。当然，这也带动了一系列的后果，最终导致了美国经济金融化，笔者在前面已经多次做过阐述，这里就不再介绍了。

弗老爷子的大道理，虽然受到了不少人的反对，但吸引了两个重要的当权派听众，一个是美国的里根总统，一个是英国的撒切尔首相。在这两位的推动下，经济自由化的步伐在美国和英国就彻底迈开大步，并在20世纪80年代影响了日本和欧洲，使日本成了头一个倒下的受害者。

其实笔者当年作为一个毛头小子，曾经当面聆听过弗大师教诲，并向弗大师讨教过。以当时在中国深受过分僵化的计划经济之害的经历背景，听到老爷子的自由市场教诲，笔者自然是如听仙乐。如果那时不是有点自知之明，几乎就递了投名状，拜进了老爷子的山门。要是当年阴差阳错，以俺的三寸不烂之舌，估计会扛着弗大师真传弟子的金字招牌，成为国际接轨派的一员大将，向上忽悠国家领导人，向下忽悠后辈年轻学子，祸国殃民那就大有成绩了。再不济，也可以混个国际金融大鳄的在华买办头衔，大谈特谈中国金融应该如何转型，估计和章台街的当红名妓琢磨自己贞洁牌坊上的字体，该用柳公权还是颜真卿，是同样的“道理”吧。

美国和英国发起的金融自由化，在欧洲就引起了担忧，导致欧洲成立了欧洲货币体系，来应对热钱的大量流动带来的对经济的冲击。在英美的第一步改革中，首先是明确退休基金和保险公司可以跨境投资，从而带来了对金融体系的一个结构性变革。

本来在凯恩斯主义的年代里，资本市场(股票市场)规模较小，管得挺严(防止你过度交易，引发社会波动) ，所以帮人买卖股票的证券经纪公司，和帮着做市的做市商公司界限很清楚，这种严格管制的分工，造成证券公司的佣金过高，做市公司的资金又太少，无法应付开放后的大基金大笔买入大笔卖出的要求。这就迫使美国在1975年，英国在1986年，放开管制，允许竞争，导致了这两类公司的合并，既代理买卖，又自己做市。而开放竞争的结果，又导致证券公司为了吸引顾客，降低代理买卖的佣金。这样一来，暂时可以通过交易量的增加来弥补收入的减少，但长期发展的趋势是，这部分经纪人业务不可能维持公司的营运。而在高科技发展起来，互联网商业化普及后，网上电子交易兴起，又导致佣金的再一轮削减。那么这些公司怎么应对收入的损失呢？那就是在管制放开之后，大家就不得不拿自己的资金去股市中搏杀。就像一个赌场，你自己要坐庄，又要帮来玩的顾客下注，还必须自己也亲手玩，其中的乱局就可想而知了。

造成的另一个变化就是，原本靠为顾客提供投资服务、证券发行服务的投资银行，在激烈竞争下，光靠一张嘴向别人卖咨询，靠发行抽取佣金，实在难以生活。他们的应对方式就是，要么面向市场发股募集资金，摇身一变成为上市公司(比如高盛、摩根士丹利) ，要么加入商业银行，融为一体，以存储的资金作为后备(比如花旗集团)。这个变化，终于导致在1999年，自大萧条时代开始的严格界定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经营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被废除，放开了相互之间的经营空间。商业银行因为企业贷款竞争激烈，零售存储生意利润低，还要运作庞大的分行和营业所，理所当然地希望利用自己雄厚的资金优势，杀进投资银行本来独霸的帮企业上市的包销生意，以及用自有资金到股市上呼风唤雨。而投资银行面对这个挑战，只能走兼并融合之路，最后就形成了美国本土五个巨无霸的投资银行大行(高盛、摩根士丹利、美林证券、雷曼兄弟、贝尔斯登)、商业银行大行(花旗集团， JP摩根，挂着欧洲牌照的德意志银行、瑞士银行、荷兰银行、瑞士信贷等)共霸美国乃至世界资本市场的局面。

当这些金融公司变得很大，经营的范围过于广泛，面对的技术性问题越加复杂的时候，就需要得到学术界的支持(或者说，需要找到一个门面依据) ，来对各类不同的风险进行“交易”。所谓风险交易来源于一套“风险收益不匹配”的说法，理由是说以储蓄(后来加上资金市场上发行的金融债券)作为资金来源基础，向企业进行贷款，会出现收益是长期的，但债务是短期的。因为贷款期限较长——企业总是要经过一段稳定经营后才能偿还债务，不能三天两头催债，是按照年计算的，而存款却是随时可以被人提走。怎么办？一个办法是让资产(贷款债权)也可以方便地短期变现，那就是资产证券化，快进快出;另一个办法就是搞期权，方便平掉“风险暴露的头寸”，实现风险管理。

芝加哥在这方面又做出了另一大贡献(看来笔者要为纽约华尔街被人吐口水抱不平了，始作俑者明明都是芝加哥)。芝加哥大学的两位学者布莱克(Fischer Black)和斯科尔斯(Myron Scholes)建立了期权的定价理论，这促成了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的开张。这个理论主要解决了期权定价问题，而其经验计算所需要输入的原始商品变量(可以是生猪等实际商品，也可以是股票指数等金融“商品”)的波动幅度，在电脑普及之后，是可以瞬间计算出来并实现输入输出的。

在发展期权之后，下面兴起的风险管理产品就是掉期合同(Swap)。这个也是货币自由兑换后的产物。因为货币自由兑换之后，就使得本来只可以在自己国家投资的一国投资者，现在可以到外国投资了。而同样的，企业也不仅限于从自己国家融资了，可以去外国融资。这就产生了这样一种需求:即在外国市场上发行该国外币的企业债券，然后就对掉成另一种货币(如本国)来减轻汇率的风险对于企业还债时的不确定性。在这个基础上，就产生了货币掉期，以及后来的利率对掉。最后就是金融原子弹“信用违约掉期”。

从资金风险的角度来讲，期货、期权和掉期看起来本意都是为了更好地管理风险，试图以一个小的投资，来防止一个较大的风险。但这些方法的大量运用，却将这样一种本意为个体减低风险的功能，通过杠杆效应，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金融体系的整体风险，例如期权发展成各类以小博大的赌博性工具。尤其是几种东西结合起来的情况更为糟糕。比如快进快出的资产证券化，通过和信用违约掉期的结合。在得到信用违约掉期的保证下，银行就放开膀子大搞特搞各类风险极高的贷款，然后流水线地生产出证券化产品，从中抽头赚快钱，但这些都成了社会头上的债务堰塞湖。另外，由于沃尔克在20世纪80年代初成功控制住了通胀，此后的美国经济从GDP数字上来看，经历了一个20来年的温和增长阶段，掀起了“美国经济永存活力”的神话，导致了房地产、股票、债券等资产在上市总量和价格上的持续增长。其中虽然间杂着简短衰退，但都很快就度过，一直没有什么大的调整，这也为2007年以来的大爆破积累了很大的泡沫。

我们以美国金融体系的教训来看待中国的未来前景，对之前中国的金融国际接轨派的改革蓝图进行以下分析，看一看哪些部分是死路一条。

首先是，金融行业在整个国民经济里，应该占据怎样的比重。大概读者都知道，笔者仍然主张金融业只是一个对实体经济服务的行业，不应该颠倒乾坤，变成凌驾于实体经济头上的巨大虚拟价值体，反过来让实体经济的发展目的变成是给这个巨大的虚拟价值体提供“题材”。以美国为例子看一个数字， 1980年金融业公司的市值只占当时上市公司总价值(美国股票总市值)的5. 2%，到2007年就变成了23. 5%，几近1/4。金融业贡献的名义上的GDP，在GDP总量中也是差不多这个比例。另一个数字是股票市场总量占GDP的比例。在危机前的2007年8月，美国股市总额是17. 923万亿美元，按照2008年9月雷曼破产前两个月的Wilshire指数，美国股市总额差不多是15. 39万亿美元，到2008年10月底，跌到了11. 54万亿美元，但无论如何，和美国GDP的13万亿美元比起来，似乎比重都太高了。

拿德国来对比，在同样时点的情况下，德国2008年10月底是1. 976万亿美元，相比于3. 32万亿的GDP，只不过是过半。而与德国经济规模差不多的中国(当然以购买力计算可能是德国的两倍) ，到2007年夏天，股市总值差不多21万亿人民币(3. 059万亿美元) ，几乎和GDP水平相同。如果加上香港的2. 18万亿美元，中国股市的规模就是5. 239万亿美元，超过了日本的4. 615万亿美元。虽然没有放美国那么大的超级大卫星，也是当仁不让的天下浮夸第二。

所以说以2007年中国股票市场规模膨胀的那个架势来说，显然不是金融改革的方向。股票总值太大，导致整个社会反过来绕着股市转，好比头重脚轻，人心因虚拟价值的波动而忽然大喜忽然大悲，容易导致社会不稳。股票总值占GDP的比例，以中国现在的发展水平来说，似乎在20%—30%这个水平比较合适一些，而金融业的比例——包括在整个股市市值中的比例和国民经济总量中的贡献值比例，保持在5%之内比较好。你要知道美国金融业25%的国民经济比例，基本上是靠着抽取巨额金融中介费用、高额利息吸取和对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的掠夺战利品堆起来的，要学了这种东西，对内是自己用高利息勒死自己的产业，对外则没有门路，你更可能做的是掠夺游戏中的高位接盘者而不是割羊毛剪刀手。随着中国经济的逐步发展， 2020年步入全面小康社会，股票市场的比重才可以向GDP的40%—50%靠拢。只有当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以人均计算)达到今天的德国或者日本的程度时，也许可以在50%—70%之间。而任何超过这个比例放的大卫星，就是找死，今天的美国金融界就是中国的前车之鉴。

第二个考虑的问题，就是需不需要建立一个美国式的直接融资资本市场。直接融资资本市场可能要有大小企业和高新企业之分，笔者是积极主张对高新技术企业进行各类灵活变通的融资支持的。但是从整个国家来说，首先要明白，中国基础建设突飞猛进的一大原因是什么，哪些是需要坚持的因素。中国过去十几年能在基础建设等多个方面突飞猛进，得益于高储蓄率和低利息率，以及农民工的廉价劳力。这里面随着内需的启动，储蓄率和人民的收入应当积极提高，但较低的利息率——资金成本，似乎应当坚持下去。任何在资本市场的创新和改革，都不能打乱这个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局。

目前中国的企业主要还是靠银行贷款，而且诸如农业银行等现有的部分国有银行，还存在财政操作方式的政策贷款。中小企业有融资困难，导致法律上非法的企业集资盛行。而民间资金无路可去，又不愿意在现有的低利率银行储蓄和高风险股票交易中投资。因此确实有建立资金市场和企业商业票据市场的必要。(www.daowen.com)

但对于这些市场的利率，不应该直接用完全市场化的方式解决，而应该由中央银行给予一个利率指导，在央行基本利率之上的一个浮动幅度内进行调节。如果采取美国式的完全市场化的方法，就会导致央行利用银行准备金来控制货币总量的手法失灵。而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私人开出的利率太高，很可能变成掠夺性、侥幸性的高利贷，甚至导致老鼠会的出现。另外，中央银行应该保持强有力的直接向重大项目注入新造资金的手段，防止像美联储那样，在平常完全依靠联邦基金利率来“带动市场利率”，把货币创造完全放在私人银行的手里。其结果是恐慌时刻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利率运作基本失效，接下来不得不开始向银行大规模注资，结果又让这些银行的高管拿去抵窟窿或者发奖金，老百姓见不到资金注入的经济启动，怨声载道，上街游行。

大家必须打破一个错误的观点，那就是市场一定会带来资源的最佳配置。在资本市场、期货市场等各种金融市场里，由于大量“自我实现”机制的存在，很可能和通常生活中市场的一些自动调节作用恰恰相反。如果我们看一看2008年石油期货市场交易价格一下子涨到150美元一下子掉到40美元的情况，看一看当年的美国加州电力市场的例子，就明白这种观点在现实的金融市场操作中站不住脚。此外，一个货币在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而放开的资本市场、金融市场，还不排除由于国外投机基金的操作，而导致利率、汇率的大幅波动，直接影响一国的经济运行(高利息限制国内企业资金运转，汇率剧烈贬值使得国内必需的进口品物价暴涨等)。

第三个要考虑的是大宗商品的期货市场和国际期货市场的关系问题。在关系中国经济发展而中国又不具有国际定价权，而且目前没有大量存货或掌握大量货源作为稳定力量的重要商品方面，要求企业甚至一个行业去单枪匹马地应付风险，只能是强人所难。强行驱赶这些企业自行到国际炒家横行的市场上去套期保值，企业两眼一摸黑，再加上自己内部可能激励机制有问题，可能就会干脆撸起袖子赌一把。所以笔者对一些中国企业在这方面的失误还比较理解，国内的媒体似乎有不分青红皂白兴师问罪的意思，缺乏再反思，其实，现存的很多期货交易所的制度存有重大缺陷，如伦敦金属交易所，几乎是相当封闭的俱乐部体制，中国企业贸然闯入，很容易被人联合围剿。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力量还是起决定性的作用。中国政府可以利用国家存货，隔断国际市场的大幅变动，比如说防止2008年这样的石油、原材料和大米的价格疯狂涨势以及下半年的大跌势，从而防止中国企业的大规模亏损或者倒闭。

而对于非商品类的期货和期权的推出，必须小心慎重，要有严格的监督和限制，以免导致金融体系风险性过高。

而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的一个罪魁祸首，即贷款消费形成的金融机构债权资产的证券化(或债券化) ，不论是房屋贷款，还是其他消费贷款，除了特殊可以通融的情况，应当要坚决制止。反而最近造成问题的信用违约掉期，倒是可以适度开发利用，但必须建立起一个中央交换和结算中心，而且严格限定，只有拥有信用合同的持有人，才可以从事这种合同买卖，制止将这个风险管理工具变成投机行为。

最后一点，就是在资本市场的开放上，还是要放慢步伐，切不可走日本、俄罗斯等国家的老路。在人民币汇率政策上，可以仍然以逐步扩大交易的波动幅度为方向，但应当实现中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的目标管理要求。

中国的中央银行不能走美国的道路——即由私人银行拥有，挂政府的牌子又独立于政府施政之外的“独立央行”道路。无论任何形式的金融改革，中国的中央银行必须实行国有制，并完全接受国务院的领导，作为服务中国经济的一个政府部门。不能变相地从政府独立出去，在国际标准和全球化的旗帜下，与全世界金融资本家联结起来，去成立所谓的世界金融俱乐部。否则最后只能任由这帮大金融家们，叼着雪茄，绑架各个国家的政府，实行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政策。

现在中国金融改革的基点，不是要达到什么国际组织的要求，不是要积极向某个发达国家看齐，而是要做到服务中国在中西部仍然未完成的基本建设，服务支持人民币贸易圈、经济圈形成的国际贸易。在目前中国金融状况局面不错，而西方金融体系濒临崩溃的时候，任何先前的那种“看齐改革”，可以慢就应该慢一点。

在本书的前半段，笔者曾经就中国的外贸困境和内需转型提出了意见，并且对咱们的政府调侃了几句。结果在笔者正娓娓道来，还没有来得及谈及对中国转型的看法之前，中央政府已经出了重拳，推出了2年4万亿人民币(即5860亿美元)的对实体经济的刺激方案。笔者不由得大声叫好，对国家政府的行动果断、判断正确、头脑清晰，发出由衷的赞叹。当然，各级省市政府可不可以行动快捷，可不可以做到号令一下，军马齐出，就要看此后的诸侯群英会。不过对中国体制做大事情方面的高效率，笔者从来就没有怀疑过。

笔者看周边反应，首先看到的是，世界各大媒体在齐声叫好的同时，不免又有些嫉妒。毕竟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可以玩得出中国现在这个财政大手笔。这两天看到高盛的经济学家哈祖斯(Jan Hatzius)谈到美国的金融危机，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美国金融系统至少要爆掉1. 4万亿美元的资产，而现在才清理掉8000亿，还需要清理掉6000亿。看来笔者在早些时候笑话那些三菱之类的蠢货在半山腰时喊抄底，不是没有道理。中国中央政府的土鳖在国际救市一事上，要比中国留洋金融界的海龟有眼光多了。

在笔者谈到中国这个刺激经济计划之前，先通俗地就出口外需和自销内需的运作向读者做个交代。

话说中国南部广东省东莞市樟木头镇上，开了一家外向型经济工厂，专门为国际品牌耐克生产运动鞋。一日，有美国客商订货，购买价值1000万美元的鞋子。这家工厂高兴地交了货，拿到1000万美元，然后到银行兑换成人民币。于是央行“印”了6825万人民币，给了这家工厂，收下了这1000万美元，然后把那1000万美元给了中投。而中投一投资，就打了水漂了。笔者声明，咱与中投没有个人恩怨，只是拿他们开涮而已。在这个例子里，美元投不投资，赚了还是赔了，都没有关系。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美国客商是谁，把鞋子买了之后是放到沃尔玛去卖，还是半路倾倒到美国近海里用来“填海造田”，都没有关系。反正最后结果是中国的一个厂家收入了6825万人民币。而央行的账户，如果那1000万美元还留着，那就是多了1000万美元(可能是国债什么的) ，如果是交给中投打水漂了，或者是1000万美元买了国债被美国宣布债券无效了，那就归零，央行手头没有变化，只是多了6852万流通在外的人民币(理论上是央行的所谓负债，或者是这个社会的“负债”)。

假设这个美国客人凑巧就是世界首富和首席慈善家比尔·盖茨，他因为看了一集关于中国广西山区的纪录片，看到上面的穷孩子没有鞋子穿，立即慈悲心大发，决定来樟木头买了鞋子，直接运上火车往西拉到广西送给这些孩子。结果就是孩子们穿上鞋子，大声说:“感谢盖大爷!感谢盖氏基金会!”

那么换一个角色。美国政府援助基金看到了同样的纪录片，觉得是个扩大影响的机会，决定向中国给予美元无息贷款，来帮助这些穷孩子。结果是厂家收入了6825万人民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拿了这1000万美元跟央行换了6825万人民币，而央行多了1000万美元，过了若干个月，还了无息贷款，所以央行账簿两边也没有任何变化(美元也换回去了， 6825万元人民币也收回央行仓库了——等于是财政部那边收了6825万元税费，替孩子们买了鞋子)。唯一变的是，孩子们穿上鞋子时的口号成了“感谢美国政府!感谢美国人民!”

那么再变化一下。中国政府的扶贫基金决定帮助这些穷孩子。结果是厂家收入了6825万人民币，央行的外币资产没有任何变化，因为这是个内贸合同。唯一变的是孩子们穿上鞋子的口号，就要改成“感谢党中央!感谢人民政府!”当然，有人要问扶贫基金会钱怎么来的，如果央行“印了”6825万元给财政部并转交扶贫基金会，那么效果显然和美国客商买了1000万美元鞋子运回美国，而1000万美元又交给中投打水漂是一模一样的，不同的是，美国客商买回去的鞋子可能被暴殄天物的美国堕落一代给糟蹋掉了，而中国扶贫基金会买的鞋子让中国人民的孩子改善了生活，改变了命运。

这个例子说明的是，其实把外贸转为内需，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么难。如果中国政府弄清楚宏观的货币原理，摸清来龙去脉，不把自己可以创造的货币符号当成金银财宝锁在柜子里(现在是放在财政部的电子户头上) ，傻呼呼抱着睡觉，而是善于运用其积聚几年的强大财政能力，调动沉睡在各级政府银行账户上的钱，推出中国特色的罗斯福新政，大胆、明智地投入到最需要的地方去，成功引导中国经济转型，那么这以后的10年到20年时间，就是中国复兴的大好日子。

当然，现在中国政府对出口企业进行退税和信贷支持，是希望众多企业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寒冷冬天来临时，可以多一件寒衣，可以顶住一时，免得大面积的企业倒闭，数百万民工失业，进而引发社会问题。在促使沿海企业转型，劳动密集型企业向中西部搬迁方面，现在倒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笔者建议政府要做的事情，首先是对中国内部需求的商品缺口进行一个大致的估计，然后选择合适的行业进行面向中西部的转移。至于回乡的农民工，要快速追踪他们的返乡地，然后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合作的形式，将破产倒闭的企业的生产设备和原材料，一火车拉到农民工回乡的地方。如果农民工回到四川，就拉到四川，回安徽或者河南，就拉到这些地方。然后对这些农民工进行技术训练，成立工人合股的公司。再从毕业的大学生中，招募行政和管理人才，以政府财政采购和扶贫的方式(比如上面谈到的“感谢政府，感谢党”的例子) ，对这些企业帮一程。笔者已经不止一次提出建议，期待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在河南、湖北、湖南、江西一线进行。

当然，要使这个过程成功，必须建立一个运行顺畅的农村销售网，以及快捷方便的内销汇票的金融承兑体系。过去多年过分依赖外需，使得内地的销售网络非常不畅，而且马太效应式自我堕落，缺乏诚信，但逼到这个份上，凭借中国人民的智慧，这样的销售网估计很快就会建立起来。政府需要做的是，敦促银行改变以往优惠青睐外销票据，歧视内销票据的做法，给予国内流通商业企业的“国民待遇”。

许多人都可能问这样一个问题，这次中央的经济刺激方案，为啥会得出2年4万亿人民币(5860亿美元)这个数字？笔者其实一早就对这个体外(外贸)损失体内(内需)补的政策做过考虑和估算。如果按照贸易盈余2600亿美元来算的话，以人民币对美元兑换率6. 8的粗略计算，就是1. 8万亿人民币。因此以这个数来计算以下两年的情况，看来是估计了外贸盈余为零的最坏打算。

另外，在内需消费不可能在短期几个月大幅提高的情况下，使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效法当年的罗斯福新政，就是一个必要的选择。当然以这样大的财政支出，进行民生和基建，是否一定会保住8%—9%，还是个未知数。但是如果可以在这两年内，在低收入房屋建设、全民保健、农村基建、高速铁路、绿色能源等方面突飞猛进，将13亿人民的民生大大改进的话，就算明后两年只有6%—7%，也是为今后十年的发展打下一个好的基础，大有所值了。

这样的经济刺激，可能有人会担心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问题。其实不必担忧。首先是笔者前面反复介绍过的国债货币原理问题，原则上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是杞人忧天。另外从具体的情况来看，中国现在的国债大概是5万亿，只占GDP的21%左右。即使连续两年的刺激方案，也可以将其控制在所谓的“国际最谨慎警戒线”30%以下，离欧盟列出的警戒线60%还差得远，更不要说美国的90%水平和日本的190%高水平。说实话，读过笔者的国债货币原理就知道，一个大国去保持什么政府盈余，其实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是政府没有认清货币本质，是对社会无益的守“财”奴的表现，此前中国政府的财政一直有盈余，那么以所谓“安全线”来计算，即每年财政赤字占GDP的3%，中国也有7000亿的赤字空间可以利用。

另外对于所谓通货膨胀的考虑，笔者在前文已经谈到过，货币的投放是否引发通货膨胀，主要在于一个国家是否有足够的新增制造能力来匹配、消化积极财政政策投入的大量货币。只要一个国家可以保证外来资源和能源不成为发展的瓶颈，比如说现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度回落的情况下，具备足够的生产能力和充足的消费市场，就非常容易成功。而中国今天的环境，和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情况，非常相似。

美国当年的情形就是，美国政府在罗斯福新政下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使得国债存量甚至达到了GDP119%的高度。但这个时期恰好是美国最繁荣、人民最积极向上的时代。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形成的强大军工能力，具有巨大的转型潜力。当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士兵复员回来，导致了对民生产品的强大需求，两者恰好匹配。其间只在1947年，因为军工品生产的军工企业，需要一段时间来逐步向民用品生产转变，造成了短暂的民用品供应不能满足需求的供求失衡，使得该年通货膨胀飙上14%。但很快在几个月内，制造业转型成功，就开启了美国经济的黄金时代。

那个时代有一点和2008年11月前后的情形相像，就是能源和原材料价格比较合理，处于较低价位。在当前西方银行体系通过贷款创造货币的机制暂时失灵的情况下，尽管各国政府在大力注资，但由于西方私人企业对经济前景的黯淡看待，实体经济资金缺位，通货紧缩可能还是会成为这两年(2008年、2009年)的主要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由于外汇储备的庞大，在国际市场上一枝独秀，而其他国家又没有资格跟进，就会形成一个有利于中国的原材料和能源的买方市场。中国如果抓住机会，用订立长期合同的方法为那些资源国家提供救命稻草，就会为自己的积极财政政策创造条件。

而中国近年来的通胀压力，和上游产品的大幅涨价很有关系。在这样一个低价的有利环境里，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才有了施行的最好时机。不然的话，等到西方的银行系统恢复机能，各国央行采取的货币政策又都如此宽松，下一轮的恶性通货膨胀会不会爆发，都令人难以预料(因为最终还是在于消费者肯不肯贷款消费)。

以美国历史作为一个借鉴，总共发生过5次高通胀，分别发生在独立战争后， 1812美英战争，美国内战，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7年、1965年。前几次容易理解，都是由于战时融资，一方面生产受阻，一方面政府要大量采购搜刮战时物资。为了支持战争，除了林肯直接印5亿白条(绿背纸币)之外，其他都是发国债解决。因为战争时大家过得很苦，而且前几次战争，如独立战争、对英作战和南北战争，都把美国打得稀巴烂，所以一旦和平需要重建，当然不能再加税，经常选用政府发行纸币偿债的方式，由于生产恢复、增长需要一个过程，自然短期内会有通胀。1947年那次，美国国内的生产没有受到太大损害(反而是大发展) ，但军工转民用需要一定时间，所以转轨时通胀了一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家因为被1929年的大萧条吓怕了，政府不敢不实行积极政策。加上和苏联军备竞赛，所以战争准备机器并没有慢下来，大炮黄油一起上。虽然政府每年投入的财政刺激总额在不断增加，但是由于美国生产潜力可以消化的原因， GDP的增长很快，从1945年的2万亿美元，涨到1960年的5万亿美元。虽然在1945年，国债余额占GDP比重为119%，但当经济发展比国债发展快了之后， 1960年回到了58%， 1969年到了40%， 1974年是35%。20世纪80年代后，里根一边宣布政府不应该干预经济，另一边又大打军事开支牌，国债总量迅速上升，以至于到了里根执政晚期出现笔者前文所写的“国债无危险论”，从1980年的33. 3%上升到了1990年的55. 9%。再下来经过克林顿时代的盘整，保持了稳定， 2000年是58%，小布什时代又开始突飞猛进，在2008年9月全面危机爆发前，大概是65%的水平，笔者预期这轮危机弄下来，大概可以再上一个台阶，到90%—100%的水平。

很多经济学家并不是很了解财政赤字和货币发行之间的关系，只会条件反射，一听到财政赤字和债务，就开始担忧通货膨胀了。尤其是那些彻底崇拜金本位的金龟子们(Goldbugs) ，认为只有具有一定的黄金作为货币“后盾”，才可以进行相应的财政政策。

这种看法是很荒谬的。假设我们在中南海的后花园里找到了一张藏宝图，来到藏有宝藏的鹿鼎山，把大清王朝留下的几千万两黄金给搬回来了。是不是按照金本位的说法，俺们就可以立马发行和这些黄金市价等值的几万亿货币呢？

这不是同样会引起通货膨胀吗？就如同当年西班牙殖民者在南美洲，抢了大量黄金白银回来，因为没有制造业可以消化，同样造成通货膨胀。当然，如果咱们只是一点一点地多发行些货币，来保证发展的生产能力可以和其匹配，自然就不会造成这样的恶果。那么只要一个政府可以负责任地保证不要破坏这个适可而止的规矩，后面有没有黄金支撑或者限制并不重要。只要做到了这点，积极财政政策就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政策。

当然以这个标准来判别美国和日本的财政政策，目前来看两者都是属于比较失败的例子。美国国债占GDP的比重不断增高，但在现实中的经济建设效果却不很显著。而日本不光是绝对比例太高，其经济几乎就是零增长，想要降低比例，似乎不太可能。

那么是不是中国也要采取高比例的财政赤字政策呢？笔者在这一点上，认为国债存量到了40%就应该收敛一下，检查一下是否落到了实处。另外，笔者主张在中国经济走向自我成长的内需之路后，定期把央行手中的国债清理一下，将其中的一部分转成不付利息的“商誉票”，换句话说，这部分商誉票算是一笔购销。当然，购销的国债只能是货币发行机构——中央银行手中的国债，不能是老百姓手中持有的国债。所以老百姓手中持有的国债占GDP的比例，也可以作为一个更恰当的指标。

中国在当下的经济发展阶段中，不光是中部和西部的基础设施差强人意，而且各地农村的民生建设，那些可以改善人民生活实际水平的设施，比如天然气供气、热水、电力、医疗设施、图书馆等，都还是比较落后或缺乏。效法美国1950年至1960年的政策，开展中西部大开发和农村大建设，不光是中国政府摆脱经济困境的手段，还应该成为建立均富社会的施政目标。

中国的13亿人口，可以说是负担，也可以说是财富，更可以说是世界上潜力最大的一个市场。在解决教育问题之后，这13亿人的智力和发明创造力，都是可以带来巨大经济增长动力的资源。而当中国人考虑如何应付自己的生存挑战时，正是这个资源为世界文明带来了四大发明。中国过去的政府支出，过于重视有形的东西，笔者建议多搞一些无形的东西，积累人力资本，开发设计密集型、艺术密集型等针对消费个性化的新产业，这会成为提升中国产业品位又吸纳就业的一条路子。

最近笔者看到一则消息，是关于浙江绍兴农民在房顶上种粮食的故事。其实笔者曾经在这方面有过探讨，即在解决现在的土地和人口的不均衡问题上，可以考虑用现代的大型停车场的方式，开展多层种植的专业化农业。这些方面的技术革新，正如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一样，也是十分需要花钱研究的。

如果这次的内需刺激计划，可以在新材料应用、循环再生材料利用、可再生能源方面有所作为，中国经济发展就一帆风顺了。

除了笔者一直鼓吹的新能源(再生清洁能源)、新交通(高速铁路连接中国所有5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新农村(建设民生工程，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搞城乡统筹发展，取消城乡二元化)和经济转型(从外贸导向转到内需和外贸平衡)以外，建立一个全民医疗系统(放弃美国式的私人保健系统，吸收学习英国和加拿大式的政府主导系统) ，发展中国特有的中医药优势，形成一个中西医结合的医疗体系，也是需要重视的对象。争取做到以防治为主，以中医治慢性病、西医治急性病的思路，合理分配资源，降低医疗保健成本，做成一个可以负担的全民医保计划。在医疗系统和医院的分布上，以3小时城市中心为主轴，建立起地区性分工的专业医院分布体系，让任何边远乡村的农民，都可以做到1. 5小时的问诊距离。而距离更远的地方，则争取做到互联网支持的远距离诊断，让特别边远地区的人民，可以享受一流大城市的医疗服务。当看病难和治病贵的后顾之忧解决了，中国普通百姓才可以放心花钱，增加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