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一下，美国GDP中大约超过70%的是消费，那就知道美国经济的问题出在哪里了。说到底，就是实体经济空心化，虚拟经济变成了巨无霸。那么对整个经济的发展而言，当需要通过货币创造，依赖于债券化的符号来支撑经济活动时，产生的负面影响就非常深远。

在过去，由于资产市场、虚拟经济不是很发达，所以当政府或造币机构发行过量的货币，而社会无法提供足够商品的时候，在现有的价格水平上，就无法支撑多余的货币，其结果就是通货膨胀。这恐怕就是新古典经济学对货币理论的观点。所以“控制货币发行就可以压制通胀”，“增加货币发行就能解决通缩”，那些或多或少与新古典经济学有亲缘关系的经济学家们四处鼓吹(主要是鼓吹前者) ，这其实是把实物生产中简单的供需理论，用到了完全不同的金融活动中。

当经济活动被分割成实物经济和虚拟经济的时候，加上主客易位，作为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金融业，就和实体经济分化，进而导致了虚拟经济、资本市场为核心，实体经济反过来为金融业及资本市场服务的趋势。结果说穿了就是本末倒置。本来股票和债券的发行，是为了在以储蓄为基础的银行信贷之外，更有效且低成本地多辟一条路来筹募生产资金，现在反而变成为了支持股票债券等一二级投机市场的逐利行为，而设立一个实体经济的假象。不是二级市场为公司融资发行的证券提供一个便利平台，而是公司被创造出来，为二级市场的火热添油加醋。过去网络股泡沫中有一个典型的案例，那就是所有尾巴上带有COM字头的公司，纷纷跑到股票市场上去上市(一级投机) ，随后进行二级市场炒作，寻求各种未来预期股价的提前实现(抹去时间因素)。在这个背景下，一个公司的概念和对未来发展的预期报告，就比这个公司实际上的经济运作要重要得多。这样一来，凭空根据预期，通过你喊价我接盘的数字制造，就齐刷刷把股票存量的价值往上抬——而对于每个微观持股人来说，似乎就收获了大量的虚拟“增值利润”。虽然说最后的结果是，在当时应运而生的几千家公司里，极少数的成长为雅虎、谷歌等知名企业，但在金融业层面，对于那些参与者来说，似乎短时间的增值利润就已经实现了。

现在出现的房地产危机几乎是同样的路数，但相比单纯的股票，其中的玩法更复杂，衍生出来更多层次、更“间接”的金融产品，爆炸起来的危害力就大得多。这中间的奥秘在于，符号货币的变化实现了向实体经济的渗透。

就单纯的股票来说，比如俺将村子里的鸡场放上了互联网，叫作my Egg.com。结果实现上市了，俺还雇了100名软件工程师，写了个销售系统在网上大卖。当上市的投行们(比如说高盛)巧舌如簧，投资家们一鼓作气，俺的股票一上市就被捧到了100元每股，炒成了5亿元的市值。除了大伙儿因为手中持有点原始股，全部在纸面上成了百万富翁外，投资家口袋里的货币，有一大部分以员工工资和奖金的方式，流进了实体经济。每个星期俺公司请员工用餐时，大家也就毫不客气地一人先点了一大碗鱼翅来漱口。于是这些钱也通过消费的方式，进了实体经济。创始员工们可能还卖了些手里的股票，你买房，他买车。等到股市一跌，大家就是捶胸顿足，呼天抢地，后悔自己为啥不在某个高位，把手中持有的股票出光，但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其他的后遗症，当坐了次过山车，做一次黄粱美梦而已。

换到房子这事上就大不同了。卖掉房子的人，当然可以吃香的，喝辣的，但由于金融创新的玩意很多，弄出来一个房屋净值贷款(Home Equity Loan) ，于是连买了房子的人，也开始从房子的净资产值(市价减除你的贷款额)里，拿一部分去抵押贷款，用来消费。也就是说，股票涨跌的时候，你还需要通过转卖，找到接盘的人，把这个保障出来的虚拟数字财富落实了——其实是真正的钱在人与人之间的转移;现在房子价值上涨的时候，已经不需要找到接盘的人，直接找银行，让银行贷款造出新增的货币，就可以落实在手，轻松花费了。

危机前美国经济学家对这种业务效果的解释是，反正美国人都会用信用卡消费，这种办法反而让老百姓用较低的利息去消费，对老百姓来说是好事。这套说法就像是你拿着一支股票，以当时的高市价计算其“价值”，然后拿去申请贷款。当然，你觉得股票会跌，因为股票每天都在波动，但是房子不会跌——因为房子涨跌的周期至少数年乃至十年，所以这个贷款是“安全”的。现在你就要真正开眼界了。

其实这里面隐含了一个很要命的问题，就是整个社会的运行，特别是其中消费发动机的增加，不是依赖于人们工资水平的提高，而是依赖于所谓的资本价值这些符号因素(如房地产和股票)。当然当这些资产重估的时候(尤其是高估的情况，即通过股市的不断攀升和楼价的不断上涨，来支撑各类贷款包括次级房贷的发放) ，其抵押贷款创造出来的货币也会部分流入消费领域，如果这个时候消费领域的生产没有跟上，那么就会在基本消费品层面产生通胀压力。

如果基础消费品大通胀，那么原来的资产升值的财富效应就失去了意义。最佳的状态应当是把基本消费品的通胀压力化解，让通胀可控，而同时你的虚拟资产品和房产资产品价格大幅攀升。这就会形成大家所说的“金发姑娘经济”(Goldilocks Economy) :在这个纸醉金迷的经济环境里，你的虚拟资产品和房产资产价格的上涨，便没有人会去解读成经济(投机)贷款的增加、欠债的增加，而是解读成财富的增加。而低廉的基本消费品价格，就给你带来了实际生活的好处。由于通货膨胀里不包括房子这样的资产品(对住房支出的上涨统计一般以房租为标准) ，所以像加州硅谷地区花了50万买了套洗澡还要去公共浴室的“高档住房”的情况，也不会表现在通货膨胀的统计栏目里。

如何把基本消费品价格压下来，就成为这个游戏的最关键要点。从中国和亚洲的其他地方进口廉价消费品，是美国这几年的主要解套方法。大家都知道，要控制住低价，就要控制住成本。中国、印度和一大堆东南亚国家的贫穷和巨大的农村人口，解决了劳动力低价的问题。让这些国家牺牲环境，忽视工人权益，实行低价土地租用政策，也是一个出路。这是美国这种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在。从这里大家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劳苦大众的生活比中国要差的印度，从来就不会被西方舆论用人权的幌子去攻击，也可以明白为什么中国制定旨在提高劳苦大众待遇的新《劳动合同法》，也依旧不会减少西方舆论对中国的攻击。

但是，关联终端消费品价格，除了生产的劳动力价格之外，还有两个要素需要解决，一个就是原材料，尤其是能源价格必须受到控制。与中国和印度似乎无止境的剩余劳动力相比，不可替代的能源和资源消耗确实是一个瓶颈。这样看来，美国军队在世界能源地区的操作，其真实的意向就昭然若揭了。第二个问题，就是为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生产消费品的底层低端生产国，必须把自己对这些终端产品的消费控制住，不要提一些超出“本分”的生活改善欲望，同美国消费者争食。

因此，如果中国政府致力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那么变成西方的眼中钉和肉中刺，几乎就将成为必然。从美国和西欧的角度来讲，最好保持的局面就是，中国政府坚持以出口廉价产品特别是消费品为导向，确保中国工人的工资处于低下水平，不以提高大部分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执政目标，最好中国类似于印度、菲律宾和2002年以前的阿根廷，产生一批为西方利益服务的政治和经济精英，塞进整个政府，这些人可以作为合作者，分享一批剩余产品，但必须得让中国大多数的人民不能享受任何经济发展的果实。其实，在中国也不缺乏这样的候选人。希望中国其他地区的人民继续过苦日子，接受超低工资，以保证沿海的出口企业对西方出口产品时有价格上的竞争力，此类种种“继续干几十年”的主张，基本上都是这个路子。

从危机前的几年来看，美国为控制能源低价而进行的国际军事部署，基本上是失败的。这可以从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僵局看出来， 2005—2008年间美国同沙特、伊朗、俄罗斯、委内瑞拉等主要产油国家关系的恶化，也是一种表现。而在中国培养同路人，制造有利于自己的财经舆论方面，其进展还有待观察。不过，在利用舆论操控中国政策方面，其中的一个方面还是遭到了失败，这就是威胁中国政府放弃货币管制和资本账户管制的努力层面。这一努力，虽然在中国内部，也得到了国际转轨派的大力配合，但只实现了小步骤的改变，未能彻底冲破中国的防火壁垒。

美国对人民币升值这件事上给予的压力，其实也是这一综合努力中的一部分。有人也许会问，人民币升值，难道不是在推高运往美国的基本消费品的价格吗？其实不会，因为中国外贸企业在这些消费品出口上，并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只能由美国和欧洲的大进口商定价，你人民币再升值，货物的美元价格还是巍然不动，或者只有略微的上涨，结果就是货物的人民币价格持续下降;此外，还可以利用台商和港商，以向越南等地迁厂的威胁，向中国政府讨价还价，来阻止中国人民的工资增长。而中国的这些企业，包括港商台商企业，就会加强出口退税、能源补贴、优惠贷款等方面的呼声诉求，从中国政府口袋里掏钱，来补偿被美国压价的损失。

人民币在近年来实行一篮子货币后，已经涨了近20%，仍然不见美国鼓吹的能起到平衡贸易逆差的功效。所以可见，在现有的经济结构下，如果想保持美国特别是美国上层集团的利益，扭转贸易不平衡带来的中美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关键并不在于人民币升值不升值，而是在于可不可以让外资自由兑换，自由出入中国的资本市场，也就是用投资收支的资本利得吸收，来平掉中国的贸易顺差，实现经常收支平衡，达到中国底层人民为美国各阶层免费服务的效果。

现在进入中国的外资，还是主要以外资直接(实业)投资(Foreign DirectInvestment， FD I)的方式，形成的多半是实物资产，不具备立即就走的流动性，投资于证券的外国机构投资者(QFII)总量还不多，再加上在外汇汇出的速度上有限制，因此其难以通过猛然撤除的方式，对中国的金融体系进行破坏性打击。如果能够促成中国的资本市场可任由外资任意出入，以及人民币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自由兑换的情况，那么通过金融危机的形式，把中国新出炉的中产阶级清除，就是制止中国(部分)民众和西方尤其是美国消费者争食的最直接办法。

可以拿20多年前日本的情况做参考。日本人开始进行高消费的20世纪80年代，被认为影响了(或者说至少在心理上影响了)美国人的生活，干扰了美国的产业。美国从贸易出发，压迫日元加速升值，又在金融上“亲自教导”日本的货币政策(降低利率) ，敦促实现自由兑换，直到股市楼市破灭，导致1990年日本的金融危机，使得日本人的股市和房市财富在后来的数年中缩水过半甚至更多。而之后的90年代，日元对其他货币的兑换率是高还是低，便不再被西方当作一个话题。后来在东南亚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同样是把这些国家的中产阶级剃了一个头。

对中国的剃头行动无法完成，这对于英美某些派别的领导人和“学者”来说，就成了美国和西方经济在长远难逃衰退或实质生活水平下降的一个最重要潜在威胁。原因很简单，虽然今天中国的大批加工产品，是为他人即欧美国家作衣裳，但是谁能保证中国不逐渐转向自己消费呢？虽然今天中国的外汇收支是只流入不流出，天天积累着欧美的货币，谁能保证有一天这些货币不在中国的对外采购中集体涌向欧美，造成通货膨胀呢？甚至即使不流入，这些信用卡负债造成的货币流出，如果不能及时流回，则下层老百姓寅吃卯粮搞出来的负债问题，更没有办法解决。

果然，在这几年我们也看到，伊拉克战争不能有效搞定，使得伊拉克石油无法足够出产来冲击市场，于是石油的价格持续不断地攀升，原材料价格也不断突破天花板，人民币则大部分时间处于升而不飞的控制状态，再加上中国政府开始在经济转型方面施加努力，积极推行《劳动合同法》保障人民大众的权益，这就导致对美国输入基本消费品或多或少有价格压力。而在美国的跨国集团中间商继续顶着压力当铁公鸡一毛不拔的时候，无法用销售价格转移原材料成本的中国出口企业就成了压力千斤顶。于是2007年的8月，就在一些玩具商中，开始爆料出以带铅油漆替代价格高的无铅油漆，使得消费品质量受到影响的事情，并进一步闹出来其中比较老实的一些香港小企业家自杀的事情，引发了所谓“中国有毒制造”的风波。

当世界体系运行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就预示了简单依靠外来廉价消费品维持低通胀，无法继续保护以金融符号为渠道的过度贷款货币，从而创造支持各类资产“财富”无休止上涨、歌舞升平的局面走到了尽头。货币的创造终究会导致通货膨胀因素的抬头。作为“财富接力棒”中最薄弱一环的次贷，就开始破裂(其实很多次贷才开始兴建，还没有转完第一棒，鼓点就落下了——因为黑人大妈们发现，当自己不是可以只付头两年的低利息，而是要货真价实地开始支付房贷本金利息的时候，立即发现自己压根不可能继续待在屋子里了) ，这造成整个房地产市场的价格下滑。而所有建筑在房地产贷款和债券市场基础上的摩天大楼，就因为地基晃动，一下子塌了下来。

那么为啥中国的政治制度在这个过程中又起了一个关键作用呢？当年日本从为美国提供基本消费品，进而爬到提供高级工业品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日本始终是美国的奴才，所以美国很容易给日本剃头，就算有些右翼分子和左翼的日本共产党在那里叫唤，也要整得服服帖帖，何况接下来还有四小龙和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和泰国等，排队接替给美国提供廉价消费品的任务。在1997年替这些东南亚国家剃头的时候，就由中国来接盘变成世界工厂。所以下一步，就是要给中国剃头，同时让越南、柬埔寨、孟加拉国和印度取代中国供应廉价商品的任务。可是这个过程目前进行得很不顺利，虽然不能说没有成效，但总体比较艰难。

因为要实现剃头，一来你必须要服服帖帖地听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忽悠，让所有投资于资产品的外资可以自由进来炒高你的楼市和股市，让外币自由兑换。因为那些对冲基金的索家军(索罗斯领军的对冲基金集团) ，总是比政府官员反应快。如果你那个政府是效法美国的“民主政府”，就可以让几个被收买了的国会议员在各种议案上多使几个绊子，再加上你新闻自由的舆论，像香港那种“洋人就是对”的媒体一样造造势，玩几个扫堂腿，等你政府明白过来(本来官僚的特性就是慢半拍) ，人家已经把你国家的财宝装满大船小艇，轻舟已过万重山了。

当然，最好的办法就是你整个政府的高官们，都是西方的好学生，是绝对放任自由经济的忠实信徒，相信金融活动和市场机制都可以“自己得到修补”而不需政府的干预。当你的各种资产市场和本国货币在抛盘的压力下突然爆破，让外资拿着王大妈和李大姐在高位站岗的钱凯旋而归的时候，你自己的国家却因为汇率贬值，进口支出飙升，使得国内原料本币价格暴涨、物价暴涨，进而导致经济运转濒于停摆。这个时候，就是国际货币基金杀过来，让你签署卖国条约的时候，让你曾经的优质资产，当废铜烂铁一样，卖给杀回来的高家军(高盛带队的投行和私人基金) ，而且还要再踏上一脚，美其名曰保证贵国货币在国际自由兑换货币市场上的“吸引力”，从而稳定汇率防止贬值，让你服下对本国经济网络的健康来说是剧毒毒药的“大幅提高利率”的药方，让你的企业更加大批量地破产，好让卖出的价格是地板价中的地板价，给主子国的资本家们来一个开怀盛宴。

在这个过程中，你的中产阶级失业的失业，跳楼的跳楼，负资产的负资产，十年来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中产阶级生力军都被清理了，于是一个国家就再次变成少数几个外国或半外国的经济寡头、外资买办统治一大群穷人，这样也就可以再次服服帖帖给西方人再做几十年奴隶工人了，也不会和西方消费者们抢盘中餐了。

这就是为啥在西方人的眼里，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个十恶不赦的东西。因为没有美国式的民主选举，就不能轻易地公开搞政治渗透。没有西方式的新闻自由，就无法进行公开的舆论上的政治操作(在1997年回归的香港，以及独立后的印度和伊朗，这些做法在长时间内都做得到)。虽然在中国的财经界和金融界，有不少人是所谓国际接轨派，和国外的精英们惺惺相惜，而所有西方金融大鳄如高盛和大摩等的买办们也在呼风唤雨，但是全面开放中国给西方剃头的企图最终还是没有得逞，或者说没有在这次危机前得逞。

虽然说现在中国的决策方式也有相当多毛病，但是外部势力企图想要介入运作，比起其他国家难度还是要高一些。因为如果没有办法进行明箱作业，那么那些想影响中国政府行为的企图，有时就会是狗咬刺猬，不知从哪里下口。而中国只要保持住这个“拎不清”的局面更长一段时间，美国搭建的这一不可持续的金融霸业和金元帝国，无法找到合适的实物支撑，过不了十年也就会土崩瓦解了。

所以在《大国游戏》第一卷里，笔者谈到伊朗用了或者等了差不多30年的时间，才通过1979年革命清除了内部的“西方人”影响，而印度在今天是否完成了这个清光任务，恐怕很难说——甚至可能是已经融入骨髓，想清都清不掉了。中国的新疆北部，也是花了近20年才清除掉俄国势力。估计在香港的英美势力，也要至少20年才可以完成清除。中国大陆虽然在共产党执政后，成功地清除了外国势力代理人，但显然近20多年来，政治上的无条件普世价值派和经济上的无条件国际接轨派大批涌现，这些人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最大威胁，比中下层的贪官污吏造成的损害可能更要严重。虽然在美国金元帝国出现崩溃之时(这个过程也是一个较长的过程) ，中国幸运躲过了一次大劫，但前路仍然困难重重，遍地地雷暗藏，建设性的目标方案尚且在争鸣中，因此笔者只能是保持谨慎的乐观。

在这个世界经济改序的当头，看一看美国手下的国际经济—政治体系，特别是货币体系半个多世纪走过来的轨迹，应该会对将来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和运作，以及中国处理和世界经济关系方面，提供非常有益的研究价值。

在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 44个国家在领头大哥美国的家里开会，签署了布雷顿森林协议，奠定了战后世界经济和金融次序。那么这个布雷顿森林里长的什么树呢？就是一棵金元帝国的大树。上面飘的绿花花的叶子是美元，结的黄澄澄的果子是黄金。这个体系的机理就是美元和黄金挂钩，然后各国货币和美元挂钩。当然美国早就在自己国内放弃了金本位制，这里的美元挂钩黄金，就是保证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可以拿美元和美联储换黄金，如假包换，用一个承诺建立了信心，所以咱中国才有了“美金”一说。

当时的美国靠第二次世界大战早期卖军火给交战双方，把世界黄金都收得差不多了。加上美国战争年代的制造能力庞大，又不想因为战争的突然结束，使得军方采购萎缩，导致这些军需或关联企业大幅关闭造成大量失业，再次带来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惨状，所以必须寻找购买力。而欧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全部打成了废墟，但缺乏资金重建。于是创造需求的马歇尔计划应运而生，由美国向欧洲各国提供130亿美元援助(相当于2006年的1300亿美元) ，然后用援助资金采购美国货，由美国企业将美国货出口到欧洲，一方面帮助欧洲重建，抵抗来自苏联的威胁，一方面帮助美国企业继续生产，造成了一个双赢的局面。这实际上就是一个罗斯福新政、凯恩斯主义的“国外应用国内繁荣”的版本。在这个时期，欧洲需要进口美国产品来重建家园，甚至到了连美国援助的美金都不够付账的地步，出现了“美元荒”。而那时的美国国势真是如日中天，但就像中国古代的西周一般，天子的军队也要用来保护各国诸侯。

美国很快卷入各场战争。先是在朝鲜用兵，后又在越南用兵，大量的军需品采购，国内不够供应或者不方便供应，就使过去的敌手，现在的傀儡跟班联邦德国和日本那边的企业有了订单，两国经济逐渐恢复，同时逐渐开始对美国工业的竞争力形成了挑战。

无论其中隐藏着多少摩擦和潜在的不平衡(主要是欧洲、日本的经济复兴，以及美国从传统产业开始的逐渐萎缩) ，在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西方的资本主义世界可以说是享受了真正的黄金年代，整个经济靠内需拉动，工人收入不断上升，企业利润节节向上，工会和资方关系融洽。广大工人成为有产者、中产阶级。加上美国罗斯福新政的国家干预政策仍然实行，由美国国防军工业为主的大企业群，因国家到处用兵，并与苏联进行着长期的军备竞赛和太空竞赛，享受了大量的政府采购订单。法国等欧洲国家以及东亚的日本，同样利用政府力量，大量干预和引导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同时对农业进行保护主义的财政补贴，这都形成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人民迅速富裕。而日本和德国依靠汽车、电器等大宗消费品，船舶等资本品，钢铁等其他重工业产品，对美国大量出口，出现了快过美国的经济增长。

在这黄金时代中，政府的强烈参与是西方发展的主要原因，政府的财政支出形成了购买力的消费拉动，而政府的金融低利率政策则鼓励银行金融系统在实体经济领域里，积极扩张贷款，创造货币，从而使得国家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局面。

但一个潜在的问题在于，西方国家的整个经济体系主要覆盖的还是中游的半成品、机器设备以及下游的最终产品。能源、原材料等上游产业，随着生产的覆盖，比较依赖于海外的地区，这就形成了瓶颈。尤其是中东的石油。

刚开始时，中东处于美国的强力控制下。美国通过以色列、伊朗和土耳其三把钳子，牢牢钳住中东特别是阿拉伯世界，使其心甘情愿地接受低油价的价格体系，支持西方的整个经济运行，但随着地区政治事件的不断恶化，通过以色列和阿拉伯的几次战争，加上苏联在该地区的博弈，最终在1973年导致了中东石油禁运的经济危机。而上游产品价格大幅变动带来的蝴蝶效应，就将整个西方经济建构的价格体系冲乱。

在这个价格体系乱局中，各国企业为了保住自己的货币利润，纷纷提价，这就在西方国家内部造成了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的两难局面。而经济问题自然引发社会动荡，加上当时美国国内的反越战运动，欧洲的左派风潮，给当时的西方政界和学术界带来了重大挑战。

在能源冲击发生之前，美国经济在1971年就开始出现贸易赤字，越战的经济负担也比较沉重，导致了美元的贬值，时任总统尼克松最后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算是崩溃。在这之后出现允许货币自由兑换的后布雷顿森林系统，这就造成了战后国际秩序的第一次大变更。对于这一货币间汇率关系的大变天，一些头脑简单的自由派经济学家当时认定，货币汇率之间只要能够自由浮动，外汇市场就能找到“均衡价格”、“均衡汇率”，不仅能够避免汇率的巨幅波动，而且还能够避免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矛盾。事实证明，这些木头脑袋学者的言论成了经典大笑话。

这里要指出的是，俺们现在面临的这个国际大变动，和1945年、1971年的国际秩序变更一样，是世界强国势力重新洗牌的过程。今天中国对所处的国际环境，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对未来国际秩序演化的判断，必须要有一个长远的打算。这就要求中国的当政者，在对策考虑层面必须有一个全盘的政治思维，而不是像一个小家子气的商人，把眼光仅仅停留在蝇头小利上，或者以在商言商的鼠目寸光来看待一个大时代的变迁。中国如何考虑自身在未来国际秩序里的地位，如何考虑以何种方式来最大化地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如何以最优化的实际步骤达到这些意图，对中国现任的领导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对现在这个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困境的认识，千万不可以简单地归结于什么美国政府或美国证监会等有关部门的监管不足、透明度不好等肤浅的技术性问题，也不能停止在对盎格鲁撒克逊自由资本主义的批判，而应该提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就是这个国际体系建立在发达西方国家订立规矩、压制发展中国家的基础上，借用这种强势，顶层国家经常逼迫发展中国家不顾本国的实际情况，强令这些国家必须遵守西方订立的实质不平等规则，从而使得西方强国对发展中国家欲取欲求。这套旧体制必须彻底打烂，扔进历史的垃圾堆里。(www.daowen.com)

作为这个旧体系的最大受益者，美国自然倾向于仅仅承认自己的技术错误、监管不力，在大家出钱替他买单后，国会通过一个法律，那么就万事大吉，可以重操旧业了。而同样是半受益的英国，自然就是为这个英美体系保驾护航、大声鼓噪:你看中国这个新兴的经济大国，又是这次风险里大伙儿公认的最佳表现者，已经在用融资融券之类的自由化改革，背书俺们的那套游戏规则体系，没有问题——也就是说，咱们这套西方先进制度，只是几个家伙玩过火而已，换了人就天下太平了。

而在这个体系里希望夺权的法国和德国，就会大力批判美元独霸这个技术性问题，批判英美式体系是一套有利于英美利益的操作方法。他们的要求就是，以自己的欧元替换美元，由欧盟来主导国际金融和经济组织。但他们仍然会继续捍卫由西方世界控制的国际金融秩序，维护建立在此之上的政治和文化霸权。他们的信息就是，美国和英国的具体玩法是问题，但是俺们西方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对全世界的统治不是问题。你中国可以拿钱来救俺的急，但俺还是可以用西方文化和政治霸权的套套，通过说人权等把戏来恶心你。

那么中国应该怎么做？中国要打破的不仅仅是当前这套美元独霸、西方独尊的金融秩序，而是还要摧毁建立在这个秩序之上的政治、思想、文化和道德层面唯我独尊的西方单级化体系以及恃强凌弱的强盗逻辑，进而为这个世界建立起一个和谐平等、互相尊重、求同存异、多元多极的国际秩序。

在如何建立一个新经济秩序的大方向上，中国要善于运用自己的庞大市场和充足的外汇资源，在世界上进行一场长期的扶弱削强的行动，改变过去西方经济大国劫贫济富的流氓行径，削富助贫的政策理念就是让这个世界上恶国的经济实力变弱，无法再恃强行凶，让那些被人欺压的穷国，可以增强肌肉，不再被当作鱼肉。表现在具体政策上，就是对美国和欧洲的经济问题隔岸观火(不落井下石，就已经是客气的了) ，而在考虑中国的市场时，要多考虑其他非西方的国家。在政治争议上，对德国政府之流不时冒出来的无赖行径，应由民间势力进行抵制。但这尺度要把握好，不能上纲上线，欧洲各国的科技值得我们积极吸收和学习，对于科技人员的各类观点，应加以合作性的包容。

中国的合作重点应该是俄罗斯、中东、东南亚、非洲、南亚和中南美洲。加速和这些国家及地区的经贸合作、金融互助，利用中国和中东手上的外汇储备，联合行动，保证这些地区的金融稳定，建立互利的经济联系，开始建设以人民币为主体的贸易圈。这些都是非常好的选择。而中国和俄罗斯关于采用自身货币进行贸易结算的做法，是一个好的开头，可以考虑将香港和迪拜作为替代纽约和伦敦的金融中心，但要去除掉其中来者不拒、欧美资金自由驰骋的离岸港形象，进行有利于中国、俄罗斯和中东的资金整合，为未来的国际新秩序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才可以真正谈到国际秩序的重构，倡导和平协商的非战争行为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基本手段，确立国际法，禁止一切以未被所有国家公认的私家规则来干预别国内务的野蛮做法，特别是那种宣称某个国家未能实行俺的“优秀制度”，所以有理由对该国进行军事入侵或者经济制裁的强盗行径。

中国具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需要为这个世界创造出一个更好的未来，推翻现存的西方霸权体系。这是一个不可逃避的任务。任何叫喊中国应该出来“尽义务”，解救美国欧洲的声音都可以休了。中国人民经历了长达百年的被人欺凌的耻辱，稍微有点出息了，如果中国现在就要扑过去救那些历来对世界弱小国家和弱势文化大开杀戒，现在不过杀得手软、内息紊乱、有点力竭的强盗们，帮他们输血补身子，让他们歇过劲后再接着出去杀人，如果中国现在沾沾自喜地为能够和这些强盗们站在一起而感到光荣，那么笔者宁愿看到一个贫穷而衰弱的中国，而不是一个助纣为虐的“强大富裕”的中国。

再说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遇上的变局，其实是对其“泛美利坚霸权”(Pax-Americana)的挑战。从长期上看， 70年代后的一系列变动，客观上将这套霸权体系，延续到了今天。只不过以70年代为分界线，两套霸权机理有所不同，前半期美国对内相对公平，对外还具有一定的生产力优势，后半期美国对内相对分化，对外更多依赖于非生产手段的直接索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由于没有受到战争破坏，又是盟国军火的总供应商，所以是全世界几乎硕果仅存的具备生产能力的地方。而通过黄金换军火的办法，美国就拥有了全世界价值40亿美元的黄金里的26亿，占总量的65%。大量的黄金储备，以及超强的制造业能力，就成了美国主导战后国际金融的主要原因。美国可以说是被推上了世界盟主的老大位置。

当时从美国的眼里看世界，世界经济要解决两大问题:一是扩大世界贸易;二是货币体系再造。大家要知道，美国在建国后的160年里，都是以高关税和贸易保护闻名于世的(现在世界上除了历史学家，很少人知道这一点了，美国的洗脑功夫了得) ，怎么现在突然热衷于搞国际贸易了呢？很简单，为了消化自己的工业生产能力，避免失业。在战前，由于1929年的大萧条，各国政府一改20世纪20年代国际金融的自由兑换原则，对外汇兑换进行了严格控制，并筑起关税壁垒，以邻为壑，竞相贬值，增加自己的出口竞争力来减少“三角债”导致的国际支付赤字。大家这样的猛烈竞争，就导致了各国经济长期存有严重的通货紧缩，带来了商品需求萎缩、人民大量失业、国际贸易减少的恶果，再加上当时的英美传统势力不懂得通过积极扩大政府支出，来支持公司产品的销售，便活生生制造出一个人工地狱。

这种竞相贬值、互提关税的把戏大家玩得都有点疲倦的时候，就出现了坐地划圈、框定势力范围的新玩法。既然世界贸易萎缩，那么纳粹德国就锁定欧洲，先把东南欧几个小兄弟，像保加利亚的小沙皇老弟啊，匈牙利的天主教主教儿子等，用“双边贸易和外汇协定”的方式连在自己身上，实行商品物物贸易和帝国马克结算;而大英帝国就更方便，就地规定帝国内的全球殖民地都要强化“帝国普惠关税制度”，约束他们只和老爹不列颠贸易，成为名副其实的英镑区。这样画地为牢，等于只给生产竞争力高涨的美国留下了拉丁美洲(还在不断受到纳粹德国的侵蚀) ，将美国排除在世界大部分地区的贸易和投资之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这些贸易壁垒和纠纷，激发了德国选出希特勒，日本谋求海外派兵平息国内矛盾，造成了世界大战。

战打完，英国衰落了，德国成了瓦砾，之前的经济圈协议基本作废，必须重新设计世界。

对当时的美国来说，如何建立起一个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保证贸易和资本的自由流动，消除贸易壁垒，让所有国家向美国开放市场，为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展起来的强大军工集团提供广阔的赚钱机会，已经是等不及大战结束就要着手建立的迫在眉睫的任务。如果没有这些国家的市场，尤其是欧洲的市场，那么美国的工业就不得不进行减产，从而影响国内的就业水平。1944年，大战逐渐进入尾声的时候，美国本土已经开始出现部分工业部门工人罢工、抗议失业的现象。

虽然说英帝国和法帝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已经尽量通过各种行政和经济手段，来抗拒美国的竞争，但是两个国家在生产能力被战争摧毁，物资短缺和资金缺乏的情况下，便服从于美国的威逼利诱，以接受美援为条件，从“大租借协定”开始放开了大门，让美国产品长驱直入。至于后来的德国日本由于国家覆亡被占，自然不存在接受不接受的谈判资本。所以国际贸易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至于货币体系，自然是要改变20世纪30年代世界货币竞争性贬值的混乱局面。在这个美国独霸的经济体系下，所有的货币与美元挂钩，而美元则以35块1盎司的比价与黄金挂钩。但设计出来的这个系统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在经济扩张中，美元作为世界货币要支持国际贸易中的交易，而且还在一些小国家里作为硬通货而流通。这就要求大量的美元进入国际领域和世界各国，在战后国际生产恢复发展的情况下，这就使得美元的增长(这个增长本身有客观的需要)和黄金的增长(黄金存量的增长本来就受到自然的限制)脱节，欧洲日本等则在日常生意中积累了不少美元，这种游戏运行了20年，就开始出现美联储和世界各中央银行的官定黄金兑换价格，同黄金的市场价格出现差异的情况。因此任何一个外国的中央银行，都可以拿自己手上的美元，向美联储兑换成黄金，然后拿到公开市场上卖而大赚一笔差价。

第二个问题就是当美元变成了国际货币，要发挥世界货物流通媒介的作用时，为了保证世界货币存量的不断增长，美国必须在它的国际收支平衡上保持负数(美元净流出)。不然的话，美国一出口，就把流动在海外的美元全部通过卖产品收回来了，也就是其他地方没有美元可以担当流通媒介的功能了。其实在这个体系建立之初，如何把美元输送到这些国家，开动游戏扳机，就面临过类似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初的欧洲一片瓦砾，老底翻个底朝天，本国货币无物可买等于是一堆废纸，急需美元购买美国产品却又极度缺乏美元，而美国工业强大，要通过外来美元实现货物出口顺差，填满自己工业企业的胃口，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适时而动，采取了马歇尔计划，向欧洲投放大量美元援助，并将顺差的盈余留在欧洲投资产业，再加上美国在欧洲的大量驻军，军人和服务人员人人都领美元的工资奖金在欧洲消费，慢慢十几年下来，使得欧洲人手上的美元逐渐增长。但这样就带来了另外一个麻烦，当美国保持国际收支赤字(还不是国际贸易赤字)的时候，越来越多的美元握在别人手里，保不准就有不听话的外国政府或者投机商开始伺机而动，要求用美元挤兑黄金，从而开始带来针对黄金的美元贬值压力，使得布雷顿系统的维持越来越难。法国的戴高乐就是这么一个不听话的刺头。

那么这个鼎盛体系时期美国国内情况如何呢？当时在美国国内，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形成的军工企业的庞大生产能力为牵头，美国的汽车业、电子业、航空业飞速发展，生产能力旺盛。而从战场上回来的退伍军人在《上大学法案》的支持下，上大学，找好工作，脱胎换骨，然后通过罗斯福新政后普遍设立的贷款机构买房子，实现祖祖辈辈的美国梦，从需求方面刺激了经济发展(那时的房地美们可没有今天这般腐朽，各位贷款人也不是贪图享受，而是量入为出)。同时因为控制了中东产油地，汽油廉价，汽车普及，高速公路大兴土木，导致了郊区独门独户房屋的兴起，形成了美国社会居住的主要形式:住洋房，开汽车。而为了适应这个变化，超级购物中心(就是咱们今天的超市)兴起，从战前的几个一下子变成了三千个，取代了传统美国小镇上的杂货铺。同时人们开始大量生育，即形成了战后的婴儿潮，也带动了经济的高速发展。

这个从1945年到20世纪60年代初的美国黄金年代，见到的是经济的快速扩张，从1940年的2000亿美元GDP，扩张到1950年的3000亿，再到1960年的5000亿。企业的利润非常好，工人签订的基本都是长期合约，工资年年增加，并有不少福利。战后新一辈的年轻人(比老兵小一轮的那些弟弟妹妹们) ，尤其是男性，开始不再去大学读书，而是整天想着高中毕业后，就找一份蓝领工作，娶高中的甜心，很快生儿育女。当时一个年轻蓝领工人的工资，基本上就可以买房子买车，老婆不用工作，还可以养活两个子女。

虽然大部分美国人都在这一个阶段享受到了经济成果，但并不能覆盖所有的阶层。尤其是在开始衰落的大城市中心地区，那些仍然居住在穷人区的少数民族，其经济收入与白人的差距就非常大。这恐怕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兴起的一大原因，也是美国政府自肯尼迪当政时(1960年)开始思考，而在约翰逊治下(1965年)开始大规模实行的“伟大社会计划”的由来。“伟大社会计划”希望复兴在郊区化浪潮下开始衰落的城市，支持白人厌学症蔓延下显露颓相的教育，防治疾病普及公共医疗等，出台一系列帮助贫穷弱势阶层的政策。

在企业经营上发生的另一个变化就是，美国企业开始变得巨大无比，原因是不断合并组成所谓综合性企业(Conglometre，意指钢筋混凝土般庞大的企业怪物) ，美其名曰“多元化经营”。比如说美国国际电话电讯公司( AT&T)居然买下了喜来登连锁酒店、大陆银行、哈特富保险公司、艾维斯汽车出租公司和其他一大串与本身业务没有关联的公司。这其实分散了企业的管理精力，在竞争为王的资本主义世界里并不占优势。而美国的工人也在高工资福利的工会保护下，开始变得懒懒散散了。但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就根据当时的自身利益打造了一个以“自由贸易”为口号的国际经济体系，既然如此，那么其他国家要开放市场给美国，美国也要开放自己的市场给外国(其实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日本就不开放市场给美国，美国看到日本那片被原子弹轰炸后的瓦砾，最初也没有把日本的崛起潜力太放在心上) ，而外国之间的市场也是互通的。这时，诸如德国日本等国家的工业开始兴起，竞争力增强，出现了对美国进口产品的替代能力，并在其他的欧洲市场上，开始威胁美国出口。甚至开始频频尝试进入美国市场，占据那些越发臃肿的美国企业留下的空间。

1960年后还发生了另外两件事情，一是美国和苏联展开以氢弹为主的核军备竞赛，以及以上太空登月球为主的太空军备竞赛，美苏冲突以古巴导弹危机达到高潮。另一件事就是美国开始介入以越南战争为核心的印度支那冲突。这两件事情在关键时期加重了美国的负担，起了反面作用。到1963年，肯尼迪政府已经感觉到美国的舒服日子开始不妙，就提出刺激出口，增强美国产业竞争能力的政策。但随着美国在越战的介入而花费大量的军费，对南越的军援等，政府军事刺激再加上紧接着约翰逊实行的伟大社会消费性支出计划，美国政府的过度耗费性财政刺激开始带来了通货膨胀，导致美元受到的挤兑黄金的压力进一步增大。谁也想不到这将成为美国黄金时代终结的序曲。

现在大部分的经济学家，在谈到那个年代的问题时，往往把问题归结在约翰逊不肯用税收的方法，来付清越战的费用和大社会的开支，认为有支无税是导致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其实这种看法的偏颇之处是，简单地把美国政府财政赤字的高涨和当时抬头的通货膨胀划等号。笔者的看法是，由于美元是世界货币，美国的通货膨胀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于财政政策。高财政支出，要看具体的背景环境，有的时候可能是生产发展，有的时候可能是通货膨胀，还有的时候可能虽然生产不发展，但也没有通货膨胀。

比如在小布什任期，美国政府同样不肯用税收的方法，而是靠财政借债来打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但并没有造成美国经济的通货膨胀。再向前看一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的新政，让联邦政府累计的债务(国债)超过了每年GDP的数字，达到109%，但也没有给美国经济带来任何不良的后果，相反，美国恰恰通过这一步彻底走出大萧条阴影，一举造就未来半个世纪的世界霸主地位。可以说，罗斯福、约翰逊、小布什，是美国高财政支出的三个典型例子，但却成就三种结局。

笔者的看法是， 20世纪60年代后期约翰逊总统“伟大社会计划”造成美国通胀的主要原因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即由政府赤字财政支出大量创造出来的货币总量，因为美国工业生产力已经到了顶而没法对其进行消化，且由于美国企业在管理、体制、发展策略上的失误，以及劳动阶级日益懒散，那时要在短期内提高生产效率、扩大生产规模，就显得力不从心，所以只能抬高价格。而在此前罗斯福执政的40年代，从萧条中蹒跚起步的美国工业能力有巨大潜力可挖，生产能力其实处于饥渴状态，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整个美国社会创造出来的消费需求，以及帮助欧洲重建的投资机器等投资购买需求，都与这个具有潜力的美国工业形成良性循环，不存在通货膨胀。而这几年的小布什时代，美国的工业能力虽然不足，但却有让世界各国特别是亚洲国家绑在战车上的美元特殊地位，美国的不少日常工业虽然严重空心化，但是却通过巨额外贸进口，通过中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的工业能力，来填补美国产品的缺乏，因此那时也没有表现出通货膨胀。但如果这次危机中，采取更大规模的货币发行来拯救经济，倒可能出现通货膨胀，理由也是生产的扩张速度恐怕难以赶上这种应付危机而加印货币的扩张速度。

搞清楚了这个大部分经济学家都不明白的道理，再回过头看看，今天中国居然会有工厂因为外部需求的不足而出现倒闭，中国政府对此有点束手无策的窘态，这就让人觉得有点可笑了。出了这个可笑的事情，笔者不得不借用经济学大师凯恩斯当年的一句名言，“无论(经济学、哲学)理论是好是坏，当今自以为不受流行思想影响的那些政治领袖，其实往往会成为某些昔日经济学家们的奴隶。”那么俺们的领导人，不自觉地受到了中国几十年来主流经济学界流行思想的影响，但这个中国的主流经济学界却才能有限，无法提供明确的提醒和见解。这个在笔者之后的章节里，会进行深入解释。

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布雷顿体系受到两股力量的冲击，一是由于美国经济影响力衰弱，导致对黄金价格的不可维持，二是西方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出现两极分化，德国、日本以及荷兰的生产力开始兴起，其货币强硬，同时英国、意大利等国衰落，导致币值疲软。

起先美国试图在伦敦建立一个大金池(Gold Pool) ，用来稳定公开市场上的黄金价格，但是没有成功。而随着国际贸易的增加，许多大银行开始形成跨国的辛迪加，用对冲和投机的方法，在可能进行的各国货币相互汇率的调整中牟利。这种对冲、投机由于总是买入强币，卖出弱币，结果加速了这些调整的进行，可以说国际投机活动推着不均衡尽早摊牌。1967年，弱势货币英镑就被世界投机家冲击，并带动了对美元的压力。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便提出来一个“特别提款权”(SDR，Special Drawing Rights)的概念来应付国际货币投机活动对美元与黄金之间的挂钩的冲击，这其实就是名义纸黄金。这个纸黄金的概念就是，其他各国的中央银行不再要求用赚来的美元来美国兑换黄金，而是兑换这种和美元兑换率一比一的纸黄金。而因为这个纸没有什么价值，大家就会继续持有美元(持有美元还可以享受利息) ，减少拿美元换黄金的念头。

只不过卷入越战后的美国，通货膨胀越发严重，美元贬值压力越发迫切，人们干嘛要保持大量美元？美国当时的回答是，其实美国是用其军队保护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国际贸易体系，这个保护功能“从来没有用价格定义过”。所以西方各国此时忍受持有美元的损失，其实就是在“购买”美国的国防政策。说白了，就是俺黑社会老大收的保护费。当然这个“保护费”，如果说在苏联咄咄逼人的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那么算是欧洲花钱购买抵挡苏联西进的军事保护，可能还说得过去，但是此时美国的军事用兵都集中在越南，西方反越战运动已经在美国本土和欧洲搞得如火如荼，那么西方其他国家对于这个保护费花得值不值就有些疑问了。

当然在美国大兵仍然耀武扬威的地方，比如当时的联邦德国，这个政治跟班很快就同意不会用美元去兑换黄金。看到美军坦克在家里成天演习，只好乖乖保存自己的美金(或者偷偷摸摸地换黄金)。但成天和美国闹别扭的法国，却是一大威胁。1971年，美国的黄金储备已经跌到了世界总金量的22%，如果法国带一帮喽罗一发难，那美国就够喝一壶的了。

于是美国总统尼克松在没有和西方盟友商量的情况下，甚至连自家国务院也不通知，突然上电视发布声明，宣布美元不再兑换黄金。而这一行为，就最终导致了美元同黄金脱钩，继而各国主要货币和美元脱钩的结局。而美国在1971年后，除了1973和1975两年，都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外贸赤字，在外国的美元也越来越多。加上美国开始了长达15年之久的通货膨胀，期间经历了1973—1974年的中东石油禁运， 1979年的伊朗革命两次能源危机，通胀率高达14%。高通货膨胀下，美国国内的金融机构在罗斯福时代制订的各种金融规定，比如存款利息上限约束，使得企业不爱存钱，金融机构则吸储困难。所以这些金融机构都有动力跑到海外去规避美国本土的规定，或者用变通手法绕过这些条条框框。这就开启了美元的金融外流和所谓“金融创新”时代。在美国境外，不受美国政府和美联储监管的美元大量创造和流通。这些美元因为先是在伦敦发端，所以被称为“欧洲美元”(Eurodollar) ，但其实包括所有美国境外的美元，如在加勒比海的逃税天堂、加拿大、日本、中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等地方的银行系统里流通、储存和借贷的美元。美元成为美国之外国际流转交易的主要货币。

虽然这些美元不受美国政府控制，但美国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会带来其价值变动。而这些钱大概占所有流通美元的3/4，这就变成了大家对美国缴纳的军事保护费。有意思的是，这些交保护费的国家，不光有美国自己的西方盟友，还包括被美国频频打击的中国和俄罗斯，而那些拼命想收美元来缴保护费的国家，如朝鲜、伊朗等，还是因为美国人的制裁不许他们缴费，才没有办法只好作罢，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之所以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就是因为美国经济建立在金元帝国的基础之上，就是因为美国在国际社会上拥有了发钞权。从理论上来讲，拥有发钞权的国家，在财政和贸易上可以保持高赤字而不用担忧，因为你是基本货币的来源，你需要货币，增加货币发行量就行了。而其他的本国货币不具备世界货币地位的国家，特别是那些国内没有完整产业链条，经济生产环节中有某些软肋必需品，一定要从国外进口的国家，比如韩国，则必须靠辛辛苦苦的工作，提供真正的产品和服务，来换取美国发行的货币。如果这些国家想玩财政和贸易双赤字，估计很快就会破产——这破产会从这些国家的货币对国际货币急剧贬值开始，拉动整个经济链条崩溃。

用中国人熟悉的一句话，美元就是美国政府发出来的白条子，或者说绿条子更贴切。用这个绿条子，你可以买任何你想要的东西。所以美国政府不需要做任何工作，就可以吃香喝辣，就像一个人在自己家里藏了部印钞机，想印多少就印多少。

所以说一旦控制了印钞机，美国是不会破产的，任何资金的短缺，都可以用印钞机解决。而美国现在的问题，正如笔者在第一篇里提到的，是因为美国政府的支出不是靠自己的印钞，而是靠发行国库券进行的。用这种方法，其好处就是美国政府的赤字是靠借贷进行的，而不是靠自己增加货币量，所以理论上讲不会造成通货膨胀。但事实上，如果这些债券的购买者是来自美国银行系统外的欧洲美元，其实对美国的货币量还是有增长的。

这种发行国债应付过量政府赤字的方法，其坏处就是要支付利息，而美国政府财政最头痛的问题就是，积累的利息支付已经是每年总预算的8. 2%，而这一部分的支出越来越大，就造成了每年财政收支越来越紧张(付息的财政支出比重越来越大)。如果采用发新债还旧债的办法来“滚动式解决”，即以新债的收入来支付旧债的本息，这种解决办法在雪球不断滚大的情况下也越来越难，因为举债的数量越来越高，而举债要举得出去，有赖于国债招标拍卖会上的购买。在这种情况下，节衣缩食和增加税收来减少财政负担，不是一个政治上可行的选择。那么此时，那些没有美元发行权又欠了美元外债的国家，如以前的阿根廷等拉丁美洲各国和俄罗斯，出现支付危机的时候，就是拒绝支付到期的本金利息，要求债务重组或减免。而具有发钞权的美国，可以选择的就是直接由政府印钞机开动来支付，欠你1万亿的国债或政府担保机构债务，好，俺马上发行1万亿美元给你，问题立即就解决了。当然手持美国债券的外国政府和个人，同美国国内的债券持有人一样，就要面临通货膨胀、货币价值缩水的危险。

以美国政府及人民毫无节制、不负责任的作为，这个时候的来临，可能就是未来几年。现在对于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的破坏，全球形成的共识就是必须改变当前这个局面。那么现在的改革基本上就是三个方向:一是如果美元要继续成为事实上的国际货币，那么美国政府的货币发行行为就必须受到国际组织的监督。但政府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货币指标的增长速度限制等，均属于一个国家的主权问题，估计很难达成共识。其二是以一个更有信用的货币和组织，比如说欧元和比美联储信用要“好”的欧洲中央银行来替代美元霸权。这个方向就是欧元区德国、法国等国家希望推销的改革。但是这个改革方向，还是没有改变西方经济体系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系的不合理布局，只不过把美元独霸的地位，换成欧元独霸，或美国和欧盟妥协形成的“双币共霸”。第三条道路就是国际货币结算的多样化，建立起国际多货币体系，增加日元、人民币、卢布等新货币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逐渐在国际能源和原材料等国际贸易中，将美元结算的方式转化为多货币体系支配，比如说在中东石油的结算中采用海湾国家联合货币。实施这个方案，就会真正地让因美国政府不负责任的财政预算，和美国不少人民只想享受不愿付出的消费方式，导致依靠金元建筑成的金字塔帝国不再在这个世界具有生存的机会。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态度和政策选择，是一个最关键的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