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和金融业需要由生产制造的产品来支撑的这个常识，似乎并不是人人都明白。其中大部分经济学家，往往就忘记了这个常识，大谈金融业是GDP的源泉，搅得世界各国的地方官员心花怒放，在美国让一个个南部和西部的穷州纷纷开放注册成为大银行的总部所在地，在欧洲让一个个小国纷纷光荣卖身，变成所谓金融离岸中心，在中国就是无数省会城市争先恐后地表态要当中国或中国某个区域的金融中心，甚至打算把老百姓赶出去，把整个城市圈起来，让其中的“城市内环”变成国际高贵金融家们专有享受的私人领地，搞新世纪的“平头百姓不得入内”。

这些经济学家的谬解，在宏观上表现为不明真实生活中的柴米油盐、经营生意，只会半懂不懂地空谈GDP，在微观上就是视几本流行的入门读物为法宝，指点江山，乱点鸳鸯谱，把自由放任的“原理”，不分青红皂白用到所有经济原则上。

笔者经历过过去管得过严、缺乏活力的计划岁月，所以对于哪些领域应当尽可能宽松，激励民间智慧，还是心知肚明的。比如餐饮服务业，过去那种计划统筹下的人民饭店是必然搞不好，不能满足大家需要的。高科技行业的培育，也需要充分的自由空间，让科学天才在资金的资助下自由成长(当然这比开饭店要复杂不少，艰苦不少)。但是在金融问题上，却不可随意乱用，一定要恰到好处。

金融业有什么特性使得它不同于其他行业呢？主要是三个原因。

前面笔者谈到金融业的功能主要是创造货币，提供贷款，为社会的生产—购买—消费，提供周转的资金，实现客观的社会功能。所以银行业收取贷款利息，获得收入，享受产品，应该说是理直气壮。可是，收的利息要合理，不能过高，否则就成了高利贷，不仅不为生产帮忙，还变身为借机掠夺借钱人财产的恶狗。可是，在经济整体出现消费不旺，社会上的钱周转不灵，或者说经济危机的时候，银行出于谨慎的原则，往往倾向于缩减贷款，只收回放贷，不提供新贷款，或者在贷款上索取高利息，“以弥补风险”，这样一来，就会让企业断血，经济的运转雪上加霜，造成一种“自我实现”的困境。可以说，就这些银行业务来说，也可能出现个体自保、社会遭殃的结局。对于这种自我本能反应会加剧经济恶化的行业，本来就需要比较强的政府扶持和干预。

第二个原因，和证券及近20多年风行世界的“高端金融”有关。金融业中，在很多领域，往往不可避免会遇上各类证券、期货等可以在二级市场交易的品种业务，而这些东西有一大特性，那就是可以随时倒手转卖。这就带来了投机的可能性。所谓投机，就是击鼓传花，你喊我喊大家喊，把这些证券的表面价格，捧到天上去。这些业务虽然可能不是由商业银行直接参与操刀，而是各路基金和券商的人马统领天下，但是商业银行，的确可能通过种种服务于证券市场的贷款，参与其中，那么这投机带来的暴涨暴跌，纸面财富天堂地狱一夜间的风险，也就可能蔓延给银行。这是资产价格泡沫的特性。

第三个原因是银行自己在经济高潮时期的扩张本能——能放贷则放贷，不加选择地放贷。在过去这个行业的创新潜力还没有挖掘充分的时候，贷款对象主要是企业，那么结果就是经济过热，搞了一堆未来产品卖不出去的工厂项目，接下来就是马克思前辈说的经济危机，牛奶倒大海里，企业还不起债(从这方面来看也是债务危机)。咱们国家这十几年来就没少在这方面经历教训，一抓就死，一放就乱，虽然宏观调控让总体还不至于失控，但是过去几年里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带来的资源浪费，也是触目惊心。等这个行业如同美国的高级人才那般发掘潜力之后，过度放贷的对象，就是普通老百姓了。一方面是普通老百姓工资20年不涨甚至急剧下降，一方面是金融部门为了赚取利息而不择手段地营销鼓动，美国的老百姓也就砰砰砰跳进卡债房债的欢乐世界。这就是私人债务泡沫的特性。

一方面正常收入不涨甚至下降，一方面私人消费债务迅速上升，怎么办？只能靠资产泡沫给自己倒买倒卖、低进高出带来的收益，股票房产击鼓传花、价格飙升之际，其乐融融。当然我们知道击鼓传花的游戏不太可能永世长存，所以先是资产泡沫破裂，后是债务泡沫破裂，一环连一环，美国危机自然就从天而降了。

本来美国经过20世纪20年代的咆哮年代和30年代的大萧条，悟出了道理，罗斯福新政建立的银行体系是比较稳健的。

在新政前的20年代，美国银行业如同狂野的西部，那个时候的金融业银行业，最大的特点就是只顾赚钱，全然不管上面所谈的金融行业的三个特殊性。银行业既和证券业充分结合，各种子公司孙公司信托公司的股票满天飞，银行为当时的中产阶级提供购买股票的贷款，优惠利息，想贷就贷，所以股票冲天的1926—1929年，整个美国天天在过狂欢节;等到股票暴跌的1930—1932年，又念念有词，冠冕堂皇地号称，不干预的政府才是好政府，老百姓在银行里的账户数字随着参与投机的银行纷纷倒闭而化作灰烬，烟消云散。丧失了财产或工作的中产阶级和贫苦大众，只能住到破布破瓦搭成的“胡佛村”里，每天喝稀粥或者饿肚子。

罗斯福的新政扭转了这种无政府状态。在美联储的新任总裁伊寇斯(1933年上台，一直干到1948年，是罗斯福手下的得力干将)大刀阔斧的改革下，美联储改变了过去那种放任自由、无力管束的状态。中央银行知道如果没有限制，银行过于冒险，就会出现过多的贷款坏账。收不回来的贷款本金，无法用赚了的利息来消账，银行亏损，造成存款挤提银行倒闭，存款人蒙受巨大损失，会进而加剧社会恐慌。所以罗斯福政府利用银行业的共识，设立存款保险公司，对存款户口进行一定金额的保护，防止个别银行遭受挤提。又充分利用储蓄准备金制度，对银行的放贷总额，即货币的创造总额进行封顶。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做的都是比较好的。

当单个银行没有将其份额下“创造”的货币额用完，就可以将这个用额借给其他客户贷款需求超过自己储备具有的贷款能力的银行，让自己的同行(所谓同业)完成创造。这个银行间进行互借所遵循的利率，就叫“行业内银行间的拆借利率”，通常是直接与中央银行通过国债买卖达到的“目标市场基准利率”相挂钩。而商业银行向企业等客户贷款的利率，也是以这个银行间的拆借利率为基准。这样，美联储在正常情况下，可以通过调控基准利率，来引领社会里贷款的创造和贷款利息的高低。

高盛20年代的耻辱——封闭基金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大骗局

在这些较为稳健的前提下，罗斯福新政后的美国金融系统维持运转了40多年。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配合美国国内所谓取消管制的浪潮，美国金融业也开始这样一拨“推陈出新”的业务开拓。金融业的三大特点带来的三大陷阱，美国一一中招。第一招是70年代末的保罗·沃尔克以控制当时由石油危机引发的输入性通货膨胀为口号，采纳了那位佛大爷的“货币主义政策”，仿佛在高速运转的齿轮中间硬生生插进去一块板砖——可以想象那时美国经济的鸡飞蛋打，不得安生，这场措施虽然取得了降低通货膨胀的结局，但确实是以进一步打击美国生产制造业等实体经济部门为代价的，而银行业却借此找到了赚钱的门路——信用卡贷款和兼并收购贷款的高利率，日益走向混合的“大银行业”，很大程度上变成一个高利贷性质的群体，这就中了第一毒——制造业空心化。第二招是接下来的资产泡沫此起彼伏连续不断，先后有局部房地产泡沫、兼并收购泡沫、生物科技泡沫、信息高科技泡沫——当然还有最近破灭的全世界房地产泡沫，与之相伴随的是放松各种准备金的要求，银行贷款给券商、对冲基金们，这些数字货币在资产市场上兜圈子，在全世界满天飞，这就中了第二毒——金融与数字游戏狂舞。第三招就是在最后一个泡沫的周期中，一路狂降利率，把美国全体民众都诱惑至或推进债务泡沫的大狂欢，利用加入世界金钱体系的中国高速催成的巨大生产能力，用银行数字换货物，全国好好享受了一把，直到最后一根稻草——穷人的次贷悄然落下，美国金融业领头一路狂奔的20年戛然而止。

2005年8月，经济狂欢接近顶峰时华盛顿邮报的一幅漫画:中国制造、印度软件、美国金融炒房，“各司其职”

当被那三招整得病入膏肓的时候，恐慌性崩溃的危机爆发，这个时候想要再用传统的调控方法，会发现相当困难，基本失灵。比如美国在现在面临的信用危机和去杠杆化(De-leveraging)的情况下，即使美联储不断降息，并提供银行间贷款安全保障，这个行业拆借利率仍然太高，就导致了银行放贷创造货币这个机制受损，导致可能出现的货币通缩现象，影响实际的经济运转。更何况，在美国自身的大众性制造行业已经萎缩无多的情况下，要么是拉回过去20年的狂奔游戏，继续那不平衡的用数字换货物的醉生梦死，要么关闭大门重新做人，但是本国产业恢复成长的速度毕竟有限，一旦信贷恢复正常，恐怕难免通货膨胀。

明白了这些道理后，就知道新古典主义的供需理论无法解释当前世界面临的经济问题。即使这些理论当年被经济学家奉为“科学真理”;而以自由放任和市场调节为神圣教条，希望中国金融体系向西方看齐的接轨派，也是不明白这二十多年来国际贸易和全球化对国内货币投放量的影响。一味盲目地向这二十多年的美国体系看齐，注定遭遇非常悲惨的下场。现在(指2008年10月)韩国经济濒临崩溃，就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韩国国际接轨派大获全胜的结果。

由于现在这场危机是全世界联动的危机，而危机的源头，与美国的资产泡沫和互为因果的私人债务泡沫有关系。由于笔者目前为止所谈的金融业、银行业等货币的道理，都还是一国之内的。为了说清楚当今世界到底着了什么魔，笔者还需要谈谈跨国货币现象。

跨国货币的往来至少分两类，一类和国际贸易有关，说白了就是伴随着有形或无形的货物跨国转移;一类和投资行为有关，投资行为又可分为“实业投资及利润汇回”与“证券投资及收益汇回”两种(在危机前，笔者听到有些聪明过了头的学者，说美国对冲基金向日本等国的养老基金筹资，是销售“理财”服务，也是一种“贸易”。这是一种混淆是非的说法，咱们老百姓不要被这种花言巧语蒙了头)。

那么国际贸易中的跨国货币往来，目前有四种形态存在:第一种是统一的单一货币，第二种是你来我往的“双向货币”，第三种是“单向货币”，第四种则是两国间使用第三方货币。

统一的单一货币的典型例子就是欧元区各个国家之间的贸易交换。如果撇开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分界，单从经济和市场意义来看，欧元区国家之间的贸易和中国各省市之间的贸易没什么区别。当然由于我们已经知道货币的载体是银行，所以真正的单一货币一体化，还需要所有欧元区的商业银行行使同样的规则，不出现严重的依赖国家税收优惠等不公平竞争，在资金流通和货币区内跨国贷款上没有障碍。目前欧洲国家在防止国家之间恶性竞争方面做得还不够好，但就贸易来说，其实比政治上同属中国的香港、澳门和内地，要更像一个单一经济主体。

由于现代货币的基础货币都是中央银行创造的法币，如果多国处于同一货币区，则意味着多国共享一个中央银行。因此，这种交易并不增加这个多国经济体的银行体系的总货币量，只是货币在不同的交易企业的账户之间，互相流动而已。

国际间“单一货币”的另一种形式，是一种非正式的安排。就是虽然这两国之间不存在官方协定的统一货币，而是有两种货币，但一种货币过于强势，而另一国货币相对软弱得多，那么其中的弱币国家，就容易无条件地接受强币作为本国的国际贸易结算的单位，而且还往往允许这个强势货币在本国流通。这类弱币国家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过去本国货币不争气，有过剧烈的通货膨胀经历，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只好接受稳定的外币作为储值手段，如东欧的俄罗斯、乌克兰，东南亚的越南、柬埔寨，拉美的阿根廷、巴西等等，或者是自己的国家太小，出于政治原因要表忠心而一屁股贴在人家大腿上，宣布本国采用外币，如自行采用欧元的黑山和科索沃地区;另一类是本国执政者比较安逸，在自己国家没有什么制成品的制造能力，享受消费都依靠于外国，所以干脆就让美元在本国土地上随意流通，比如中东的不少阿拉伯产油国，可以允许卖石油得来的美元在本国经济体系里流通。

阿联酋的迪拜在近几年大兴土木搞的高层建筑，其资金来源于通过金融业吸收产油国和世界的资金2009年11月，迪拜国有企业等爆出陷入债务危机，推迟偿还债务

从总体上来说，这些国家其实是比较可悲的，当年米尔顿·弗里德曼这位老先生就出了个损招，基本意思是苏联东欧(当时正处于“苏东波”的前夕，风雨飘摇) ，最好采用当时的美元和西德马克作为自己的货币。当然大家就要问那么大的苏联东欧，上哪里去找足够的外国货币来维持本国的社会运转呢？答案自然就是靠出口本国的产品和资源，变卖本国的资源资产，换取本国社会运转的必需品货币。当然，这一招的效果，就是白送美国欧洲一个大水鱼，外加本国货币体系的控制权。

这些国家的商业银行，如果不具有美元贷款的功能，那么也就不会产生银行信贷的创造货币作用。而流进来的流通外币，当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无法消化的时候，有可能带动物价的上升，逼得你不得不将这个外币“花”到外国去(通过进口或者投资的方式)。危机之前的2005—2007年，中东的很多城市，比如迪拜、阿布扎比，掀起建设奢华浪费的高楼的狂潮，而俄罗斯的莫斯科遍布外国人开的高级餐馆，也是一个例子。中东的所谓主权投资基金在欧美连下几个投资大单，也与当时能源价格高涨导致中东美元四溢有关系。

国际贸易中你来我往的“双向货币”例子，可以在一些欧洲和美国之间的贸易上找到。即欧洲人进口美国货时付美元，美国人进口欧洲货时付欧元。当一个美国公司进口欧洲货付给欧洲公司欧元，出口美国货会收到欧洲公司付的美元。欧洲的出口商和进口商也是同样。如果双方的贸易平衡，就是说经过清算，出入相抵，那么两边的银行货币额也就没有变化。当然，欧洲人进口美国货的时候也可能付欧元，美国人进口欧洲货的时候也可能付美元，但是只要双方恰好平衡，情况也还是一样。

如果出现不平衡的情况，贸易顺差的一方比如说欧洲，多卖了东西到美国，那么就应该有结余，而这个结余，如果美国人用美元买欧洲货，那就是到了欧洲人手上的美元，如果是美国人用欧元买货物，那就是新增的欧元。如果是用美元购买的情况(这种情况相对简单一些) ，那么这笔美元数字就到了欧洲企业的手上，再通过层层美元兑换成欧元的步骤，成为欧洲央行手中的美元数字，此时欧洲央行对这笔美元数字的处理，可以选择持有美元现金，也可以在美国某个商业银行或美联储那里开设美元账户存进去，也可以购买美国的各类债券或其他证券(但一般是国债) ，这几种形式都叫作欧洲(中央银行)的美元储备。至于美国人用欧元购买货物的情况，其结果与此类似，只不过用美元换欧元这个步骤，不是发生在货物交易之后，而是发生在货物交易之前而已。

那么这个结果，对美国和欧洲的货币增长有怎样影响呢？美国的货币供应量，从美国人拿到美元开始寻求购物的那一刻算起，因为这笔美元数字最后到了欧洲银行手里，如果它以现金持有，那么美国的货币量自然受到影响;如果它以存款形态持有，美国货币总量表面上不变，但如果这个存款相对较少动用，那么活跃货币减少;如果它以购买美国政府新发行国债的方式来处理这笔美元数字，那么等于是这笔数字货币返回美国手中(具体说来就是在美国政府手中——我们知道美国政府肯定是会把这钱花出去的) ，所以美国的活跃货币量，相比初始那个美国人拿着美元去采购欧洲货的时候，并没有减少，只不过是美国用债券(国债)换来了欧洲的货物。

但是如果不仅仅只追溯到美国人开始寻求购物的那一刻，而是再向前看一眼，把美国人用来购买外国货的美元(美元数字)的来源作一个追踪，如果这钱是他挣来的，那么好说，结论还是没有变化。但如果这钱，是贷款创造出来的，特别是消费者贷款创造出来的，那么这样算来，在购物前，美国的货币总量和债务总量就已经增加了一个数，等从购物到欧洲央行认购国债这一圈折腾完，那么这个世界上，就不仅仅是平添了美国的国债，而且还多出了一部分美元和美国的私人债务。中国过去几年和美国的关系，也有些类似这样情况。这就是美国私人债务和国债暴增，以及有一段时期所谓流动性(就是数字货币)过剩的机理。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说欧洲特别是过去的联邦德国的中央金融机构，还有所谓外汇储备概念的话，美国的中央银行——美联储，却没有什么所谓“外汇储备”。在1973年后的自由汇率环境里，美国只是由美联储纽约联储行操作的美国财政部外汇稳定基金，以及美联储本身和其他国家中央银行的“货币互换池”来扮演外汇储备的角色。这些资金折合美元只有数百亿。

再来看贸易不平衡下欧洲的货币量，欧洲的企业获得美元，将其向欧洲的银行，并最终向欧洲的中央银行换得新创造的欧元，所以欧洲的货币量有所增加。这不平衡的国际贸易的效果，其实就是以国外货币符号向贸易顺差地区的“流入”为基础(其实真正说来并没有流入，仅仅是美国人在美国银行户头上的数字，划转到了欧洲银行在美国银行户头上的数字，大部分顺差“流入”欧洲的美元，其实根本没有在物理意义上到过欧洲) ，在贸易顺差地区“借口”创造出本地的货币出来。比如说这批新的欧元货币，可以看成是“表面上流入”的美元在国境上“脱掉美元的外套”形成的，而“脱掉的外套”，就成了欧洲的外汇储备(以国债的形式)。

第三种，就是“单向货币结算”的国际贸易，比如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目前不论是进口还是出口，都还用美元结算。当中国公司买了美国货时，就将其账户中的人民币，发给中国的中央银行人民银行退出流通，而人民银行就从其在美国的日常资金账户中，转账给美国公司在美国的银行账户。反之当美国公司买了中国货时，就将其银行中的美金转给了中国公司，然后中国公司就把这个钱打进中国中央银行的账户，然后中国中央银行就按照兑换率，换出人民币给中国公司。

所以说，如果中国出现贸易逆差，则本国国内货币总量会萎缩，而中央银行的美元资产也会缩减，流入到美国公司的本国银行账户里。如果中国贸易顺差，那么情形同上文中欧洲的情况一样，中国中央银行的美元资产会增加，本国货币总量会变大，而美国国内的美元货币量，其实并无变化。

对于中国来说，重要的“单向”国际货币往来关系，除了国际贸易之外，就是外国投资时流入的外国货币——笔者这里指的主要是进来办实业的外国直接投资。这个步骤也是外国企业的美元货币数字通过兑换，被最终转移到中国的中央银行在美的户头上，而兑换出来的人民币，作为基础货币进入中国国内的银行系统。可以说其中的美元货币并没有离开美国的银行体系。这个例子和贸易顺差的情况不同之处是，贸易顺差造出来的人民币，是由中国公司持有，而外资投资兑换过来的人民币，是由外国公司持有。

第四种的国际贸易形式，就是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用第三国的货币如美元或欧元来交易，比如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贸易，过去那么多年一直是拿美元交易的(直到最近才开始采用人民币和卢布结算)。这种交易的情况其实和中美交易一样，就是中国顺差的时候，导致中国持有的美元资本增加，人民币新货币量上升。而在逆差的情况下，国内人民币数量减少，美元资产持有量减少。

所以国际贸易不平衡，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措施，必然带来顺差国本国货币量的增长，以及顺差国作为外汇储备而持有的逆差国债券(通常是国债)或其他证券的增长;逆差国的本国货币量不变(相对于购货前)。而人们最关切的改变是，有贸易盈余的欧洲人，在美元和美元资产(可以是美国的股票和债券，也可以是美国的公司和房产等)的拥有权上增加了。而这十几年来大肆宣扬国际资本自由流动，金融市场多多开放(这当然伴随着要求货币自由兑换的呼声)的本意，是将欧洲人或其他债权国的这些美元资产加水稀释(骗这些冤大头去买次贷资产那就是加三聚氰氨了) ，美国的各类公司、实体，从炒股或各种“金融投资服务”中抽大头，并且最好能靠这些海外投资人的撒钱购买，给美国各类资产，如股票、地产的账面价值膨胀再烧上两把柴，减轻贸易交易不平衡带来的美元债务的相对压力——不错，美国被海外人持有的债务是在增加，可是美国的股票房产也水涨船高。

当然在现实操作中，由于外汇交易里，服务于国际贸易的部分比重很小，甚至服务于实业投资的也不多。大部分都是属于在各国之间游走，投资于各国的证券或其他容易买进卖出的资产(如房地产) ，借用这些“快钱资产”本身的升值泡沫，或者借用两国货币之间的汇率变化谋取利益。最近几年又出现了利用息差的食利套息交易(Carry Trade)——这是因为各个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松紧不一，就出现在低利率的国家借钱，兑换入高利率的国家，或存款或投资的行为。这种行为由于大批人一拥而上，纷纷要把低利率国家的货币换成高利率国家的货币，自然造成高利国货币升值，兑换率扭曲。当然，当大家要把套息交易所得兑现的时候，又出现相反方向的情况，整个汇率大起大落。

上面这些投机性的快钱国际流动，当然要以资本账户完全开放，货币完全自由兑换作为前提。如果你与国际接了轨，这些蜂拥而来的外资就会如履平地地昂首阔步，进入你整个银行体系，帮你大幅度创造出货币总量，而且集中到资产领域，烧热整个经济，进一步带动国内的借贷规模，通过银行借贷这个放大器翻倍扩充，把股票和楼市一路炒上去，一时间本币升值，国家出众，成为全球投资家纷纷议论的明星……直到开始出现借贷的坏账，导致整个系统急剧萎缩，然后就在一片惨叫声中，外资又大幅度出逃，自由兑换的外汇率向相反方向移动，本币汇率一路自由落体，通过进口品的本币物价急升传导国内通胀，而同时又使国内信贷，包括实体经济的信贷干涸，国内企业在前后两头挤压(即成本原材料中来自进口的部分，其本币价格因为本币对外币贬值而上涨，以及恐慌中信贷难求下的高利贷压迫)中纷纷破产，人民在收入下降物价上涨中煎熬度日，整个国家陷入金融和经济危机。

这样的事情，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已经上演过完整的一出戏，而今天在韩国，大概又会重演一场。防止这种情况发生的两道防火墙，就是中央银行控制的鸟笼兑换系统(货币兑换) ，以及对外资的严格控制(资本账户控制) ，尤其是对那些流动性的非生产性投资。中国政府坚守住了这两个长城，这是中国经济能够逃过这次全球危机中金融方面灾难的主要原因。

笔者所说的这些道理，其实并不难理解。但是为什么中国、美国有那么多经济学家，虽然号称肩负研究经济的使命，却连这个道理也稀里糊涂，说不清道不明呢？

在国际贸易和国际资金流动的领域里，这些“经济学家”们的看家本领可以概括为一句话，那就是“自由至上”。所谓自由至上，主要指的是两点，一是在贸易领域里主张自由贸易，二是在投资领域里主张完全开放，不仅可以搞实业投资，也可以搞自由的证券投资，同时伴随着货币的完全自由兑换(这是快进快出的证券投资的必要条件)。经济学家以及他们背后的政客和商人，为了宣扬这两套观点，可以说是发动了官商学一体化的宣传攻势，前者宣传了60年，后者轰炸了30年。

首先是自由贸易的这套理论，虽然说这批经济学家自认的老祖宗亚当·斯密在其著作《国富论》中加以鼓吹，但很快便有后起之秀，诸如美国的首任财长汉密尔顿和德国学者李斯特，对其理论大加鞭笞。其中汉密尔顿手中有权，所以干得最绝，在美国禁止销售《国富论》，免得蛊惑人心。李斯特虽是一介书生，但亲自调研，发挥本家优势，在赴美考察后集汉密尔顿之见解于大成，上升到理论化的高度，写成《政治经济学之国民体系》一书，竭力驳斥当时以汉堡商人为首的“无条件开放派”。

亚当·斯密的鼓吹，主要是从一些简单的商人推理出发，主张应利求便，政策跟着商人的需要走，让各类生意机会充分挖掘，不要局限于国界。汉密尔顿和李斯特的观点，则主要基于产业升级论、幼稚企业保护论和恰当经济合作理论，笔者在这里不好详细展开，但概括起来，主要意思就是简单的自由贸易思维会让占有谈判优势产业的国家越来越占好处(比如你要用越来越多的农产品，去换取别国的一辆机车) ，而若本国原本不具有先进产业，那么工业永远无法进步;换句话说，自由贸易是富国强民的手段，应与其他手段并列，择优择时而用之，范围上应以一定的边界为限。在汉密尔顿和李斯特的那个时代，这个范围大概就是一个大的主权国家范围之内，所以汉密尔顿在确立美国高关税传统的同时，却一定要拆除美国各州之间的藩篱，而李斯特在痛斥盲目向英国开放的同时，却竭力鼓吹德意志的统一，把那些在路途中设置关卡、层层收取买路钱的德国小邦国，视为德国不发展的罪魁祸首。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经济思想的最早名字，就叫“美国主义”(Americanism)。在最近的危机中，很多丢掉工作的美国普通老百姓，又开始怀念起这个被遗忘的老祖宗遗作，“美国主义祖孙三剑客”——汉密尔顿财长、凯里教授和林肯总统，估计要再次被推举出来，顶礼膜拜。

“美国主义”三剑客和他们的德国同仁:汉密尔顿、凯里、林肯、李斯特(德)

这套对内整合国内市场、对外高关税的办法，被美国采纳了150多年。美国始终“光荣屹立”，丝毫不理会大英帝国手下一帮学者唧唧歪歪的说法。当时美国的平均关税水平长期保持在40%以上，笔者要特别点名林肯，这位被美国人民顶礼膜拜，神一般高尚的总统，就是保护主义高关税最坚定的操盘手，一口气再把关税提高到60%以上。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罗斯福总统去世，美国发现这世界首领是当定了，这才开始组织(号称重组，因为正好打完仗)世界的贸易体系，建立了关税总协定，也就是今天吹得神之又神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当然由于这个世界贸易组织是美国主导制定的，所以在这个表面主张自由贸易的协定里，也写入了一大堆对美国有利的条款，再加上美国一大堆对外宣告法律效力高于你这些国际协定的国内法，便做到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自由贸易有利的时候我就笑纳，不利的时候就可以抛得无影无踪。但是由于美国手上有舆论轰炸，智库军团、教授学者轮番上阵。结果半个世纪后，这个世界上，从美国到欧洲，从中国到巴西，没有几个人还记得当年老祖宗各属哪家阵营。总的效果就是“保护主义”从19世纪到20世纪前半期的中性词汇，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贬义臭帽子，而美国人在这套不对称机制下，想干嘛干嘛，日本汽车、中国电器，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常有理”。

笔者在这里回顾这些历史纸堆，当然不是故意要和唱响世界几十年的曲调唱反调，而是要告诫同胞，不要过于轻信，把一些枪手文章，一字不落当成了真理。笔者历来主张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应势定策，为国民谋取最大的利益。因此笔者的主张，从《大国游戏》的前两卷都可以看得出来，那就是充分考虑地理等因素的经济圈理论，即取分工生产的精华，又去马太效应的糟粕，使得经济圈内的所有经济体、所有百姓人民，都能够充分享受科技进步、生活水平提高的好处。

那么那些不加细查的“学者”们是如何鼓吹自由贸易的好处呢？撇开一些看似玄奥的专业高论，其实这些人说的就是“各兴所长，互通有无，于人于己，莫大善焉”。换句话说，这些人首先把国际贸易——乃至包括咱们日常生活中的国内交易，都当成了物物交换，而这些交换的物与物，都是类似于苹果和梨子之间的那种平等关系(即不存在关键产品、关键部件和非关键产品、非关键部件的区别)。你生产苹果，我生产梨子，然后苹果换梨子梨子换苹果，你也可以吃到梨子，我也可以吃到苹果，调节口味，提振味蕾，多么美好的事情啊!

今天的痕迹: 10美元上的汉密尔顿和5美元上的林肯。但是他们的经济思想被刻意遗忘

残酷的现实世界中，在产业金字塔里打拼的人们都知道这种粉饰太平的理论是在胡说八道。我们知道IT通信设备和低档服装之间的关系决不是什么苹果和梨子之间的平等交换关系，没有华为中兴们的设备冲击，恐怕今天我们还要像非洲人民每月交纳500块的通话费;我们知道什么叫核心技术、核心商业优势;我们知道就是在同一个产品里，关键部件和零件组装在食物链中分享的份额，也是天地之别;我们知道国际贸易的重要功能，主要是在与国际高手同行竞争的压力下，敦促我们的生产者积极创新，推动人类科技文明的进步。

所以说，国际贸易决不是欣欣然参与国际间的贸易往来，被动地接受国际诸强分配给你的位置，然后就整日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在国际分工中永远满足于既有定位;真正的国际贸易应当是敢于进取，积极突破，到国际上去和先前的国际诸强奋力竞争，在急风暴雨、惊涛骇浪中不断地创新进步，勇往直前。

如果说国际贸易的理解，本来已经有微妙之处，使得自由贸易更像是一个服务于某些群体的利益口号，而不是一个基于现实推理得到的科学。那么对于自由开放的资本市场，这些所谓的学者们，又是如何圆话的呢？最便捷，也是采用最多的一套说词，就是在“自由贸易就是好”的基础上添砖加瓦。当然最简单的思路就是在“自由”这个词上做文章，故意把精神上的自由、贸易上的自由和资本以任意形式进出这种自由混为一谈，就如同某些国内报刊鼓吹的那样，让中国老百姓在国际证券市场上“自由驰骋”，“发挥民间智慧”，斩得丰厚利润。稍微“严谨”一点的说法，则基本上是曲解跨国证券投资，让它尽量和已经漂白过的国际自由贸易理论相贴合。

这种曲解的办法大体有两条路。第一条路是把人们的投资行为，解释成“未来消费”和“现在消费”的取舍;套到那个把国际贸易弄成苹果和梨子互相交换的比喻上，就是“未来消费”是苹果，“现在消费”是梨子，这样投资行为就被解释为一种“商品与商品的交换”，既然苹果和梨子应当自由交换，互通有无，那么你“未来消费”和“现在消费”难道不应当自由交换吗？而所谓“未来消费”和“现在消费”之间的自由交换，其实就是人与人之间，或者国与国之间自由借钱交换，就是对能带来利息红利的证券的自由投资。所以当年克林顿的财长萨默斯老兄就认为自由流动的国际投资是理所应当的，因为它只不过是一种“跨越时间”的“特殊自由贸易”。

第二条路是披上所谓“比较优势”的外衣。本来“比较优势”这个词是和国际贸易搭配的。再拿苹果梨子那个例子来套用，如果你种苹果比种梨子在行，那么你就具有“生产苹果的比较优势”，反之，你则具有“生产梨子的比较优势”。于是在危机前，有这样一套振振有词的说法，声称中国人的比较优势是造东西，美国人的比较优势是“搞投资”;因为中国人不善于理财，所以要由美国人来代劳，故而中国人甘愿接受一个“稳定但较低的投资回报水平——美国国债的回报水平”。所以中国生产，美国消费，中国提供物质，美国提供“金融服务”，是绝对的“天生一对”。

这两种说法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知识，凭直觉都能感到极其荒谬。笔者只在这里略微说明一二。第一种说法，谬在“错上加错”，首先错在现实社会市场交易基本不是物物交换，之前笔者就举过鸡蛋的例子，交易其实穿插着货币的通过利润、工资购买力分配的产业链条分工交换，所以任何市场交换都不是简单的“各得其所”、“你好我也好”;此后又错在把“投资/储蓄”这种追求赚钱的非物质事情，当成了“苹果是今天吃还是明天吃”这种物质消费的事情;其余荒谬成分暂且不论。第二种说法到危机爆发的时候已经破产，那些号称“美国人财技炉火纯青”(其实干这行的“美国人”也不是美国老百姓，而是无祖国多肤色的高端金融家们，美国老百姓对这些人也恨得咬牙切齿)的“学者”可以找块豆腐一头撞死了。

最危险的建议，在于有这样一批中外学者，或者是因为食洋不化的书读多了，或者纯粹就是别有用心人士，将笔者上面所说的那套谬论，和目前中国的国际贸易及国际直接投资造就的外汇储备揉在一起，搞出一个针对中国的“金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这些人善于把自己伪装成一幅为民直言的士子模样，讲出这些危险但又十分经典的套词，以博取一些情绪激动而理性不足的老百姓一时的欢呼。这套危险说辞就是吸取上面的“自由投资就是好”作为基础，与外汇储备居高不下的情况相结合，试图达到促使中国资本账户自由开放的目的，让各类对冲基金踏入国门如入无人之境。这套说辞的大体意思是:你中国的外汇储备过多，其实是一种国家干预的恶果，因为中国“干预企业和百姓结汇”，所以使得这些外汇都被“垄断到国家手中”，致使这些外汇没有为老百姓造福;而正是因为你干预外汇，又不开放资本账户让资金自由进出，所以中国老百姓投资的余地很小，造福于民的做法就是创造尽可能多的投资品种，期权期货在国内国际统统开放，让老百姓有着“充分选择投资的自由”(中国的台北、香港和新加坡的市民“自由选择”投资雷曼迷你债堪称经典案例) ，这样，老百姓就可以驰骋道琼斯，饮马伦敦城，自然不会“被迫”存款，“被迫”把外汇兑换成人民币，让那帮官员们去“糟蹋”了。所以，一切罪恶都在“强行”实施“外汇管制”的中国政府身上。

很显然，看看东南亚和韩国的前车之鉴，就会明白，这种自由与其说是为老百姓提供打理财产的自由(其实这些玩艺多半是普通老百姓参与不了的) ，不如说是披着自由权利的外衣，来毁灭中国老百姓工作的自由、生存的自由，毁灭中国的生产企业安心生产、服务社会的自由。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对这套蛊惑人心的说法还真不可掉以轻心，因为它可以被充分利用起来，为这次危机的真正根源开脱责任。得出的结论虽然荒谬，但却可以为政客所用，既与目前已经达到统治地位的“自由”学说相配合，又可以把寻找危机罪魁祸首的矛头，从美国移向中国。这种移花接木、巧舌如簧的故事是如此编造的:因为你的外汇管制，造成了中国居民不能自由投资，特别是自由地投资到美利坚，所以形成了“过度储蓄”，这种过度储蓄只好倾倒到了美国，这就造成了美国的“流动性过剩”，结果这些过剩的钱总要找到出处，所以只好用种种手段，借给了无辜的美国人民，所以美国人民借了过多的债，今天还不了，都怨你中国。

这套看似荒谬的说法，却高度符合“政治正确”地寻找替罪羊的需要。这套故事细则可以瞄准打击中国政府，集中攻击中国政府未把国际收支的资本账户自由开放，攻击中国政府这种“愚蠢的行为”，在国内导致老百姓“缺乏投资自由”，在国外导致美国“钱太多”，逼得美国人一个个跳进债务陷阱;粗则至少可以攻击整个中国，比如说也许有人认为即使让老百姓拥有投资美利坚的自由，也仍然是一种变相储蓄，把钱送到美国，所以中国政府放开不放开，美国都“钱过多”，那么便可以改口攻击是因为整个中国故意多储蓄，导致美国人不得不把过多的钱“借掉”，最终造成今天的危机。

这种说法完全是指鹿为马，胡说八道。

根据笔者对国际收支的货币原理描绘，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个结论是由于美元是现行世界货币，在中国和美国的贸易之中，中国赚到的美元几乎从来就没有离开过美国的银行系统，而是以美国国库券，或者是货币市场基金的形式，在美国银行系统里存在。仅仅是这些数字美元，从美国的公司或个人的账户里，最后转到了中国央行在美国的账户里。

这些转入中国央行在美国账户里的美元，不是中国人创造出来的，而是由美国银行系统通过贷款(最近几年特别是消费者贷款或变相形成的消费者贷款)创造出来，靠买来自中国的进口货付款给中国人的。如果中国人把你这1. 9万亿美元，提成现钞，拿回中国埋在中南海的后院里，那是会减少美国银行系统的基础货币。但问题是，这从来没发生过!

而且你创造这些数字货币资金出来的罪魁祸首，往近了说就是格林斯潘在2000年后连续20次的减息，和美国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票券业务和房地产上毫无止境地疯狂贷款导致的，往远了说是美国自己的产业在毫无节制地解除管制的政策下空心化，人民群众收入低，不得不半推半就大搞消费者借贷和期盼炒房掉馅饼的房贷带来的。这些钱在美国人买中国货，最后划入中国央行账户之前就已经存在。中国央行在美账户的这些钱(符号)根本就没有增加美国经济里的货币投放量。根本不是美国过度借贷的原因，而是过度借贷的最后结果或沉淀而已。

还有的人想来玩专业名词，说中国央行这些钱不是存在美国银行开的账户里，而是通过认购美国十年期国债的方式，冻成了国债，结果认购一多，美国的30年长期房贷的利率就低了。这首先只是一个细枝末节的无聊辩解——美联储决定了极低的短期利率基准，长期利率再高也不可能高到哪里去。除此之外，造成美国房地产贷款危机的，不是什么长期利率过低，而是短期内按照三年、五年的优惠利率去搞各类创新贷款，如不用首付只付利息(Interest Only)的贷款等种种“新金融发明”。

另外一个结论是，一些人指责中国“操纵汇率”是造成美国经济危机的原因，这种说法也是一派胡言。笔者早就说了，无论升值贬值，无论中国对美出口是增加还是降低，以及因为出口变化带来的中国国内货币投放量增速的变快或变慢，美国银行体系里的美元数字总量并没有变化，无非是中国央行在美账户和美国自己公司或私人的账户之间存有划账变化。即使说中国操纵汇率导致价格过低(的确是较低，笔者是不赞成过低的出口价格，因为对中国人民并无实际好处和意义) ，但认为这会导致美国产业空心化的说法恐怕也是胡扯，因为中国产品大规模进入美国市场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乃至2001年以后，而美国产业的空心化，大部分老百姓转向不稳定就业早在80年代就开始了。美国总货币量增加并非是为了补偿美国从外国进口的需要，而是因为美国的经济模式已经极度空心化，如今需要推进信贷提高负债，以此作为美国最重要的“经济发动机”——希望靠这个发动机带动美国账面的GDP增长。

在一片来自国外的噪音中，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明确自己面临的真正问题，对于中国的决策者特别是金融决策者来说尤为重要。这里面关键要保持自己的独立见解，不要人云亦云，甚至影响自己的思维。结合最近几年中国央行的举动来看，在恰到好处地抓准主要问题方面，似乎做得并不是很如意。

危机前到危机爆发后近一年之内，中国的央行似乎倾向于加入国际大合唱，先是高喊国际流动性过剩，“货币是一切通货膨胀的来源”，在国内大搞紧缩政策，在国外满足升值的要求，又是发行央行票据(一种央行发行的债券，作为商业银行的购买投资品种，起到吸收基础货币，约束银行贷款能力的功能) ，又是提高利率，而人民币的汇率，在2007年到2008年上半年，经历了一次非常快速的升值期，给面临外来购买力下降的沿海中小企业，带来了相当的压力。而最近又突然变得四面楚歌，似乎央行在领导的压力下，方寸大乱，又减息又降银行准备金，大有点惊惶失措、不知所谓的样子。笔者建议这些官员静下心来，先查一查，明确事情原理再说。其实，为国家长远发展考虑，由出口下滑导致的产出过剩，自然还是应以内需消费的增加来转型。

笔者已经提过，中国过量的外汇储备，并不是美国货币泛滥的原因，而是美国货币泛滥的结果。这只不过是美国国内滥造货币，借其历史上形成的世界货币地位，作为世界通行的购买力向中国购买货物带来的痕迹罢了。

在美国，信贷被用来支持金融业的各种票券买卖和金融衍生工具买卖，被用来支持房地产价格，被用来购买大宗消费品如汽车等。从2001年开始到2006年，短短五年之间，经过美联储的大手一挥，一会儿每年10万亿的金融贷款货币创造出来了，一会儿每年2万亿的房屋贷款货币创造出来了，诸如此类……美国那一年的外贸赤字，无非是和实业有关的贷款产生的数字货币流到国外，全世界所有和美国贸易的国家加起来只不过区区8000亿而已，算不得什么大数。而中国只是这8000亿中的一部分，主要是吃进了一些以消费类贷款为源头的数字货币而已。

所以，一切不过源于数字。奥妙在于，中国得到了这些“数字货币”的购买力后，如何为自己服务。如果仅仅是将这些数字货币投入到金融数字游戏里，去获得一些账面上的数字收益，始终不能兑现(就是还是持有那些纸面资产、电子资产，没有给中国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生产—消费的触动、变化) ，那么终归还是死守虚幻的数字罢了。如果能够不是仅仅在数字上作游戏，而是带来实际的东西，带动生产的内外循环，那么才算真正用到了刀刃上。

明白了这个道理，就知道了笔者为啥上面说纸面投资的损益“并不重要”了。如果中国的外汇储备，不能用来进口能够支持中国经济发展的原材料、能源，不能用来进口提高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消费品，不能带来那些推动中国科技进步和经济建设可持续发展的技术，而仅仅是一个不能流动、锁定在那里的数字符号(无论这符号以账户存款、债券或股票形态存在)。这种纸面投资，无论在美国赚了还是赔了，都不会对中国的经济和百姓生活形成太大的影响。所以不必整天盯着别人的证券市场，“赚了”就以为有功，“赔了”就蔫如霜打茄子。

所以也就是说，按照过去几年的言谈观察，现在即使中国政府的最高层经济决策者，其关于外汇储备的想法和理解，都还仅仅停留在一个企业的微观经济角度上——以“赢利”为最高目标去操作。甚至还仅仅停留在一个股票基金的眼界水平上，把自己当成了一个证券市场投资人，天天念叨着我那19000亿美元外汇储备，是否“安全”，是不是“回报率好”等等。这种思考方式，就是把自己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当成了一个企业去运作，重点成了如何通过不同方式的投资去把自己这个储备的数字变大，“保值增值”，就好像一个守财奴一样，天天抱着钱箱，装着金子银子(当然咱们的外汇储备还很少金子银子，只是一些要么是电子符号要么是纸片的东西) ，却不知道金子银子的真正功能是作为流通媒介来促进社会生产。那么放到外汇储备上，笔者认为正道就是用这些外汇(国际可通用货币) ，为本国和国外的生产—消费打造接口链条，营造服务自己的经济圈。

在笔者看来，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只求当守财奴，那么不管你买进自己储备库里的是“安全”的美国国库券，还是市场波动剧烈、风险大的次贷债券，抑或像外管局、中投那样跑出去“尝鲜”，买进外国市场上的股票，这些都不重要，关键是如果你天天把注意力放到所购买的证券的标价货币“保值”与否，就显得没有具备一个大国应有的眼光。

其实一个有较完整产业链条的大国，不用像其他小国家那样，因为存在产业生产链条覆盖不到的地方，导致没有办法而一定要去储存其他大国的货币以备随时使用。大国完全可以借自己经济生产能力之威，向外“推销”本国货币作为贸易的国际货币，借此在国际贸易中占点便宜(我用我自己造的钱来支付购买你货物的费用，然后你用我的货币作为你们群体内部的交易货币，那么这个货物等于是“白”给我了，这就是所谓“铸币税”)。中国因为历史原因，没有走到这一步，所以还是用美元作为自己对外经济交往的工具，积累了巨大的美元储备。可是既然美元的发钞权、货币调控权不在中国手里，自然中国对于它价值贬不贬、升不升，就没有控制力。这些外汇货币价值的扩大或缩小，取决于发钞银行美联储的意愿。所以除了大概有5000亿美元用于保证贸易的正常周转之外，任何多出来的美元储备，如果只是放着不动，冻成死的证券，那么无论在美国赚了什么样的无良高利贷，对于中国经济的运作，都没有丝毫的作用，不如当厕纸一冲了之。

所以，在资本市场精英人士中流行的那一套引诱中国人上钩的说辞，貌似有理，其实充满谬误。这种说法的大概意思是，中国手里的美元储备(主要是用美元计价的美国国债) ，你不“卖”也要亏，“卖”更要亏，天生就是个苦命种，还是拿在手里认你的命好了，甚至不仅你不能卖，还要多买，才能给你维持“勉强不亏”带来点支撑力。

这帮子精英人士所谓“不卖要亏”，是指人民币过去几年对美元升值，所以你如果把美元债券留在手里，即便正常还本付息，因为美元兑换本国货币在贬值，所以你“不卖”美元债券，留在手里，会因为美元贬值而“亏”;所谓“卖更要亏”，是说你现在手里持有美国国债，比如说十年期国债品种，集中想抛售一部分出去，那么这些债券的美元市场价格，会因为你的抛售(比如卖了20%)使得这种证券的抛售压力增多而剧降，导致你那些尚未抛售还留在手里的大批剩余债券的市场标价骤然下降。至于所谓“不仅不能卖，还要多买”，就近乎无赖观点了:这意思说的是别人乱发货币买你的东西，你手捧着这些白条要当宝贝一样供起来，如果有一天你不接受这些白条了(仅仅是不再接受新增白条而已，还不是处理手上已有的白条) ，由于别人还在制造着白条，而你不接受，所以白条就自由落体坠落成了废纸，导致你手上的既有白条也成了废纸，所谓“哑巴吃黄连”，为了不让手上的白条正式成为废纸，你只能打碎牙往肚里吞，继续进行“白条换货物”的游戏。这真可谓“美元是我们(美国)的债务，但却是你们(中国)的问题”。

上面这种吓唬中国人的三种说法，有三个错误或者说是别有用心的混淆。第一个混淆在于故意把国家和个人混淆，把外币相对于本币的贬值，说成是本国的“损失”，按照这种观点，这世界上最大的冤大头还不是中国，而是日本——这个国家的货币日元的汇率，在它高速发展的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从360日元兑换1美元，升值到接近100日元兑换1美元，难道日本的“外汇财富”损失了70%？其实国家本身就是本币的创造者，对于该国来说，本币汇率的安排，只是为了让本国货币在自己体内更好地扮演调动生产和消费的工具角色，本币并不是“国家的财富”，至于外币，只要它在国际市场上的实物购买力大体不变，那么无论它值多少本币，它的价值都没有变化，不存在亏不亏的问题。第二个混淆在于故意把短时间的证券价格低迷和永久性的证券价格低迷相混。买卖过股票的人都知道，如果某个大户将手中的证券在短时间内抛售，由于没有足够的接盘，自然会让市价暂时性的深深坠落。但是等到购买接盘的人反应过来，消化了这批卖盘，自然会恢复原状，市价并非永久性低迷，所以中国出手美国国债债券，只需要一批一批慢慢出，从整体过程上来看，根本不存在什么“卖了更亏”的事情。至于最后一种说法，笔者已经说了，如果外汇储备不能服务于本国人民的生产和消费，打造以我国为主导的经济圈，而只是虚拟数字，那么冲到下水道也没有什么影响，毫不可惜，所以主张“不仅不能卖还要多买美国国债”来“保住外汇储备资产价值”的人，拿出一个子虚乌有的“命根子”——把白条说成是你的家底，让你因为这个其实不是家底而是负担的“白条大山”，继续不明就里地给他人做嫁衣裳。

上述种种似是而非、混淆是非的声音，其实根源在于死认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供需平衡”原理，以为储蓄和消费必须平衡，于是生搬硬套，得出一套“亚洲的过度储蓄，以及亚洲人为低估本国货币，让自己的产品变得太便宜，导致西方过度消费”的“思索结论”，恰到时机、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号称高雅的《经济学人》等杂志上。

这些错误的看法，从原理上说，是没有明白或者有意不提西方在20世纪70年代后兴起的新金融体系，也就是通常被称为盎格鲁撒克逊主义的“新”金融系统，已经不准许过去合理创造贷款、创造货币服务经济的良性游戏法则，而是开始了以投机资产品为抵押创造货币符号甚至以符号再次为抵押再创造货币的新游戏法则。在这一过程中，一些货币的符号，如股票和债券，就会以天量的方式，带动货币的过度创造。

大部分实物的生产能力，并不能消化这些创造出来的过剩货币，所以这些货币，就必须涌入到资产品(可以多次换手倒手买卖的实物)上去，或者涌到虚拟符号上去，带动房地产等资产性实物和符号如股票似的价格狂涨。这就导致美国国内各类“财富”数量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迅速增加。可是大部分消费品的价格依然低廉，这得益于外部的生产能力，即亚洲特别是中国长年提供的生产能力的补充，再加上德国和日本贡献了一些高技术含量的高端消费品。这些来自亚洲和德日的生产能力，帮助美国消化了其过剩的货币创造。(www.daowen.com)

但是这个过程之所以不可能继续进行下去，是因为不论中国的制造商们如何依靠压低工人的工资，牺牲环境，来保持这个低价，客观上帮助美国防止货币过度创造的通胀压力，这些压力最终还是要反映到实际经济的天然瓶颈，即能源和原材料上来。你美国创造的货币太多，购买力太大，就不可能确保供给层面有天然限制性的原材料，始终按照一个低廉的价格去满足吸收这些货币的商品的加工生产。而这种上涨的苗头，又被各路投机人士所盯上，于是利用期货市场大炒“中国概念”(咱们中国百姓不要高兴，它的“中国概念”指的是中国大宗采购的东西都会大涨，所以埋好庄，炒上天，狠敲中国人民的竹杠)。涨上加涨，导致的结果就是能源和原材料的大幅度飙升。这个游戏中的几个部分(美国国内资产品、中国出口贸易、发展中国家资产品、原材料)到2006年、2007年的时候达到了顶峰:

Home，$ weet Home!

Google股票越过500美元!

道指13000点!

KKR/黑石/德州太平洋启动世界最大“私人股本”并购!

中国外贸顺差再创纪录!

上海深圳地产飙升!

遍地UC的迪拜(Under Construction) !

巴西淡水河谷再次提高铁矿石价格!

铜价达到8000美元/吨!

印度的通货膨胀开始点燃!

越南的海边别墅投资!

柬埔寨的私募股权投资!

于是，通货膨胀的苗头刚刚开始在全世界蔓延，这个机器的源头——美国财富品的击鼓传花游戏因为其中一个小局部的卡壳而中断——这就是链条中最薄弱的一环:次贷。

所以说，美国的金融危机，和亚洲人的储蓄率高不高没有丝毫关系，更和中国政府是不是“坚持”将手上的美元用于购买美国国库券，“把美元塞给无辜的美国人民”，没有丝毫关系。这个体系中的那些受益者所能做的，只是推迟引爆。

但是要使这个过程尽量推迟，你就必须要求世界各地的人民拿低廉的工资收入，过贫穷的日子，压制内需，生产出来的商品只能流向美国或其他此类国家，而不可以自我吸收消化。这一要求，不仅包括帮美国制造制成品的东亚人民，那些供应不可再生的能源和原材料的国家也被要求如法炮制，各司其职，继续输血给发达国家。

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非洲这个重要的能源和原材料供应地，这么多年来还是这么穷。因为如果非洲不穷，不充满战乱，那么许多资源可能就会被当地人拿来消费，或向一些国家如东亚国家交换较多消费品了。这就会增加西方经济运作的问题。因此也更容易明白，中国的投资进了非洲的时候，西方国家口诛笔伐的原因了——虽然中国在非洲的很多投资，其实说到底还是服务于出口行业，让这些国家享受。但中国人的进入，会让西方的整个控制变松，不知道哪天就脱离了掌控。而且中国对非洲各国比较友好，在那里真正大兴土木建立起各类基础工程，似乎有中非互动的内循环的影子，中国人和非洲人也可以分享一部分资源，这就撬动了原先西方设定的全球经济游戏的墙角——没准哪天那种保持第三世界贫穷的经济金字塔，就可能土崩瓦解。

再看中国，如果中国政府的施政目标只是停留于继续保持原来的状态，自满于自己在国际经济现有秩序中的相对地位，由落后的内地提供低廉的劳工，以中国的环境尤其是空气和水的牺牲，来替美国人保住好日子(当然可以美其名曰“保住美国就是保住中国”) ，那么，就不能真正在内地开展大规模的建设，启动内需的良性循环，而只能自我固化，让出口加工业继续成为主要的支撑工业。

当然最好的局面就是在保持这一经济结构的同时，在中国简单地照搬西方向发展中国家推销的“美式民主”，导致各省市和地区之间忙于互相之间的厮杀，回到20世纪20年代的局面，让中国由一堆实质独立的小国简单堆砌而成——每个独立小国又都没有实力进行良性的内需启动，只能绝对依靠于面向西方的出口。那么中国人民就无法取得专为西方人储备的廉价资源和原材料，也就不会抢了西方人的好日子。这样，中国在手上拿的那一大堆绿色的废纸美元，也就不能转化成对中国自身建设有效的实际物资，不能建立起中国一流的高速铁路网、移动互联网等，不能得到精密机床和仪器来提高中国工业水平，不能买断欧洲医疗器械公司的技术，启动全国补贴满足全民医疗保健的需要。一句话，不能得到提高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商品。

当然，现在国内喊着到美国直接救市、“抄底”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但估计维护旧秩序的代表们，会想出其他的花招来变相救市。比如说，美国7000亿的TARP计划救市债券中，会有人督促中国去认购这头一批2500亿美元中的800亿——但不以“救市”的名义，而是说，因为中国从来都是会拿对美贸易顺差里60%—70%的金额去认购美国国债，如果中国有1200亿(2007年水平)的顺差，那不就是800亿吗？所以中国参与TART计划，不能算是到美国“救市”，而是一个“正常的操作”。当然，小民无知，不知道这60%—70%的认购比例，到底是光算美国国债呢？还是把杂七杂八的美国机构债、政府债统统算上？据笔者所知，后者的可能性较大——而如果是这样，那么这种把参与TART计划说成是例行公事的人，恐怕就难以向人民交待清楚自己对美国的热心肠了。

当然，是不是中国就完全不救这个世界呢？也不是。在2008年10月24号，亚洲和欧洲的45个国家会在北京召开第七届欧亚峰会。笔者估计这可能会开成一个向中国要援助的丐帮大会。而中国政府应该拿出一张2008年从拉萨骚乱到奥运会之前世界各邦所作所为的大事记，算算并不久远的新账，区分对待。像那些几个月前还牛皮哄哄，大力抵制中国的东欧小混混们，比如说波兰、捷克之流，就让其自生自灭好了。对中国的朋友，特别是对中国国家利益至关重要的巴基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就一定要救。而对那些美国的实质殖民地，如韩国之流，如果要救，就必须有条件。比如说让美军基地退出韩国或减少美军驻扎，以增加中国的周边安全等等。如果没有利益在里面，那么韩国还是等自己的美国老板来救吧。

当中国政府不再仅仅用在商言商的小家子眼光，看待自己手上这一大堆外汇美元储备的时候，对于外汇储备的利用思路，就会立即变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这个外汇储备的利用，一个是“花”出去，也就是买东西，一个是“投”，就是获得对己有用的实体的股权，还有一个是“贷”，把这些沉淀的外汇货币，滚动起来，源源不断地带动经济。

从“花”和“投”的方向上看，在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中，利用现在美国和欧洲洪水滔天的时候，有几个地方可以撑着竹筏去打捞“科技浮财”。

这里面，一是基础工业中的先进设备，像前文提到的精密机床等，据说现在甘肃和辽宁的企业已经开始干了。对于那些可以提高中国整体工业水平和工艺能力的技术，中国政府应该在外汇储备里拿出5000亿基金出来，支持中国企业的相关运作。

二是中国国防工业，可以趁欧洲也面临大萧条的处境，以适当的方式，购买对中国军事技术发展有益的技术。估计在这个非常时期，欧洲的政府一定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其公司绕过欧盟对中国的军事禁运，赚点快钱好活下去。

三是趁现在的机会，大规模收购欧洲的新能源公司，吸收新能源技术或节能技术，一方面逼着国内企业练内功，将节能率推上去，一方面建立中国新能源领域的前沿阵地。这里需要留心的是要认真辨别，把握新能源的真正前沿，不要一窝蜂走简单购买机器、开炉生产的老路，现在长江流域、东西南几个内陆省份有点过分急切地搬美国的炉子过来，点火制造服务于第一代太阳能技术的多晶硅，恐怕就有点没搞清楚前沿技术，盲目上项目的色彩。

四是借能源价格在今年底和明年年中继续走低的时候，多储备一些传统能源，增加中国的手头储备量。

从“贷”的角度来说，则主要是借美元现在仍然具有的世界货币地位，将这些外汇储备贷款给中国企业或中国关联企业，用于海外经营，进而带动与中国联动的物资生产—消费循环，并在这个经济圈扩大的过程中，逐渐掺入人民币，开始人民币经济圈的打造——达到“以外汇撬动非外汇目的”的经济目标。所以外汇使用的第五点，是在中国邻近的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以及南亚的巴基斯坦等国家，加大投资建立紧密联系，为美军日后数年内撤离做好准备。在东南亚的缅甸、老挝和柬埔寨等欠发达国家，则加大投资，尽快完成联系中国大陆的交通干道，以其为树干，与东南亚已经有所发展的国家进行对接，逐渐建立起统一的市场，最终形成以人民币为主体的经济圈。

同样，在非洲也可以进行类似的运用，继续加强能源、原材料和粮食行业的建设，并以基础建设工程为管道，注意扶持、培养当地建设队伍，使当地的非洲人民积累技术经验、人力资本，从而逐渐主动加入到经济建设中来，享受到经济发展的好处，改变非洲长期以来不事生产，沉溺于相互交战掠夺，而让西方欧美国家借机渔利的困境。最后，要逐渐把这一双边互利的贸易，转化为用人民币进行，从而形成一个中国经济的外伸基地，进行一个良性发展的经济循环。

按照这个大局着眼，那么目前中国的国家主权基金中投公司的运作，从根本上来说，就是相当偏离方向的。把一个国家的主权基金，当作一个美国股市、债市上的共同基金甚至对冲基金来运作，根本就是一个目光短浅的行为，更不要说这个共同基金、对冲基金的运作水平，让笔者看起来，极其被动，几乎是一个幼儿园基金经理的操作水平。

笔者在前文对各种不同的国际贸易结算方式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就是，逐步过渡实现用中国的人民币本币来进行国际贸易结算，这对中国最为有利。在贸易顺差的时候，他国将需要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所以必须要想办法进行支付，从而不可能像今天美国这样耍国际流氓。在逆差的时候，却只是让对方国家增加人民币的持有量，只要这个量控制在一个适当的范围内——这个适当的范围，就是中国提升自己的生产、服务水平，确保有足够的能力来应付国外对国内的购买需求，不至于空心化——且对方持有人民币对中国进行再投资时，不牵涉到国家安全的重要领域(如军工、通讯、媒体等) ，那么就将其他国家的利益和中国的稳定繁荣绑在了一起。中国人民将从中得到莫大的好处。

所以中国如果既想把贸易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引擎”，又想改变目前贸易顺差带来的被动货币总量增加，一个主要要达到的变更目标是在中国的对外贸易结算中，利用人民币本币结算。在目前危机中美国不得不进行更加无节制的美元发行的背景下，如果中国逐渐转向用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起码是出口结算) ，就可以达到人民币在新世界金融体系中占有核心地位的效果，为新的金融秩序建立一个比较合理的结构。

这个目标可以通过多步骤逐级实现，前几步如前所述，可以先在和中国贸易关系比较稳固，而又受到当前系统排斥或至少表面上排斥的国家中试用，如伊朗、苏丹、委内瑞拉、缅甸。第二步，在非洲的投资和外援中开始逐渐使用、“注入”人民币。第三步及以后各步，可以和欧洲、俄罗斯、日本等地区和国家，开始进行“双币结算”，允许使用对方货币购买对方商品，但要求使用人民币结算出口交易。通过中国和将来的海湾货币(由沙特阿拉伯领军)之间的兑换安排，与欧元、俄罗斯卢布、日元等形成稳定关系，以中国的军事实力、政治影响力和外交覆盖力为后盾，以中国经济实力的国际信用为信心，人民币作为国际贸易中的一个主要货币的地位，并不是很难做到的。

在这个过程中，中投公司，或者另外设立的“外汇发展银行”性质的金融机构，自然就是要以通过外汇的境外循环使用为过渡，逐渐建立人民币经济圈贸易体系，起到提供一个服务于境外生产—消费性(即非投机，非二级市场买进卖出炒股票)的“影子中央银行”的作用，而在人民币经济圈建立以后，又为经济圈扮演一个“非正式中央银行”的功能，提供人民币与经济圈外的主要货币的兑换、管理。例如，在中国—非洲人民币经济圈建立后，非洲国家如果因为客观原因，需要用美元向美国进行产品购买，则中国在非洲成立的“中非银行”，就可以为其提供美元兑换。只要中国牢牢地把人民币兑换抓在自己手里，不让它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重走很多发展中国家小货币的老路，简单地允许国外金融机构在境外的离岸地开办各类人民币非生产性贷款、人民币衍生业务，而是一心一意为贸易发展合作融资，为中国企业投资提供金融支持，那么就可以为这个未来的核心国际贸易货币提供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

那么是不是中国的外汇基金就需要完全拒绝做证券投资或投机性的逐利活动呢？这次危机即使再大，也不太可能完全摧毁这个已经建立有一个半世纪的国际资本市场。一个试验性的建议是，由香港的金管局牵头，将中国外汇基金里的一部分，比如说5 %—10 %，即1000—2000亿美元，加上香港金管局外汇基金的1000亿美元，交由香港政府，仿效新加坡淡马锡基金的方式，出去做商业性的投资。中国政府每季或每年查阅报告即可，无需进行日常的细节管理;但奖惩一定要鲜明，对人民要有一个交待。

当然，目前香港金管局(虽为政府一部分，但却是“独立部门”)的头头脑脑，估计会自以为是地对这个建议不屑一顾，其中有几大原因:从思想认同上说，他们已经把自己的脑子，交给英美传统的蓝血贵族们了。从现有香港社会氛围来说，在政治和媒体舆论层面，现有体系继承了政府“不干预”的原则(1998年金融危机时，为应付海外对冲基金攻击，港府入市干预即遭遇自谓国际精英的《南华早报》和草根的《苹果日报》唾沫军团攻击，这便为前车之鉴) ;在金融相关法规体系上，香港的港币仍然“二十五年如一日，不管日月换新天”，坚守自己“盯住美元的联系汇率”的货币局制度这个“老祖训”，这样，那数千亿美元的外汇基金就必须“妥放”在那边，随时应付国外炒家的兑换要求，难以实现笔者所说的这一设想。这样算来，香港金管局的思想倾向、货币制度，乃至港府的驾驭能力，都成了操作前必须解决的问题。所以如果要留一部分外汇基金与国外炒家斗法，恐怕引进一些“又红又专”的大陆业内人士，就成为必要。

所以，笔者就顺便提一下香港应该进行的金融改革问题。放在头一号的，就是香港应该考虑逐渐将港币和美元脱钩，转而和人民币挂钩，并利用中国中央银行的实力，来保障香港的金融稳定和经济安全。

再下来需要做出调整的，是香港经济角色的定位。过去20多年，中国按照最初的设计，把香港变成自己融入世界经济的一个窗口，作为投资的来源地和贸易的转口港，但20多年下来，这个功能已经不需要香港来完成，香港也越来越难和中国的其他港口竞争，甚至在珠三角区域内也未必领先，其实从最近十多年来看，香港总的趋向是成为国外各类券商、对冲基金的战场，间接通过以香港市民、企业、大陆机构在香港的资金为对手家的管道，收获来自亚洲各地的巨大经济剩余。

香港能够发挥自己优势的方式，是成为中国三大金融中心之一(另外两个是上海和天津) ，以服务于泛珠江三角洲的9省2区1市(广东、广西、湖南、福建、江西、云南、贵州、四川、海南、重庆，外加香港、澳门)的企业发展融资为核心，并加上加入中国经济圈的东南亚数国，形成一个经济圈。把港币和澳元直接和人民币挂钩，可以简化该区域的金融体系和货币体系的流通成本。香港的货币稳定基金，可以逐渐转由中国的中央银行来提供，划出一定份额给香港金管局处理，维护该地区的金融稳定。

在市场构成方面，除了考虑上海对长三角的经济提供金融服务，天津对环渤海的经济提供金融服务，从而允许两地各司其职外，在服务于经济的各种大宗商品期货市场等方面，都可以考虑用不同的品种进行分割，以避免恶性竞争，具体可参看伦敦、纽约和芝加哥之间的关系与分工。

在没有建立起一个有效的人民币国际贸易结算体系，以及一个健全的以人民币而非美元为主体的中国经济圈内的资本市场之前，中国是不宜进行香港和内地的“港股直通车”安排的，对国际资本账户的开放也应当谨慎。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的浮动区间可以适当调整，但不宜完全放开撒手不管，即使是世界贸易和金融中的人民币流通量，达到一个相当的水平后，中国的中央银行对人民币的干涉仍然必须保持经常性的力度。

在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逐渐衰落的同时，由于欧元区国家之间摩擦不断等制度性原因，欧元其实并没有适度取代或完全取代美元地位的实力。而人民币由于中国的潜在实力，如果可以有效地实现笔者上面的设想，甚至只是在中亚和东南亚实现笔者所说的拓展，则最有可能分担美元现有的很大一部分良性的国际货币功能，在经济圈特别是和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循环的经济圈中，成为新的真正服务于人类生产生活的“好”世界货币。

在这个时代的大变局下，中国的金融体系，不论是股票市场，还是债券市场，抑或货币市场、贷款体系，都需要有一个成熟的发展思路来应对这一划历史时代的大变迁。到底中国应该走怎样的一条道路？回顾一下盎格鲁撒克逊金融体系走进穷途末路的历程，也许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教训。

前文笔者谈到，银行贷款在生产和销售企业中，起到了创造货币供应社会进行物资流通的作用。那种贷款是贷给企业的，换句话说，为周转社会生产出来的货物而注入社会的货币，注入口是在生产—消费链条的生产一端。社会这个生产—消费循环圈，有生产的一边，自然也有消费的一边。注入口，或者说贷款的对象，既可以是企业生产者，也可以是形形色色的消费者。那么笔者在这里就谈谈，当银行开始向消费者进行过度消费贷款时，对整个经济体系造成的影响。

贷款的历史源远流长，在前工业化时代就有所谓高利贷。这种贷款主要是在农业社会里，乘着百姓遭遇天灾人祸等外来打击的时候，借机垫款给这些穷苦人应急用，目的却是勒索超高利息，乘你还不上的时候，逼你把家里三亩田地、儿女骨肉抵给放贷的老爷们偿债。这种贷款可以说是乘人之危，和社会发展也背道而驰。后来有些改革家，看出来这种高息贷款的弊端，所以就发放低息贷款，防止穷人落入高利贷的魔窟，这些低息贷款，有些是生活性贷款，有些是生产性贷款，总之都是为了让生产继续下去的“好贷款”。中国历史上北宋王安石变法时候的青苗法，本意就在此。这些可以说是工业革命前的面向农户这种“家庭企业”的“企业贷款”。西方工业革命以后的19世纪，从贸易赊账、清算、邮递等领域开始，逐渐出现给企业开信用额度提供贷款的业务。这就是一般所谈的企业贷款。19世纪后半叶工业革命成熟的时候，以英国为典型的部分国家，银行是不会对个人特别是穷人贷款的。

但是进入20世纪以后，以美国为开端，为了拉动当时汽车等一些大型产品的销售，开创了消费类贷款。于是以普通人为对象的贷款业务如同泉水一样喷涌而出，普通人——主要是美国的职员阶层(当时的所谓中产阶级)就开始在各种贷款业务广告的诱惑下尝鲜。谁料到赶上20年代的咆哮时代，股票市场火热发烫，个人贷款业务很快就把重点转向鼓励大家贷款炒股了。1929年泡沫破灭，个人的各类贷款——从炒股贷款到消费类贷款，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罗斯福新政开启的是半个世纪的“量入为出”的时代，当时对个人最大的贷款仍然有，不过是在准政府机构房利美支持下的国民住房工程，总体上来说是良性而正常的——那时美国家庭还清了住房和汽车债务的时候，都要开个家庭聚会好好庆贺一番，把借据郑重其事地烧掉。而那时也没有信用卡这个东西。信用卡的起源，是五六十年代的高级餐馆卡和加油卡，服务的对象主要是有钱人，后来蔓延到了超市优惠卡和赊账卡(这些卡都是纸片做的)。直到80年代，以花旗为先锋，率先大力借石油冲击的经济危机之机，大力拓展信用卡业务，从此信用卡等消费者贷款才能统治美国老百姓的生活。

美国各类反思信用卡和借贷消费的书籍和口号

天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借钱给你花，你前前后后还债的钱，当然要高于你借去消费的数额。那么你如果使用消费者贷款这种服务，其实就是以额外的利息为代价，去满足你提前消费的需求(当然，你做不到“量入为出”而提前消费，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你收入不足，一个是你经受不住诱惑花钱大手大脚)。偏偏美国的消费者贷款利率还特别高——甚至成为花旗银行盈利的半壁江山。可以想象，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贫富分化加剧，再来让这种消费者贷款大行其道，客观的结果就是把一部分富人不能消化掉的存款积蓄，贷款给储蓄不够的穷人拆东墙补西墙，结果是“劫贫济富”，就好像俺们知道的黄世仁和杨白劳的关系一样——只不过这个“美国”黄世仁可能要加上银行这个肥猫经理中介。在较高的消费者贷款利息的压力下，低收入贷款人的收入显得更加紧张，结果是造成储蓄率的进一步降低。这样这个游戏就越来越固化，贫富差距是越来越大了。

当然，美国低收入阶层中的很大一部分人是比较喜欢行乐的民族或群体，比如整天嘻嘻哈哈，有点自甘堕落的黑人和拉丁西班牙裔。而美国这十几年的个人贷款，也很少是因为老实巴交的杨白劳那样因生活困难而不得已为之，更多的倒是源自人性的及时行乐等弱点(当然内部产业被冲击而空心化导致收入降低是起因和推波助澜的因素)。于是见缝插针的商人们，就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说动人们寅吃卯粮。现有的个人消费性质的贷款通常包括三种门类:一是房屋贷款及房屋提款贷款(Home Equity Loan) ;二是大型消费品贷款，包括汽车，冰箱和其他电器等;三是其他小件购物的信用卡。通常房屋贷款和汽车贷款，都以房屋和汽车作为抵押物，如果你断供，就会被收回来抵债。而其他大型电器和小件购物的信用卡贷款，通常是无抵押贷款。对消费的贷款，如果运用得适当，对经济的带动会非常大。这种良性应用的前提就是贷款在收入偿还得起的范围之内。但如果失去节制，个人和家庭负债率太高，导致整个国家人民的储蓄率过低，那么这个国家就危险了。现在美国面临的就是人民负债高达53万亿，家庭的储蓄率为零甚至负数。这个教训是中国在推广消费贷款过程中要加以警惕的。

银行贷款创造货币的时候，不一定要和实物经济的生产、销售和消费有关，可以完全进入到股票等符号虚拟交易中去玩游戏。这在20世纪20年代的喧嚣岁月里，就已经相当流行了，今天的保证金交易或“融资炒股”，也是与该玩意性质一样的技术改良版本。而这种贷款炒股，本身就带有投机性的行为。

股票的本意，是为企业在向银行贷款之外，多一条融资的途径。如果手里有余钱支配的投资者，觉得银行存款虽然风险小(因为其中部分受到银行保险的担保) ，但利率太低，那么如果在股市上正确投资(而不是投机) ，长远来看还是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收益，比如说美国长期股市回报是8 %(不过这个数字是从美国的股票指数上得到的，但美国的股票指数会搞成分调整，把破产或快不行的公司从中剔出，再补入健康的公司，所以可能会高估美国股票投资的收益)。那么在这种长期价值投资的情况下，参与股市的各方都是赢家。企业以出售(增发、扩大)自己的股权，以低价成本(相比于非上市的情况下找人入股)筹集到资金，可以扩大生产规模。如果二级市场上的股价，因为自己公司业绩的增长而上扬，使整个公司的总市值在少数流通股票的杠杆原理下大幅增长，那么这时公司的商业信用自然也增加，使下一步的融资——不论是走增加发行新股的模式、发行公司债券的道路，还是以公司股票抵押进行商业贷款——都比较容易。而对投资的个人，不仅可以从公司的增长中分红，而且能享受股价增长的好处，也算一件好事。

但当这种合理的长期投资计划，被短期的股价投机行为所取代，那么就使这个股票市场从一个可行的融资市场，变成了一个大赌场。在这个大赌场里的各色人等，都希望快进快出赚大钱，甚至不惜违背任何合理的经济考虑。股市甚至为一些人创造了环境，使得他们能够利用人们的贪婪，制造投机热点带动盲从的群体行为。

将股市变成一个赌场，就要放弃传统保守的对企业的衡量方式，比如回报率、销售增长率、企业利润率等，而用一个概念股的方式来对股票进行操作。当然，资本主义的技术进展，经常伴随着金融的概念投机，当一个新兴的工业兴起时，最终的确会有一些公司发展得非常快，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高科技股更是如此。但这种概念股操作的基本办法，却是通过推销一副美好的未来蓝图，来将股价狂炒。明明大家都知道这些股票价格高得不合理，但信奉的是一个“大傻瓜”原理——就是俺从你这里用天价买了这个股票，俺是个大傻瓜，但是会有一个比俺更傻的大傻瓜用比天还高的价，让俺脱手。而这样一轮过一轮的在傻瓜手上击鼓传花的过程，等到你听到菜市场的大妈和大楼看门的大爷都在大谈股经的时候，就会突然鼓停，落在最大的大傻瓜手上脱不出去，这时其中不少人就开始心忧，不惜血本地用低价试图卖出天价接手的股票，让别人愿意接盘，此时这个市场就开始越卖越跌，如同瀑布一样开始狂跌。这个时候，已经发生了一个财富的转移过程，钱从高价买入接盘的人那里，送到了低价买入成功逃顶的人手里。

如果这出戏再丰富一点，这时俺们就开始看到，诸如索罗斯之流的大鳄在那里哈哈大笑，说是在下跌前已经卖空多少多少亿，又大赚一笔尽显资本英杰本色了——当然，这要以这个市场有卖空机制为前提——这个卖空就是这一段俺们中国要开始的“融劵”。但是如果这些股市里翻腾的钱都是纯粹的私人自家资金的话，那么那些不幸接到最后一棒的大傻瓜，可能会一头撞墙而死，但整个经济的影响除了银子搬家、财富再分配之外，可能还没有太大的损害。而且毕竟亏钱的小股民都是散户、下中产阶级、穷人，钱又不是太多，就算是集腋成裘，这个饼子估计都不是太大。如果这个大赌场缺少银行贷款创造的货币来添柴火，就不太可能创造出多少多少万亿的股票市场总值。

而要让这个过程好好大玩一场，就要使银行可以向股市投资者贷款，来创造货币。这个就叫股票“融资”，也是俺们中国要开始搞的东西。好了，原来炒股票可以赚钱，那邻居的阿二不种红萝卜了，邻村的阿三也不跑单帮了，芙蓉镇的阿四也把杂货铺关了，开悦来客栈的见人扒皮老板爷，开快活林的红袖添香老板娘，再加上伶牙利齿的王大妈和李大姐，都来股市开赌了。而俺那个养鸡场，开始了数字化管理，据说可以通过互联网把鸡蛋卖给北极的爱斯基摩人以及亚马逊丛林里不知叫啥名的土人，于是就成立一个“家禽公司”，风风火火地上市了。

因为可以“融资”买股票，银行借了(或创造了) 100万元给阿二买了俺公司的股票，然后借了200万给阿三去买了阿二股票，阿二还银行110万，然后一轮一轮击鼓传花，从阿三、阿四、扒皮哥、添香姐，然后到王大妈。就在李大姐没有机会买到养鸡股，而捶胸顿足直叫老天没眼不让她发财的时候，鼓点停了。这个时候是什么个状况呢？便于简化，以银行收10%利息来计算:

第一手，俺发行原始股卖给阿二，拿到100万装兜里。

第二手，阿二借了100万，卖了200万，还了110万，赚了90万。

第三手，阿三借了200万，卖了300万，还了220万，赚了80万。

第四手，阿四借了300万，卖了400万，还了330万，赚了70万。

第五手，扒皮哥借了400万，卖了500万，还了440万，赚了60万。

第六手，添香姐借了500万，卖了600万，还了550万，赚了50万。

第七手，王大妈借了600万，发现我这鸡场啥都没有，股市价值归零，王大妈成了最大的大傻瓜，被套住了。

银行前后总共贷款出去2100万，收回款1650万，有660万本利变成了坏账(如果从王大妈那里应收的利息姑且不算，则是600万) ，王大妈宣布破产，手里拖住了银行，结果银行净损失450万。那么这450万哪里去了？对了，进了俺们所有在中间炒卖的人腰包里了。

当然，有人说股票二级市场炒卖的“融资”机制搞的是保证金交易制度，只要你保证金账户一到“最低保证金额”的警戒线，证券托管机构(中介券商或者交易所)就会让你强行平仓，所以“不会产生”上面这种炒股坏账。的确，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是这样，只是坏账的危险变成了财富再分配的加速进行。而那些大行其道的机构参与者，特别是一些自炒证券的券商和对冲基金，就不是走保证金的路线，而是货真价实的“放大版扒皮哥添香姐”，大大方方向银行借钱(在香港当时还是“优质贷款客户”)。如果综合考虑，保证金交易让个人散户亏得更快(因为投机被借钱放大) ，这些搞借钱的扒皮哥添香姐又在股市上比较聪明，消息灵通，比较容易拿广大散户们当最后一棒垫底，那么结果自然就是散户被剥皮的更快更多而已。

当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这样的投机贷款(广义上来说不只包括证券，还包括房地产等)造成的坏账损失，自然就牵扯到了银行系统。当然，上面王大妈的例子，你可以让阿二阿三阿四扒皮添香们站成一排，依次交还自己的“非法所得”，这么一平，银行的坏账损失也就消失了。可是放到真实的世界里面，投资者那么多，交易关系那么复杂，更不要说还有你自己门洞大开引进来的海外游资，你要一个个“追索”上哪里找去？而且既然银行系统是一个国家经济运行的中枢神经系统，当然不能让它倒了。于是政府跳进来救市救银行了。

所以这个玩法，最关键的是要拴住政府这头大蠢驴，才可以解决谁来最后付账的问题。当然羊毛出在羊身上，政府这个时候来付账，其实就是全国人民来付账。当然在美国这个特殊例子里，就是全世界人民来付账。

那么有几个问题要问清楚，就是为啥明知这是击鼓传花的把戏，银行还是死命给股市或其他证券市场里的弄潮儿们贷钱呢？这就是一个收益和风险对比的问题。高收益伴随着高风险，本来就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可是如果能做到风险由政府来支撑，收益由银行自己来享受，进一步到内部，做到风险由银行这个法人实体来支撑，收益由银行里的具体经手人特别是高管来享受，那么这下面的戏会怎么演，就不言而喻了。

而且，如果炒卖火爆，政府也可以从疯狂的倒手交易中大收印花税，大家一片笙歌燕舞，何乐而不为？于是全国上下，人人天天都在谈论谁又成了新的股神了，谁在全球或全国富豪榜又向前进了，就是没有人会在意最后的鼓点将在哪里停敲。一旦情况有变，当股市要调整自身的不合理大泡沫的时候，要求政府“救市”来保证“社会稳定”的老歌，就开始响彻云霄了。

了解世界历史的人大概很清楚，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发生非社会稳定的事情，大多和基本民生发生问题，即大多数的穷人衣不裹体，食不饱腹有关。而如果这种民生物资的极度缺乏又伴随着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比如1949年国民党垮台前) ，才是造成一个国家社会动乱、政府垮台的最主要因素(当然印度这种穷人满地跑却撑了几十年的国家是一个例外)。你那个忽悠人的股市(还有楼市)从高点上跌一点点，本来就不是和咱们城市里的广大中下阶层，以及住在农村的7—8亿农民休戚相关。至于最后在股市中玩砸了的中产小资们，怎么看都不是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的主。

当然，根据有些专业人士的描述，要是一个金融体系可以“成功”地将这个创造货币的过程，达到一个“可以控制”的范围，“从理论上”讲是可以推动经济繁荣的。正如格林斯潘老爷子的马后炮说法一样，当时他也看出了金融失控的隐忧，主张美国政府加强管制，可是他放出来的老虎，已经闻到了血腥味，哪是你甩两个响鞭，就可以乖乖地被赶回笼子里的？

货币的创造听起来很严肃，其实不就是那么回事。比如说，有一天晚上，俺的神经有一根接错了线，爬起来画了100张鬼画符。第二天几个号称大鉴赏家的酒肉朋友，来鄙舍喝酒，一看之下，惊为神物。马上在几家报纸几个电视上胡吹神侃，于是俺就成了梵高再世，八大山人投胎。紧接着苏富比公司召开了一个拍卖会，酒鬼中的一个大款开价1000万，买了俺一张鬼画符。好了，这样俺那100张鬼画符的总“市值”就成了10亿。那么就可以用这些破纸去银行申请10亿贷款了。

那么凭什么银行认为俺这些破纸可以值这么多？因为大家不光是对这些纸有信心，而且苏富比的公开价摆在那里。姑且不论俺小圈子里的酒肉哥们是真觉得俺是个疯子(因为梵高和八大山人真的都是精神上有点问题的主) ，还是大家玩一个仙人大跳，如同中国风行一时的普洱茶之流的操作，反正大家都会上套。当然，大家愿意相信俺的鬼画符值钱，还要有一个未来的预期，就是这些鬼画符将来会越来越“值钱”，不光是有收藏价值，还有“投资价值”——总是有人愿意出更高的价格来接你的盘。所以说在苏富比那里，就要多玩几轮，让头一次买了的人一转手就赚了五百万，多一些这样的证据来增强大家的信心，这样一个市场就“创造”出来了。

Jim Cramer是美国股票财经台CNBC上的名嘴，属于美国信口开河的“股评家”

现在你把俺的鬼画符换成股票，把苏富比换成纽约股票交易市场，把俺的酒肉朋友们换成华尔街上呼风唤雨的投资行老板、华尔街日报的专栏名写手，CNBC上的名嘴等，你就看明白金融行业的运行机制了。就是说现代金融的贷款货币创造，已经和银行存款、储蓄率等传统贷款创造货币的“根基”没有太多关系了。你只要拥有一个符号，就可以去抵押，然后可以贷款——就是银行给你一个账号，这个账号里有授信额度的钱数，货币凭空就出来了。当然这个抵押符号可以是一个实物，比如说一幢房子、一个企业、一个商品(如石油期货合约)、一个稀有金属(如黄金或黄金的合约)、一个收藏品(如古董或艺术品)等——只要这个符号可以为人们提供一个“确有价值”或未来有升值空间的假象，就可以用它来创造货币。但是对银行和其他衍生出来的金融机构而言，这种贷款无论如何都还是要代表一种风险，就是你贷出的款项可能因为某种原因而成为坏账。比如说你根据现在的市场估价，接受房屋和股票作抵押，贷款给王大妈炒股票，而当鼓点一停，王大妈手上端着的千年花股票，就和抵押品一样，同时贬值。国内有位郎咸平教授，在谈论金融危机的时候，总喜欢说“把未来子孙后代的钱挪到现在使用”，笔者觉得他谈得不是很明白，其实他指的就是笔者这里所说的这种贷款造钱过程。

而银行这十多年来对这种风险的应对方法就是证券化或者说债券化，把贷款的风险像抛绣球一样，给抛出去。这也是美国这次金融危机的一大看点。完成了这个步骤，如果银行不再跳进去玩，那么对一个银行来讲就没有风险。因为我贷款给人买房子，而这个贷款债权很快就变成债券卖出去了，中间收一个价差。而买的机构，即便假设仍然是另一个银行，就不会把它当成一个借贷，而是当成一笔证券投资。这样一来，就可以逃过巴塞尔协议的要求，从而不会受到严格的金融管制。而其中更为“巧妙”的一笔，是利用银行(券商)设立的SPV(特殊目的工具) ，一边发行债券( SPV商业票据，或下一轮证券化产品CDO) ，一边买入这些证券化产品，摇身一变，居然把借的钱点石成金变成了收入的钱，把银行、券商们的财务报表装点得金光灿烂。

假设一个买房人失业了，没法继续供款，那么他的第一个想法，通常是可不可以跟银行商量，安排一个新的贷款，比如说月供少一点，然后供期长一点。因为其想法就是，如果我断供了，当然首付和以前供款都没了，但你银行也会有损失。可是如果证券化大行其道，那么银行就完全没有兴趣和买房人这样商量。因为美国的买房老百姓当时不知道，他们买的房子，虽然是在银行比如美国银行借贷，但美国银行已经转手出去，转了不知多少轮，经过形形色色的包装再包装，已变成以房贷为基础的“抵押债券”了。而这个最后的投资者，还不知在世界的哪个旮旯里躲着呢。这个投资者可能是另一家银行富国银行(Wells Fargo) ，可能是加州公务员基金，可能是南韩退休基金，也可能是科威特的一个王子。

最麻烦的是，这些人自己也不知道，如果美国哪一幢房子断供，和他们的关系到底有多大，他们只知道(或者被告知)如果这边有问题了，导致债券资产出现麻烦，那么给这些债券的违约提供保险承诺的AIG会补偿违约损失。可是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华尔街里的一句名言就是，天亮的时候，一只狗在华尔街上拉泡屎，中饭的时候，以这泡狗屎重新包装、精细加工的债券，被标准普尔和莫迪定为3A级，而且已经被炒得红火了——AIG是拿着这种“3A”作为凭据，大做保证承诺，签下了一堆信用违约掉期保险合同。

所以美国金融业的发达，就像俺们中国的三鹿奶一样，看起来蛋白质奇高，里面的质量大有问题。美国2007年的GDP中，大约有25%是靠金融保险、房地产以及关联的建筑业和少量矿业组成。在2008年，这个“泡泡”造就的巨额市值存量，已经有大半灰飞烟灭了，所以说美国危机前的13万亿GDP，其实和三鹿的蛋白质高含量是一个东东，除去泡沫充其量就是10万亿而已。再看一下美国1990年的GDP也不过7万亿多一点，在2000年就是9. 8万亿。这说明了什么？就是美国的实际经济水平就是那个数。通过格林斯潘的两次吹肥皂泡， 2000年前的高科技股泡泡，以及2000年之后的房地产债券泡泡，都是由美国金融界忽悠出来的高含量蛋白质。这个泡泡一破，美国经济立马就被打回原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