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整体支付前景不妙，美国国债的前景如何呢？根据资料，保尔森救市计划在2008年10月初通过后，美国十年期国债的信用违约合同已经涨到了破纪录的40个基本点。虽然说信用评级公司穆迪和标准普尔不敢将美国国债的信用公然降级，但AAA债券的通常风险是在15—20基本点之间，长期国债到了40点，已经是被市场降了级了。这种信用风险的增加会使美国政府借款更难——它新发行的国债更难通过拍卖卖出去。这样，十年期国库券的市场收益率(即市场长期借贷利息的基准)就要增加，而美国老百姓房贷的30年长期房贷利率定价又是以该收益率指标为基点。这样房地产市场的按揭利率居高不下，更少人进行房屋交易，这就会增加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压力。

存有的一个主要看头是，美国可不可以熬过此后两年。一旦美国经济增长率过低，税收在实业不景气和减税压力下停止增长甚至下降，而债券市场上筹钱困难，美国政府又不走增发货币的道路，出现这种情况的话，美国政府就不得不宣布无法支付本金利息，停止偿还债务，进行债务重组(当然，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发行的新债券没有人买了，但又需要新债还旧债，可以考虑新债由美联储来印钱购买)。对于债务重组的具体办法，笔者估计美国会先拿外国债权人开刀，暂停向日本、中国等持有美国国债的主要债权国家付款，将长期债务推迟到期。针对短期债务，则可以同联邦医疗保险计划一样，根据金额的不同，削减成一定的百分比后还款。由于美国仍然具有世界第一的军事实力，估计大家也没法打上门去追债。这就和当年国民党的情况有些类似——国民党政府向美国公众发行债券，筹资买军火用来打内战，共产党得胜后，完全不承认国民党政府的债务，美国的债权人只能干瞪眼。

到2008年10月，美国最大的外国债券持有人是日本(21%)和中国(大陆19%、香港2%)。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中东石油输出国，因为当年曾经吃过大亏，所以只持有6%的美国国债(当然，由于美国国债持有大户的英国所持的国债，其实都是注册在英国伦敦金融城的“离岸实体”的资产，其中不少购买资金来自阿拉伯人的钱，因此英国境内持有的11%的美国国债，也很可能一大部分属于阿拉伯人)。而那些和美国有仇的国家，如伊朗和委内瑞拉则更爽，大部分手里的外汇钱连美元都不是，而是人民币和欧元。看看目前的现状，中国该如何应对这一个危机前景，当是中国经济决策人士的一大挑战。

看美联储救市，会令许多专家都昏头。究其原因，如笔者第一篇详细描述的，就是美联储基本上打破了所有传统法律和惯例对其的限制，处于“为所欲为”的状态(当然这些实际违法的行为，都被美国国会的救市计划全部接受，合法追认)。比如向非联储系统的商业银行借款(Term Auction Facility和Prime Dealer Credit Facility)，用好券(国库券)换坏券(次贷衍生证券，Term Securities lending Facility) ，以及财政部授权为美联储专发债券等。

至于美联储的救市效果如何，只需要追踪两个数据即可。一个就是同业拆借利率(LIBOR) ，即在“最市场化、最快捷”的伦敦，如果银行和银行之间的同业拆借利率数字大大高于美联储目前1. 5%的目标利率(比如说LIBOR是3%—4%) ，那么就说明银行体系仍然处于恐慌中，问题就没有得到缓解。另一个就是资金市场是否继续向短期国债市场逃逸，是否短期国债价格仍然在上升，而企业票据仍然无人认购，如果那样的话，企业还是存在融资困难——在这种银行都窝起来不干活的情况下，美联储就不得不赤膊上阵，自己向企业贷款了。

在这样一个大形势下，美联储自身的信用，就和其他金融机构一样，不再为市场带来任何信心。本来，美联储作为一个金融权威的最高机构，手出得越少，说明遥控金融体系手段越娴熟，越是“仙风道骨”的高人，受到投资人的尊重也越多。当你美联储这个中央银行，开始又为存款付息操劳，又为企业放贷操劳，忙得满头大汗，不亦乐乎，整得像一个业务“蒸蒸日上”的商业银行，那你就不要怪整个银行市场都信心丧尽。

看来美国还是要好好研究下当年的日本，看它是如何力挽狂澜，努力把经济崩溃减弱成长达近20年的长期衰退的。而如何避免美国政府财政出现国债券违约，似乎是比美国救市这个短期行为更值得全世界关注。美国最怕的情况其实是救市没有成功，反而让救市的大笔政府支出搞垮了财政，那才真的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那么至少要怎样才能稳定市场呢？一句笑话就是“只有社会主义才可以救美国”。

美国的传统文化里，本来只有19世纪发源于老农民的激进主义传统被作为“社会左翼”的。所谓“社会主义”，即西方通常理解的“国有化”这条路径，经过两百多年的代代教育，以及20世纪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的一通威胁，除了在大萧条那一阵一些工人群众忍无可忍高呼“美利坚社会主义合众国( U.S.S.A)”以外，基本被视为异端。没想到最资本主义的金融业，居然开启了所谓“国有化”的大门。当然，这个“社会主义国有化”不是把财富“还给人民”，而是把损失“塞给人民”。

在当前资金筹措困难的条件下，一方面是企业依旧积谷防饥，囤积货币，这样阻碍了社会产品的销售。没有销售，旧贷偿还不了;前景不明，新贷发不出去，阻碍了实体经济里社会货币资金的流动，让资金筹措的困境自我强化。另一方面，在金融市场层面，危机爆发以前，提供给金融投机者的贷款项目非常红火，但如今银行惜贷，对这些项目的核发变得谨小慎微，作为原来的贷款大户——各类基金和投资金融公司，尤其是对冲基金，待遇一下从“优质客户”自由落体成“高危客户”，无法依靠在外筹资来还旧债，那么只能尽快清货以归还到期债务，这样，就会导致2008年9—10月美国的股票市场出现落崖一样的持续大跌。

这其实是一个恶性循环——银行惜贷让经济恶化自我实现，经济恶化一方面让银行更加惜贷，另一方面让基本面消息越来越坏，导致金融市场的基金继续抛盘，造成恐慌再让银行收紧贷款。那么，什么时候这个大跌可以停止？或者用什么办法去托救？

看起来，美国政府恐怕已经到了必须采取非常手段的时候。一手是为实体经济进行金融供血，具体手法包括:美联储直接向企业贷款(没有办法的办法) ;收购商业银行加以掌控，然后学习中国的方法，利用行政命令强制手里这些银行贷款;或者筹措一个政府控制的“贷款池”，绕过商业银行体系，直接维持实体经济的运行。另一手自然就是终止资本市场——股票市场的持续恐慌，笔者认为可以把罗斯福新政中“放银行大假”的方法用在股市上，放美股大假，停止纽交所和纳斯达克系统的股票交易，然后指示美联储来处理各基金的欠债事务，同时组织各个基金认购实体经济里公司的短期票据，把各个基金和实体经济相隔离，加以控制连接渠道。不过美国政府下不下得了这个狠手，还是未知之数。恐怕出身华尔街的保尔森，不会干出这种自打嘴巴的绝招。

既然美国已经如此岌岌可危，那么以债券为主要形态的庞大的中国外汇储备(其实就是把外国政府当“银行”，“存”在外国政府那里) ，很可能终有一天会因为美国政府赖账而大失血。那么中国现在的应对之策该是什么呢？

首先就是不要再往坑里面砸外汇了。而现有的债券，要看机会慢慢发挥作用，或放或卖，提出货币来为己所用，要把它花掉。有人建议去买黄金，那是一个劣招——恐怕人家就是把金价吊高，等你去抢呢!而且，囤在国库里的黄金对国民有什么益处？钱如泉水，外汇外汇，只有在国际上流动才可能为国民服务。

那么怎么用？一是如笔者说的，到非洲和南美洲去扫货，集中在土地和原材料。只要对粮食和民生至关重要的产品，其相关的生产要素、基地，以及粮食生产有关的技术和公司，都在考虑之列。

另外一个可能的去向，是在美国经济出问题，美国公司被逼着可能会将其海外资产变卖的时候，买这些资产。比如说雪佛龙在哈萨克斯坦的石油资产、在缅甸的天然气资产，以及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能源资产，都是我们的首选。

笔者还听到一个有趣的建议，那就是中国成立一个针对中国企业股本中外股的回购基金，由中投、汇金或设立的其他国家实体融资，然后由国内企业贷款，回购中国优良企业中的外资股份。考虑到中国非常有可能成为世界未来几年最有利可图的市场，这个办法也是一个出路。不过，在回购中，应该以非美国的资产作为首选，以防万一美国政府想赖掉中国的8000亿债券，可以冻结美国企业的在华财产，作为抵押和补偿。

如果可以设立“外汇优惠贷款池”，提供给中国的企业，用于回购优秀企业的外资股份，那么这招也可以进一步推而广之，组建一批服务于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性跨国金融实体，或者就地利用国开行和进出口行，利用目前美元仍然具有的国际货币地位，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投资销售，以及与当地政府和企业购买中国产品、建设基础设施、合作设立生产等，提供金融支持，打造服务于中国的“体外经济循环”，以此作为向人民币经济圈过渡的重要环节。

中国政府更要明白的是，像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发展自己的内需市场，才是唯一的正道。只有中国的内需市场发展，围绕中国建设经济圈的光明前景，以及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火车头的功能，才有可能实现。而如果中国的内需大幅度提升，那么中国的需求也会使美国经济减少消费、增加出口，把美国人民的大批债务还清，并把储蓄率提高。这才是真正帮助美国的正道。

如果继续把钱扔到美国，就等于看到一个不能自拔的酒鬼，反手给他一瓶茅台。这种行为不仅不是“救人即救己”，而是“害人又害己”。参与美国救市，当然可以得到华尔街的大声叫好，但是美国民间却不会对此心怀感激。很多美国人在反思自己过错的时候，也把矛头指向中国，认为中国不断扔过来的钱，是他们在泥坑里越陷越深的罪魁祸首。有些人就认为中国是利用美国人的弱点，借钱给美国人买中国货，从而“乘机坐大”。更有甚者会认为这是一个“共产党红色中国的阴谋诡计”，为的是打垮美国经济，从而将“‘民主自由’的国际社会”一锅端掉。不要以为笔者在开玩笑，在美国的中西部，特别是五大湖一带的“锈带”，这种观点已经不在少数，而在未来还可能被各色报刊加以渲染润色，像当年“反日”一样，掀起“反华”运动浪潮。

中国实在没有必要去做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把中国的经济弄好，就是“救己即救人”，就是对世界经济的最大贡献。保证中国的增长，顺便将世界经济拖动，如中国在上次亚洲金融危机时那样，将东亚和东南亚的经济从废墟中拯救出来，这才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理所应当担起的责任。

中国短期内首要考虑的，自然是如何应付出口工业因为海外市场萎缩而受到严重打击的局面。广东和浙江的这些行业，必然出现成片的工厂倒闭和失业民工回潮。如何安置这些民工？一个路径是笔者在第二卷中已经大力宣扬的城市圈发展计划，加重在重庆—成都、武汉—长沙—南昌以及河南建设铁路连线城市圈的进度。而在现在已经红火的天津和尚待加强复兴力度的东北，应该继续推动发展势头，通过大量财政支持的基建、重建，吸纳失业的劳动力。

另一个路径则涉及到中国的大部分国民——农民，即最近似乎风声大锣鼓紧的农村改革问题。发展未来几年最有利可图的农业，让中国的农民在其中得利，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为将来广泛的“就地城市化”制造条件，是中国经济里最重要的一个基点。这其实是一种釜底抽薪，把中国的病灶从根子上加以摘除。

在笔者的中国发展战略中，农村经济发展占有一个关键性的地位，它是解决中国经济走向内需模式、缩小贫富差距和做好城市化的一个最重要的接口。

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农村经济不发展，农民就缺乏出路。而如果广大的内地不发展，不兴起千千万万发挥农民创造力的产业，那么农民就只能年复一年地涌向有限的几个“三角洲”地区，那么中国的劳动力就会过分聚集，出现人为形成的“劳动力过剩”情况。中国人民的劳动收入水平，就会长期停留在极低的状态，而这种低收入，既无法让农民在这些三角洲的城市里定居，甚至因为无力支付学费而放弃提高自己乃至自己子女素质的教育，那么，大批贫困劳动力就会年复一年在贫困的内地老家和过分拥挤的三角洲之间奔波，春运的难题将持续成为中国交通的噩梦。中国将长期陷入“低工资—低价格—向外竞争—在外落得恶名”的恶性循环。这种恶性循环，恐怕即使个别沿海城市开始发展高科技行业，也仍然无法摆脱，因为在靠目前几个试点的高科技行业吸收劳动力的时候，产业地理格局导致的劳动力过密竞争，仍然会把行业的工资水平给压下去。

正是出于这一考虑，笔者并不是很赞同某些学者主张的“拖字诀”。这些学者认为，“家有三亩地，不会饿死人”，既然目前的农村还起了一定的“减压阀”的作用，为避免中国的现代工人队伍——农民工——沦落到类似印度、拉美城市贫民窟里的穷人那样，白光光一无所有别无选择的境地，那么似乎中国就应当在农村改革上继续拖下去，“只要20年”，就能让中国成就最辉煌的文明。这种认为“水到自然成”的乐观观点，以笔者上面的分析，似乎并不一定成立。

2008年下半年部分媒体大肆炒作的“农村土地改革”话题，更是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拖字”不变是一边，某种“土地改革”是另一边，两边打得不可开交。从笔者当时开设的博客上的留言来看，大部分读者对于“土地改革”的建议，是颇有担心的。

大部分读者担忧的主要问题是，中国历史上导致历朝历代兴衰更替的一大根本原因就是大规模的土地兼并以及随之出现的失地流民。中国历史上流民造成整个王朝经济崩溃和政治紊乱的例子不计其数。虽然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土地兼并不是因为土地自由买卖，而是来源于“官僚特权”，但在笔者看来，这似乎是一种不识“官商互通”这一古今中外普遍现象的书生之见。在今天，在世界上很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人口大国，仍然有很多农民或失地农民，入城变成城市贫民，在各大城市形成贫民窟。例如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印度的孟买，都有蔚为壮观的垃圾山和贫民区。而在东亚，就土地改革这个话题来说，既有成功的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也有走美国土地自由买卖道路却失败的菲律宾。

印度孟买的贫民区

在此基础上，还有读者担忧，中国的农村土地改革，无论设计初衷多么良好，但到了具体的地方，会不会变了味？比如说，农村如果搞宅基地改革，会不会最后成了城市房地产资本的一个骗局？即通过城市里的商品房，把农民的宅基地换到手，然后就转手开发成高回报的新房地产卖出去？而被换进城的农民，会不会除了拿到一份看起来很光鲜的城市户口之外，一旦在城里的工作出现问题的时候，变得连一条退路都没有？很多读者就此指出，之所以中国没有出现城市贫民窟，就是因为农民有乡下土地作为根本保证，一旦进城打工情况不妙，马上就有条退路，可以做到进可攻、退可守。

最后还有一些读者忧虑，一旦土地允许自由买卖，就会导致中国耕地的总面积下降，使得18亿亩耕地的底线被打破，使中国的粮食生产安全成为问题。即使改革的目的可以增加规模性农业经营，吸引资金下乡，使很多在农业经营方面的技术公司参与到农业生产中，让中国农业走出小本经营和依靠劳力为主的分散化生产方式，但这样一来，农民会不会因为缺乏组织(比如说像日本那样的农民协会) ，从而在和这些公司打交道的时候处于劣势？或者咱们中国农村的官员水平不敢让人恭维，而农民兄弟又没有想清楚，被一张城市户口诱惑。这样，虽然表面上是以(市场)自愿交易为原则，但实际上，没有搞清楚长期利益的农民其实吃了大亏。

中国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幅员辽阔，情况复杂，不要说笔者，就是很多长期做地区性研究的学者，恐怕针对农村问题也无法拿出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统一方法出来。最好的方法，还是在总的政策上有个方向明确的指引，然后让当地的农民们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群策群力，效果可能比较好。

以笔者上面的一些想法为基础(笔者其实比较赞同苏南当年的农村模式) ，结合目前一些在中国沿海地区试验得并不是那样成功的经验教训，我们可以看到任何土地改革，都要防止成为一种变相的为土地开发商提供廉价土地的工具，更要防止那种有意将农民赶出土地，制造中国版的大规模全国性“圈地运动”的企图。这种“圈地运动”的实质，就是要导致一大批廉价的劳动力成为别无选择的人群，把他们驱赶到出口导向的血汗工厂里，为这些地方继续源源不断地提供一批又一批劳工。

不过，好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席卷美国和欧洲，靠这个经济模式发财的利益集团们，希望用中国版“圈地运动”为他们带来永不短缺的劳工供应的念头，估计是没有希望实现了。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无法再依赖几个沿海地区吸引过亿的内地劳工，这种模式只能让世间罕见的春节运输愈演愈烈。新的出路，必须是以地区性和本地性创造就业为主，将工作机会带到人力资源多的地方，把农民的进城从跨越大半个中国长途春运的现状，变成区域性就地工作为主的模式。

那么，既然土地问题是农村改革中绕不过去的一个重要话题，该怎么改，放到什么框架里面去改？笔者在这里班门弄斧，谈谈自己的看法。

农村土地改革考虑的主要问题，在于如何处理农民宅基地的流转、耕地在农用用途内的流转，以及耕地变非耕地的流转。

在宅基地的流转问题上，现在的一些存在其他产业机会需求的地方，比如天津，采取的是以城市商品房来替换农民的宅基地和住房。那么被换掉的宅基地和农民原住房用地，如果马上倒手用来做其他的商业性发展，比如说变成工厂(如天津滨海开发区)或者新开发的房地产，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如何考虑农民的利益，需要细细思量。在某种情况下，这种做法有点像城市里的老城区改造计划，但对农民(现在已经成了住商品房的“城里人”)来讲，城市里的就业机会和其他的配套措施，如医疗、社会保险、教育等，是不是跟得上，就有疑问。

以天津的例子来看，东丽区华明镇12个村，共有宅基地1. 2071万亩，总人口4. 5万，新建小城镇需占地8427亩，就是说可以把3644亩宅基地复耕，增加了耕地的规模。在新建小城镇用地里，其中规划农民安置住宅占地3476亩，可以腾出4951亩来搞工商业开发。华明镇用于农民还迁住宅和公共设施的建设资金约37亿元，可出让的商业开发用地预留了4000多亩，土地出让收益预计达到40亿元，如果实施顺利，可以实现小城镇建设的资金平衡。

这里笔者不知道该镇出让了多少商业用地，但从这个思路来讲，和当年苏南的模式有点相似。这种对宅基地的处理模式，不是农民一次性卖断土地，让发展商去享用未来土地升值的好处——那种一次性卖断土地的方式，不仅可能出现商人势压农民，低买高卖，而且就算按照当时市价的看似公平的买卖，其实也是让农民一次性坐吃山空，无法获得长期稳定的经济收入。让农民通过各种模式得到土地的持续未来收益，是所有土地改革的重中之重。

由于宅基地是由农民集体所有，因此将农民土地从农村性质转为市镇性质，让这些宅基地成为城市同价的工商业用地，就必须保证农民可以得到土地的升值利益。可以考虑一个强行的规则，比如说当农民搬进住宅新区后，节省出来的土地(除去政府必须使用的公共工程建筑，例如学校、医院、消防、公安、道路、供电站、废水处理厂等) ，必须交予作为法人的非政府农民协会，经营方式由农民协会决定，保证农民可以得到升值的好处。即使一定要发生所谓“卖地”，也必须防止农民出现一次性卖断的短期行为，而且不能让农民卖地卖得太快，如应当规定，农民协会拥有的商业经营地，其中的50%在十年内不得出售， 25%的土地必须由农民进行商业运作，以保证农民的长期利益得到保护。

在这里可能会有人跳出来，说如果你不让农民“卖这50%或25%”，就是“干预了供给”，“就会形成黑市”，那么他们的市价就会降低——这些人的论据，其实是把眼光局限于当时那个静态的市场，好像农民非卖地不可似的。其实农民经营土地时发现的机会，以及在这个经营过程中发现的收益，要比强逼着他们在开头去“自由选择”地卖地收益高得多。在这一点上，笔者不得不佩服当年任台湾地区农业负责人的李登辉老哥，这位李老哥在农民处理土地的问题上，就劝诫乡亲不要轻易把土地卖给台塑，几十年后，那时埋怨的台农阿伯果然对他感激涕零。所以，利用资源，绝不能仅限于将其现在就变现成现钱，尤其对于土地这种生产资料。把生产资料物品当成普通商品，是一些经济学家的谬误之处，也是一些别有用心之人鼓噪的目的所在。别小看了农民协会自己经营的25%，也许今天只能开个小卖部或者停车场，十年后也许就可以开一个王府井之类的商业区(当然这是个比较夸张的比喻，但我们不能排除共同富裕的可能性) ，农民群体据此获取的收入是非常可观的。

在耕地的流转问题上，也要考虑农民获得所有地租的好处，或者可以由农民协会出面，利用土地价值入股，与下乡的农业公司和资本合作经营现代农业公司，并享受农业企业发展的利润。当国家发展到必须将耕地农转非的时候，就可以考虑国家和农民均分转出来的土地，国家的那部分地解决完公共设施问题，剩下的可以公开拍卖，将赚到的钱用于医疗和社会安保基金。农民得到的那部分地，按照宅基地方法同样处理，保证农民的短期、中期和长期利益都得到保护。

对笔者而言，一个好的土地改革政策，不在于土地所有权层面的名词争议，比如到底是私有制还是公有制。其实就今天来看，虽然名义上叫公有，但是一些当年名副其实的在公有制下取得的农村建设成就——农田基础设施，现在在实质小农经营的模式下却缺乏维护，给农业生产和农村环境维持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笔者看来，真正有用而急需的，是如何保证农民得到土地增值带来的长期连续的大部分好处，保证农民可以以土地资源参与经济活动，而不是得到土地的所有权，过手转卖，然后就简单地依靠体力打工，过着仅仅够糊口而已的无产生活。

不过，天津东丽区华明镇的例子很特殊，因为它处在滨海新区内，又是大天津发展计划的规划地区，所以，可以只卖比较少的土地就拿到比较可观的收入。

利用一个大城市的发展将附近农民的宅基地价格拉起来，然后再让这批近郊的农民从中受益。如果天津可以这样做，那么笔者在《大国游戏》前两卷中一直主张的中国城市圈发展计划，也可以如法套用。这就是近郊、城市间的农村改革以及城市圈发展的结合。

现在各地的地方政府非常热衷于“土地改革”，抓住各种机会在媒体上造势，这主要和其财政收入的来源有关系——这种改革有助于增加城市建筑用地，地方政府认为增加就意味着存有工商业，有了工商业，地方政府就可以抽税(其实这种观点也是短视的，因为过去几年中国一些城市里工商业的繁盛，和出口产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现在已经不存在这个基础)。所以，笔者估计无论中央政府有没有条例，地方政府也会通过林林总总的措施，瞒天过海，来绕过土地法规的限制。与其如此，那倒不如改变“城市用地必须是国家所有”这一条规定，允许农民的集体所有用地可以成为城市用地，让农民集体享受土地增值，免得地方政府通过各种冠冕堂皇的借口，搞什么“转换用途就要改变属性，改变属性就要征收土地”，结果让农民只能得到一次性买断的利益，而且是相当低的按照现行农业用途确定的土地价值。

一块农村建筑用地变成城市建筑用地后，其价值的增长是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当前市价表现出来的土地增值;第二部分，是未来的长期土地增值——主要表现在长期的现金收入流上。由于城市建筑用地必须是国有地，如果农民无法让自己的地变成城市用地，而必须由地方政府向农民收购，然后再转手卖给地产开发商。那么一旦地方政府要想增加自己的财政收入，必然会用各种方法，压低农民的收购价格。如果压价低到要动用警察进行暴力强迁时，那就不要怪大规模群体事件和官民对抗的不断产生了。

而地方政府拿到第一部分的土地转卖费后，第二部分的未来长期土地增值，就落到了发展商的手里。即使地方政府不参与转手，让发展商自己用现在的市价向农民购买，仍然无法保证农民的第二部分权益。

正确的做法是，取消城乡在土地一体化方面的壁垒，允许农民集体所有土地转为城市建筑用地。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不是从一次性的土地买卖中获得，搞所谓香港式的“土地财政”，而是从每年增收的城市用地地产税中来。对农民来讲，他们卖一部分地给地产商来收取现金，还可以保留一定的地，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参与产业经营，但其经营所得必须缴纳地产税。这样，整个经济才可以获得可持续的发展。

中央政府的作为，则体现在通过笔者主张的3小时城市经济区计划，使最边远农村的居民也可以在1. 5小时内到达大城市或城市圈。那么这样就可以把整体的土地价值提高，农民获得较大的商业收入流。农民的可持续收入多了，就可以增加消费;当地政府的钱也多了，因为从土地转型后的经营者(包括企业、农协)的收入中抽取的税也多了。这就可以改善当地政府官员的收入，从而吸引目前过分聚集在京沪深的有能之士到地方上来，还可以增强地方的教育、医疗和各种公共服务。

这就要求在城市的规划上，应该以现有超大城市为起点，在两个超大城市中间的3小时路程中，即1000公里之内，发展出1到2个一百万左右人口的城市，可以使超大城市的经济放射功能，像变压器那样传送到农村里。当然，最理想的情况，是像南京和上海之间那样有一系列此类城市，如同珠子一般，可以做到整个地区的经济覆盖。目前没有这样发达的地区，但比如江汉平原一带，可以通过武汉和南昌两个大城市的建设，再在中间通过黄石和九江两个中等城市的扩展，把整个地带提起来。

这种发展的方式，对中国的基层政府行政管理能力的提高是非常有用的。和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不同，中国这样的古老国家，具有很多以十几代血缘为联系的亲族和同宗，这些宗族都有聚地而居的历史。而目前生命力仍旧较为兴旺的家族模式，基本上都是在农村和小城镇等地区。所以，中国的小城镇和农村，由于人际关系错综复杂，其整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结构，就会带上深厚的家族烙印。有法不依，有令不行，假公济私，以族群关系代替是非，以血缘关系决定利益，是这些小地方比较容易出现的情况。说得难听些，就是整个社会包括政府的运作，出现黑社会化的趋向。

在这种社会环境里，如果一个公民觉得本身利益受到了侵犯，那么他就不会像大城市的居民那样通过法律手段去争取自身权益，而更会以同宗、同族、同姓或同村这种宗社组织关系去解决。呼啦啦拉上数百人甚至数千人之众，去对方(也是同宗、同族、同姓或同村这种宗社组织关系)或者政府那里，搞声势浩大的“谈判”。而且在这样的小地方，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本身可能又是这些宗社关系中的一个链条部分，就会令整个社会的运作、矛盾的解决，离开政府处置的轨道，变成由非政府的社团来掌控。(www.daowen.com)

这种小村镇社会部落化的毛病，不光是中国，而且是任何前工业化和前城市化国家的通病。大中城市与传统宗社渗透的小城镇及农村的不同，就在于其人员的流动性构成。人员的流动打破了这种固有的结构。所以，即使在中国古代，那时的大城市，如长安、洛阳、汴梁或者临安等，也都没有这种社会部落化(黑社会化)的现象。要打破目前中国农村的这种源于宗社的黑社会化情况，较可行的办法就是发展一百万人口的中等城市，将旧传统打破，使城市的人口流动起来，不让传统的血缘关系扰乱法制的建设和政府的施政。

另外一个可以考虑的方向是，在农村一级培养发展农民协会，替代乡镇一级的政府行使机能，从而达到精简甚至取消这一级政府机构的目的。

中国农村的整体改革，以及与城市圈发展的有机结合，是中国下一步发展的核心，不能只是一味求稳而导致变革的停滞。如何有效地让中小城市的居民和农民享受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好处，做到储富于民，而不是让沿海大城市的少数群体和外国人独享中国发展的好处，这是中国持续发展的关键。

如果中国的领导层对此认识不足，整个经济决策的着重面还是在成天想着如何进行金融、股市和房市的全面“对外开放”，继续“推陈出新”，为得利阶层创造发财机会的话，中国走上拉丁美洲的道路不是没有可能。

好在现在对农村的关注已经成为中国政府下一步的执政重点，虽然在如何进行改革方面，各方还争吵不休，未有定论。但有一点是明确的:这个问题解决了，中国之后30年高速发展的基调就稳固了;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光是希望在沿海地区不断地增加经济发展区，希望靠投资和出口两条腿带动经济增长，希望靠失去土地的农民提供廉价劳动力，希望靠股市上的融资融劵花招带动金融业，希望靠暴涨的房地产带动地产业，希望靠高耗能的传统产业、传统能源的汽车业，希望靠环境恶化支撑的表面的低成本，去维持一个9%—11%的年增长数字，那么暂时的繁荣可能还有几年寿命，但可惜那种空中建成、缺乏根基的华丽楼阁，是一定会坍塌的。今天的美国，就是中国最好的前车之鉴。

在讨论美国金融危机和经济困境时，国内大多数的讨论都着重于美国政府对胡作非为的金融界缺乏监管。但这些媒体却忘了一个最重要的事实，那就是美国这些年的经济“发展”，不是靠致力提高普通人民尤其是中下层民众的收入水平，而是旨在提高占比1%的美国最富裕人群的收入，是以那一小撮人群为主要政策出发点来支撑经济发展的。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实际上把发展金融业作为它的基本国策后，美国的大部分实体经济要么转移了出去，要么困难重重。既然在华尔街轻轻松松就能大捞一把，那么美国年轻一代的最杰出的科研人才，不是投身于科技创新的广阔天地，而是去高薪的金融机构。用他们的才华进行“金融工程”(Financial Engineering) ，为各大机构设计出数学上和统计学里“最安全的风险程式”，让这些金融机构去最大限度地运用财经杠杆。他们还绞尽脑汁，为这些公司设计出名目繁多、炫人耳目的复杂金融衍生工具，去绕过或者逃避金融监管的法规。

中国要从美国这次金融危机和经济困境吸取的第一个经验就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首先必须保证让中下层民众富裕起来，不要让经济模式只是有利于少数金融业精英，其次必须防止金融业成为一个轻易致富的行当，造成激励导向失当，把中华民族里最有创造力的头脑，吸引去做那些对整个民族和国家发展无益的事情。

这里笔者还是要对金融业在整个经济运行中的意义说得清楚一些，目的是不光让中国政府的领导阶层，而且要让中国的普通民众，都真正明白其中奥妙，免得让目前霸占着中国金融资源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们，拿着一些半通不通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陈词滥调，出来胡说八道。

这种普及大众的事情，本来不应当由笔者来完成，更应该让经济学家们去做。可惜的是，以笔者的个人观察，带着经济学家这个名头的人，由于教育背景、个人资质的局限，好像很难履行“分析经济，探寻真理”的大任。如果说美国可能还有部分经济学家，特别是熟悉历史的经济学家有一点真货色，那么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似乎多是以忽悠为生。美国经济今天的失败，从很大程度上，在于不听这些经济学家的意见(比如当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托宾提出的限制国际金融投机流动的托宾税，被讥为老古董) ;而中国经济的一点点成功，恐怕也在于不听这些经济学家的意见。这些所谓的经济学家们，要么真是糊里糊涂，学错了理论，要么就是身为外国金融集团在中国的买办代理人，所以咱们老百姓，搞不清楚这些人的观点，是因为自己糊涂，还是因为两国交兵各为其主，损害中国利益来赚取私人或者其外国老板和境外国家的利益，在这个金融行业零和游戏中履行个人的“工作职责”。

所以这里笔者只好勉为其难，和一些有见地的专家们共同探讨，总结归纳，希望以一种简单通俗的方法，把这个问题谈清楚，然后大家就会明了中国应该怎样在现在这个国际金融危机里破局。

笔者首要的工作，要让大家知道为啥在现在的运作方法下，中国的外汇储备就算取得账面盈利，其实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并没有太多用处。说白了，如果中国的1. 9万亿外汇储备，不是用在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和改善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海外用途上，那么其现在的投资方式，无论是保守风格的购买国债(相当于“存款”在美国政府这个大“银行”) ，还是“创新风格”的扔给中投或者外汇管理局下面的华安投资公司买股票，买各种新型的证券，除了可以提高经手人的佣金水平以外，对整个中国经济和国家并没有帮助——损失或不损失结果都一样，没什么大不了。笔者认识一个挪威老弟，他说挪威这个小富国的外储基金(挪威国民养老基金海外分部) ，整天购买一点点美国的蓝筹股(比如波音公司1%的股权) ，除了财务投资收益以外没有任何控制意义，虽然账面上看起来业绩不错(当然危机以来损兵折将) ，但是对于挪威国民来说，却没感受到一点福利。挪威国内的很多基础设施，倒是因为缺乏必需的进口材料而年久失修。

要理解这一点，笔者需简要介绍下金融业在整个经济活动中的作用。由于现在很流行把金融业解释成一种服务业，而且是很重要、很时髦的服务业。这就需要来作一个简要的解释，把服务业和金融业的关系理顺。

一切经济活动，首先牵涉到的是两个过程，一个是生产，一个是消费。俺自己在家里养鸡，俺的鸡生了个蛋，那就叫生产。俺自己把那蛋拿来煮了吃了，那就叫消费。别看这里只牵连俺一个人，但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在这个行为里完成了。所以，这就算一个简单但完整的个体经济。

从鸡生蛋到煮蛋吃，还有一个经济环节，叫作流通。在上面那个个体经济中，就是将鸡蛋从鸡笼搬到厨房。这个过程中消耗的劳力和成本，比如说走累了，中间歇一下，到小溪边喝口水，这就导致了流通成本。其他如不当心打烂了一个鸡蛋，生产的一小部分产品最后没送进嘴里，这也是流通成本的一部分。

那么当这个消费主体和生产主体的关系，不是俺的嘴巴去消费俺的鸡蛋，而是邻居阿二的嘴巴去消费俺的鸡蛋，那么就开始了不同主体的交换。阿二如果拿一根萝卜换俺的鸡蛋，那就是易货交易，如果给了俺两个铜钿，则是货币交易。

再进一步，如果俺想把鸡蛋运到30里外的芙蓉镇，卖三根萝卜或者六个铜钿的价格，路远山长，中间或许还得在快活林酒家吃顿饭，成本自然上去了。可是谁在家里看护那些鸡，保证生蛋呢？这就导致流通主体的出现，譬如临村的阿三，专门走乡串户，收购鸡蛋，然后运往芙蓉镇。

这里就开始出现了一个价格差，即俺鸡蛋卖给阿三的价格，必须要低于阿三在芙蓉镇的卖价，因为阿三要考虑一些鸡蛋可能会在路途中被打烂，要负担在快活林的饭钱、在悦来客栈的住宿费，而且阿三自己还要有利可图，为自己赚碗饭吃。当然阿三发觉，自己在镇子里将鸡蛋卖给王大妈、李大姐等，还不如卖给开杂货铺的阿四，让阿四去解决，与那些吃鸡蛋的口齿伶俐的嘴巴们打最终的交道。当然阿四的进货价和卖出价，也必须有个差额，这才可以解决他开铺头的杂费，确保他有利润可赚。

所以说俺卖给阿三的价格就是出厂价，阿三买给阿四的是批发价，阿四卖给阿二、王大妈、李大姐的是零售价。自然阿二可以跑来我这里买些鸡蛋，就是俺也可以直销。不过这里有个问题，如果俺的直销价格低于零售价，搞得王大妈、李大姐也跑来买，那么阿三和阿四就叫苦连天了。

生产商和消费者地理距离越远，产品和市场信息越闭塞，那么流通商，其中包括批发商、零售商，以及各个中间倒卖的贸易商的优势就越明显。因为现代社会的分工越来越专业、细致，就要求你生产商用你之长，好好生产，而销售商用他的优势，努力销售。其实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小商店逐渐被超级市场取代，世界范围内的销售商对于生产商的优势越来越强，在许多情况下，生产商最后只占了10%的利润，而90%的利润落到了销售商的手上。客大欺店，店大欺客，大型的销售商可以挤压小而多的生产商，反过来，大型的生产商也可以挤压小而多的销售商。

上述产业链条延伸的形态中，有两个案例是两种模式的典型。一个是典型优势销售商沃尔玛超市，另一个是典型优势生产商戴尔电脑。沃尔玛就是以现代的库存管理体系降低其存货成本，然后以全球性的采购网络，向弱势的小生产商压价，把销售环节上分享的利益份额占到极限。戴尔电脑则是绕过各种中间销售商，以直销的方法面对消费者，通过获取比较好的产品价格，使得自己在生产行业上大获成功。把生产到销售看成一条链条，沃尔玛就是中间环节极度膨胀的典型，而戴尔电脑则是上游环节掌控全局的例子。

企业管理的数字化和互联网在销售上的广泛应用，也打破了传统的地理和信息上的阻碍，使整个流通领域的成本大幅降低。比如说美国阿拉巴马州的一个消费者，在家里向戴尔电脑买一个笔记本电脑，几分钟后，信用卡已经完成了转账，订单已经在中国苏州的一家电脑生产商的生产线上装配，而运输公司便知道第二天需前来拿货。

笔者上面提及的几个小故事和案例，说明的是典型的服务业——批发和零售商业的来源与根基。其实笔者讲的是一个货币经济下的产业链条上下分化的过程。在只有俺一个人产鸡蛋吃鸡蛋的时候，就是一个既没分工又没货币的简单的个体家庭实物经济;当阿二开始生产胡萝卜和俺交换的时候，就是一个不同产品之间分工，但是仍然没有货币的简单的市场实物经济;而当阿三走街串巷收购鸡蛋，阿四开鸡蛋专卖店销售鸡蛋，从俺、阿三阿四、王大妈李大姐之间，就建立起一套上下分工的产业链条，这个产业链条是高度分工的货币经济。现实社会中的经济，就是同时存有产品分工和上下产业链条分化的货币经济。

很显然，这个鸡蛋例子中阿三挣到的那碗饭，其实是阿三通过自己的专业化服务，从而赚取到一部分塞到自己嘴里的鸡蛋，也就是他的报酬。那么，像流通商业这种服务业，其实是通过在分工中完成一个任务，从而在总生产的产品中瓜分一杯羹。所以服务业必须以生产制造业为基础。有一些学者不理解这一点，一看GDP中分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服务业，就以为“一二三上台阶，服务业最高级”，生搬硬造，给一些地方领导开药方，说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以笔者之见，现代社会第三产业在总产出中的比例持续增大，那是要以生产制造业的生产率在各种科技支持下高度发达，不再需要或可以容纳大批就业为前提，同时服务业出现各种创新模式，能让产品更优更好，花样持续翻新。没有这个意识，那么搞出来的服务业，恐怕不是过去二三十年的信息技术革命和商业模式创新，而是黄赌毒的歪门邪道。笔者以为，中国目前已经具备大力发展服务业的潜质和需求，但在发展的时候，一定要想对头，正确理解GDP，不要采用旁门左道。

那么，金融业和这些有什么联系呢？

在笔者讲的这个小故事里，胡萝卜与鸡蛋这种简单的实物交换，与生产—销售链条的货币经济之间，有一个重大的区别，那就是这个社会逐渐变成由货币循环来支配。这个不同在于，我和阿二之间的鸡蛋换萝卜，为的是能吃到鸡蛋，吃到胡萝卜，目的是为了消费。货币循环就不一样了。俺生产鸡蛋，阿三收购鸡蛋，阿四零售鸡蛋……咱们参与这个“生产—流通—消费”的游戏——为的是赚钱，而不是为了吃到鸡蛋。也就是说，虽然咱们赚的钱，都要拿去消费，拿去买鸡蛋来消费——这个买鸡蛋的钱又变成新赚的钱分配到俺、阿二、阿三、阿四的口袋里，客观上是以这个钱的循环，把社会生产的鸡蛋分配到大家的嘴里，可俺、阿三、阿四们眼睛盯着的，却不是每轮到嘴的鸡蛋，而是每轮赚到口袋里的钱。这样，货币经济里人们的重点，就从商品本身变成了赚钱。

如果俺的养鸡笼变成了养鸡场，规模扩大了，俺就要雇几个邻家刚长大的小伙子，帮俺天天喂食照料，打理养鸡场，俺自己就成了养鸡场老板;而如果阿三的货郎担、阿四的鸡蛋铺，变成了阿三运输大队、阿四生鲜超市，也雇了小伙子小姑娘来当司机、工作人员。这样，就有了两个群体，一个是眼睛仍然盯着赚钱的俺、阿三、阿四这种雇主，一个是小伙子小姑娘这批拿工资的雇员。那么这货物的循环又多了一环。咱这个游戏里构成购买力的钱，其实是由雇主赚到的钱和雇员的工资共同组成的。这也就是马克思老祖宗说的“社会分工”——也就是这两群人之间的分工，不是生产不同产品这样的分工，而是扮演不同社会角色的“分工”。这还是一套货币经济。

如果这个时候养鸡场变得先进，俺办的养鸡场不是自然放养，而是有鸡笼、饲料……那么这一方面等于是把产业链条拉长，需要有阿六、阿七来办金属厂、饲料厂，另一方面，作为产业链条上的每一环，就需要为自己的生产进行投资，比如俺现在要生产，必须向阿六采购鸡笼，向阿七采购饲料。投资的钱从哪里来？也许是俺自己的钱，左手到右手，储蓄下来的货币花出去变成实业投资，也许是跟邻居街坊们借钱，甚至是跟自己的供货商阿六、阿七借贷购买(变个词就是赊销) ，到期还本付息。那么客观效果就是，这些贷款人借这些利息份额，多了点购买力，也就可以多买点鸡蛋。从整体上来看，就是俺每批生产出来的鸡蛋，要多出一部分，给这些坐本收息的债主去享受。

这些债主其实就是小小的金融家。但是还没有进化完全。真正进化完全的就是银行，也就是正经的金融业。

银行和这些街坊债主们有什么区别呢？最大的区别就在于银行借给我的“钱”，很大部分并不是它本来拥有的“钱”，而是它“造出来的钱”。至于怎么造出来的，那就是银行一画符，给俺一张银行存单，里面有“钱”若干，算是给俺的贷款——俺就可以拿去用了。

普通的读者都会有些奇怪，这套说法好像和通常人们的传言(毕竟熟悉银行业务的人很少) ，以及大学里那些经济学教科书的说法有所不同。通常人们的传言，大概是说银行是把存款用贷款的方式给贷放出去，银行只是“钱”的一个经手人。大学里经济教科书的说法，基本上和“银行的功能是把钱用于贷款”一样，只是多加了所谓“货币乘数”一说。

笔者在这里把传统的教科书说法稍微概括一下，就是说有一个存款准备金的概念，即银行接受储户存入的“钱”以后，要保留一个比例作为准备金，其他的“钱”再贷放出去。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银行现在有10000元存款，那么根据准备金5%来算的话，银行可以贷款9500元出去给A公司。A公司再存进该银行，这样存款额为19500元，然后再扣除这9500元的5%，再贷出去。直到10000元都成了准备金，不能贷款为止。那么就出来一个货币乘数的概念，即最后弄出来的总存款除以准备金。5%的准备金对应的货币乘数就是20，也就是最后能倒腾出20万的存款出来。这就是教科书教给大家的学问，也是大部分经济学者要学习的基本常识。

这套说法其实是有不少问题的，概括起来大概有三点:第一是这套说法描述的过程和实际银行业务过程操作不同，有很大差别;第二是这套理论是孤零零的一个故事，只是告诉我们“钱”一贷一存变成了好几倍，没告诉我们这和银行的业务——银行赚“钱”方法的关系，无怪乎受过此等教育的经济学家谈到银行业务都两眼一抓瞎;第三是这套理论没把“钱”的概念说清楚，比如2007—2008年危机以来，经常说某某银行“没钱”了，如果套用这套货币乘数理论来谈论危机，就不容易谈清楚这些现象。

那么真正形象的银行贷款、货币创造和银行业务的“赚钱过程”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这里就涉及到“钱”的根本概念问题。人们谈“钱”，谈“赚钱”，谈习惯了，很少停下来想一想钱是怎么一回事。平常我们说钱，比如说我们赚到的钱，自然包括了现金和存款户头里的数字两部分。不会因为把钞票放到银行，就认为这钱(户头里的数字)不是我的了。因为我随时可以提取，而且现在更多的时候直接户头之间转账交易，所以银行账户数字就是钱，就是社会的货币的一部分(在专业术语里存款属于M1或者M2，也就是“一级货币”和“二级货币”，与此相对应的，钞票属于M0，零级货币)。

所以要正确理解，钱是一个立体的概念，是一个典型的倒三角形状。倒三角形的社会货币结构，由几层“货币”叠垒而成。这个货币结构的规律是，底层货币(基础币)要支撑上面一层的表层货币(表层币)。因为表层币的信用——即社会里的人们把这个表层币当“钱”看，其前提条件是人们有随时可以把这个表层币兑成、提取出基础币的信心。这个倒三角结构中，人们一般谈及的最基础货币就是“现金”，即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或存在中央银行户头上的数字——你要提取的话随时可以印出纸币给你) ，越往表层、上层去，那么那个表层货币往往越发缺乏流动能力(比如定期存款提取很麻烦) ，越像贮藏功能而非流通功能的“货币”。当然，中央银行的纸币理论上也有更基础的基础——在金本位时代就是黄金，在现代则是国债或其他中央银行通过买卖收进来的东西——比如外国货币，这就是经济学家天天说的“某某本位”中的“本位”概念、“储备”概念，黄金储备、外汇储备就是这么来的(当然比较少人讲中央银行的“国债储备”罢了——大概是因为有个“债”字，听起来不好听，不好意思说成是“储备”)。

现代法币制度下的货币结构示意图

那么，银行和这个表层币—基础币结构，有什么关系呢？银行就是现代货币体系里最重要的表层币——存款账户数字的载体，是表层币的“载板”，而现金钞票等基础币，对于银行来说则是维持人们对自己这个“载板”信心的根基。这是现代银行的境况，因为现代的商业银行大部分不发行自己的纸币，纸币发行由中央银行垄断，所以对于银行，表层币—基础币设在了银行存款账户和钞票这两级。以前的银行——这历史并不久远，就在不到一百年前——的表层币和基础币，可不是取在存款和钞票之间，而是取在钞票和金属硬币这两级之间，因为那个时候银行是可以发行自己的钞票的(咱们国家的历史上，甚至外国银行都可以发行本地通用的钞票，比如日本正金银行汉口钞票、英国汇丰银行上海钞票，钞票上都印着“见票即兑暳暳银元/国币”等文字) ，你可以直接拿着这些钞票消费，如果不放心，也可以去换成袁大头银元，就好像今天你买东西可以用信用卡账户划账，也可以取出现金再花。

出现中央银行以前的19世纪商业银行钞票，和账户功能类似

表层币一般都远远多于基础币，表层币和基础币之间的比值，就叫货币乘数。那么这个表层币是怎么造出来，或者说怎么流到社会上去的呢？主要是两种办法，一种是银行直接“创造”出来就花出去，这种在现代社会里比较少;一种是银行通过贷款的名义，给你的账户上加数字——就这么“造”出来了。换句话说，一个公司向银行贷款的时候，它不是从银行里取出来成箱钞票，然后再存进去，而是直接有一个账户，上面数字蹭蹭蹭多了几千万，或者发一个该银行的银行卡，里面数额几千万。这可都是些数字货币——银行往这账户里加多少，社会上的货币量就增加了多少。类似的，百年前银行还是靠发钞票做生意的时候，那么贷款人获得的就是该银行的钞票，这银行发了多少银行券钞票，社会上也就多了多少货币。总之，真正的银行贷款创造货币，不是教科书里说的“先有存款然后贷出，然后再存入再贷出”，而是根据自己的基础币总量，拈指一算，直接往贷款客户账户里“造数字”。不是先有存款后有贷款，贷款来自于存款，而是倒过来，贷款创造的同时就造出了存款。

当然，银行贷款不能乱贷，“表层币”不能随心所欲胡造一通——因为这些账户里你写进去的账面数字，随时可能会要求提取现金，你要有足够能力来应付。虽然现代社会越来越倾向于转账而非提取现金交易，但是，银行毕竟是要谨慎的，因为如果产生信心危机，那就是银行挤兑，恶性循环了。所以很多国家对于银行的放贷行为，都有一个准备金要求;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国际协议叫巴塞尔协议，从所谓“核心资本充盈率”角度来约束银行的造币、扩张经营的行为。

所以，客户在花旗银行开的户头上的存款，那都叫“钱”，是“表层币”的范畴。可是花旗为什么在产生危机的时候天天喊“缺钱”，要去“融资”、“筹钱”呢，那是因为花旗融的、筹的“钱”，基本上属于“基础币”的范畴。所谓银行去紧急扩充资本，也就是为了补充其开展银行贷款业务(文雅一点叫货币创造)的基础。笔者曾提到美国的金融体系朽烂，就是因为社会的表层币创造功能在人人恍若惊弓之鸟的情形下受到了极大的损伤——银行不敢贷款了，不敢写账户数字了。

那么这套表层币—基础币和银行的赚钱模式有什么关系呢？准确来说，就是银行借自己的基础币为“底气”(随时作为存款客户提取的准备金) ，靠贷款的模式创造出银行存款这种表层币。然后坐收这些贷款的利息，以这种货币流作为收入。这里会联系上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理论问题，这些利息从哪里来？社会的这个经济游戏，是如何使得欠债人能够还出比原来借的钱更多的货币(加上了利息)。第二个则是“伦理问题”，银行这样做，是不是特权？是不是空手套白狼？——毕竟“食利群体”这个帽子，在英国、美国等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很难听的。

对于这个“利息从哪里来”的理论话题，笔者的建议是看看前面那个鸡蛋小故事里面谈到的例子，即那些从事流通业的阿三阿四们如何从“谋生”演变到“赚钱”。其实银行家们的贷款利息，和阿三阿四们的利润一样，往简单里说，就是把自己之前赚的利息(阿三阿四们的情况是其流通商业的利润)花出去，购买现在的最终产品鸡蛋，再由俺这个鸡蛋生产者的支出回流形成现在的利息或利润。当然，整个机制靠的是过去的利息收入当作银行家的消费，花出去转了一圈，给银行家买了鸡蛋，最后变成生产者偿还贷款的新利息转回来，描述的是一个平静的、不搞扩大再生产的社会的情况。扩大再投资的情况稍微复杂一点，需要涉及货币基础本位的扩张——在过去是贵金属，在近现代靠的是国家信用——国债存量的无止境扩大，笔者在这里为了避免繁琐，不再赘述。

另外，也许有人会问银行靠贷款来创造社会的“表层币”——银行存款，那么会不会因为这些贷款最终要归还，使得这个表层币一会儿扩张，一会儿因为偿还贷款而收缩呢？答案是不会，因为在一批贷款归还的时候，仍然有新的贷款源源不断贷出来。所以社会依靠这源源不断的贷款流(随之而来的则是还款流) ，形成了一个较为稳定的表层货币池，带动社会的运转。社会是需要贷款这个发动机来带动运转的——除非有一天危机让社会只还不贷，结果是表层货币载板——银行的坍塌和社会生产的解体。

至于银行家这种依靠基础币，为社会造出“表层货币”，坐收利息的商业手法，是不是符合道德标准？笔者只能说这是社会发展的某种必然——一个市场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其中的某些富商经营得法攒足现金(金属货币)之后，往往就会放弃实业，走上放贷业务之路，做它所在的那个社会里的银行家，古有平遥雷履泰从染坊开始办钱庄，今有四川新希望从饲料业进军开银行。钱多了，它就能一步升天，一举更上一层楼，掌握社会货币创造的主体，成为市场经济不可摆脱的一个核心部件。但是在危机爆发的时候，人们积累了一肚子怨气，在清算华尔街模式的同时，也可能把正常的银行业原理拎出来一起“总清算”。不要以为笔者在危言耸听，在美国的民粹主义传统中，一直有一种情绪，这种情绪的矛头指向就是银行创造货币的功能。这种情绪最新的表现是艾伦·布朗写的《债务之网》一书。该书的大意就是，银行家给咱们提供贷款靠的是“无成本”的“虚幻货币”(fictitious money)——布朗指的就是银行贷款是往账户里刷刷刷造出数字这个事情。既然是无代价的虚幻货币，那么银行家就是空手套白狼，这利息挣的就是不应该，咱们得好好把这几百年的新账老账一块算了。这种观点的偏颇，在于忽视了银行保有基础货币应付提款所需要承担的风险，把必要的对华尔街经营模式的反思，无限上纲上线。

所以，最后客观实现的社会“生产—消费体系”，是银行作为社会的货币的载体，通过向俺的鸡蛋公司、俺街坊的笼子厂、饲料厂、超市提供贷款收取利息，让银行家们分享了社会购买力的一部分。如果社会的所有最终消费品就是俺生产的鸡蛋，那么就是阿八这个银行家，凭借其源源不断的利息收入，和阿三运输大队、阿四生鲜超市、阿六鸡笼厂、阿七饲料厂一起，分享了俺源源不断造出来的社会产品流——鸡蛋流的一部分。这才是经济运转的真相。

所以，银行的“赚钱”是一个很微妙的概念，因为银行既是“钱”的创造者，又是“钱”的追求者，只不过此“钱”和彼“钱”所指并不相同。而笔者将社会货币原理展示一番，也可以看出，钱其实是一个数字概念。现代社会就是那么个数字驱动的游戏系统。所谓社会关系紊乱，其实就是货币这个数字概念的归属、流动出了毛病。

比如说坏账，坏账是什么呢？有的人，包括很多经济学家和新闻记者，认为坏账好像是钱被人吃到肚子里消化掉没有了——比如说你借钱胡乱花费，结果还不上，“这钱就没了”。这种看法其实是错误的，因为所谓坏账，一定是还不上的贷款才是坏账，那么其本身其实是一笔发生过的贷款的记录。有贷款基本就等于创造了货币，贷款还不上，说明这批新创造的货币还留存在社会的某个角落。无非是流入茫茫币海，不见踪影而已。所以，坏账只是银行系统的某个部分转不动，使得没有货币循环回来填原来的到期债务而已。以笔者的看法，所谓循环失败，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应当循环回来的，没有循环回来，比如美国过去的过度消费者借贷，无法偿还，这是坏“坏账”，属于货真价实、不可原谅的坏账;另一种则是本来就无法循环回来偿还的债务，这种坏账，就是好坏账，通常在高速发展建设的时期出现。笔者在后面适当时候，再加以展开。

综合这个从生产鸡蛋消费鸡蛋的例子中，所衍生出来的流通服务性行业和提供货币支持社会生产运转的金融业的原理，可以看出，这些服务业和正常的金融业，不过是通过各自的社会职能，获得一份收入、一份购买力，最后来瓜分社会产出的消费品——鸡蛋的一杯羹。但当我们用现代的GDP统计方法来看事情的时候，事情看起来就发生了变化。在GDP的统计数字中，由于统计的是产业的货币值(货币增加值) ，所以就掩盖了这些数字背后实际的物质生产—流转—消费过程。这让人看起来容易产生错误印象，好像这社会的产业，不是像我们上面所说的那样串成一个链条彼此不可分割，而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仿佛砖头一样垒成GDP大厦。

这种具有迷惑性的“产业砖头”的看法，就容易把全社会的GDP人为拆开，认为可以独立地去“全力”发展金融业。流通商业或金融业支配制造业的情况并不少见，例如沃尔玛就是流通商业独大，占有产业链条利润大头的例子，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行业能够脱离生产制造行业而独立存在。一个国家的确有可能靠某种服务业立国，但这种国家往往是小国，而且建立在其他国家从事生产制造的基础之上。靠金融业支撑一个大国就更荒谬，不仅中国这种目前亟待发展技术的国家不可能依靠金融业立国，美国过去20多年的历程，到2008年爆发危机的经历，就说明一个大国，倘若只想靠沃尔玛的低薪临时工职业，和各类金融业形形色色的服务费提取、高利息榨取、投机倒卖击鼓传花的账面收益维持社会运转，用自己内部私人贷款弄出来的账户美元数字换他国的货物来支持浪费性的生活水平，即使你有个别容纳少许科技人才的高科技行业，也是怎么撑也撑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