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有人会问，笔者的这部书取了这样一个名字，是什么寓意？佛家《金刚经》有偈曰: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在《大国游戏》第一卷里，笔者的看法是，将来这个世界将是中美两个大国的游戏舞台。而这两个大国在中亚和中东的博弈，将是未来世界的主要看点。在这两个大国的框架下，一个无法统一的欧盟，一个不甘落魄的俄罗斯，一个抬不起头的日本，还有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印度，会是两强之间主要的“次大国”，在两大国中间合纵连横。而许多小国形成的国家联盟，如阿拉伯联盟、东南亚联盟、非洲联盟，以及未来的拉美联盟，就会在这场游戏中成为供大国逐鹿的舞台。

本来在《花开花落》里应该继续这个主题，去谈北美如何“花谢”和东亚如何“花开”，但不料2008年8月奥运会一开幕，不甘落魄的俄罗斯出来搅局。因此，论述的主题就从美国衰落和中国复兴转移到了第三点，这就是欧洲的整合。

欧洲的整合告一段落，那么在读者手中的这第三卷《梦幻泡影》里，笔者的话题会回到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大国的相关话题，正好为时局下美国的经济危机和中国的发展转机，提供一个即时的分析。

“梦幻泡影”这样一个名字，与中美两国的领导阶层以及他们能给各自国家带来的命运有关。对中国而言，虽有汶川大地震显示出来的众志成城，北京奥运会表达出来的蓬勃生机，但仍然面临着如何使经济发展模式顺利转型，如何解除城乡二元化、社会阶层分化导致的贫富差距乱局的重担。中国的精英领导层如何应对挑战，成功走出这个大国发展历程中的阶段性危机，从而不至于将建国后前30年工业化、后30年活力化整出来的好端端的经济底子弄到拉美化、菲律宾化，将会是一个事关重大的命运抉择。如果应对乏力，像前几年那样，被动地走一步看一步，无法主动地引导经济转型，那么这历史上中国复兴的最好机会，就将与我们这一代人擦肩而过。中华成为一个富强大国的愿望，就会化作一个梦幻。

对美国的领导精英(不只是政府的高层官员，还包括思想界、学术界、商业界、工业界、科技界、军界等)来说，现在如何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整体经济危机和美国地位衰落的困局，缓解焦头烂额的海外用兵及外交政策引发的国际地位颓势，寻找破局的良策，也是一个重大的难题挑战。如果应对失当，那么美国继续保持世界超级大国的企图，就会破灭为一个泡影。

到底中国的领导层是否能够应付这个世纪大挑战？这个问题不光取决于当前的领导人以及下一代的接班人是否具有战略眼光和实际操作能力，也在于中国是否可以发展出一批跨政治、经济、军事和科研各界，具有清楚头脑和敏锐判断的专才和通才，能够为领导人的决策提供可靠的政策选择。而且，还需要在全体人民中形成共识，减少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摩擦，让国家上下，无论是条条还是块块都可以进行最优化的整合，达到全民一心、其力断金。

至于美国，现在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将即将到来的经济衰退，控制在一个让这半个多世纪享受惯了的美国人民可以接受、国家长远发展不受损害的水平上;如何在美元日益失去其国际金融地位，美国依赖强大军力控制非再生能源的垄断格局逐渐消失的大趋势下，从依赖于战争掠夺的石油经济，转换为依赖自身科研和创新能力的新经济。也就是说，美国不能再继续像过去20多年那样，出兵打杀抢能源，招摇撞骗赚亚洲，风风火火垒债台，又全民不负责任，稀里糊涂地混日子。美国想要摆脱危机而凤凰涅磐，应当真正恢复美国两百年前立国时的发明创造、吃苦耐劳、艰苦朴素的传统，重建国家。如果能在新能源、基础建设、教育和健康保险制度变革上重启炉灶，如果能一方面打压花里胡哨的华尔街，一方面限制玩物丧志的好莱坞，那么美国的前景不是没有希望。

中国面临的挑战，笔者在《合纵连横》和《花开花落》里都有些论述。由于中国的现实情况比较复杂，加上笔者对当前局势的掌握未免有鞭长莫及之嫌，因此开出来的药方，不一定完全对症下药。但是，笔者希望的是对这些问题展开一个讨论，让大家从另一个角度来面对不可逃避的问题，起到“他山之石”的作用。

由于中国在过去几年造就了今天的对外依赖，特别是对美依赖较强的经济结构现状，因此中国现在要搞清楚的是，美国的经济到底会变成如何一个情况，以及美国的救市计划是否可行。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判断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有多大，决定中国应该怎样面对这个问题。

笔者的基本判断是，美国的救市计划还是一个新的忽悠。这个计划对美国经济的基本面貌不会有太大的改变。普通人可能受大众媒体报道影响，以为现在美国政府才开始救市。其实，如果从广义的美国政府(包括美联储——美国这种“私有—官权”机构的中央银行)来看的话，美联储早在2007年8月就已经开始不断地“救市”，其救市总金额到目前也许已经超过了万亿——只不过花样叫法不同罢了。

具体地说，从2007年下半年危机爆发以来，美联储除了不断地密集使用降低利率、鼓励经济贷款从而创造商业银行体系的存款货币这种传统办法外，还通过自己创造出来的新的(基础)美元货币超额买入债券(当时主要还是国债)的方式向市场注入资金，企图将危机化解。但是自从当年年底美国最大的放贷公司之一——“全国金融服务公司”(Countrywide Financia)爆棚开始，每次美联储的普通“救市”都无法解决在金融系统里四处蔓延的山火，于是我们便看到之后的熊士坦贝尔斯登、房利美、房地美、雷曼、美林、AIG、华盛顿互助银行等巨型金融机构纷纷陷入困局。

美联储刚开始的应对方法是比较传统的两手运作。一是降低联邦基金利率，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气垫，让市场上的私人借贷成本降低;二是美联储打开自己的贴现窗口(Discount Window)，提供资金给商业银行，后来又扩大到投资银行，让大家手头上的货币还可以勉强应付周转，以避免大家因为同时遭遇手头资金周转困境，扎堆一窝蜂贱卖资产，引发金融风暴。而当时之所以采取这个方法，主要是美联储的伯南克(此君系格林斯潘后的又一个犹太主席)认为，金融体系的基本面(主要观测商业银行)还比较好——过去的贷款都还是能周转、偿还的，现在出现点“小问题”，不过是因为过去几年房地产业推出了太多的新房屋，且房价确实飙得过高，需要进行回稳和消化，导致有些贷款暂时没有办法还上。如果等房价回复到正常水平，那么就和过去顺利偿还贷款没有太大的差别，只不过是耗费时间长一些，比如还贷期多延续几年。既然只是这样的小事一桩，那么美联储还是可以应付的。

美联储从2007年1月到2008年10月的资产总计

当时，大部分商业银行在进入这个危机时，自己眼瞅着手上的资金(由于银行账户自己是货币载体，所以这里的“资金”就是指底层的基础货币，如现金等)还很充足，甚至比1990年那场经济危机时的状况还要好。所以根据这个暂时的表象，美联储得出结论:金融系统问题只不过是资金相对于平时比较短缺的问题，而不是银行的坏账问题(即贷款还不上的问题) ，只要多提供些临时资金(流动性)就可以稳定整个金融系统的周转。不知道为什么，向来在商业界打滚，头脑清醒、眼光锐利的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会赞成美联储的判断，并上报布什总统，结果导致了布什政府认为美国经济状况“基本面还不错”的错误认知判断。

但是，当危机进一步深化时，大戏逐渐拉开，人们发现金融危机的真正发源地并不是商业银行，而是那些缺乏管制的“影子银行”系统——包括金融公司、私募股权公司、投资银行、政府支持的非存款金融机构(如房地美、房利美)、对冲基金和许多账外交易实体。这些非银行的银行企业，不受政府管制，于是使用远远高于银行(银行受美联储准备金及巴塞尔协定的制约)的超高杠杆融资方法，将信用泡沫推到了极致。

这种体系表现出来的恶果，也是笔者在《花开花落》的结尾部分疾呼金融改革要想好、要慎重的原因。因为一个多月前(2008年9月) ，笔者听到国内有关部门似乎要继续以美为师，效仿美国，对国内的金融体系继续进行整容手术，颇感着急，于是在第二卷结尾的时候，紧急加入对中国金融发展的建议，强调要建立以国有银行为主的融资体系，防止这类非银行的金融机构为所欲为。

美国的房价开始下跌之时，这些机构——包括贷款公司、投资银行、商业银行的坏账开始大面积出现。而出现坏账与单纯的资金短缺问题不同，你不可以靠借贷的方法来解决坏账问题。如果你的银行经营得不错，只是流动资金暂时短缺，忙于拆东墙补西墙，无法正常运作，那么借给你钱，就可以帮你周转过来，度过一时之需。而如果你在经营中出现大量坏账，就算是借给你钱一分钱利息都不收，也无法改变其资金方面的困境。这就好比水车出了问题，如果是缺水转不动，加水即可，如果水车已经朽烂，即使放到河里它也转不起来。那么此时通常的方法是向银行注资，使其可以将坏账冲销(所谓向银行注资，广义来说也有多种形式，按下不表)。当然，如果你那个坏账窟窿太大，那么就是个无底洞。如果是私人机构来向窟窿扔钱，注资进来拿了不少这些银行、投资银行增发的股份，以为自己便宜地抄了个底，其结果很可能就是那些银子从此石沉大海，连个水漂都看不到。譬如中国的中投公司(CIC)用50亿美金对大摩进行注资，以及私募股权基金公司“德州太平洋集团”(TPG，Texas Pacific Group)挑头的一群“秃鹫”用70亿美金对华盛顿互惠银行进行“抄底”(购买华盛顿互惠银行为筹措资金而增发的股票) ，都是这样的结局。

这一始料未及的大窟窿给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来了一个措手不及。相比于格林斯潘，伯南克是一个出身学术界的书呆子。学术界里的经济学家，一般都不食人间烟火，从来没做过生意，干过企业，炒过股票，只会天天拿一些除了圈子内几百号人外老百姓都看了莫名其妙的火星文章(往往用复杂的数学外表掩盖其幼稚的内在逻辑)在“高深学刊杂志”上灌水。伯南克也是这一号人物，深受正统经济学的熏陶。按照英美精英界的标准，伯南克是让商界官界学界的诸位大佬十分满意的一棵好苗。

为什么说当初任命伯南克是选了一棵好苗呢？因为那时小伯被认为有两张脸，这两张都是颇令精英们青睐的脸。一张是学术脸，叫“货币中性”脸;一张是商界脸，叫“时刻准备和通货膨胀‘作斗争’”脸。前者是书呆子理论，意思说穿了就是“货币政策对于经济没有作用，或长期内没有作用”——货币政策的松紧、利率的高低难道会对企业经营没有影响？笑话!说白了这潜藏的意思就是最好的政府(广义的政府，包含中央银行在内)就是什么都不要管的政府(包括货币、金融体系在内也应撒手不管) ，自由放任是王道——这可谓是正统经济学者说得烂大街的祖传绝技;后者则自19世纪英格兰银行的贵族以来就是那帮自以为是的英美金融“蓝血”贵族的至尊真理——那就是借警惕通货膨胀之名时刻保持利率的高企。但这高利息在客观上，对于普通发达国家来说是给企业加重(利息)负担，在经济还没有出现危机时从实体经济中抽血给金融家们享用，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那就是逼你自宫，全国哀鸿遍野，然后由发达国家资本进入大肆收购的不二法门(想想1997年亚洲危机后， I MF以维持汇率为名强令危机国家巨幅提高国内利率的好事)。

可惜伯南克书生命薄。上来后不久就碰上了这个麻烦事情。以至于由不得他愿意不愿意，他的两张面具哗啦就扯烂了。

其实伯南克刚上台的时候，他是可以一本正经地继续戴着他那两张面具照本宣科的。大家都知道，美联储的对外公告历来是用语含糊，故意让老百姓看不明白。这个故弄玄虚的艺术到伯南克的前任——也就是国内左一句“格老”右一句“前辈”吹捧的格林斯潘任职期间发挥到了极致。但格林斯潘在这玄乎其玄的斗篷下，干起照顾利益群体的活来是二话不说，十分利索。而这位格老最大的“成就”——也是为这次世界经济危机埋下直接地雷的惊人之举，就是在2000年科技股泡沫破裂及2001年“9·11”事件后，一路狂降利息到当时前所未有的水平(基准利率从6. 5%迅速下降到1%)。

这狂降利息对于已经深陷产业空心化的美国来说，并不是产业复兴的强心针，而是吹起资产泡沫的兴奋剂。笔者曾经和高盛旗下某个基金的交易员聊天，谈起这段历史时，这位王牌光头的评价就是“对冲基金的天堂”，遍地上演股市与房市起飞的盛景。这波繁荣仅靠美国一个巴掌自然是拍不响的，财富效应使得美国所有阶层的消费尤其是负债消费(向金融机构借钱负债其实是创造了货币)大增，而这些靠新债还旧债滚动的债务游戏，创造出来的美元数字就源源不断换取亚洲等国的低价消费品和工业品，再附带着间接提携了诸多原材料生产国，形成了诸多国家的巨额外汇储备。加上日本当时的零利率和资本账户开放情形下，各路资本可以随意向日本的银行借贷，于是全球股市狂飚，巨额并购蜂起，金钱神话横生，用一句当时风行各大财经媒体的精英话语来说，就叫全球“流动性过剩”(即钱“太多了”)。

在这新镀金时代里，格林斯潘自然可以一本正经地重新捡起自己“提高利率，防止通货膨胀”的老面具，虚晃那么两年，然后在一片“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中央银行家”的盛誉中于2006年2月光荣引退，把接力棒传给普林斯顿书生伯南克。

伯南克在上任后的一年半内，一直把玩着两张面具，从容不迫地挥起“紧货币政策，提高利率”的指挥棒，把利率从格林斯潘离任时已经抬升到4. 5%的基准利率继续升到5. 25%，并在这个水平上玩弄模棱两可的字句长达一年之久。谁知等到2007年8月3日、8月10日，法国巴黎银行、澳大利亚麦格里银行(这两家公司都是“欧皮美骨”的准美国式金融机构)和高盛公司管理的几家基金遭遇重创，正式启动全球金融风暴的序幕(从2007年8月到2008年8月为止，这场危机还被仅仅称为“次贷危机”)。

伯南克起先还想留着他的面具牌坊的，“坚持信仰”历来是这些正统经济学家们“维护盛誉”的法宝。这时倒是金融资本家们撕去了伪装，伯南克开会，华尔街人人喊“降(息)”。著名财经电视台CNBC一个出了名的“流氓嘉宾”吉姆·克莱默(Jim Cramer)大骂伯南克木头脑袋、门外汉。伯南克被迫在8月17日启动“半降息”举措，这一启动就刹不了车，直到2008年12月降到了零利率。

伯南克的被迫降息和扩张性货币政策彻底摧毁了他在学界攒下的“一世英名”。他过去在大学里当教授时的同事开始群起而攻之，而一群资本家里的金龟子们开始盘点他当年无心插柳的书生言论，绘声绘色地把他涂抹成一个“热爱通货膨胀”主义者。在千千万万的常青藤大学教授与民间经济学家的疯狂进攻面前，可怜的伯南克同学真是长一百张嘴也说不过，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他这顶“通货膨胀主席”的帽子看来是要带到坟墓里去了。

CNBC的“流氓嘉宾”克莱默在2007年8月5日危机正式爆发当天大骂“伯南克懂个屁”

话说伯南克被认为是大萧条的专家，所以应该很懂对付大萧条。这主要和他的出道论文有关。1983年，伯南克还在斯坦福大学商学院任经济学助理教授的时候，曾发表了一篇研究1929年大萧条的文章。在这篇研究论文中，伯南克认为大萧条末期，是因为在大量的联邦政府资金投入下，通过设立用于帮助企业的“重建金融公司”(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和帮助家庭的住房贷款公司(Home Owners'Loan Corporation)，美国才在1933年开始经济复苏。

这篇表面上颇为晦涩的文章，被象牙塔里研究经济学的那帮书生们捧成了“研究美国大萧条的‘经典’作品”，于是伯南克就成了“研究大萧条的专家”。媒体看到这篇文章里面提到了几个政府支持性机构，就以为伯南克是“青睐”政府功能的“大政府主义者”。

其实，这篇论文只是伯南克“学术脸”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伯南克写这篇文章，主要目的不是说这两个政府金融机构“有效”，而是想说明放松信贷、挽救萧条的货币政策无效——为了说明货币政策无效，所以随手拿了两个替代品来捣鼓一番，说“走出大萧条可能是‘重建金融公司’和‘住房贷款公司’的功劳”。至于他的具体论点，无非是这两个公司能够帮助金融企业恢复“金融行业的透明性”，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所以感动了神迹降临，让经济凤凰涅槃了。这种纯理论的书斋梦游，只不过是为他自己的一贯论点服务罢了。其实，“重建金融公司”和“住房贷款公司”这两个胡佛时代后期建立的金融机构并没有带动美国走出大萧条，本系列在以后会谈到大萧条年代的那些往事，告诉大家真正的“救星”罗斯福是怎么创造人间奇迹的。

经济学是个“伪科学”

不管伯南克当年在普林斯顿大学里是如何不食人间烟火，出任美联储主席的他必然要面对现实进行操作。而留给他的传统正常的工具——“货币政策”调控手段，也就是那么几招。中央银行宏观调控的一般手段通常有“程咬金三板斧”:第一板是利率，在欧美国家通常指通过在债券市场(通常都是“高质量，不违约或低违约”的高等级债券)买卖影响这些债券的价格，达到带动整个社会各种利率的目的;第二板是贴现窗口直接给商业银行提供贷款资金;第三板是调节存款准备金率(这板斧在美国已经基本废弃不用了，一是震动力太大，二是美国的存款准备金要求已经很低，在这点上限制美国各个商业银行的贷款总量已经没有意义)。

美联储主要靠一板斧，偶然用用二板斧。但这些板斧工具起作用，基本都要依赖于私人金融系统——通过他们面向企业界或社会的贷款活动，来影响社会的资金货币量，从而向经济传递效果。换句话说，美联储的这些板斧好比皮影戏的把子，只是让他用长绳(商业银行体系)牵着经济这个皮影人跳舞。

如果牵绳自己不听使唤，即这些板斧都不中用的时候，美联储就必须用形形色色的办法向金融企业注资，试图唤醒这些“绳子”。其中一种办法是所谓资产置换，即将金融企业的问题债券，与美联储手中持有的美国国债交换，使这些金融企业可以改善其资产品质，方便它在私人借贷市场(金融企业之间也可以互相借贷，创造货币符号，这叫银行间货币市场)上易于融资，这种资产置换做到底，那就是美联储新造货币或者美国财政部筹措货币去“交换”问题证券资产，这就是“直接收购”了。如果还不行，那就要政府赤膊上阵，直接向金融企业“注资”了，那就是购买这些金融企业为应急而新发行的股份、债券(这些债券其实也基本不指望能偿还，估计到头也得学中国当年的绝招“债转股”)。这两种在方法上有所差别的“非常手段”，有的学者厚此薄彼，以为有根本的区别(如著名的骂小布什骂上瘾的专栏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笔者在后文中会慢慢道来，其实两者差别不大。

所以，美联储在危机爆发近一年后的2008年夏天，还希望可以挺一阵，自己猜想也许在几个月后才需要直接向金融企业注资。这个打算很快就破灭了。而启动引爆点的就是发生在9月13日、14日周末的雷曼兄弟的破产。本来，雷曼兄弟还在和中国的中信证券和韩国的开发银行接触，希望能够蒙一些亚洲人持有的美元外汇进来。但当美联储决定不对雷曼进行信用担保时，这些谈判全部失败，导致了雷曼兄弟的破产。

当时伯南克、保尔森和纽约联储分行主席盖特纳(Geithner)低估了金融系统的“蛛网”互联性——这种互联网结构使得如果其中一个节点特别是重要节点爆裂，那么会把整个资金流动系统拆得七零八落。他们错误地认为，整个金融市场对雷曼兄弟的破产“应该有心理准备”。而且在2008年春靠政府承诺担保让J P摩根去包下贝尔斯登之后，舆论压力很大，也就不想次次都由政府出面。弄不好形成惯性，事事求政府，要是惹火了“自称代表纳税人利益”的国会，就会造成不可收拾的场面。所以他们走出了一步错棋，冒险地放任雷曼破产。

2008年秋天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保险巨头“美国国际集团”(AIG)面临倒闭，美联储不得不出手，以避免债务违约互换合同市场爆炸。而当时美联储的“创造性”借款，已经把其账面贷出额(即资产)推到了1万亿美元的高点。这“创造性借款”管道大部分都是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后应急上马的花样，其功能就是变换着名称给各个麻烦的金融机构送钱(当然起初创立的时候，大部分都打着“贷款”的名义，其实接受这些贷款的受援者基本都还不了) ，其中大部分是借给各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此外还有专项立案提供给老摩根(JP Morgan)收购贝尔斯登的290亿美金的“肉包子打狗”贷款和购买AIG新增的大部分股份(所谓“国有化”)的850亿美金。

这种“创造性借款”(innovative lending)其实名副其实地“创造了历史”。因为这种做法已经违背了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资源的原则，等于让它直接跳入日常的私人借贷，而且越来越变成了私人银行机构借钱的第一来源(想想你身边的企业都直接跟把握创造基本货币大权的中国人民银行“贷款”会是什么样子)。这些行为已经引起了美国国会的不满，提出异议，这就使美联储的救市操作从一个金融的技术行动，变成一个政治博弈。

需要给大家解剖解剖“创新性借款”这个玩意。本来，美联储的日常操作，如前面介绍的几板斧，主要是间接调控，通过影响货币市场的利率，拉低则鼓励私人金融机构和企业发生贷款(这就是货币扩张) ，抬高则抑制私人体系发生贷款(即货币收缩——记住，你贷款了后再存入银行账户就让世界上的货币符号增加了)。这是正常的货币经济体系，是“中央银行(美联储)——商业银行或其他贷款机构——企业”三级结构。

如果大家都非常恐惧，那么商业银行这个中间一环就因为恐惧不敢借贷而失效了，整个社会的货币流动就要停止下来。这时怎么办呢？只好由那个能直接单方面填出带几个零的支票，用魔术变出(基础)货币的美联储来赤膊上阵了。不错，传统的第二板斧“贴现窗口”贷款也是由美联储魔术师写出货币(暂时)借给金融机构应急。但是通常的“贴现窗口”不是为这种前所未有的大危机设计的，因此卡得很紧，而且带有惩罚性——其一是贷款的利率比较高，其二是只对参与了美联储系统的商业银行提供，其三是这好像古代的脸上刺字，任何找上这板斧的商业机构实际上等于向媒体宣布:“我有罪，有麻烦，大家和我做生意得当心。”

所以，美联储就要变换花样去绕过法律。于是在2007年12月，联手加拿大、英国、欧洲、瑞士等央行，美联储推出了第一种“创新性借款”，名叫“定期资金‘拍卖’管道”(TAF) ，就是银行可以向美联储短期借款，只不过是采取“拍卖”的方式，竞标者递标宣布自己承诺到期归还某个百分比的利率，利率最高者获得借款。2008年3月11日，美联储搞了一个“定期证券借出管道”(TSLF) ，用于上面所说的“国债好苹果暂时调换次贷烂苹果”的“粉饰性工作”，时隔五天，又冒出来一个“优质经纪人贷款管道”(PDCF) ，主要克服贴现窗口只能送钱给商业银行而不能送给投资银行证券公司的法律限制。金秋来临，形势所迫，美联储的创新机器又启动了“资产证券化商业票据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流动性管道”(AMLF)、“商业票据融资管道”(CPFF)、“货币市场投资者基金提供渠道”(MMIFF) ，这些听起来和火星文一般，让大家头晕目眩的翻新花样，无非是向日益增多的私人机构直接送钱。

雷曼兄弟的破产正是破坏正常货币体系的重要转折点。因为该公司破产，导致了很多私人投资人的血本无归，结果大量的私人资金从私人货币市场(Money Market)逃进了美国国债市场[即争相卖掉货币市场上如通用电气公司的短期商业票据(短债)这种证券，转而购买美国国债] ，美国国债券价格暴涨，一时间居然把短期国债的回报率推到了0%，而货币市场票据价格暴跌，无人认购，货币市场完全停止运转，在2008年9月18号之后的整个星期，弄出来20年未遇的一单新发行商业票据(Commercial Paper)都没有的情况。

美国企业平常的资金渠道是，在货币市场向金融机构发行短期债券——商业票据，从而以低于银行贷款的利率来为自己获得流动资金融资，这条渠道很便捷，所以发行、认购都很频繁。可是现在，持有货币的金主——金融机构或其他投资者都不敢认购，搞得货币市场完全冻结。那么怎么办呢？企业也许就转向商业银行，要么申请贷款，要么动用、提取自己存在银行的存款。可是，这个时候各商业银行却开始储存现金，一是应付之前已经对各企业提供的贷款允诺(Line of Credit) ，二是要应付可能爆发的存款户挤提。且由于对其他银行到底有多少烂账在身不是很明确，结果银行之间又不肯进行同业拆借货币，于是把同业拆借利率推高到6%。

什么是同业拆借货币呢？就是银行之间相互的贷款，其实是银行相互之间基础货币(现金或者“可随时到央行提取成现金”的“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的互相融通，调节应付各自银行的周转需求。比如某银行库内“基础货币紧缺”，那么它就向其他银行借基础货币——借期通常很短。通常来说，这个同业拆借利率应该只是比美联储基本利率(当时是2 %)高一点而已，但在9月30日，居然冲上了6 . 88 %，是美联储基本利率2 %的三倍多。甚至出现了更夸张的情况，资金有富余的美国银行宁愿少赚点利息，也不愿意借给其他美国的银行，而是把多余的基础货币资金存入欧洲中央银行，结果反过来一些美国的“问题嫌疑银行”由于在美国求爷爷告奶奶无门，甚至宁愿以11%的利率，从欧洲中央银行借取美元贷款。

这样，美国经济的危机就开始从华尔街的虚拟经济走进了主街(Main Street)的实体经济。一个是货币市场的冻结，另一个是由于银行同业间的困难导致伦敦同业拆借利率(London InterBank Offered Rate，简称Libor)一度在9月中旬到10月底高企。这就导致了实体经济中各个企业、个人短期借贷的成本高涨，从浮动房贷、汽车贷款、学生贷款到所有短期贷款，成本都在增加，这就使实体经济的运作受到打击。而在美联储所有的武器都用完了之后，直接向银行注资就成了一个不得不做的选择。

要知道现在的金融业是如何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只要看一下9月30日的例子。通常，在美国股市开市前的几个钟头，大量的投资人和银行之间会交换外汇，以便投资人可以在美国股市开市后，进行投资活动。但由于对对方银行的情况担忧，大家害怕在转换的过程中，即把外汇汇进去之后，该银行突然倒闭让自己的财富货币“有去无回”，所以都不愿意进行交换。结果，需要在欧洲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和日本银行的合作下，由美联储借出6200亿美元，方使市场可以运作。

所以说，美国的救市是不可避免的。所谓救市，那就是政府或中央银行当局，要拿出钱来，购买各种证券资产——包括股票和债券，另外还有非收购性质的其他措施，主要是来支持金融机构的信誉、稳定性，比如担保银行储户的存款。只不过问题是，这个市太烂，救得了救不了，还是一个未知之数。

我们可以算一个粗略之数，来估计这次政府或美联储要拿出多少钱来购买“不良资产”。据美国的联邦储蓄保险系统(FDIC)的估计，在美国现有的10万6000亿的私人房屋贷款总数中(不包括商业房地产贷款) ， 2008年6月时已经有5000多亿，即大约4%，处于严重的断供状态。而保尔森在9月底提出来的7000亿救市计划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市场的“次贷危机”消除。那么到底次贷的总额有多大？根据MSN-BC的数据，其总额估计是1万3000亿，假设上述“严重断供”的5000多亿基本上都是次贷，那么次贷到6月的断供率就是43%。而且随着经济恶化，失业大幅出现，不光是那些还没有断供的次贷可能继续爆炸，恐怕非次贷和商业房贷都可能会开始变成烂账。

跟随着坏房贷的就是建筑在之上的相关金融衍生产品，这也属于这次救市计划的范畴。当然，不买这些“有毒”资产，改由美联储或财政部(即国家)买进有问题的银行或券商，这种支持行动也是一个选择。但如果这样做，又会节外生枝——如果诸位华尔街老爷们都有问题，那么到底是买断这家还是救援那家，就变成一个政治问题——比如为啥美联储你就决定救贝尔斯登而不救雷曼兄弟呢？这样的问题会在救市计划实施的时候引起各界的争议。而且因为扔下的钱只是杯水车薪，所有的银行券商都想争大饼，发动自己控制的国会议员大打出手，估计那场面不会好看到哪里。

除了救多少、救谁要头痛以外，救援开价多少，也是一个问题——也就是你开什么价钱为纳税人收购这些银行手里的烂货(假设财政部乃至美联储用于收购的钱不是自己造出来的，而是最后靠征税征出来的)。现在你手上拿着的房贷债券，如果按原先正常价格，可能是每1美元的债券可以卖65美分的价格(即“正常债券”)。但因为流动性差，以及当时背后的房子价值高估，在现在的市场上时价可能只可以卖35美分。如果要让银行重获资金，就必须用65美分去买，让那些在账本上以市场价记账这些债券的银行，可以用卖出这些房贷债券资产后手里增加的资金，恢复对商业提供借贷的能力。但这个方法实质上就是由纳税人帮银行付账。而要减少纳税人的损失，就要求以35美分去买，那么如果按照35美分去买，则对银行现金紧张的缓解没有多少帮助，反而令那些以非市场价记账的银行在账面上暴露危机，“账面浮亏”变成“实际已实现损失”，那等于是把希望(虽然期盼这些烂证券咸鱼翻身本身是虚幻的)彻底埋葬，银行将更加紧张。

1990年日本泡沫破裂后，彼时金融危机的救市方案里，也面对过类似的问题。当时日本政府在1992年撮合出了一个“合作信用收购公司”(Cooperative Credit Purchasing Corporation，简称CCPC)，用于购买当时日本各家银行或大企业手下的房地产烂账，但因为不肯出价太高(比如按照贷款债权的面值购买下来) ，导致许多银行宁可把烂账握在手里死撑下去，都不愿贱卖出去——因为一卖出去就等于承认了大亏损。当然，相对于日本这个最开始依靠私人力量(主要是大银行)撮合成的救助计划(后来也走到了政府出钱的地步) ，美国目前端出来的“问题资产援助计划”(Troubled Assets Relief Program，简称TARP)因为花的是政府的钱，可能会花得爽快一些，让那些胡来的金融家们较为容易地全身而退，让美国老百姓做冤大头。

另外文化上也有差别。日本人历来动不动就嚷嚷着要切腹自杀，具有儒家文化的羞耻之心，这会使很多有问题的金融企业捂盖子，希望靠着政府救市可以熬几年出头。结果花了九年的时间，日本的坏账才在表面上被清理干净。但在这“卧薪尝胆”苦渡难关的过程里，要求这些私人银行增加信贷，似乎不是很现实。再加上因为担忧市场不稳，拿到了这些坏房贷的救市公司，最后也不敢轻易把没收来的房子再放入市场，而有心想买房子的投资者，看到你那一大堆库存在头上挂着，也不敢轻易入市。这些情况互相加重，形成了一个困局，使得不动产价格长期阴跌，继而消费力不旺，这也是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重要原因。

而美国国会对雷曼兄弟总裁之类的金融“罪犯”开始“美式文革批斗大会”，对这些胡来的大款们自己一手拿高额收入、一手把公司玩破产的行为喊打喊杀，当然让老百姓听起来感到很爽。但会把许多有问题的同流合污之辈吓回去，出现日本那种自己死挺下去不到破产不承认有问题的局面，进而导致美联储救助计划无效。

当然，最大的问题就是美国投入的救市基金不够，除去形形色色的市场注资，用于收购烂账的保尔森计划的7000多亿美元差不多只是次贷总额的一半。可是政府干预的口子一开，你要么不救，让美国再次经历一个大萧条，要么救就必须彻底地救，不能幻想还可以只摆个样子就能四两拨千斤，把银行的信心忽悠回来，让货币市场重新运作，使一切回归平静。

但一旦要摞起袖子“彻底大救特救”，那就要问你拯救收购名单要列几公里长？现在看来不光是救次贷，还要救非次贷房屋贷款和商业房贷。而同美国的房贷问题一样具有同样隐忧的汽车贷款要不要救？根据美国信用公司Experian的数据， 2008年第二季度总共有6400万笔，价值合计7950亿美金的汽车贷款需要供款，而现在已经有250亿的汽车贷款推迟了还款。与2007年相比，逾期迟交30天的个案增加了9%，而逾期迟交60天的个案增加了11%。据估计，只有57%的贷款人可以看作是信用合格，那也就是有差不多3000多亿的贷款可能是“汽车次贷”。

再下来就是美国人的信用卡欠债，你要不要救？根据美联储2008年4月公布的资料，美国的信用卡欠账已经高达9517亿。如果经济开始萧条，人们连最小还款额都无法支付，美国政府该不该救呢？要知道一旦这些债务变成坏账，同样银行会跟着倒闭。

其他的贷款如学生贷款就不用多说了。但是最头痛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美国的州政府、郡(县)政府和市政府开始破产，美联储该怎么办？作为美国最大的州，加州的州长大明星阿诺·施瓦辛格已经告诉美国财长保尔森，加州需要7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度过难关。新墨西哥州、缅因州和马萨诸塞州也都有同样的资金问题。如果这些政府拿不到钱，不光是政府裁员，连很多政府服务，例如学校、警察、消防等，都会开始出现问题。

如果把这些都看成广义上的次贷:那么“私人房贷的次贷及Alt-A”、“商业房地产的次贷”、“汽车次贷”、“消费信用卡次贷”、“学生贷款次贷”、“地方政府次贷”……实在是数不胜数。美国到底需要多少钱才可以救活这个市场，在于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到底会跌到什么程度。从现在的数据看，除去通胀因素，美国地产的跌幅已经达到24%(大萧条时代是30%) ，而且还没有见底的趋势。以当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情况看，日本从1990年到2005年，房价下跌了66%(到2007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前，日本地产价格才回到1990年价格40%的水平)。所以说，美国房地产价格跌40%至50%完全可能，并不是危言耸听。如果这样的话，按照尚未偿还的11万亿多的房贷，就必须要5万亿的资金才可以将坏账清理干净。再加上其他的各种美国人欠债，以笔者的估计，有8万亿到10万亿债权等着清理收购，这大概是没错的。

如果你希望对美国的房地产市场有更多的了解，笔者建议你读读耶鲁大学教授、经济学家希勒(Robert Shiller)的观点。希勒在2006年出版的《非理性繁荣》(Irrational Exuberance)一书中已经早早地为美国的经济命运写好了结局。而由他和另一位教授凯斯(Karl Case)合作创建的房地产价格指数，是标准普尔使用的最权威数据。按照日本政策性银行“日本政策金融公库”总裁渡边博史的看法，美国人没有意识到在他们看到的这座小山之后躺着的是喜马拉雅山。(www.daowen.com)

那么美国这笔钱从哪里来呢？只能是推高美国联邦政府的赤字。光这次美国政府扔出的7000亿美元，已经占到美国GDP的6%。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局(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的估算，美国明年的新增政府赤字会到4000亿，占到GDP的3%(民间预测是6000亿) ，这样就使美国明年的政府赤字高达GDP的10%。这样的话，美国联邦政府累积的总债务存量估计差不多接近12万亿。

有人可能依照笔者在《大国游戏栻·花开花落》中对美国危机走势的大局判断，认为笔者对美国经济危机估计得太严重。不知这些人看了这些数字之后有何感想。因此对美国经济当下的危机，不救，面临的是突然的崩溃，救，面临的是随后的萧条，用一句英文谚语，就是在石头和硬物之间(between rock and hard place)取舍。那么，再讨论中国应不应该参加美国的救市，去认购美国政府为筹措这7000亿美元或者8500亿美元而发行的新国债，就要问一问中国自己有多少斤两的问题了。

如果中国富得滴油，对于本国来说国外已经没有什么值得采购的先进技术、战略物资了，还可以立即拿出5万亿，连眉头都不用皱一下，那么假设美国是个对中国的“友好国家”(比如这个美国从来不支持台独、藏独和疆独，是个老实规矩人) ，也许从道义上可以意思一下。但是如果中国本身就没有这个实力，而美国又不是自己的兄弟，那么那些还主张中国要跑去救美国的人，似乎就不知道他们那个脑子里想的是什么了。

有一种比较容易唬弄大家的说法是，如果中国帮助美国稳定了经济，那么美国就会对中国的出口产品产生需求，继续维持这些产业的企业不倒闭，从而能够保证中国的每年2500—3000亿的顺差。且不说回归过去那种经济结构本身对于中国特别是中国的大部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并没有多少好处，笔者认为提这种说法的人大概自己也不明白，美国这个“民主”社会，任何政府官员的对外保证，都是没有信用的。一个总统一换，马上就会翻脸不认人。经历过2007—2008年中德关系变化的人，大概应该明白这个道理。更有可能的情形是，当中国的钱到位之后，马上美国的国会就开始调查中国的贸易壁垒和倾销问题、产品质量问题以及他们最拿手的汇率问题。一旦中国人抗议美国政府违反先前约定好的协议，人家立即就“苦口苦面”地对你解释，美国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啊，美国行政部门无法干预国会啊，或者是美国司法独立啊，那些美国本土私人制造业企业去告你倾销是他们的自由啦，法官又不是我们可以说三道四的啦。最后的结果就是，我美国随时要你中国出钱，然后一转眼搞一件事情来勒索你。你在美国放的钱越多，被人讹诈的机会就越大。

那么中国已经陷在美国的8千到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会不会贬值呢？答案是两个兼有:不会和会。因为贬值这个概念，必然是相对于一个参照物来说会贬值。笔者认为，如果这个参照物是其他主要货币特别是欧元的话，那么美元并不会“贬值”，如果这个参照物是实物，如大宗商品的话，那么美元有可能在未来的两至三年间发生贬值。至于由于人民币相对于美元的升值(即美元对于人民币“贬值”)造成的所谓“外汇储备”损失，笔者认为这种提法不妥，是没有认清货币原理的表现。笔者会在以后的系列中专门分析如何看待、利用好外汇储备。

先看看相对于其他货币的“贬值”可能性。除了美元之外，影响最大的货币就是欧元。但如果你看一下2008年10月前后的汇率变更，美元兑欧元，不仅没有下跌，反而涨了。对这个奇怪的现象，有人弄了一套有点阴谋论的说法来解释，说是因为欧洲人担忧美国政府会用印钞机狂印，用通货膨胀为自己“脱套”，让世界其他国家付账。因此欧洲人就同样开印钞票，使欧元贬值下来，和美国挂住，将一个所谓的自由兑换系统，变成一个挂钩系统。这样的话，你美元跌，我欧元跟着跌，你想把经济危机的成本“转嫁”过来的希望就会落空。这种说法恐怕值得商榷。

笔者觉得，装作专家指点江山模样谈论“危机转嫁”、“用‘通货膨胀’脱套”等抽象词汇，其实不是弄明白世界的好办法。你要弄清楚各国政府、企业、金融机构的行为的动机、原因，就必须先弄明白世界经济格局的基本事实，然后才能对各种时事评价个所以然。

其实，要了解美元和欧元的关系，就必须知道地球的经济三角关系，也就是世界最近十来年，特别是最近五六年来经济运转的动力机理。这套机理其实是不平衡的，是美国在无实际背后支持(如无偿还能力等)的债务撑起的过度消费的需求拉动下，东亚各国由于种种原因带来的过度储蓄，不自己消费自己生产的产品，把货物送到了美国，又把销售货物得到的外币(美元)盈余送到了美国认购国债，维持美国政府的各类支出，美国的私人债务和国债都一路飙升。

而这种看似繁荣的景象传染到了那些被忽悠资本账户开放的“新兴市场”国家，日本的银行又在资本账户开放的情况下提供要多少有多少的低息日元贷款，结果就形成了2003年至2007年西方国家不少食利金融力量大搞套息交易(carry trade) ，这种行为的结果就以挪威克朗、英镑以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货币如韩元、印度卢比、东欧货币作为出气阀的现象表现出来，结果就是这些货币当时兑美元的情况持续大涨(炒东欧国家货币的资金有一大部分来源于西欧银行的瑞士法郎借款——因为瑞士法郎也是低息货币)。而一旦大家对全球经济，包括欧洲、英国的前景看淡，或者由于美国本土母机构出现危机必须从位于这些国家的子机构分机构撤资回救，那么套利交易开始终结平仓，于是汇率上就表现为欧元和英镑对美元转而开始下跌，同时美元对日元下跌，从日本筹措的投资资金开始回吐还贷。

在这个过程中，日本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笔者认为日本既是“加害人”，又是“受害人”。日本老百姓在20世纪90年代末遭遇了他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认为不可能的事情——银行破产。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在传统的社会保障体系出现瓦解风险后，日本人“过分节俭”，过度储蓄的倾向只能是日趋加重。而由于日本20世纪90年代在日本接轨派主导的金融改革中采取了彻底开放资本账户的举措，日本的低利率使得它成为国际投机金融力量的弹药制造库。而日本本国的大批国民养老基金，在极端负责但又缺乏宏观视野，对海外所知不多的“社区基金经理”的主导下，也提供给纽约或者伦敦的对冲基金们去操作，甚至出现操作资金来自日本养老基金却用于卖空日本股市股票的情况。此外，日本各商业银行开发“快钱”业务，为国民特别是日本家庭妇女提供投机外汇的服务并从中抽取佣金，使得一批国民储蓄也直接投入世界金融投机。在笔者看来，日本要摆脱这种畸形的局面，恐怕要它的决策者脑筋转好几个弯才行，而且不可避免地需要与中国合作。

所以说，考虑到以欧元标价的股票市场在这场全球投机过程中是处于被投资的对象，欧元相对于美元是否贬值，决定于欧洲的经济消息的好坏。所以这些企业的风吹草动，就会直接影响这些欧洲企业证券的投资者是去是来的决策。

欧洲国家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以德国为代表，特点是制造业仍然占了相当高的比重，而对这些制造业企业来说，出口的销售收入，特别是对美出口的收入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德国在过去数年间贸易都是顺差;一类以西班牙、英国、意大利、爱尔兰为代表，除了爱尔兰的一点点软件外包业以外，这类国家基本也是复制这些年的美国模式，即股市、房地产大涨撑起居民消费、借债买房等。此外，这两类欧洲国家(西欧)的金融业则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一是都卷入了东欧的银行业中——20世纪90年代东欧搞私有化时把几乎所有的银行都卖给了西欧的银行，特别是来自奥地利、意大利和瑞典的银行，而东欧国家在过去的几年里，在房地产热刺激下的私人消费借贷(以外币借贷)是撑起当地经济活动的一大因素;另一因素则是这些国家的银行还都是美国证券化产品的大买主，当美国的次贷开爆的时候，欧洲这批当年美国券商的“座上宾”才发现倒了大霉。

在美国经济萧条时，美国冲击波便会通过三条途径传染欧洲——对于德国这种国家，就是通过德国对美国的产品出口萎缩，影响德国企业运营，引发生产的经济危机;对于意大利、英国、西班牙这种国家，则是发生类似于美国这样源自房地产泡沫破裂而引发各种累计的消费债务危机;而欧洲的金融体系将因为过去购买的和美国有关的证券资产丧失价值和东欧开爆，陷入困境。

所以，现在的情况是欧洲的情形可能比美国好不到哪里去。根据英国《经济学人》的数据，美国除了华尔街外的商业银行，通常是保留4%的准备金，即平均1美元的存款，会贷款96分出去，而欧洲不少国家的银行，尤其是奥地利等国的跨越东西欧的银行，却是1欧元的存款，会贷款1. 1—1. 4欧元出去。这些过度贷款的银行通常都在英国、西班牙、爱尔兰这些“消费型小美国”里，金融体系要崩盘起来估计比美国还更壮观。

在欧洲的国家中，德国的麻烦可能稍微少一些。与其他大多数国家以贷款扩大企业规模不同，德国企业主要是靠利润内生融资(就是赚了钱后，用这些自己的钱再投资，而不是借钱负债进行经营) ，所以整个德国企业界的负债率比较低。企业以外的消费者负债也是如此，消费者的负债存量在德国是税后年收入的101%，美国是140%，而英国是172%。德国的问题是经济增长(2007年是2. 5%)中有超过一半靠出口拉动(主要是出口汽车等高档消费品，以及机械电子等机器产品) ，随着欧洲其他国家和美国的市场受损，当然会受到影响，而同时自己的内需又因为存在着征收高附加值消费税的问题(主要是怕政府财政赤字等教条和欧洲央行划的雷池红线) ，一直半死不活。

从这个基本点考虑，德国的经济即使会进入衰退，解决起来也相对容易一些。至于欧洲那些面临美国式房地产爆破的国家，尤其是英国，可能比美国还要恶劣。这也是为什么2008年9月底法国要倡导欧洲联手出击搞一个美国式救市计划的时候，德国会跳起来反对，因为德国不愿意成为主要的付账国家，当然，后来德国自己有一个土地抵押银行(Hypo Real Estate Bank)也出了大事(其实这破事也是这家银行在房地产泡沫国家爱尔兰的子银行给惹下的) ，不得不改口，但显然在欧洲集体挽救上心有不甘。

现在绝大多数的学者，都论定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会结束，并信誓旦旦地认为美元会被欧元所取代。正是基于这个认知，许多中国人开始担忧中国手上的大笔美元会大幅度“贬值”，进而导致中国人民几十年的血汗被“榨干”。但是笔者的看法有些不同，因为笔者不认为美元地位衰落以及欧元取而代之的过程会是一个突发事件。笔者认为更可能发生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会见到一个国际货币逐渐多元化的情况，短期内最大的可能是美元和欧元二分天下。虽然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可能都很差，两个货币都很烂，但大家没有其他选择，不得不将其作为世界货币。当然，如果中国政府措施得当，人民币也有可能会加入其中，来个三国演义。不过，这种国际货币的含义，恐怕和过去30多年国际金融自由化大背景下所谈论的“国际货币”有所不同。

如果世界经济尤其是美国和欧洲经济，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那么就不会出现美国和欧洲经济之间此消彼长，发生单向突变，导致美元和欧元价值迅速拉开的突发局面。这样的话，中国也许也不需要担忧美元独跌导致手上的资金化为乌有。从目前的局势来看，很可能欧洲也不得不像美国一样，开动自己的印钞机来刺激经济，挽救问题金融体系。在这种情况下，两种币值的差距更不应该拉大。

笔者的这种看法，在美国一位经济史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伊钦格林(Barry Eichengreen)的研究中得到了某种验证。这位仁兄研究了美元和英镑在1920年至1930年间共同作为世界经济国际货币的历史，提出了美元和欧元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当然，笔者倒不认为欧元与美元在未来会重蹈当年美元和英镑的关系演变，出于对欧洲综合实力的考量，笔者认为欧元不可能像过去几十年的美元那样，成为具有绝对优势的国际货币。

基于这种判断，那种担忧美国经济衰退，会使得美元相对世界主要货币贬值，从而在这个意义上导致中国的投资“血本无归”的担忧，似乎是既不理论自洽，也不太符合事实的。

那么，既然不需要去担心美元币值的波动影响外汇储备的“安全”，那么似乎中国政府就没有必要猴急猴急地跳到美国去救市。而且美国人似乎自己本事也不小，你看，马上就可以卖武器到台湾去刮65亿美元回来。美国的武器这么先进，世界第一，美国的民主制度也这么被全世界人民爱戴，可以说是朋友满天下，估计找百来个军火买家也不会是太大的难事。这么一看，嘿嘿，美国不是马上就可以弄回7000亿来救市吗？

这样看来，中国似乎是要给自己找一个借口，好向大家显示一下中国政府“对世界人民很负责任”。以响应曾任克林顿时期美国财长的萨默斯盖过来的帽子:如果中国不救美国的市，“表明中国不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

其实，在笔者看来，中国最忌讳的就是被人捧杀。平时大家都不当你一回事，个个今天要和达赖喇嘛握手，明天要和热比娅拥抱，连个奥运会火炬巡游，也要来对你砸场子一番。当时笔者就想起了中国人的一句老话，叫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没想到这个业报来得这么快，真是令人感叹。

而等到这个金融危机龙卷风跑上家门的关头，当年个个青面獠牙的面孔，就开始大喊只有中国才能救世界了——现在要来求你了，掏你的腰包，就开始恭维你了。记不记得2008年初的故事了？不是成天骂中国专制独裁，无民主人权自由法制人性，在西藏新疆内蒙古搞文化灭绝，在朝鲜缅甸苏丹伊朗委内瑞拉支持专制，北京奥运会比柏林更“种族灭绝”吗？还记得CNN之流骂中国人是恶棍和无赖吗？还记得米亚·法罗、斯皮尔伯格、莎朗·斯通吗？还记得英国佬、法国佬、德国佬轮番上阵唱三簧的行为吗？还记得中国留学生在日本被人拳打脚踢，在韩国因为护卫国旗被韩国政府起诉吗？

如果这些西方人不记得的话，笔者希望中国人还应该记得。如果中国的精英们不记得的话，笔者希望中国的平民们记得。什么叫莫忘国耻？2008年初中国在西方受到的待遇就是国耻，如果中国人不记得的话，被西方人忽悠几句，就屁颠屁颠地跑过去，忙着送钱，那么这个国家和民族，就真的没有什么希望了。

中国人在受到屈辱的时候就会咬牙切齿，发愤图强，但当情况好转之后，立马就会将受到的耻辱忘得一干二净，立即沉迷在自我陶醉和不思进取之中。这就是当年日本人对屡屡革新失败的中国人的不屑评语。

今天笔者提起2008年早先发生的事，就是希望中华民族不要在一片升腾的奥运会之后，又开始不知所以了。并不是笔者存心要挑起和西方世界的争斗，只不过在这风云变幻的世界上，一定要居安思危，不要自以为是，重蹈奥运会之前，自以为所有的西方国家都是自己朋友的幻觉。对待西方的态度，就是要坚持不卑不亢，千万不能当人家是恶脸的时候义愤填膺，一换笑脸，马上就稀里糊涂，不知所以了。

不过西方人当然会用事实不断提醒中国人。美国向台湾卖武器，违反国际防止核扩散条约，向印度输出核技术来制衡中国，法院强行释放东突恐怖分子来支持疆独，再加上欧美的政治独角戏诺贝尔和平奖可能会授予中国的某些敏感人物的传言等等，都不断上演。

如果认为救美国的市是出于“道义和友谊”，或者认为这是中国应尽的国际责任，那么这些人就是真的需要检查检查自己的脑子了。但如果觉得救美国是为了保住中国持有的美国债券的“安全”，保住中国的出口工业，这种“救人即救己”的想法虽然天真和不切实际，但还算有所思考。只不过这种思考者恐怕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明白再扔进去几千亿美元都会是泥牛入海，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当然，理论上来说，如果仔细考虑过外汇储备的真正性质，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这就是笔者所认为的，中国外汇储备中已经套进去的美元债券投资，虽然不会因为美元相对其他主要货币贬值而产生损失，但恐怕仍然“会贬值缩水”。这个可能的贬值缩水，指的是相对于实物产品，特别是大宗商品的贬值缩水。主要原因是欧美一起刺激经济，大印钞票(所谓基础货币) ，松动银根，等到银行体系稍有恢复正常之势时，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全球的货币贬值和物价上涨，即普遍的通货膨胀。因为通胀而导致的外汇储备的价值缩水，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当然目前尚处于需求紧缩的情况下，这个大趋势可能暂时还表现不出来。在未来两至三年的世界经济衰退期间，只要保住了粮食和与其相关的如种子、化肥等物资，估计其他的物价涨势不足为惧，不影响中国经济的根基。如果中国趁着这几年，调整好经济结构，按照笔者设想的那样成为经济圈的主导力量，那么那时损失掉外汇储备，并不致命。

那么美国经济救不救得活，对中国的经济，特别是出口加工业有什么影响呢？要明白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要看看美国经济的具体情况。

从美国的经济统计数据来看，到危机前的2006年底至2007年初，美国的私人消费已经占了GDP总量的72%，几乎到了不可以再提高的地步。而美国的私人储蓄占私人收入的比率，几乎就到了零。因此美国经济想要回到正常发展的轨道上来(几乎不会有任何美国人认为彼时经济是正常的) ，就必须想办法将这两条线的趋势扭转过来。

美国的个人消费与个人储蓄占GDP比例的演变图(1960—2009)

美国人民要减少消费，要增加储蓄，势必节衣缩食，几乎必然要降低进口品的消费。从美国的经济总量(即GDP)来看，大约是13万亿美元，那么私人消费这一块的产值就是9. 22万亿。如果这一块降两个百分点，就会减少2600亿美元的购买。而目前美国从中国的进口，根据美国统计局的资料，在2007年是3214亿美元， 2008年的头7个月是1854亿美元。

作为美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国，中国的进口大致占了美国进口总额的16%，由于美国的其他主要进口国家中，加拿大和墨西哥是以能源为主，从日本和德国的进口货物以高价消费品为主。总体看来，由于以汽车等大件商品为代表的高价消费品消费弹性比较大(即属于可买可不买的产品，不是非买不可) ，那么德国和日本这些汽车大件商品的出口受打击的机会比较大，至少比中国产品所受到的打击要大。因此，如果美国老百姓的消费购买下降两个百分点砍掉2600亿美元的话，其中中国进口品的削减额相对还没那么重，可能也就占其中的500—600亿。因此中国如果想要参与国际共同“救援行动”，扔进去救市的钱——无论是鼓励中投公司去美国股市抄底认购(直接救) ，还是中国外管局认购新发行的美国国债让美国政府去救(间接救) ，都必须考虑到底值不值得。既然日本和德国比中国更富有，而且他们的出口受打击的情况更严重，那么他们更应当是“救美即救己”，似乎由德日先出头才比较合理。

大家都天天耳闻美国国债堆成山，其实美国人民肩负的私人债务要比美国政府更多。需要指出的是，私人债务与国债不同，因为私人不可能像国家那样创造货币来偿付债务，所以就必须通过工作挣钱或节约开支来还债。有迹象显示美国人民开始省吃俭用，准备过苦日子了。美联储2008年8月的数据表明，美国人民从整体上来说，十年来头一次破纪录地开始净还款(就是老百姓在各种消费贷款上，新借出的少于还回的贷款，从而总的私人消费类贷款存量开始下降) ，在汽车贷款、信用卡和其他非抵押贷款上，一个月还掉了75个亿。当然这不包括房贷和房屋抵押贷款，但看得出趋势是减少债务、降低消费。这个节衣缩食的全民运动，估计会为消费行业，尤其是汽车工业和零售业带来重大打击，从而导致2008年美国经济有可能出现负增长(2008年第二季度增长率还是折合一年2. 8%)。

所以，在美国人民紧缩消费的大趋势下，你还觉得仍然可以保住中国的出口，就未免是白日做梦了。中国需要考虑的是正视现实，把精力投放在如何加快经济转型，用内需来替代出口，防止因为出口减少导致企业销售萎缩，经济系统运转紊乱。这将是笔者在本卷中重点探讨的问题。

而中国需要考虑的主要外汇损失，除了通胀因素外，就是美国政府财政状况恶化所导致的美国政府赖账不还。不过，对于美国国债的认识，国内外各色人等的解说颇为混乱，笔者有必要在这里对美国国债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

美国公私总债务和国债的存量图(上)和债务存量相对于GDP的比例(下)

美国国债即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由财政部发行，联邦政府具有按期偿付(美元)的义务。一般认为，国债是一种不好的东西。忧国忧民的美国人设了个国债钟，这次危机以来国债存量再次发威，突破10万亿美元大关，超过原来国债钟的位数设定，再次吸引眼球。而2007年起在国内热销的《货币战争》， 2008年危机后美国热映的《I.O.U.S.A》，也基本弥漫着这样一种观点。这方面最典型的春秋笔法，是以此否定整个国债制度以及现代法币制度(因为法币制度毕竟是以发币机构中央银行购买国债的方式，把货币提供给社会的)。

这种说法其实是值得商榷的。一个国家的国债是很特殊的东西。首先，无论是国债还是私人债务，理论上都可以不断滚动下去。所谓滚动，就是旧债到期仍然由新债代替，债务存量保持稳定平滑的变化——一般是平滑的逐渐增长，不存在某个时点在无法获得新借贷的情况下，需要“突然”偿还的可能。

而国债相对于各种私人债务(个人信用卡消费债、房贷债务和公司债务)、地方政府债务，还有一大特点，即理论上可以通过货币创造的权力来偿还债务。而这种用新创造的货币来偿还国债的办法，其实是一个不断扩大的经济所客观需要的。理论上，持有在(基础)货币创造机构手中的国债——比如中央银行美联储手中的国债，是可以销账的。当然，历史上还没有人这样做而已。

也正是因为如此，在里根执政的末期，在一片惊呼当时美国国债爆棚的恐慌声中(里根执政末期美国国债存量达到2万亿美元) ，美国经济界出了一本“奇书”，定名《国债与赤字》(The Debt and the Deficit)，副标题让人跌破眼镜:“虚假的警报vs真实的可能”(False Alarms/Real Possibilities)。这本书之所以奇，不仅在于书名“逆流而上”，宣称“咱们的国债没问题”! 而且在于作者一左一右:一个是出了名的激进派亲社会主义经济学家海尔布鲁纳(R.Heilbroner)，一个是华尔街死硬吹鼓手，基金经理伯恩斯坦(P.Bernstein)。左右政治光谱两端能撮合在一起，看来流传于大众的“经济末日”恐怖小说的确过于夸张。其实此书并无稀奇之处，无非重复了一遍笔者上面的“必要国债”的原理，但没有说的如此明白而已。

但是，上述“可销账的国债”作为合理发行货币的渠道这一原理，仅仅限于持有在中央银行里的以本国货币标价的国债。持有在私人手中，特别是外国人手中的国债，那是必须偿本付息的。当然，理论上本币标的的国债都可以靠创造本国货币来偿还，但是如果不想因为过多货币同时决堤而出，引发剧烈通货膨胀，那么就必须保证大部分债券继续处于“冷冻持有”的状态而不是纷纷被要求兑现，保证人们有信心认购新国债，让国债滚动下去。而人们对于国债的信心，或者对该国货币的信心，必须与实际的生产能力相匹配。美国的问题正在于，一方面国内产业空心化;一方面积累了大批持有在私人机构和外国手中的存量国债，需要不断滚动，而且还需要大量新增国债“创造新货币”来应付危机。这样，在全球大危机环境下，各国“美元滚蛋”的质疑声日益喧嚣其上，美国是否能把旧国债滚下去、新国债发出去，大有疑问。

所以，国债本身是现代货币的基础，不恰当发放的过量国债才算得上堰塞湖。在国债存量过大，且大批国债由中央银行之外的持有人持有的情况下，要再增发国债，必须要走新国债发行拍卖的过程，在众多“国债多、无好货”的不明货币原理的投资者心目中，这些新国债就有可能拍不了高价甚至于流标，社会上的流行利息就可能被撬高……这才是电视上诸多所谓专家所说的“美日存量国债重、操作空间小”，“中国存量债务轻、操作空间大”的真正含义。

至于私人借钱形成的债务(包括消费者债务、房贷、公司债务和地方政府债务) ，则自然是既不可以销账的，也不可能通过自己创造货币来偿还的。美国现在的这些债务人，因为经济停转，让自己背负的债务金字塔危如累卵。如果一定要销账，那就是政府“买单”(Bailout) ，就必须由政府来弥补。说白了，就是把这些私人债务转化成货币(新货币或者是他人的钱)或者新国债(可以看成是冷冻起来的新货币)。于是，私人债务和国债便纠缠在一起。再考虑二十几年下来空虚得厉害的美国实体经济，看来海尔布鲁纳和伯恩斯坦这左右护法两哥们应该真正改口“Real Alarm”了。

笔者打算在这里展示一个联邦政府支出项目的例子，来说明美国支出不可持续赤字癌症的源头。

美国普通人(雇员阶层居多)的联邦医疗保险A计划(Medicare)和社会安全基金(Social Security Fund)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典型的支撑社会福利的运行系统，然而自2003年基金管理人根据人口走向、收支计算，公布预测以来，这两个全国计划的未来前景就一直不妙。当然，这里面存在没有弄清货币原理的因素，而且存在被一些别有用心的共和党人利用的情况。这些大资本的代言人，用此来攻击整个新政以来的社会体系是个“注定失败的骗局”，鼓吹将这两个项目“私有化”、“公司化”，通过炒股投机去“拯救”。但无论共和党如何掺入自己的私货，危机终究是危机。

基金托管人在2007年公布的结果是:

2007年，联邦医疗保险A计划支出超过该计划来自税收的收入(来自该计划对雇员和雇主阶层的特定税收)。

2011年，该计划的基金将出现负增长，因为支出超过了项目税收和基金利息收入总和。

2017年，社会安全基金支出将超过该项目征收的特定税收收入。

2019年，联邦医疗保险A计划将无法支付，按现在法律，会把福利降低至现有标准的79%。这意味着大量1950年后婴儿潮中出生的美国人的晚年将相当凄惨。

2027年，社会安全基金将出现负增长，因为支出超过了项目税收和基金利息收入总和。

2040年，联邦债务将超过GDP总量，联邦支出将达到GDP的30%，赤字达到GDP的10%。

2041年，社会安全基金将无法支付，按现在法律，只能支付退休人士原计划福利的75%。

与那些心怀鬼胎想趁机中饱私囊的共和党议员老爷们不同，笔者认为，美国之所以会一步步走向不归路，主要的原因在于两点:一是美国服务大众的实体经济生产能力在近20多年内停滞不前，依靠着国外提供的货物为生，提供大量税收的制造业、普通服务业占GDP的份额有限，大量逃税的新金融业撑起GDP门面，自然导致政府项目收入显得囊中羞涩，而医疗支出又在利益集团(中国老百姓受苦于三座大山:住房、医疗和高等教育;美国老百姓也有三座大山，与中国老百姓恰好完全一样)的控制下居高不下，支出金额年年创新高，一进一出，入不敷出当然不出意料之外。

因为美国的战后婴儿潮已经开始进入退休年龄，而对老年人最有影响的就是医疗保险和社安退休金，这个数据看起来确实让这些老人们以及需要负担他们生活的儿女们心惊胆颤。

在2007年底公布联邦医疗保险和社会安全基金前景的时候，美国政府的总债务是9万亿美元，其中4万亿是“自己欠自己”的债务(包括从社安基金借的2. 2万亿和从医疗保险基金借的3590亿)， 5万亿是“欠他人”的债务，其中2. 6万亿在各个外国政府手里。而按照危机前的预测， 2040年是一个关键点，美国政府的支出达到GDP的30%，美国政府总债务达到GDP总额。之所以笔者在这里把这个年头拿出来，是因为当美国国会通过了保尔森救市计划之后，总债务已经到了11. 3万亿，而政府支出已经到了GDP的30%，即原先预言的2040年的关键点，已经被提前到了2009年。讲难听点，在产业空心化，大众就业困难，国家必须要么大造货币要么大发国债挽救危局的情况下，前有俄罗斯，后有阿根廷，美国能不能熬过这两年，都是未知之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