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谷罕人迹，寒壁满芬芳。

造物殊无意，王孙感自伤。

中国当前严吏治的重点，应该放在县一级上，防止再次出现如瓮安、孟连之类的群体事件。但在如何向其他国家学习，尤其是向美国学习这方面，一定要想清楚，不要乱了自己的阵脚。

美国当前的政治体制，主要施行的还是马丁路德金的民权运动修正以后的那套游戏规则。现行经济体制也是脱胎于20世纪70年代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0年的黄金时代“强政府”体制进行修正的“小政府”自由化改革。因此到底这个体制的运行情况如何，还缺乏时间的考验，甚至可以说已经弱点尽显。尤其是在其国际霸权地位受到严重挑战，对外用兵无力，国内经济临近崩溃，过去用来激励民心的美国梦，经过这20多年尤其是最近几年的折腾，基本上是要碎了。美国现在要如何调整应对危局，是不是像历史上许多短暂的帝国一样，从此大厦倾塌，一蹶不振，都是未定之数。而中国几千年的老制度，虽然毛病很多，但毕竟大家心里有数，保证一个百年繁荣，不是没有可能，所以在现在这个形势下，不要国内国外的问题局面各是什么性质都没有搞清楚，就糊里糊涂去改革。

现在这个国际形势对中国极其有利，笔者最担忧的是，中国政府受到错误的建议误导，以区区一个穷国的一万多亿不到两万亿的美元储备，要去救美国金融这个至少要七万亿美元去填可能还铺不满底的无底深渊。以中国的穷去救美国的富，让中国人民为华尔街大亨的满汉全席付账，然后美国就可以节省钱下来，继续增加国防投资，可以卖武器给台湾，继续阻碍中国统一;可以继续让国会投资去支持“藏独”和“疆独”，搞乱中国边境地区;可以继续支持好莱坞的那帮自由派小丑和“记者无疆界”那帮无赖，在全世界污蔑中国;可以继续放纵索罗斯之流，对世界新兴国家进行伏击，并用基金会指导全球的颜色革命。如果美国有问题，它可以自己直接增加税收，节省开支，减低军费，停止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停止在巴基斯坦和伊朗继续挑起冲突，自己去解决。就算美国自己救不了自己，那么也要靠它的好伙伴们，如英国、日本、德国和法国出手，关中国什么事!

而且，在美国经济衰退之际，正是其国内传统的孤立主义势力上升之时，这种情绪会要求美国自己搞好自己国内的事情，不要在世界各地撩事斗非。目前，中国所有周边国家的情势紧张，从西部的巴基斯坦、阿富汗，南部的缅甸、越南，和东部的日本、韩国，到处都是美国的幕后推手。如果它没有了这个能力在中国附近搞事，就是对中国在未来的复兴提供了最好的周边局面。如果中国这个时候来救人，简直就是自取其祸。所以对大声鼓噪的买办们，如黑石、高盛和大摩等在中国的代理人之流的言论，要有清楚的认识。

其实，这些外人对中国的危害，还不够大，真正对中国危害最大，以至于可以把整个国家毁掉的就是两类人:政治上的“普世价值”派和经济(尤其是金融)上某些食洋不化的“国际接轨”派。

对中国现在政治体制威胁最大的政治“普世价值”派，就是要求对中国政治社会制度进行全盘的西化，以达到将中国欧洲化的目的。其宣扬的理念，采取的步骤，大家都非常清楚，但由于这一派所谓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尚没有在政治上得势，或者零落海外，或者潜藏在体制内，没有形成太大的势力，可能还不足为惧。但中国金融上的国际接轨派却不同，其中一些人掌握了中国金融的大权。

这一派的特点是，出海留洋的时候，正好赶上美国整体向极端自由放任派摆动的20世纪80年代，学了点这20多年来国际上经济学界流行的标准理论，然后回国，因为当时国内极为推崇海归而平步青云，接着就拿出些新古典经济学的似是而非的理论，一些被实践证明完全无用的假设，试图让中国的金融体制向美国看齐，把格林斯潘当作关公爷捧着，嚷嚷着也要做中国的格林斯潘等。其实，中国现在金融上的一些困局，和这帮人鼓吹的东西，脱不了干系。

笔者觉得中国是很幸运的，因为让一帮崇美派当政的金融体系会将中国本就已经存在一大堆问题的体制，贸然进行所谓“国际接轨”。前几年来看，把改革的目标锁定美国体制，好像是一个已定的“共识”。如果美国可以把其金融火山的盖子多捂两年，等中国金融完全改制之后，那就可以将中国金融一网打尽，使中国彻底成为美国金融危机的负担转嫁者。但是老天有眼，当中国国际接轨派，拿出了一大堆表面眼花目眩的西方经济理论，把最高层决策者糊弄昏了时，其匆忙跳进黑石这种吸血鬼公司的首笔投资，立即全军覆没，这一结果使高层对这些鼓吹者的“理论”开始怀疑，而美国金融系统的彻底崩溃，也使这些人的国际接轨论变得底气不足。

要了解为什么中国不能向国际金融体系接轨，就要了解美国现在的困境是怎么产生的。关于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的讨论已经很多，其在技术层面的原因，大致是四个环节。一个是美国联储局肆无忌惮的低利率政策，导致投机性资本通过各类贷款创造过剩(大家要记住现代货币来源于信用创造，“借钱”再“存钱”就是不断制造货币，这点笔者会在《大国游戏》第三卷中详述) ，从而导致了各种非生产性投资的增加和金融衍生产品的泛滥;二是在银行业兴起的贷款抵押债券(MBS，即所谓Mortgage Backed Securities的首字母简写) ，把具体批准贷款的银行的风险，通过债券的包装，转嫁给第三方债券购买人等投资者;三是由摩根大通在1994年发明的金融核武器——信用违约互换合同( CDS，即所谓Credit Default Swap的缩写)——像毒蘑菇一样，飞速蔓延;四是美国保险业将债券保险等同于其他事故保险来大肆运作，收取CDS保费等自以为空手套白狼的“收益”。而这所有的胡作非为，都不受美国金融监管机构的管制，可以说，这20年来的美国政府(财政部等)和美联储扮演了助纣为虐的角色。

2001年起美联储连降利率，激发房地产泡沫。以上为2001年-2003年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封面。其中第七幅为:房屋消费拯救世界(经济) ;第八幅为2003年利率低点时的大量货币创造:天上下钞票(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继承19世纪保守政策传统意见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对于2001年以来的这一波美国的房市繁荣并没有什么称赞，而是很早就提出批评。但他们的批评仅仅是细节上的，实际上并未看到这一经济问题的根源性:人民的收入长期停滞。)

但从更深的结构层面来看，这个危机可以说是对美国整个经济体系，整个30年的经济发展模式判了死刑。从美国联储局的责任来讲，就是人为放低利率，用空气吹胀的房地产价值，制造出一个让美国人民可以随时提款出来消费的房屋价值贷款。本来，一个负责任的联储局，看到美国人民消费过度，整个国家政府、企业和人民债台高垒，居民家庭储蓄率从20世纪80年代的10%降低到负数，就应该利用不同的经济扩张方式来支撑实打实的GDP的增长(得扣除那些所谓高级金融业创造的GDP) ，让老百姓花上实打实的自己的薪水钱。但美联储这个“中央银行”的方法却是，通过低利率的方式，让人民增加消费，并美其名曰，为了降低人民的消费成本，用个位数的房屋贷款利率，来代替两位数的信用卡利率，说这“其实是帮美国人民省钱”。这种无赖的逻辑，就是造成这几年次贷横行的一大原因，并且成了压倒美国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

本来提高消费也不是什么错，人民活在世界上的目的是要过好日子，当然希望可以多买点消费品。但是问题在于你买消费品的钱，归根结底必须从你的收入里支出，靠信用卡的高利贷去维持日常消费，如果人民到期能还上，只能是增加信用卡公司的利润，却加大了人民的生活负担——买同样的商品现在要多付每年20%—25%的利息了嘛，而如果人民到期还不上，那只能借新贷还旧贷，债务雪球越滚越大，银行名义上利润节节高，其实终有一天大家都得摊牌完蛋。这些都是小学生小朋友都能明白的道理，偏偏被一些金融经济学家构造一个什么稻草说成是金条的模型，说成什么“收入前后移动能平滑消费”的“大好事”。说到底，想全社会的日子天天向上，最好的应对方法应该是提高人民的工资收入，然后让人民在一个可以接受的储蓄率的情况下，开心地花钱。

但美国最近二三十年来却走上了邪路，这和天下大势风云骤变有关。自20多年前起，先是一些拉美国家被西方政客加银行家勒索得破产，放弃了20世纪大萧条时代建立的民族工业独立发展的道路，压低工资打开国门，后又有东南亚跟风(东南亚本来还算好的，有点韩国日本起飞的风范，但就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忽悠打开资本账户，索罗斯一刀抄家) ，再来是冷战结束，几个人口大国如大象踏入澡盆一样呼啦啦闯进世界体系。于是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企业界发起的贸易全球化运动，就让一些行业到世界的另一个角落去寻找廉价成本，其中被青睐的对象国，一般都提供比较宽松的环境保护条例(就是让你污染可以不管) ，比较友好的政府政策(比如对外国公司少收税或者不收税)和比较低廉的劳工。这里面就包括转移到中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制造业和转移到印度的一些如会计、软件、法律和售后服务的服务业。而无法转移到国外的服务业，比如农村、城市里的粉刷洗碗搬运工，以及建筑业所需的小工和杂工等等，就由来自于墨西哥和其他中美国家的非法移民当季节工、小时工来解决。这算来算去，导致大量美国人失业，政府又缺乏职业转换和再培训计划，就使这些占美国总人口60%的人民的生活水平，出现恶化情况。

以格林斯潘为招牌的华尔街利益集团(记住美国联储局是私人拥有，但挂政府牌子的私人机构)在最近六七年里想出来的最新玩法，就是借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在世界各国尤其是出口盈余国如日本和中国大力购买美国长期国库券当储蓄，造成十年期国债利率低廉连带拖低房贷利率的同时，降低美国联储局的短期利率，导致大量的三到五年的短期浮动利率房贷出现，带来房地产价格的非理性增长。那么失去了工资增长支撑的民众，就可以用市价不断增加的房产为抵押来进行低息贷款消费，刺激美国经济(包括各种连接亚洲生产地和美国销售地的商业企业)的发展。

而这个不断借钱消费，不断把房价推高的重复过程，要维持下去，就不断要有新买家过来支撑房价。虽然说其中很多的买家是买来投资和炒卖的，但你还是必须有大量“真实性”买房，即买给自己住的买家，才可以形成足够的“市场理由”把这个市给撑下去。于是，当所有合乎购房条件的人们被吸收干净以后，那些根本无法担负房贷，收入过低(包括一些拿政府福利的人民)和信用极差的最后一个阶层，就被招募来为房产市场撑市，这样就产生了次级房贷。

左:《时代周刊》2005年6月房地产高潮的封面:家，发财之源的家;右:《时代周刊》2008年10月次贷危机演化为全面金融危机的封面:前方-新时艰

但是向这些最底层人员推销房贷的公司和银行当然心知肚明，知道他们在干嘛。如果你要让这些经纪和贷款公司，自己去承受这些房贷的还款风险，他们肯定不会这么干，那么这场大猫腻就玩不下去了。所以就必须把这些房贷的还款风险转嫁出去。这就产生了房屋抵押债券，就是把一个房贷的金额，以房产作为抵押，以债券的名义卖出去。那么这样就将美国超过80%的房贷，通过美国政府支持的两房——房利美和房地美——收购房贷债权再加工出债券的形式，卖出给所有的投资者，包括像中国银行这样的大客户。

当然这个忽悠游戏，必须能够玩得合乎金融市场的信用原则。于是你需要标准普尔和穆迪这些信用公司，将这些债券标个好看的AAA级，可以让大家放心投资。玩到这里，资本主义金融和经济运行的一个最基本的支柱，信用就彻底给破坏了。一个失去了信用的金融体系，就是行尸走肉，离死期真是不远了。

那么这时，被世界著名的保守投资家巴菲特称为“金融市场的大规模杀伤武器”——信用违约互换同CDS，就开始粉墨登场了，扮演了将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金融系统，一手清光的终结者角色。

在1994年，一帮摩根大通的精英们在佛罗里达州度假，思考一个从银行业诞生起就一直陪伴的古老的问题:那就是用什么办法，可以在银行向外贷款的时候，只吃贷款的利息，又不用为这些贷款承担风险？当时的摩根大通放出了几百亿美元的贷款到许多大公司和外国政府，而按照联邦法律的要求，不得不预留足够的银行储备金，来担保这些贷款。如果能够想出一个办法，把这些贷款的风险转嫁出去，就可以把这些储蓄金解放出来，用于各种投资，更多的投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投机活动。

解决的方法就是一种保险政策。即由第三方来承担这个贷款违约的风险，然后贷款的银行只要交纳定期支付的保险金，就像大家平时用的各种事故保险。这样的话，摩根大通就把这个风险，从其账户中移出去了，可以把那些被捆住的资金释放出来，而这种方法就叫“Credit De-fault Swap”(CDS)。其实这种类似的行为，曾经被一些银行用来对冲因为利率变化，或者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期货价格波动引发的损失。但只是在摩根大通的手上，这种想法才正式的成为一个真正流行和可交易的金融衍生产品。

摩根大通很快就雇用了一批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的数学和计算机专才，设计了一套复杂的交易平台，使这个产品成为了华尔街最热门的，可以避免风险又可以保证回报率的最佳投资方法。当时负责这项交易的人们，把这个计划比做了美国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虽然说他们的原意是表明他们找到了银行业长期未能解决的转嫁风险问题，像是核计划一样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但是讽刺的是，这些人都没想到，这个计划和曼哈顿计划一样，为人类创造出来的恶魔，在十余年后会摧毁美国经济。

一个CDS的例子对可口可乐公司2006年发行的七年期债券的违约担保合同。这个违约担保合同变成了一个好像有价证券一样的东西

这个信用违约合同交易是几个金融机构之间的私下交易，不受监管。在1997年12月，摩根大通将300余笔大小不同，分别贷给如I BM、福特汽车、沃尔玛等大公司，总额高达97亿美元的贷款，分解成一个个小的单位，然后把其中最高风险的10%的贷款，装扮成一个叫做“餐馆”(西语叫Bistro，系Broad Index Securitized Trust of fering这一通令人头晕的名词的首字缩写)的指数，卖给不明就里的投资人，其实就是一种改头换面的CDS。由于这些“人才”忽悠成功的光辉业绩让他们的简历无比灿烂，所以从这里出来的精英们很快就高就于其他的银行和对冲基金，将这个忽悠方法发扬光大，将银行的风险向保险公司和退休基金转移。结果到了2000年，这个市场以名义值计算(即保险覆盖的债券本金总量) ，增长到了1000亿美金，再到2004年，就到了6. 4万亿美金，而在现在的困境下，这个数字是62万亿美金，到最近下降到55万亿。这就是美国经济现在面临的经济原子弹，一旦爆发，可以摧毁整个美国，导致所有金融机构的清盘。

之所以这个原子弹会像气球一样膨大，变得有这么大的杀伤力，其实和2002—2003年美国的一些大公司胡来使得美国公司贷款违约的风险增大有一定关系，比如说布什的老哥们玩的安然公司(Enron)和世界通信公司(World Com)的丑闻。而购买房屋抵押贷款的投资人，虽然知道两房由美国政府担保，但仍然要面对这些贷款的违约可能，既然有安然和世通的教训在前，于是就购买了由各个金融机构发行的信用违约担保合同。这样的话，一个高风险的房屋贷款被集中在一起，再分解成小块被销售给了各个商业银行、对冲基金和退休基金等等投资人，并通过信用违约合同来保证了风险。这么好的投资，自然让所有的投资人，甚至他们的宠物猫和宠物狗们，都争先跳进来投资，结果在2004年以后的短短时间内就搞出了全球投资史上最大的一个仙人跳。

那么有人会问，如果只是保险你持有的债券，怎么会搞到天崩地裂呢？

因为信用违约合同和其他保险不一样，你不需要持有任何债券都可以去保险公司买。所以它最后就成了大家赌房地产爆不爆，或者爆多大，怎么爆的大赌盘。对这些发行这个合同的银行和基金来说，他们是两边都玩，就是有买有卖，所以可以自己对冲掉里面的损失，但最后的保险担保人就集中到了只卖不买的保险公司，比如说美国国际集团AIG。

AIG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他卖房屋保险(比如你家房子的火灾险)卖惯了，以为卖房屋贷款信用的保险(其实是把你的偿债能力给“上保险”)也是一回事情。这个问题在于保险公司的事故保险是按照纯粹的数学几率来运作的。有些事情，事故发生的概率是相对独立的，比如说一个人在路上被汽车撞了，其不会增加他的同事被汽车撞的几率。一个房子被火烧了，固然可能会影响其邻近的房屋着火的概率，但不会影响其他城市的房屋的着火概率。而对房屋贷款信用的保险可不是这样，一个房屋违约，那是一个集体偿付能力出现问题，或者房价开始下降的信号，必然会开始一连串的关联连锁效果，而带动整个房屋市场的萎缩，结果造成一个保险公司无法应付的局面。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府不得不将AIG国有化的原因。雷曼兄弟的信用违约合同高达7000亿，且大部分是由AIG保证的，美国政府却放任其倒闭(当然雷曼倒闭造成了一个始料未及的大麻烦——股票、债券的交易中介没了，人心惶惶，这是后话)。而AIG的信用违约合同虽然是4400亿，却要国有化。因为如果让其倒闭，所有在这里买了信用违约合同的银行都会有巨大财务损失，从而严重打击它们本来已经紧缩的基金。

所以说，次级房贷开始违约是引发信用违约的导火索，而次级房贷的短期浮动利率到期导致的高利率供款，就是点燃导火索的火头。而美国联储局从2005年到2007年上半年逐渐调高的利率，就是那只点火的黑手。分析到此，人们就要问，如果当初美联储像日本那样，继续保持低利率，是不是就可以继续拖下去？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2005年11月，美联储已经决定开始不再公布最广义货币投放量(M3)了——这个指标能够反映出在资产市场上通过借贷等造出来的货币洪水，而美联储的理由则是“难以统计”所以就干脆不统计。因为印钞机印了太多的钱，美国在消费端的实体经济又已经空心化，匹配不上，导致了通货膨胀开始显现(当然，那个时候超额的货币主要还是流入股票市场、企业并购等资本游戏，还没流入实际生活的产品购买流通，所以那个时候充斥着各种经济学家对所谓“金发女孩”经济的一片欢腾;而能源商品的炒卖已经开始产生通货膨胀了)。所以美国尽可能地采用外国人挣的美元，也就是外资流入的办法来销售国债。当时每天需要20亿美元的外资流入，才可以开三餐，而不提高利率，就无法吸引外资流入。基本上可以说包括鲍尔森和伯南基这些金融精英都是明白人，只是带着末世心态，得过且过，不想着怎么好好检讨，重新发展有生产力的新科技来充实美国的核心竞争力，而是天天配合华尔街，老想着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全世界人民替他们付账。现在泡沫一开爆，让世界人民买单自然更少不了，当然美国人民也是这个全世界人民中的一员，所以首先想办法让美国金融损失国有化，让美利坚犹太“亏损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来担当所有的风险。

这就是美国金融业的“利润私有化，损失国有化”的新玩法。等到政府把所有的烂账从金融企业里承担下来，那么下一步就是如何说服其他各国政府分担烂账，共度难关了。如果其他政府不买账，就不得不从美国人民的身上割羊毛了。

可以看出美国金融界人士已经变成了何等自私的一群人，而这样的垃圾就是现在中国那些掌控着金融命脉的国际接轨派们眼中的财宝，要花大笔薪水尽量挖过来的角色。美国金融业的崩溃，在于这些从事金融业的人，忘了其行业的全称叫作金融服务业，即其存在的原因，是为了服务一个国家的实体经济，是为这些经济活动提供一个良好的融资环境，并在股市上让那些长期经营良好的公司在股价上有所表现，让投资这些公司的投资人得到应得的利益。

但是美国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却让金融业的运作和实体经济脱节。通过电脑的大量运用，和联储局不考虑全体人民利益只为自己那帮金融业人士利益而实施的宽松政策带来的过剩资金，通过各种扩张的杠杆，造成了股市价格严重与实质经济脱节，比如不用考虑一个企业的经济和财务情况的“概念股”运作，四处去发现所谓“消息催化剂”来爆炒股价。其结果就是股市总价值远远高于实际经济总量，在美国和英国这种金融行业发达，崇拜金融自由化的盎格鲁萨克森国家尤其厉害(在注重实体经济多一些的德国和日本就稍微好一些)。另外一个结果就是不受管制的各种金融衍生工具泛滥成灾，每一种交易工具都可以以几倍于所有股市价值总量的假金融量计算。(www.daowen.com)

而在这个市场中横行霸道、呼风唤雨的“三位一体流氓神圣家族同盟”，就是投资银行(Investment Banks)、私人股本基金(Private Equity) 和对冲基金(Hedge Funds),被称为“最大大大的超级大流氓”——BSD (Biggest Swinging Dicks)。

那么这三大流氓是干什么的？他们的主要功能就是吸血，将实体经济玩弄于股掌之上，用妙手空空的手法，将升斗市民和天天做发财梦的小散户的钱清光，再把政府挟持为人质，一旦玩出火来，就把整个国家经济拉来垫背。

这三大流氓集团是哪些人，采取什么手法来敛财呢？投资银行这边，美国本来有五大霸，分别是高盛、大摩、雷曼、美林和贝尔斯登(另有一个中文形象名为熊士丹)。他们本来的老本行之一就是靠怂恿其他公司去玩兼并来抽取手续费、顾问费赚钱，尽管按照美国的记录，大概95%的公司兼并都是以失败告终，只不过大家乐此不疲，因为这些大行和兼并公司的总裁们都有太多好处。还有就是帮新公司上市(IPO) ，包装一下卖到股票市场上抽头，当然兼并收购也经常要发债券、发新股，忙的不亦乐乎。最近十多年他们又开始了一大堆新业务，包括自己摇身一变变成准对冲基金跳进股市期市货币债市炒卖赚钱，还有如设计出一堆莫明其妙的结构产品赌博协议，点燃实业领域的公司空手发财的欲望，再各个部门配合，宰它个狗血淋头。

大家都知道美国财长鲍尔森当年就是高盛的老板，所以美国现在的救火总指挥，其实就是此次大火灾的放火凶手的老大或者前老大。而大摩就是中国中投佩服得五体投地，要送50亿美金过去孝敬的公司。后面三家后台不够硬，所以只好关门大吉了。第二类流氓就是对冲基金，如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大家估计非常熟悉，通常都是与国际货币基金会和世界银行狼狈为奸，号召发展中国家金融要和国际体系接轨，然后就进来放火打劫，先捧后杀，将这些新兴市场十来年的发展成果一夜清光。比如说亚洲十年前的金融危机就是因为这个。

而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最近七八年暴起的“私人股本”基金，其实钱并不来源于私人，而更多的是从大的退休基金那里招募来的。他们干的勾当也很卑鄙，以很小的头款(就是自己垫点钱)——甚至不用头款，凑上从银行、退休基金、共同基金等处的融资，就将一些暂时面临资金困难，但经营业务等基本面还不错的公司，吃下来。然后就开始大幅削减工人，将失业工人抛给政府，再在两三年后把重组的公司要么通过一些包装推销扔上市，以股市投资者的资金金蝉脱壳，要么发行企业债券，然后自己拿钱就跑，而企业如何偿还那些债券，则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当然，这些年来也有投资于所谓成长性中期的企业(就是成长得不大不小的，因为种种原因缺钱的企业)的私人股本基金，它们也会做一些有助于企业发展的直接投资。但是此类投资，也不会顾及底层员工的感受，其赚钱的思路也还是扔钱进去之后过一两年包装上市，并最终大捞股民钱走人。

几个著名的“私人股本”基金(Private Equity)的公司标志: 80年代和2005-2007年媒体明星KKR(左上)、黑石(右上)、大西洋投资和凯雷集团(右下) ;几个著名人物:债务推销商——KKR的精英们(1992年出版)、1990年败露起诉的KKR密切合作者，垃圾债券之王米尔肯、黑石的创始人，在中投投资黑石后大捞奖金的Stephen Schwarzman

中投扔进去30亿美金连水漂都看不到的黑石基金就是此类，不过这次这个大流氓要钱实在是要的太着急了，以自己上市来骗中投的钱，骗到以后立即走路(总裁拿了巨额奖金和退休金落袋为安)。

这三大流氓集团的特点都是对实际的经济不光基本上没有什么贡献，反而造成各种打击(以对冲基金和搞裁员式收购的私人股本尤甚)。而他们为自己构建的一套保护伞，就是绑架社会——如果出问题，那么那些退休基金等对民生极为关键的部分就要遭殃，于是就可以逼迫政府出手救市，达到“利润私有化，损失公有化”的最佳安排。

要把政府和小民都玩弄于手上，必须有两大工具。第一个就是杠杆，英文叫“Margin”，香港取粤语音译叫“孖展”，中文叫“融资融券”里的“融资”。就是你用1块钱，可以借到2块钱来玩。在有的市场比如说外汇交易市场里杠杆特高，你拿1000块钱出来，就可以借到20万块来交易。为什么需要这个呢？因为没有这个杠杆，你就无法构造出一个可以发财的虚幻梦境来鼓励大家去赌钱，不能很快将猪养肥。而且如果你让所有的市民，都到银行里去借钱，你就可以把所有的股民和银行都绑在战车上，情况不好，车毁人亡，造成坏账一堆，银根紧张，社会动乱，你就可以逼政府出来救市，让全国人民为你的损失付账。

左: 2004年对私人股本再次崛起的特别报道;右: 2007年下半年对私人股本盛极而危的预告

但是把猪快速喂肥了，你就必须有工具可以宰猪。这个工具就叫卖空，英文叫“Short-Selling”，中文叫融贷或者融券。你从证券行借股票去卖掉，然后将来再买回来还给证券行。有的时候还有连股票都不用借就可以卖空的类型，那叫裸空，杀伤力就更厉害了。这个方式一般在把股市推高到高潮，等小市民们全部高点接货，被贪婪套牢的时候使用。

对这些方法，现在的国家是怎样应对的呢？为了稳定市场，头一条就是禁止卖空，特别是裸空。最近美国政府对所有的财经股票做出了限制禁令，使大鳄们暂时无法开刀。另一条就是限制杠杆，要求将杠杆率降低——当然在恐慌下，投机性借款无法继续滚动下去用新贷接替旧贷，杠杆自己就呼啦呼啦下来了。

当然也有例外，就是在全球都对这些活动进行收紧限制的情况下，中国却终于向国际接轨派低头，通过了杠杆和卖空的条例。这对现在中国金融界的精英们和即将到中国混饭吃的华尔街的精英们，真是一个好消息。中国发展了30年，国内已经有一小批富起来的平民，政府的荷包也有点鼓了，是机会让这些人来大显身手，对中国的经济开刀了。

不知这些用了短短的五六年就把美国给搞破产了的精英，需要几年可以把中国搞破产？不过中国也不是没有这类先例，当年的国民党的金融精英们，于1946年在上海洋场玩了个差不多的小把戏，下场就是把国家给玩破产了，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

那么中国的金融改革，显然不应该走这些国际接轨派所规划导向的“利润私有化，损失公有化”道路，那么，应该如何建立起一个成熟而健康的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呢？

头一条，就是中央银行绝对不能“独立”，不能大权独揽，不听政府指挥。中央银行必须服从于国务院的领导，作为国务院的助手，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在调控的着重点上应该平衡考虑控制通货膨胀和经济发展速度，利用利率、银行准备金和公开市场买卖(正反方向“回购”)国债三种方式，调节货币发行量。中国的中央银行不能走美国的道路，由私人的金融大亨和大银行控制，而必须在国务院的决策控制范围内，和其他部门如财政部、商业部等等，处于同等位置，共同服务于经济。

第二条，就是建立以国有银行为基础和骨干的商业储蓄银行体系，使中国的金融业以服务于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为主要业务(农业可以考虑建立国家专门的农业贷款银行和与农民合作的农协银行)。虽然这些银行需要考虑其经营的利润，但必须规定其放贷给券商和房地产商的金额必须在一个规定的额度或比例内。这样的银行业会比较稳健。香港的银行其实已经比较深度地涉及房地产业了，但是仍然能够做到在股市和楼市跌了50%—60%的情况下还可以生存，不需要政府注资挽救。若能保证这一条，中国政府就不会被人劫持为人质。

第三条，严格监管投资银行(券商) ，暂时禁止对冲基金和非生产性的私人股本基金(主要是那种搞恶性并购，以大量裁员为操作秘诀的私人股本基金)。但应鼓励以发展实体经济为主要目的的行业基金(产业基金)和新技术创新基金。中国需要的是巴菲特而不是索罗斯，不能让经济里产生出一种两手空空也可以瞬息间腰缠万贯的寄生行业，结果导致民族最聪明的头脑不是去发展实业，而是去投机取巧。如果走到那一步(美国本土人民在过去十年就有这个趋势)那么这个民族就完了，不会有太大出息。

第四条，严格规定证券行利用杠杆的水平，且应该撤销对卖空的授权。中国的股票市场还是一个初生儿，需要的是建立一个成熟市场的时间，培养投资的长远性及稳定性。避免胡乱引进西方的股票玩法，破坏这个市场的发展。

第五条，在金融衍生产品上，要严格控制，可以建立大宗商品的期货市场，但不要建立以炒卖为主的指数期货市场。总原则是，期货市场必须与实体物质挂钩，不要变成任何空泛的概念都拿出来炒。而且参与人只能是套期保值的企业，不允许投机，一旦出现就要严惩责任人。另外中国的商品期货市场不宜和国际市场接轨(可以通过商品的质量标准定义不同来做到) ，因为在中国无力影响的市场上，与国际接轨就是向掌控定价权的大炒家送钱。

第六条，在如何掌控金融虚拟经济和实质经济的比例上，必须对西方各国的发展经验进行细致的研究。笔者的建议是应该向德国学习，而不要向美国和英国学习。中国的前途还是要建立在实际的经济发展上面，而不能变成靠忽悠过日子的国家!

第七条，拒绝采用那个完全不能自圆其说的“货币自由兑换”的建议，坚持和完善目前的一篮子货币，规定上下界限的浮动管理政策。大部分坚持鼓吹自由货币兑换理论的人，都是根本不了解货币兑换的实际运作环境就胡言乱语，将新古典经济理论对于普通商品的“自由价格带来供需平衡”这个所谓原理(这个原理的正确性本身就有待商榷)随意引用，乱搞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以为能带来什么“均衡汇率”。实际上“均衡”这个词是欺负老百姓不懂，其实说白了就是“合理汇率”，也就是“只要它(汇率、房价等等)能够发生，出现在世界上，它就是合理的，存在即合理”。弄来弄去，其结果是对现实的货币交换以及交易成本没有任何建设性的功用。

本来货币自由兑换的原意，是在国家之间的贸易交换中，通过自由兑换，来调节双方的贸易进出口水平，最终达到一个动态平衡。理论上听起来似乎很清楚，但在实际上却不是那么回事。且不说贸易问题本身就不能得到自由兑换具有合理性的结论。在当今世界上一大重要问题在于货币兑换(货币买卖)行为并不是由贸易唯一主导的。投资，尤其是当今世界的非生产性投资(投机) ，已经比贸易在货币交换总额中的比重要大。因此，如果开放货币自由兑换，那么主导它的首先就是非贸易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想用贸易进出口的顺差和逆差，来判别货币汇率是否在一个合理的水平就不太现实。

而外来投资，又分长期的实业方面的投资，中期的房地产方面的投资，以及现在越来越重要的短期的股票、债券、指数市场上的投资。当外来投资的期限越短，流动能力越大，那么其流动对兑换汇率的波动影响也就越大，而这种影响和以货物为主的贸易的需求往往不一致，反而经常对真正的贸易造成极大的冲击。更大的影响就是国际货币中的食利交易，即从一个利率低的货币，比如说日本，付低利率借钱(2007年贷款利率0. 5%) ，然后通过自由兑换，转换到一个利率高的货币，比如说澳洲元，收高利率(2007年存款利率8. 5%) ，获取中间的利率差额。这种将货币本身当作商品追逐的行为，也进一步将汇率畸形化。

在电脑和互联网流行的今天，私人炒汇市场增长很快，人手一个电脑，谁都可以去影响外汇市场。以区区的1000万，就可以造成20亿的货币交易量，几乎超过许多国家一个月的贸易水平。当这些投机资金将自由兑换的比率从一个高点到一个低点再到一个高点这样反复折腾时，就对贸易成本造成过大的损耗(比如贸易公司就不得不在汇市里对冲来抵消风险) ，而中央银行还得乖乖地出来干预——既然搞自由兑换也搞到最后要干预，那么干嘛不一开始就划定一个笼子让货币在里面兑换，这样反而可以减少贸易中的不必要成本。

从这点就可以看出来，并不是所有的国际标准都值得去接轨。而当西方各国或开始吸取这次金融风暴的教训，或为了挽救市场信心，对卖空行为、资金的随意流动进行限制的时候，中国的国际接轨派们，却在大声嚷嚷，要国务院通过股市允许卖空的规定。这些人，固守自己学来的“先进国际经验”，却不看看最新国际标准是什么？

其实从股票市场的发展来看，自19世纪开始的一百多年间，英国和美国的股市确实比较活跃，在直接融资上面起的作用也很大，但很不稳定，每几年就来一次危机将股市清盘，让很多股民血本无归。比较可怕的就包括1847年、1857年、1867年、1873年、1883年、1890年一次比一次广泛的世界金融—经济危机，到1907年又弄出大祸，差点社会瓦解。这个循环到了1929年，上演了一出从大疯狂坠入大萧条的悲剧，将股市彻底清盘，从此美国的股市一直比较安静和规矩，直到1980—1990年代，随着里根上台启动的新一轮经济放任化，又开始乱来。

而德国则走了条不同的路，在19世纪末看穿了英国、美国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如意大利的银行的投机行为，认为这些银行对服务实业经济发展的信贷不感冒，却忙于胡作非为的有价证券的赌博和投机，结果是害人又害己(当时还没有国家干预来帮他们收拾残局)。再加上自己的银行也不老实，在19世纪末带来了经济波动，于是德国在1896年就通过法案，禁止银行参与投机活动，这条德式发展道路也影响了其他一些欧洲大陆国家。所以德国乃至于欧洲大陆国家的股票市场，相对于国民经济的比重(比如股票市值与GDP的比值) ，传统上要比美国和英国小得多。

但在华尔街的大肆鼓吹下，欧洲的银行也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化，只不过步伐相对比较小，而且炒卖不合乎德国人的性格，估计在这次美国金融危机后，应当对此有所警惕，而且德国是一直提倡要加强对冲基金管理的国家。

日本在其经济发展的高潮期，也就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80年代初，对股票市场也不太看重，只是到了80年代，开始受日本的国际接轨派的影响，号称要“直接化”和“国际化”，于是让自己的银行大肆迈向海外，走向纽约和海外离岸中心如伦敦，创造出一大堆世界最大的金融集团，开始在世界上横行一时。其结果就是在1990年，像今天的美国一样，房市和股市大爆炸，并陷入经济停滞。这之后日本的股票市值相对于国民经济的比重一路下降。但由于领导层崇拜美国模式(如那个哈美首相小泉及其后面跟着的财政大臣) ，所以资本账户门洞大开，在鼓励国内成立基金去海外投资的背景下，日本人民储蓄积累的不少资金，就由这些日本本土金融机构乃至美国机构经手，通过基金管理或者借款的方式去海外股票市场，如印度、美国等地投资、“食利”，参加美国掀起的这一轮全球金融大赌博。当然，日本虽然在金融上可能又要被上一课，让自己作为源头的“套息交易”烂手烂脚，但对其经济的主要打击因素似乎还是美国经济的衰退对日本出口产品需求造成的萎缩。

日本“接轨派”前财政金融大臣竹中平藏和首相小泉纯一郎及日本邮政私有化的由来

中国要做的，就是不要让中国的国际接轨派，再在中国重演一遍日本所犯的错误，而要将中国的股票市场，保持在一个适当的水平。中国主导的金融模式，应该是利用银行储蓄发放生产性贷款的方式，去支持和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中国的中投和汇金，也不应该将自己变成一种单纯逐利的对冲基金或共同基金(后者模式更差，因为从全球经验来看共同基金做冤大头的特别多) ，而应该服务于中国经济对外活动的需要，比如说成为一个境外离岸的金融平台(此离岸可不是为了避税那个通常意义上的离岸，笔者将在第三卷中细细道来)。而中国自己应当有自己在金融上的国家战略(西语云， National Strategy) ，在促成中国内需市场启动并迅速发展的时候，通过种种手段，使得人民币在国际生产性金融中的地位逐渐上升，在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可能面临崩溃的情况下，开始用人民币作为国家贸易，尤其是作为中国—发展中国家经济圈内的结算货币。

正如笔者在《大国游戏》第一卷里的预言一样，美国和西方的经济会在这一次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导致其经济的长期衰退。如果中国能够在经济上摆脱自己国内的国际接轨派的骚扰，推进经济成功转型，发展出替代性的新能源，以内需为主代替依附于出口加工的局面，在新经济中，提高工人工资收入，创造出自己的国际品牌，增加产品的附加价值，改善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现象，促进环境保护，为人民提供干净的空气和食水，强力整顿食品加工业，把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控制在9%—11%的幅度内，那么中国在这接下来的十年里，发展会非常顺利。

在如何支持中国自己有希望的新型企业上，中国政府必须有敏锐的目光。最近，世界最出色的长期投资家巴菲特，就对王传福的比亚迪新能源汽车产业进行了大手笔投资——其实中国政府早就该这样做了。如果中国可以产生出几十个这样有希望的未来大企业，中国经济在世界的影响力，就远非今日可比。着重科技创新发明与实业，而不是发展那些花里胡哨的高级金融行业(华尔街所代表的High Finance) ，是中国必须做的选择。

在这2008年的10月，看到了美国国会在救市法案上的博弈，华尔街股市的大幅震荡，不由想到了唐代诗人李商隐的那句千古绝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估计所有的观察家们，都预测到了大美利坚帝国的日落，只不过没有想到“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竟然落得这么快!而在那静悄悄的微山湖畔，有几个农民的儿子，已经在太空里漫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