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篱有野菊，秋夜浮暗香。

人喧他不应，看惯风与霜。

如何有效化解这些阻力，是中央政府和任何希望看到未来中国走出三百年一大乱怪圈的仁人志士，必须思考的问题。这个历史上中华民族无法解决的宿命，也许需要我们这一代来做一个了断。

中国的30年改革，起源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和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放权让利。这些政策的实行，确实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要求更大的自主权，和进一步的市场改革，自然就会成为得益者大声鼓吹的路线。

就像今天美国的华尔街玩家一样，当政府要求干预和监管他们肆无忌惮的胡来，妨碍他们装钱入袋的时候，这些人就会大声抗议，要求全面贯彻“市场经济的自由原则”。而一旦整个金融系统被他们玩死，他们自己的公司面临倒闭，就会立即忘掉自由资本主义原则，要求政府介入，拿全美国的新斗小民的税收为他们付账。

中国的情况也是一样，当《劳动合同法》、《环境保护法》、能源使用效率提高等对这些商界利益有损害的政策出台时，马上就有人大声疾呼，说“要由市场来决定”，而不需要政府干预。但一旦你谈到取消政府的出口退税、能源补贴，或是与此派人马惺惺相惜的一些经济学者所青睐的货币自由兑换和汇率自由浮动，这些市场经济的鼓吹者们，立即要求政府取消不得，必须继续进行干预。

对当前国家政策的思考，一定要立足于中长期，尽量减低短期利益的骚扰。比如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以当时的低油价作为考虑政策的基点，放弃欧日式的高速铁路，大力发展高速公路和传统汽车工业，推广石油化工，限制电力投资，今天看起来都非常短视。因此对现今的高层决策者来说，如何不受到被利益集团“污染”了的经济学家们对时局的“判断”和因此得出的“建议”的影响是一大考验。这就需要广开言路，进行真正的中立的思考。

笔者个人看法是，中国经济这最近十年的发展(基本是起自1992年以后，甚至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把东南亚国家剥夺竞争对手资格以后) ，主要得益于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好处。而随着美国金融系统的崩溃(很快会蔓延到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以及亚洲的韩国等) ，贸易的国际化基本上已经进入尾声。取而代之的将是区域合作化，这就是以美国为主的北美地区市场，以中国为主的东亚—中东地区市场(印度还有一段距离，尚不够层次) ，以西欧为主的欧盟地区市场。

这一格局的变化，首先发生的是能源价格的提高，连带带动了远距离运输成本的高涨。而由于目前跨大陆的货物运输，主要还是靠海运，即依赖于燃油的消耗，那么能源价格高涨就会使中国依靠廉价运输成本依附于“全球化经济”的优势丧失。即使可以继续压制产地工人的工资水平，也无法弥补因为燃油成本带动的运输成本高涨。在这个新形势下，寻求地区的产业中心，依赖本地区的区域市场，就会变成一个自然的选择。

在北美，美国的中部和南部，墨西哥的北部，都是理想的制造业地区，欧洲则是中欧和东欧有潜力可挖。而中国，则是华中和中原一带(即笔者谈到的以河南为中心的地带) ，从西到东由南疆、甘肃、陕西、河南到江淮一线贯穿，以及从北到南由内蒙、山西、河南、湖北到湖南，两线成一个十字。中国建立在西部尤其是西北的制造业中心，如果铁路运输的成本可以降低到让此地产品和东欧的产品竞争的水平，当然还可以通过欧亚大陆桥，服务欧洲市场。

但是，如果中国自身出现了政府无能和企业界无良的情况，那么，中国本身的消费市场，就可能因为三鹿之类的事件自毁国货品牌，结果为西方的消费产品，打开中国市场。

在对奥运会开幕式的评论中，笔者提到张艺谋等艺术家要帮中国恢复中国制造的金字招牌，并对任何想砸这个牌子的人杀无赦，现在看来不是空穴来风，泛泛之谈。如果中国政府和企业界，不能保住这个招牌，那么中国未来发展起来的世界第一大消费市场，就是拱手让给外国品牌，使中国重陷昔日殖民地的经济状况。只不过和以前不同的是，当年是被帝国主义的船坚炮利逼出来不平等条约，而今天是商人无良造成的别人不请自来，攻城掠池。这次对乳业的全面整顿是不够的，必须涵盖整个食品加工业，但更关键的是打击以江苏为基地的小化工原料供应链的源头，以及那些专门为这些无良商人提供造假办法的部分黑心工程师。

三鹿毒奶粉事件，当然与这些社会不良分子的道德丧失，和政府质检部门监察不力有关，但是之所以会弄出这种在行业里心照不宣的公开秘密，说到底，源头还是和中国整体的经济架构有关。

和前文谈到的山西矿难一样，正是中国当前的经济政策，为了保护低价格竞争的出口加工业，人为压低生产成本造成的。因为要压低成本，就要压低生产工人的工资。低工资收入的家庭，就必须买低价格的消费品，所以你的奶粉就不能贵。奶粉售价要低，那么奶农的卖价就不能高。再加上行业竞争异常激烈，造成了产业链的最上游，尤其是一些资源性、进口性的东西如饲料价格等不断上涨，而广大中国消费者的购买能力却跟不上。同时，恶性竞争又导致产业链最下游的各乳品公司互相不光不能涨价，还要以减价促销来恶斗。

那么很显然，在这个产业链里，就必须有人要为此付账，当然在购买鲜奶的环节，以一个大公司对付一大群分散的奶农，自然就是大公司可以掌控定价权。结果奶农的利益受到损害就是一个自然的趋势。而在原料价格上被人压，又在收购价格上被控制，奶农养牛就没有了积极性。有的地方政府有点良心，就会帮点忙，补贴一下，而顶不下去的奶农，就会杀了奶牛，不玩了。

这样一来，奶农不挤奶了，所有靠挤奶农利润的产业链就要掉链子了。那么如何应对呢？降低奶质量，中间掺水，是一个方向。其实这是一个变相调高了鲜奶收购价的办法，同样的鲜奶加了水，量增加了，纸面价格没有涨，但实际价格增加了。如果你是一个有良心的奶农，当然是不肯这样做的。但是中间的收购站仍然会用低价，或者稍微高一些的价格，向你收购，然后自己再掺水。反正到最后都是掺水，为什么不自己也去插一脚，还能得益？法不责众嘛，这么一想，心情就好受了许多，所以大家都开始掺水。

当然这样的结果，就是大头奶粉出现了。出现大头奶粉的原因，是因为有人玩得太过火了，不是往奶里掺水，而是往水里掺奶，而玩到后来，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忘记”掺奶了。奶里掺水，会降低营养质量，但并不致命。因为如果你喝一杯牛奶的营养不够，你可以喝两杯嘛，而这就变相的将奶粉涨价了。那么是不是消费者被骗了，花了冤枉钱呢？当然是，但这中间又多了一层猫腻。

因为你听到“每天应该喝几杯牛奶”之类的“科学”建议时，这些建议本身并不科学，其实已经超过了你人体真正的需求，不这样，那些生产商怎么可以糊弄你多买点产品呢。当初西方乳业为了大力推销自己的产品而谋求暴利，那些所谓专业协会的营养师们和科学家们，其实已经是收了黑钱的，在制定每日牛奶(和其他营养)的推荐“健康”摄入量上面，已经做了手脚。拿美国为例，小孩子的肥胖症和一系列的其他综合症，都是这套“科学”的营养标准玩出来的。

而中国经济发展了，城里人富裕了，这些同样的玩家们就开始盯住中国人的钱袋了。而以这套玩法，根据西方标准喂孩子的有钱人家，同样开始出现这种富贵病。其实以笔者这代人为例，从小到大都没有喝过牛奶，现在也很少喝，似乎身体和同年龄的西方人相比并不差。

可是当大头奶粉搞出大祸了的时候，政府就要来制约管理。而政府的应对措施，就是规定要检查奶粉里的蛋白质含量，于是我们那些脑袋很灵光，但良心很恶毒的化学家们就出场了，为如何击败这个检验标准，寻找出了三聚氰胺这个杀手锏，这就造成了席卷美国宠物食物市场的毒狗食，以及害死人的毒奶粉，还不包括现在尚不知道后果如何的往家畜饲料里加“营养”的做法(当然美国的化学家也好不到哪里去，在美国的俄亥俄和科罗拉多两州都有此案例，只是在宠物风波后被取缔)。

而这个行为自然就会选择在生产链环节最薄弱的部位，比如收购站这个缺乏监管的地方下手。反正大家只要可以推卸责任，最后赖到几个坏人头上，就都能得过且过，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当大家把全体中国人毒一把之后，又有人开始在代谢排泄能力低的婴儿身上下手(在代谢能力低的宠物身上已经证实) ，想靠普遍高价的婴儿奶粉再大赚一笔。那么这个公开的秘密，自然就有火山爆发的一天。

而中国这次对所有乳业工业的整顿，是一个好的开端，但还需要扩大到整个食品加工行业里去，将积污藏垢的毒酒、毒饺子、毒肉、毒鱼等等，来一个一次清盘。不这样做的话，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都会成为一个大问题。当这些毒食物损害了全体人民的健康，尤其是在长身体的儿童身上，破坏了他们的防疫系统，下次来几次比如SARS、禽流感之类的传染病，我们这个第一大族，搞不好就会被清扫干净。不要以为笔者这是危言耸听，在历史上如欧洲的黑死病，欧洲人在美洲转播的梅毒等，都将当地人口清扫得所剩无几。

笔者本来就比较推崇有机食物，对中国传统的食物生产方式比较向往。而对腐败横行和利欲熏心的食品加工业热衷于将各种化学品乱加一气的做法非常反感。尤其是对于美国孟山都、通用食品这类靠杀人起家的公司，用化肥、种子和基因改造农业，历来心怀疑虑。反正我们是人，又不是牛，如果可以喝人奶那才是真正的正途。即使人奶不够，必须寻找代用品，那么豆奶、米汤等各类植物代替品，也不失是一个好的选择。其实就算牛奶制作的奶粉里面没有“加料”，是实打实的真货，仍然不保险——现在这种工业化养牛的方法，也不知道饲料里面搞了什么花招。就跟有些批量养鱼那样，用那些过期避孕药去喂鱼，用某些色素让三文鱼的肉色变红，那养殖场主养出来的鱼还是留着给自己吃好了。

而西方的消费品牌便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向中国市场全面扩张，先是以占领富裕的东部沿海城市的中产阶层为主，当然，对农村和西部的消费市场，在价格上还无法抢占——这也显示出中国西部的产业崛起还有机会。

除了能源价格在未来可能的长期高位给全球贸易和出口型经济运行带来的困难以外，对全球贸易的第二个打击，就是美国领军的全球化资本市场的崩溃，使格林斯潘以来，靠肆意胡来，鼓励各种泡沫造出来的，靠各种非生产性金融信贷支撑过度消费和并购活动所构造的西方(尤其美国，以及英国、西班牙、意大利等)的繁荣泡沫，被打回原形。这种以美国为主，欧洲为辅的全球消费的紧缩，自然会将过去多年刺激形成的中国、东南亚、日本乃至韩国等国过剩的生产能力推入空闲状态，导致大量的消费品，尤其是大件高档消费品如汽车等的生产制造厂家降低规模。

一个能源高价，一个外部需求萎缩，两个打击自然会对中国以出口为导向的沿海地区造成冲击，迫使中国进行产业换代和内部经济调整。另外由于国际资金的信贷紧缩，自然会造成过去几年同样过度膨胀的不合理的国内房地产市场的收缩。而中国沿海大城市，如上海等，将会面临房地产下滑，泡沫经济破裂的局面。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的自由市场专家们，自然要开始督促政府救市。有人会建议恢复所有原先对出口工业“好”的政府干预措施，取消对出口型经济“不好”的政府干预措施;有人会建议政府赶紧入市撑住房地产市场，以便让海外进来的热钱，如大摩之流，或者中国的地产大亨们，可以解套兑现。当然，他们的理由就是说如果上海房地产倒了，市民们就要上街游行了，或者说中国的银行就被拖垮了等等。

当然还有人会要求中国赶紧到美国救市，比如有人建议乘机买大摩49%的股份，赶紧抄底等建议。这些建议基本上都是一些劣招。除了损害中国的中长期利益之外，还在糟蹋中国这30年来好不容易积累的经济成果。

记得在中投公司成立之初就扔30亿美元进黑石的时候，曾有朋友问笔者的看法。笔者回答，那是扔钱去打水漂，而且是一下去就沉底，连漂都看不见一个。当然后来有人继续扔了50亿美元进大摩这个水潭，不知道贝尔斯登有没有人掂量着扔钱。而后来不久又有中国的金融机构想扔钱进美林、雷曼兄弟等等，不知道为什么这些金融界的决策者如此想不开。

至于美国经济和这些金融大行到底在如何一个状况之下，其实看一看现在的日本就知道了一半的答案。当年日本的如第一劝业银行、富士银行、三和银行、长期信贷银行等等大银行风光无限，而今安在乎!格林斯潘在玩爆了“. COM”网络科技股大泡泡之后，赶紧开玩地产，而美国经济对消费的依赖，美国政府财政赤字的庞大，美国人民储存率之低(家庭储蓄率在泡沫爆破前为负)和负债之高，与当年日本泡沫破裂之初的政府赤字以及日本人民的储存率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这也给美国的局势雪上加霜。

其实美国经济基本上已经破产，美国政府现在对两房和AIG的国有化，和7000亿(不知道这笔钱打算从哪里骗来——是逼迫日本等国购买新国债，还是突破法律直接向美联储发行国债等于扩大货币呢？)的拯救计划，都无非是想让这个破产的着陆稍微软一点。美国经济在这随后的两三年中，出现5%负增长的可能性很大，而这次金融体系的崩溃，恐怕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慢慢消化，至于在这之后，陷入一个日本式的经济停滞，也不是没有可能的。这些判断都是为什么笔者在《大国游戏》第一卷中，预言西边太阳就要落山了的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向美国的金融机构扔钱，或者对美国国库券的继续投资，如果不类似于找一个马桶，把钱冲进下水道里(比如投资金融机构的债券或者股票) ，至少也是在世界救市，货币大通胀的背景下，守着低息存款无所作为(比如购买美国国库券——且算美国政府依靠印钞机可以永不违约，那么也就是等于低息存款存在美国政府这个“大银行”里)。其实钱这种东西，从国家、社会的层面上来看，如果不用来运作，带动实物流动于中国国界内外，为我所用，那么本来就是一个数字游戏，没有起什么实际功用，而外国钱尤其如此。所以说，中国手里拿着的那些上万亿的美金，其实无论是拿着现金，拿着美国国库券，或者换来美国投资银行的股票，都是废纸，不能逃脱贬值的命运。而且，从现在硕果仅存的高盛和大摩要开始转型为储蓄银行，就证明了这种所谓投资银行是玩不下去的，不知中国的银行为什么还这么有兴趣。据说这些中国的金融企业们，还想乘机把这些把美国经济搞破产的“英才”们挖掘回来，为中国服务，不知这些“英才”们可否利用他们的专长和经验，把中国也搞破产？

那么中国手上的这堆绿色废纸应该怎样用？笔者在《大国游戏》第三卷中，将结合中美走到今天这步的历程，以及中国的机遇，慢慢道来。但总的想法，是服务于实际生产的经济的。虽然具体操作(比如如何设立金融机构让这些绿色外国货币流动起来)还需要仔细规划，但有些根本的方向是一望即知的。比如到非洲和南美洲建立合作公司，购买土地和原材料，为中国下一步经济发展提供工业原料和农产品，而又让与我们合作后生活水平提高了的非洲和南美人民，开始买中国产品，以代替美国萎缩的出口市场。在着眼于未来的科技方面，可以在北美和欧洲购买新能源公司，尤其是趁着在美国现在石油界等既得利益集团继续打压这些新发明和新公司的时候，把这些公司和发明专利买下来，把这些技术人才和发明天才挖到中国，给予他(她)们中国公民身份，在中国生活，娶妻嫁夫，生儿育女(应当从计划生育里免除) ，两代之后，变成100%的中国人，这也和中国历史上的经验一样。

90年代破产、重组的日本长期信贷银行(长银)和日本兴业银行(日兴银)行标和总部大楼这两家银行均本为日本经济腾飞的重要推动力，但80年代后从事炒作后在90年代末破产，日本的金融泡沫形态原始但与美国本质无差别

中国政府在和外面的政府比较时，有两个大的优点，一是可以考虑中长期发展计划，而不受选举政府的短期行为影响;二是可以考虑整体利益，不被少数利益集团绑架。因此中国在这个国际经济变化的大趋势中，如何把握机会，是非常重要的关键。不要被不良建议弄花了眼，不要被忽悠得想用金融魔术变出免费午餐。如何立足实际，为本国和广大亚洲及第三世界兄弟建立良性生产循环，对中国经济进行好好规划，是一个非常迫切的任务。(www.daowen.com)

正如前面提到的，除了削强藩以外，中国经济下一步发展的中心，应该是均贫富。

当然，均贫富不是说大家都一样的平均主义，而是要缩小社会、地域收入差距，前者防止陷入当年马克思老爷子在砖头大部著作里说的经典“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就笔者在中美两地的生活来看，美国的危机就其本国来说，不像马老爷子说的那种生产过剩危机，中国如果说有危机，倒和马老爷子的描绘有些许神似，甚至可以说这是全世界范围内的生产过剩危机加核心区域美国的债务危机和泡沫危机，生产过剩就集中体现在咱们中国) ，后者防止出现地区之间的冲突导致国家的动荡。

这个均贫富的重要性，除了建立一个和谐社会，保证国家稳定和安全之外，就是让我们中华民族的每一员，共同享受大家辛勤劳动的成果。这本来就是我们最高的理想，是政府天经地义需要做的事。

在现在的财富分配不平均上，除了社会各个阶层的收入不平衡以外，还有三个层面。一是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沿海发达地区和中部、西部以及东北的差距;二是城市与乡村的差距，尤其是发达地区，这通过农民工的低待遇就能看出社会阶层的收入不平衡;三是汉族地区(包括一些已经比较城市化的少数民族如满族等)和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差距。

地区经济之间的不平衡状况的改变，可以通过两个方法实现，一个是调高能源的价格，比如说来自新疆的天然气、贵州的电力和山西的煤炭都应当反映其真正的价值，而且要让更多利润留在穷困的西部，并让他们用于购买产品以现代化本地的各种社会设施，提高消费能力。在东部则通过不同的能源价格体系，由国家补贴低收入和普通市民的能源消费，但对商业用电等则保持合理价格，迫使其向高效能源利用转换，对于奢侈性能源浪费如大排量私家车等，应采取惩罚性价格，抑制其使用。

另一个则是增加政府的基础投资，其实这方面中国政府已经做得不错，但应该在东北、华北和华中，加大投资力量，以笔者前文提到的城市联系网，建立起武汉—合肥—南京高速铁路线，接上京沪线，建立起武汉—南昌—长沙高速铁路环线，以及西安—洛阳—郑州—太原—石家庄—北京，洛阳—襄樊—武汉，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沈阳—北京等高速铁路。

在解决城市和乡村的收入差距这一问题上，如何开发新城市、改造旧城市，将人口农转非，是这个计划的关键。而要实现这个目的，将土地的控制权用某种良好的形式赋予农民群体是关键。在没有这个核心措施的现状下，或者农民以原子化的孤立状态简单地获得所有权的情况下就贸然大肆发展城市化，就会变成不良地产发展商和地方官僚勾结，利用中国土地法和耕地法上的漏洞，低买高卖，以低于合理价格补偿搪塞的方法把农民从土地上赶出去，造成收入差距更加巨大，土地纠纷和群体事件层出不穷。

中国政府应该利用现在房地产行业的低潮，让沿海大城市的地产价格回到合理水平，使普通市民可以减轻买房和供房的负担，从而腾出多余的钱，增加消费。而在这个时候，对城市郊区的地块，开发商就不再会像以前那样贪婪，那么对土地改革的阻力也会相对减少。

日本经济腾飞时期的的农业经验可供中国参考:日本农民协会、渔业协会、森林协会是有效组织农林牧渔团体发挥集体生产优势的组织;改革前的农林中央金库是他们的低成本金融后台

从日常生产的三大要素来看，一是资金，被这30年发达起来的商家独占鳌头;二是技术，这些都是虽然没有钱但受过良好教育或者职业训练的城市专业人才所拥有的;三是土地。当中国的农民，又没有钱，又缺乏技术培训的时候，如果让他们拥有能够真正掌握而不被强势拆散压倒的土地权，就给了他们一个公平竞争的起点。农民，以群体的形态拥有了土地的永久使用权，这些土地可以作为抵押向银行贷款，以及模仿日本模式建立“农林合作金库”、“渔业合作金库”这种农民银行，再加上中国政府特别的倾斜和支持，就能把中国的农村搞活了，令农民开始向商业经营上发展，将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农业，以此快速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并让中国的农业走出过分局限的、传统的小家庭耕作方式。

在土地问题解决后，就可以通过政府的基础投资政策，以开发城市为中心，带动当地经济发展。这个时候地产商和开发商要来开发城市住宅、商业街等等，就需要向农民交纳较高的价格以获得永久土地出让权。如此一来，就可以一下子把这些农民的财富提高。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内需市场才可以真的搞起来。当有钱的农民有能力消费合理价格的消费品，如奶粉等时，生产企业因为利润太薄而总是想用不良手段来变相提价的现象，就被杜绝了。

在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上，不能让它继续依赖于一次性的卖地，而是应当征收经常性的地产使用税。即地方政府可以对农民转手出的地，根据出售价格，按照一个百分比年年收土地税，这个再加上一般性的商业消费税，基本上可以解决地方政府的收入问题。

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这也是一个切入点。可以类似地运用在资源、能源项目上。在向外地提供能源供应的少数民族地区，如新疆和贵州，增加地方留利，建立专项的少数民族发展基金，在地区经济发展上，吸收来自于其他省区的新移民，在商业贷款上，为少数民族企业和多民族企业提供优惠利率，促进民族融合、合作和团结。

在两个少数民族地区，即西藏的拉萨和新疆的南疆，内地的新移民确实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对很多当地人来说，最担心的是原本有五双筷子夹菜的碗，现在有十双筷子伸进来了。而且由于在职业培训这些软实力上实力不足，本地筷子要和外来筷子争肉，恐怕还处于竞争的劣势。

但是如果能做到让这些地区的人民享受到了良好的农民合作政策和土地开发利用政策的好处，又得到了提高能源价格和西部省份增加留利的好处，再在中央政府的基础投资带来的经济发展进程中，让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以土地入股，或租出地方给外来的商家等等，享受到经济发展的利益，那么一切都会好办得多。如果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发现，外来的商户越多，移民越多，他们经济上的收益越大，他们就会热烈欢迎外来户。而能源行业以及在西北地区建设的面向中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增加的人口和收入，还会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

现在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如南疆，确实有本地的知识分子担忧自己少数民族的文化会不会丧失，自己的语言会不会消失。其实这些担忧和汉族地区的一些知识分子担忧其文化会不会被西方文化取代同出一辙，就是对自己的民族文化缺乏信心。而这种信心在很大情况下，是因为大家的荷包太瘪。如果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能够得益于经济发展，钱包鼓了，那么就和其东部地区的汉族同胞一样，拽起来了，会对自己的历史、文化、语言和风俗充满自豪。在这种充满信心的情况下，对其他民族和文化就会有平常心态，而不是一种带有怨气的报复捣乱心理，这时才会开始真正产生“和而不同”的民族融合心态。而在这种情况下，以民族融合为基础，就可以开始落实真正的民族自治。

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大部分源于苏联，但没有全盘照搬。这些政策有利有弊，其弊端可以从苏联的最后分崩离析中看出一二。其实苏联虽然号称有一百多个民族，但其民族之繁杂要少于中国。苏联在民族划分上受到欧洲影响太重，划分的标准太细，本来少少的不到3亿人，就划出了这么多民族，比中国10亿人的民族更多，这其实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中国当年也按照这种标准划分，那么光是自称汉人的人民里面，估计用基因、语言、风俗、血缘等等越切越细，少说也要分出几百个不同的民族出来。

民族林立的缅甸，未能处理好民族关系而兵戎相见。图为克钦、克伦和佤族军队(均为反政府军队)

好在当年共产党对苏联的少数民族政策没有照单全收，不然的话，中国的少数民族最起码也有500多个。当时由各少数民族地区报上来的自身民族，云南就有400多个，贵州有100多个(今天的缅甸就堪称有100多个不同民族，越南也有54个民族)。而中国在最后确定划分民族的时候就没有把与蒙古族相联系的新疆的图瓦、卫拉特等不同支派分出来。不过中国当初的划分，也有其不当之处，就是走了另一个极端，过粗。但是历史上的事情，过去就过去了，如果今天要去纠正这些做法，未免落人口实。

笔者曾提到唐朝李世民的民族政策，对后来的几朝影响颇大。在唐贞观四年，唐太宗平定了突厥，对表示愿意归附的10万户内迁于中原，并在该地设置一种特区单位叫“羁縻州”。实验取得成功后，唐太宗将其做法推广，这也导致了见于史上的州府有856个之多。在这个基础上，又建立了代表中央政府的都护府，先后有六个，分别是安西(辖天山南的西域)、北庭(辖天山北)、单于(辖今呼和浩特)、安北(辖今蒙古国)、安东(辖朝鲜)、安南(辖越南)。这个都护府制度采取的是双轨制，颇有些像邓小平在香港实行的一国两制，即由中央政府的办事处执行边防等事务，而把民事交给由中央政府任命的当地人管理。

其实一个理想的国家，当然是一国一制最好。只不过这种双轨的安排，主要是考虑到历史、文化、民族、宗教等不同的原因，希望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使一个国家的不同种族和地区的人民，可以既形成一个有凝聚力的国家和社会共识，又可以保持自己独到的民族文化传统。而这种安排的重点用意，在于既保证国家有一个大同，即人民具有共同的国家意识和身份界定，在同样的法制基础下享有同样的公民权利和义务，又能够根据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和不同亚文化，来维持大同下的小异。

当然，香港也实行的是“一国两制”。但香港的情况与少数民族地区不同，香港经济高度发达，整个社会系统运作较为有序，保持“大同”的工作已经由特区政府在做，对中央政府驻港机构的要求偏低。香港也不和其他国家相邻，所以在防务上的要求也很小，并且最重要的是，香港比较小，所以不必专门地将“大同”“小异”分开管理。

在谈完了解决东西地区差距过大、城乡差距过大，以及汉族与少数民族地区差距过大的方法之后，再来谈谈缩小社会收入分配的问题。在“均贫富”的政策上，《新劳动法》应该严格执行，以保证低层工人的工资收入，来刺激内需消费市场。

其实看百年来世界各国刺激内部消费的做法，大概可以采取的是三类:一是提高工资，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或者劳动法之类来保证工人的收入水平;二是类似于罗斯福新政救急措施，进行政府补贴，即由政府向收入低的阶层发放政府现金劵，使这个阶层可以消费;三是近30年来美国采取的方法，一方面压低工资增长，一方面创造低利率环境，鼓励老百姓借贷(当然借贷的不止老百姓) ，比如信用卡的消费贷款或房价贷款，以膨胀消费。第一种模式其实是最明智的，凡是看到了这一点的领导人，或者实业家，比如大亨福特，都是真正弄明白了市场经济原理的人，即对于社会来说，工人的工资不是私人老板眼中的成本，而是社会购买力的一部分。第二种主要是大萧条的时候采用的办法，罗斯福和希特勒都在不同的意义上采纳过，比如以工代赈等做法。第三种最近20多年来从美国发源，进而风靡西欧乃至中国的台湾和韩国，其实是最危险的做法，因为其本质上不可持续。

果然，美国的方法被证明是不可行的，因为其实行的是“寅吃亥粮”(卯粮大概十年前已经吃完了)的做法，整个国家和人民的负债率推得太高。以美国在次贷危机出现之前的2006年为例， 60%的人们生活水平要低于2000年，而且工资收入呈现负增长，这还是中国大量廉价商品通过低价出口补贴了美国穷人后的结果。

用政府财政支持的方法，只能解决一部分特贫阶层的生活，但是如果中国政府能够彻底放弃“向美国接轨”的医疗改革(其实美国老百姓也有医疗、教育、养老三座大山，尤其是前两座，年年上涨，几乎破坏了美国的社会团结) ，最终回到国家主导的全民医疗保健，并完全提供免费教育。那么这也能提高中国百姓的消费欲望。

与其让对外出口的企业继续压低工人工资，不如强制实行新劳动法，提高工人工资，然后通过罗斯福式的财政刺激，让中国内部增长起来的消费市场，消化因国际市场萎缩而产生的过剩制造能力。在经济状况低迷的时候，采取财政刺激政策几乎是唯一的可行方案，而相对于世界各国的政府，中国政府的财政状况应该是最好的，在这方面可以大有作为。

换句话说，以中国政府的财政能力，可以有两种方法帮助自己度过目前这次世界经济危机，一种办法是继续保护现有的外向型出口加工业和其既得利益者，通过中国政府注资美国政府，试图让美国政府用借来的7000亿美元刺激美国经济，促进其消费，从而带动中国的出口，和解决中国的低工资劳工就业。另一种办法是中国利用自己的财政能力，刺激中国自己的内需市场，将中国的出口加工能力被自己的内需市场所消化，从而带动经济转型。

笔者的建议，当然是后一种方法。

据一些美国零售商的资料，在美国销售的中国货价格与其在中国国内的生产成本基本上是美元价格和人民币价格在数字上的对应，即如果一个商品零售时标价20美金，其成本价可能大概是20元人民币，由于这中间价差基本都归属美国零售商，所以以合理的利润率转销国内，似乎中国的内需市场是能够承受的。通过这个转向，还能将相对更严格的对外出口商品质量管理，应用到国内市场，当是对中国自己的消费者的一个好事。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如何应对，能否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实现经济转型，对中国下一步的发展，有深远意义。

除了笔者提出的削强藩，均贫富之外，第三个要做的方向性大事就是严吏治。严吏治，在一些方面已经有好的进展，比如说高官问责制。出了事情，你就要下台，这在现在出现的一系列事件中，如毒奶粉、矿难等等，都立下了好的习惯。而下一步要做的是精简机构，增加监督。

除了对地方官加强监督之外，尽量将非关键性的行政部门功能，转移到社会上。这可以成为整个改革的一个方向。如何放开对媒体尤其是互联网的控制，增强舆论监督和民意问政，使人民可以更多地参与到地方的政治决策过程，对吏治的整肃都极其重要。

但是放开舆论的另一个重要前提考虑，是如何形成民间非官方的理性民意领袖，可以对民众的情绪具有正确的引导作用，而不能让有海外敌对国家支持的组织势力和内部的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利用突发事件传播谣言和误导群众，企图以此扰乱社会，破坏中国的稳定。笔者的建议是，加强对这个方面的立法，一边逐渐将言论自由的空间放开，另一边对违法分子和敌对势力的执法进行加强，这才可以使中国的舆论向理性成熟的方向发展。在这一方面，美国的经验值得学习。美国对于国外势力和资本(大概默多克这种本阵营力量除外)涉足本国媒体有严格的控制(也是18世纪建国以来恐英情绪的一贯传统) ，那么中国，也应该严格禁止外国势力和资本涉足中国的舆论企业。此前一段时间，似乎中国的情况要往相反的方向走，如果放开外资控制信息企业这个口子，自然就会将舆论的权力交出去。舆论的市场控制绝对是一边倒的，无论是国外势力还是国内利益集团，看看俄罗斯媒体业走过的15年历程就知道，普京总统要耗费极大的力气，才能收回媒体舆论的主导权。而如果对影响一个国家安身立命的笔杆子都不掌握好，恐怕将来枪杆子也拿不住了。因此，对中国的改革，尤其是涉及政治体制方面的，一定要慎之又慎，如履薄冰，不能急于求成，变成邯郸学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