梧桐不禁三更雨，起坐寒星一缕烟。

——自题

谈到中日关系，必须从一个世界性的大局去看问题。日本作为一个经济和技术大国，有利于打破世界的经济和技术由欧美垄断的局面，对中国是一个有益的因素。但日本作为政治和军事上的美国殖民地，则对中国有害。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日本可以扮演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如果日本采取亲华政策，则对中国崛起是一个助力，反之，如果日本采取仇华政策，则对中国崛起是一个阻力。当中国的发展迫使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转移到东亚，日本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一个分支，会帮助中华文明，在同西方文明争夺形象力上起良好作用。

站在日本本身的角度看，在这个世界性的大变革中，如何有效保障自己的国家利益，在中美两大超强中平衡关系，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比如说，日本希望加入联合国安理会，成为一个没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为其国家正常化迈出重要一步。但问题是，如果日本的立场完全亲美，中国就肯定会否决这个提议。而如果日本的立场亲中，美国又不会让其入局。

所以对日本当政者而言，一个最好的选择是，目前尽力发展和中国的经贸关系，在给予中国技术和投资上支持的同时，也享受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但是在军事和安全层面上，则继续依靠《日美安保条约》，对中国军力的增长持提防的心态。等待过一阵时间，在安全得到保障之后，就必须加快和中国的军事交流和合作，使中日和平可以有一个更坚实的基础。而当中日合作深化到日本真正成为中国的合作伙伴，日本对中国增长的军事实力不再恐惧的时候，日本就可以取消《日美安保条约》，把美军从东北亚赶出去。

所以中国在对日政策上，必须着重三点:一是经济上更紧密的合作，二是军事上加深交流和互信，三是政治上定期的高层互访。至于在民间情绪上，中国人可能还需要一些时日，才可以从历史的阴影中走出来，开始真正感受到作为大国国民的自豪。对日本的一些右翼分子的行为，不需要有过激的反应。这一点，中国人需要像美国学习，美国人对日本教科书上对珍珠港的处理，完全不予理会。对美国人而言，实力决定一切，如果你日本人觉得可以向美国叫板的话，顶多我再扔几颗原子弹而已。

对日本而言，过去以有限的人口和资源，与大国抗衡，靠的是全民族狂热的团结和牺牲精神，但是在核武器出现之后，这一套就完全无用了。在当今的世界上，恐怕只有中国、美国和俄罗斯具有足够辽阔的国土，可以经受住一场核战争。像日本、英国等之类岛国，则根本没有胜算，一次核战争之后整个国家和民族都不再存在，所以没有资格和别人再找架打，只能靠维持足够的阻吓能力来增加敌人的成本。再加上战后日本在美国的统治下，人民享受到了非战的好处，军国主义想在日本复活是难于上青天。

除了在国际上如何伺候两强让人头痛以外，日本面对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人口老化和人口减少。由于东方人的生活和饮食习惯，日本是一个长寿社会。在加上发达国家养育孩子费用昂贵，人们普遍不愿生孩子。另外在现代社会，如果男女较为平等，如北欧和北美，因为丈夫比较愿意帮忙做家务，妻子会比较愿意生孩子。而如果歧视女性比较严重，如日本和意大利，女人通常不会愿意生孩子来增加自己的负担。在这种人力资源日益稀缺的情况下，一个国家通常不会好战，而希望有一种安宁的生活。

根据人口学研究，当一个社会平均年龄低，每个家庭的生育率在 3—5胎时，因为年轻人多，社会结构不稳定，国家通常比较好战，每个家庭也比较容易接受家里有一两个孩子为国捐躯。相反，对日本和中国而言，其低生育率导致的社会结构都会使得人民越来越希望和平。日本的人口减少使其不能承受大的战争带来的人口损害，而其补充劳动力，输入海外移民的首选，又是来自中国上海等地的留学生。在这种情势下，如果有人还在宣传日本威胁论和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论，大概没有多少事实基础。

而中国因为计划生育带来的独生子女问题，也不会轻易和别人动刀动枪，本来能够不用战争解决的问题不要用人命去换，从来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家如写《孙子兵法》的孙武大力提倡的。战争只能作为最后的一种无奈的选择，往往代价巨大、所得甚微，正如美国在伊拉克的战争，到现在还是损失惨重，看不出结束的一天。中国在历史上长期占据世界经济第一的位置，不是靠战争得来的，而日本今天的经济强国地位也不是靠战争获得。所以中国和日本之间，完全有能力避免一场对大家都没有好处的战争。中日间的任何冲突，都会损害双方的利益，而推迟世界中心向亚洲区的转移。任何中日摩擦和对抗，直接得益者都会是美国和欧洲，因此每当中日关系有所发展的话，你就会听到不少撩是斗非的声音，攻击中国政府。而这些声音中不少来自海外，你必须知道他们的资金来源于何处，才可以对他们的意图进行分析。通常很多海外的反中国政府势力，在美国和欧洲的财政支持下，会进行针对中国政府的舆论和行动。当这些行动和舆论产生危害时，中国政府不得不对美国和欧洲作出妥协，在关键利益如中东和北非上作出让步，而这些西方的帮手，又会转过头来指责中国政府出卖国家的利益，让中国政府两头不是人。

2008年的中日东海协议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中国在历史上，处理这个问题的一个最大的失误，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没有要求归还琉球的主权。当年琉球被日本强占后，被美国总统威尔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新划定世界边界时仲裁给了日本，而清政府或北洋政府都从来没有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罗斯福总统曾两次向蒋介石提出归还琉球主权，都被婉拒。当然，以那时国民政府的施政水平，连台湾人民都要被逼出来个“二·二八”，所以就算琉球人民对日本军国主义深恶痛绝选择回归中国，国民政府也不一定有能力管好。如果琉球主权没有归属日本，那么日本不光在东海，连在钓鱼岛上都没有资格和中国谈判。但将琉球主权收回在今天已经是完全不现实的了，但如果这个争议一天不解决，中国，至少在民间，就应该以某种形式支持琉球独立作为一个反制方式，作为压日本谈判的基础。

中国政府当前的策略是极其有远见的。在坚持中国的主权底线下，对日本进行一点让利的甜头。其实对一个大国而言，不论是有利于大陆国家的国际关于大陆架的条款，还是有利于海洋国家的关于专属经济区的条款，你都不能让西方控制的所谓国际法庭来决定你的主权。中国完全不能指望西方的法庭能以不对中国怀有偏见的心态来进行仲裁。这样的主权纠纷只能由纠纷国的实力来决定。而中国目前在面临日美军事联盟尚存，直接对抗并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当然应该选择将主权纠纷留到以后，等中国的实力强大之后，再去解决问题。

在搁置主权争议后，对该争议地区进行共同开发，是唯一的可行方案。如果中国和日本在这方面不能有个双方都满意的协议，那么就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比如，假设中国强行在春晓等油气田进行开采，则由于春晓本身位置并不在争议范围之内，日本除了抗议(以春晓油气田会从争议地区吸收油气为理由)之外只能做些象征性的举动，比如让得到授权的日本石油公司在争议水域里勘探等。虽然中日不会因为这些相互姿态性的挑衅动作，包括可能的舰队或军机的短暂对峙，来一场真正的军事冲突，但是东海局势和中日关系就必然会呈现紧张状态。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在东南亚的布局就可能受到不良影响。本来，目前控制南沙群岛的几个东南亚小国和中国之间已经达成了共同开发、和平解决的协议，这些小国也根本没有兴趣去挑战中国在南沙群岛的地缘战略利益，甚至视中国军力的存在为它们的保护力量。但一旦中国和日本在东海争议海域上剑拔弩张，这些国家对中国许下的承诺就会有所怀疑，从而为美国军力介入南沙群岛问题提供一个极好的切入点，使美国可以高姿态地重新驻军这些国家。

因此，如果不能达成共同开发协议，这串可能的连锁反应基本使中国无法在这些海域进行开发。今天能源对中国的发展如此重要，而国际油气价格又持续高企，中国守着这大量油气储备却无法开发，岂非浪费？换一步说，由于能源价格高企，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加大对各类可再生能源的研发投资，不排除在今后的数年内在这个领域有重大突破。如果等到未来去解决争议，可能那时的油气资源已经不再那么值钱。正如俗语里一句话，一鸟在手，胜过二鸟在林。

其实对于中国今天的发展，寻找稳定和多元的资源固然很重要，但是如何尽快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是最迫切的事情。减缓能源需求和供应之间的不平衡压力，改善现在的环境污染，这些问题都急切需要解决。中国在这方面比西方发达国家落后至少有20年之多，能源利用效率要差于美国的2. 5倍、欧盟的5倍和日本的9倍。中国的落后低效率不光存在于对能源如石油、天然气的勘探和开采上，还存在于提炼和加工方面甚至终端消费上。当年中海油出高价并购尤尼科，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获得先进的开发和提炼技术。但由于美国其他石油公司担心中国会打破他们的技术垄断，从而增强在世界上开发油田领域的竞争力，通过其控制的美国政府令收购计划失败。如果中国能够通过东海开发和日本公司合作，就会绕过这个阻碍，有助于中国获得这些先进科技。

日本与中国正好相反，在节能上位于世界前列。日本人创造1美元的GDP只是美国能源消耗的37%，是名至实归的世界第一。除了其完整详细的法律和全民族的节能和环保意识，日本在如何有效综合使用能源上，确实有令人佩服的一套。笔者在数年前就建议中国应该以东海合作上的让步来换取日本在高能效技术上无偿或低价转让。这样不光可以为中日两国人民创造出一个更好的居住环境，而且光是中国节省出的能源，恐怕已经不亚于开采出来分给日本的分额。而从中带来的合作的好处，又是多方面的。

如果日本无法分享东海的能源，那么在当前的局势下，日本只好在美国控制的伊拉克油田(是否可以顺利增产达到设定目标还是一个未知数)等着买入经过美国大石油公司和华尔街大投资行拼命吹泡的高价石油，或者就是利用日本庞大的外汇储备，加入非洲的油气资源争夺战。目前欧美仍然占非洲石油出口的57%，为最大市场。中国占非洲石油出口14%的份额，已经引起了来自美国和欧洲的口诛笔伐，试图利用苏丹达尔富尔和抵制奥运会来逼迫中国吐出来。而且目前中国尚无其他亚洲竞争对手——印度是作为合作方跟在中国的背后一起合作，比如在苏丹的大尼罗河石油公司里，印度的股份就有25%，这样的合作就为中国减少了因为竞争而推高的成本。如果日本再加进来抢油，而且也学中国抬出“投资无附加条件”的招牌菜，肯定会推高中国在非洲开发石油的成本。

反之，如果日本能和中国合作，以其自身技术能力，以及方便从西方拿取技术的身份，配合中国在国际政治和外交上的身份，由中国的石油公司带着日本一起玩，就可以使日本的海外能源来源多样化，还能够参与到美国和欧洲都够不到的地方去开采石油。一旦日本的能源来源不必完全依赖于美国，日本就会比较愿意对美国的全球政策上摆出一副不太热心的“保留态度”。又由于日本的能源来源更多和中国扯在一起，自然会比较容易赞同中国对全球事务的看法。而当日本不得不服从于美国的诏令而参与对某些国家制裁的时候，就可以在中国成立由日资公司控股的影子公司，或者同中国公司合股组成中国法人公司，绕过美国的制裁限制继续到这些国家做生意。

中国在与日本达成东海合作协议后，除了引来美国和欧盟对东亚经济一体化的疑虑以外，俄罗斯恐怕也会发表一些怨言，因为中日合作使其在西伯利亚油气资源奇货可居从中渔利的谈判姿态必须放软，但俄罗斯也不得不服。而在中日合作基础上，美国在与中国能源技术的合作和转让问题上，也同样要降低价码，以免让日本独占中国市场。如果中国能够有效利用日本和美国的技术，并在其上进行改进，在清洁煤、液化煤、二氧化碳地下储藏和人工光合作用等方面有所作为的话，就可以大大减低中国对海外能源的依赖，从而降低中国由于争夺资源而同美国和欧洲造成冲突。本来，由于中国是这几年来唯一一个持续进行大规模基础建设的国家，中国对原材料和各种金属的需求量极大，但因为还没有抢进西方列强的饭碗，因此在原材金属领域西方还是比较容忍。但在石油和天然气能源上，由于西方经济极度依赖油气，中国的小小动作，就会造成满堂喊打喊杀。

事实上，美国的节能高技术与日本相差不是太远，但由于美国政府，尤其是外交和国防领域，被石油公司操控，任何国内的节能计划通常会被政府反对而胎死腹中。现在美国一天要消耗2000万桶原油，其中1100万桶需要进口，这个消耗量的69%是用于包括开车之类的运输，只有大约4%用于发电。所以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要改变美国人对海外石油依赖的首选，在于如何改变当前的交通技术和生活方式，而不是如何利用太阳能发电。其实在70年代，美国已经有很成熟的电动车技术，可是由于政府的阻扰，这个技术完全没有得到发展，即使在今天油价不断攀高的情况下，也只是电油两用车初成规模。相反，倒是那又斩杀美国纳税人又忽悠环保义士，享有发展中国家“粮价杀手”美称的生物乙醇燃料，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

2008年后，国际上一帮“战略家”除了大谈由美国和中国建立共同管理世界的G 2新概念之外，又多了一个P 3的玩意，也就是所谓“太平洋三强俱乐部”，由美国、日本和中国参与来解决全球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另外，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提议把加拿大从G8里赶出来，让中国代替。还有另一种能“容纳”最多国家的提法，就是在现存的G8基础上，扩大到G 13，加进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和墨西哥。这各种提法，都是为了应对中国成长为一个世界超级大国而对世界新秩序作的重新安排。但是这些提法都忽略了一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无论哪一种排他的俱乐部，都无法对国际性和地区性的事务做出全面的操控，没有一个俱乐部可以涵盖所有面临的挑战。

比如说，如果要谈到石油问题，你不能不包括沙特阿拉伯。可是除了石油问题和中东问题之外，沙特又不能在其他事务上有所作为。那么你的这个排他性俱乐部到底包不包括沙特呢？再比如，地区性的争议，比如在非洲或者拉美的问题，你不可能不首先考虑当地的国家或国家联盟如非洲同盟和未来拉美同盟的意见，但这些地区联盟又不可能对其他地区的事务有太大发言权。所以合适的体系，还是应该变成由最主要的国家形成一个小圈子，然后又在具体事务上临时加入各相关团体。

那么这又和现在的G8体制有多大区别呢？俗话说，汤多不入盐，主要的区别是现在的G8俱乐部闲杂人员太多，真正符合资格入会的人士太少。从国家分量来看，加拿大固然是个十足的假货，但是其他的国家也好不到哪里去，意大利就是七成水货，连法兰西、德意志和不列颠都是三成加水。俄罗斯和日本如果合并变成一个国家，则倒是名副其实的硬通货。可惜两位仁兄都是一条跛腿，日本跛的是政治腿，俄罗斯跛的是经济腿。只剩下来一个美国，挟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和外交的超级强权，才堪称当然会员。这也难怪当初新保守派分子们上台时有种投鞭阻流的气派了。

另外一个问题是，由于中国的异军突起、别具一格，也给当前的格局造成一个极大的困扰。本来一个俱乐部都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来参加的不光是要够资格交得起会费，还要有同好、同趣和同心，才可以同声同气。而中国就是与大家不同，如果你不拉进来玩，那么这个俱乐部就是形同虚设，而且好多事情都是只能以口水漱牙，大家磨一阵子嘴上的粗皮，往外喷上大大的几口吐沫而已。可是如果要拉中国进来，就要大改章程，结果可能让原先说好的足球俱乐部，变成了美式足球(橄榄球)俱乐部，搞到与设计的原始初衷风马牛不相及。

大家都知道，这里的差别在于意识形态下的政治制度。以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西方自然不愿放弃其自以为是的个人幸福感觉，照着镜子忸怩作态，自己把自己爱得差不多要昏过去了，哪里愿意为了你一个“丑陋”的面孔而削足适履，改变他们的游戏规则呢？那么要中国人改变，才可以入会，这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可是，如果中国人变得太慢，等到合乎这个俱乐部的入会资格时，也许俱乐部早就破产了。更何况，中国人小日子越来越红火，可能真的不想改变其经过实践检验的成功方法而去整容加入你家俱乐部呢!

当然也有人士认为，为什么中国不快点变成俱乐部要求的标准呢？答案就是，如果中国吃了这张开出来的药方，然后兴冲冲地赶去交俱乐部申请书，可能在还没有走到俱乐部大门口的时候，就已经病发而死在路上了。

其实明白这个道理很简单，近的不说，看看当年俄罗斯的经历，大家就知道这种以西方药方为蓝本的所谓政治改革，其实是饮鸠止渴。说难听点，只不过是西方在新的形势下，为大家开发出来的新型鸦片，让你吸了毒后，毒瘾大发，好比17年前那些被丘拜斯、盖达尔忽悠得不行的俄罗斯老百姓，觉得很high很快乐。然后等毒瘾过后，俄罗斯的老百姓再回头看，就觉得自己真是好傻好天真。

许多人会说，中国人都没有搞过议会民主和选举，当然不知道里面的好处。错了，中国人早就搞过议会民主和选举，最后搞到国家变成了一个个独立的小王国，只是到了1950年，才又靠着几千万条生命的代价，变成了一个虽然不富裕，但至少不被列强鱼肉的国家。在中国议会民主的一幕很有趣的戏，就是1923年曹锟选总统。当时来自全国各地的议员们已经将自己的选票开出了价，大致是5000个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袁世凯的光脑袋银洋。5000个“袁大头”碰撞在一起，估计比拉斯维加斯的老虎机吐硬币的动听音乐更要接近天籁，够这些人民代表们天马行空，想入非非一阵子。(www.daowen.com)

可惜中途杀出个程咬金，据某家大报(如同美国拿手的宣传战)爆料，曹三傻子刚刚用10万块钱娶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妓女做四房姨太。这一下，整个国会炸了锅。群情激愤，这些谦谦君子们怒火万丈，开始讨伐曹锟的恶劣行径。唉，也不是大家真的贪钱，只不过发现堂堂民选的国会议员拿出来卖，居然还卖不过一个小姨子!而且一个小姨子居然值20个国会议员，真是斯文扫地，是可忍，孰不可忍!这一下不得了，曹锟赶紧约见议员，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并公布了事件的真相:此系一些别有用心人士所为，其实买妓女只是花了4万大洋而已。接下来就是一轮轮国会议员的讨价还价，唇枪舌剑，结果最终以每位议员1万大洋成交。通过这番实践，民选的国会议员们真实地感受到了民主赋予的权利应该怎样善加运用。最后，曹锟先生赢得了593票中的480票，高票当选了伟大的中华民国总统。

不过回头来看，曹锟虽然绰号叫三傻子，其实智商要比美国两次由人民选出来的布什总统高些，至少曹兄是靠自己的本事在社会中出头，不像布什老弟，要靠着前总统老爸和州长弟弟又推又拉抬上总统宝座。也许有人又会说，那些时候的歪脑筋道道，今天大家都已经开化，没人会去玩。笔者看说这话的人，估计是没有去过印度、菲律宾、日本、韩国还有我国台湾等地，看看“真正的民主选举”是怎么玩的。其实标价方法和收钱方式和前中华民国的选举基本相似。也许会有些人说，这些都是在低素质的亚洲人手里弄得民主变形，人家北美和欧洲的就比较像样。其实应当用北美欧洲“更高明、更精细”来描述要更准确一些。不信的话，如果你有钱，想在美国收买官员替你效劳的话，笔者倒可以教你几手。比如说，要办什么样的事要对应买哪几个官，每个什么价，什么方式付款，如何保证回报等等。记住，这些可都是合法的哦。

左: 1923年的曹锟撒大洋贿选;右: 1996年的叶利钦用国有资源类企业低价转让换总统

笔者并不是说议会民主一无是处，相反这里有很多方面值得中国学习。但是，如果个个明白人都要把自己读成假洋鬼子，张口托克维尔闭口光荣革命，对美国和西方制度一知半解，对实际操作完全一头雾水，只是满足于读完几本民主入门傻瓜教材，就成日高谈阔论，在不了解西方的政治实践，又不了解中国传统深入民心的政治理想的情况下，盲目用西方政治理想来批评中国政治实践，硬套制度，那么倘若这些人待在海外，还只是增加些噪音，倘若待在中国的学校里，也还只是妖言惑众多骗几个后辈而已，但如果这样的人在中国当政，那可就是大难临头。这时就一定要起来推翻他们，免得这些江湖术士把中华民族再次拖进四分五裂的深渊，害得大家又要辛辛苦苦地再去统一中国一次。

在孙中山对美国的民权充满向往的时候，超过数百万的美国黑人还在集中营里做奴隶。自从林肯赢得美国南北战争之后，法理上黑人已经成了自由人，不再被当成奴隶，但美国宪法和其他法规并没有认定把黑人当奴隶这种举动是犯法的条文。于是，美国南部各州自己颁布了形形色色专门针对黑人的法律，比如说黑人在任何时候必须证明自己有一份合法的工作，否则就立即抓去坐牢。在这种情形下，很多黑人就成了犯人，被南部政府合法地租给美国的大企业如美国钢铁公司等，作为变相的奴隶来用。在这些强迫的集中营里，黑人受到的待遇是非人道的，各种类似于关塔纳摩的酷刑和折磨方式层出不穷，许多在营中的黑人在沉重劳役压迫下，疾病得不到治疗，折磨无休无止而丧生。而美国公司在租用这些罪犯来开采矿山，修建道路时，则赚取暴利，还借此获得谈判筹码，击退了白人工会的罢工反抗。到底多少黑人被奴役，仍然没有总的数据，但是光在阿拉巴马一州，至少超过20万黑人被租出去。

这个情形一直持续到1941年，才由罗斯福政府出来干预。而当时干预的原因是，日本帝国利用这个事件开展的道德宣传攻势非常成功，让美国政府在国际上名声扫地。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美国需要大量人力从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军需品的生产工作。于是在珍珠港事件的第四天，美国政府立法限制出租黑奴。可以说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们阴错阳差，救了黑人一命，但马上又把无辜的美籍日本人变成了新奴隶。而当时的中国政府也趁此机会，由宋美龄主导，借美国敌视日本，同情被日本侵略的国家的人民的时机，推翻了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

在1930年仍然在做事实上的奴隶的美国南方黑人

而美国和英国放弃所有不平等法案所带来的在华特权，其实也得益于日本军政府和汪精卫伪政府签订的日本放弃不平等条约的协定。所以，美国和英国被迫不得不作出比日本军国主义“道德更高尚”的行为来。即使是后来的黑人民权运动，如果不是苏联的政治攻势，估计很难预料其结果如何。甚至在半黑人奥巴马出来选总统，已经经历了两任黑人国务卿(鲍威尔和赖斯)的今天，美国年轻黑人男性中仍然每九个人就有一个在蹲大牢，而且这种局面彻底改善的机会基本上还不存在。

所以有人戏谑的解释说，美国宪法上的“人人生而平等”是翻译错误，应该是“所有(白人)男性(被上帝)创而平等”。女人当然不能算人，其他人种的男人(只要不是盎格鲁撒克逊后代或德国北部和北欧的日耳曼后代)自然也不能算是人。如果明白这个道理，就大概能知道美国社会骨子里从来倡导的都是精英政治(打着自由的旗号，让这些优越群体名正言顺控权) ，而非真正广泛的民主政治。美国当年可是只讲自由不讲民主的。

任何一个社会，在考虑如何维持其在稳定和变化这两者的平衡时，都必须面对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如何创造出足够的流动性，让穷人能通过自己合法的努力，在社会中出头;二是如何保障富人的利益不受非法的社会行为的损害。如果不能保证前者，那么这个社会除非用宗教等手段麻醉底层，否则长期苦干却眼看要做一辈子牛马的人，迟早会揭竿而起;如果不能保障后者，那么这个社会就没有了目标和公义，因为大家随时都可以用对社会的财富分配“愤慨”不满的旗号来要求重新洗牌，那么任何个人规规矩矩的奋斗和努力，就毫无价值，大家只要知道如何揭竿而起，用枪杆子打土豪分田地就行了。

中国的传统社会在这方面做得最好。其中一个重要制度是儿子们的平等继承权，这个制度使中国传统社会富不过三代。有钱人通常会多娶老婆，然后由众多的儿子分家，就难以代代积累形成拉美庄园主那种超级大富豪。当然，现在不可能这样多娶媳妇多生儿了，所以只能通过高遗产税和劝人为善多多捐款来解决。另一个保障是教育平等权和科举制度，给予任何有志向的穷苦人以一个奋斗的机制。此外再加上对外战争立军功加赏的办法，也给了人们一个向上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体制。所以在这些机制中，通常被逼着落草为寇的人，都是实在没有能力在体制内过关斩将的挫败者，比如清朝的洪秀全就是一个多次落第的秀才。

而人类社会就是要有这样的制度，既让所有青年洪秀全不会成为中年洪秀全，又让沈万三儿子和孙子不再继续富裕如祖宗沈万三。

美国人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美国一个最根本的基石是法治，只要程序合理，不求结果公平。在美国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不考虑你到底如何得来的。比如卡内基是盘剥工人得来的万贯家财，布什家族是靠贩卖黑奴和与德国纳粹做生意得来的亿万家业，这都不是问题，但是如果有人侵犯他们的财产，就是一个大问题。那么你可不可以剥夺别人的财产呢？可以，只要你合法且按照法律程序。比如在美国，如果你看中了某位人士的地产，你可以跑到他的地盘上开派对、请客、进行野餐之类。如果那位主人太好客，不忍心来扫你的兴来阻止你这些行为，在超过一个时间段，比如说20年后，你就可以正式地去法院递交申请，要求把这块地正式归于你，因为你已经行使了地主的权益而没有人有异议。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中国，当法官作出合法但不合情合理的判决的话，估计中国人立马就会把这个法庭放火烧了。中国人重结果多于程序，重公平多于规矩，重人情多于道理，都使法制的推行具有一定的难度。法不责众，刑不上大夫，都在数量上和质量上对法律的普遍性和公正性进行挑战。这说明中国社会中有高于法律的更高理念，“人民的多数认同”高于法律精神，而且倾向于认为“精英思维”比法律要更有真理价值。

粗听起来，这似乎让人觉得中国人天生就是民主的料子，因为其对“民意”的重视似乎是一个终极社会关注。而民意又代表了天意，天意决定天命，而天命又决定谁来当皇帝这样重大的政治问题。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似乎得罪老百姓的后果，是不可以想象的，是不能不由当权者来负责的。那么为什么历史上经常出现真正的民意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最后搞得历朝历代的皇族们一个个被剥夺了天命呢？

中国历史上屡玩不爽的一个指责游戏，就是把罪责怪到庞大的官僚系统上，“反贪官不反皇帝”。天子是要与民同乐的，而且芸芸众生也是出自内心爱戴万岁爷的。全国人民上下同心，但是在中间却出了岔子。也就是说，国家这大房子的屋顶很棒，基础也很扎实，可惜的是中间的柱子被该死的蛀虫挖空了，搞得国家摇摇欲坠。看来天不变，道亦不变，这帮官老爷们黑了良心，把孔老爷子的教训吐进痰盂桶了。

所以看来问题不在皇帝那里，而在贪官那里。只要我们可以清洗贪官，这大宅子还是会高大光猛、富丽堂皇、生机勃勃。所以说，中国的民意重点不在于如何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甚至也不在于如何选举三里屯屯长，而是在于究竟为什么这个傻冒屯长没有听听“俺”老百姓的说法。中国的民主最大的关注，不是官威(地方政府的威信) ，而是吏治(地方政府的诚信)。所以西方选举民主从原理上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因为西方选举政治重点在于决定政府的威信问题，或者是“为什么这个政府具有合法性”的问题(比如这几个蛤蟆官“合法”是因为俺三里屯人选了这几个蛤蟆) ，但不能解决这个政府的施政合理性问题(为啥这些个选出来的蛤蟆晚上三点呱啦呱啦吵死人)。亚洲国家普遍存在类似现象，生搬硬套西方选举制后就是解决不了本地民生(施政) ，比如印度贫民窟选地方长官，基本都是选举承诺满天飞，选出官后统统忘，老百姓也奈何不得，只能得过且过。

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中国科学院可以发明人工智能机器人，每个村子里放一个做村长，每天就把老百姓的想法按支持度排名，输进去，然后让机器人执行，不知中国的政府效率和行政廉洁可以提高多少？

其实这个假想的机器人村长，它的作为就很像中国传统的技术官僚，这种技术官僚对当地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和派别采取一种旁观和超然的态度。在中国的传统制度中，这个官员必须是外派，不能在本地当官，并要代表中央政府行使管理地方的责任。但在操作实践中，当地方势力增长，比如中国改革开放30年后中央集权向地方分权过度，就会出现由层层地方官员形成的强大体系，自然削弱地方官员代表中央政府的意愿，而衍生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方政府势力。

在过去的体制中，一个来自广东岭南的官员来到山西洪洞县做县太爷，第一个面临的问题就是语言不通。因此他不得不依赖地方上的士绅来协助他的工作。这些士绅们通常是分成两类人士，一是退休后，告老还乡回到本地的老官僚，其中不乏曾出任高级京官如尚书者;二是取得举人资格，就在家等空缺外放，没当官的本地精英。这两类人都是当地的有头有脸人物，在地方上具有影子政府的角色，没有他们的鼎力支持，估计所有的外来县太爷都要一筹莫展。当然，发挥余热的老爷子们以动脑张口为主，随时可以传一两手绝活给本地动手跑腿的后生们，进行做官前的实习训练。在某种情况下，中央政府与地方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一种灵活而多变的契约关系下的，根据形势而年年调整。中国的历史上中央政府对地方上的事务通常干涉极少，只要钱粮(税收)顺畅，刑名(社会稳定)不乱，地方上的事务通常通过血缘联姻的同宗会、商业上的同业会，还有宗教团体等非政府的社会协调组织来维持。

铁打的江山就需要流水的兵，为了维持社会稳定，一个地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就不能同时被一帮人，或者说同一个利益集团所控制。这就要求管理当地的官员必须经常轮换，避免与当地势力结成利益同盟。就算是退休的老官僚可以通过过去的门生或者同僚关系，来干预现存官僚体系的运行，但毕竟是人一走茶就凉，其影响力还是相对有限，要受到现任官员的限制。而一旦出现现任官员压不住当地的地头蛇，被当地势力控制而失去独立和中立的非地方性色彩的情况，就需要中央政府的干预。然后那位手持尚方宝剑，握有先斩后奏大权的钦差大臣就开始走马上任。而由于当地士绅的过度用权导致的社会不公，就会在击鼓鸣钟、拦轿喊冤的信访制度下，通过王朝马汉这些公正的法律卫士护驾，让黑面老包一出场，问题就得到了暂时的解决。

这套传统社会的治理模式在今天似乎就不再行得通了。一个主要的趋势是，在城市化和工业化大潮下，作为农村本地的精英，不再享受原先的社会地位，从而选择“人往高处走”的情形。其结果就是导致了人才在沿海大城市的高度集中，退休的官员也不再返乡过田园生活，而是跟着子女住大城市，甚至飘洋过海一去不复返。而在过去的朝代里，农业税收是国家的主要财政来源。现在，由于农业税基本免除，在农村日常发生的事情也已经不再受到高层的重视，只是在出现大面积的群体对抗事件时，才会引起高层的关注。

其实，今天这个局面的形成，和中央政府在过去几十年采取的经济发展侧重不均有关。因为长期的不均衡发展政策，尤其是在90年代以来过分着重城市发展，使东西部、沿海和内地、大中城市和县镇村之间社会发展极其不平衡，个人机会严重不均，结果导致了各类人才从这些最欠缺的地方流失，造成人才在全国分布的两极分化严重。而当前实行的政府行政制度，又非常近似于元朝忽必烈的吏员入阁制，结果使底层政府管治水平道德水准低劣。

当年忽必烈治理中国，对政治制度进行了两大改革。一是成立新的行省制度，改变了过去郡县的缺乏中间环节的体系，把金朝实行的临时行省制度固定下来。二是鉴于宋朝官僚的重浮夸、轻实干的特点，取消了科举取士，改用提拔本地能干的吏员出任官员位置。这个制度的长处在于，吏员有长期的实际政府行政管理经验，可以处理各种当地事务，其缺点在于由于在本地工作时间长，又与利益集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加上缺乏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教育，贪污腐败就不可避免了。

在现代社会，政府的管理职能日益多样化，从古代简单的税收和治安，推广到现代社会公共卫生、道路交通、乡村企业、教育扶贫等等。在现代社会政府权力必然扩大的同时，却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导致人才流失，使得留守当地的人才出现低素质化，显然政府的管治水平降低就不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事了。而在这个过程中，矮子里的将军们，又变成了庞大官僚机构里的冗员，本来应该在当地的各种社会、经济和文化活动中起领导作用的地方精英，就被这个安逸的工作养懒了。

而在全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局面下，由于市场经济人要求财，自然会产生一个现象，就是城市里的工业和商业利益集团，就会以手上的资金和技术的优势，以开发落后地区为名，趁机形成的不公平竞争条件，对小城市、县镇村实施原材料、矿产、能源、土地和劳动力的低价剥夺。而当地的政府官员，包括从外地派来的代表中央(其实往往更是省级)政府的主管官员，又因为官员指标的设定，必须以经济发展为工作重点，自然希望做出点成绩，有助于升官，就为地方一级的政治和经济实力一体化，即官商勾结提供了温床。

本来，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自然会牵涉到利益的分配，不论是对矿山的开采，还是水库的修建，抑或是新的商品房开发，必然会对各方面的利益博弈提供新的舞台。在这个分大饼的过程中，既然没有太多先例可遵循，就必须留有一点冲突的空间。比如说企业主、政府公务员和平头山民，都会为捍卫自己的利益而斤斤计较，寸土必争。在这种情势下，政府执法部门应该置身于事外，不能轻易地变成任何一方随意动用的私器，更不能成为企业主在同工人谈判过程中，或者是政府人员对待市民中，一旦出现僵局或失去耐心时就随心动用的私人保镖力量。

执法公权力被少数团体、帮派渗透，或者是无止境的乱用，就会形成政治、经济和暴力的一体化，这是对中国社会基础的最大破坏。官商警力被这些少数群体操纵，会让地方的政府管理威信彻底破产。一旦事情闹大，当地政府又无法掩盖的时候，上级指派的治安力量就不得不介入，而地方大员和钦差大臣就匆忙出来救火，平定局势。如果一旦上面一层的省级政府权威失效，那么后果就不敢让人想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