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堂背我随余子，微许知音一叶桐。

——(清)王夫之

除一般贸易以外，美国希望打击的是伊朗的汽油进口和原油出口。也许你会惊奇，伊朗虽然是原油生产国，但在美国数十年的经济制裁下，因为设备老化，缺乏部件，其本国的石油提炼能力已经不能满足国内的汽油需求，而要从国际市场每天买大约700万加仑汽油来消费，占伊朗消费总量的40 %。本来这些汽油通常从欧洲进口，但由于美国的制裁，伊朗不得不转入亚洲市场，从新加坡进口，通过支付欧元现金而逃避美国的制裁。同时，伊朗支付了中国的中石化22亿欧元来将伊朗的两大炼油厂生产量提高三倍，并试图开发天然气液化技术来彻底解决燃油的进口问题。

伊朗政府也试图提高汽油价格，但是在愤怒的年轻车主群体抗议之后，不得不作罢。由于伊朗和美国的对抗会是一场持久战，如何做到汽油的自给自足是保持国内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而美国的当前策略，就是如何使伊朗难以从亚洲进口汽油。

在美国犹太人的大力推动下，美国国会由纽约的民主党议员阿克曼和印第安纳的共和党议员彭斯提出在2007年的制裁伊朗法案中增加条款，禁止世界任何国家向伊朗出售汽油，并惩罚任何在伊朗能源工业投资的国家。

很明显，在伊朗能源上投资的国家，首当其冲受影响的是中国，尤其是中石化与伊朗合作的最新的石油和天然气合同，当时美国就暗示，可能会以中石化是在美上市公司为理由，对其制裁。而中国就暗示，会以中国公司退出美国股市作为报复，来打击美国已经摇摇欲坠的金融系统。

产油国伊朗因为炼油能力不足而依赖进口成品油而导致汽油危机

在伊朗的石油市场上，大的买家除了中国，就是日本。本来日本曾经非常配合美国的政策，从伊朗撤出了投资，但是发现美国许诺的从伊拉克提供的替代石油未能兑现，自己的能源来源遂陷入困境，于是便对美国的制裁不再热心。而且日本从伊朗买入的石油，全部用日元计价。而美国财政部之所以几乎没有对日本施加压力，可能也因为是日本不能不进口石油，美国又没法兑现诺言，日本再不从伊朗进口，就会影响经济，没有其他选择。

印度同样对美国的制裁三心二意。本来印度计划从伊朗经过巴基斯坦铺设供应自己的油气管道，因为美国的反对而泡汤。加上在美国情报部门对伊朗的核计划作出不利于布什政府的评估后，中石化就立即和伊朗签订了液化天然气合同，这些都令印度人耿耿于怀，认为盲目跟着美国走，就是自取其辱。

当然美国的目的也许并不是彻底打垮伊朗的经济，而是要让伊朗人的日子艰苦，最后不得不接受美国苛刻的谈判条件，最好可以造成危机，让伊朗自己内部发生政策争吵，从而给予美国可乘之机进行颠覆。对待中国和伊朗的经贸关系，美国根本不敢用贸易战的威胁来要挟中国，一个可能性的方案就是告诉中国，如果因为中国的不配合，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不能达到目的，那美国剩下的选择就是不得不进行伊朗战争，而那可不是你中国想看到的局面吧!

另有一种化解中国与伊朗合作关系的方法，就是最近由美国《大西洋月刊》上卡普兰在他关于中国的新疆和西藏的一些见解中提出来的“交易”法。他认为新疆和西藏的情形和台湾不同，“牵涉中国人(卡普兰仅仅指汉族和他们看不出和汉族区别的西南少数民族)的民族感情”，所以美国在操作这些问题时，要比较小心，不能得罪了所有的中国人，而使中国成为美国的敌人。最好是和中国人面对面沟通，比如布什总统就不应该学那些欧洲的“小”国(大概指法国之流的不入流国家)去抵制奥运会，而是应该和中国人协商，在新疆和西藏问题上换取中国在世界其他地方(估计如伊朗、缅甸和苏丹等)支持美国的行动。

美国在伊拉克艰辛地经营了5年，终于有机会在纸面上对伊拉克石油进行分赃。2008年年中，西方的五大石油公司，即美国的埃克森、雪佛龙、英国的B P、英荷壳牌，加上法国的道达尔(也许这是为什么法国新总统萨科齐让人觉得比布什还布什的原因) ，终于和伊拉克政府签订了一个私相授予的开发合同。令人瞩目的是，这一交易不遵循石油界通常进行的公开拍卖、价高者赢的惯例。伊拉克政府石油部的石油专家们——也就是来自于上述五巨头的洋顾问们，经过仔细反复评估得出结论:把合同给予这五家公司，对伊拉克政府和人民是最好的选择。

伊拉克油田瓜分示意图

这个合同是在美国和伊拉克政府签订了28个永久使用权的军事基地以及美国出兵抢回石油输出港巴士拉之后，才签署完成的。如果美国可以保证石油公司员工的安全和石油输出管道的畅通，那么就至少可以部分地解决日本的石油短缺问题，让日本在制裁伊朗问题上跟着美国走，使美国可以对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当然，和当初发动战争的原定计划不同的是，美国的人民是无法追回这些年在伊拉克用兵的军费了，直接的收益者只能是这五大石油公司。唯一的变数就是伊朗支持的什叶派民兵(甚至由伊朗特种部队假扮的什叶派民兵)会不会容忍这个抢油合同计划得逞，这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这就令人不禁想问，伊朗一仗到底会不会在布什离任之前开打？笔者的估计是几率不大。其中最大的原因是，伊朗的核计划本来距离核武化尚有一段时间，而假若美国真的动手对伊朗进行空中打击，并不能完全将这个计划摧毁，如果反而引起伊朗无休无止的报复，尤其是在伊拉克通过什叶派反击或直接打击以色列，那都会令美国好不容易叼到嘴里的伊拉克石油肥肉又增加变数，想来想去既不必要也不划算。而且，美国的主要战略目的是占领伊朗，如果不能靠自己的地面部队，就得扶持亲美的伊朗政府，而这两个选择似乎在目前的情况下，都不太现实。不过，如果美国可以将战争的危机刺激到一触即发的地步，一个新上任的美国总统反倒可能用强势的谈判地位，和伊朗暂时消除敌意，来换取伊朗对美国在伊拉克的霸权的承认，不再会挑战美国在伊拉克的大肥肉利益，若能做到这一步，把颠覆伊朗推到将来伺机而动，也不失为一个好选择。

而且，美国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问题上也有和伊朗讨价还价的空间，只要把法国拉进分赃团队里，就保证了英、法两国知道在哪边站队，那么国际上就不会再有在美国的中东政策上说三道四的声音。

那么伊朗肯不肯白白放弃百年不遇的崛起机会，把好不容易吃到口里的伊拉克再吐出来呢？这对伊朗也是一个考验。现在伊朗的对策是:一方面竭力争取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希望借俄国和中国的力量来应付美国和欧洲的压力;另一方面，希望能够有一个相似于欧盟的亚盟出现，能够让伊朗的未来完全与欧美脱节，而成为亚洲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与中国、日本和印度的经济联系来带动伊朗的经济起飞。

两者结合，最佳的选择就是，伊朗能够与中国和俄国建立起一种实际意义上的军事同盟，为自己在研制出核武器之前提供安全保障，进而使伊朗成为亚洲经济圈的一个边界防守力量。其实，伊朗在这方面一直很积极，而俄国也因为北约的步步紧逼而愿意合作，反倒是中国似乎不愿出头，觉得自己力量还是太弱，无法担负起保卫伊朗的责任。

从俄国的角度而言，如果欧洲可以从伊拉克、伊朗取油取气，当然会虚弱其对欧洲的能源武器的威胁砝码。如果能够至少令伊朗的能源全部流向东方而非欧洲，那这是一个力图通过垄断对欧能源供给以作砝码的俄罗斯求之不得的结果。虽然俄罗斯不可以公开出兵“保卫伊朗”，但是在提供先进武器给伊朗上面，俄罗斯也似乎比中国更有能力，也更有意愿。

如果考虑到国际大势的变化，世界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中心向东亚漂移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在这一大变局中，美国的超强角色自然会衰退，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美国的国土、人口和经济实力，还是比较可观，如果美国能及时将其全球力量收缩，而不是再到处在全球扩张，那么它就不会像历史上所有的帝国一样轰然倒塌。美国还会在一个多极的世界秩序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而真正受到打击的反而是欧洲。

在以东亚为核心的新秩序中，最为重要的是中国、日本和印度的经济、政治和外交关系。当这三个国家实现以中国和印度的独立自主的经济为基本，配合上日本在观念中的脱欧返亚(当然美国重兵驻境，有一定难度)时，欧洲的地位就会大幅降低，最后与崛起的阿拉伯、俄罗斯、巴西和南非处于同一层次。

这对西方在世界资源中享有的垄断是一个噩梦。所以，如果能够在亚洲的未来三强中制造事端，以二桃杀三士，引出个火烧连环船，应该是上上之选的对策。而这个“二桃”，从今天的情况来看，就是以石油、天然气代表的能源，以及其他各种原材料。如果美国和北约可以控制住中东，解决伊朗，北上中亚，然后南下中北非，就可以控制住亚洲三强的命脉。至于中南美洲，通过浩瀚的太平洋施加影响恐怕还是一个梦想，只有在20年后，也许集三强之力，才可以和美国领军的北约对抗。但是三强可不可以熬到那一天，出现那样的完美整合，还是互相之间未及达成共识就已经咬个你死我活，都是未定之数。

具有挑战力的“亚洲三士”与能破坏离间三者的“二桃”

当然，从西方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三强中除了中国之外，印度和日本不足为惧。日本在政治和军事上仍然是美国的殖民地，在经济上虽然是世界老二，但是日本人民的卖命工作，经常成为替美国和欧洲人民付账的提款机，比如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的大部分军费都由日本人支付，甚至出现了支付期间因为兑换率变化使原来答应的日元金额兑换成美元后缩水造成的前后差额也要补上的事情。日本人非常恼火，但都不得不忍气吞声。而当日本经济一旦过强，就遭到了美国和欧洲的口诛笔伐，责令悔改，一直到日本陷入经济衰退为止。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市场在外，资源在外，能源在外，一切命脉取决于美国人的脸色，从美国的角度来讲，日本颇像英国的地位，以日本来平衡亚洲大陆的中国，就是学以英国来平衡欧洲大陆的法德联盟。只不过唯一的区别是，英国是美国的堂弟，日本只是美国的马仔。

在南亚的印度，则是另外一个不同的情况。印度邯郸学步，继承了英国人替他们建立的无法运作的民主体系，过去几十年一直无法有效解决国家的发展问题和周边的安全环境问题。凭着一批绝顶聪明的印度软件工程师，以及印度人民作为数学发源地的底蕴，印度终于在全球化的今天可以在外包业中异军突起，在电脑和医药等行业上可以有所建树。但是，印度的体制造成其官僚体系腐败，效率低下，利益集团在频繁的选举中不断侵蚀公共利益。在周边关系上，还是未能完全处理与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的紧张关系，而且印度的战略界和军界，仍然为1962年的中印战争的失败而耿耿于怀，非常容易陷入美国和西方国家利用印度抗衡中国的挑拨离间。印度有限的海军力量，却因为美国在印度洋区域的薄弱而在本地独占鳌头。也许，美国在巴基斯坦的介入还不是太顺手，在缅甸的颜色革命也不成功，在斯里兰卡通过上次南亚海啸的渗透也没有结果，这些超级大国的失手让印度可以暂时心安，但中国的任何举动，哪怕是商业的动作都能让印度精神过敏。

在西方的商业词汇里有两个新词，都和中国有关。一个是中印区(Chindia) ，另一个是中中区(Chime)。

中印区指中国和印度的经济联系和一体化，这将为世界创造出一个巨大的市场。而在历史上，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从来都是在世界经济上排名第一和第二，只是在近代才开始衰落。持这种意见的人，在印度不占少数，他们主张利用中国和印度在人力资源上的长处，比如中国和印度高科技人才在世界上的二分天下的地位，结合中国和印度裔移民在世界各地的经济和商业地位，一方面同欧洲和北美竞争，另一方面甚至可以用这个巨大的中印经济体，带动整个发展中国家集团，如南非和巴西等国的经济起飞。

中中区则指中国和中东的经济联系和一体化，以中东穆斯林国家的能源优势结合中国的制造业优势实现经济合作，中国在政治、外交和军事上对中东国家进行支持，而中东国家在金融和投资上参与中国市场发展，使亚洲可以从太平洋海岸到地中海岸建立起一个富裕和稳定的市场。

对这个远景，西方学术界有不同的解读。以美国和西方霸权为核心价值的地缘战略派，如美国国防部和欧洲各国的国防部，各大西方军火生产商，以及各大能源公司，对这个局面非常恐惧。加上宗教和文化冲突论者，如哈佛大学的塞缪尔·亨廷顿之流，因为散布儒家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合力对抗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威胁，也对这种中国和中东的合作充满疑虑。而西方的另一些强调各文化和谐的人士，却欢迎这个局面出现。他们的观点是，由于西方本身无能力解决中东对西方的仇视和恐怖活动，如果中国的经济发展可以为中东创造出一个富裕和安乐的中产社会，也许反而能为彻底解决中东人民对西方的恐怖袭击问题另辟蹊径。

中印区(Chin-dia)和中中区(Chime)示意图及其各自的危险

这两个概念听起来很动听，而且实际操作上也可行，但不是没有弱点。

在中中区，有三个方面可以打击阻止其成形:一是北约和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升级，让更多的美军、英军、法军和德军加入战地，可以把战火烧到巴基斯坦，通过巴北部的军事行动和南部的俾路支独立运动，切断这条新的丝绸之路;二是西方增加在中东的军事基地，比如法国最近在阿联酋新签下的阿布扎比海军基地;第三个就是支持针对中国新疆的“疆独”破坏活动，搞乱中国的边疆，并在中国和穆斯林世界中打下钉子。

在中印区，虽然中国和印度的领土争端没有任何导致冲突的迹象，但西方用对“西藏独立”破坏活动的炒作，通过由西方人直接控制西藏流亡组织的方法，倡导暴力和恐怖活动，有可能使中国和印度的分歧增大，而出现火烧中国和印度这两艘连环船的局面。

至少在印度，已经有人看到了这个危险。在美国国会议长佩洛西在拉萨骚乱后，去达兰萨拉为藏独打气，印度的评论家就指出，当两个大象打架的时候，大象脚下的那块草地就会遭殃。中国和美国就是他们眼中的大象，而印度就是其笔下的草地。很值得寻味的是，美国已经开始有媒体炒作印度的阿萨姆邦(在与中国存在领土争议的藏东南的南边)的武装独立运动，一旦在印度的藏独分子开始实施针对中国的恐怖暴力活动，就会在中国产生出你做初一、我做十五的可能报复心理，从而把两国拉入更多的冲突之中。

那么中国的新疆和西藏政策应该做出什么样的调整，来应对这个新的挑战呢？

通常在施行这些政策时，必须考虑到软硬两手。硬的一手打击在西藏和新疆的分离主义势力，软的一手努力提高少数民族的生活水平，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样的政策才可以既使所有赞成国家民族政策的人士得到实际的好处，又使形形色色反对国家统一和企图破坏民族安定的分裂分子受到打击。

笔者个人的感觉是，国家在新疆等西北地区，还有让少数民族同胞获得更大经济利益的政策空间;而在西藏，目前似乎有点过于看重单一的经济扶持和补助，对于一小撮为了享受既得利益又四处惹麻烦的分裂分子显得有些过于大度。相对于西藏，国家在新疆的投资资金似乎有提高的必要，在投资的项目中，也应该有所调整。除了技术密集型的石油，化工和能源工业外，还应该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和民生项目，为大量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农业剩余人口提供脱贫和就业的机会。(www.daowen.com)

中国在解决新疆的问题上应该比西藏更容易，因为疆独的恐怖主义活动在国内和国外都没有多大的市场，而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又得到周边国家的支持，巴基斯坦与中国有极友好的关系，这些都使疆独势力无法建立起成规模的基地。再加上疆独势力缺乏整合，也没有有声望的领袖人物，这都影响了其行动的能量。美国已经试图在这方面下功夫，包括去年布什接见热比娅，欧洲企图提名她为诺贝尔和平奖，想把她捧成领袖，都可以看作加大干扰中国稳定的一个前奏。

而现在美国国会的运作，企图将美军在阿富汗战争中与基地组织和塔利班作战时俘获的17名东突组织的恐怖分子，从古巴的美军关塔纳摩监狱中释放出来，也是考虑到疆独组织势力太弱，需要把这些曾参加了车臣对俄军的苦战，甚至让美军吃过苦头的战士，放出来咬中国人。当然，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背书了中国政府在反恐上的成绩可观，使美国不得不用这种方法来补充疆独力量。

对美国的这个行动，中国必须有足够的警惕。这些恐怖分子不排除将手持美国或其他的西方国家的护照，潜入巴基斯坦、阿富汗或者其他中亚国家，操作针对中国的恐怖活动。中国的反恐人员应该在这些地区进行布置，争取在第一时间就将这些恐怖分子清除掉。

中国政府还需要对民族政策进行调整，不能仅仅依靠民族自治，还需要倡导民族融合，鼓励和提倡汉族人民学习少数民族语言、风俗和文化，把保护和发扬民族文化作为各族人民的共同责任。在学校教育中，不光要鼓励少数民族学生以民考汉的方式提高其汉语水平，还要提供优惠激励，为汉族学生提供汉考民的机会，使在将来可以做到真正的双语和多语的机会，使各民族群众在生活和工作中可以任意使用多种语言而没有交流和理解上的问题。这样在民族融合的基础上，才可能真正地施行民族自治。

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在各民族自治区尤其是新疆和西藏的从小学到高考以及高等教育的模式似乎需要作出调整。目前的情况，在基础教育和高中教育上，形成了“好学校”和“差学校”之分，而大批当地民族学校，由于人才缺乏，沦落为所谓的“差学校”。长此以往，恶性循环，只能是造成在孩子心中就埋下对立情绪种子的恶果。而在好学校中，民族语言课程又成为走形式的装饰性课程，其结果是好学校仅仅成为汉族子弟返回内地大城市，和一批优异少数民族子弟考取内地民族大学、学院的跳板。而在内地民族学院中，又出现一些少数民族优秀学生，由于内地与外界特别是国外交流频繁，受到渗透进内地的国外分裂势力蛊惑，去“反思自己的民族境况”，反过来倒变成一些分裂势力的积极骨干的情况。

笔者认为，应当强化对这些地区的师资投放，建立大批的民族教师拔高班，建立直接管辖，基本覆盖少数民族和汉族人口的基础教育系统，让汉族和少数民族全面插班混合上课，鼓励同学的日常交往，鼓励孩子从小使用各种语言混杂交谈，鼓励在这些地区的汉族中的少数民族语言普及，配合以物质奖励。并对高考体制进行改革，大力建设当地的大学，淡化那种刻意去强调民族划界色彩的教学体制。

在民族教育上，中国政府不光要推动基础教育，而且还要大幅度地依赖国内的非政府组织，普及职业学校，通过与各种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合作的方式，为少数民族的农村劳动力提供适当的技术培训，使少数民族在技术工种就业上的比重增高。另外在支持中小企业方面，对多民族的合作企业提供优惠贷款，争取在少数民族中形成一股维护社会稳定的比较富裕的中产阶层。

另外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少数民族的宗教问题。新疆的宗教阶层，基本上对政府政策持拥护态度。由于新疆的各少数民族都是全民信教的民族，宗教人士在社会中的地位尊贵，而且对群众的影响力在很多情况下比政府还要大。如果宗教阶层在社会中享有其应得的地位，就会成为社会的稳定力量。反之，如果宗教人士觉得在现代社会中有被边缘化和被冷落的感觉，就会变成对社会稳定的不良因素。

这里就牵涉到笔者本人关于中国的一点未来设想。笔者比较反对西方的多党政治，而喜欢中国传统的无党政治。其实，笔者认为，一种“儒家社会主义”的模式，似乎有参考的价值。“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句话是对的，因为以中国的人口和资源的极不平均，盎格鲁萨克逊式的资本主义，会造成贫富差距过大的局面，最终造成阶级的对抗引发国家的崩溃。看看香港，九龙的半岛酒店和重庆大厦一墙之隔，天上地下恍如两个世界。所以，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每产生一个类似香港的那种无良地产大亨或玩弄股票的股市大鳄或大股东，就会导致几万家庭无屋可住，无饭可吃。而西方多党政治所玩弄的游戏，其实就是以金钱为后盾的游戏，那么必然让话语权为各个经济利益的强势集团所垄断。这种强势集团垄断舞台来瓜分国家利益，不光会导致恶质政治，造成中国的实际地方割据，还会如历史上一样导致下层人民赤贫化。

如果中国不想向西方式的多党政治发展，而是考虑笔者所说的“儒家社会主义”框架，那么就需要一个凌驾于社会各集团之上的、一个有责任心的真正名副其实的精英阶层，来代表全社会各族和各界人民的利益，使各种利益之间的协商都可以在该框架下达成妥协。如果这一点能够做到，那么中国就不会如西方社会一样，在选举中浪费大量的社会资源，搞到最终还是为各自的一党之利互相争夺，玩零和游戏。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的不是搞各个利益集团代表的西方式政党的轮流执政，而是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全体人民的共同执政。不过，从目前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要达到这一点，还有非常多的工作需要做。特别是在构建地方政府的利益激励机制、指标引导和人才选拔体系上，要加以反思。

这样就要求以各种形式，吸收各阶层的力量，让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都有真正的代表。而对社会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宗教力量，尤其是少数民族宗教力量，理所应当地也应当通过各种灵活的形式包括在内。

而在中国政治现实中，已经有在全国人大和政协中重用宗教人士的先例。所以，在现有的基础上，建立一些更紧密的工作关系、合作关系，并不是一件难事。当然，笔者这种思路，对于任何一个在社会上有影响力的势力(绝不仅仅限于经济影响，还包括社会影响、文化影响)都是适用的，都应该被包容进现有的体系中来，这种含纳包容的能力本来就是中国传统政治实践的一个宝贵遗产。

在中国今天的快速经济发展中，人民不再受过去的户口制度的束缚，可以因为投资和工作的原因在全国流动。如果中国政府不能做出一个比较合理的地区性的产业分工，就会造成很多的社会问题。比如中国以出口为目标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多集中在沿海的东南部和南部，虽然解决了中部和西部的部分省份的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但就造成了铁路春运的大问题，出现了类似2008年初的大风雪的恶劣天气而导致交通瘫痪那样的风险。而且这种消化劳动力的方法，对汉语语言能力相对较弱的少数民族，如维吾尔族、藏族、苗族等等，都起不了太大的帮助。而中国政府在西部部分地区的投资，又会将中部的大量劳动力吸收入新疆和西藏，导致与当地人造成职业上的争夺。再加上各民族的语言、风俗和文化上的区别，更容易产生误解而增加矛盾，从而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局面。

笔者的看法是，不应该把中国看成一个单一的、传统意义上的国家而进行全国一盘棋的规划，而应该利用中华民族长期以来政治统一、但经济独立且文化多元的特性，利用中国区域经济的特殊情况，对中国的主要地区在工业分布、就业机会创造上，进行一个中长期的规划安排。

目前看来，中国已经基本上抢占了世界的低档消费品市场，在土地、能源、原材料和人力越来越昂贵的沿海地区，继续靠廉价商品去开拓国际市场，在今天北美和欧洲逐渐陷入衰退的短中期展望上，几乎不具备可持续性。而依靠大力开拓东南亚、中亚、南亚、西亚、中南美和非洲的市场，也只是权宜之计。中国的下一步发展方向是增加内需，在持续的基本建设上，再增加内部的消费。而中国经济发展能否成功，就要看中国的低档品制造业是否可以转移到成本相对便宜的中西部，沿海地区是否能发展出中高档消费品来满足中国自己的市场。

如果以中国的东部大都市为中心，我们可以大致划分出这样几个都市圈:一是以北京为中心，包括天津、大连和青岛在内的环渤海圈;二是以上海为中心，包括南京、无锡、苏州、杭州和宁波在内的大长江三角洲;三是以香港为中心，包括澳门、深圳、广州在内的珠江三角洲。这三个地区应该是中国在世界上与其他国家竞争的本钱所在。这些地区要做到两个方向的转变:

一是发展高附加值、高资金积累型的新型工业。利用在科研和教育上的优势，发展新型的能源技术、材料技术、生化技术、纳米技术、电脑和人工智能等等朝阳工业，并以北京、上海和香港为地区中心，发展出影响亚洲的金融、贸易、文化中心。

二是发展以占据中国未来中高档消费市场为主的消费品牌工业。以中国文化的五千年底蕴，中国从来都是世界高档消费品潮流的领导者和生产者，以中国人在吃喝玩乐上的高尚品味，应该能够创造出引领世界消费市场的衣食住行文化。在中期内，尽量以满足中国的内需为主，防止这个丰富的市场被欧洲，尤其是法国的垃圾品牌如LV、Gucci、Channel等抢占。值得庆幸的是，中国新一代消费阶层是以80后为主导，因此缺乏上一代人无可救药的盲目崇拜欧美风尚的习惯，再加上这次由西藏骚乱引发的对法国文化以及欧洲文化的反感，都是中国这个工业发展的助力。

在具体操作上，可以由中央政府牵头，但是具体的事务应该由地方的各级政府协调，讨论如何在税收和财政上给予支持。而中国的文化和娱乐界，则在建立自己文化风尚上需要扮演重要的角色。

从中华文明的亚文化体系来看，北方的汉满蒙朝鲜亚文化圈，可以建立以大连为窗口的时尚中心，发展出自己系列的文化产品。例如以满文化为基础的旗袍，可以在吴越文化的上海的变更改进下，产生出影响全球的服装潮流。如果以北京的雅文化和艺术家的创意，建立起以文化为核心的高档消费品系列，不光可以涵盖中国的北方，还可以辐射蒙古国、俄罗斯远东的滨海地区、朝鲜、韩国和日本。

东南的吴越徽闽亚文化圈，本身已经有很多精品，例如徽州的文房四宝的书法文化，宜兴的紫砂壶和闽浙徽的精品茶叶的茶文化，苏州的园林和盆景的园艺文化等等，都可以通过上海这个中心而集其大成，发展出清雅细致的服装、饰品、家居用品等等系列。

而南方的岭南文化，本来香港已经具有世界一流的研发、生产、包装和行销的水平。唯一可惜的是香港由于雅文化的缺乏，结果英国式的狗仔队窥探私人隐私的庸俗市民街井文化横行。这就造成部分南粤人民如珠三角地区的一些居民，形成一种自卑心态(颇似韩国文化界) ，以自己的文化为耻，反去盲目崇拜欧洲和日本。如果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通过政府大力支持艺术家和本土文化，香港就非常有可能成为东方的一个时尚中心。

从这次与西方媒体对抗中，产生出来的民族消费主义，可以在发展中国自身的中高档消费品产业中起很大的助力。其实，利用民间的力量保护自身的工业，在欧洲和美国从来都是家常便饭，中国人需要好好学习而加以利用。美国这些年来民间不断有社会团体、企业和地方政府发起抵制中国产品的风潮，而欧盟不断地单方面破坏中欧之间的贸易协定，对中国产品设置各种各样的配额、关税或非关税壁垒。中国的消费者也应该形成一些影响团体，以非政府的形式出面，对危害中国自身发展的欧洲高档消费品进行阻击，借这些人在损害中国人民感情上的行为，如巴黎市政府对达赖喇嘛的表彰，英国的大学对藏独的支持，某些登山户外运动服装品牌对藏独人士的钟爱等等，发起不同规模的抵制行动来针对这些地方的商业品牌。而且，中国要趁机大力支持中国的消费产品企业搞出自己的替代品牌抢占自己的国内市场，而不是放任有好资质的企业去炒股赚快钱，对于一些地方政府公然把本地重要商业地段划为只允许国外品牌入住的“高端商业‘租界’”的做法，要进行查处和惩罚。这些行动，需要长期的跟进，而不是三分钟的热度。笔者建议中国自己的企业家应该看到这个机会，向西方国家，甚至日本和韩国学习，捐一些资金给这些非政府、非营利的中国消费者组织，以便长期地配合跟进。笔者希望大家明白，今天的国家之间，除了合作，更多的是争斗。商场如战场，如何减少内斗，一致对外，是企业界需要好好思考的问题。

除了上面提到的三个重要城市圈的转型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以武汉为中心，涵盖鄂湘赣的楚文化区;以西安为中心，涵盖陕晋豫的中原文化区;以重庆为中心的成都、拉萨的巴蜀羌藏亚文化区;以昆明为中心，包括滇黔桂的壮苗缅傣亚文化区;以银川和西宁为双核心的融合中东阿拉伯、波斯文化和汉文化的伊斯兰亚文化区;再加上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伊斯兰突厥亚文化区。

在这些地区里，如何创造出足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解决中国庞大的就业和农业人口向城镇人口转移的问题，是中国政府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在将来的10—15年间，中国必须从农村转移出3亿人口，使中国成为城市人口约占70%—80%的小康社会。乡村人口从目前的7亿水平，降低到4亿水平，城市人口从目前的6亿水平增加到9亿水平。

如果我们以区域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就会得出一个粗略的发展远景。发展大中型城市群，建立500万到1000万人口的城市，是无法避免的，但是必须防止出现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印度的孟买和美国的纽约之类的贫民区。在人口分布上，中国的地质和环境基本上合理，但是由于客观地理资源条件的限制，西部的人口数目虽然少，但人口压力却很大，反倒是东部和中部的一些省份有移民的空间。

从东部沿海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型工业，似乎应该考虑到三个区域。第一就是中国人口压力最大的河南地区。那里和山东西部、南部的内陆部分，安徽的北部和江苏的北部，以及陕西和山西，是中国北方人口的主要集中地。在这个地区建立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利用郑州和徐州的交通枢纽，连带附近省份，通过连云港作为出口港。这里的优势在于劳动力比较便宜，而相对于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又比较靠近中国的能源基地山西、内蒙古和新疆。在节能和环境保护兼顾的情况下，这里应该可以作为中国低价消费品的主要生产地。

第二个考虑的地方是湖北、湖南和江西地区，其人口也在1. 8亿上下。这里虽然南北有京广铁路线和京珠高速公路，东西有长江，但目前该地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只是成为珠江三角洲的辐射方式，不能成为带动地区发展的龙头产业。似乎应当利用武汉的科研水平，发展新型节能汽车、精密仪器、机械设备、微电子、激光等等制造业，逐步升级，可能会是个不错的选择。

第三个区域就是成都和重庆，需要大量的工作机会，带动附近地区的就业市场。这里建立的消费品生产地，可以供应西南的云南、贵州和广西，还为这些区域和东南亚的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和缅甸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支持，还可以通过未来建设的滇缅通道，提供产品到南亚的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印度的东部。

由于中国西部的环境条件不适合人口居住，尤其是西北的沙漠化和干旱都限制了产业的发展。所以中国的西部政策必须是以输入面向本地人的工作机会为主，而不是招引外来劳动力和当地的少数民族竞争。在新疆，如何建立以喀什、和田和阿克苏为主体，面向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商品基地，如何建立伊宁、塔城为主体，面向哈萨克斯坦和其他中亚国家的商品基地是关键。中国在这里的政策要做好以下两点:一是加强对少数民族的职业培训，避免形成汉族教育水平高而享受高收入工作机会，少数民族教育水平低而只能得到低工资收入的局面。要提高优惠计划，培养出少数民族的技术工人阶层，使他们在职业市场上能有一个公平的竞争起点。二是通过惩罚和诱导多种方法组合，杜绝私人企业中招聘的歧视现象。目前，在中国的不少地方，不乏外省民工相比本地工人在职业市场被某些私人企业主歧视的问题。这个歧视性对待，如果表现在民族之间，那么在少数民族省区就会比较容易成为国外敌对势力做文章的主要工具。

在中国西北的另外一个区域，即甘肃、青海和宁夏，则应该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发展成为中国的军工基地和航天工业基地，二是为西藏以及尼泊尔、不丹等地提供旅游制品等消费用品。如何在这一区域创造出足够的就业机会，而防止出现各族人民相互争夺，是一个很急迫的问题。

人们也许会认为新疆和西藏的分裂主义势力是中国稳定的大患，但事实是这些势力，尤其是海外支持的势力，在国内普通百姓包括少数民族百姓中，并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而真正令中国政府不能掉以轻心的，是其他西北省区存在的一定程度的民族摩擦，即藏族和其他当地少数民族如回族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如果掉以轻心，不及时加以疏导，带来的负面影响可能会比简单的分裂势力问题更厉害。

本来藏族的藏传佛教从印度传入时，正是起源于中东的宗教势力东扩南下，对印度本土宗教如佛教、印度教势力带来巨大打击之际。看一看今天印度国内超过1. 5亿的穆斯林，以及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多达3亿以上的穆斯林人口，可以想象当年对古印度的冲击规模。所以当时的印度本地宗教对于西北的外来宗教的对立情绪可想而知，而藏传佛教的理想——香巴拉王国( Shambala)传说，也是关于佛教获得宗教复兴后的极乐世界。过了不久，信奉伊斯兰教的一些民族，跟随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南侵，在西北地域的南部定居下来。由于当时蒙古族接受了藏传佛教，所以在蒙古族的统治下，藏族和藏蒙外其他民族的关系，可以通过蒙古族的仲裁而获得相对的平稳。在元朝灭亡后，另外的蒙古部落，如来自天山南麓吐鲁番的和硕部，仍然控制青海、甘肃一带，把握着局势，其间通过支持五世达赖喇嘛剿灭西藏的其他藏传佛教派别后，建立了黄教(格鲁派)的法权和蒙古族的政权。这种由异族仲裁维持平衡的模式一直到清朝，只不过是满族替代了蒙古族的统治地位。但是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清朝灭亡，西北的控制权就落入当地少数民族军事力量马家军的手里。而马家军的领导人马步芳对藏族的统治比较严厉，除了沉重的苛捐杂税外，还包括宗教改宗。当时的甘南藏族头人，通过层层贿赂国民政府官员，终于有机会觐见蒋介石，要求把藏族地区从青海划归甘肃，以从行政上逃脱马家军的统治。

可以想象的是，传统上被藏族视为“汉藏一家”的共产党军队开进西北时藏族的欢迎程度。当时有一个藏族部落赶着牛羊要去首府交税，见到了绵延不绝的解放军部队，当被告之是汉族为主的军队时，年轻人全部欢呼雀跃，要求协助解放军的队伍，而部落头人当场决定要把税交给解放军。年老的部落长老则比较谨慎，询问解放军可否向他们展示一下实力——在他们眼里的所谓实力，就是要有1000骑兵才值得放心。当时的解放军指挥员让数万骑兵列阵经过，这些长老便消除了疑虑，衷心拥护。

当然，对当时的藏族头人来讲，解放军关于民族团结的主张令他们有些不解，因为他们记得当年曾有汉人的军队在西北被当时的少数民族军阀部队杀得很惨，现在却不按传统的思维进行报复。经过了多年的努力，不断的教育、疏通、诱导，共产党终于让这些少数民族之间丢弃结怨，和平共处，而且修好了藏族内部不同游牧民族部落间的世代冲突。

但随着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开放，社会的流动性增大，再加上一些别有用心人士的不断传谣，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之间，以藏族挑起的冲突有增长的趋势。如果不好好处理这个问题，那么共产党在50年代所作出的实现民族和解的努力就会付诸东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