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笑栖迟淮海客，十年心事一灯前。

——(元)萨都刺

美国在巴基斯坦的动作，说穿了就是为美国的中亚行动提供可靠的通道，同时堵死中国在西边的出路。这个政策的最大问题和永远不能成功的原因，就在于它根本不考虑巴基斯坦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利益。它一方面要求巴基斯坦在阿富汗牺牲自身利益来确保美国的阿富汗政策和中亚政策的成功，但在另一方面又不顾巴基斯坦人的反对，拉拢印度来对付中国。

中国的政策恰恰相反，把中国的利益和巴基斯坦的利益摆到了一起。同中国联盟，既可以让巴基斯坦强大以抵御印度从未放弃的蚕食计划，又可以在经济发展中富裕起来。所以中国从来不需要在巴基斯坦的政治内斗中发表任何意见，因为不管谁上台，都会珍惜与中国的友谊和关系。

而美国就需要在巴基斯坦各利益集团中寻找合适的代理人，希望通过美国的强大军力和经援，令投机政客利益小团体得利，从而愿意牺牲巴基斯坦国家和民族利益而听从美国指挥。

美国的计划是通过以下几个步骤来实现:

1.由媒体牵头，舆论造势，孤立打击目标。首先让人出书写文章，大书特书巴基斯坦军方如何乱用美国提供的数十亿美元援助。这样可以拨动美国公众舆论压力和巴基斯坦普通人的情绪。一边是美国公众很恼火，你收了我们的钱不干正事;另一边是巴基斯坦百姓很恼火，你军方拿了外国人的钱，又不和我平民分羹。这一招下来，巴基斯坦实权派——军方就被孤立了。

2.随后由政治外围势力施压，即由美国政治外围圈的人，如国会参议员或众议员发表声明，甚至通过外交关系协会提出无约束力的法案。因为这些政治势力对具体政策没有决定权，但是比较容易公开发表意见。在巴基斯坦问题上，由于巴基斯坦并不就范，让美军在境内进行活动，美国动用了参加竞选的两党总统候选人，就未来可能发生的政策变化提出暗示。

3.再由主要操作手出面，安排具体条件和要求。通常美国政府行政效率很高，根据情况的不同，由国务院、财政部和五角大楼其中的主管牵头，由对口单位领导负责。比如对朝鲜和伊朗进行的经济战就是由财政部负责，而有关巴基斯坦的政治安排则由副国务卿连同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分管，比如商谈布托夫人的回国执政安排，以及穆沙拉夫的分权与合作事宜等事情便是如此。同时，美国负责中东、中亚和南亚的中央战区司令部，则就想要进行的军事配合行动与巴基斯坦军情部门进行沟通和协商。

4.最后由美国政府控制的非政府组织操作选举。在选举之前，美国“民间非政府组织”国际共和党研究所公布了布托的人民党大胜的民意调查结果。该组织由美国政界的重头人物领军，主席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包括很多美国前政府官员、现任国会议员以及大军火商老板等。凡是当期全世界各地为美国比较“关注”的选举，该组织都会未卜先知，事先公布民调结果。一旦选举结果与此公布的民调不合，选举中的反对派就会以此为明确的证据走上街头抗议执政党选举舞弊和选举不公。而在各选票站监督选举的“中立”的观察员(基本上来自北美和西欧) ，就可以提供选举舞弊的案例报告，从而证明选举的不合法性。这种做法对那种两派候选人选情相互接近，投票结果不分仲伯的选举实效最大，比如说在乌克兰的选举中就是以反对派上街的办法达到了最终夺权的目的。

当然，有时候执政党的支持率太高，比如最近俄罗斯的选举，这一招就不太好使。但是并不排除美国指责俄国选举不公平。有时西方媒体会自打嘴巴，在选举结果公布前，大肆攻击选举不公，政府作弊。可是当结果宣布反对党获胜后，马上又改口说选举大致公正。津巴布韦的国会选举就是这种情况。

四个影响巴基斯坦政局的人

上排左到右依次为:旁遮普人谢里夫、军人穆沙拉夫

下排左到右为:信德人贝·布托夫人和丈夫“10%先生”扎尔达里

巴基斯坦的政治，主要由布托家族的人民党和谢里夫家族的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掌控。谢派控制巴基斯坦中心旁遮普省，而布托控制信德省。基本上民选政府由这两家轮流掌权，一旦他们做得不好，巴基斯坦军队就发动政变，推翻政府并亲自执政。

本来，美国的安排是让布托夫人掌权，穆沙拉夫退役出任总统，然后在布托的领导下，对巴基斯坦军情系统改组，更好地服务美国利益。但是大部分分析家认为，布托如果上台，就会忘记她对美国作的承诺，基本上重复穆沙拉夫对美国虚与委蛇的态度。而且巴基斯坦军方也会对她阳逢阴违。加上她的先生扎尔达里是出了名的10%先生(指他在老婆当权期间，任何公共工程都要拿10%回扣) ，如果把军方逼急了，就会抓住政府官员贪污的把柄，再来一次不流血的军事政变。

但是，布托夫人很快遇刺身亡，把美国计划彻底打乱。当时，上一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新保守派里的出名的极端鹰派博尔顿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建议美国不要再乱来，以免巴基斯坦局势彻底失控。布托死后，巴基斯坦选举基本呈胶着状态，人民党一党难成气候，必须联合谢里夫。但谢里夫与沙特阿拉伯关系密切，其政治倾向也比较亲宗教势力，是美国在巴基斯坦政治中的一个大麻烦。而且，巴基斯坦其他的势力，如法官和律师等法律界人士，都会变成政治安排的变数。

所以最后美国在巴基斯坦只能采取搅局的做法。在南部可以变相支持俾路支独立运动干扰中巴合建的海上枢纽，在北部可以直接借口打击塔利班进入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交界地带破坏通往中国运输线的建设，这些都可以扰乱中国在巴基斯坦的投资和贸易活动。而当美国的势力在巴基斯坦站住脚后，就可以开始支持新疆的分裂运动。

本来笔者以为在经历了汶川大地震之后，美国人不会在奥运会之前搞事，但是看来大家对美国政客的人性估计太高。在5月22日，来自于美国俄亥俄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布朗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提案，攻击中国的新疆政策，要求中国释放恐怖分子玉山江和因从事分裂活动而被判刑的热比娅的儿子，并将新疆的双语教育、维吾尔姑娘到东部沿海城市打工赚钱等统统归结成种族迫害。从短期来说，这个法案是为了配合美军在喀喇昆仑山的行动，鼓励维吾尔分裂分子在奥运会期间闹事;但是从中长期来看，如果新疆骚乱，会严重影响中国在中亚的经济利益，使中国忙于稳定内部，无力阻挡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中亚的控制。

从行动效率来说，美国显然比中国要棋高一筹。首先是美国政府内除了既有分工协作外，其外交行动主要由国家安全委员会统筹。而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大特点在于，它的主管任命完全不受美国国会的限制，其操作可以跨部门而不受繁文琐节的牵制。加上政府关键部门的首脑都身处其中，例如国务卿、国防部长、三军总参谋长、情报部门主管、安全部门主管、财政部长等等，使部门间的情报和信息交流畅通，高效而保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最得意之作，就是尼克松任内，基辛格的中国政策转变。如果当时这个外交政策的变化，必须通过正常行政部门的话，估计早就半途哗然，造成美国政局动荡。

其实，中国历史上不是没有这样的组织。清朝于1729年(雍正七年)设立的军机处，几乎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类似，在处理西北军务如攻打准噶尔和大小和卓平叛上，快速敏捷，行动得当，是清朝在西北取得军事胜利的一大原因。

2007年10月21日的《新闻周刊》封面，组织起对巴基斯坦的舆论关注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第二个特征在于，其只作统筹和决策，但不负责具体实施。具体的外交、军事和经济手段，则由各统管部门的主管领军，其他部门配合。牵涉经济制裁的事情由财政部挑头，外交斡旋由国务院主管，军事恐吓由五角大楼负责，破坏渗透则由中情局和战区特种部队指挥部包揽，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当然，美国和中国国情不同。美国政府很大的功能，在于管理世界而不是内政，所以它的功能建构和实际经验都很强，如果中国要想在国际上来玩大国游戏，虚心向美国学习，恐怕是不可避免的一课。

最后一个环节，就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与美国媒体的良性互动。讲究新闻自由的美国媒体在配合美国政府上面，往往担当很重要的角色。比如对巴基斯坦的发难，就是以《新闻周刊》的封面故事——“巴基斯坦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国家”为题而揭幕的。该文谈到了巴基斯坦核武器的危险性，建议美国出兵控制核武，从而为将来美国可能的军事行动等政府行为，预设好美国国内民意的认同框架。

美国的媒体运作，是通过各种基金会支持的思想库，以及各大学的研究项目养活的研究人员，在媒体上提供“专家”意见，来控制民众对议题的理解。当这些拿着利益集团提供的资金的谋士，以挂着大学教授等似乎很中立、很有学问的牌子头衔出现时，民众就比较容易接受他们的灌输。而这些观点如果是从“非政府”的新闻媒体出来，那就更显得是那么回事。而等到政府再出来“接受”这些专家的建议时，那么这个政府行为对于老百姓来说就是很理性、很合理的了。

中国在这些方面有很大的经验要学，很多功夫要做。不仅在国内舆论上是这样，在国际舆论上也是如此，而且不是没有这方面的条件。比如对西方读者来说，中国香港的媒体就比内地的媒体更容易被接受。而在香港或者新加坡的大学和研究所做教授发表的观点，也能让西方人士听起来更像那么回事。

其实中国在汶川大地震后，成立的防震救灾指挥部，就具有很高的效能。通过总理和副总理的挂帅，由一个政府部门牵头，加上其他各相关部门，跨越军队、武警、公安、民政、外交、财政等等部门来处理一个相关的问题，避免了各部门的官僚习气，使行政效率大幅提高。当然这个指挥部是应急而生，但如果能因此产生出一个常规的架构，将为中国政府未来应对各种突发事件提供有效的应对机制。

如果中国有心建立一个常规的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首先应注意不要在内政和外交上作人为分野。因为中国新疆的内部事务，随时可以被海内外“有心人”作为打击中国在伊斯兰世界的利益的工具，从而影响中国在全球的外交战略。而且敌对势力在中国周边国家的操作，又随时可以影响中国内部的稳定。所以建立一个高层次的沟通和协调机构，有利于帮助最高层提供及时和快速的决策。

中国在中亚的事务，应该由副总理牵头统领，整合经贸、政策性金融、外交系统、宗教民族事务部门，以及为保护该地区商贸运营和区域安全的省、军区级的军事、警备等部门，组成一个专门的、横向的跨部门组织来统筹。在具体方法上，在中亚的战略应该以发展经济和贸易关系为主，为中国产品寻找市场，为中国制造业寻找能源和原材料，同时让当地人民生活可以显著提高，在中国与中亚、中东、非洲国家的商贸关系中得到好处。

中国在阿富汗埃纳克铜矿的成功投资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光这个工程就可以提供1万个工作职位给当地的阿富汗人，使他们不需要从事鸦片种植加工业，可以放下武器，拿起工具。这样的投资，加上中国在当地对电力、水利、道路的建设，都为中国赢来“国家建设者”的声誉，相比于西方“国家破坏者”的名声，不知胜出多少。在提高阿富汗当地部落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情况下，中国就应该加强和当地势力在军事和治安方面的合作，派出训练人员，帮助当地生活进入轨道，并进而合作清除那些流窜在阿富汗，想在中国有所动作的恐怖组织和分裂组织。

在其他中亚国家，中国需要发挥新疆的多民族优势，培养一大批少数民族党员干部，发挥对该地区发展经贸、政治、安全、宗教和外交的领军作用。这些少数民族精英可以出任大型国有公司的中亚部门主管，也可以在政府支持下，作为私有企业的主管，在中亚国家发展友好群体。

对于小的民族族群，如塔吉克族、柯尔克孜族和乌孜别克族，需要在其他族裔中，如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回族、蒙古族和汉族等大族中培养熟悉这些民族的语言、文化、历史和风俗的干部，以补充本民族的队伍。

但是，中国政府也不应该把视野局限在经济和贸易一条腿上。如果能增加文化和宗教上的交流和合作，效果更好。不要忘记中国有超过两千万的伊斯兰教徒，这比许多的穆斯林国家的人口还要多。如果不善于运用这笔国家财富，反而让西方反华势力在中国和伊斯兰世界中掺沙子使离间计，就太可惜了。

考虑到这些国家的宗教背景，大部分的文化交流可能会在宗教范畴里。笔者认为，如果能与爱国的宗教领袖人士，建立强化的、日常性的、非常紧密的共同工作联系，运用他们在少数民族信教群众中的影响力，让他们与邻近国家的宗教领袖进行交流，都会令中国和这些国家的关系有一个全面性的提升。如果中国政府能在这方面有所改进，让中国的民族和宗教政策，还有少数民族的真正生活现状，被附近的中亚国家以及所有伊斯兰国家有所了解，就不会给西方的离间计留下任何机会。

中国在巴基斯坦的政策，还是应以对巴基斯坦政府和军队提供外交、经济和军事上的支持为主。考虑吸收巴基斯坦加入上合组织也是一个方案。当然，中国还是不应该卷入巴基斯坦内部势力的争斗，但是必须明确地表明中国的底线，防止某些巴国内势力由于急功近利而过度亲美，损害中国的利益。尤其是针对美国对巴基斯坦政治的运作，中国可以向巴基斯坦政、军两界提供解套和反击的招数，避免出现美国搞乱巴基斯坦而让中国去收拾残局的局面。

美国对巴基斯坦的动作，还是另一个更大动作的一部分。之前提到过，美军在阿富汗的行动意在中亚，而在巴基斯坦的行动，则可以被认为是在中国与中亚、中东中间掺沙子，之所以说如此，是因为巴基斯坦北连中亚。如果看一下地图的话，就会发现“两条道路通罗马”——在通往中亚这块乐土的路上有两条康庄大道，一条是巴基斯坦，而另一条就是伊朗。伊朗这条通道其实比巴基斯坦要理想得多。巴基斯坦这条道路，毕竟其与中国有特殊关系，而如果美国在巴基斯坦和中亚露出庐山真面目，就可能逼迫中国有所作为，让巴基斯坦不得不二择其一。由于巴基斯坦在这种情况下必然选择中国，所以肯定将向美国下逐客令。相比之下，伊朗不光可以为美国提供一条进入中亚却又不受中国制约的通道，而且更接近亚欧连接处，能够让美国打通中东、中亚、南亚和东欧，使美国势力得以控制世界能源中心，而再后又进而可以集中实力专攻北非和中非，把中国的影响力打出非洲。

上、中:美国不控制伊朗和中亚与美国控制这两地的两种情形下的格局图

下:伊朗试图自行亚发—挥印自度己洋的中的走的廊恰作巴用拉而港开，发离瓜达尔港口很近

可以说伊朗是美国在这一盘棋的棋眼，但是美国的伊拉克战争进展不太顺利，因此在用兵伊朗上有力所不逮的苦处。如果只靠天上掉炸弹狂轰滥炸伊朗，则只能推迟伊朗的核计划，或打击伊朗作为一个地区强国的崛起，却并不能帮助美国实现其在“美国新世纪”里控制世界能源的计划。而想要出兵占领伊朗，又不太现实。期待出现一个亲美的伊朗新政府来配合美国的政策也似乎不太可能，因为美国对伊朗进行了超过20年的外交和经济孤立，已经不再对伊朗内部有任何的实际影响力。

但是，这并不排除美国对伊朗动武的机会。其中一个原因是，其跟班以色列不能容忍本地区有一个对其有威胁而挑战其军事垄断地位的对手。另一个原因是，通过打击伊朗的现存军事和工业基础(甚至只是打击的威胁) ，都可能会造成一种危机，从而导致伊朗内部分裂。而要令后一招行之有效，就必须考虑切断中国和俄罗斯对伊朗的支持，从而减少美国的操作成本。

对俄罗斯，美国在东欧建立导弹防御系统是一个大威胁，而吸收乌克兰和格鲁吉亚进北约是牵制俄罗斯的另一招。如果俄罗斯需要交换利益，停止对伊朗支持可以被作为一个条件提出来。当然，俄罗斯可以鼓励格鲁吉亚的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的独立运动而打击欧盟的油气管道，来挑拨美国同欧盟的矛盾。在中国方面，目前可用的筹码不多——台湾局势大变，虽然马英九本人很亲美，但是美国指挥台湾的能力已经被削弱，而西藏问题和新疆问题的操作目前并不能动中国的根本。但如果能使巴基斯坦陷入混乱，至少可以令中国对伊朗的援助中断。

其实，中国也可以用“围魏救赵”的方法来应付美国的“声东击西”。那就是和俄罗斯合作，摆出一副要经哈萨克斯坦，过土库曼而支援伊朗的姿态，把美国注意力引开，使巴基斯坦能免受折腾。另一方面，中国需要帮助巴基斯坦解决其部落区的问题，避免任何势力干扰中巴交通线(或北约以打击这些势力为借口“误炸”中巴交通线)。在南部，则必须帮助巴基斯坦解决俾路支问题，使中国到波斯湾的陆路可以畅通，保障中国在中东(伊朗、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和非洲(苏丹、安哥拉和民主刚果等)的利益不被损害。保证了巴基斯坦的稳定，就可以在解决伊朗问题上有所作为，防止美国势力独霸中东。

那么，美国在伊朗的动作对中国会有什么影响？而中国又有什么应对的方法呢？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美国为什么出兵伊拉克。美国前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他的回忆录《动荡年代》里说得很清楚，伊拉克战争的原因主要是为石油。但笔者个人认为，当时美国新保守派中人，犹太裔居多，因此在实现“美国新世纪”计划中，除了要控制世界能源资源外，有挟带私嫌、公报私仇的嫌疑，也就似乎要利用这个时机，搞掉沙特阿拉伯这个以色列人憎恨的对手。

本来，沙特阿拉伯是伊斯兰极端主义瓦哈比教派的温床，也是塔利班的财政支持者。沙特及周边阿拉伯小兄弟产油国的各个王室、苏丹和政府，与本·拉登的关系也是非常暧昧，在“9·11”事件前，几次中情局的无人侦察机其实已经锁定本·拉登，但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敢贸然动手，其中一次就是因为沙特阿拉伯的小弟阿联酋的酋长公子哥们和其他高官在场。但是当19位沙特敢死恐怖分子把世界贸易中心撞塌后，美国人对沙特阿拉伯的怨恨立即上升，美国国会开始了“9·11”真相调查，其中包括对沙特王室和政府与本·拉登关系的调查。而原先，以色列和美国的犹太人对沙特阿拉伯从幼儿开始的反犹太教育已经很不满，加上沙特有钱人士对巴勒斯坦人炸弹自杀者家庭的经济照顾(只要是针对以色列人民的自杀攻击，其家庭和子女几乎终身受益) ，都使犹太人对沙特耿耿于怀。在美国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的犹太人群体，包括新保守派里的重头人物，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但是，任何对沙特阿拉伯的手术，必然导致国际石油价格的大幅涨价。因此在对沙特动作之前，控制世界第二大原油储藏国伊拉克，把其石油生产量从每日150万桶，提升至少三倍接近500万桶，就可以防止沙特用石油战来对付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时，沙特差不多是每日出产700多万桶，占欧佩克近三分之一，油价被控制在22美元之上。如果美国可以成功控制伊拉克，并按预期计划提高产量(伊拉克最高产油量曾超过400万桶) ，就有可能把油价控制在18美元以下，从而可以承受一旦沙特反目，石油产出减半的冲击。

美国对世界石油市场的控制自上世纪90年代受到了两股势力的冲击。一是苏联解体后，在俄罗斯掀起了美国支持的私有化浪潮。对俄国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早就垂涎已久的西方大油气公司个个摩拳擦掌，希望可以参与分蛋糕。但是固执的俄国人坚持其私有化必须由俄国私有企业进行，以保证俄政治势力可以顺利地把国有财产放入私人的口袋。当时美国对此举动对自己的危害性认识不足。其中有很多原因，比如90年代石油价格偏低，两相比较俄罗斯开采石油成本就太高。再加上美国看死了俄罗斯资金不足，认为那些俄国公司迟早要向西方大公司求救，而最终成为这些公司的俄国代理人，用不着去拦着这些俄国本土寡头。

所以在1998年俄罗斯政府破产时，居然很多俄国石油招标没有人出标(中国估计也没有看到这一点而在世界范围内扫货，当然，那时中国也不像今天这样外汇储备爆棚，可能也是原因之一)。当时大家小看了俄罗斯人的生存能力，以为他们活不下去了，地缘政治大师布热津斯基更是在名作《大棋局》里将俄罗斯说成一个突然幻灭的地缘中心留下来的“大黑洞”。谁知道那年冬天，一群在英美金融系统里的“不同意见派”，在伦敦秘密会见当时俄国总理普里马科夫的私人经济顾问，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从此俄罗斯经济政策180度大转弯，不再做西方和国内寡头大款的乞丐(笔者因为偶然原因对此机密略知一二)。更没想到普京上台后，狂飙的石油抬着普京这个新兴强权填满了这个黑洞，拿起能源大棒反教训起欧美。(www.daowen.com)

第二股冲击美国的势力是美国后院——拉丁美洲的委内瑞拉，该国在1999年出了个风云人物查韦斯，开始了世界范围内的石油民族主义运动。本来在保证石油价格上，所有产油国的利益是一致的，但由于世界主要石油消费市场集中在美国、西欧、日本，美国就可以通过分而治之的方法，令产油国家之间互相牵制，导致它们不能有一个共同的行动方案。通常在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开战时，才可能看到阿拉伯人自己的一致限产行动，但非阿拉伯产油国又不会跟进。但是在1999年期间，因此前亚洲金融危机引发的需求紧缩，导致了世界所有的产油国不得不在3月共同减产以稳定油价。而查韦斯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把产油国和西方大石油公司的利益斗争这个事情，从一个在商言商的角度，提升到了一个反西方殖民主义和经济掠夺主义的高度，得到了包括俄罗斯、伊朗、苏丹甚至沙特的支持，这就使欧佩克的运作可以真正起到实效，从而使世界石油摆脱了西方的控制。当然，中国经济的崛起，为石油生产国提供了一个替代的市场，也是这个石油民族主义可以成功的一大因素。

如果美国可以成功地控制和增加伊拉克的产油量，可想而知，世界油价将滑落，就会使俄罗斯、伊朗和委内瑞拉等美国的对手，说话时没有那么嚣张。而且美国也就可以对沙特施行“民主革命”，推翻沙特王室，建立一个更温和的“民选”亲美政府，清扫瓦哈比势力，中止沙特对埃及的穆斯林兄弟组织和巴勒斯坦的哈马斯的支持(当然现在的哈马斯的支持更多来自于叙利亚和伊朗) ，为美国的中东重造计划扫清思想势力上的障碍。

美国和沙特关系的恶化在伊拉克战争后更为显著。一方面是美国参众两院的大嘴巴议员们在新闻界大声疾呼，要求调查沙特的资金如何转入了恐怖分子的账户;另一方面是美国的“9·11”真相调查小组实际上在追踪沙特的资金流向。除了犹太裔的美国议员外，犹太人势力强大的地区，如纽约的市长朱利安尼拒绝接受沙特王子阿萨德向“9·11”受难者高达1000万美元的捐赠，来自纽约州的参议员舒默(也是推动经济制裁中国议案的主力议员，犹太人)直接要求彻查在美国的沙特投资，并呼吁把沙特列上美国的种类繁杂的国家黑名单。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当时的沙特王储阿卜杜拉面临美军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和美国的政治、外交和军事压力，决定从美国撤出3000亿到 4000亿美元的沙特资金。一方面是为了自保，另一方面也是对美国的报复。而在美国的富裕中东裔人士，也开始发现在他们的住家附近开始频繁出现仿佛是水电公司修理车的客车。其实，这些车上安装的是监听人们在家里对话和手提电话通话的仪器，由美国情报部门的反恐专家24小时运作。当然，在“爱国法案”的授权下，全美国的固定电话和互联网都在情报部门的监视之下。这些惊恐的中东裔美国人，开始偷偷地在加拿大等国家买房买地，准备一旦情势不对，立即逃难。加拿大的城市，尤其是温哥华，在那段时期地产价格高涨，和这个因素有一定的联系。

沙特在美国的大幅撤资，大致是起于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的高潮期之后。那时，美国借强大军事高科技，把这支阿拉伯人最后的军队摧毁，逼得连头脑容易发热的伊朗人都在考虑如何和美国沟通，避免自己成为下一个目标。伊朗这种要求有条件投降的降表，当然被只接受无条件投降的美国拒绝。于是，伊朗人除了向莽撞但勇猛的朝鲜人学习如何赶紧加快核计划之外，只能偷偷地发展伊拉克什叶派的各派民兵以自保。而沙特就忙着支持伊拉克国内被美国打得七零八落的逊尼派各派武装。这时候声讨沙特的呼声在美国达到高潮，应该是预料中的事。

沙特从美国的撤资自然为美国的赤字财政和巨额贸易逆差造成巨大的资金缺口，直接威胁到美国的经济。为了应付这一挑战，美国国会快速地在2004年通过了一个《祖国投资法案》(Homeland Investment Act)，简称HIA，鼓励美国的跨国公司将在世界各地的利润拿回国内，以补偿沙特资金外逃的缺口。本来，美国的大公司在把海外利润汇回国时，要交付35%的税率，而在HIA法案下，如果资金在2005年底汇回国，就会享受5. 25%的优惠税率。美国用了这个办法，总算是渡过了一劫。

美国同沙特的关系恶化的最低点，是在阿卜杜拉继承王位之前，时间是2005年年中，当年4月24—25日，沙特王储带队和布什政府全班人马，在布什老家美国得克萨斯州克劳福德农场搞了一次全面讨价还价的会谈，当年6月下旬，美国国务卿赖斯在访问中东时，又和王储阿卜杜拉进行了几乎摊牌的谈判。有关这两次谈判的细节和结果从来没有公开，但可以预料双方的立场是南辕北辙。美国对沙特的要求当然是非常明确——要求沙特为美国意在全力推动美式民主的“新中东计划”在宗教上和经济上背书，彻底限制以瓦哈比为代表的宗教极端势力，停止对伊拉克逊尼派反美游击队的财政支持。而沙特却要求美国停止在中东推行“美式民主政变”，并停止在美国用调查“9·11”事件真相为名，打击沙特声誉。两者几乎背道而驰。

赖斯的2005年中东之行:与沙特国王会谈，在开罗鼓吹改变沙特制度

这次谈判大概是不欢而散，因为赖斯在中东之行抵达沙特前访问了埃及，在开罗美国大学发表的演说中，公开要求在沙特阿拉伯进行如同颜色革命一般的街头“民主革命”。在这种情况下，沙特必须有一张更好的牌可以和美国对抗。就像今天这个世界上所有国家一样，当它们不满美国压力又希望找到一张王牌对付美国的话，就会遥望东方，大打“中国牌”。别说是第三世界国家，甚至像加拿大这样的美国盟友，一旦与美国发生争端，比如说在木材之类贸易上发生经济纠纷，都会不由自主地把中国牌打出来，扬言要把木材卖往中国而报复美国的高关税。

沙特新国王阿卜杜拉选择了在2006年的春节访问中国，这是他个人访问海湾以外的第一个国家，而且也是他就任国王之后的第一次对外出访，还是沙特在1990年与中国建交后的第一次国王对华访问。而在访问中国后，他再去印度、巴基斯坦和马来西亚。他的这次出访，表明了沙特开始面向东方，为自己的石油寻找西方之外的替代市场，而其中的重中之重，就是提升沙特和中国的关系。在出访前，阿卜杜拉国王接受沙特电视台的访问，被问到为什么在中国春节期间访华。他的回答是，在古代历史上，这是亚非各国的国王们和北京的皇帝交往、进贡、换礼的时间。

沙特新王如此善意，中国也给予高度的礼遇，称赞了他的“三个第一”和对中沙友谊的高度重视。在这次出访中，沙特和中国签订了未公开的能源合作计划，并为新疆的阿克苏市的基础建设提供优惠贷款和援助。笔者当时估计这一能源合作计划的主要内容应该是沙特在中国建立炼油厂和石化厂，提供原油帮助中国建立战略石油储备等。如果当时的计划是长期性的，那么中国就应该仍然享受当时的低价。当然，西方的媒体也有另一些说法，包括由于在成本的细节上没有达成协议，所以合同并没有实际签署等等。还有西方人声称，由于去机场欢迎的是中国外交部长，而不是胡锦涛本人，阿卜杜拉有些不快。当然这些猜测很难证实，不过可以明确的是，沙特将合作参与中国扩大在泉州的炼油能力和在青岛的新建炼油设施的工程。而且从供油价格上来说，通常沙特的石油开采是秘密进行，而且其原油又不在国际市场上公开出售，很难对合同约定价格和沙特供油日常价格进行对比。

沙特的另外一个考虑因素是对美国军事保护的依赖。沙特本身的外部威胁是以色列犹太人和什叶派波斯人，早在和中国建交前的1988年，沙特就已经购买了36枚中国的东风3型中程弹道导弹和9个发射架，该导弹射程达1500公里，可以涵盖特拉维和德黑兰。而在美国咄咄逼人的情况下，沙特的计划是如何在没有美国的军事保护伞下实现自保，其中一个方向就是向中国购买新型的战略导弹以及向巴基斯坦购买核弹头。

在以色列已经拥有大约150—200颗核弹头，伊朗又在西方的高压下继续顽强地发展核计划的情况下，沙特拥有自己的核威慑力量是不可回避的选择。但如何绕过国际防扩散条约的限制呢？沙特选择的可能是“两套密码”方案，即由沙特控制导弹的密码，而巴基斯坦控制核弹头的密码。这个方法是当初冷战期间美国在西德“创造”出来，让西德控制导弹而美国控制核弹，绕过西德不能拥有核武器的限制。

当然，中国由于军力尤其是弹头投放力薄弱，相对于美国的强大军力，并不是一个好的武器来源选择。如果不是被美国逼得太急，沙特在军事防卫上也不会走这条舍近求远的弯路。不过，为沙特的石油寻找美国之外的买家——不光是中国，还有印度、日本和韩国这些买主，倒是完全符合沙特自身的经济利益。而且沙特还可以通过中国对伊朗的影响力，令伊朗对沙特的威胁有所制约。

对中国而言，保持和以色列、沙特和伊朗三方面的等距离友好关系最符合中国的利益。在与沙特的交往中，可以首先要求沙特禁止其国内的宗教团体支持中国内部的东突恐怖组织，然后再通过沙特能源上的合作，增加中国在和伊朗进行石油合作上讨价还价的弹性。而保持和沙特及伊朗的关系，又可以使中国在以色列对华军事技术合作和转让上有讨价还价的砝码。中国必须充分地利用这些关系，一旦在美国势力衰退时，就可以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为中东地区的和平而斡旋。

无论中国和沙特的关系如何发展，都应该看到中美关系和沙美关系的重要性和互动。所以这种三角关系的互相平衡和互相牵制，就不应该以大幅度牺牲一方的利益而达成。因此，当胡锦涛主席访问美国时，虽然美国主人的待客之道大有需要提高的必要，但可以想象，中国和沙特的关系一定是其中在私下讨论的主要议题。美国总统布什肯定会说，如果我这样骂台独分子陈水扁，是不是胡主席你也应该有所回敬，不要和阿卜杜拉国王打得火热而不告诉美国呢？当然，在随后对沙特的官方访问中，中国也会传达一些美国方面的讯息给阿卜杜拉国王。

在2005—2006年，中东和世界的形式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起源于2004年底的伊拉克游击战逐渐成气候，使美国快速稳定伊拉克的愿望落空，开始陷入了困局。

本来美国的伊拉克战争受到全体美国人的支持，但是在兵老无功的情况下，美国国内的反战声浪越来越高。这些反战声音除极少数外，大多是对布什政府无能的抗议，并不反对美国入伊拉克抢油。而在野的民主党因为离政权已久，乘机对当权的共和党清算。在美国，任何政治事件的操作，要看两党中的任何一党是否会在打击对方的过程中得利。有时候利益巨大，两党内斗可以到完全罔顾美国的国家整体利益的地步。而有的时候，如果某件政府的失误不能让在野党自身在选举中获利，这类事件就会在新闻界销声匿迹。伊拉克战争就是前一种例子:由于美国两党的内斗而损害美国国家利益。

在伊拉克战争开打之前，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曾在美国国会就这场战争的成本和利润进行了推销。按照美国国防部的分析，如果美国可以让伊拉克出油量提高(从每日150万桶到450万—500万桶) ，美国就可以将伊拉克的石油收入三分:一分用来支付美国及盟军的军费开支，一分作为伊拉克新政府的财政开支，一分用来支付伊拉克的重建费用。整个伊拉克的重建当然由美国和英国的工程公司予以实施，如美国副总统切尼掌控、由退休高级将领任职的哈利伯顿公司等等。

臭名昭著的美国靠战争发财的公司:哈利伯顿

套用一句中国的俗话——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所有的战争，从古到今，都是有利润目的的商业活动。如果无利可图的话，作为选举的敛财高手的美国国会里那一帮议员，怎么会轻易举手赞成呢。所以当美军杀进巴格达时，立即占领的是伊拉克石油部，而放任价值连城的巴格达文物博物馆由世界各地的妙手空空们任拿任偷。

由于美国在联合国对伊拉克战争的推销失败，虽然没有美国人相信萨达姆有核武计划，但美军还是不得不派出大规模的小分队，装模作样到处去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甚至连《纽约时报》的著名女记者朱迪丝·米勒都在她的战地报道中“暗示”美军已经发现了证据。

其实，美国人并不在乎这些入侵伊拉克的借口，对他们来说，快速打完仗，不要在报纸上天天读到死人的负面消息就够了，而这正是美国新保守派失策和无能的地方。无知即无畏，新保守派过高估计了自己的能力，过低估计了伊拉克人的能力。本来，美国应该在推翻萨达姆政权之后，由中情局栽赃，再让美国收买的伊拉克前高官作假证，就可以“证实”伊拉克确实有未成熟的核计划，让国际社会不得不接受美国事实上已经占领了伊拉克，从而不再在这些无用的出兵理由是非问题上继续争论和纠缠下去。之后，美国再通过游说中国等安理会成员国让联合国授权管理伊拉克事务，就已经达到目的了。

但是，新保守派却傻乎乎地作茧自缚，把本来不在其战争借口中的“建立民主自由的伊拉克”作为了在伊拉克的占领施政的主要目标。而在伊拉克石油分配上，又跟美国的大石油公司集团抬杠。因为有过俄罗斯的经验，这些石油公司集团反对私有化伊拉克石油，认为还不如通过一个傀儡的伊拉克政府更容易办事。而理想主义和意识形态浓厚，死抱“私有市场万能”的新保守派则坚持主张将伊拉克石油私有化，这一纷争也影响了占领早期的石油政策。

新保守派的另一个失误就是在管理策略上，没有采用分而治之的方法，而是试图在伊拉克的各个宗教和地方派别中去“分清敌我”。如果美军采取挑拨离间和画地为牢的方法，就不需要把有限的军力资源用于对自己利益无关的平乱行动，而可以集中兵力抢占石油资源，保护美国石油公司的员工安全，快速地把伊拉克的石油开出来，抢出去。

美国的政策恰恰相反。美军不断地去逊尼派地区搞“清剿”，又将伊拉克军队解散，把萨达姆的复兴社会党官员从各级政府部门清洗出去，从而把自己变成了为什叶派抢权争利的一个工具。这一方面引起了周边逊尼派国家如沙特和埃及的不满，开始对逊尼派反美武装提供人员、资金和武器的支持;而另一方面得益的什叶派对美国却并不感激，而是在伊朗的支持下，迅速崛起，为伊朗在未来可能美国发动打击自己的战争中，建立起一个缓冲地带。

在美国对伊拉克动武之前的一个星期，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对一些伊拉克人进行了访问，其中谈到了谁会为美国的侵略费用买单。最后的结论是伊拉克石油。然后大家又开始讨论如何可以制止侵略者拿油，结论是两个方法:一是炸掉输油管道，二是攻击美国石油公司的雇员。

非常有趣的是，当时就有人发誓会将之付诸行动，而这正是后来伊拉克出现的情况。由于美国在伊拉克投入的兵力太少，又不得不不断地和反美武装进行战斗，根本无法担负起抢油和护路的责任。

如果当初美国可以制造假证据，使得至少在国内有个圆场，瞒天过海，对国际舆论可以听之任之，也就不需要把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伊拉克”提升到中心议题。对这个本来就是忽悠别人且也做不到的目标，就应该继续不把它当回事而忽悠应付下去。而美国在实际操作中的最佳政策，应该在各地，尤其是产油区和油管通过区，扶持各地的军阀和民兵，然后同这些势力私下谈妥条件。而把伊拉克民选的政府作为一个排场，在那里演些永远吵不完的民主大戏，这样对内可以让美国普通老百姓在抢完了伊拉克的石油后，还觉得真的拯救了伊拉克人民。

而美国的战略错误，就在于大规模地清剿萨达姆的残余势力，而不是让萨达姆的支持者直接和什叶派民兵杀个你死我活。美国在费卢杰这些无关紧要的地方大开杀戒，浪费资源，还导致了和伊拉克普通民众的冲突。

上:伊拉克民族分布图、输油管道图和费卢杰、巴士拉的位置;下:伊拉克到2006年为止各个占领军的辖区分配图，南部石油产地和出口地在英军区，由什叶派实际控制

这里举两个小例子。当时费卢杰战役的直接起因是几个美国私人保安公司黑水公司(Black water)的人员被反美武装杀死并焚尸示众，这一事件的祸因早就种下——美军进驻费卢杰等地区时，本来还是想讨好当地群众的。但是因为当地气候炎热，晚上伊拉克人通常会在屋顶的天台上睡觉，那时一个个平时包得严严实实的美丽伊拉克少女们，就会在家里个个袒胸露臂，不再防范。而20岁上下的美军小伙子们荷尔蒙高涨，就有一些好事之徒，偷偷用夜视镜窥探，结果被当地居民发现。

另一个例子是，在夏天炎热时，有些伊拉克村民会在夜深凉爽时下河里捉鱼，或者在农田里灌溉，结果被巡逻的美军小分队糊里糊涂地打死。而美军巡逻队通常会自己带上铁锹之类的挖掘工具，发现错杀后，马上就扔把铁锹在死者身上，伪造死者是在路边埋炸弹的反美游击队的证据。这个做法不是美军在伊拉克的发明， 1993年美军在索马里乱枪打死平民，若发现是错杀，尤其是错杀未成年的小孩子，都会扔一把破枪为自己推托干系。其实，美国很多城市里警察也是这方面的高手。但是，这种做法虽然可以在军队上级那里过关，但蒙不了老百姓，实际效果就是伊拉克里的反美战士越剿越多。

不过据一些美国人做的调查，新保守派不是没有试图对伊拉克前政府栽赃。当然要栽赃出核武器计划是有一定的难度。虽然美军“成功”地发现了一些可以用于核武器的金属管，但还是没法令人信服。另一个栽赃手法就是通过以色列的摩萨德派出一些间谍，试图在伊拉克埋下炭疽病菌。而被斩首的美国人伯格据称就是其中的一位。有消息说，当时的伊拉克反美游击队在他的身上还发现了很多反犹太人的宣传品，而他本人是犹太裔美国人，带着这些东西似乎不是一般的只为求财的商人。

总之，陷入游击战的美军无力保护伊拉克的油田和输油管，美国石油公司就没法进来采油。而输油管道被炸后，美国占领当局就只有花钱请当地的部落保卫输油管道线。结果爆炸少了，但油管总是出这样和那样的故障——通常是输够伊拉克当地炼油厂的炼油量后，就会有奇奇怪怪的各种机械“事故”导致输油停止。更有甚者，输油管里的油居然被人中途吸走，最后成了黑市上的廉价油，而这些卖油得来的利润，又会变成攻击美军的武器弹药。

而伊拉克石油的最重要出口处巴士拉，名义上归英国管理，实际上却被亲伊朗的什叶派民兵控制，英国军队根本就不敢惹他们，只能采取敬而远之，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的态度。最后，英军更是一看情形不妙，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在2007年初拍拍屁股走人。害得美军直到2008年才把巴士拉抢回来。

在中东年年不顺的美国，从2005年起开始发现自己的问题。其中一个最头疼的问题就是，搞不定伊拉克的反美游击队，就没法进行石油操作。而伊拉克新政府也看见了美国的软肋，就不会那么合作，心甘情愿地让美国抢油。同时，美国也就没办法对沙特阿拉伯进行颠覆，反过来沙特阿拉伯就可以继续增加对伊拉克反美武装的支持，令美国更为头疼。但是对美国、沙特以及以色列更不利的却是伊朗的崛起。这就迫使美国不得不改变其早期伊拉克政策中实际上为伊朗作嫁衣的行为。

另一个更头疼的问题是，在美国精疲力竭之时，中国在东边利用美国力量的真空而强大起来。于是美国国防部的一些人，想把这个问题重新在媒体上聚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在《大西洋月刊》上由代言的文人学者，展开和中国打仗的探讨。

这个探讨得到的结论有几点是很有意思的:

1.如果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和中国打一仗也没法完全阻止中国的崛起，但至少可以把这个崛起推迟50年。

2.如果和中国的战争不可避免，那么对美国利益而言，晚打不如早打，小打不如大打。

3.要挑起和中国的战争，就必须以台湾独立为导火索。

4.如果美国只是和中国打局部战争的话，美国就会有战略上的弱势。只有把所有的盟国都拉进来，包括欧洲的北约盟国、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来打一场全面的战争，美国胜算才比较大。

这其实就是在“9·11”事件前美国国防部的计划，只不过被本·拉登分了心。而中国此时还没有什么好的应对方法，唯一确信的武器就只有战略武器如核力量。而且在1996年的台海危机时候，中国已经针对美国进行了演习，声称不惜用各类手段来应付台湾冲突。这一次对美国的“全面战争”威慑，中国只能也用类似的“战略武器战争”进行“反恐吓”，这一步骤由一位少将朱成虎完成。

这一下，就把美国同中国打仗的设想成本推得很高。当时中国的战略武器能力，与美国相比当然还是不足，但是可以做到和美国同归于尽。而就这方面的战术武器而言，中国至少可以打掉美国的数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并摧毁对方所有的太空通讯。当然其中最有效的方法倒不是直接和美国对打，而是威胁帮腔的小喽罗们。如果美国决定中国只是虚张声势而不敢真打核战争的话，那么中国就可以在美国发动攻击的基地，比如韩国和日本，动用这些战略武器。这样的话，难题就交给了美国:美国人会不会为了无足轻重的日本人、韩国人，去选择自己也要同归于尽的结局？而对日本人和韩国人而言，美国会不会遵守诺言向中国报复已经不重要，因为届时他们已经不再存在于这个世界，那么他们干嘛要趟这滩浑水？

从美国的角度来讲，如果美国无法建立起一套有效的导弹防御系统，那么就不能贸然同中国开杀。所以最好的办法还是继续发展军备，为将来的战争做准备。有美国军队的人士戏称，美国现在是两个军队两手应对:一个是在发展各类高科技武器准备对付中国，另一个则在用常规武器，应付中东数场正在打或将要打的战争。

于是， 2005年中国和美国的一场嘴巴上的沙盘演练结束了，大家低下头来回去各自做准备，等待下一次时机的来临，再拿出些杀手锏来华山论剑。这一等待并不是太长，在2007年1月，中国的一个导弹成功地把一个低空的卫星打了下来，令美国军界一片慌乱。本来每次在美国军方关于台海战争的沙盘推演中，扮演敌军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将军，其第一招就是扔一颗战术核武器摧毁美国所有的太空卫星通讯系统，打乱美军各兵种之间，各战斗单位之间，前线与司令部之间，尤其是军舰、战机和侦察卫星之间的信息联系，从而造成高度数字化的美军作战无法进行。每一次这位扮演“敌军”的将军都说他干这招很过瘾。但美国情报部门一直都不知道中国军队还具有只用常规武器就能达到同样目的的能力。因为任何战争，动用核力量都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哪怕是在外太空里，所以中国在这方面肯定会有所顾忌。但如果中国现在可以用常规导弹摧毁低空卫星，那么高空卫星系统也不会安全，或者至少会有大批卫星被几个卫星爆炸造成的碎片打烂而效能降低，那么，这就意味着美国所有精确制导武器就不再有效。既然中国有这种实力，那么中国在这方面也就不存在动用核力量的顾忌——因为已经根本无需动用这把牛刀了，这就让美国非常紧张。

当然，美国顾虑和中国开战的另外一个理由，就是国际防核扩散条约会就此失效。而到那时，令美国头疼的伊斯兰恐怖组织，就会有更好的机会拿到核武器，进行针对西方城市的恐怖活动。所以，在没有成熟的条件和中国摊牌之前，东亚和中东两相比较，先解决中东的问题还是一个首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