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游戏》是自2008年开始，我在博客发表的系列文章所组成的系列作品。

最初的想法是为当时的国内相关部门提供一些具体的政策建议。当时不少的建议，都是关于如何应对西方政界和舆论界围绕北京奥运会对中国发起的文化热战。不过，在这些建议里面，比较有影响的就是提前预警了美国即将发生的金融危机。关于如何应对美国即将发生的金融危机，我提出了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和各种手段等等一系列应对之策。

鉴于这段时期的思考，我认为，北京奥运会的成功和美国的金融危机这两个重大历史事件，预示了1840年以来西方对世界统治的衰落，以及中国代表和主导的东亚重新成为世界中心，一个历史的大变革时代到来了。而在这个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潮流中，中国当时的政治文化界，包括未来20年会主导中国的精英们，都明显显示出理论认识上的不足。所以，为了应对这个严峻的局面，我在博客上开始发表的系列作品最初是为了进行科普，希望能够对中国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出生的人，打开一个认识世界的新窗口。

近30年来的中国思想界所受到的国际政治认知的影响，基本上定位于冷战时代的共产主义—资本主义二元对抗的框架。在这个意识形态外衣下，真正影响实际政治的地缘因素和文化因素就被深深地掩藏起来。

在人类冲突的历史中，建基于文化和宗教因素的对抗，比如说欧洲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和今天的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全球恐怖活动，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形式。而在欧洲内部，虽然冲突表现的形式是民族国家模式的产生，以及联盟条约的出现，但更多的冲突不是体现在文化和宗教上，而是体现在地缘政治上。

对地缘政治的思维，中国人其实并不陌生。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我们的祖先就是这方面的谋略高手，其中比较出名的地缘战略就是合纵和连横。可能因为中国统一的时间太长了，这样的地缘战略考虑慢慢就为大家淡忘了。当然，也是因为我们的战略思想家们，被意识形态的外衣遮掩得太久了，结果信以为真了。

俄罗斯的战略思想家们曾经坚定地认为，如果他们让苏联崩溃，放弃对东欧诸国的控制，彻底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割裂，完全走回东正教的传统，他们就可以快乐地加入欧洲文明世界，无忧无虑地生活下去了。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北约的前锋已经兵临城下，基辅已经陷落(第一次颜色革命和2015年的第二次颜色革命) ，俄罗斯腹地已经洞开，不是说冷战已经结束了吗？俄罗斯人百思不得其解。

但是，这个困惑可以从英国人对北约的定义看出来:“拉进美国，赶出俄国，压住德国。”所以，困惑的俄罗斯人想进欧洲而不得入，必须被拒绝在门外，成为森林里面的野人。而作为岛国的英国，需要拉住世界大国美国，在欧洲大陆双打，压制住本地的地头蛇德国。当然，这个双打正面临着法国和德国这对双打选手的挑战。

这就是地缘政治被披上了意识形态外衣的形式。

那么在东亚，你仍然可以看到这种意识形态外衣的影响，比如什么民主同盟(日本为主)对抗专制同盟。在欧洲，以岛国英国来制衡欧洲大陆的办法叫作离岸平衡。这种方法无法移植到东亚来对付中国，因为和欧洲这个分裂成无数民族国家的地方不同，中国从古到今都是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

在此，我不用“国家”这个词汇，是不想用来自西方民族国家的国家概念，来涵盖今天的现代中国，以及在同一个地方连续存在的历史上的古老王朝。要中国出现欧洲那样的情况，只可能将中国的每一个省和自治区变成一个个独立的国家，然后在这里形成的同盟由美国作为实际的盟主，再加上日本作为一个主要参与者，好像英国在欧盟的位置。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在中国的几千年帝制结束的前后一段时间确实发生过，那个时候被称为军阀混战和半殖民地。但是，欧洲地缘政治的理论和实践，在一个统一的中国的情况下完全没有操作余地。

虽然美国的历史学界早已经形成的新清史论，已经为肢解中国——把内蒙、新疆、西藏、台湾、东北等从中国分裂出去——做了理论上的准备，但是这种对中国的肢解，仍然解决不了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国即便在分解后依然体积太大的情况。因此，东亚的情况就更多地像北美的情况，是一个联邦合众国独大，其他的两个小国(加拿大，国土面积大，但是人口少;墨西哥，人口稍微多，但是国家小)相当于日本和朝鲜半岛两国，而南部的中南美洲相当于亚洲的东南亚。

所以，《大国游戏》虽然对各位读者进行了地缘政治的科普，但也明确表示，在中国为主导的东亚，进行地缘政治的操作并没有太大的空间。反而今天中国的崛起，或者叫作文化复兴，某种意义上就是恢复历史上以中华文化为中心的东亚政治文化经济的体制。(www.daowen.com)

在这个新的东亚体系中，作为无可取代的领导中心的中国，就理所当然地具有和其身份地位相匹配的文化话语权。而整个系统有机组成的其他国家，在其政治、文化、经济模式上，就不得不出现和中国模式相容的体制。

当然，并非是要求这些周边国家必须按照中国的模式彻底拷贝(比如唐朝出现的情况) ，而是这些周边国家必须对中国出现的整个模式具有相当高的认知和理解程度，而不是利用目前意识形态二元对抗理论简单地进行抗拒。因为没有这种以中国模式为主、以周边国家模式为辅的融合，就不可能有东亚的经济文化一体化，也不会出现将来的政治、外交、军事一体化。

中国经济和军事上的崛起，必然带来以北京模式为代表的文化价值观的崛起。而在这个过程中，美国重返亚洲战略造成了东亚地区的主要竞争，以及这个竞争带来的紧张局势。大多数人认为，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落脚点，是加强其亚洲的军力。但是他们不太理解，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在亚洲的影响，因为2008年金融危机的发生而受到严重的挫折。目前美国军力的加强，其实是对在亚洲周边国家进行的强心针操作，美国影响力的降低已经导致了各国内部亲美力量的式微。

根据美国人的单方面理解，中美之争当然不是意识形态之争(因为中国不是苏联那种共产主义国家) ，也不是地缘政治之争(美国至少从阿拉斯加还可以遥望俄罗斯远东，而在美国关岛看中国台湾岛则远不可及) ，而是两种文化模式之争。这种文化的不同，就是美国的华盛顿模式(自由资本主义)和中国的北京模式(美国称为国家资本主义，中国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在全球范围展开的国际话语权的争夺。这种争夺不是选美小姐比赛，而是关系着对国际话语权的掌握，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政治经济红利。

目前来讲，推行美国的经济自由和政治选举模式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借助美国军事介入或者颜色革命强行改变的国家，个个是焦头烂额，民不聊生。而中国有控制的经济自由和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在30年内使中国6亿人口脱离贫困，并成为坐二赶一的世界经济体。所以，在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这个语境框架下，北京模式大获全胜。

目前的局面就是，中国在变成了中等收入国家之后，正在迈进发达国家之列。如果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各种发展，可以在良治政府、法治社会和民主对权力的监督这三个方面进行有效改革，经济上可以缩小贫富差距，政府内部可以减轻贪污腐败，政治上可以铲除政经寡头，做到削强藩、均贫富、严吏治，按照协商、共识和集中的民主制度，实行礼法并重的程序公平和结果公正平衡的法律制度，那么北京共识就会出现在发达国家的语境框架下。

如果这样的制度——某种程度上和新加坡比较类似——出现在发达国家，那么可以想像这个模式对大部分东南亚国家都会产生深刻的吸引力。而相对于西方的民主选举制度下的困境，这样的文化竞争将对未来的人类文化和历史发展带来非常深远的意义。

讨论中国的文化和政治发展，都不得不面临一个中国独特论的指控。其实，这种认为中国独特的看法，主要是分析中国的工具全部立足于西方的文化霸权体系。这个也是西方经济理论无法解释中国经济崛起的原因，也是海外中国问题专家几十年来一直预测中国经济即将崩溃的笑话的原因。

比如一提到中国的政治，经常用的观念就是一党专政。其实，这种错误就是把中国的执政党理解成西方的政党。事实上，你会发现，当西方的政党，比如民主党、社会党、工党等等，推崇的为劳工争利益、重视社会公平的政策导向，或者共和党、保守党、自由党等等，推崇的为企业争利益、重视经济发展的政策导向，都会同时在中国的执政党里面出现。

如果从历史上看，你要是把中国的执政党当作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文官集团，就是穿了现代人服装的儒生阶层，也许就比较容易理解了。诸如此类的文化内涵，需要中国自己的思想家们彻底摒弃西方的思维概念模式，走进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从中国目前的社会现实出发，重新思考中国的文明体系和文化价值。

当然，目前和西方所代表的文化价值观相比，中国还是处于劣势，还处于文化创新的萌芽阶段。但是中国人别无选择，因为全盘被西方文化价值系统洗脑的结果，说得轻一点，是中国陷入南美洲诸国的中等收入陷阱;说得重一点，就是国家分裂，人民重新陷入困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