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哲学发展史上，存在着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两大哲学思潮。理性主义是西方哲学的传统。古希腊哲学已经确立了理性主义的基本原则，“人是理性的存在物”这一信念无疑贯穿于古希腊全部哲学之中。赫拉克利特为生生不息、变化不居的现象世界找到了“永恒地存在着的”根据，即万事万物皆由之产生的“逻各斯”；巴门尼德抛开了不确定的表象世界和人类意见，设定了不生不灭，不变不动的“唯一的存在”；斯多葛学派则把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发展为“世界灵魂”和“宇宙理性”。对“宇宙理性”的充分展开是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完成的。柏拉图的理念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由最高的“善”的理念统领的等级森严、秩序井然的“理念世界”。亚里士多德的实体理论为我们描绘了宇宙万物由质料到形式、从潜能到现实的发展进程和统一过程，从而构造了从最低级的、纯粹的质料到最顶端的“纯形式”，即“绝对的现实”这样一个合乎理性的宇宙结构和存在链条。这种理性主义的基本精神是：实在（自然、宇宙、世界）是依据理性或“逻各斯”而运行的合理的存在结构；人是理性的存在物，因而人可以通过理性把握人同事物的关系，把握世界的本质，从而控制自然和操纵自然。这种理性主义不但支撑着以古希腊为代表的灿烂的古代文明，而且在中世纪之后，又通过与自然科学的联盟，转换出支撑现代工业文明的技术理性主义。传统理性主义所代表的文化精神主要包括：理性万能，理性是一种绝对的力量；理性至善，理性及技术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乐观的人本主义或历史主义。这正是它们在本世纪遭受各种人本主义思潮、非理性主义思潮、技术悲观主义思潮激烈抨击的地方。

非理性主义思潮的缘起和社会影响，在理论层面上是对传统理性主义的激进反叛，在现实层面上是对文化危机和文化转型的哲学体认。尼采是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观点最为激进和彻底。在基本的哲学信念上，他继承了叔本华的唯意志论，把意志视为人的存在和万物存在的本质与基础，从人的存在的角度去理解万事万物的存在。但是尼采同叔本华对意志本身的理解有着不容忽视的差别，他用权力意志（或强力意志）代替了叔本华的生存意志，尼采站在传统与现代的断裂点上，以敏感的心灵超前地宣布了“上帝之死”这一事实。由此出发，他傲视一切地宣布“摧毁一切偶像”、“对一切价值重新评估”，深刻地揭示了传统宗教观念和伦理价值的非真理性，对现代文明本身的否定方面或负面做了深刻的剖析。在这种批判分析的基础上，他呼唤具有沉重的责任感和深沉的悲剧意识，敢于直面人生最古怪和最荒诞的难题的“超人”出现，让这种自由个体去拯救现代人类和现代文明。萨特同尼采完全一致，尼采宣布“上帝死了”，萨特则断言上帝之不存在。从这一基点出发，萨特强调人的本质的非确定性和自主生成性。他认为，人的本质是通过人的存在而生成的，是人自由地选择的结果。人的自由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人必须自我选择、自我设计，人是价值的创造者，他因此必须替自己的存在和自己的世界负责。但是，也正因为上帝之不存在，所以孤寂、焦虑、孤独、厌烦、恐惧是人的必然的存在状态。在这种意义上，他反复渲染现代人的绝望之存在境遇。不过，萨特并不认为人应当同绝望妥协，他认为，自我选择、自我设计的人之存在代表着一种抵制绝望、同绝望抗争的希望。弗洛伊德虽不是尼采和萨特式的哲学家，但他的精神分析学却从另一个侧面强有力地推动了20世纪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使之更加汹涌澎湃。弗洛伊德把人的全部存在和全部文明建立在本能（包括生存本能和死亡本能），特别是性本能的基础之上，用泛性欲主义观点来解释文明的起源。进而，他通过性本我和自我的冲突来展示本能和文明的冲突，特别突出性本能对人的存在和文明的决定作用，并批判理性和文明对人的本能的压抑，对人的存在的束缚。这样，几千年的理性文明观在性本能的冲击下瓦解了，本能成了历史的推动力和决定性因素。

本世纪非理性主义思潮对传统理性主义的批判，确有许多偏颇和激进之处，但是这种偏颇和激进的特点在一定意义上有助于动摇传统理性主义的统治地位，更加彻底地扬弃传统理性主义的弊端。现代理性观是一种扬弃传统理性的弊端，将非理性主义思潮中的某些合理见解整合于自身之中的新理性观。其基本内涵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现代理性观承认理性的有限性，从而以一种包容或承认非理性因素的理性概念取代传统的绝对理性。在现代理性观的立场上，一方面，理性和技术不再作为绝对的和终极的实体或力量，不再作为人赖以安身立命的唯一支柱或人之存在结构的唯一因素；另一方面，非理性因素的引入并末导致理性的毁灭，而是达到了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的某种综合，从而使人被理解为一种总体性存在。第二，现代理性观承认理性的不完整性，由此把价值理性引入理性范畴，拓宽了理性概念的内涵。现代理性主义不再把理性和技术简单地视为肯定和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完全积极的因素，而是认识到，自律发展的理性和技术在一定条件下会转变为一种统治人、奴役人，甚至毁灭人类的力量。要摆脱这一困境，应当用包含着对人的存在的形而上的终极的关怀和价值理性、艺术理性和批判理性来补充传统的科学理性、认识理性和技术理性。第三，现代理性观确立了一种积极的关于人之存在的悲剧意识，从而超越了传统的，盲目乐观的理性主义历史观。由于消解了传统理性的至上性和完善性，现代理性主义扬弃了传统理性主义和传统人本主义的乐观信念。它不再把人的困境简单地视作可以一劳永逸地消除的时代错误，而是将之与人的存在结构相关联；它也不再相信理性和技术的进步会把人类带入一种完善完满的境界。这种悲剧意识并不是消积的，而是积极的，因为正是理性的有限性和人的不完善性提供了人断续存在、继续创造的根据，这是类似于汤因此所揭示的文明的“挑战与应战”的机制。

从非理性主义思潮对传统理性主义的反叛，以及现代理性主义对非理性主义思潮的辩证扬弃的事实可以看出，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所关注的侧重点各不相同，但无论如何也不能抹煞的事实则是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是构成人的智力和心理的两大类基本要素，我们不能把其中的一类抬高到天上，而把另一类踩在脚下。我们应在现代理性主义的知识背景下，对非理性因素在认识发展过程的作用给以应有的地位，而这一点恰是传统哲学所忽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承认理性认识和理性因素在认识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又肯定非理性因素在认识中的重要作用。事实上，在人的认识发展过程中，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总是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彼此交织在一起。把二者割裂开来，片面强调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正确地把握和分析人类的认识活动，因而是有害的。因此，我们要在肯定理性因素作用的同时，对非理性因素在认识过程的作用予以充分肯定。特别是在高扬人类创造性的今天，就更应该如此。

非理性因素是和理性因素相区别的思维要素和思维过程，它主要包括直觉、灵感、联想、想象、情感和意志等。非理性因素在认识过程中具有机遇触发性、非逻辑跳跃性和创造性的特点。直觉和灵感往往是由机遇触发而产生的。像弗莱明发明青霉素，阿基米德发现浮力定律都是由某种机遇的触发而产生出灵感和直觉，进而完成其科学发明和科学发现，倘若没有机遇的触发，就不会有上述发明和发现；直觉、灵感、想象和联想这些非理性思维形式在其运行过程不是按照严格的逻辑顺序和思维定式进行的，灵感顿时迸发，想象纵横驰骋，直觉敏锐地抓住了事物的本质，它们跨越了思维过程的中介，迅速地形成某种图表和形象，或形成某种结论。这种非逻辑跳跃性是非理性思维过程的显著特点。非理性因素的创造性是与其机遇触发性和非逻辑跳跃性密切相关的，正因为其机遇触发性和非逻辑跳跃性，才使非理性因素和非理性思维具有创造性。科学假说的提出，往往是靠这些非理性因素发挥其作用而完成的，而科学假说的检验和论证则是靠逻辑的推演和分析而完成的。然而灵感、直觉、想象和联想并不神秘，是科学家长期进行科学探索，积极思考过程中的突然迸发，它们得益于有准备的头脑和勤于思索的人们。

非理性因素在认识的辩证运动过程中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其主要表现在：(www.daowen.com)

首先，非理性因素在认识过程中具有激活和驱动作用。实践活动的需要是人的一切活动的最终动力，也是人的认识活动的内驱力。这种内驱力的信号必须具有一种放大的媒介，才能激发人去行动和认识，起这种放大作用的就是情感、意志等非理性因素。一旦有了情感、意志对内驱力的强化，主体的思维就会保持高度的紧张和觉醒状态，随时准备捕捉有用的信息，并从记忆中积极提取内部信息与外部信息进行对照和编码，从而形成关于客体的完整认识，实现认识目标。列宁说，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在认识活动中，坚韧的意志，饱满的热情，坚定的信念，往往能激起卓越的精神力量，而轻松的情绪，欢快的心境，又常使灵思泉涌，这些都无疑地有利于加速认识辩证运动的进程和认识目标的实现。

其次，非理性因素在认识过程中具有参照作用。在认识活动之前，主体往往要根据自身的愿望要求和需要选择认识客体，确定认识目标。而认识客体的选择和认识目标的确定，是主体根据自身的内参照系统进行的。情感、意志与非理性因素就是主体自身内部参照系统的重要构成部分。主体将与自己的情感和意志相一致的对象物作为认识的客体，而将与自己的情感和意志不相一致的事物置之度外。主体只有选择了与自己的情感、意志相一致的对象物，才能积极主动地认识客体和改造客体。当然，主体的内部参照系统也包括理性因素在内，理性因素作为参照系统，具有自觉性的特点，而非理性因素作为主体的内部参照系统，则具有自发性的特点和主观性的色彩。然而主体对客体的选择和对认识目标的确定，是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共同参与的，二者相互作用，使这种选择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个别性，既具有自觉性，又具有自发性。

再次，非理性因素在认识过程中具有调节作用。这种调节作用表现在它既能促使思维定势的形成，又能促使思维定势的解除。所谓思维定势，是指主体按照习以为常的固定思路反映对象，解决问题的方式。情感和意志等非理性因素通过不断放大主体内部需要的驱动力，就可以触发和维持思维定式，使思维过程沿着某种预定的轨迹进行。强烈的意志追求，热情的情绪体验，美好的心境以及坚定的信念，都是诱发思维定势的巨大力量。当某一思维定势遇到难以克服的障碍时，就会使主体的思维险入困境，这时，情感、意志等非理性因素对认识过程的调节就表现出一种相反的倾向，即解除已有的思维定势，建立新的思维定势。

最后，非理性因素有助于认识辩证运动过程对善和美的价值追求。意志是一种追求价值，使认识具有善的属性的主体能力。它通过产生需求意识，提出价值目标，从而对认识过程予以有效的控制，使认识结果具有一定的价值性即满足主体的某种需要。主体的审美活动是满足自身情感的需要，主体在审美过程中自然会产生对美好对象的追求，从而使自身的情感高度愉悦，达以物我合一、物我两忘的境界。认识过程不仅是对真理的执着追求，而且是对善和美的向往与憧憬。真理性的认识自然包含着善和美、情感和意志等非理性因素，驱动主体在追求真理的同时，达到真、善、美的和谐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