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类组织中，管理人员在信息、影响力和资源方面进行竞争，在选择目标与实现目标的手段方面都存在冲突的可能，这点是易于理解的，而应采用何种标准指导伦理道德行为都有不同的观点。

（一）功利主义道德观

这种观点认为，能给行为影响所及的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利益的行为才是善的。这是一种完全根据行为结果即获得的功利来评价人类行为善恶的道德观。

功利主义道德观有其合理的一面，因为人类的行为一般都是基于动机，动机就是期望行为带来某些有利的结果。如果该行为能为行为影响所及的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利益，当然就可以认为该行为是善的，必然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该观点存在的问题是：首先，在实现最大利益的同时可能采取了不公平、不道德甚至损坏他人或社会利益的手段；其次，只规定了对大多数人有利而没有规定所得利益如何在相关人员中分配，所以很可能产生利益分配不公，形成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这也是不道德的。

将功利主义道德观移植到企业管理中，必须对它的意义有准确的把握。有以下两个要义要注意。首先，功利主义所谓的“最大利益”是“最大福利”，那些可能会导致财富指数和幸福指数矛盾甚至相悖的利益，不是“功利”的目标和内容。其次，功利主义的核心是“有用性”，不只是指对象对主体或者财富对个人或社会的有用性，还指个人对组织和社会的有用性。只有在这两个意义上，功利主义才可能成为现代企业管理的伦理道德资源。例如，20世纪70年代前期，国际汽车市场疲软，意大利最大的汽车制造企业菲亚特汽车公司连年亏损，总经理吉德拉提出：“凡是没有必要的，进行摒弃，通过大力改革，使公司焕发出新的活力。”

（二）权利至上道德观

这种观点认为，能尊重和保护个人基本权利的行为才是善的。所谓基本权利就是人权，只要是人，就应当平等地享有人的基本权利，如生存权、言论自由权、受教育权、医疗保障权、工作权等。政府法律和各级管理者应当尊重和保护人权。该观点的优点在于保护个人自由、隐私等权利，但也存在一定的不足，管理者把个人权利的保护看得比工作完成更重要，影响组织生产率和效率。

管理案例

惠普：“电话”断线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自己的隐私正被公司采用非法手段监控，你会怎么办？(www.daowen.com)

托马斯·帕金斯是普惠公司的董事，4个月前，当他获悉公司对包括自己在内的部分董事的私人电话和邮件进行跟踪时，愤然离职。在普惠公司董事长邓恩看来，过去两年中，普惠董事会中出现了“内鬼”，“内鬼”一而再，再而三的私自将属于公司机密的消息透露给媒体。这是她无法忍受的，于是下令调查，并纵容了所找来的两家调查公司窃取了多位普惠董事和9名记者的家庭电话记录。

“电话门”曝光，在外界强烈批评的压力下邓恩被普惠董事会干掉了。但在普惠公司看来，他们的董事长并非一贯如此，在邓恩下台后，CEO赫德为其辩护，“我们从未质疑过她的意图、人格和道德。我们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必须阻止这种泄密行为。调查团队希望尽最大努力找出泄密者，因此才制订了包含一些争议手段的调查计划”。赫德说自己能够理解调查团队的意图，只是当时欠缺经验和深思熟虑。不过，在商业伦理与道德日益重要的今天，这种过错仍无法原谅。

（三）公平公正道德观

这种观点认为，管理者不能因种族、肤色、性别、个性、个人爱好、国籍、户籍等因素对部分员工歧视，那些按照同工同酬的原则和公平公正的标准向员工支付薪酬的行为是善的。所谓公平公正，主要是指支付薪酬的依据应当只是员工的技能、经验、绩效或职责等因素，不以人的意志或其他原因而改变。这种道德观在理论上是完全正确的，但在实践中问题十分复杂。例如，现阶段中国城市各类组织中的农民工、临时工、非正式工与有编制的正式工之间，工资待遇有着极大的差别。该观点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弱势群体的利益，但它可能不利于培养员工的进取心、风险意识和创新精神。片面强调基于简单平等的公正公平，会导致事实上的不公正，并可能重新回到历史上的“大锅饭”。

（四）社会契约道德观

这种观点认为，只要按照企业所在地区政府和员工都能接受的社会契约所进行的管理行为就是善的，是按照人类固有的习惯加上处事原则形成的一套规范，这套规范以人的意志为主，其他如法律、法规为次要条件。例如，一个人上班路上看到有人病倒，因他把人送到了医院而没有及时签到。若按照公平公正道德观来说，他没有遵守公司规定，上班迟到，必须受到处罚。但是从社会契约道德观来说，乐于助人应受到奖励。

（五）推己及人道德观

这是中国儒家道德观的高度概况。儒家道德观的核心是“仁”，仁也者，人也。“仁”在儒家传统中，是全德之名。那么，什么样的行为才算“仁”呢？子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德众，信责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后来的思想家又把儒家的道德观归纳为“仁、义、礼、智、信”，即“五常”，作为人们行为的最高道德规范。中国儒家的道德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流传了几千年。在中国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中影响极其深远，对构成中国现代的管理道德也具有重大的影响。许多成功的管理者在决定管理行为时，都学会了换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