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乔治·埃尔顿·梅奥为首的一批美国研究人员,在美国西方电器公司霍桑工厂进行了著名的“霍桑试验”。试验时间为1924年至1932年,历时8年之久,主要研究有关工作条件、社会因素与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
第一阶段:工作场所照明试验(1924—1927)。
研究人员选择一批工人,并把他们分成两组:一组是试验组,变换工作场所的照明强弱度,使工人在不同照明强度下工作;另一组是对照组,工人在照明强度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工作。研究人员希望通过试验得出照明强度对生产率的影响,但试验结果却发现,照明度的变化对生产率几乎没有影响。这说明:工作场所的照明只是影响工人生产率的微不足道的因素;由于牵涉因素较多,难以控制,且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可能影响试验的结果,所以照明对产量的影响无法准确衡量。
第二阶段:继电器装配室试验(1927.8—1928.4)
从这一阶段起,梅奥参加了试验。研究人员选择了5名女装配工和1名女画线工在单独的一间工作室内工作,1名观察员被指派加入这个小组,记录室内发生的一切,以便对影响工作效果的因素进行控制。这些女工们在工作时间可以自由交谈,观察员对她们态度也很和蔼。在试验中分期改善工作条件,如改进材料供应方式、增加工间休息、供应午餐和茶点、缩短工作时间、实行集体计件工资制等,这些条件的变化使女工们的产量上升。但过了一年半,在取消工间休息和供应的午餐和茶点并恢复每周工作六天后,她们的产量仍维持在高水平上。看来其他因素对产量无多大影响,而监督和指导方式的改善能促使工人改变工作态度并增加产量,于是决定进一步研究工人的工作态度和可能影响工人工作态度的其他因素。这成为霍桑试验的一个转折点。
第三阶段:访谈试验(1928—1931)
研究者在工厂中开始了访谈计划。此计划的最初想法是要工人就管理当局的规划和政策、工头的态度和工作条件等问题作出回答,但这种规定好的访谈计划在进行过程中却大出意料之外,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工人想就工作提纲以外的事情进行交谈,工人认为重要的事情并不是公司或调查者认为意义重大的那些事。访谈者了解到这一点,及时把访谈计划改为事先不规定内容,每次访谈的平均时间从最初30分钟延长到1~1.5个小时,多听少说,详细记录工人的不满和意见。访谈计划持续了两年多,工人的产量大幅提高。结果表明,影响生产力的最重要因素是工作中发展起来的人际关系,而不是待遇和工作环境。每个工人的工作效率不仅取决于他们自身的情况,还与其所在小组中的同事有关。任何一个人的工作效率都要受同事们的影响。
第四阶段:群体实验(1931—1932)(www.daowen.com)
梅奥等人在这个试验中选择14名男工人在单独的房间里从事绕线、焊接和检验工作,对这个班组实行特殊的工人计件工资制度。
实验者原来设想,实行这套奖励办法会使工人更加努力工作,以便得到更多的报酬。但观察的结果发现,产量只保持在中等水平上,每个工人的日产量平均都差不多,而且工人并不如实地报告产量。通过深入地调查发现,这个班组为了维护他们群体的利益,自发地形成了一些规范。他们约定,谁也不能干得太多,突出自己;谁也不能干得太少,影响全组的产量,并且约法三章,不准向管理当局告密,如有人违反这些规定,轻则挖苦谩骂,重则拳打脚踢。再进一步调查发现,工人们之所以维持中等水平的产量,是担心产量提高,管理当局会改变现行奖励制度,或裁减人员,使部分工人失业,或者会使干得慢的伙伴受到惩罚。
这一试验表明,为了维护班组内部的团结,可以放弃物质利益的引诱。由此提出“非正式群体”的概念,认为在正式的组织中存在着自发形成的非正式群体,这种群体有自己的特殊的行为规范,对人的行为起着调节和控制作用。同时,加强了内部的协作关系。
梅奥对其领导的霍桑试验进行了总结,1933年出版了《工业文明的人类问题》一书。在书中,梅奥阐述了与古典管理理论不同的观点——人际关系学说。该学说主要有以下主要内容:
(1)工人是社会人,而不是经济人。科学管理学派认为金钱是刺激人们工作积极性的唯一动力,把人看作经济人。梅奥认为,工人是社会人,除了物质需求外,还有社会、心理等方面的需求,因此,不能忽视社会和心理因素对工人工作积极性的影响。
(2)企业中存在着非正式组织。企业成员在共同工作的过程中,相互间必然产生共同的感情、态度和倾向,形成共同的行为准则和惯例。这就构成一个体系,称为“非正式组织”。“非正式组织”以它独特的感情、规范和倾向,左右着其成员的行为。古典管理理论仅注重正式组织的作用是有欠缺的。“非正式组织”不仅存在,而且与正式组织相互依存,对生产率有重大影响。
(3)生产效率主要取决于职工的工作态度以及他和周围人的关系。梅奥的人际关系学说为管理思想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领域,标志着人们从早期科学管理思想单纯重视对组织形式及方法的研究,开始转向对人的因素在组织中的作用的研究。其主要贡献在于:注重人的因素,关注人的社会、心理需求,改变人与机器没有差别的观点。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过分强调“非正式组织”的作用;过分否定经济报酬、物质条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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