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管理作为一门学科进行系统的研究，只是最近一二百年的事。但是，管理实践和思想却和人类的历史一样悠久，至少可以追溯到几千年以前。生活在幼发拉底河流域的人早在公元前5000年就开始了最原始的管理记录活动。这也是有据可考的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管理活动。

在公元前17世纪的中国商代，统治者已经统辖、指挥几十万军队作战，管理上百万分工不同的奴隶进行生产劳动。朝廷中的管理机构已相当复杂，设有百官辅佐国王进行统治，百官大体分为政务官、宗教官、事务官三类。到了公元前11世纪的周朝，中央设有“三公”“六卿”“五官”。“三公”即太师、太傅、太保，是国家的总管。“六卿”即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分管朝廷中的政务、宗族谱系、起草文书、编写史书、策命大夫、祭祀、卜筮等。“五官”即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分别掌管土地、军赋、工程、群臣爵禄、刑罚等。周朝还制定了许多管理国家的典章制度，提出“明德慎罚”的管理思想。为了适应诸侯王国之间政治、军事活动的需要，设立了驿站制度，在中央到全国主要都城的大道上每隔30里设一驿站，备良马固车，专门负责传递官府文书、接待往来官吏和运送货物等，形成全国性的信息网络和运输系统。信息传递的速度可以达到平均每天500里，这可称为世界上最早的管理信息系统。在土地资源的管理方面实行了著名的“井田制”，据《孟子·滕文公上》记载：“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世界上所有的文明古国（如巴比伦、罗马、古希腊等）都早在几千年前就对自己的国家进行了有效的管理，并且建立了庞大严密的组织，完成了许多今天来看仍是十分巨大的建筑工程。现存的世界著名建筑和文物遗存有中国长城与兵马俑、埃及吉萨金字塔群、巴西里约热内卢基督雕像、印度泰姬陵、土耳其圣索菲亚大教堂、罗马斗兽场、意大利比萨斜塔、秘鲁印加遗址马丘比丘、英国巴斯城罗马古浴场等，它们都可证明：在2000年前人类已能组织、指挥、协调数万乃至数十万人的劳动，历时许多年去完成经过周密计划的宏大工程，其管理才能^[1]不能不令人折服。纵观过去管理实践悠久的历史，其主要是由人类活动的特点决定的。

1.目的性

人类是地球上唯一有智慧能思维的动物，他们的一切活动都是经过大脑思考，为了达到预期的目的而进行的。在自然界，蜜蜂和白蚁虽然也能营造非常精巧复杂的巢穴，但都只是一种自发的、本能的活动，绝不会有意识地进行规划、设计和组织施工。人类却不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需求、自己的理想，他们不仅为自己的预期目的和理想去奋斗，并且还往往需要与其他人进行共同的努力。甚至可以说，人类正是在为实现预期的活动中，在不断地劳动、思考、谋划、设计和组织管理的过程中，逐渐进步的。目的性是管理活动的第一个主要特征。

2.依存性(www.daowen.com)

人类的目的性来源于人对外部环境和人类自身的相互依存关系。为了生存和发展，人类必须通过适应和改造外部环境去取得必需的资源，必须通过个人或集体的劳动为自己或他人提供需要的产品和劳务。人从来就不是孤立的个体，从远古开始，人类在与自然的斗争中形成了部落。后来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渐形成为许多集团、民族和国家，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经济组织。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之间进行着越来越细的社会分工。同时，人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也越来越紧密。尽管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中，各个集团、阶级、民族、国家之间经常充满着矛盾、冲突和斗争，但始终没有改变人类必须相互依存的特点，并且使经济、政治、军事、宗教等各种社会组织日益严密和完善。

3.知识性

人类活动的另一个基本特点是能从自己过去的实践中学习，从前人的经验中学习，并能把学到的知识加以记忆、积累、分析和推理，从而形成人类独有的知识体系，知识性是人类与动物活动最本质的差别，随着时代的发展，知识性的特点越来越明显。科学技术越发达，个人所掌握的知识越专门化，这就进一步强化了人们之间相互依存的必要性。尽管每个人掌握的知识千差万别，但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知识来认识世界和决定自己的行为。因而，就有可能使人们逐步认识自然和社会的各种客观规律，包括处理人和自然及人和人间各种关系的规律。随着人类知识的逐步积累，对客观规律的认识逐步深化，人类社会的各种管理组织、制度和方法也日趋完善，人们终于有能力为达到各种目的而发展、建立起各种强大的社会组织。

人类活动的三个特征为人类的管理实践提供了客观条件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