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J Regional Sci.，2019，59：214—227

作者：张萃，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国际贸易系

作者确定了由内部移民引起的文化多样性对中国城市创新的影响程度。她用原籍省份的“多元性”指数来衡量文化多样性。她利用2000年和2005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发现文化多样性程度越高的城市创新活动越多。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文化多样性不仅是高技术人才的文化多样性，而且是低技术人才的文化多样性，对创新有积极影响。

过去十年来，文化多样性与创新之间的关系在经济文献中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通过将互补的技能、不同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替代方法结合起来，文化多样性可以促进创造力和创新。然而，这一主题在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多样性、国际移民和创新方面。关于内部移民造成的文化多样性是否以及如何促进中国、印度、印尼等大型发展中国家的创新，实证证据很少。此外，这些国家地理规模的变化，以及国际移民相对于本国移民的比例较小，使得评估内部移民的作用非常重要。文章通过评估内部移民引起的文化多样性对中国城市创新的影响程度，有助于填补这一空白。

中国人口众多，有13亿多人。尽管超过95%的中国人来自同一个民族（汉族），但中国不同地区的人们在成长过程中使用的语言是互不相识的——与欧洲语言一样不同，甚至更多。在中国不同地区，人们的长相、饮食和行为也各不相同。语言、风俗、音乐、美食等方面的地区差异，造就了文化的巨大多样性。

历史上，中国通过实行户籍制度来限制移民。自1978年中国的经济改革以来，许多限制已经放宽，导致空间移民增加。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移民速度一直在加快。1989年，只有890万移民；2000年，这个数字增长到1.21亿，2015年增长到2.47亿。在大规模的内部劳动力转移的同时，中国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技术发展和创新。根据汤森路透最近更新的报告，中国的整体发明专利申请量从2003年的6万件左右增加到2013年的60多万件，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多产的专利申请国。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中国的创新不再只是外国的舶来品。同期，国内申请与国外申请的比例也从50%以下转变为近80%。

发达国家对国际移民和创新的实证研究，通常以人们的出生国来界定其文化身份。然而，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对国际移民“合格身份”的授予受到严格的政策控制。中国的“绿卡”，或者说外国公民的永久居留证的配额非常有限。因此，与现有文献不同的是，作者对文化多样性的衡量标准是将人们的户口所在省份作为界定其文化身份的标准，而不是使用出生国。

作者首先通过研究中国文化内部的丰富多样性，特别是省内的个性特征来进行分析。然后，她利用2000年至2005年的中国城市面板，基于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SIPO）、人口普查和其他来源的数据，估计文化多样性对创新的影响。在这个估计框架中，一个主要的计量经济学挑战是如何克服与城市文化多样性和创新相关的遗漏变量。她通过在实证模型中加入固定效应，并采用工具变量（Ⅳ）的方法估计模型的参数，来解决这一基本识别问题。此外，技术移民可能会选择进入文化多样性和创新的城市，在多样性和创新之间的关系估计中产生向上的偏差。相比之下，低技能移民受户口制度的限制更大，因为获得城市本地户口的门槛是基于技能而设置的。因此，对于高技术移民来说，应该有更多的跨地区分类。在此背景下，她将样本分为高技能个体和低技能个体。

她发现，文化多样性对城市创新具有积极的影响，这也印证了Jacobs提出的观点，即地方活动的整体多样性有利于地方创新和生产力。在一系列的稳健性检查中，如加入额外的控制变量、使用替代的因变量、使用不同的标准来定义文化特征，以及将某些城市从样本中排除，这些发现都是正确的。她的分析还表明，文化多样性不仅是高技能者的文化多样性，而且是低技能者的文化多样性，对创新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城市的文化多样性对所有类型的创新都很重要。她的研究从三个方面对文化多样性与创新的文献做出了贡献。首先，这一主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她的研究是第一个评估文化多样性对发展中国家中国城市创新影响的研究。其移民制度与发达国家截然相反。与美国和欧洲国家移民在人口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不同，中国对国际移民“合格身份”的授予受到严格的政策控制。中国的“绿卡”，即外国公民的永久居留证的配额非常有限。因此，国际移民在中国所占的比例非常小，对当地经济的影响很小。虽然中国缺乏因移民而产生的文化多样性，但却拥有多样化的区域文化。因此，这种由国内移民引起的区域文化多样性提供了新的证据，说明即使在一个民族同质的社会中，文化多样性在通过影响城市创新方面是多么强大。

其次，关于文化多样性和创新的文献通常关注移民在当地经济中的份额。然而，这只是“文化多样性”的部分衡量标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她使用了“分化指数”（按每个城市居民的户口登记省份划分）。此外，她还区分了高技能和低技能的多样性。

第三，她的研究也为不断增长的关于中国内部移民的文献做出了贡献。这些文献通常将移民视为同质的，并关注内部移民对工资和不平等的影响。然而，未能理解这个庞大群体中存在的多样性是他们理解中国经济的一个重大缺陷。通过提供文化多样性与中国创新之间联系的证据，她的研究将人们的注意力重新引向多样性视角，作为研究这一非常重要的现象的一个潜在的富有成效的视角。

在第二节中，作者描述了中国文化的丰富多样性及其与创新的可能关系。在第三节中，作者介绍了数据集和实证模型。第四节给出了主要的实证结果。在第五节中，她使用不同的标准来定义文化认同。第六节是文章的结论。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大国。在地理上，中国有34个省级行政单位，包括23个省、4个中央直辖市（北京、天津、上海、重庆）、5个自治区（广西、内蒙古、西藏、宁夏、新疆）和2个特别行政区（香港、澳门）。每一个自治区在语言、传统、信仰等方面都有其独特的文化，这就造成了中国文化的巨大多样性。

例如，虽然中国几乎人人都能说标准汉语、普通话，但地方方言在各自的地区仍然非常流行和盛行。方言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并没有因为普通话作为国语的出现而明显减弱。中国有七大方言群。普通话、粤语、吴语（上海话）、闽语、湘语、赣语、客家话和许多次方言。除了语言学家使用的上述分类外，人们习惯于非正式地讲各省内的方言，如四川方言和海南方言。正如Norman所指出的，中国的方言群在很多方面类似于欧洲的罗曼斯语系。举个极端的例子，北京方言和潮州方言之间的差异可能就像意大利语和法语之间的差异一样大；海南闽语与西安方言的差异就像西班牙语与罗马尼亚语的差异一样。鉴于如此明显的地域属性，方言在形成一个人的文化认同中起着重要作用。饮食是中国文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其中也有很多地区差异。

因为中国人的说话和饮食方式不一样，所以很容易查出他们的籍贯。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地域养出不同的人。”多元化的地域文化在中国人身上留下了独特的印记。Moser、齐志强根据在中国重要历史著作以及调查中发现的描述，说明了各省的性格特征。例如，上海人被认为是务实、狡猾和聪明的。广东省人性格外向、顽强、灵活、冒险。四川人勤劳，热衷于交朋友。北京人礼貌、健谈、平易近人。他们敢于挑战不公，想从根本上解决生活中的每一个问题。福建人很精明。山西人内向，保守，不愿变通。浙江人宗族性强，敏锐，有创业精神。山东人耿直、朴实、耐劳。

历史上，中国通过实行户籍制度（户口）来限制移民。自1978年中国的经济改革以来，许多限制已被放宽，导致空间移民增加。当来自不同地区文化的移民进入城市时，可以想象他们与当地人有不同的偏好、价值观、习惯以及不同的技能和能力。除了移民对创新的直接贡献外，移民还可以通过提供互补技能，成为影响创造力和创新的宝贵因素。例如，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可能具有不同的认知能力，从而形成了不同的视角，使他们能够以不同的方式解释和解决问题。Hong和Page从理论上表明，个人可能会从群体层面的“认知多样性”中获益，因为这可以带来更丰富的思想和观点的组合，进而帮助群体成员解决问题，创造新的想法。同时，当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互动时，他们会相互学习。这一过程使经济行为者能够在一种情况下看到创新，但随后又使其适应另一个产品领域或市场。(www.daowen.com)

此外，考虑到中国的户口限制，一个城市接纳一个地方的移民，可能意味着一个宽容开放的环境或氛围，吸引其他地方的移民，从而形成人口的文化多样性。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深圳，一个建立在中国农民工基础上的城市。它也是中国版的硅谷和创新中心。正如Florida（2002）所指出的那样，文化多样性和宽容的城市更有可能聚集着具有创造力的人，从而吸引和产生以技术为基础的创新产业。

张萃的研究是基于2000年至2005年的265个地级市，这些城市遍布全境，占中国所有地级市的93%。城市创新是通过每个城市的专利申请来衡量的。使用专利数据作为创新的替代指标已经得到了许多人的验证。

专利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专利局授予三种类型的专利：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数据库包括2000年和2005年申请的所有专利。她使用这些数据来获得基于申请人地址的城市层面的专利申请总量。

她使用2000年和2005年人口普查的微观数据样本，这些样本可以进行最详细的分析，以构建其他省份在城市层面的总变量，如教育程度、种族多样性和外来移民。她选取了每年所有处于工作年龄的人（16—65岁）。

她还利用2001年和2006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的数据，得到一些综合变量，如外商直接投资（FDI）占比、高校数量、人口密度、地方教育科技公共支出总额、产业结构等。

如前所述，每个省份都有独特的文化，给中国人留下了独特的印记。因此，我们对文化多样性的衡量标准将人们的户口登记省份视为界定其文化身份的标准，这也是界定中国移民的主要标准。具体来说，户口制度要求所有的中国公民在出生时都要向户口机关登记。户口登记地从一个人的父母那里继承下来，控制着一个人享受社会福利服务（如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的权利。户口登记地的变更远非个人选择的问题，事实上，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认生”制度。因此，人们在儿童和青少年时期通常会在户口登记地居住，接受基础教育。当他们离开户口登记地，迁往其他地方时，他们不会与自己的根和形成他们的文化模式断绝联系。

张萃衡量文化多样性的方法是所谓的“分化指数”，这是城市经济学文献中经常使用的方法。

2000年和2005年人口普查微观数据报告了每个人的户口登记省份。张萃将每个户口登记省份的移民作为单独的群体进行统计。除香港、澳门、台湾外，每个普查年度共有31个省（市）。

表1　2000—2005年人口普查数据中城市移民比例

尽管在发达国家有相当多的经验证据表明文化多样性与创新之间的关系，但在发展中大国却很少有系统的证据。论文估计了文化多样性对中国城市创新的影响。作者创建了一个新的文化多样性衡量标准，通过原籍省份的“多元性”指数计算。

通过使用2000年至2005年期间的中国城市数据，作者发现文化多样性对城市创新有积极影响，用专利或专利强度来衡量。这一发现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都是成立的，例如加入额外的控制变量，使用不同的标准来定义文化认同，以及将某些城市从样本中排除。此外，我们的分析表明，不仅是高技能个体的文化多样性，而且低技能个体的文化多样性也与城市创新正相关。而城市的文化多样性对各种类型的创新都很重要。

她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证据，支持美国和欧洲国家已经发现的文化多样性对城市创新的积极影响。因此，这种正向影响不仅对发达国家移民导致的文化多样性有效，而且对发展中国家中国内部移民诱发的文化多样性也有效。而且，文化多样性的系数在统计学上大于1。这表明，由于有共同的民族认同感，信任度更高，国际冲突更少（如语言问题导致的沟通障碍，或直接的种族主义），中国城市的区域文化多样性具有很强的创新促进效应。

她的研究也为中国的创新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研究结果阐明并补充了目前关于取消户口限制移民和消除对移民歧视的争论。她的分析强调了移民给每个城市带来的多样性的创新价值。一个更加多元文化的城市环境可以使中国城市更具创新性。在这方面，她的研究表明，对区域间劳动力流动的限制可能会阻碍城市的创新活动。

此外，她的研究还表明，不仅高技能的文化多样性，而且低技能的文化多样性在实现创新效益方面也发挥着特殊作用。在这一背景下，从政策的角度来看，减少对来自不同地区的低技能移民的歧视可能也是值得的。毕竟，自Jacobs以来就有人认为，当地活动的总体多样性有利于当地的创新和生产力。

（狄霞晨　编译）